赵彦 | “北支派遣（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编成新考
2022-10-15 14:40:5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北支派遣(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又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以下简称“(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秘密建立的细菌研究与作战部队。中日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持续研究，使我们对该部队的历史与罪行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但关于该部队的编成日期、编成地点、组建过程与编制体系等细节问题仍众说纷纭、结论模糊。本文通过对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相关档案的爬梳，结合其他已有和新掌握的史料，基本廓清了自1937年7月至1940年3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第一野战防疫部”“临时防疫部”“临时野战防疫部”“临时防疫给水部”“北支那防疫部”与“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之间的编成沿革、编成时间与部队长问题，确认了“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即(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是在“关东军防疫部”直接参与下组建而成，历时近三年。
关键词
华北方面军；(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细菌战
一、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是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秘密建立的细菌研究与作战部队。其本部设于北京[1]城内天坛西南角的神乐署(原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所在地)，但该部队的编成时间、组建过程与编制序列中的一些历史细节尚不清晰，结论模糊，至今缺乏日方战时档案文献的直接佐证，研究进展缓慢。
(一)(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编成日期
关于该部队的编成日期，总体有以下三说：
1.以日本学者西野留美子为代表的“1938年2月说”。她认为此时“甲一八五五部队在北京市天坛设置本部。部队直辖于‘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陆军军医大佐西村英二任部队长”。[2]
2.以中国学者郭成周、廖应昌、陈致远等为代表的“1939年说”。认为该部是在“1939年和华中(南京)、华南(广州)同期建立的三大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之一”。[3]
3.以中国学者徐勇、谢忠厚为代表的“至迟1937年底至1938年1月说”。徐勇结合中方伪北京市卫生局档案资料及相关证言、证物，认为“1938年初‘菊池部队’已经展开活动，其总部位于天坛，具体开设日期当在1938年1月之前”。[4]谢忠厚早年认为其组建时间为1938年，待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后命名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5]2017年谢忠厚将其观点加以修正，认为该部组建于1937年8月31日华北方面军编成之日，完成于1938年1月18日也就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由天津迁入北平之前，可以简明地表述为：“(甲)一八五五部队的建立(或编成日期)，当至迟在1937年年底。”[6]
(二)(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编成过程
徐勇曾根据日本《帝国陆军编制总览》中同时载有“北支那防疫部”和“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两个名称的情况，提出前者是否是后者初期名称的疑问。陈致远指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应该与南京(荣)第一六四四部队和广州(波)第八六〇四部队一样，“有一个先为野战防疫给水部队”的过程，质疑“菊池部队”等同于(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认识，认为所谓“菊池部队”尚属于“防疫给水部队”开设之前的“野战防疫”部队，并据此提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是在相持阶段的1939年“与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同时正式受命建立的可能性比较大”。[7]
谢忠厚最新研究认为自七七事变起，“关东军防疫部之一部”“野战防疫部”“兵站病马厂”及“特种部队”，先后受日本军部派遣跟随日军侵入华北，并由此推断这些“防疫部”“野战防疫部”等部队的组建应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正式编成之前的过渡阶段。同时根据2014年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影像部从日本征集的天坛日军历史影像[8]加以研判后认为“1938年活动于北平城内的‘菊池部队’，应为日本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队’或‘北支那防疫给水部’，而不当仅有野战防疫的性质……而后来的(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很可能是由‘北支那防疫部’改组而来，正如东北七三一部队曾先后称为‘关东军防疫班’、‘关东军防疫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样”，“(甲)1855部队的前身可能正是天坛野战防疫部”。对于以上推测，谢忠厚亦不能完全确认，称“尚需进一步考证、查实”。[9]以上研究表明(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编成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菊池部队”历史的进一步确认。
(三)(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历任部队长
学界对(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部队长，大体上形成了以黑江、菊池、西村顺序的三任说。黑江的全名不详，除了20世纪50年代相关回忆口述材料外，目前尚无更有力的情报加以确认。[10]菊池经徐勇论证为该部队1938年后的重要负责人，但因有关“菊池部队”研究资料的不足，其真实姓名以及在北京的具体活动情形依然未能确认。对于西村则可判为西村英二无误，但关于其就任部队长的准确时间因部队番号和编成日期的模糊亦需重新加以确认。
近年来，国内有关(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进展缓慢[11]，特别是针对上述三方面问题仍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进而影响了对该部队的全面厘清。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自面向公众开放数据检索以来，已成为获取日军战时第一手档案材料的重要数据来源。充分利用相关资料，推动对该细菌战部队的研究和揭露显得极为迫切。
二、部队代号、文字符与通称番号
“(甲)一八五五”是“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根据《昭和16(1941)年度陆军动员计划令细则》[12]公布的新代号法配布的部队代号，新法旨在解决此前因各部队长变更频繁而造成的姓氏代号混乱状况，通过设置兵团文字符与通称番号组合的新代号，在对外隐匿部队真实番号的同时便于对内协同与管理。“甲”字是“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所属的华北方面军的兵团文字符，“一八五五”则是配布给该部队的通称番号。见诸档案和战时公开出版物的标准写法一般采用“北支派遣(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或“北支派遣(甲)第1855部队”。经过对战后日本第一复员局制作的《部队通称番号一览表》[13]和防卫研究所图书室藏同名档案[14]比对后可以确认“一八五五”这一代号是包含“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本部及其在华北先后布设的各分支机构的统称。驻设北京天坛的是该部队的本部(通称番号“一八六〇”)，其他各支部亦有相应的唯一通称番号加以区别，只是兵团文字符使用驻地军文字符，如太原支部通常表记为“北支派遣(乙)第一八五六部队”，“乙”即山西派遣军(第一军)的兵团文字符，详见表1。
而在此之前的部队代号因以部队长官姓氏称呼，所以有“黑江部队”“菊池部队”与“西村部队”之分别，并由此带来研究上的混淆和考证上的困难。今天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使用该部队1941年以后的通称番号“一八五五”加以较为模糊地指代。而欲确认“黑江部队”“菊池部队”“西村部队”与(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编成关系，则唯有找到它们之间的实质关联证据方可作出判断。
三、编成过程与日期
笔者基于新掌握的日方史料综合考证后认为，1937年8月至1940年3月近三年的时间里，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下，会同华北方面军兵站监部、军医部及多个军事防疫给水作战单位，通过关东军防疫部人员、同仁会“北支防疫班”高级卫生学、细菌学科研人员的先后支援下正式完成了(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编成组建。此间先后涉及编制调整和转隶的主要军事单位包括华北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第一野战防疫部(甲)、第三野战防疫部(乙)、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部、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华北方面军临时防疫部、“北支那防疫部”、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四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和第十六防疫给水部等。
从细菌作战部队的业务属性及建设目标来看，其组建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详见表2。
(一)以关东军防疫部一部主导的调查选址阶段(1937.8.10—1937.8.19)
据《天坛公园志》记载1937年8月天坛“神乐署、牺牲所被日军占领”[16]，但具体部队番号和日期不详。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本部设于天坛神乐署、牺牲所范围。这一区域及天坛外坛自1912年始逐渐被多家单位借拨占用。天坛坛庙管理所曾于1932年拟定各机关租用坛庙办法，该办法指出是时“租占天坛的单位有天坛林(业试验)场[17]、中央防疫处[18]、无线电台[19]、北平公安局和传染病院[20]”。天坛林场是最早借拨外坛土地并占用神乐署、牺牲所建筑的单位;中央防疫处位于神乐署后院，曾与先其建立的传染病院共用，传染病院一度迁出后，整个后院皆为中央防疫处使用。1935年后该处南迁，原址改称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而根据1936年《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21]注记显示，天坛神乐署内除布置有中央防疫处、无线电电报局外，其后院西南仍标注为北平市立传染病院分院，牺牲所则注记为农林试验场，也就是已转属实业部改称北平模范林场的原天坛林场。因此究竟是哪支日军部队于何时占领并接管天坛外坛西南的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22]与传染病分院，对于我们研究(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源起至关重要。1937年8月11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部第三课作成的《旬报(8月上旬)》记载，1937年8月10日，也就是日军进驻北平两天后，根据“支作命丙第一〇〇号”，命令华北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第三防疫给水班班长进入“北平天坛细菌研究所”执行调查任务。[23]这一重要档案线索成为我们研究(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研的关键。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四天(7月11日)，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五十六号”命令，要求关东军向华北派遣参战部队，其中就包含关东军防疫部一部。[24]《旬报(7月中旬)》中记载7月15日—23日“关东军石井部队”首批分队携带部分防疫、给水器材先后抵达天津[25]，受命编成华北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以下简称“驻屯军临防水”)[26]。这里的“关东军石井部队”即为“临参命第五十六号”中提到的“关东军防疫部一部”。驻屯军临防水本部驻设天津，任命太田澄军医少佐为部长。初设第一至第三防疫给水班，另配属一个野战凿井班(户泽部队)配合打井给水作业。最初编制定员军官5名，卫生下士官9名，士兵(以雇员或临时雇员为主)28名，共计42人。其中本部设部长1名，药剂大尉1名，3个分班各设军医大尉班长1名。另有防疫给水要员江口丰洁军医大尉随第二防疫给水班遂行任务[27]。8月3日，白川初太郎军医少佐由塘沽抵达天津，同行10人续编为第四、五防疫给水班。[28]至此，以关东军防疫部骨干太田澄、江口丰洁组成的驻屯军临防水人员总数已达53人。[29]永幡节诞工兵大尉由关东军参谋部附转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部第三课给水挂，于7月15日抵津，专司兵站关系部队卫生、给水业务的管理与指导。白川初太郎并不在驻屯军临防水编制中，其在华北方面军编成之前的职务尚不清楚。驻屯军临防水的初期编制参见表3。
从7—8月《旬报》兵站关系事项(附给水)中对华北方面军编成之前该部队的动向记录来看，其主要任务有三项：
1.战场防疫给水。由于战场防疫、给水的器材、技术与方法缺乏实战考验，故该部应为各野战部队提供必要的野战防疫给水、新型防疫滤水器材的使用与维修、设备器材的改良、地方防疫给水兵要地志调查、防疫给水作战经验总结等提供支援与指导。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各防疫给水班为黄村川岸兵团、丰台河边兵团、高丽营铃木兵团、酒井兵团、本多兵团等部队多次提供战场防疫给水作业与指导;由华北驻屯军参谋部第三课给水挂永幡节诞工兵大尉牵头完成了丰台河边兵团附近的给水与周边水井调查任务。[30]
2.天津日租界内防疫给水。驻屯军临防水部部长军医少佐太田澄负责天津自来水水源地及供水设备情况、天津租界自来水系统、天津日租界水井等调查任务，为保障战时日租界的人畜给水，在租界第三区组织野战作井队勘探打井。同时还进行了有关防止中国军队破坏自来水管网行为的对策研究。[31]
3.重点开展了对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的专项实地调查。[32]
8月10日，根据“支作命丙第一〇〇号”命令第二项的要求，部长太田向第三防疫给水班班长进入“北平天坛细菌研究所”进行调查的内容作出如下指示：(1)该研究所概况(包括位置、规模、设备情况等);(2)处理细菌的种类与量;(3)器具及器械的状况;(4)研究所设置的目的;(5)有没有为中国军队提供细菌战研究方向的意图;(6)研究所的运行管理体系;(7)将来对我军有无利用可能?如可，则需补修改善的投入程度如何。
此外，命令强调：“调查应着眼于该所有无从事细菌作战方向研究的企图以及设施是否能为我所用，通过其实验室的设施、使用细菌的种类、研究的方法等洞悉中国军进行细菌战的相关计划。”要求对上述7项逐条详细调查。[33]日军口中的“北平天坛细菌研究所“其实就是位于天坛的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尽管我们目前无法获悉该防疫给水班对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作出的最终报告内容，但从后来(甲)第一八五五部队选址的结果来看，调查结果应该已经回答了日军提出的“是否能为我所用”的疑问。
以上档案记录使我们足以确认在日军进入北平两天后的8月10日即有来自关东军防疫部的技术分队以华北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的名义进入位于天坛神乐署旧址的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这标志着关东军防疫部第一次派员完成了对华北地区细菌战基地拟设地点的实地勘察与选址工作，由此拉开了日军在华北地区建设细菌研究与支援作战基地的序幕。
(二)以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编成到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全员归建的雏形组建阶段(1937.8.20—1937.12.20)
1937年8月20日，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军直辖)受命编成，命令要求该部在“○○○○○○○位置”展开工作。档案中的○处字迹十分模糊，经放大仔细辨认后确认为“支那中央防疫处”，这一位置显然是指前述“第三防疫给水班”所调查的位于天坛的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新成立的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由分别来自第一野战防疫部(甲)、第三野战防疫部(乙)和“军病院”[34]三支部队的15名骨干人员组成。[35]野战防疫部最早设立于1918年日本干涉苏俄出兵西伯利亚作战时。根据《战时卫生勤务研究录》[36]记载野战防疫部分设甲、乙两种，在编制规模上有所差异。主官配置上包含军医官、药剂官和兽医官3人，又以军医官为主导，从事野战环境下“病原菌检索、理化学分析化验和兽疫”三方面业务，同时需配合作战地所属军医部执行相关突发防疫任务或调查。根据《支那事变动员调查表》[37]中的记载，从1937年7月15日至9月13日为配合日军野战部队防疫需要，日军先后动员并增派第三、第一、第四、第二野战防疫部配属华北日军参战，编入兵站部队序列。
通过对第一野战防疫部(甲)和第三野战防疫部(乙)的同期编成档案综合分析后可以对1937年抗战爆发时这两支野战防疫部的编成情况加以推测。[38]甲种部队中有3个防疫班和3个药剂班，1个兽医班，每班设大尉1人、下士官1人、卫生兵4人。而乙种部队只配置防疫、药剂、兽医各1班，每班编制与甲种班相同，详见表4。
因此新组建的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的编成结构系由第一野战防疫部(甲)派出1名军医佐官和1个防疫班，第三野战防疫部(乙)派出1名药剂佐官和1个药剂班，外加军病院1名军医佐官共同组成，部长由第一野战防疫部(甲)部长兼任(详见表5)。第一野战防疫部(甲)1937年7月27日受命动员[39]，8月3日第一野战防疫部(甲)部长因兽医需要提出配布《满洲事变军马卫生史(第三卷)》的申请，署名者即为“菊池齐”。[40]这确切的表明菊池齐系时任第一野战防疫部(甲)部长，并在8月20日后兼任新组建的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部长。
1937年8月31日华北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时，关东军防疫部一部、第一野战防疫部(甲)半部纳入华北方面军直辖管理。[41]华北方面军第一兵站监部绘制的《华北方面军集结中兵站设施要图(9月5日)》(以下简称“《兵站要图(9月5日)》”)中反映了9月上旬平津地区兵站监部所属后勤部队的运动集结态势[42]，结合8月29日—9月21日《兵站监部行动概要》中的《军队区分表》[43]的记载可以作为对《兵站要图(9月5日)》的注脚加以分析。兵站部队是负责兵站正常运转的部队，主要在兵站线上从事补给、卫生、防疫、运输、警备、维修、通信和工程建设等业务，还可根据需要配属野战师团给予后勤支援，其在行政上受兵站监的领导，在业务上受兵站监部各业务部门和兵站司令部的指导。战争爆发初期日军的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和卫生机关均为直属兵站关系部队。通过对《兵站要图(9月5日)》相关图、表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临时防疫部成立后日军防疫军事力量的分布情况。
该图显示此时日军在天津和丰台分别设立了主地兵站，北平派驻兵站关系部队注记有“野战防疫部(第三主力)”“野战预备病院本部及第十一班半部”“野战防疫部(军直辖)”和“北平中央防疫所”，天津驻有“野战防疫部(第一半部)”，丰台驻有“野战防疫部(第三)”。结合前述《军队区分表》加以对比可以认为迟至9月5日左右，第一野战防疫部(甲)已经由8月29日的天津位置，分兵运动至北平、天津和丰台三地，《军队区分表》中注记为“二分一欠”，所“欠”一部即应为8月20日纳入军直辖临时防疫部的一部，也就是图中注记的位于北平的“野战防疫部(军直辖)”;而第三野战防疫部(乙)亦由29日的丰台位置，向北平派出分队，对应图中“野战防疫部(第三主力)”，亦应为纳入临时防疫部的一个班分队;“野战预备病院本部及第十一班半部”进入北平后则占据了位于东城的陆军医院和陆军军医学校所在地，临时开设第二兵站病院。而同时出现的“北平中央防疫所”在图中注记并未使用标准军队符号，这一名称也明显不是日军编制序列的名称。鉴于该图图名及标注规范可以排除“北平中央防疫所”注记是地名的可能，故应是以中央防疫处北平生物制品所的缩语代指进驻此地的某兵站关系部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北平中央防疫所”注记所指代的部队极有可能就是前述进入天坛开展调查的临防水第三防疫给水班。
1937年9月8日关东军防疫部部长石井四郎抵达天津，目的是听取第一军及第五师团的战场防疫给水实施情况的汇报，这自然是其此行的目的之一，但显然不是唯一目的。白川少佐也在同日由丰台返回天津。[44]以上档案记载证实了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井本熊男对“防疫给水本部部长”9月视察津浦铁路沿线并参与战事的描述。[45]在“关东军防疫部一部”的帮助和指导下，华北方面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编制体制，9月14日华北方面军将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临时野战防疫部和临时军马防疫厂统称为华北方面军第二直辖部队，由参谋长冈部直三郎直接管理。[46]命令中出现的临时野战防疫部称呼说明在华北方面军编成后对原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白川初太郎此时的职务为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挂，尽管《旬报》中对此职务的隶属关系未作具体说明，但结合这一阶段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业务编制体制的逐步完善情况，白川初太郎极有可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参见表6)。
1937年9月9日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临参命第九十八号”命令“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准备归建。[47]于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9月11日、10月8日两次致电华北方面军催问该部队的归建时间与细节安排，而华北方面军则以各部队尚在一线，且各要员担负的教育培训任务尚未完成为由予以搪塞。[48]1937年10月11日，太田澄由天津出发就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归建问题前往新京、哈尔滨。并于10月19日从新京返津，随即制定了“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分三批先后归建的行动计划，计划归建总人数42人。[49]但由前述研究已知，1937年7月华北驻屯军临防水系由先后两批关东军防疫部人员组成，除去后任方面军防疫给水挂的白川初太郎总计53人。而从原定归建计划只有42人来看，归建缺如人员为转属第十六师团的9人以及要员江口丰洁。1937年11月7日，太原沦陷的前一日，时任第一军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部长的板仓纯少佐接任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部长。11月8日，太田澄少佐以下18人，由天津出发返回哈尔滨。[50]这是关东军防疫部自入侵华北后归建的第一批人员。11月21日，关东军防疫部一部1名将校、2名下士官、6名雇员，共9名第二批归建哈尔滨。11月22日，板仓纯到达天津上任。[51]11月27日，白川初太郎防疫给水挂从天津南下转属第十军。[52]至12月1日，关东军防疫部一部第三批15人归建。12月16日太田澄再次返抵天津处理交接相关事宜，至12月20日“关东军防疫部余部”全员归建，可以认为自1937年12月底，“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已全员脱离华北方面军序列。[53]
1937年8月20日，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在天坛的部署标志着日军通过抽调野战防疫分队，以成立临时军直机关的方式执行未来编成细菌战研究作战机关前的筹备任务。由临时防疫部与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即第三防疫给水班共同搭建起“病原检索+病理化验+诊疗病院+防疫给水”的业务框架雏形，成为正式组建细菌战研究与作战部队计划的前奏。华北方面军编成后，防疫给水相关部队编制体制以第二直辖部队的形式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直属军野战防疫给水部队相继组建完成。伴随第三野战防疫部(乙)直属第一军兵站关系部队以及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分批归建，以菊池齐第一野战防疫部(甲)为核心的临时野战防疫部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细菌研究与防疫工作并做好独立开展工作的准备。
(三)由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部和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牵头，以第一野战防疫部(甲)、第三野战防疫部(乙)为骨干，借助外务省同仁会“北支防疫班”及四个防疫给水部、各地陆军病院共同推进的体系建设阶段(1937.12.21—1939.1.7)
本阶段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完成组建的关键时期，就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初步完成了以下三大体系的建设：首先，临时野战防疫部与军医部密切配合，通过第一野战防疫部(甲)、第三野战防疫部(乙)两个主要移动防疫机关以及各级陆军病院在华北地区的部署，初步建立起以北平为中心，以各大城市为支点的移动军事防疫机关分布体系[54];其次，通过华北方面军军医部、临时防疫部与同仁会“北支防疫班”的深度合作，借助日本细菌防疫学领域专家的技术援助，协助北平驻天坛部队及各地的“分遣队”或“支部”完成了对华北地区菌群检索与调研，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细菌防疫生物制剂生产体系;最后，通过改组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为临时防疫给水部，统筹部署四个新组建的移动防疫给水机关及各师团防疫给水部、防疫给水支队、防疫给水班，初步建立起细菌制剂的武器化实战应用体系。
1.移动军事防疫机关分布体系
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归建后，北京的临时野战防疫部与天津的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分别成为华北方面军管下军医部卫生防疫与兵站监部野战防疫给水力量的主要负责和协调机构。1938年2—3月由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绘制的连续三份《后方卫生机关配置要图》显示，北京位置标注部署有“军临防”，天津部署“临防一部”，而图例均仍然使用“野战防疫部”的注记符号。这里的“军临防”应为临时野战防疫部的简称。第一军直辖“第三野战防疫部(乙)”分驻石家庄、太原，第二军直辖“第四野战防疫部(乙)”分驻济南、济宁、青岛和彰德，另在塘沽开设检疫所。[55]而第一野战防疫部(甲)却未在图面中以符号形式出现。可见，由于第一野战防疫部此时直辖华北方面军“军临防”，尽管其本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驻扎天津，但因半部配属“军临防”的原因而未在图上单独标绘，因此天津的“临防一部”或为第一野战防疫部留守天津的本部。据伪北京市卫生局档案记载，自“1938年1月开始至同年12月”，稽查班郭日升等“随同菊池部队采取各区界内井水水样”进行全市水质等卫生事项调查。[56]“菊池部队”应指菊池齐任部队长的第一野战防疫部(甲)。但由于菊池齐还兼任临时野战防疫部的部长，在涉及临时野战防疫部时也会代称菊池部队，执行具体任务的又是第一野战防疫部(甲)，因此发生混淆自然在所难免。关于菊池部队的更多集中性记载出现在同仁会1938年《北支防疫班业务报告(第1—7号)》[57]、《北支防疫班业务日志(第1—7号)》[58]中。报告中先后出现“临时防疫部”“菊池防疫部队长”“天坛第一野战防疫部”“天坛野战防疫部”“天坛野战防疫部仓库”“天坛菊池部队”及“菊池防疫部长”“菊池防疫部队”等称呼。自7—9月份后的报告中则多使用“第一野战防疫部”“菊池第一野战防疫部部长”“天坛第一野战防疫部”及“天坛防疫部”“天坛防疫部仓库”。从以上称呼的罗列，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北支防疫班”随着与“菊池”部队的深入合作，对位于天坛的临时野战防疫部、第一野战防疫部(甲)的职能、编制区分的理解逐渐趋于精确，但也很难避免姓名代号产生的记录混乱。1938年6月，华北方面军在华北沦陷区谋划成立伪中央防疫委员会，菊池齐任职筹备委员会干事，拟由“寺内部队防疫部菊池军医中佐兼任委员会委员”。[59]可以确定的是不晚于1938年6月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部已先后更名为临时防疫部、防疫部，但具体日期尚未见到相关记载。
《方面军直辖兵站设施要图(1938年9月25日)》中注记显示北京驻有第一野战防疫部及其军直辖一部，天津、塘沽、青岛、徐州各部署第一野战防疫部一部。石家庄部署第三野战防疫部主力，太原部署第三野战防疫部一部。[60]通过《北支防疫班业务报告》中对各地区属军队的记载比对，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各分支防疫军事力量的详细分布做进一步的推测。由于第四野战防疫部转属，济南、青岛等地则转由第一野战防疫部(甲)分队派驻。在塘沽分驻的是菊池部队汤本队，对外称作塘沽检疫所。青岛菊池部队柄泽队又称第一野战防疫部青岛支部，徐州则为菊池部队防疫部，这一记录似乎显示徐州系以菊池防疫部名义设立的分支机构，由大谷中尉负责。第三野战防疫部(乙)在石家庄和新乡则分别派驻佐佐木防疫部，在太原设立分遣队一部，主要配属一〇八师团。临时防疫给水部在石家庄设有一个防疫给水支部，也是此时图纸上唯一的防疫给水支部。详见表7。
2.细菌检索与生物战剂生产体系
细菌战剂的研制和作战，首先需要对该地区的细菌环境本底加以全面的调查、取样、分析与实验，并生产出对应有效的生物制剂才能最终应用于军事用途。临时防疫部的主要依托力量，如第一野战防疫部(甲)在动员之初的召集兵大部分是战争爆发前后动员的新兵，对于水井查验、战场洗消之类尚能应付，而面对华北地区复杂的菌群分布与各类疫情显然力不从心，缺少技术骨干。[61]1937年11月，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批准了时任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宫川米次医学博士组建“北支防疫调查团”赴华北调查的申请。[62]次年3月，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同仁会、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共同制定了向中国派遣防疫人员的《对华防疫事业计划案》[63]，同仁会为此特成立“临时对支防疫事业部”，宫川米次为总负责人。随后该事业部分别组建了派往华北和华中的“北支防疫班”与“中支防疫事业部”开展在华军援工作。
同仁会“北支防疫班”与“寺内部队”(华北方面军)军医部共同协商编制了《北支防疫班指导要领》[64]，并在与华北方面军临时防疫部详细约定了该班组在对华防疫援助工作中的行动准则与办法。该防疫班作为“军队的防疫机关，应以战斗为标准，按照军方要求实施并指导传染病的消毒与指导工作”，且“因华北的特殊性而直属于(方面)军临时防疫部”。班员被委以陆军省嘱托身份，便于配合军方开展工作。[65]“北支防疫班”将本部设于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日本东方文化事业部东侧。[66]自1938年6月开始“北支防疫班”人员开始由日本本土、朝鲜和伪满洲国分班次陆续抵达华北地区开展工作。
同仁会“北支防疫班”本部下设总务部、制作部、调查研究部和教育部。班长高木逸磨同时兼任制作部和调查研究部的主任，在《北支防疫班业务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两个技术部门均配属“天坛菊池部队”工作。[67]“北支防疫班”最初在天津、青岛、新乡、济南、徐州和太原派驻分班，后在塘沽、石门、烟台、威海等地陆续增设，详见表8。
按照《北支防疫班指导要领》的要求，“北支防疫班”承担军方防疫部门业务中的“研究”一项，具体内容包含“天花、狂犬病、寄生虫病分布、疟疾、伤寒发疹、药品制造、湿疹、鼻疽、炭疽研究以及上下水调查、技术人员培训等”，但必要时还应承担其他军方需要的勤务。[68]从“北支防疫班”本部的编制来看，调查研究部是重中之重，人员数量接近本部人数的一半，从各分班工作记录可以看到，其具体工作涉及水质检查、细菌采样、伤寒发疹调查研究、传染媒介昆虫采集四大类。[69]如1938年8月21—27日新乡分班支援军方的防疫工作便包括：蝇、便、鱼、水、野菜、器具等206件细菌检索;霍乱菌培养及制作;新乡附近河水、池水、井水中霍乱菌生存时间的实验;霍乱菌蒸馏水中的生存时间实验;××酸稀释液中霍乱菌生存时间实验。1938年8月21日—9月3日济南分班支援军方的防疫工作主要为采集霍乱菌(13199份)和伤寒菌(147份)。
制作部则主要从事血清及细菌制剂制造。为此同仁会“北支防疫班”与日军“菊池部队”高层互访频繁。1938年9月12日，“菊池第一野战防疫部部长、川岛方面军医部高级部员午后三时前来班本部访问”。[70]9月23日同仁会“北支防疫班”班长高木逸磨与华北方面军军医部达成制造细菌制剂的相关协议[71]，之后又在细节问题上反复磋商。“北支防疫班”本部每日均派医员和技术员前往“天坛菊池部队”协助开展防疫事务。[72]制作部的人员只有4人，有时夜间也要前往工作，如1938年7月14日即应“天坛菊池部队”要求派出3名班员从事夜间援助工作。[73]作为“北支防疫班”的班长和制作部主任的高木逸磨亦多次前往天坛从事细菌防疫生物制品的指导与制作工作。
因此时任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参事官兼驻北京总领事堀内干城于1938年8月20日上报外务大臣的《第一二三四号》电文对“北支防疫班”与“菊池部队”之关系有明确的说明:“高木班长以下各班员被派遣至各地菊池部队(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野战防疫部的对外称呼)，直接受(菊池部队)各地部队长的指挥与监督，作为部队的一分子从事防疫业务。在各地的防疫工作中取得了相当的实绩……防疫班北京部员在菊池部队天坛本部承担了水质检查、血清生产、细菌检查等大部分一般性防疫事务，部队对此深表感谢。”[74]据伪北京市卫生局档案记载[75],自1938年1月开始至同年12月该局进行全市水质等卫生事项调查。担负此项工作的是稽查班郭日升等“随同菊池部队采取各区界内井水水样”。关于调查情况现存多份文件，其中1938年8月25日有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稽查长刘九如具名呈送报告说:“协助天坛菊池部队检查本区井水一案,遵由职等每日陪同前往各井查验办理。至八月二十五日,已将本区三十五井逐次查验完毕。”有关调查结果同年10月27日由“稽查班稽查长朱鼎钧”具名呈送报告:“截止十月二十二日止停止工作等情前来,查本市共计饮水井三百九十七处,综计采取水井一百七十四处。”报告中所附两张名片,一张为“医学博士郭文宗”,未标注住址、电话等事项;一张为“药剂师东野久住”，左下角标注了电话号码，住址为“神户市林田区若松町二丁目”，右上角有手写的字迹潦草的二小四大共六字“天坛菊池部队”。报告还记载:“该部郭文宗允将查验于全市完成后检送一分送供参考。”朱鼎钧使用“该部”，显然认为郭文宗亦为菊池部队人员。徐勇据此判断“这二人完全代表甲一八五五部队,权利〔力〕很大,日方绝对控制着调查活动及其数据成果”。事实上名片所载“郭文宗”和“东野久住”均为同仁会“北支防疫班”北京本部成员，郭文宗系东京帝国大学卫生学博士，东野久住同系“北支防疫班”北京本部技术员。[76]此日文档案中姓名为“东野久助”，与徐勇引用档案中名片尾字不同，存疑待考。而郭文宗十分客气地“检送一分送供参考”抑或体现了其只负责参与调查，对数据报告并无接收权力，因此请求另录一份送其参考。尽管郭、东野二人负责的仅是“水质检查”方面涉密性不高的内容，但也足以证明“北支防疫班”抵达北平后已逐渐全面负责由“菊池部队”交转的相关事务。其合作关系在1939年3月兴亚院撤废同仁会“临时对支防疫事业部”，“北支防疫班”改为华北防疫处后仍未终止，其制作部仍于天坛办公至1941年7月才全部迁至先农坛庆成宫新址。[77]因此“北支防疫班”在天坛协助组建的细菌检索与生物防疫制剂生产体系逐步建立，标志着日军为细菌战部队形成战力迈出了关键一步。
3.细菌制剂的武器化实战应用体系
1938年7月21日《北支防疫班日志》记载中出现“临时防疫给水部”的名称，该部部长要求“北支防疫班”向天津派遣人员提供防疫援助。[78]在1938年9月15日的《华北方面军兵站部队战斗序列军队区分表》表明“临时防疫给水部”与第一野战防疫部(甲)、第三野战防疫部(乙)此时均隶属兵站后勤部队编制。可以确认此时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已编成为临时防疫给水部，直属华北方面军兵站部，仍属临时编成部队。
1938年7—9月，因应在华作战形势的要求日本陆续编成18个防疫给水部投入对华作战。第十四、十五防疫给水部配属华北方面军第一军[79]，第一防疫给水部后转属华北方面军，配属第一〇九师团[80]，转战山西。第十六防疫给水部配属第一军。每部编制人员225人，配合各作战部队遂行战场防疫给水任务。在计划案中对派往华北的十四、十五防疫给水部加注“需要增配要员”，要员由陆军军医学校和关东军防疫部共同负责派出。根据“支机密第二七二号”第一项的要求关东军防疫部应负责向18个防疫给水部配属要员，分配方案以每6个防疫给水部为一组，共计3组，然而在命令执行中却无法同时配齐，需作部分延期配属。[81]其中第三组计划配属要员达到66人，远远超过前两组。以上材料说明，这一时期18个防疫给水部的成立和培训离不开陆军军医学校和关东军防疫部的支援，而临时防疫给水部对各防疫给水部的管理协调和培养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一体系较前两个体系来说，尚待进一步成熟和发展。
1938年底华北移动军事防疫机关体系的建立、以北京天坛为基地的细菌防疫生物战剂生产体系的初具规模，以及防疫给水作战部队编成完结后细菌武器化应用实战能力的逐步形成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组建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基础。
(四)以重新编成的“北支那防疫部”为主体的加速发展阶段(1939.1.7—1940.2.8)
为快速推进建设细菌病原检索与理化分析制剂生产任务，进一步扩大产能，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成立“北支那防疫部”。据《支那事变动员部队调查表》记载，“北支那防疫部”的下令编成时间为1939年1月7日，该部队是以“第一野战防疫部”“第三野战防疫部”为基础整编后组建，2月8日编成完毕。[82]
1939年2月，“北支那防疫部”即展开对北京“右安门外西南约6千(米)”新民会首都指导部设立“南郊农村实验区”的相关防疫卫生状况进行调查。[83]这确切表明“北支那防疫部”已于此时开始运转。《同仁会北支防疫班业务报告(第12辑)》1939年2—3月的记载中也开始使用“防疫部”称呼，并且记录了1939年3月26日“菊池部队更换部队长，西村部队长到任”，自此改称“西村部队”的内容。[84]至1939年4月，即有署名“西村部队”提交《农村生活计划大纲》[85]，这份大纲强调以调查农村生活本态为方针，涵盖了前述2月份由高田中尉对北京南郊农村实验区的调查(1000户，5000人)，并将其作为第一阶段任务，在第二阶段则准备选定全区中的一点做精密调查，实现设立“南郊农民病院”的第三阶段目标。以上档案的互证，明确了“北支那防疫部”的编成时间及西村英二就任该部部长的具体时间，即于1939年1—2月编成完结，3月26日西村英二到任接替菊池齐出任部长。在细菌防疫制品生产与武器化发展方面，华北防疫处与西村部队仍共用白喉毒素研究室、猩红热毒素研究室、免疫室、痘苗室等研究室，从事霍乱疫苗、伤寒疫苗、伤寒副伤寒杆菌混合疫苗、痘苗、白喉毒素及血清、猩红热毒素及血清等的生产，足见其生物防疫制剂生产体系的规模与能力。[86]据《井本日志》记载，1939年“秋，耗资21万日元，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现已完成九成”。[87]也就是说西村英二上任半年后，该部队的细菌武器研究设施已接近全部完成。
根据华北方面军1939年9月下旬《战时旬报(后方关系)》收录的《华北方面军兵站部队配置现况图(9月15日)》[88]和《华北方面军兵站部队战斗序列一览表(9月15日)》[89]中“北支那防疫部”本部设置北平，在太原、济南、张家口设立“支部”，在塘沽、青岛设置办事处。而在1939年9月中旬《战时旬报(卫生)》[90]中则同时出现了“北支那防疫部石家庄分遣队”的提法。由此可知截至1939年9月“北支那防疫部”仅成立三个支部，石家庄支部尚未设立。
细菌武器的战场化运用方面则交由新配属华北的四个防疫给水部承担。截至1939年9月底四个防疫给水部在战斗序列上也做出微调。华北方面军直属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第一军直属第十六防疫给水部，第十二军直属第十四防疫给水部，分别配属各主要师团参与战斗。[91]
为了更好地解决细菌战临床实验与兵员教育培训问题，“北支那防疫部”建立起与各级陆军病院的深入合作关系。1939年2月8日，第二兵站病院改编为北京陆军病院(一等)，并相继开设汤山分院、天坛分院。其中天坛分院系由“北支那防疫部”诊疗所改称[92]，仍配属“北支那防疫部”。与此同时，原兵站相关各卫生部队整编后在石家庄、新乡、太原、阳泉、原平镇、榆次、临汾、运城、青岛、兖州、开封、张家口、大同、厚和分设各级陆军病院。[93]1939年秋，“北支那防疫部”已制定了接管协和医院(洛克菲勒)的计划，尽管这一计划直到1941年美日宣战后方得实施[94]，但还是鲜明地反映出细菌战能力不断增强后日军对具备相关科研能力的医疗机构产生的浓厚兴趣。这些分布各地的陆军病院既可配合“北支那防疫部”开展各项针对细菌战的卫生兵培训教育，又可为大量活体细菌试验提供合法的外衣。而战后(甲)第一八五五部队之所以逃脱战争罪行审判的直接原因就是将各防疫给水部队除名后“全部转属到各陆军医院”[95]，以至于曾有研究盲目认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对外称作“第151兵站病院”。有关这一时期华北地区日军防疫给水部队的兵力部署详见表9。
(五)以“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为名的“正式编成”阶段(1940.2.9—1940.3.23)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三课于1940年1月27日制定完成了《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临时编成并防疫给水机关、一部复归要领(决定案)》，2月7日上报批准后，于2月9日以“军令陆甲第四号”命令下达华北方面军，命令“北支那防疫部、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四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第十六防疫给水部现地复归后编成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96]总编制定员计划810名，部长拟为军医少将(大佐)领衔。命令中所指现地复归的“防疫给水机关”系指“北支那防疫部”;“一部”系指上述四个防疫给水部。同年2月25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达“大陆命第四百八十号”[97]，对以上涉及部队的战斗序列作出调整，原隶属华北方面军直属兵站关系部队的“北支那防疫部”、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和原分别隶属第一军、第十二军直属兵站关系部队的第十六防疫给水部、第十四防疫给水部全部转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直属，时间节点以重新编成完成之日始。[98]根据同年兵备课4月5日的上报文件以及1941年东京参谋长会议期间华北方面军情况报告表的记录来看，部队编成完结的时间均可明确为1940年3月23日，[99]部队长仍为西村英二。[100]
由此可以确认，自1940年2月9日至3月23日新组建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系由原“北支那防疫部”、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四防疫给水部、十五防疫给水部、十六防疫给水部共同组成，直属华北方面军。新组建的北京本部和太原、济南、石门、张家口四个支部系以原“北支那防疫部”本部和上述四个城市的分遣队与四个“防疫给水部”拆分合并后组建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编成标志着华北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告完成，遍布华北的各支部、办事处及各师团防疫给水班的细菌研究、生产与作战体系已基本建立，与各地陆军医院也建立起稳定的教育培训、活体实验等业务关系，从而进入全面发展运行阶段。1941年以后“一八五五”成为该部队的代号，本部和各支部也被各自授予通称号并开始对外使用直至战败前夕。
通过对以上五个阶段的过程梳理，可基本廓清(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编成的来龙去脉。其组建以武器化运用细菌学研究为目标，体现出“体系发展、军地配合、分步实施”的基本特点。在关东军防疫部人员的帮助下，制定了从细菌检索培养、理化分析与制剂生产、临床实验数据验证以及细菌武器实战化运用等方面开展专业化体系建设的方略，逐步推动细菌战部队的最终组建。特别是通过引进日本国内细菌防疫领域最权威的科研人员以军事防疫援助的形式，帮助军方高效建立起覆盖整个华北战场的菌群检索基础数据库，研究建立了与之对应的生物防疫战剂生产体系，同时推进与驻地陆军病院的相互配合为细菌战人员的教育培训以及从事各类活体实验提供掩护，进而通过各级防疫给水部队将细菌武器实战化，不断积累实战数据与经验。总体来看，自1937年7月开始，(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经过近三年的精心筹备直至1940年3月才以“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为名正式编成，至1941年对外使用“(甲)第一八五五”通称番号。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前，(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最终发展为拥有一个本部(北京)，五个支部(太原、济南、石门、张家口、郑州)，八个直辖或二级办事处(天津、塘沽、运城、青岛、包头、开封、新乡、郾城)的庞大细菌研究与作战部队，它与日军各级陆军病院、各师团、旅团防疫给水分队配合行动，成为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细菌研究与作战的主要军事力量。
四、部队长黑江、菊池及西村其人
(一)黑江其人
结合前述对(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组建过程的考证，如果确有“黑江部队”及其负责人黑江的话，只有在第一阶段派驻天坛调查的“第三防疫给水班”以及第二阶段临时防疫部成立后至关东军防疫部一部全员归建前的部队指挥者或现场实际负责人可能性最大。目前第三防疫给水班班长的姓名不详，此军医大尉是否就是黑江仍有待新的发现予以论证，而白川初太郎作为“黑江部队”的实际指挥者的可能性亦值得关注。白川初太郎(1901—1983)，东京人，千叶医科大学毕业，曾在东京帝国大学从事细菌学、血清学研究，是1932年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初建时的主要成员，曾陪同石井四郎考察筹备“东乡部队”。[101]1937年8月3日奉调华北后即投入华北日军防疫给水相关业务的指导和建设工作[102]，在就任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挂三个多月，于11月27日转属丁集团(第十军)。由于抗战胜利时此人担任日军缅甸方面军防疫给水部部长而逃脱了对其罪行的清算，战后白川初太郎在日本高山市开设白川医院，至今对其开展的研究寥寥。遗憾的是笔者目前掌握的日方档案中并未明确记录白川初太郎在调查天坛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行动及后续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托已有的重要线索对此开展分析与假设。首先华北方面军于1937年9月14日将防疫给水部队统编为冈部直三郎参谋部隶下第二直辖部队，白川初太郎就任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挂的职务安排无论设在参谋部或兵站监部，都具备负责天坛相关事务的职务便利和合理性;其次石井四郎与白川初太郎在考察筹备“东乡部队”时就有采用化名的情况，据种村文三的口供，当时白川初太郎军医即使用了“黑川”这一化名。[103]在前往华北执行类似任务过程中，白川极有可能继续以“黑”代“白”，以“江”代“川”，同样通过这种化名掩人耳目，因此黑江或许正是白川初太郎此时的化名。当然对于以上推论与假设仍有待新的史料予以验证。
(二)“菊池部队”与菊池齐
“菊池部队”的部队长已能得到确认，即时任第一野战防疫部(甲)部长菊池齐。菊池齐，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其本人以陆军军医中佐衔先后兼任华北驻屯军临时防疫部部长、华北方面军临时野战防疫部及临时防疫部、防疫部部长，因此“菊池部队”在作为以上军事单位对外代号的同时仍然作为第一野战防疫部(甲)的对外代号，这恰是长期困扰我们的原因之一。菊池齐的兼任现象进一步说明日军以具备细菌作战与研究能力的“防疫给水部队”为组建目标的明确性和阶段性。菊池齐后任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细菌研究部第三任部长、军医少将，作为战后销声匿迹的重要战犯之一其在天坛的活动曾涉及方面军司令部、军医部、特务部、同仁会、伪政府及各地方力量，因此对菊池齐在日军组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加以深入研究与揭露显得十分必要。
(三)“西村部队”与西村英二
如前文所证“西村部队”所指部队分为“北支那防疫部”(1939年3月—1940年2月)和通称号启用之前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1940年2—12月)两个阶段，部队长均为西村英二。西村英二，日本兵库县人，出生年月不详，1915年进入冈山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19年毕业后进入陆军第一师团步兵第一联队任见习医官。自1920年始，西村英二先后就任步兵第二十一联队附、旅顺重炮兵大队附、独立守备兵第二大队附，陆军二等军医[104]，1931年12月任“贵州丸”舱内救护员，陆军一等军医，后任陆军运轮部附。[105]1933年1月，他转任陆军兵器本厂附兼陆军军医学校附，后任陆军军医学校部员[106]，1936年8月被免去陆军军医学校部员职务后[107]，于1937年12月就任第七野战防疫部部长，1938年2月15日，因第七野战防疫部下令内地复员，遂以“关东军防疫部”要员身份留队处理剩余事务，升任中佐。[108]1939年3月23日，西村英二就任“北支那防疫部”部长、陆军军医中佐，1940年2月9日任“北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陆军军医大佐。1943年8月，他与太田澄等人同时获得冈山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09]，成为战争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的防疫给水部队成员之一。
五、结语
以上研究通过对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相关档案线索的爬梳，基本廓清了自1937年7月至1940年3月期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即“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编成沿革、编成时间和部队长问题，确认了“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是在关东军防疫部直接参与下历时近三年组建而成，部分回答了长期困扰该部队研究的几个疑点。限于所涉日方公开档案材料和笔者的研究水平，有关(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编成前史中仍有许多有待查证与落实的细节，期待不断深入。希望本研究能够为(甲)第一八五五部队战争罪行的全面研究与揭露有所裨益。
注释
[1] 北京，曾于1928年6月20日设为北平特别市，1937年10月12日被日伪政府改为北京，1945年日本战败后，恢复原名北平。文中所论年代跨越1937—1938年，故存在“北京”“北平”混用情形，特此说明。
[2] 这是西野留美子在《解说—北京甲一八五五部队》一文中对该部队编成时间给出的结论，该文发表在日本七三一研究会编纂的《细菌战部队》一书。转引自徐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99页。
[3]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4] 徐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页。
[5] 谢忠厚:《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67—68页。
[6] 谢忠厚:《日军在华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北支”(甲)1855部队》,《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8页。
[7] 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
[8] 2014年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影像部从日本征集的注有“天坛野战防疫部”字样的相册是国内首次出现的侵华日军天坛活动影像资料。
[9] 谢忠厚:《日军在华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北支”(甲)1855部队》,《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8—20页。
[10] 1950年3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集曾在(甲)一八五五部队工作过的中方人员16人座谈,他们回忆“第一八五五部队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后为西村英二”。参见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0页。
[11] 在本文撰写完成后的2018年5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了2016年由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辗转获得的(甲)第一八五五部队1945年留守名簿，这一史料的公开将极大地推动相关研究。
[12] 「第13章通称号の使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10653200(第1图像)、支那事変.大東亜戦争間動員概史1/7昭12—20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3] 「部隊通称番号一覧表(1001—38500)昭和21年11月11日第一復員局調製(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1106600(第8图像)、昭和21年11月1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4] 「1821—265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1209400(第1图像)、部隊通称番号一覧表(1001—385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5] 郑州支部因成立时间晚，因此通称号分配未与其他支部连号。前揭两份档案中郑州支部的通称号出现过“一八五〇”和“一八四〇”的记录差异，经比对后可以确认“一八四〇”系笔误，是青岛陆军病院的通称号。
[16] 于宝坤等:《天坛公园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17] 天坛外坛自1912年始由农林部借拨开设林艺试验场。1916年林艺试验场借用神乐署前院部分房舍作为办公用房，改称天坛林业试验场，范围包括整个外坛，1930年后改称北平模范林场，成为实业部直辖林业企业。参见于宝坤等《天坛公园志》;张忠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长富：《中国林业经济史》,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的相关章节。
[18] 1919年3月在神乐署后院设立中央防疫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产研究专门机构。部分生物制品曾在法国巴斯德百年纪念会上获得奖章，渐为欧美各国所知。1928年中央防疫处改隶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后防疫职能渐被取消，逐渐成为生物制品生产研究的专设机构。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恶化，中央防疫处奉令于1935年冬迁往南京，北平原地只有少数员工留守，改称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参见于宝坤等《天坛公园志》;赵铠、章以浩主编,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编:《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1910—1990》,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2003年版等著作的相关章节。
[19] 无线电电报局原为交通部无线电台，1918年在神乐署南空地设置，后于1934年转拨河北广播电台，于次年“圈址筑篱”。据《天坛公园志》记载，神乐署范围除有第一八五五部队外，另有第二九九九部队驻扎，经查该部系华北方面军直辖第六十三师团通信队，前身为1939年编成的独立混成第一五旅团通信队。
[20] 1917年8月内政部批准借拨神乐署后院设立临时传染病院，后迁出至北平城东内三区十条胡同西端设立北平市立传染病医院，紧邻铁狮子胡同平津卫戍司令部，天坛神乐署处改为北平市立传染病院分院。于宝坤等:《天坛公园志》,第25页。
[21] 《北京城市记忆系列之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编印。
[22] 《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1910—1990》,第1—5页。
[23]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400(第37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4] 「臨參命第五十六號命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903000(第2图像)、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01昭和12.07.11—12.11.13(第0056—0144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5]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300(第3、9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6] 在7月《旬报》中同时有“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和“野战临时防疫给水部”两种记录，综合比对其他档案后可以确定两者指代为相同作战单位，名称应以前者为准。
[27] 据1937年8月7日晚10时发出的《铃兵作命第25号》第三条记载，“基于前述运输任务命令，江口军医大尉等三人应与丰台兵站司令部取得联络”。由于联络之后江口是否返回丰台暂时无法求证，因此江口是否由前线返回北平并参加10日进入天坛防疫所的调查行动之可能尚不能完全确认。参见「業務詳服送付の件(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110500(第48图像)、昭和12年「陸支密大日記第11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8]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400(第2、4、35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9] 8月19日临时野战防疫给水部拣选本部人员增编第六防疫给水班。
[30]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300、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時旬報提出の件(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400、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1]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400(第2、3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2]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400(第36、37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3]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400(第37、38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4] “军病院”应指华北驻屯军病院。
[35] 「鉄道輸送計画表送付の件(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6500(第33、34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6] 「第9篇特種部隊衛生勤務/第1章野戦防疫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120640000(第2图像)、戦時衛生勤務研究録昭和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7] 「野戦鑿井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1083600、支那事変動員部隊調査表1/8部中昭和12—16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8] 「人馬現員表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5642600(第24图像)、昭和12年「陸支機密大日記第2冊第4号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9] 「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1(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903000(第27图像)、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01昭12.07.11—12.11.13(第0056—0144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鉄道輸送計画表送付の件(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6700(第32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0] 「秘密地図配付方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4374400(第1—3图像)、昭和12年「密大日記」第11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1] 「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1(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903100(第35、36图像)、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01昭12.07.11—12.11.13(第0056—0144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2] 「1各期行動概見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443200(第7图像)、北支軍兵站監部行動詳報昭和12年9月1日—昭和13年7月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3] 「2行動概要第3期自昭和12年9月1日至昭和12年9月2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443300(第11、16图像)、北支軍兵站監部行動詳報昭和12年9月1日—昭和13年7月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4] 「鉄道輸送計画表送付の件(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6700(第34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5] 井本熊男:《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东京,芙蓉书房1977年版,第139页，转引自徐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5页。
[46]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293700(第11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第12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7] 「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1(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903200(第11图像)、臨参命綴(支那事変)巻01昭12.07.11—12.11.13(第0056—0144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8] 「鉄道輸送計画表送付の件(5)」、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6900(第8、9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関東軍防疫部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021100、昭和12年「陸支密大日記第4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9] 「鉄道輸送計画表送付の件(5)」、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6900(第39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0] 「鉄道輸送計画表送付の件(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7100(第29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1]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500(第8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2] 「鉄道輸送計画表送付の件(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7000(第40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3]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293700(第48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第12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4] 第二野战防疫部(乙)、第四野战防疫部(乙)先后转属华中派遣军。
[55] 「戦時旬報送付の件(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683800(第7、29、12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71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6] 徐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92—113页。
[57] 「2.防疫班業務報告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200、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8] 「3.防疫班業務日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300、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9] 「衛生業務報告送付の件(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779700(第15图像)、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12号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0] 「戦時旬報送付の件(1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684800(第41—44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71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1] 「動員部隊に属する兵の役種区分調査の件(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034900(第20图像)、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32号1/4」(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2] 「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962800(第3图像)、北支防疫調査団助成関係一件(宮川米次)(H-6-2-0-1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3] 「1.対支防疫事業計画方針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3900(第4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一巻(H-4-2-0-3_5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4] 「1.対支防疫事業計画方針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3900、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一巻(H-4-2-0-3_5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5] 「1.対支防疫事業計画方針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3900(第94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一巻(H-4-2-0-3_5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6] 「30.総委員会建物ヲ近代科学図書館及防疫班ニテ使用ニ関スル件昭和十三年四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163200(第7—10图像)、総委員会関係雑件第二巻(H-3-1-0-1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7] 「2.防疫班業務報告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200(第10—11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8] 「1.対支防疫事業計画方針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3900(第92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一巻(H-4-2-0-3_5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9] 「2.防疫班業務報告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200(第11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0] 「3.防疫班業務日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300(第44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1] 「2.防疫班業務報告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200(第84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2] 「3.防疫班業務日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300(第4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3] 「3.防疫班業務日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300(第29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4] 「1.対支防疫事業計画方針分割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4000(第22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一巻(H-4-2-0-3_5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5] 转引自徐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0—101页。
[76] 「22.東野久助外二名嘱託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7200(第2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二巻(H-4-2-0-3_5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7] 穂坂唯一郎『同仁會四十年史』、同仁會、1943年、450—451頁。
[78] 「3.防疫班業務日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300(第8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9] 「防疫給水部臨時編成要領、同細則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5786300、昭和13年「陸支機密大日記第6冊第11号3/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0] 「第109師団状況報告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1295800(第65图像)、昭和14.10.3—14.10.30陸支大日記(普)(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1] 「防疫給水部編成要員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3374700(第1、2图像)、昭和13年「満受大日記(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2] 「野戦鑿井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1083600、支那事変動員部隊調査表1/8部中昭和12—16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別紙昭和14年以降に於ける方面軍隷下部隊臨時編成並復員部隊一覧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2279100(第2、3图像)、陸支受大日記(普)別冊昭和16年1月—5月(昭和16年1月27日東京参謀長会議に際し北支方面軍状況報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3] 「表紙北京南郊農村実験区に就て昭和15年2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464900、北京南郊農村実験区に就て昭和15年2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4] 「5.南京防疫班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319700(第23图像)、同仁会関係雑件/防疫事務関係第四巻(H-4-2-0-3_5_00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85] 「農村生活調査計画大綱昭和15年4月西村部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464700、農村生活調査計画大綱昭和15年4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6] 穂坂唯一郎『同仁會四十年史』、450—451頁。
[87] 《井本日志》是吉见义明1993年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是井本熊男对日军细菌战史实的战时记录。“洛克菲勒”,指北平协和医院。转引自西野留美子著，李东源译《北京(甲)1855部队的验证》,哈尔滨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1995年版。全文参见谢忠厚等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5卷,“细菌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88] 「戦時旬報送付の件(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715100(第37—43图像)、昭和15年「陸支密大日記第1号2/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9] 「戦時旬報(9中)(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592400(第10图像)、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71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0]「戦時旬報(9中)(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592600(第10图像)、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71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1] 「戦時旬報(9中)(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592600(第5图像)、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71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争腸炎性衰弱症患者の原虫検索」、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120693500、衛生関係参考書類綴(1/3)昭和14—17年度(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2] 「北支那方面部隊略歴(その1)/分割1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436500(第41图像)、北支那方面部隊略歴(その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3] 「北支那方面部隊略歴(その1)/分割1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436500(第41图像)、北支那方面部隊略歴(その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別紙昭和14年以降に於ける方面軍隷下部隊臨時編成並復員部隊一覧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2279100(第2图像)、陸支受大日記(普)別冊昭和16年1月—5月(昭和16年1月27日東京参謀長会議に際し北支方面軍状況報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4] 1941年3月协和医院被接管，先后改称北京陆军病院第二分院和北京第一陆军病院东城分院，根据北京第一陆军病院东城分院平面图来看，“西村部队”占据该院两大片区。参见「業務詳報昭和19年7月北京第一陸軍病院東城分院/附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2206000、北京第1陸軍病院業務詳報昭和19年7月1日—19年7月26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5] 谢忠厚等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5卷,“细菌战”，第3页。
[96] 「北支那防疫給水部臨時編成並防疫給水機関一部復帰要細、同細則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5889800(第5、3、8、11、18图像)、昭和15年「陸支機密大日記第3冊第3号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北支那防疫給水部編成並防疫給水機関一部復帰完結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5893500(第1图像)、陸支機密大日記第3冊2/3第3号の2昭和15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7] 「編成完結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940100(第1—3图像)、昭和15年「陸支密大日記第14号2/4」(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8] 「命巻63部の内1号(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905600(第15—18图像)、大陸命綴(支那事変)巻06昭14.12.15—16.06.11(第0401—0500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9] 「別紙昭和14年以降に於ける方面軍隷下部隊臨時編成並復員部隊一覧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2279100(第23图像)、陸支受大日記(普)別冊昭和16年1月—5月(昭和16年1月27日東京参謀長会議に際し北支方面軍状況報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0] 「北支那方面軍軍直轄部隊(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969900(第17图像)、北支那方面軍編制人員表昭12年1月—20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別紙昭和14年以降に於ける方面軍隷下部隊臨時編成並復員部隊一覧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2279100(第23图像)、陸支受大日記(普)別冊昭和16年1月—5月(昭和16年1月27日東京参謀長会議に際し北支方面軍状況報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1] 谢忠厚等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5卷，“细菌战”,第75页。
[102] 「戦時旬報提出の件(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529400(第35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4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3] 谢忠厚等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5卷，“细菌战”,第75页。
[104] 「入学许可岡山醫學專門學校にては選拔試驗の結果」、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27卷第306号、1915年、432頁;「卒业生氏名」、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1卷第352号、1919年、426頁;「陸軍見習醫官任命竝配賦」、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1卷第353号、1919年、498頁;「敍任及辭令」,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2卷第360号、1920年、27頁;「敍任及辭令」,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2卷第362号、1920年、163頁;「敍任及辭令」、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3卷第372号、1921年、107頁;「敍任及辭令」、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4卷第395号、1922年、820頁;「會員敍任及辭令」,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3卷第392号、107頁;「會員動靜」、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4卷第395号、1922年、820頁;「會員動靜」,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5卷第396号、1923年、40頁;「會員動靜」、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35卷第399号、1923年、268頁。
[105] 「還送患者輸送実施の件報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011103400(第2图像)、昭和7.1.4—7.1.20「満受大日記(普)其11/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6] 「人事」、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45卷第4号、1933年、881頁。
[107] 「人事」、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50卷第3号、1938年、850頁。
[108] 「復員に依り帰還人員中残置者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289900、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第12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復員部隊残務整理の為残留せしめ度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286000(第3图像)、昭和13年「陸支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9] 「学位授予」、岡山醫學會編『岡山醫學會雜誌』第55卷第8号、1943年、1162頁。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赵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5 14: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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