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锡俊：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路径分歧的发展与终结（1937.8—1938.1）
2022-10-18 14:47:04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1937年8月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基于错误的推演，寄希望于以苏联参战实现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两个月后，随着推演的落空，很多人转向以“倚德议和”为目的的“德国路径”。11月初的第一次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反共”执念的复炽相互作用，加剧了国民政府内部的路径分歧，赞同“德国路径”者还尝试从防止“造共”的维度劝告日本“悔悟”。其后，“张冲口信”铸成蒋介石对苏联的误判，与第二次德国调停相重叠，促使蒋介石交叉实行“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但国民政府的主流却进一步向“德国路径”倾斜。12月下旬日本对华条件更加严苛，国民政府对此存在三种不同意见，最终对日本的条件既不接受也未拒绝。1938年1月日本切断“德国路径”后，国民政府在别无选择中被迫转向长期抗战。在此过程中，日本“共同防共”等条件的压迫，使苏联因素对国民政府发挥了鼓舞抗日与阻止屈服的作用;日本则在代为国民政府终结路径分歧的同时，走上与既定目标适得其反的绝路。
关键词
国民政府 苏联 日本 德国 抗日战争
自1937年8月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至翌年1月日本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这5个多月是国民政府在围绕“苏联路径”与“德国路径”的分歧中，重新检讨和战问题的重要时期。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开放，关于这段历史已有很多研究，但仍然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其一，尽管国民政府当时一再强调苏联的态度是中国决定对外方针的先决条件，学界关于国民政府对苏考量的探讨，总的来说却还处于碎片化阶段，故至今尚缺乏对整个过程的系统性考察;其二，由于对苏考量在此期国民政府的决策中占据关键地位，故对于包括德国调停在内的重大问题的应对，国民政府都是在苏联因素的影响下展开的。因此，只有结合这一影响做融会贯通的分析，才能深入揭示国民政府应对德国调停等问题时采取的各项措施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目前学界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的论述尚欠深度，甚至出现时序上的混乱、细节上的模糊与阐释上的失实。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国民政府对“苏联路径”认识及定位的演变为主线，以这一演变对“德国路径”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影响为副线，重新探讨此期国民政府的路径分歧与和战抉择。在资料方面，本文特别注意官方档案与当事者私密记录的相互印证。因为，外交问题与和战问题往往高度敏感且易受非议，常使当事者的内心想法难以在公开场合表达，只能在日记等私密文字中加以记载。所以，综合比照公私两种史料，当有助于更好地厘清决策过程中的深层背景，再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 战略推演的落空与“疑苏倚德”论的抬头
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蒋介石立即向苏联派出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的“工业部赴苏实业考察团”。蒋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molov)强调考察团的任务只是接受苏联提供的武器，对杨杰却指示：除确保苏联物资援华外，考察团须把促进苏联对日参战与促成中苏互助条约作为主要任务。对第二个目标，驻苏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与中苏缔约之前的报告一样，仍然不容乐观。譬如，8月23日副武官干卓致电蒋介石说：苏联认为若远东战事扩大，德国可能入侵捷克及苏联，引起大战，苏须谨慎行动。所以，虽然苏联态度似转积极，但中国“不可重视外力，因不可靠也”。然而，与这种消极性评估相反，中苏缔约前在对苏关系上再三犹豫的蒋介石，在缔约后却显得颇有把握。在8月27日与鲍格莫洛夫的长谈中，蒋介石在表明中国不管能否得到外援都决心抗战到底后，要求苏联向中国转让美国制造的飞机，并派遣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来华参战。在中苏同时公布互不侵犯条约的翌日即8月30日，蒋介石还向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提交了由他拟定的《抗战期间外交方略》并获得修正通过(以下简称“《外交方略》”)。主要内容如下：
甲，原则：一，此次中国对日抗战结果，不仅影响东亚局面，并有牵动世界大势之可能。二，中国单独苦战，不能为无限之支持，亦不能中途弃战求和，势必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三，中国如战败不支，则日德义集团支配欧亚，苏联在日德夹攻之下必败，即日本单攻，苏联亦败。是否影响及于西欧，法国首受危险。四，故中国在国际上欲求与国，必须于利害关系最密切之法苏求之。
乙，运用：一，对苏联之期待：军事上，援助义勇军扰乱“满洲”，朝鲜青年党煽动朝鲜、外蒙作军事上直接之威胁。政治上，与英美法三国为密切之联系而作各种积极之活动。二，欲苏联在军事上、政治上作积极之活动，必须有法国之同情。故对法交涉非常重要，宜速与法国参谋本部详究大局之利害，促进其认识与决心。三，惟法国虽因对德关系，愿与苏联接近，但在远东陆海军力量均极薄弱，尤以安南防御未固，深以开罪日本为虑。若法苏之对日态度能得到英国之拥护，则可减少法国之过虑，而增加法苏之力量。四，因是中日战事苟有影响欧洲大局之可能，则操其枢纽者全在英国。故我方对英不独须保持传统的密切关系，且应使之彻底觉悟中国战败后英国在东方领土所受之实际威胁及权益之损失，俾促其采取积极态度。五，对德、对义各别作外交活动。对德以军事上及经济上之特殊利益为条件，表示中国将来仍持敦睦政策之诚意;对义以近年特殊之友谊关系为辞，请其至少维持友谊之中立，我方需竭力去除对中苏接近之怀疑。六，美国目前政策仍在避免牵入战争漩涡，但美国民众态度极易变更，数月之后或因情势之发展采取较为积极之行动亦未可知，故此时我方仍应竭力设法谋得美国人民之同情。七，进行上述各项之运用，希望达到如下之局面：(1)形式上中国单独抗战到底，但能得到苏联军事上积极援助。(2)英法苏在外交上共同行动，逐渐演成军事干涉。八，上述方案系根据现在形势与吾人之期望推演而来，惟国际情形瞬息千变，未可尽如吾人之逆料。故吾人固应尽可能之努力，以期达到第七项之局面，同时如有第三国对于中日战争寻求和解之方法而表示欲执斡旋之劳，则吾人亦不宜拒绝，惟当权衡利害，妥慎运用，再定应付之方略。
《外交方略》反映了国民政府在中苏订约后的对外目标、方针及其理由。但是，只要细加分析，即可看出其中包含两大误区。
第一，基于对中国“单独苦战”的悲观展望，《外交方略》立足于“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即借助第三国的援助而共同战胜日本。为此，其首先寄望于苏联在军事上的积极援助，复又希望由苏联连锁式地引发法国、英国、美国对华帮助，最后还主张维持与德国、意大利的友好关系。这是一种团结日本以外的一切国家为友国的构想。但是，《外交方略》所期待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三种互有矛盾的、不同性质的力量，故难以如中国所期待的那样采取一致行动。特别就苏联来看，它不仅与德意根本对立，与英美法之间也存在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尤其在对德关系方面，苏联因为德国的反苏及《日德防共协定》的存在，在中苏缔约之前就一再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对德友好政策，在中苏缔约之后更是希望国民政府疏远德国。故《外交方略》要求对德国坚持“敦睦政策”，必然会导致苏联的不满。反言之，中苏既然缔约，当然也难以消除德国“对中苏接近之怀疑”。
第二，尽管《外交方略》将中苏关系摆在关键地位，但其对苏联的判断及由此引申出的对其他国家的期待，依据的都是中方的推演，而非对方的实际态度或在条约上的承诺。不仅如此，这些推演还存在严重缺陷。譬如，《外交方略》以“中国如战败不支”为前提，推演出“日德义集团支配欧亚，苏联在日德夹攻之下必败”，再推演出苏联必然会为避免前者而在军事上援助中国。但是，《外交方略》既未对何为“战败不支”做出界定，也未考虑到它与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主张的“抗战必胜”之间的抵牾。再如，《外交方略》不仅认为中日战争必然引发日苏战争，而且过高估计日本，断定“即日本单攻，苏联亦败”。实际上，1934年6月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就已相当于日本陆军的总兵力，其后双方的差距持续扩大。因此，鲍格莫洛夫在中苏缔约前就向中方强调“日本不可能对苏单独开战，因为现今苏联在军事方面已经比日本强大，日本人现在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只有考虑到苏联在西方也将被卷入战争时，才会制定进攻苏联的计划”。换言之，就当时日苏两国都有尽量避免刺激对方的默契来说，国民政府这种以日苏开战为前提的推演颇似缘木求鱼。另外，由于法国与苏联订有互助条约，《外交方略》把法苏并列为“利害关系最密切”之与国，但如它自己承认的，法国只是为对德关系而愿与苏联接近，且在远东力量薄弱，“深以开罪日本为虑”。为此，《外交方略》把改变法国态度的希望寄托于“英国之拥护”，其方法却仍然只是强调“中国战败”将对英国造成损失。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民政府在中苏缔约后的形势判断及对苏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如乙部第八条所示，由于自我意识到这种立足于推演的“方略”，根据颇为薄弱，加之对“国际情形瞬息千变”的担心，《外交战略》在追求以苏联参战实现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的同时，一开始就不排斥第三国为中日和解“执斡旋之劳”，亦即愿意接受以第三国调停为路径的中日议和，这就为后来的路径分歧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9月初，蒋介石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得相当自信。在9月1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他仅以“如果中国失败，苏联也不得安宁”为理由就断言：苏联已从此决定要帮助我们来统一中国，抵抗日本，“到相当时间，他自然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为正义为自由而发动的神圣战争”。9日，蒋再次强调“俄国外交，深信其为己不能不助我也”。但是，与蒋的“深信”相反，此时政府内外不少人在对苏问题上颇有异议。譬如，11日，曾担任过外交部常务次长的甘介侯对民众训练部部长周佛海说：“谈联俄须得其实力援助，否则即当向日交涉。”15日，周佛海写道：“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岂对于不可期待之苏俄尚有希望耶?无论俄不能参战，即便加入，恐英、美将对日表同情，而我更陷孤立也。”22日，中苏缔约已满一月，但苏联除在物资方面积极援华外，在国民政府最期待的对日参战方面却无所行动。是日，外交部在发给驻苏大使馆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中国对日抗战不独为自身存亡关键，亦为苏联谋安全，故中国自始即希望中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但苏方虽对中国表示同情并时许协助，其最后动向却迄今不明。苏方对日军事政策与中国对各国调停之因应密切相关，所以中国亟需明悉苏方真实态度，以决定对九国公约会议方针及今后策略。
9月23日，驻苏大使蒋廷黻按照外交部的指示拜访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Boris Stomonyakov)，以个人名义提出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苏联能否给予中国武装支持?苏方答复说：日本也威胁着苏联，所以苏联未来很可能对日作战。不过，现在预言苏联将来的立场为时尚早，一切取决于国际形势。中国只有一个敌人，苏联的处境则比中国更为复杂。这一回答虽然婉转，但对中方渴望的“武装支持”的否定是清楚的。接着，鲍格莫洛夫在9月下旬突然被莫斯科召回，且于出发之际明确告诉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苏联对日参战须以两个条件为前提，“一须国联认定日本为侵略国，二须英国能更进一步干涉中日战争。否则苏俄因顾虑德国、波兰之袭俄，殊不敢参加中日战争。”至此，蒋介石对苏联参战前景的评估也转趋悲观。在9月29日的日记中，他考虑“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战事”。在9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他还批评道：“外交形势苏俄始终凉淡、投机，其所允飞机约定月底抵兰，至今尚无一机到着，而且召其大使回国，究不知其用意所在。俄狡而倭暴，中华挟于其中，不有神力，何能坚定?”
为推动苏联等国援华，在10月1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主张“为求国家之生存，应不惜牺牲展开局势”。据此，他们提出“须利用外交以实际利益换取各国援助”，可考虑的措施包括外蒙自治、中德经济协定、各国通航等。会议决定由王宠惠、张群(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熊式辉(江西省政府主席)对此加以研究。4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要求中方同意苏在兰州设领及通航，当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随即决定“俄要求两节均可通融允许”。然而，尽管中方积极争取，却仍得不到苏联对“武装支持”的同意，英美法当然更无实际行动。因此，受命研究外交措施的熊式辉10月5日“以英、美、法、俄不能积极援助，拟向德、意用工”。对此，周佛海认为，“德、意对华能维持现状，已属满意，欲其再进一步，决不可能;且因此而犯英、美、法、俄之忌，犹为得不偿失”。结果，这次讨论“无结论而散”。6日，周佛海等人“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周佛海等人的态度表明，国民政府中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中国不抗日，日本本来会先打苏联，所以苏联有全力援助中国抗战的义务或道义责任。另外，由于他们实质上否认中国的抗日首先是为保卫中国，且把苏联的援华单纯定义为对日参战，故而在对这一愿景感到失望后，他们对苏联在军需物资及外交等场合的援华也视而不见，开始抱怨国民政府是在为苏联及中共做出牺牲。8日，因为获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谴责日本的谈话，原来反对熊式辉意见的周佛海转而认为，日本必定会因此拒绝美国调停，故“将来由德、意出面，日或可接受也”。由此可见，在《外交方略》所指望的“第七项之局面”久盼不至后，疑苏者开始更多地重视《外交方略》第八项，即借助第三国的斡旋寻求中日“和解”，而其首选还是与苏联对立的德国。这与依靠苏联参战以图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形成鲜明对照，可喻之为以“倚德议和”为目的的“德国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等人更加注意对日留有余地。譬如，在10月11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报告上海有人主张对日绝交及宣战，汪精卫随即强调，国防最高会议第一次会议业已决议此次对日抗战不采取宣战绝交等方式，故宣传部应遵照此方针指导社会。在13日召开的国防参议会上，又有“以对日绝交为言者”，汪精卫竟指责说：“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于我之形势亦必大变，故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
但是，由于对日战况日趋恶化，加之德国迄未表示调停之意，国民政府在无奈中仍然不得不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于“使俄倭战争提早发动”。为此，10月12日，王宠惠致电正在法国访问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以“中苏关系渐趋微妙，莫斯科方面似应有重要人物从事侧面工作”为由，请求他赴莫斯科联络苏联，并强调“介公与政府其他同人均极赞同”此举。另外，此时日本的报纸以“上海特电”报道：苏联驻华大使与武官应召回苏是为讨论外蒙古问题，斯大林已决定取消外蒙古“独立”，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之宗主权，令外蒙古军队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与中共军队合力进攻内蒙及“满洲国”。对最了解中苏关系真相的国民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清楚日方的这种报道是无稽之谈，但由于求助心切，外交部连续电令蒋廷黻向苏联确认此事真伪，蒋介石也侥幸地猜测“外蒙问题俄有放弃可能，以得美国之劝告乎?”然而，事实上，鲍格莫洛夫回国不久即遭当局秘密逮捕，故苏方对蒋廷黻请求与鲍格莫洛夫晤面，“始称病，后称忙”。蒋廷黻只得于10月20日直接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确认日方报道之虚实，并称“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惟俄美能专心对日，故吾人甚望俄国多出一份力量，外蒙参战似亦一计”。对此，苏方以“因有俄蒙互助条约，蒙参战，俄难辞责，俄国须顾整个国际局势”为由而予以否定，并要中方“静待比京会议之推演”。至此，继苏联参战久盼不至后，《外交方略》所期待的“外蒙作军事上直接之威胁”也无望了。
苏方提到的比京会议，即预定于11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讨论中日冲突的九国公约会议(亦称“布鲁塞尔会议”)。对这一会议，10月18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认为，“策动者虽为英美，而自今日我国利害言，举足轻重实惟苏联”，故中方应乘此时机“确询苏联之真意以便早日决定全般计划”。有鉴于此，10月22日蒋介石电令杨杰向苏方探明5点：1.苏联是否应邀与会?2.对调停案有何意见?3.中苏关系日密，利害相共，苏联在会上对中国究取何种态度?4.如会议失败，中国军事抵抗到底，苏方是否有参战决心，时期如何?5.外蒙古问题必成为日本攻击借口，应如何共同应付?23日，蒋还草拟“对九国会议方针：甲、不得妥协;乙、不拒绝调解;丙、调解不成之责，由敌人负之;丁、目的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参战;戊、上海与华北为整个不可分之解决”。24日，外交部据此向预定出席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发出指示，特别强调：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本采取制裁方法，同时竭力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
但是，在国民政府高层，很多人对能否达到这个目标是怀疑的。所以，在10月25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军方明确提出了停战的必要性。经讨论，出席者一致认为，停战“利多害少，所虑懈怠士气一层，可借口敌人撤退至某一线，我方停战为名”。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在同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余以为靠俄尚不如怀日之较有利于国也(我病弱安可横忤疯狂，何如稍假时日以待其敝，盖求己终胜于靠人也)。”另外，在蒋廷黻于10月26日再次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Litvinov)探询苏联对日态度时，李维诺夫回答说：“苏政府之政策早已决定，且为中国最高当局所深知，前在日内瓦亦与孔副座(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引者注)详谈，现无须再声明。鲍之回国与政策无关。”至此，自8月21日中苏缔约起算，时间已过两月有余。归结而言，这60多天中，苏联政府对来自中方的参战请求，回答虽然婉转，但都是否定性的。随着《外交方略》推演局面的落空，国民政府内部对“苏联路径”的怀疑渐深，与之呼应的是对“德国路径”期望的上升。受这种氛围影响，蒋介石10月的日记中多处交叉出现了对苏不满与“对德运用”的记载。与此相关，孙科在主张中国应为取信苏联而排斥德意时，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斥责。
二、 “反共”执念的复炽与“别寻途径”的尝试
恰在此时，德国出于反苏考虑，开始着手调停中日战争，以避免日本因在华消耗而减轻对苏压力。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10月29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向国民政府建议举行中日谈判。陶德曼强调，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她与日本成立协议比较困难了。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当时苏联在华情报机关很灵敏，故这一动向立即为其掌握。以此为契机，进入11月后，德苏两国围绕中日战争的角力顿现活跃。
首先是苏联的行动。为鼓舞国民政府坚持抗战，11月1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接见杨杰。会谈中，伏罗希洛夫先就前述蒋介石10月22日的询问做出答复：苏联将作为友邦在比京会议上支持中国;苏联在东西两边都有敌人，现在尚未做好与所有敌人同时开战的准备，不过苏联会加快准备。杨杰则侧重于完成蒋介石给他的使命，故向伏罗希洛夫转告说：蒋介石认为，如苏联能维护远东和平，其西边的和平也就能得到保障;中国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战争。伏罗希洛夫答道：如果苏联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远东的战争，战争将延长，而且日本的矛头也许还会转向苏联。这一回答显然不符合杨杰的预期，所以他再次强调：日本已因战争陷入原料及财政危机，疲惫不堪;德国也未做好对日提供实际援助的准备，而且还须面对英法和捷克等敌国，所以蒋介石和他都认为，苏联可利用目前的战局，给所有敌人以决定性打击。对此，伏罗希洛夫语带不快地说：“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只懂飞机、大炮与部队，杨杰将军却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官，所以能够处理极其广泛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苏联现在尚未做好两面作战准备，但正在准备之中，不久就可完成。”
由上述对答可知，伏罗希洛夫关于苏联参战问题的解释，总的基调是既否定目前的可能性，同时又为激励中方坚持抗战而令其对将来的可能性怀抱希望。杨杰本来应该对此加以全面理解，然而，对于11月1日的谈话，杨杰同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除报告“比京会议苏决助我，已令出席代表尽无限之力量，与我代表切取协助应付”外，对苏联关于参战问题的回答仅告“养〔二二〕电所示第四项已得具体答复，伏帅深恐电报不密，职拟返京面呈”。
在伏罗希洛夫和杨杰谈话的翌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接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Dixon)，委托德方向国民政府转告日本的7项议和条件：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类似的“自治政府”;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带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3.在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政策;5.共同“反共”;6.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上述条件中，最关键的是第5条。广田在提及此条时称：“依据中国驻东京大使给予之消息，中苏不侵略条约果无秘密条款，则共同防共并不与之抵触。”广田的这一说法含有重大陷阱。原因有两点：其一，中苏缔约时有一个“永久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公布”的绝对密件，规定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效之时，中方不得与任何第三国签订任何共同防共条约。虽然其后国民政府一直否认这一密件的存在，但日本早在中苏条约签字前夕就掌握了这一秘密。其二，驻日大使许世英在9月1日向广田解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曾明确表示中方将继续“自力防共”，但不会接受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由此可见，广田对国民政府无法接受“共同防共”心知肚明，却故作糊涂。总之，关于日本11月2日提出的议和条件，一些人以为不算苛刻。这是因为他们没看到日本通过第5条巧妙地预置了一个中方无法跨越的障碍，从而能在将拒绝“宽大议和”的责任转嫁于中方的同时，继续扩大侵略。
另一方面，苏联也针对日德之间的动向继续做中方的工作。11月4日，徐永昌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聚会时，白崇禧“屡述苏联某武官云中国态度不明，缘中国尚与德意要好，无异与敌人要好，是中国真有与日订防共协定之可能”。对此，何应钦反驳道，中国“要与苏联订攻守同盟他不肯，何以又说此等话?且今日大批卖给我军械者德意，德意与日之关系可以想见矣”。但白崇禧仍主张“远德意而亲苏法”。白崇禧的这一态度既反映了苏联因素的影响，也折射出了日本所设障碍对国民政府的分裂效果。
就在这种状况下，11月5日傍晚，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广田提出的议和条件。蒋虽然在11月4日刚刚觉得“俄已无望”，但在获悉日方条件后，亦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就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关于采取这一态度的理由，蒋除提及“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以外，特别强调：假如同意日本的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假如由于日本的政策而使中国政府垮台，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蒋介石此时特地提出共产党问题，并非偶然。在与陶德曼会谈前夕，蒋正在为中共问题焦虑，深感“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会谈开始后，他即意识到日本的议和条件是以“试探防共协定为主”。另外，会谈结束当晚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也反映出其时国民政府高层对中共问题的重视。从相关记录看，蒋介石在会上先就11月3日开幕的比京会议重申了3条方针：1.对友邦出面维持正义调停纷争之举，不应使之不快，即或会议无结果，亦应使之明了须由日方负责。2.中日交涉须有第三国参与，如此，即使牺牲亦是便宜。反之，如直接交涉，即使便宜亦是牺牲。3.要设法使英美促成苏联参加远东战事。接着，蒋就把重点转到对中共的指责，称“共党在庐山商谈各事均甚合理，所以容纳。现在事实多与前谈不符，即该军索要种种供给每以命令式行之。我们举国一致抗战，并非有共党后始能抗日，盖抗战是一事，联俄又为一事。希望大家认清”。对此，汪精卫呼应道：“外面宣传有几种不对：(一)国共合作，(二)联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联俄。此类宣传皆应纠正。”蒋、汪的这些发言，使与会者对该次会议浓厚的“反共”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譬如，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蒋介石的讲话归纳为：“今日之坏，坏在人人捧共产党，以为将来加入共党之余地，故受其麻醉、受其宣传而捧之者少，而无是非、无人格的捧之者多，国家危亡皆在于此。”徐还特地提到吴稚晖在会上指出“英国今日之联俄是恐其再偏则愈不可收拾，吾人之容共亦应以英人对俄之心为心”。军事委员会第三部部长翁文灏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强调，汪精卫在会上提议取消“国共合作”等口号;蒋介石认为“非共党而拥护共党，以希图趋时得利者，最应制裁”。
综上可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议和条件之际，中国全面抗战已届4个月，由于苏联没有如国民政府预期的那样参战，而中共在国内的影响力却迅速上升，国民政府高层对“联俄”与“容共”的副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基于此点，他们一边期待苏联参战，一边却开始否认“联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联俄”，从而再次暴露出他们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一本质使国民政府高层既在“抗日”方面与苏联、中共有利害上的一致，又在“反共”方面与日本、德国有理念上的共鸣，故陷入了深刻的自我矛盾及政策取向上的两难困境。总之，11月5日蒋介石对陶德曼的谈话与当晚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的基调说明，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在对日、对苏、对中共关系上的两难之叠加，使他们自全面抗战后一时收敛的“反共”执念又恢复炽热了。从这个角度解读蒋对陶德曼的回答，不难看出蒋在拒绝日本旨在离间中苏、分裂中国的“共同防共”的同时，也有以真正意义上的“防共”来劝告日本悔悟的用心。
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德国的调停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拒绝，国民政府内部就产生了争论。在11月8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汪精卫介绍傅斯年意见时说，德国既向中国表露调停之意，就不应谢绝。如此，既可为比京会议无果而散时预留调解之路，又可避免开罪德国。对此，王宠惠“即言当电顾、郭于会外与英美法等说明”，表现出他对汪的赞同。但访欧归国不久的孔祥熙“言词激烈”地反对汪、王意见。其理由是：在比京会议未有结果以前，“我们又与别人谈调解，既使各国寒心，并破坏比京会议，是中敌人之计”。议论的结果，对孔祥熙的意见“众均谓然”。然而，9日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Falkenhausen)应陶德曼之请，提醒中方注意，“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这一提醒显然对“反共”执念复炽的国民政府高层颇有触动。因此，蒋介石尽管在10日指示杨杰转告苏方，我军虽自上海撤退，但“无论何时，决不与日言和”，在翌日却又在提及“共党之阴谋”后，自记“为共党事，对抗敌前途殊多顾虑”。
正在这一关头，11月11日晚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杨杰、张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举行了4个半小时的会谈。在谈及中日战争局势时，斯大林强调：中国人口众多，而且现在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在向中国开战。苏维埃俄国曾经同时与14个国家作战，并赢得胜利，故中国也必能战胜日本。中国在使日本陷入疲惫状态后，日本统治阶层将发生斗争，日本政府会被打倒。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会号召人民抵抗3年。这3年中，苏联会一直援助中国。中国只要有自己的飞行员和大炮，任何人都不可能打败中国。其后，针对杨杰提出的“希望苏联作为中国唯一的同盟国对日参战”的请求，斯大林表明了两点：1.中国不能仅从苏联得到支援，还应该从包括美英德在内的各个方面争取援助;2.苏联现在不希望和日本开战。如果中国打退了日本的进攻，苏联不必开战;如果日本即将取胜，苏联会参战。但是，当杨杰特地提出将向蒋介石转告“在我们行将灭亡时，我们可以期待苏联”后，斯大林立即制止说，“不，伟大的国家不会灭亡”，并随即转移了话题。
同11月1日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一样，11日斯大林关于参战问题的上述发言也是十分微妙的。然而，杨杰、张冲在12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除了谈到斯大林答应从重工业和军需工业方面帮助中国保卫国土外，对苏方关于对日参战的回答，省略了包括“任何人都不可能打败中国”“伟大的国家不会灭亡”在内的重要内容，而是概括为：苏联希望日本被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因为苏联对日开战会刺激日本国民的反抗，促成日本的团结，反使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苏联是中国最可靠之同盟者，但英美法德等国愿意供给军火，中国亦要接受。同日，杨杰还比较具体地向蒋介石报告了11月1日与伏罗希洛夫谈话的内容，但其中也回避了伏罗希洛夫那段含有不快感的“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前后的对话，而把其观点归纳为：“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诚如君所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固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
杨、张的这些报告既没有提出他们作为与谈者应有的分析，又对关键之点做了省略及回避，因而没有准确反映出苏方对参战问题的真实态度。但在另一方面，即使照杨杰、张冲所报告的内容来看，对苏方关于参战问题的答复也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因为，它既表示“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又承诺“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既肯定“苏联是中国最可靠之同盟者”，又建议中国也应该接受其他国家甚至德国的军火;既告知“苏联尚在准备”，又提示“准备已快了”。此三项都可因读者置重点于前半句还是后半句，而得出相反的判断。特别是同前文所述《外交方略》的“战败不支”一样，何为触发苏联对日开战的“中国不利之时”，更可能因各方定义的不同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譬如，国民政府可以认为南京的沦陷就是苏联对日开战之时，苏联则可以认为南京的失守也只是一时的挫折，不影响中国的最终胜利，故即使南京沦陷，苏联也不必参战。
正因如此，尽管偏重于渲染苏联参战可能性的杨、张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淡化了苏方态度的不确定性，蒋介石仍没有轻易得出肯定性结论，而倾向于走“德国路径”者当然更不会改变他们对局势的悲观预期。所以，据一份标明“务祈阅后付丙万勿告人”的绝密电报透露，在11月12日晚上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王宠惠“书面报告外交，大要谓：日已拒绝参加九国会议或将退出九国公约，英美均主和解不成必须采其他办法，美不愿中日问题重回国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谓国家政策应顾目前，不能顾虑将来。对俄外交实属错误，如用蒋大使毫无用处，应注意”。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谓俄国全为自身利害问题，其政策非外交家所能左右。如于彼无利，我们无论抗战至何时，他们亦不会来。如于彼有利，即不用外交手腕，亦必大举对日”。最后，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也使与会者“闻之至为痛心”。结果，国民政府高层在是否接受德国调停问题上的动摇愈益强烈，而“反共”执念的复炽还使他们试图利用日本“共同防共”的口号，从“反共防共”的立场谋求停战议和。
证明这一新倾向的突出例子是孔祥熙的变化。前面提到，在11月8日的会议上，他是反对德国调停的。12日，他还指示参加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外交方面务宜拉拢英美法使趋一致，苏俄方面尤盼努力运用，能使其于北满边境有何举以为牵制尤佳”。但是，实际上孔对苏联的态度并无信心。中苏缔约以后，国民政府有两个主要的对苏渠道：一个是原有的以蒋廷黻为首的大使馆渠道，主要接触对象是苏方外交机构;另一个是新增的以杨杰为首的“实业考察团”渠道，主要接触对象是苏方军事机构。就对苏联真实态度的评估而言，蒋廷黻渠道的特点是悲观，杨杰渠道的特点是乐观。因此，孔祥熙为慎重起见，于11月17日指示蒋廷黻向苏方确认其对中国已达“最困难关头”的中日战事有何具体办法。19日，蒋廷黻遵令拜访李维诺夫，告以中国之困难，“深盼此时能有较好之消息”。但李维诺夫回答说，苏联除以前已有之表示外，“现无可复加”。接着，李维诺夫反过来指责蒋介石“辞院长及德国调停之说，均在西洋舆论界发生不良影响，颇使人疑中国意志不坚强”。蒋廷黻随即致电报告南京。从同一天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看，实际上，孔祥熙等不及蒋廷黻的报告就已表现出对德国调停态度的变化。因为，司法院院长居正在会议伊始就主张：国家战争应从国家整个利益上打算，现我军事失利，闻德国大使欲居间调停，似宜集中意见切实检讨。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负历史上之责任，保全国家之生命，仍不失我革命党磊磊落落之态度。孔祥熙也接着以“比京会议情形难望有切实办法”为由，提议讨论“应否训令我国代表预备别寻途径”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九国公约会议如无结果，俟其闭会后似可与英美法德等国作个别接洽，另寻办法。”但引人注目的是，事实上孔祥熙未等比京会议产生结果，即于同日为“别寻途径”而指示孔令侃将以下密电速转其日本友人：
中日为唇齿之国，亟应协力合作，以图共存共荣。年来与矶谷、喜多诸君晤叙，均以此相勉。此次东还，原拟绕道日本与日朝野会晤，不料旅次即闻平津沪战事之讯，只得作罢。现在形势愈恶，真可慨叹。此后结果实堪忧虑，倘日方不急悬崖勒马，必致两败俱伤，坐使渔人得利。此次战起，使中国民气日益激烈，沪战及太原之战双方损失皆巨，而现在日本已获相当面子，倘再事续进，则胜负无常。我方步步为营，拼死抗御，虽日军有犀利之武器，然以中国之大，若深入内地，何能立获胜利?代价既巨，消耗必多。现在日本已处孤立，列强忌猜日甚，一旦有事，恐无力应付。年来日人口唱中日共存共荣，而行事乃共亡共枯。近来又盛倡反共，而行为反为造共。倘再不悔悟，恐不仅自耗防共之国力，且促使中国联共赤化，后患无穷。唇亡齿寒之意，甚望日本明达之士注意及之。
这一密电说明，在“苏联路径”遭挫与“反共”执念复炽的双重影响下，孔祥熙不仅转而赞同“别寻途径”，还身体力行地着重于从防止“造共”及避免“渔人得利”的维度向日本直接展开劝说工作。
另外，作为“别寻途径”的另一尝试，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国民军事训练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在11月19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提出，“如能促成德俄合作则形势可望好转”。翌日起，他连续以面谈或书信的方式向陶德曼强调：德国因为对日缔结“反共”协定而给予日本支持，但德苏交战只会使日本和意大利坐收渔利，对德国则只能带来灾难。而且，战争的持续会给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带来巨大机会，结果是，以“反共”为理由发动对华战争的日本反而在帮助共产主义的发展。很明显，陈立夫和孔祥熙一样，也开始从防止“造共”的观点出发谋求停战了。但他的方法与孔祥熙不同，是劝说德国“与俄亲善”，通过签署中、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从日本收回德国殖民地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陈立夫的言外之意是，只要德国改而与苏联亲善，就可以让苏联放心去打日本，或让日本因害怕苏联参战而停止对华战争，二者都有利于结束“造共”。德国是为反苏而对日缔结“防共协定”，又为反苏而调停中日战争的。所以，对德国来说，陈立夫的建议纯属“不谙世事”。而就国民政府自身来看，孔祥熙与陈立夫这种以防止“造共”为出发点的对日、对德工作，虽然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客观存在的另一面相，但它不仅在立场上与国民政府此前在对苏劝战时一再强调的日本侵华的“损苏”与中国抗日的“卫苏”自相矛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对苏联与中共的一种背信行为。这种性质的“别寻途径”说明，在对苏失望及“反共”执念复炽的影响下，国民政府高层出现了路径上的混乱。因此，据日本的情报，李宗仁、白崇禧等“广西方面”此际在对外关系上的观测是，“因中国以暧昧之态度为远交近攻之策，而为苏俄所熟知，因此，期待苏俄之真正积极的援助，殊为困难。今后只有消极的继续援助军需品等物而已”。
在此同时，国民政府高层对独立抗战的前途陷入了浓厚的悲观氛围。周佛海在与陶希圣等人的议论中指出，“德使且谓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引者注)不愿，致成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其言甚诚恳。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汪精卫则在与行政院参事陈克文谈话时“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汪还悲观地说：“此次估计完全错误，但事已至此，亦不能不干下去矣。”面对这种内情，蒋介石不禁叹息：“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三、“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的交叉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段所谓“张冲口信”的插曲。1937年11月18日，回国报告苏联态度的张冲因途中遭遇大雪，“恐迟滞”，故于兰州“先将最要点电呈”蒋介石，内称伏罗希洛夫与其宴别时,“嘱转呈：(一)如吾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二)飞机、重炮、汽油、坦克等当继续尽量接济维护”。由于战时通信困难，蒋介石在11月24日才读到此电。如果说前文介绍的杨、张报告因为兼及苏方表态的两个方面而仅给蒋介石带来想象余地的话，现在内容如此无可置疑的“张冲口信”则最终铸成了蒋对苏联参战的误判。是日正值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比京会议在对日制裁问题上无果而终，面对主和之声更加高昂的局面，对深陷孤立状态的蒋介石来说，“张冲口信”无疑是说服众人坚持抗战的最有力理由。所以，蒋介石不顾自己此前对苏联的种种疑虑，也不顾来自蒋廷黻完全相反的看法，立即以此口信来安抚人心，称“必俄国已发动，盖俄国曾许我真到生死关头彼必加入”。与张冲实际会面后，28日蒋还指示杨杰转告苏联：“张同志已到京晤面，对史伏二公甚感。我军至万不得已决固守南京，以待友邦出兵相助。未知何时实现，盼转达详复。”
恰在同一天，处于停滞状态的“德国路径”又有了新动向。28日晚，陶德曼在汉口告知孔祥熙：当日早晨得到德政府训令，愿负责调停中日战争，日本所提条件与11月5日并无二致。当时中国不能于比京会议以外单独与德国接洽，现比京会议已休会，所以德国重提此议。翌日，陶德曼还就此面访王宠惠。主和者立即做出积极的响应。王宠惠于29日致电蒋介石称：“默察目下国际情势难望积极援助，国联与九国会议显无切实办法，而英美苏联又互相推诿，我方如愿以调停方法结束战事，则对德方提议似不宜轻易放过，且应速有具体答复。如一方允由德国居间开始商议，一方要求即时双方停战，未尝非应付之一法。”同日，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与“我已牺牲甚巨”为理由，建议接受德国调停。蒋介石接报后，立即复电请陶德曼赴南京面谈。但与注重“倚德议和”的王、孔不同的是，偏信“张冲口信”的蒋介石，一边“为缓兵计”同意重启“德国路径”，一边还另有“以德促苏”的打算，即利用苏联对德国的戒心，以德国调停为筹码促苏迅速参战。因此，29日蒋介石在安排接待陶德曼的同时，特地致电杨杰：“刻德大使在汉奉其政府命令转达敌方希望言和之意，并声言对华北无领土野心，彼即将回京见余有所面陈云。如其来时必严词拒绝。但南京防御工事殊嫌薄弱，恐难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盼立复。”30日，蒋更以本人名义致电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强调“张冲同志回国详述先生对华友爱之笃与关怀之切，殊深感激”后，以“中苏两大民族本为东亚和平之两大柱石，不惟利害与共，休戚相关，而且暴日为我共同惟一之敌”为理由，恳请苏方“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亚之危局，巩固中苏永久合作之精神”。
但是，出于在抗日与“反共”两难关系上的纠结，在“以德促苏”之际，蒋介石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蒋提醒自己“不可陷国家于西班牙形势”。在“本月反省录”中，蒋还反思：“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为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逾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制命伤也。”但同时他告诫自己：今日唯有“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接着，在记于12月1日日记前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蒋“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特别提及他因“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等可能的前景而感到忧心忡忡。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除在11月30日召见军方要员讨论外，在12月2日接见陶德曼前，还于下午4时再次召集徐永昌、白崇禧等人进行事前商讨。会上，先由陪同陶德曼同抵南京的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相关情况。其后，“诸人相继表示意见，大致谓既非亡国条件当可讨论”。蒋介石也认为“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尚非亡国条件”。这说明，蒋为留有后路，在“以德促苏”的同时，对“倚德议和”也确实愿意尝试。但白崇禧却提出：“防共协定性质如何?修订教科书、关税等问题我们如何主张?与日议和不宜失去与国。”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发言“赞成白勿去与国一点，以备翻身地步”。关于这个问题，徐永昌在当日的日记中分析道，白崇禧从对苏考虑出发反对接受德国调停，理由是若中国接受“共同防共”等条件，“恐从此在国际间陷于孤立，使日对俄得有力布置后仍来迫我”。结合前文提到的白崇禧11月4日的观点，可知徐永昌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换言之，白崇禧所说“不宜失去”的“与国”，指的是苏联。
在确认内部的各种意见后，蒋介石开始与陶德曼会谈。在陶德曼再次表明日方条件仍与11月初的条件一致后，蒋介石列举中方意见如下：1.日方无信，已签字之条约尚往往撕毁，我方相信德方，愿德方始终执调停之劳;2.华北行政主权应当完整，此为我方坚持之点;3.日方所提条件可作为讨论之基础，但不能作为“哀的美顿书”中所列条件无可变更;4.日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因我方并未承认为战败者;5.日方不能将此条件片面地随意宣布。另据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蒋介石在会谈中还提出，中日和谈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条约。不言而喻，蒋指的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其背景是对白崇禧、顾祝同等人所持观点的认同。
结束与陶德曼的谈话后，蒋介石于当晚8时再次征求徐永昌等人的意见。徐永昌认为，既然陶德曼传递的日方条件只是这些内容，“根本不需要打仗”，因为“既能在不亡国的条件下有第三国调停(非直接交涉矣)，在能忍受范围内当毅然接受之。且我今日与人和解乃求生之和解，非有野心之和解，各国对我安得再事苛求也”。徐永昌在此日的日记中解释，他最后那句话是针对白崇禧的，因为白“恐苏俄不谅解”。翌日，徐永昌还批评白崇禧在德国调停问题上“倾向共党主张甚深”，“完全错到苏俄立场与共军立场”。
必须指出，徐永昌如此顾虑白崇禧的反应，与白崇禧、李宗仁所率桂系此时的重要地位大有关系。就国外评价而言，苏联当局在前述11月11日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把汪精卫等人称为亲日分子，却肯定“白崇禧是爱国者”。日本媒体此际也认为：经过4个多月的战争，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明显分化为“蒋介石派”“西南派”和“共产派”三大势力;“西南派”目前最强大，与已经遭到日军重创的“蒋介石派”相比，实力约为6∶4。就国内观感而言，铨叙部政务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评论：“因此次战事而最得全国之佩服者莫如广西之李、白。彼等以全力推行征兵制度，数载以来成绩大著。此次闻全国抗战，白崇禧首先来京参赞军事，上海方面迄今犹负重责，李宗仁亦奉命北来将指挥第五路战事，军队方面尽量开出协助中央，闻第一期有二十师之说，以后尚可源源接济，且其军队吃苦耐劳，勇敢善战，军事负责者无不赞其能。”
综上可知，虽然陶德曼强调日本的条件与11月初的条件相同，但应否接受，国民政府高层仍有严重分歧，而其关键则在如何看待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将对中苏关系及国内政治带来的冲击。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在武汉的所见所闻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访汪先生长谈，觉得议和希望甚少，关键仍在内政。六时行政院谈话会，知南京将领之意见须先停战方可议和，而共同防共一层尤为反对。”其实，不仅是军方将领，作为文职大员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也认为，对德国调停须特别慎重，“而共同防共之款尤为危险”。
顺便指出，中苏缔约时的“绝对密件”是严加保密的，白崇禧、徐永昌等人是否知悉此事，无可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围绕日本议和条件的对立，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知道密件，而在于对日本所提“共同防共”条件的不同认识。譬如，按级别看，陈克文是不可能了解中苏密件的，但他在12月4日写道：“据说日人所提之和平条件为加入共同防共协议，划华北为高度自治区，减低关税等项。此皆令中国自相分裂残杀之政策，敌之狠毒，较以兵力长驱直入，尤为可畏。”陈克文将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等条件定性为“皆令中国自相分裂残杀之政策”，可谓一针见血。最明白日方条件要害的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与陈克文所代表的常识性的看法完全一致，所以他在日记中特别强调：“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不过，如前所述，与陈克文不同的是，作为怀有“反共”执念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反对日本式的“共同防共”的同时，还担心联苏抗日对他所谓真正的“反共事业”的不利影响，即孔祥熙所指出的“造共”作用。这种两难困境，使蒋介石的内心矛盾进一步加剧。因此，在与陶德曼会谈当天的日记中，蒋写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矣”。在12月3日的日记中，蒋感叹“今观苏俄武官态度之骄慢，更觉求己之要矣”。在4日的日记中，他再次担心“倭俄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并指责以志愿者名义支援中国的“苏俄空军人员畏死而不努力，反使我空军多加妨碍，靠人之事必害多而无益也”。可见，出于抗日之需，蒋介石想竭力促成苏联参战，但顾及“防共”之虑，他又担心联苏抗日的负面效应。然而，8月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最终决定对苏缔约的蒋介石，在日本侵华不止的危机中，也只能以同样的观点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先后顺序。为此，12月4日，蒋介石指示杨杰，如苏联当局问起蒋与陶德曼的会谈内容，可直言：“其所谈者：甲、我国有否共同防共之意。我答中苏已订不侵略条约何得再问共同防共之语。中国对任何条约宁牺牲本身而决不肯失信于国际。乙、内蒙能否允其自治如外蒙古之例。我答凡中国领土内主权决不允外力干涉与有预问内政之事。”这两条均是苏联最为关注者，但与前引中德双方的原始记录相比，内容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试图以日本的“共同防共”为压力进一步促苏参战的用心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12月5日蒋介石收到的苏联电报却与“张冲口信”大相径庭。这一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名义签发的电报是对前述蒋11月30日请求电的答复，其要旨为：1.苏联政府方针：(1)假使苏联不因日本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日本反要谓自己是侵略国之牺牲者，此将予中国与苏联以不利。(2)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方可立刻出兵。因为该时世界舆论将认同此为正义，而日本则不能自谓被侵略。(3)苏联政府上述态度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能改变，而它最迟在1月半或2月举行会议。在此期间，苏联将用种种方法极力增强对中国的技术援助。2.关于德国调停，苏方以为中国政府只好采取下列态度：(1)中国不愿打仗，然因受到攻击，不得已而保卫独立与领土完整。(2)日本如撤回侵华军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中国不拒绝与日本和谈，并允许讨论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3.对德国调停的估计：(1)德国意欲拯救日本政府，并予日本以休息机会。(2)现与日本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日本必首先破坏。(3)中国政府的任务是不屈服于威胁。
蒋介石在读到这一答复的当天，终于认识到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与杨张所报者完全相反”，“苏俄出兵已绝望”。但是，在12月6日的日记中蒋一边承认“史〔斯〕大林复电亦到，倭俄态度已明，再无所待矣”，一边又心存幻想地说“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也”。同日，他还复电感谢斯大林，在肯定苏联关于德国调停的观点“正符鄙意”后，再次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
蒋介石如此处置，有两大原因：其一，继国民政府内部白崇禧等人对“共同防共”提出反对之后，苏联最高当局对德国调停的明确否定，促使蒋介石进一步认识到单一的“倚德议和”万难走通，而若要继续抗战，则不管苏联是否参战，中国都必须继续联苏。因为，国民政府不仅在外部离不开苏联的物资援助，在内部也需要借助苏联来“制约”中共，维持团结。既然必须继续联苏抗日，对苏联所说也就只能姑且信之，期待最迟在1938年2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出现奇迹。其二，此时不仅张冲不肯改口，留守苏联的杨杰也未能据实纠正“张冲口信”之不实。据杨杰日记，苏方接获蒋介石以“张冲口信”为依据的请求电后，伏罗希洛夫曾于12月4日正午约见杨杰，指出“张冲口信”与苏方11月11日的面谈内容不一致，“言语间颇以张冲所报告为不确实，大有恨张之表示”。翌日，伏罗希洛夫还派人要杨杰“再电蒋公声明，张冲所说不对”。杨杰本人也认为“张氏急切好利，自作自受”，故当面答应了来者。但是，实际上杨杰在6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虽然承认伏罗希洛夫对中方请求参战的答复是“因时机环境恐惹起全世界对苏联作战，刻只能尽量以物质力助我”，一边却不但未提及“张冲口信”之虚实，还在最后强调：“默察苏于参战问题顾虑虽多，亦非绝对不可能者，愚见我若以资望素著之大员使俄，一面促成英、美、法对苏有相当之保障，环境演变，彼必自动出兵矣。”就张冲、杨杰来说，如此处置无非是为了搪塞自身既往报告的不实，但对蒋介石来说，张、杨的做法就使他更难以克服人在身处困境时常有的侥幸心理了。
然而，与难舍“以德促苏”幻想的蒋介石不同，偏重“倚德议和”者在考量苏联因素时，更为重视来自蒋廷黻渠道的报告。此际孔祥熙与蒋廷黻的通信中对此有明确的反映。
12月3日，孔祥熙致电蒋廷黻，在通报陶德曼转告的日本议和条件后指出，目前的危机是“比会失败,军事不利,国联既无切实助我办法,国内又险象环生”。他继而说道：“据兄观察，日来俄对中日问题趋势如何，是否有切实助我办法，请先探明告我。否则，我失败后，日必攻俄，且利用中国人力物力之大害，此点俄应明白。如能及时动员，共同合作，必得胜利。如仍迟疑不决，后患迨不堪设想。请将此意斟酌表示，以免后怨。总之，我方只要列强确实助我，必牺牲到底。否则，徒托空言，益增我困难，迫不得已，只得受其苛刻条件。”
在孔祥熙发出电报的同一天，蒋廷黻正在陪同刚抵莫斯科的李石曾与李维诺夫会谈。李石曾首先向李维诺夫说明来苏经过，谓法国友人曾劝中国联苏“容共”，现中国已走此路线。他接着指出“现今国际大困难在中、俄、英、美、法五大国不能切实合作，致法西斯主义三国更横行无忌”。未料李维诺夫回答说：“尊意极是，余平日所主张者即如此，奈欧西及美各国不如是想。法国对日不积极更过于英美，法不但不愿助华，且不愿苏俄助华。”在李石曾对此说予以反驳后，李维诺夫不客气地说，苏联态度已非常明确，如英美进，苏亦进，莫斯科“无须贵国要人来此游说”。
鉴于李维诺夫的这种态度，12月5日蒋廷黻在回复孔祥熙来电时，首先指出“苏联极端反对中日妥协，德国调停第五款尤非此邦所乐闻。如彼策动我国内反对派，不无可虑”。接着，蒋廷黻在介绍李维诺夫对李石曾的拒绝后提醒说，苏方对我态度已迭次电呈，“惟杨耿光次长在此与苏联国防部接洽所得表示，比李外长较为积极，然亦不确切。张冲已返国，经过情形必已面呈委座。钧座欲知实情，必须斟酌双方报告。且苏俄新大使已于四日离莫，月中可抵汉，彼乃斯塔〔大〕林亲信，必携有具体方案。总之，政府似应注意两点：一、军国大事不能专凭口信，必须订有盟约始足取信，口信最易误事。苏新大使抵任后，政府何不正式向其提议缔结盟约。彼之答复如何，乃苏联政府最可靠之表示。二、苏俄内外困难不少，即使彼有意参战，亦须在数月之后。耿光等或过于乐观也。”不言而喻，这是蒋廷黻对杨杰、张冲所传信息的尖锐质疑。
另外，在蒋介石收到前述斯大林的答复电后，蒋廷黻还应孔祥熙要求，于12月6日就德国调停问题向外交部发回以下长电：
政府决定接受德使调停与否，自须兼顾内外各方情形。中苏关系之进展乃即先决条件。兹就职所知，分析俄对中日问题趋势，以供政府参考。李维诺夫对庸公对石老对职均言，主要关键在美，美进，俄亦进。此种答复不足以充我政府决议之资，盖美国在短期内决不能前进。李外长又言，苏联所须对付者，非仅日本，实整个国际局面。彼意不外俄东有日本、西有德国为敌，西敌较东敌更能为害，盖俄西部比远东更重要。倘英、法、美不动，俄将陷于孤立，以俄独当日德，势不可能。此种解释与我无实际帮助，盖整个国际局面之转变，非数月内所能实现。万一数月后尚不变，俄将仍不积极助我，我败固不利于俄，究比俄自败为优。彼自为计，势必如此。俄国防部长曾告耿光次长，谓俄内部亦略有困难。李外长且告石老，法不助华，亦不愿俄助华之语，即因法国始终望俄在远东不多事，专养精蓄锐以对德，盖德之为害法国，远过于日本之为害法国。倘整个局势转变，英美抗日，则法国可不阻俄参战。否则不然，法至今与我之帮助，大都为见好于英美，藉以助英美以对德耳。此系实情，但此种困难之解除，似非数月内所能成功，故此种解释亦不能给我政府任何把握。处此进退两难之际，谨建议如下：一、中苏利害关系极深，近数月来，彼助我亦不少，我政府在未接受调停之前，应与苏联切商。二、我应请其明白具体表示，或于几月之内或于日本侵犯至某种地带之际，苏即参战，并即与我签订盟约。彼若再提英美法各国同进条件，我即告以此种答复无补，实际等于不助我，我将不得不自为计。三、最近中苏间接洽途径纷繁，不无困难。现俄新大使计于月中能抵汉，彼乃斯塔〔大〕林嫡系亲信人员，政府若即与彼在汉谈判，似最便利。
继质疑“张冲口信”后，蒋廷黻的这一电报对苏方外交部门的态度也予以深入分析，与杨杰、张冲相比，无疑更有说服力。所以，尽管蒋介石左右开弓，一面对德表示愿意以日本11月条件为中日议和的基础，一面对苏申明拒绝德国调停而坚持抗战，国民政府高层的多数人在对“苏联路径”和“德国路径”的看法上，却进一步拉大了与蒋介石的距离。譬如，12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军事将领介绍斯大林回电时说：“苏俄认为德国出而调解将来日必失信，不如不予敌以休息，抵抗下去为有利。缘苏俄能否与人开战必经过苏维埃大会，此会再迟一个半月即开完，请俟之。”徐永昌闻后在日记中愤怒指责斯大林“真如与乳儿说话一般”。再如，12月10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对苏联等第三国的看法也更加悲观。王宠惠报告的要点是：苏英法对日均等待美国表示态度，而美以不打仗为前提，无法转变。苏联情况比中国复杂，单独决不出兵。军火及经济苏略帮助，英法官商互相推诿，绝不实行。会议主席汪精卫则指出，讲抗战到底仍能胜利，自无不可，但现时要注意者，有一部分刊物谓苏联不来参战中国国民党实难辞咎。此乃有意中伤，而完全与事实不符，应加以矫正。
但在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联苏派虽然日趋孤立，也还在坚持自己的主张。譬如，在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孙科仍然建议通过接洽英美法三国来促进苏联参战。这说明他至此仍然以为苏联不参战不是出自苏联自身的意愿，而主要是受到英美法的阻碍。然而，孙科对苏联的期待马上就落空了。孙科发言的当天，王宠惠在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先说明中日战争的基本原因与中国拒绝日本“共同防共”即反苏的要求有关。做此铺垫后，王宠惠指出，交战6个月后中国正处于歧路，如无外来援助，中国即无力继续抗战。一旦中国失败，日本就会把中国变为反苏基地，利用中国的一切人力物力去打苏联。因此，苏联不能也不该眼看中国失败而不施救。王宠惠的这番话更加明确地强调了日本侵华与中国对苏态度的关联，但对本身无意立即参战的苏联来说并无新意。结果，苏联临时代办借口等新大使来后再讨论，就轻易回避过去了。
在这种背景下，12月14日，徐永昌感叹：“第八路方面及共党主战、桂军首脑部主战，毫无隐饰。此外越负重责者越口是心非。邪不侵正欤?正不侵邪欤?抑除彼两方外无再有真知灼见而敢于发表意见者，怪哉。”16日，汪精卫“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18日，蒋介石禁不住再次叹息：“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这些事实说明，虽然蒋介石还不愿放弃“以德促苏”的努力，国民政府的主流却已进一步向单一的“倚德议和”倾斜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态度也离中方的期待愈来愈远。12月21日，蒋廷黻再问李维诺夫：苏联曾声明如果美国有松动，苏联的对华援助会给得更多，此话是否仍然有效?李维诺夫却从其原来表明的“美进，俄亦进”的立场后退了一大步，称“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这样的公式，只是说过我们准备采取集体行动，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对这种行动的主要障碍”。接着，“为防止蒋廷黻再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他以“我们在等待孙科”为词，暗示苏联无意和即将被撤换的蒋廷黻继续会谈。
四、 日本切断“德国路径”后分歧终止
在国民政府各派一边等待日本对12月2日蒋介石所述中方意见的答复，一边在“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的交叉中更多地向后者倾斜之际，日本的动向却与他们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首先，11月19日孔祥熙从“反共”立场强调“唇亡齿寒”的密电虽然将日本“盛倡反共而行为反为造共”之事实讲得非常透彻，日本对此却未做出相向而行的回应。不仅如此，11月23日，日本军方还就中国今后形势做出判断：中日战争的持久化必然消磨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害怕“赤化”的派别将逐渐增强其“防共”反战情绪，故“赤”“白”两种势力会围绕应否坚持长期抗战的问题而发生内讧。如果“赤色”势力占据优势，“反赤”势力将陆续脱离抗日阵营，导致国民政府丧失中央政府地位而沦落为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方政权。但是，随着“赤化”后的国民政府暴露其丑恶，中国民众的关心就将由抗日转向“反共”。如前所述，11月后国民政府高层的特点是“反共”执念的复炽，孔祥熙提醒日本不要“造共”，主要指的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渔人得利”及中国民众转向“拥共”。但日本军方的判断却与之相反，认为国民政府高层将“赤化”，而中国民众则将转向“反共”。基于这一判断，日本军方提出的对策是：对中国，要分化其舆论，破坏其经济，在华北与沿海各省成立“反共”、反国民政府的亲日政权，在国民政府内部要激化“赤”“白”冲突，促使其分崩离析;对苏联，要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但以硬对硬，加强战备;对德意，要阻止英美结成反日德意阵营，促使英苏分裂。日本军方的态度说明，尽管孔祥熙试图利用日本“共同防共”的口号，以强调日本侵华的“造共”作用来说服日本改变政策，日本军方却主张要继续以“激化赤白对立”为推进侵华的杀手锏。另外，与国民政府对日苏开战的期待相反，尽管此时日本的媒体已经在报道苏联飞行员驾驶苏联飞机在南京与日军空战，但日本军方的对苏方针仍是为集中力量侵华而避免刺激苏联。
其次，如前文所述，在中苏关系方面，随着12月后苏联越来越明确地否定现时对日参战的可能性，国民政府中主张“倚德议和”的人士日益占多数，而深陷孤立的蒋介石虽然还未放弃“以德促苏”的努力，其源于“反共”执念的内心矛盾也正日趋加深。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国民政府高层的总体倾向是“疑苏”与“惧共”情绪的泛滥。但是，与前引对华判断相关，日本此际对中苏关系的观察却与事实南辕北辙，以致关于国民政府高层“赤化”及中苏关系紧密化的重大情报纷至沓来。譬如，12月7日来自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情报称，蒋介石指示在莫斯科的宋庆龄与苏联谈判秘密条约，内容为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国”，政府改名为“中华人民政府”，实施社会主义政策，聘请苏联专业人才担任顾问，军事上树立共同目标，相互援助，清除一切妨碍反侵略战争的人物。再如，12月13日来自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情报称，蒋介石认为由于九国公约会议破产，各国已抛弃条约义务，故中国应退出束缚性的条约，自找出路，商订中苏军事协定。该情报还指出，苏联对中苏协定的构想是首先加强中共军队，即把物资及军事全部委托于朱德和毛泽东，并派遣军事参谋加以指挥。为此，苏联要中方先启用朱、毛，再逐渐由他们代替苏方推进工作。这些情报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决策层对国民政府的敌意和对中苏关系的仇视。12月15日，广田以外相名义将相关情报全文转发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推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案和“否认国民政府以后”的方案，后者确定要将外交国策“转入对苏与反共态势”。实际上，该纲要在对苏方面只是空洞的口号，真正的目的是推翻“抗日容共”的国民政府，并为此提出以下策略：切断外国对中国的补给;在日本占领区组织反对抗日政权的牢固组织，并在非占领区发动全国性的反对抗日政权的活动;利用“赤”“白”两种势力及反日、亲日两种势力的存在，激化抗日政权的内部抗争;摧毁抗日政权之金融等。
最后，在占领南京前后，日本决策层以为大局已定，为巩固其侵华果实而决定大幅度提高“议和”门槛。结果，近卫文麿内阁于12月21日通过《关于日中和平交涉问题对德国驻日大使的答复》，以“最近战局的急速发展与事态的巨大变化”为由，规定了中日媾和的4项“基础条件”：1.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协助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各非武装地带建立特殊机构。3.日“满”中三国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4.中国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该答复还以“媾和交涉条件细目”和“附记”的形式，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确立“防共”政策并同意日本在华北、内蒙古及华中等地驻军。
23日，广田弘毅在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示上述条件时，还补充道，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必须以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来表示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派遣和平谈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日本的这些条件不仅将“共同防共”进一步具体化，还露骨地把“议和”变质为逼降。狄克逊当即抗议说，日本现在的条件远远超过11月初的条件，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广田回答说，由于军事局势的改变和舆论的压力，日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案。
12月26日晚，陶德曼将日本上述条件的主要内容转告代病中的蒋介石出面接见的孔祥熙。蒋介石本来以为“倭或以和缓条件诱我政府，使我政府内部又发生争执或动摇”。所以，在当天深夜获悉日本的真正条件后，蒋介石记道：“心为之大慰，以其条件与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但蒋介石对内部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在27日召开的讨论日本新条件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多数与会者仍主张议和，于右任等人还批评蒋“优柔而非英明”。缺席会议的蒋介石闻讯后愤愤写道：“此种糊涂评论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者，今皆变为投石下井矣。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该次会议最后议定推汪精卫、孔祥熙综合各人意见往商蒋介石做最后决定。
28日，汪、孔和蒋介石举行三人会议，讨论如何答复日本新条件。蒋介石认为须考虑国家主权，如外交、政治、财政一无自由将妨碍国家生存，故无从谈起。最后，三人“决定暂不正式答复”。同日晚，蒋介石接见刚刚到任的苏联驻华大使卢甘茨(Luganets-Orelsky)时，再次尝试“以德促苏”。据苏方的记录，蒋在通报了日本的新条件后表示：“中国对这个建议不予回答，中国将抗战到底。”但紧接着他就要求卢甘茨转告莫斯科：“现状是，如果苏联不公开用武力援助中国，那么中国必败。现在日本已在华北建了一个伪政府，另外又力图以廉价条件向中国提出停战媾和。因此，中国舆论界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情绪开始日盛一日：既然希望苏联出兵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中国败局已定，最好还是支持亲日派政府。”这些话对苏方来说属于老生常谈，何况蒋还把苏联的武力援助视为中国避免失败的先决条件，明显言过其实。因此，卢甘茨在12月30日与孔祥熙的会谈中，“以苏俄革命历史为证”，明确表示：“中国抗战只需自己努力便可克敌，俄对华表同情，在可能范围资助，不单独出兵助华。”如蒋廷黻所说，卢甘茨是斯大林亲信，“彼之答复如何，乃苏联政府最可靠之表示”。所以，蒋介石在随后与徐永昌的谈话中终于不得不承认“俄使很明白的告我助械可以，对日开战则不能”。
此后，国民政府高层在对待和战问题及路径问题上的分歧更加严重。在形态上，这一分歧既表现为同一人物在抗日与“反共”两难问题上的心灵交战，又表现为不同人物对和战抉择的不同态度。
前者以蒋介石最为典型。概言之，从国家利益出发，蒋介石总体上仍然倾向于坚持抗战。其理由，除了原来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目的外，现在还加上了新的因素，即他认定如接受日本的条件，“全国必起而反抗，政府即倒，且为‘满洲’第二。战则尚存一丝希望”。而且，蒋还认为内战之危害将超过“抗战大败”，因而他的结论是中国“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但是，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除了囯家利益外，还得考虑国民党的政党利益。在蒋介石相信苏联会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行动时，囯家利益与政党利益是大体一致的;在苏联已明确拒绝参战，而中共的影响力却在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他就痛感二者的对立，并因此进一步加深了心理上的纠结。这使他一面认定“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一面又强烈担心持久抗战将给国民党的“反共事业”带来损害。结果，他在1938年元旦的日记中，提出要注重“和战二派之调剂与运用，表里互用”，并再次重申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总之，蒋介石此时一面在总体上倾向于坚持抗战，一面还想保留“德国路径”，在议和问题上不立即关闭大门。
至于不同人物对和战抉择的不同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派别的对立。
第一个是主张拒绝日本条件，坚持抗战到底的派别。军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白崇禧、李宗仁;文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则可举出翁文灏、王世杰。两者的理由趋同，即在国际政治上担心中苏破裂，在国内政治上担心内战重起。譬如，翁文灏认为，中国如加入“防共”团体，“不但国际无同情，且国内扰乱，日人假名平乱，更有侵略，实为可虑”。王世杰则在12月31日与蒋介石会晤时，“坚请其勿轻言和，盖目前主和者，无非以为和则国民政府之生命可以延长。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协约。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
第二个是主张干脆加入日德意“防共协定”的派别，代表性人物是阎锡山。1938年元旦，他告诉徐永昌：“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对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也(日对列国总以中国不防共为口实)。”据徐永昌的观察，是日午间阎锡山等人的“外交会议已决以此方式答询德使”。
第三个是总体上倾向于“倚德议和”，但同时仍想为避免国内大乱而尽量向日本争取缓和条件的派别。它在人数上占多数，其代表性人物有汪精卫、孔祥熙等。在对日、对德工作上，孔祥熙此际进一步以防止“造共”与“渔人得利”为切入点。1937年12月末，他向德国的联络人强调：“假如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毫无疑问，俄国那时一定是战争中的胜利者。”与此相应，汪精卫则重在对内部的说服。譬如，1938年1月6日蒋介石再次召集众人集议时，汪陈述议和理由：“各国经济制裁日本云云，确已不能成立，虽美之汽油亦不能不售与日本，军械除苏俄能略助外，其他各国自身尚须努力，决难分我。希望任何国家参加作战一层，若无特别大变动，可以说完全绝望。俄使且表示俄加入作战于中国不利(即俄日开战，欧洲必有事，英惧俄发展且与日联和)。”汪还强调，“德使亦谓中俄过于接近，甚失英美法之同情。德国所以盼中日早和者，恐日本消失国力太甚耳”。会议的气氛促使蒋介石也当场表示：“过去对日问题完全为舆论所误，以后当不管舆论。”在5天后的日记中，蒋还自责地写道“刚愎自用为余对外政策失败之总因，戒之勉之”，并提醒自己：大无畏精神在所宝贵，而冒险精神亦不可失却，但以国家为冒险则太危矣。此时应急筹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之道。从这些文字中不难读出蒋介石面对多数人主和之际内心的彷徨。
正因为主和派占据了多数，而既倾向于主战又担心“俄患隐而叵测”的蒋介石也处在彷徨之中，所以，尽管日本的新条件苛刻得连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都认为“只有傻子才会接受”，国民政府却一直没有断然拒绝。1938年1月10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再次讨论“德国路径”后，决定待日本政府对议和条件做出详细说明后再表示意见。11日，陶德曼催促中方对日方条件予以答复，王宠惠因还须等待蒋介石的最后决定，遂“答以日方所提之条件太广泛难以答复”。13日晨，陶德曼再次催促。因时间紧迫，王宠惠随即通过电话，与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共拟一复文。复文主旨系由王宠惠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请求陶德曼转告日本政府：中方认为日本改变后的条件范围太广泛，故希望了解这些新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在仔细研究后做出确切的决定。陶德曼谓，如此答复，日方将以为是躲避，王宠惠称“并无此意”。王宠惠的否定并非敷衍，因为在14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汪、孔、张、何、王讨论中日大局，多主和”。因闻王宠惠报告“德大使对我答复微示不满”，会议还决定由孔祥熙再对陶德曼加以补充说明。15日，孔祥熙与陶德曼会谈。在再次感谢德国调停以后，孔解释说，传中国政府有意规避答复或敷衍了事之说，实属不然，即以中国政府几经考虑始行奉告之态度言，已足够证明其谬。中日纠纷总须解决，自不待言，唯现时战局日方较有利，欲言和必须条件可接受而又可永久解除中日纠纷者，此次日方所提实觉过于广泛。
但是，此时的日本已踌躇满志，自以为到了可以推翻国民政府、彻底征服中国的时机。所以，1月16日，广田以外相身份通告德国：日本决定放弃和谈。同日，日本政府公开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随后补充指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比否认国民政府更严重，即“在否认的同时予以抹杀”。
在日本首先切断“德国路径”、关闭议和之门后，1月17日，蒋介石终于被迫决定“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内部稳定矣”。国民政府在路径问题及和战问题上的分歧就这样由于日本的行动而同时终止了。
余论
无论是孔祥熙在德国第二次调停后对蒋廷黻的指示，还是蒋介石在日本加重条件后对卢甘茨的谈话，主旨都是向苏联暗示，如果其不出兵参战，中国就将接受日本的条件。但是，在苏联明确否定现时参战的可能性后，国民政府并没有接受日本的条件。反过来看，尽管蒋介石多次对苏联表明将严词拒绝德国调停及日本的条件，但在1937年12月2日同意以德国转达的日本条件为谈判基础以后，直至日本最终切断“德国路径”，国民政府也一直未拒绝日本的条件。这种“不接受”与“未拒绝”的并行，深刻反映了国民政府应对路径分歧与和战抉择过程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这也证明，最终消除国民政府在路径问题及和战问题上的分歧的，是日本的“不为对手”声明，而非国民政府自身的主动决断。换言之，分歧的终结者实质上是日本，而非国民政府。如何理解这一终局，笔者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不接受”与“未拒绝”都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但各自背后的关键性因素大不相同。在分析国民政府对日本条件的“不接受”时，最须重视的是苏联因素。概言之，当国民政府对苏联出兵参战的愿景抱有希望时，苏联因素无疑发挥了鼓舞抗战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民政府对这一愿景转趋失望后，苏联就自然变成推动议和的因素。事实上，在苏联及其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拥护者都反对德国调停的背景下，对中苏关系破裂及由此引发国内战乱(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内战，还包括易被今人忽略的国民党内部抗战派与议和派的内战)的恐惧，恰恰是国民政府不接受日本条件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苏订约以后，国民政府对“苏联路径”的认识与定位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苏联在客观上一直是促进抗日的因素。要说有变化，变的只是其发挥作用的形式，即由前期的鼓舞抗战，转化为后期的阻止屈服。
第二，苏联因素之所以既能鼓舞抗战又能阻止屈服，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了日本因素的“加持”。因为，没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逼迫，就没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没有日本在德国调停中始终坚持以“共同防共”为先决条件，也就没有国民政府对背弃中苏密件而招致中苏破裂及国内战乱的恐惧，苏联因素也就无从发挥上述鼓舞或阻止作用。与此相关，在分析国民政府对日本条件的“未拒绝”时，最应重视的是国民政府既抗日又“反共”的本质特点。本文再现的史实证明，国民政府高层反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并非由于他们亲苏拥共，而只是因为他们认清日本在中苏订约后的所谓“共同防共”，除作为侵华借口外，主要目的是破坏中苏关系和挑动中国人自相残杀。而孔祥熙的“防止渔人得利”论与蒋介石的“俄狡而倭暴”“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论都表明，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防共反共”，国民政府的决策者是怀有执念的。正是在这一执念的制约下，他们一边担心接受日本的条件将使国民政府在重起的内战中迅速崩溃，一边又担心拒绝日本的条件将使国民政府在“外战”的持久化中，长期面对苏联与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无庸赘述，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造成了国民政府的犹疑不决。
第三，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既有基于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等“攘外”目标的一面，又有基于防止国内战乱、维护国民党政权等“安内”目标的一面。对日本条件的“不接受”与“未拒绝”，都折射出国民政府对“安内”目标的重视。同时，它们也说明，在评析此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对德政策时，必须同时注意到其中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量与基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考量，并厘清二者在比重上的消长。
第四，当时内外环境所形成的客观逻辑是抗日必须联苏，联苏必须“容共”，国民政府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却是既借用苏联与中共之力抗日，又排除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影响，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壮大。这一客观逻辑与主观愿望的矛盾，与对战争之“造共”作用的焦虑相呼应，使国民政府在考量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之际，时感抵牾。正因如此，对国民政府来说，无论是“苏联路径”与“德国路径”的定夺，还是战与和的决定，都是一种得失并存、利弊并现的两难抉择。在国民政府因陷入这一困境而左右为难、犹疑不决之际，日本的“不为对手”声明不但切断了“德国路径”，而且在终止“议和”的同时，否定了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其结果是，既促使国民政府在别无选择中被迫走上长期抗战之路，又促使国民政府为支撑长期抗战而在纠结与动摇之中被迫继续“联苏容共”。就这一意义来说，日本在代为终结国民政府的路径分歧的同时，也最终导致自身走上了与既定目标适得其反的绝路。
作者：鹿锡俊，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8 14: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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