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 | “权宜之计”：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之改编
2022-10-15 14:53:5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在人员补充与武器补给上面临困难，有改编之必要。改编过程中，陈纳德的军衔与指挥权问题成为中美协商的焦点。中方对陈纳德的信任，使马格鲁德谋求指挥权的提案未能通过;为了获得美方更多的援助与支持，最终由毕塞尔担当驻华美国空军的负责人。美方对志愿队纪律与个人意愿的忽视，使志愿队队员改编的结果并不如意;而对中缅战场后续空军的调动，使志愿队改编后的空中力量不增反减。作为“权宜之计”，志愿队改编使中方得以减轻相应的财政负担，而美方则以相对小的人员与武备在中缅战场实现军事部署。纵观整个改编过程，中方高层、美国军方以及陈纳德之间的互动影响了之后中美军事合作的走向。
关键词
援华志愿航空队；中美空军合作；陈纳德；蒋介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拉开帷幕，中国正式与美国并肩作战。相较于政治、经济的联系与合作，抗战后期中美两国军事合作显得尤为直接和突出。击败日本军队以取得战争胜利，是两国利益最大的交集，是构建和推动双方关系的基础和动力。
中美空军合作是双方军事合作最直接的一环。[1]合作包括联合指挥、协同作战、情报搜集、部队整训、后勤供给等多方面，目标是打破日军的空中封锁，逐步赢得战场制空权。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美国驻华空军“飞虎队”的研究最为突出，描述性的通俗作品层出不穷，但严谨的学术研究尚显单薄，且以美方学者所著传记居多。[2]大部分的著作与文章，常以“飞虎队”一词概称由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统率的美国援华空军。以时段而论，陈纳德率领的空军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1941—1942.7，以下简称为“志愿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2.7—1943.7)、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1943.7—1945)。第一阶段隶属于中国空军，后两阶段方属于美军序列。前后性质的差异与变化，体现了中美战时军事援助与合作关系的演变过程。
志愿队的建立酝酿于1940年底，1941年8月正式建队。由于飞机装备运输以及人员训练等工作耗费时日，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志愿队并未执行作战任务。1941年12月20日，志愿队在昆明上空打响首战，随后以优异战绩在大洋两岸赢得“飞虎队”的美名。1942年7月4日，志愿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实际存在与参与战斗的时间尚不足一年。
志愿队从中国空军编制改为美军编制，对于中美军事合作(尤其是空军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研究志愿队建立的著述较为详细，但对其改编问题，尚无专文研究。[3]对于改编的过程与结果，有美国学者的评价较为负面，认为改编给志愿队造成的问题，比日本人对志愿队的威胁还大。[4]另有学者认为，因为志愿队队员不愿继续留在中国，而使得志愿队被第十航空队所取代。[5]因此，考察志愿队改编的背景、经过与结果，显得非常必要。
本文依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陈纳德档案”“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居里文件”，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等，以及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志愿队改编的全过程，并重点探讨中、美两国高层与志愿队本身(主要是陈纳德)三方对改编的态度与措施，进而探讨中美两国在大战略上的分合，以及对战时中美军事合作的影响，希冀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志愿队改编的提出
欲探求志愿队改编的深因，必先析其本质。一支军队的运转，须依靠人员、武器、后勤等几大要素。从人员要素来讲，志愿队的指挥官为美国退役军人、中国空军顾问陈纳德，其在指挥作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受中国航空委员会[6]节制，听命于蒋介石的最高指挥。从志愿队队员构成来看，无论战斗机作战人员，还是负责维修的地勤人员，都是从美国招募而来，在法律层面上，这些人都是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的“雇员”，与美国军方“并无关系”。尤其是升空作战的飞行员，有高额薪水与奖金。[7]
武器装备上，志愿队当时的主要武备为P-40型战斗机(代号“战斧”)，由中国政府出资购买，从美国海运至缅甸组装后投入使用。但中方自身没有生产该型战机的能力，只能为战斗机提供维修，此外志愿队的武器零件、弹药与燃油，均有待美国的后续补给援助。
一支部队的日常开支与后勤补给是维持运转的重要部分。虽然中国可利用美方提供的租借资金获取武器与物资，但所有志愿队的人员开支必须由中方以现金支付。[8]1941年9月初，志愿队组建不久，国民政府存于纽约中国银行的志愿队专用资金便已所剩无几。[9]蒋介石迫切希望能在租借资金内加以解决，他曾致电宋子文称：“美空军志愿队经费可否由租借案内拨发，抑仍须由我国支付?”[10]但美国政府避免此时与日本冲突，不愿担负直接指挥派遣之名，宋子文只得回应“该队经费，故不得不仍由我方担任，惟有俟情势发展，再作进一步之办法”。[11]
由是可知，对于志愿队本身而言，补给距离过长是其致命软肋。无论招募人员，抑或后续的武器供应，皆需从美国装船海运，远涉重洋，耗费时日，且情况复杂。1941年8月成立的志愿队，原定为第一志愿队。为扩大志愿队的规模，中方积极与美方协商确定第二、第三志愿队的方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第二志愿队将有82名轰炸机飞行员和359名地勤人员，且地勤人员已在1941年11月21日从加州出发。[12]计划中第三志愿队是一支战斗机大队，以上两支大队将有269架战斗机与66架轰炸机，实力远超现有的第一志愿队。[13]在英美尚未正式参战之前，英军亦曾计划一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以“志愿人员”的身份加入美国志愿队，补充其人员与武器上的缺口。[14]
志愿队运转的隐患还在于美国军方的态度。美国军方起初对志愿队并不赞成，在志愿队组建后，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便试图控制志愿队的指挥权。1941年7月15日他曾表示“中国政府应同意美驻华空军代表团的团长将是对美志愿队能否作战的唯一决断人”。[15]尽管中方最终选择陈纳德为指挥官，马歇尔仍在8月30日强调，“(1)志愿队能否作战应由美国军事代表团或另一特别指定的代表团来决定;(2)志愿队应由美国有经验的航空人员指挥和担任”。[16]隶属于中国空军编制的志愿队相对于美国正规军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在许多方面受限于美国军方。例如陈纳德通过劳克林·居里(Lauchlin Currie)向美国陆军航空队要求增派一些参谋人员到志愿队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在拒绝之际，对让参谋人员以“平民身份”服务表示保留意见。[17]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正式参战，与中国结为军事同盟，这极大地改变了志愿队的运转情况。鉴于开战后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迅速取得优势，美国陆军部估计日军会对美国西海岸产生威胁，一时间风声鹤唳。作为第二志愿队主要装备的轰炸机当时仍在美国加州等待空运，很快就被美军以战争急需的名义抢先征用了。正在前往缅甸途中的两批飞行员也先后被澳大利亚等地的美国驻军紧急征用。[18]此后在美军中征募志愿队队员已完全不可能，这都是以往陈纳德等人没有意料到的情况。[19]而英军先前承诺的援助美国志愿队的计划，也随着英国参战而取消。
日本对英美宣战后，整个大洋航线不再安全，由美国本土向缅甸与中国运输物资的难度陡增。此时脱离在美军编制外的志愿队，如同一支“孤军”，如得不到人员补充与武器支援，将会在不断的战斗中消耗殆尽。
居里[20]是协助组建志愿队并积极活跃于中美两方的重要顾问。1941年12月8日，居里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言将志愿队改编为正规军，向缅甸方面提供物资和人员。[21]罗斯福于12月9日要居里向陆军提出改编一事。[22]在得到军方回应后，居里便在给美国驻重庆的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也译“麦克鲁德”“麦克罗德”)的电文中指出，改编可使志愿队“获得稳定增长的飞机、补给和人员供应”，“如果仍在陆军编制之外，则达成此目标绝无可能”。[23]
珍珠港事件前，马格鲁德也曾提议用美国陆军部队加强志愿队，但军方并不支持，直到美国参战后一周，马歇尔才正式授权马格鲁德来处理改编一事。[24]马格鲁德立刻于12月12日在电报中邀请陈纳德及志愿队回归美军编制。[25]
陈纳德一知改编之事，便致信宋美龄探询蒋介石的看法。陈纳德表示改编可使中方节省金钱，便于加强队伍，亦有利于严格执行纪律。同时他指出美方或将给志愿队指派一名不熟悉中国情况的指挥官。[26]志愿队在12月20日昆明打响首战，随后又在仰光之战取得优异的战绩。陈纳德建议马格鲁德向美国军方请求飞机、人员以及零件的补充，以保持志愿队的战斗效率。[27]
由是观之，志愿队改编的初衷，在于解决志愿队在物资与人员补充上的短缺问题，以加强中缅战场的空中力量。然而有关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却成为影响进程的关键。志愿队指挥官陈纳德的个人因素，以及中方对改编的不同意见，都使志愿队的改编问题复杂化，以致延宕数月，对中美军事合作亦有影响。
二、马格鲁德方案与陈纳德军衔问题
在志愿队改编的最初阶段，时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举足轻重。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租借事务发展以及远东军事局势激化下组建的。在美方看来，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的主要职能在于“协助中国政府，按租借法案意图取得相应之国防军事援助，并保证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28]而中方对其期许则有不同。1941年7月，当美国政府表示愿意派送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时，蒋介石立刻回复，希望代表团能够包括上校以上军阶的空军军官，其任务是帮助中国建立空军。[29]宋子文与马格鲁德谈话中强调中国“所缺乏者，唯飞机及军械耳”，希望马格鲁德能帮助美国军方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需求，从而“俾得尽量供给武器，迅速运到中国”。[30] 1941年10月27日，蒋介石与马格鲁德首次见面时便提出希望美国派遣多名空军军官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新空军[31]，更进一步表示愿授权美国军官来负责组建工作。[3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的使命与权限面临新的变数。马歇尔此前曾授意马格鲁德关注“志愿队及其补给问题”，并在珍珠港事件后授权马格鲁德负责志愿队的改编工作。
马格鲁德遇到的首要难题，便是如何安排陈纳德的位置。志愿队自酝酿与筹建起，就与陈纳德密不可分。当志愿队旗开得胜之后，陈纳德更是声名鹊起，无论中美两方均不可忽视其作用。不同于首次来华的志愿队队员，陈纳德早以“上校”身份为国民政府效力了四年之久。[33]而他本身却仅以“美国陆军上尉”的军衔退役，如果回归正规军，其身份将成难题。[34]
1941年12月12日，马格鲁德给陈纳德的电报中邀请志愿队回归美军编制。然而陈纳德没有想到马格鲁德并未提及其军衔问题，而改编后的驻华空军也并非由陈纳德指挥。[35]因此，当宋美龄请陈纳德参与商议改编之事，他以“气管炎复发卧床”为由拖延时间，并指出“鉴于问题复杂”，志愿队不宜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志愿队当下的地位更能发挥作用。驾驶员均一致愿受我领导和蒋委员长的监督”。[36]
马格鲁德在1941年12月31日向陆军部正式提案，志愿队纳入陆军航空队，改编成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马格鲁德提案中，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志愿队的指挥权问题，一个是志愿队队员改编问题。关于前者，马格鲁德提出将由他本人来担任改编后的美国驻华空军指挥官;关于后者，马格鲁德提案中指出志愿队队员可一次性获得合同与军队薪水之间的差额补偿。那些拒绝接受改编，或者“不符合陆军标准”的人员，可由中国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取代，“俾以民主阵线互助与团结精神昭示于世”。[37]
马格鲁德谋求驻华空军指挥权，不仅让陈纳德诧异，更遭到中方的反对。12月31日，马格鲁德面见蒋介石提出志愿队改编方案，而蒋介石当场拒绝了马格鲁德的要求。蒋在日记中记道：“麦克罗达(即马格鲁德)为美国来华空军指挥系统问题，主张由其本人直接指挥，余谓凡在中国领土内之任何军队，皆应归中国统帅部之指挥，彼不为然，余则非此不可，彼乃电询华盛顿意旨再定，余谓即使华盛顿与彼意见相同，余亦不赞成也。”[38]从中方来讲，蒋介石与宋子文都仍倾向由陈纳德来领导中美联合空军。[39]
陈纳德深知志愿队必须要得到人员与武器的补充，但他对此有“改编”之外的方案。1942年1月12日，他向宋子文指出，志愿队需要每周6架战斗机以及10名飞行员的补充。对于正规军与志愿队的差异，陈纳德也提出新补充的人员不必“退出现役”，只需与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签订相应合同即可。[40]陈纳德又致函马格鲁德，指出改编会“引起志愿队作战效率的下降，很可能长达四到六个月之久”，此外他极为自信地表示，鉴于他对中国战场的了解，他应被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将级军官和中国空军指挥官——既能领导志愿队，又能领导未来的美国驻华空军。[41]
1942年1月19日，马格鲁德再次向蒋介石表示，美国陆军部拟定由他本人来担任中国与缅甸地区美国空军司令官。[42]为了让蒋介石放心，马格鲁德借马歇尔来电指出“美国志愿空军之创立，原为援助中国之用，将来该队改编为美国正式空军后，其任务一仍旧贯，依然用之于中国而为中国服务”。在这一改编方案中，志愿队改编后将成为“美国驻中国与缅甸之正式空军”，马格鲁德提出“其驻在中国者，余当听委座之命令，而驻在缅甸者，余则听魏菲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将军之命令”。[43]对此，蒋介石在与宋子文商议时表示不满：“(1)美国驻华之空军，随时移用于缅甸，其职务与地区皆不能划分，必至两方不能运用。(2)中国与缅甸既为两个战区，麦君究听何人命令，必致双方为难。(3)陈纳德为空军专家，如此组成是否所愿，亦一问题。(4)中甚愿美国选派高级将领来华助战，而麦君非空军专家，中美空军人员皆不能引起信仰也。”[44]以“一人受中英两个统帅之指挥，并任二个战区之职务，再以陆军人员指挥空军”[45]，这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
为了让陈纳德同意改编，马格鲁德更向蒋介石表示，陈纳德“在此次危局间之伟大贡献，我人均有同感，其所表现军事领袖之素质，已获得一致之钦佩。故此次改编，决无减少彼地位重要性之意”。宋美龄则当面向马格鲁德提出“如改编有非实行不可之势，则彼(陈纳德)主张，彼个人须升任少将[46]，盖统率在华之美国空军，彼实为惟一适任之司令，倘彼官级仍为上校，恐威仪不彰，有碍职务之执行”。马格鲁德则表示如果自己担任中缅美军司令，提升陈纳德军衔不是难事，马格鲁德个人决无强迫改编之意，但是陈纳德“如坚持反对态度，恐彼之地位，将受不良影响”。马格鲁德还指出“彼倘遵正轨发展，空军司令自当属彼无疑。本人知美国尚有空军军官五六人，能担任此项司令职务，但无一能如希诺德(陈纳德)上校之胜任愉快者”。[47]言下之意，即陈纳德并非陆军部唯一的选择。马格鲁德为加大自己的话语分量，指出美国军方为便利进行改编起见，已授权他广大的行政权限。[48]然而蒋氏夫妇坚持为陈纳德说话，要求保证其指挥地位，并对马格鲁德心生反感。在被蒋介石多次拒绝后，马格鲁德也无奈地向陆军部报告，“陈纳德很可能是唯一具备资格和经验，并能够有效地指挥中美空军作战的人”。[49]
让蒋介石对马格鲁德失望的还在于其作为驻华代表时的抓权表现以及部分报告的失真。[50]1942年1月5日，马格鲁德向陆军部呈交的报告中，在未提供事实凭据下，便预测中国政府将和日本安排停战，让美国单独对抗日本，同时指出蒋介石打算囤积美援，“以准备战后的军事行动”。[51]有学者认为这种报告亦可能是马格鲁德在抓权失败后凭空杜撰，发泄心头之愤，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公报私仇。[52]
随着蒋介石正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美军事合作不断升温。蒋介石为加深合作关系，提议由美国选派高级将领担任新组建的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美国军方也希望通过派遣更高权限的将领来华，以推进中美军事合作，维持中国战场。[53]涉及志愿队改编与美国空军来华问题上，美国军方高层决定把空军方面的负责人纳入中国战区参谋长领导班子之中。1942年1月23日，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在致宋子文的信中指出，陆军部驻中国首席代表的高级助手应包括一名来自航空队的将官，“这名将官的职责之一是指挥驻华美国空军，并帮助组训中国空军，同时负责中国战区总司令部的空军作战行动”。[54]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美空军合作，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同时选送两位军官来华，一位是陆军军官，做联军参谋长;另一位是陆军航空队军官，前来主持中国的空军事务。[55]故而蒋介石在美方“另派空军高级军官”一事上，认为“仍由美政府决定，中国自无异议”，但透过宋子文向美方婉商，“陈(纳德)对中国空军感情与合作精神，必为任何新来之高级人员所不能及。如美国此时无适当高级之空军军官来华，则暂由陈纳德充任此职，亦甚相宜”。[56]1月29日，史汀生表示美方“十分赞同这样的安排，陈纳德也将适时晋升为准将”。[57]
至此，马格鲁德提案随着其本人话语权的下降而搁浅，而陈纳德则将回归美军“现役”，并且得到晋升。然而志愿队改编后指挥权仍未能得到确定，改编工作仍在继续商讨中。
三、陈纳德指挥权与改编方案之确定
马格鲁德提案阶段，志愿队改编在于解决志愿队的补员以及物资问题，而随着中美军事合作的深入，志愿队作为一支存在于中国、缅甸战场的有生力量，其改编问题被纳入美国的全局战略部署加以考量。
1940年6月27日，尚未参战的美国便已明确提出“先欧后亚”“先德后日”的战略构想：美国“应在太平洋采取完全的防卫行动，而在大西洋方面做主要努力”。[58] 1942年2月15日，罗斯福和时任其首席外交顾问的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59]探讨新加坡沦陷后的形势。霍普金斯提出“两翼说”，即“右翼基础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左翼则在缅甸、印度和中国”[60]，而美国的防务重心更侧重于澳大利亚一侧。这既影响了志愿队的改编，更影响了美国在中缅印战场空中力量的投入。
作为中国的盟友，美国应当派遣一支正规部队进入中国战区，共同抗击日本。但碍于“先欧后亚”的大战略部署，以及中缅战场交通线的困难，美国大量派兵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s)在报告中指出，“军事援助，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援助，可能会产生比军事利益更大的心理影响。美国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不够的，美国空军即使有限，也会给中国提供积极的证据——证明我们正在为中国和我们自己共同战斗”。他提议“不论美国志愿队是否并入正规军，其人员和设备方面的力量需保持不变，并应逐步增加”。[61]而当美国军方体系进入中国后，他们感到如果让这些纪律性低、又拿着高薪的志愿队队员继续存在，就会极大地打击普通士兵的士气。[62]因此，改编志愿队成为美国军方整体战略规划的必要步骤。[63]
经过美国陆军部的协商，以及中方的认可，约瑟夫·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一职，中美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与史迪威一同前往中国战区的参谋中，克莱顿·毕塞尔(Clayton Bissell，也译“毕赛尔”“俾索威”)作为空军高级参谋将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的直接负责人。这意味着史汀生此前保证陈纳德指挥美国驻华空军的承诺并未兑现。
志愿队新的改编方案中，毕塞尔总揽大局，陈纳德得到美国驻华战斗机队和轻型轰炸机队的指挥权，不包括重型轰炸机队。居里告知陈纳德“尽管军方对你态度不错，但毕塞尔能取得军方更多的合作”。[64]与史迪威、马格鲁德纯陆军的出身不同，毕塞尔是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军官，在有关战斗机战术观点上与陈纳德截然不同，对其成见颇深。[65]陈纳德未能接受这一安排，他声称取消他在中国战区的空军指挥权，对各方均无好处。陈纳德建议陆军部挑选一位能与之融洽工作的人，若仍是毕塞尔在任，他将“深感失望”，并以健康不佳为由选择辞职。[66]
史迪威在获知自己前往中国的使命时，便知志愿队改编之事。1942年2月9日，居里在华盛顿向阿诺德转达陈纳德对改编的意见。史迪威在日记中提到，“看来马歇尔曾答应过蒋介石，陈纳德可以担任高级空军指挥官”。史迪威对陈纳德不遵守纪律的做法表示不满，他支持毕塞尔“排在陈纳德之上”。史迪威在日记中道出了美国军方恼火的原因——“由中国人告诉美国，谁能和谁不能当我的部下”——这种中方干涉美国人事安排的情况，使美国陆军部极为厌恶与反感[67]，而陈纳德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更让陆军部对其动因产生怀疑。[68]
对于美国军方在空军人事上的变动，中国高层亦有新的看法。1942年2月5日宋子文在密电中向蒋介石告知美国军方及史迪威的意见，指出美方认为“反攻日本时，空军根据地必在中国”，志愿队及中国空军须有适合的指挥官，以备将来调遣空军赴华共同作战。美方认为“以陈纳德之技能、经验、资望，及与美空军之关系，能否胜任，殊未可必”[69]，即由毕塞尔担任联军总部最高级空军职位主持一切是较为妥当的。
对于中方而言，志愿队的改编并非一支空军部队的改编，更涉及后续空军入驻中国战区的问题。为更大程度上调动美国的军事援助，宋子文向蒋介石表示毕塞尔“确与美空军各高级将领关系极深，声望素著，为将来种种着想，失此机会，此人不能赴华，殊觉可惜”。[70]希望能借美国高级空军军官的到来，使得中国得到美国更多的空军援助，能有正规空军入驻中国战区。
蒋介石与陈纳德之关系，并不似美方以及外界所言一般完全一致。陈纳德在蒋身边工作多年，对蒋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同。[71]蒋介石对陈纳德同样也是就事论事，绝非一味推崇。1942年3月4日，蒋与陈纳德在腊戍商谈空军侦察敌情与以后在缅甸空军使用计划时就曾认为“彼人滞碍，不能负重任也”。[72]故蒋并非坚持让陈纳德担任美国驻华空军指挥。
因此，中方表示接受美方的决定。居里通过宋子文转发了一封电报给陈纳德，表示“阿诺德对志愿队也十分赞赏”，“毕塞尔能从军队中调取物资，这对大规模行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利益不仅要求有良好的物质支援，也要有良好的策略”。[73]在美方与中方都做出决定的情况下，陈纳德只能选择妥协，他向宋子文和居里回信，他愿“以任何身份，在一个能最有效地进行战斗的组织内效劳”。[74]
1942年3月，史迪威和毕塞尔相继抵达重庆后，马上和蒋介石夫妇进行正式会晤。蒋介石表示毕塞尔“空军职务已由史将军决定，并不与陈纳德冲突”[75]，史迪威遂在向马歇尔提交的形势评估报告中表示相信“陈纳德的问题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志愿队也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接受改编”。[76]史迪威认为改编计划“首要的原则就是在改编期间保持志愿航空队的最大效率”，关于陈纳德在新体制中的位置问题，史迪威建议将毕塞尔和陈纳德都提升为美国陆军准将，但陈纳德军衔的生效日期在毕塞尔之后一天，以此表示两者地位的差异。[77]
1942年4月1日，在宋美龄陪同下，蒋介石与史迪威、陈纳德、马格鲁德共同讨论志愿队的改编问题。各方都同意陈纳德在志愿队改编后继续指挥驻华美军战斗机与轻轰炸机部队。关于志愿队的解散日期，陈纳德提议定为7月16日，毕塞尔提议定为7月1日，后遵照宋美龄建议决定为1942年的7月4日。按陈纳德的回忆，他认为史迪威和毕塞尔坚持改编在4月30日前完成，应当是其刻意抹黑之意。[78]志愿队改编方案留给陈纳德三个月的缓冲期来适应新的战争布局，毕塞尔则承诺“对于该队改编之后继续维持其效率问题”，5月初将有33名有驾驶P40型飞机熟练经验的士兵到达中国。[79]可以说，让中方与陈纳德愿意牺牲志愿队独立性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在7月4日正式改编以前，志愿队既保持中国空军的身份，又能得到美国军方的后勤支援。毕塞尔表示：“目前美空军对中国之支援，将尽速加强美国志愿队之实力，俾直接援助缅甸前线之中国军队，并尽速完成驻印度美国空军第十军之组织，以阻止日本切断对中国空航之计划。”[80]
四、“意料之外”：志愿队队员的改编与中国战场空军力量变化
改编方案在各方协商下得以确定。解决陈纳德军衔与指挥权之后，志愿队改编便再度回到其本质问题，那便是人员补充与武器援助。然而，在志愿队队员的改编以及后续增援上，其成效却不及中美双方之设想。
(一)志愿队队员的改编
志愿队中的战斗机飞行员、机组成员、地勤人员，皆以合同的形式受雇于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志愿队成员丰厚的薪水与击落敌机的奖酬，使这群队员不惜冒险、追逐名利。在脱离了正规军烦琐的教条规章后，志愿队的纪律问题很快就成为尾大不掉的难点。而随着战事不断恶化，志愿队队员的心态亦发生变化。
志愿队还在训练之际，蒋介石便已经注意到志愿队“内部精神之散漫与复杂”，故“令美志愿军注意纪律”。[81]陈纳德在管理上的松散，纵然可以更大程度地提升队员的积极性，但一旦战事焦灼，甚至陷入不利局面，这种纪律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按陈纳德的说法，仅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就有12名飞行员及6名其他勤务人员被开除;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又有10名飞行员和37名勤务人员被“不名誉开除”，其中最主要原因的是临阵怯懦。[82]
志愿队队员在纪律上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志愿队作战人员的收编情况。事实上，陈纳德早在志愿队改编之初，便预计志愿队队员宁可辞职也不愿被改编接纳，志愿队将面临解散，而陆军部将无法用同样有效的组织取代它。[83]
1942年4月，志愿队改编的消息正式公布，作为战斗人员，队员们自然不知道中美高层关于改编的细节。部分队员认为陈纳德追逐自己的军衔与前途，牺牲了志愿队队员的利益，以致发生了一起“飞行员叛乱”的事件。[84]陈纳德严厉表示，这些队员都会得到“不光荣退伍”的名声。这场“叛乱”行动并未闹大，但整个部队的士气与作战积极性大为下降。之后仍旧有不少的飞行员与地勤人员通过各种方法离开美国志愿队。[85]陈纳德被迫向陆军部“强烈请求总统向美国志愿队所有成员发出倡议，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同时承诺尽早增援”，并且承认“队伍现在已师老兵疲，精神和士气都很低落”。[86]很多队员都因战斗艰辛、气候与食物不适，导致身心俱疲。这一切都为志愿队队员的改编情况蒙上阴影，而这种“意外”，是中美两方都未能估计到的。
1942年5月21日，毕塞尔和陈纳德在昆明接见志愿队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对于不接受改编的队员，他们和中方签的合同将于7月4日解除，并得到包含假期工资在内的酬劳和500美元的旅费。对于接受军队改编的队员，可以拿到和离队者相同的酬劳，外加军队薪水与合同报酬之间的差额。[87]
大多数来华的志愿队队员，在战前的身份为预备役军官。假若改编后，能正式成为美军正规军官，他们不排斥继续加入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作战。但是，毕塞尔未能“审时度势”，首先指出所有志愿队飞行人员于归并美军后，可取得的最高军衔仅为“预备役少校”，至于地勤人员则只能够成为技术士官。[88]当志愿队队员欲争取正规军的待遇时，却受到毕塞尔的威胁，声称一旦志愿队士兵回到美国本土时，就会立即被征召为陆军步兵。如此一来，无论飞行员还是地勤人员都对归并陆军的安排丧失信心。
陈纳德在取得军方的正式编制后，在收编志愿队队员上也选择“冷眼旁观”，既有看毕塞尔出丑之意，也为了减缓自己与军方的紧张关系。最终，志愿队队员的改编情况堪称糟糕，史迪威向陆军部评价这一改编过程时讲到，“美国军队正用缺乏战斗经验的人员取代久经沙场的美国志愿队……事实上，正是志愿队的队员在战火蔓延、形势危急的情况下纷纷离队回国。他们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不能得到宣传”。[89]
美方对志愿队队员情况的忽视，以及毕塞尔、陈纳德改编策略的失误，使得整个志愿队仅有5位飞行员同意继续留在中国，另有27名无线电员、机工长、文职人员与后勤人员加入驻华特遣队。仅靠32名老队员，再加上少许抵达中国的陆军飞行员，使得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难以形成足够的战斗力。按陈纳德的描述，“(改编后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完全是在战斗声中拼凑而成”，“不得不为争抢每一个人、每一个电花塞头和每加仑汽油而奋斗”。[90]不少美国学者在论及志愿队改编时，都批评了毕塞尔低效而缓慢的组织水平，影响了改编的结果。[91]
(二)志愿队改编与中国战场空军力量的变化
在中缅战场上，志愿队是不可忽视的空中力量。正如陈纳德改编时提到的，“一旦着手改编，此项军队，欲恢复其原来之战斗力，必待三个月至六个月之后”;蒋介石也坚持志愿队的改编不应该以牺牲现有战斗力为代价。[92]但当中方同意志愿队改编的方案后，美方却并没有按照约定满足中国战区空中力量的需求。
1942年3月5日，为应对缅甸丢失对整个远东防御体系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印度组建第十航空队，执行在中缅战场的空中作战。其“最终作战目的，是攻击日本通过中国海的交通线和直接攻击日本本土”。[93]就在志愿队一面作战一面改编之际，德意联军在隆美尔(Erwin Rommel)的率领下直逼埃及腹地，中东方面出现危机。在“先欧后亚”的大战略下，为加强空军力量，美方从中缅印战场抽调了3个空军机队增援中东地区：第1个机队原计划以中国为基地对日实行轰炸作战，但在6月初被派往了埃及;第2个机队正是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第3个机队，则是1942年1月许诺分配给中国的33架A-29型轻轰炸机，被派到埃及担任守卫任务，理由是这批援华飞机离开美国时受阻，要到6月底才能发运——这几队涉及支持中国战场的空军调动未经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同意，甚至也没有与之商议。[94]
在中国的质疑下，罗斯福表示“中国局势甚吃紧，空军援助至关重要，余等虽一致赞成维持中国、印度原来空军计划，但埃及与苏联南部同时告急，实无法增拨……无论如何必当补足前定一百架飞机……本年夏季战事确是最危急之时，但余与丘相以至诚之心同情中国……绝无丝毫漠视之理……克服缅甸已有准备计划”。[95]蒋介石为此责问史迪威，“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若谓埃及局势严重……我浙赣态势亦至危急”，“事件之转变，足证中国战区未被重视……予深愿详知，英、美是否尚以此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耶?”[96]这反映出美国虽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却没有作出更大投入的政策意向。
1942年7月4日，重新组建的美国驻华特遣队在投入战斗时仅有49架飞机，这与中方以及陈纳德同意改编时得到的承诺相比颇有差距，数量甚至少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的援华志愿队。在指挥权方面，由于美国陆军只允许每个战区拥有一支航空队，驻华空军特遣队便成为驻印度第十航空队的下辖部队。中国战场的空军，反受到数千里外新德里司令部的节制，其作战效率大受影响。而第十航空队的工作人员与装备，更是难及1942年美军的最低标准。[97]当新德里发表志愿队改编消息时，连史迪威都向蒋介石表示此举“实属不幸”，认为志愿队改编之事不应发表，因为中国战场空中力量减弱一旦公开，会导致日军趁机大规模突袭。[98]
简言之，中国战区的空中力量，在经历半年多的鏖战以及志愿队改编之后，不仅在数量上未能得到补充，甚至在人员素质上亦有所倒退。[99]无论是志愿队队员的改编，抑或后续增援部队的调动，都在美方“意料之外”。这既是美方的失误，也是其实施“先欧后亚”战略，忽视中国战场的必然结果。志愿队改编成驻华空军特遣队后，中方及陈纳德向美方争取更多的飞机物资，成为下一阶段中美空军合作的主题。
五、余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中美两国正式成为盟友。中美同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关系，中国政府在处理军事合作、协同作战方面，缺少足够的经验与对策。通过考察志愿队半年多的改编过程，我们对志愿队的性质可以有更深入的认知，更可获悉中美两国在军事合作上的重心与策略，亦可由此窥视两国盟友关系的弱点所在。
对于志愿队本身而言，接受改编实属必然。志愿队成立之初，由于各种装备欠缺与人员素质不高，甚至陈纳德在开战之初也对其前景期望不大。[100]志愿队配备的P-40型机过于老旧，许多零件早已停止生产，补充极为困难。[101]美国对日宣战后，全军进入战时状态，再想从美国军队中招募“志愿人员”已无可能，如无后续支援，这支部队将不断战斗减员，直至衰亡。此外，美国军方获得了租借物资的主导权，那么志愿队只有“改编”回归美军编制，方能有持续作战之可能。
当然，在如此窘迫的情境中，志愿队取得如此优异的战绩便显得更为可贵。陈纳德与志愿队员们的血汗付出，让中美双方都意识到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尽管志愿队队员多数未能接受改编而离开中国，使人诟病其“雇佣兵”本性，但据学者研究，归国的队员大多数又回到前线作战。[102]由此可见收编失败的责任更多在于美军自身。
陈纳德在改编中展现出对指挥权的渴望，以及对改编本身的抵制，遭到美国陆军部与同僚的非议。倘若陈纳德未能获得将官军衔，无法确保指挥权，那么他在被陆军征召后，有可能被指派到其他战场。这对他施展才华以及个人前途上而言，无疑是不利的。[103]事实证明，陈纳德留在中国战场指挥，对中美双方都大有裨益。
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改编志愿队既是统一指挥的必然需求，同样也满足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开战初期美国无论兵力还是物资分配上，都难以满足中缅印战场的需求。美国志愿队取得出乎意料的战果[104]，使收编这支部队成为美方“投资”最少的方案——既有现成的飞机，又有现成的作战人员，改编志愿队成为“权宜之计”。
对于中方而言，在美国无法派出陆军增援的情况下，中方对空军援助的需求极为迫切。1941年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刚抵达重庆，蒋介石便一再强调“中国今日所最急要者，仍为空军”。[105]宋子文得知美国要使毕塞尔的指挥权高于陈纳德时，就指出接受毕塞尔有利于美军更好的援助。[106]中方在明白美国“先欧后亚”战略难以变更之际，寻求“美空军多派数大队来华助战”亦成为“权宜之计”。[107]
此外，志愿队改编有利于缓解中方的财政压力。至1942年1月中旬，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厂的资金已濒临枯竭，而志愿队队员未领到上年12月的薪水。[108]2月17日，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官钱昌祚致信宋子文，要求再向仰光中央飞机制造厂拨发40万卢比，其中包括志愿队队员2月的工资[109]，甚至陈纳德本人也曾向宋子文致电询问志愿队击落战机一架500元奖金的发放问题。[110]如果志愿队未改编进入美军编制，其资金运转对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而言，显然是不小的负担。
从结果来看，志愿队改编的成效对于中美两方而言，并非最佳。对于美方而言，志愿队队员大多数选择回国而非接受改编，使得美方必须重新派员加以补充。而对于中方而言，解决志愿队“扩大与补充之困难问题”，其实是中方对于中美空军合作的最低目标。“专事扩充该队，我国空军将无充实之望”[111]，中方希望美国在改编志愿队的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飞机、人员与物资援助中国空军，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战区的空中力量。而当美国空有承诺而未能兑现，使中国仍处于困境，失望之际便有矛盾滋生，进而导致两国合作之危机。[112]
在美国志愿队改编的过程中，有两种因素对后续中美军事合作产生影响。
其一，“陈纳德因素”对中美相互信任的影响。在改编过程中，陈纳德显现出对权力与地位的需求与渴望。在中方看来，这是对陈纳德几年来在华工作的嘉奖，是对其领导志愿队取得辉煌战果的肯定，因此陈纳德谋求美国驻华空军最高长官以及“准将”军衔，蒋介石等人表示赞许与支持。[113]但从美国军方来看，陈纳德纵然成绩斐然，但终究是“体制”外的人。尤其是陈纳德背后有中国高层的撑腰，使军方并无好感，且担心无法掌控改编后的驻华空军，坚持要“体制”内的军官来担任驻华空军的长官。
纵观志愿队改编的过程，军方愈是施压，陈纳德便更加“倒向”蒋介石;而中国政府愈是为陈纳德向美方“说话”，则美国对陈纳德的观感每况愈下。[114]如此反复，导致美国军方对中国方面的偏见与日俱增。蒋介石为陈纳德争取独立指挥权的措施，本意是为了增强中国战场的空军战斗力，但却意外地加剧了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以及美国军方对他的误解。
其二，“空军模式”对中美陆军合作的影响。对于美方所言，在空军合作上的“相对顺利”蒙蔽了决策层。在志愿队改编与中美空军合作过程中，中国曾提议让陈纳德既充任美国驻华空军司令，同时整训并领导中国空军协同作战。[115]美国军方认为，在美国军事装备、训练战术以及军官素质都优于中国的时候，中国愿意将军队的领导权交出，建设一支由美国人重新改造和组织的中国军队。[116]当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取得中国远征军指挥权后，美国人愈发认为“获得”中国军队的领导权，才能帮助中国提升军队战斗力。这种由“空军模式”演绎到陆军层面的“一厢情愿”，毫无疑问将会触怒中国政府，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综上所述，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的改编，是各方不断协商下所做出的“权宜之计”，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各方的基本诉求，解决了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战场缺少盟军协作的问题。但作为中美战时空军合作的序幕，此次改编已暗含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与行事策略。从志愿队首战，到正式改编的7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高层、美国军方、陈纳德之间的互动，为之后几年中美军事合作的“曲折起伏”埋下伏笔。
注释
[1] 据学者研究，抗战期间驻华美军最多时达10万人以上，但主要是航空作战部队与空运部队。参见阮家新《抗战时期驻华美军部署及作战概况》，《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
[2] 陈纳德本人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于1949年出版过一本自传与回忆录性质的书，即Claire L.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New York: G. P.Putnam’s Son, 1949)。相关传记主要有Martha Byrd, Chennault, 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7);Jack Samson, The Flying Tigers: The True Story of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U.S. 14th Air Force in China(New York: Doubleday, 1987);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Wanda Cornelius and Thayne R. Short, Ding hao, America’s Air War in China, 1937-1945(Gretna: Pelic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0);Sam Kleiner, The Flying Tiger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Pilots Who Waged a Secret War against Japan(New York: Viking, 2018);等。
[3] 主要研究论文有顾学稼、姚波《美国在华空军与中国的抗日战争(1941年8月—1945年3月)》，《美国研究》1989年第4期;金光耀：《宋子文与陈纳德和战时美国驻华空军》，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王跃如：《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空军合作》，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09年;深町英夫：《奢侈的保镖?——飞虎队的日常生活》，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徐飞：《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飞虎队”态度的演变》，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历史系，2014年。
[4] Keith Ayling, Old Leatherface of the Flying Tiger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45), p.166.
[5] Chi-Hsin Kang,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Impacts of American Aid and US-C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Ph.D Dissertation, St. John’s University, 2015), p.46.
[6] 中国航空委员会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高指挥机构，蒋介石任委员长，周至柔担任主任并负责常务工作。
[7] 合同规定的条件是，飞行员月薪600美元，中队长750美元，地勤人员不低于250美元，外加每月30美元津贴、差旅费和每年30天带薪休假，免费住宿。击毁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参见陈香梅《陈纳德与飞虎队》，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8] 曹嘉涵：《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10页。
[9] T. V. Soong to R. C. Chen, September 6,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 V. Soong papers, Box 2, folder 2.
[10] 《蒋中正电询宋子文中国空军美志愿队经费可否由租借案内拨发抑由中国支付》(1941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0。
[11] 《宋子文致蒋介石报告美航空志愿队开支浩大电》(1941年11月22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12] 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94.
[13] Memorandum form Roosevelt for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30,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8.
[14] 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20.
[15] Jack Samson, The Flying Tigers, p.91.
[16] Marshall to Currie, August 30,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8.
[17] Arnold to Currie, December 3,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5.
[18] 当然，美国军方在征召这批志愿队员时，补发其在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的薪水，直到1941年12月31日。参见R. W. Bonnevalle to Currie, December 22,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5。
[19] 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24.
[20] 居里在1939—1945年任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1941年和1942年两度作为总统代表到中国，指导《租借法案》在中国的实施。
[21]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December 8,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2.
[22] Memorandum for Lauchlin Currie, December 9,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2.
[23] Currie to Magruder, December 12, 194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29.
[24] Gordon K. Pickler, United States Aid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ir Force, 1931-1949 (Ph.D Dissertation,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71), p.162.
[25] 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107.
[26] Chennault to C. J. Chow for Madame Chiang, December 16,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hennault papers, Box 1, folder 13.
[27] Jack Samson, The Flying Tigers, p.129.
[28] 《马格鲁德致参谋长备忘录》(1941年8月22日)，章伯峰、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页。
[29] 《宋子文电蒋中正美军官团决先派航空运输炮兵专家以麦克鲁德为领袖》(1941年7月3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32/054。
[30] 《宋子文致蒋介石函稿》(1941年9月4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11页。
[31] 《蒋介石、宋美龄与马格鲁德谈话记录》(1941年10月2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67—473页。
[32] 《蒋介石与马格鲁德谈话记录》(1941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474—478页。
[33] 陈纳德的“上校”称号，最初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授予的荣誉头衔。参见Sam Kleiner, The Flying Tiger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Pilots Who Waged a Secret War Against Japan， pp.175-176。
[34] 陈纳德曾回忆到，1940年他回美国期间，曾提出重回陆军航空队服役的申请，但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为他提供的职位仅是一名炮兵学校教官，军衔只提升为“少校”，这是陈纳德无法接受的。参见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95。
[35] 马格鲁德给陈纳德电文的草稿中，也为陈纳德的军衔犯难。他本让陈纳德以“准将或上校”的军衔回到现役，但在拍发之前予以删除。参见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107。
[36] Chennault to C. J. Chow for Madame Chiang, December 30,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hennault papers, Box 1, folder 13.
[37] 《美国志愿队空军编入美国军队条件译文》(1942年1月1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55—556页。
[38]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3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39] 《宋子文电蒋中正中国空军美志愿队改编为美国正式空军办法》(1942年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3。
[40] Chennault to T. V. Soong, January 12, 194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4.
[41] Jack Samson, The Flying Tigers, p.135.
[42]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15页。
[43] 魏菲尔将军是当时英军驻印度缅甸最高指挥官。《蒋中正接见马格鲁德商谈中国空军美志愿队改编后仍用于中国一事》(1942年1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5。
[44] 《蒋中正电示宋子文与美详商麦克罗德不适任中缅战区美国空军司令官》(1942年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300/00047/009。
[45] 《蒋中正电宋子文请美国遴派中国战区统帅部联军参谋部长》(1942年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6/044。
[46] 此处“少将”，实为美军“准将”军衔。
[47] 《蒋中正接见马格鲁德再度商谈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编事》(1942年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6。
[48]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第21页。
[49] Magruder to Adjutant General for AMMISCA, January 29, 1942，转引自Martha Byrd, 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141。
[50] 马格鲁德曾一度要求宋子文将援华租借物资拨给美国军事代表团支配，但遭到拒绝。参见曹嘉涵《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第144页。
[51] Magruder to War Department, January 5,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Hereafter FRUS), 1941, Vol. IV, pp.769-771.
[52]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53] 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第63—83页。
[54] 《史汀生致宋子文》(1942年1月23日)，吴景平、林孝庭主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55] Letter from Soong to Mr. John J. McClo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January 6, 1942. Verifax File 2817, Item 2625, MFA，转引自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第68页。
[56] 《蒋中正电宋子文如美国此时无适当高级空军军官来华则暂由陈纳德充任》(1942年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7。
[57] 《史汀生致宋子文》(1942年1月29日)，吴景平、林孝庭主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第175页。
[58] 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59] 霍普金斯在二战期间，任罗斯福的首席外交顾问，并在《租借法案》的制订与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60] Grace Person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Maryland,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82), p.89.
[61]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7,1942, FRUS, 1942, China, p.27.
[62] Wesley M. Bagby, The Eagle. Dragon Alliance,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2), p.72.
[63]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除在中国有志愿队外，也在加拿大与英国有空军志愿队。这些部队在美国参战后立刻被收编进正规军。参见William M. Smith, Mercenary eagles: American Pilots Serving in Foreign Air Forces Prior to United States Entry into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6-1941(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kansas, 1999), pp.226-230。
[64] Currie to Chennault, February 4, 194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4.
[65] 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71.
[66] Jack Samson, The Flying Tigers, p.151.
[67] 约瑟夫·史迪威著，林鸿译：《史迪威日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9页。
[68] Martha Byrd, 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142.
[69] 《宋子文致蒋介石密告美方嘱意俾索威担任联军最高空军职位电》(1942年2月5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47页。
[70] 《宋子文致蒋介石密告美方嘱意俾索威担任联军最高空军职位电》(1942年2月5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47页。
[71] 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p.194-195.
[7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4日。
[73] Minister Soong to Chennault, February 10, 194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hennault papers, Box 2, folder 9.
[74] Chennault to T. V. Soong, February 15, 194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 V. 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19.
[75] 《宋子文电蒋介石与马歇尔晤谈史迪威为其最有能力之将材谅蒙重用》(1942年3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16/049。
[76] 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250.
[77] 在美国军队体制中，同军衔的军官，一般以晋升时间顺序来决定上下级。
[78] 参见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71。
[79] 《宋美龄与马格鲁德史迪威陈纳德等会商中国空军美志愿队改编之各项问题》(1942年4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9。
[80] 《毕赛尔致蒋介石备忘录：美国空军援华及阻止日本切断对华空运计划等》(1942年4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0/006。
[81]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0月5日、12月7日。
[82] 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52.
[83] Martha Byrd, 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 p.138.
[84] 总计24名飞行员，包括6名空战英雄联名上书：“我们这些来自美国志愿队的签字者，希望能够结束我们与中央飞机制造厂签署的合约，并结束我们在美国志愿队的职务。”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300.
[85] 许剑虹：《飞虎雄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战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页。
[86] 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304.
[87] Jack Samson, The Flying Tigers, p.192.
[88] 当时史迪威交代毕塞尔可以授予志愿队人员的最高为“上校”军衔，毕塞尔却未能执行。
[89] 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362.
[90]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91] James Larry Durrence, Ambassador Clarence Gause and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1-194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1971), p.109.
[92] 《蒋中正接见马格鲁德再度商谈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编事》(1942年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6。
[93] Grace Person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p.203.
[94] 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年》,第127页。
[95] 《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华盛顿呈蒋委员长报告与罗斯福及丘吉尔情形电》(1942年6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163—164页。
[96]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史迪威谈话纪录》(1942年6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168页。
[97] Todd Eric Jahnke, By Air Power Alone: America’s Strategic Air War in China, 1941-1945 (Maste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2001), p.27.
[98]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史迪威嘱其将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之需要三项编入中国战区军事活动总计书中谈话纪录》(1942年6月2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171—172页。
[99] 按陈纳德的回忆，陆军部以“军事机密”为由隐瞒了志愿队改编过程不光彩的一面。例如1945年1月，陆军部在提交众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坚称志愿队原有的250名成员有220名改编加入了美国正规军。参见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78。
[100] 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24.
[101]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255页。
[102] 据研究，志愿队解散时共有220名成员，其中187人回到了美军现役，占总人数的85%。参见Daniel For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pp.378-379。
[103] 陈纳德曾在回应志愿队队员拒绝改编时指出，“志愿队员拒绝改编，因为他们喜欢中国，并害怕志愿队或志愿队长官被调派到其他战场”，此处可见其心声。参见Chennault to T. V. Soong, January 12, 194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papers, Box 2, folder 4。
[104] 有不少军事专家认为，志愿队在战斗中最多不过维持三周。参见Wanda Cornelius and Thayne R. Short, Ding hao, America’s Air War in China, 1937-1945, pp.119-120。
[105] 《蒋介石、宋美龄与马格鲁德谈话记录》(1941年10月27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467—473页。
[106] 《宋子文致蒋介石密告美方嘱意俾索威担任联军最高空军职位电》(1942年2月5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47页。
[107] 《宋子文致蒋介石盼对史迪威万分忍耐以免耽搁时期电》(1942年6月)，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第170页。
[108] Chennault to T. V. Soong, January 19, 194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 V. Soong papers, Box 2, folder 3.
[109] C. T. Chien to T. V. Soong, February 17, 194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 V. Soong papers, Box 2, folder 3.
[110] Chennault to T. V. Soong, February 7,194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Chennault papers, Box 2, folder 7.
[111] 《宋子文电蒋中正中国空军美志愿队改编为美国正式空军办法》(1942年1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3。
[112]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第712页。
[113] 甚至在陈纳德固执地回绝美方的改编方案时，宋美龄为之辩解称“(陈纳德)上校赋性固执，但其固执，确具理由。余等识彼，已历五年，故知之甚稔。彼不计个人利益，但有所主张，必坚持贯彻”。参见《蒋中正接见马格鲁德再度商谈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编事》(1942年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5/016。
[114] 正如前文所讲，蒋介石与中方并非坚持要让陈纳德担任驻华空军的最高指挥，但双方的亲密关系还是让美方产生偏见与反感。
[115] 还在1942年1月初，宋子文就曾提出让陈纳德兼任中国空军的总司令，同时指挥中美空军作战。参见T. V. Soong to Madame Chiang, January 6, 194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 V. Soong papers, Box 37, folder 15。
[116]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徐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5 14:58:59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