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辉 | 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
2022-10-19 14:16:24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支援抗战和建设新赣南是“赣南新政”时期社会动员的两大主题。蒋经国身体力行，动员干部，革除旧弊，树立新风;发动民众，措施多端，形式多样。其动员民众的思想既有国民党动员政策的脉络可寻，又受苏联模式感染甚钜。社会动员是一个荡涤旧俗、裂变旧的社会心理信条的过程，赣南社会由此经受了苏区革命以来新一轮的洗礼。
关键词
蒋经国；赣南；干部动员；民众动员；社会影响
赣南，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所在地，抗战时期属国民政府第四行政区(以下简称四区)，辖赣县、上犹、南康等11县。1939年江西省会南昌沦陷后，赣南成为东南五省的交通枢纽，担负着为第三、七、九战区输送人力、物力，供应一切战时需要的艰巨任务，其在东南抗战后方的战略地位故而凸显。然而，抗战前夕赣南的社会状况与其肩负的抗战使命并不相称。彼时的赣南，军人和土匪横行无忌，烟赌毒泛滥成灾。时人形容，倘再不禁烟禁赌，赣南“不但日后将无可征之兵，且无可征之粮”。[1]因此，领导发动民众，将其从大小军阀、地方豪强和烟赌毒等社会恶俗的掌驭下解脱出来，是地方政府完成征兵征粮任务、稳定抗战后方的急务。蒋经国于1939年6月被任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兼保安司令，到任后的第二年1月在赣南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的政治口号，计划在三年内达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五有”)的目标，并把其作为动员民众的目的所在。从其具体内容看，这项庞杂的社区发展计划涵括工业化，扫肓和教育，改革社会风俗，发展大众传播等多方面内容，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是不可能获致积极成效的。诚如蒋经国所言，建设新赣南“绝对不是少数工作人员可做得成功的，一定要动员广大民众共同参加方可达成建设的目的”。[2]值得注意的是，赣南地方政府战时发起的大规模社会动员并非仅仅是应付时局需要的手段或策略，它还引发了赣南社会更深层次的变动。本文选取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相关史料，试图从干部动员、民众动员、动员的战时成效、动员的社会影响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地方政府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努力及其与社会变动的历史关联做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干部动员
干部动员是民众动员的前提。干部是动员民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动员过程中发挥着“为民表率”的作用。“一切计划能否实现，决定在干部”。[3]然而赣南地方政府面对的干部状况却不容乐观。“抗战以来，到处发生干部恐慌”。[4]1939年旨在“动员民众，发动民力”的新县制实行后，干部缺乏的问题更加突出。在此情况下，干部素质，尤其是基层干部素质低劣的状况十分普遍。另一方面，赣南旧时官衙的公务人员，大多“日高三丈不起床，一日只当半日算”，因循萎靡的官僚作风非常严重。官员鄙视和疏离百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战时动员民众的需要迫使蒋经国莅任后，将干部的组织动员置于“新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动员干部革除官僚旧习，树立新的干部作风。工作作风方面，规定各机关设置考勤签到簿和签退簿，公务员须按时上下班，并要求公务员快速及时地处理公文，“急件随到随办，急要公文当天办出，重要公文三天办出，次要公文五天内办毕，普通公文一周内办完”。[5]督促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公务员任何人不得接受年节礼物，亦禁止互相赠送”，“凡公署县府以及附属机关工作人员，非经本人或原机关主管人许可，一律禁止参加社会应酬”。各级工作人员到下级机关检查工作时，“在督导地点所用之任何费用，皆须督导人员自行付给，绝对禁止接受任何招待”[6];生活作风方面，专员公署(以下简称专署)为锻炼干部的强健体魄，改变过去的散漫作风，推行所谓“生活管理”。要求各机关的公务员每日早晨听军号起床做早操，之后沿大街跑步，边跑边喊口号，谓之“晨呼”。八点上班前举行升旗仪式，有特殊情况不能赶到升旗的，应先托人向班长请假，无故缺席者，一次警告，二次记过，三次记大过。[7]各县乡镇机关亦依次推行“生活管理”，“先由县府示范，全体职员，集中食宿，有眷属者，每周夜假三日，晨兴点名，升旗，上操。早、午、晚三餐，兴僚属共之，糙米蔬菜以为常”。[8]为使干部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劳动习惯，各机关经常发动干部参加建筑机场，协助农耕，清洁街道等等社会服务活动。专署还专门开辟了一大块荒地，组织干部利用公余时间种植菜园。密切干群关系方面，专署鼓励公务员下乡进行访问调查和集体谈话，并订立《赣南公务员手则》和《服务公约》，劝诫公务员不许口骂人民和随便拘捕人民，应当爱护人民等。蒋授意设计了“公仆证”，所有公务员一律佩带，以此培养他们服务民众的自觉意识。
其次，培训干部以鞭策干部提高业务素质、振奋抗战精神。“新政”期间，四区专署先后开办干部人员讲习会总计21期，分别训练行政人员、军事干部、教育干部共3712人。[9]教育内容多以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为主，兼顾培养干部的纪律性和团队精神及强健体魄。四区各县也单独举办了多期干部人员讲习会，主要轮训乡镇保甲干部以及中小学的教学人员。除临时性的讲习会，蒋经国还依托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培训大量干部。1939年5月，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迁入赣县梅林，第二年正式更名为“江西省直属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政干团)”。蒋经国先是主持政干团的特约讲座——“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后成为该团的实际负责人，并将该团办成其培植建设新赣南干部的主要基地。蒋对受训干部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以亲切的姿容，去接近民众;我们要以积极的精神，去发动民众;我们要以模范的生活，去领导民众……”至1941年迁出为止，政干团为四区共轮训干部861人。[10]四区各县亦均办有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负责调训乡镇干部、保甲长、保经济干事、民政干事和保学校长等。此种短期训练实行“三化”要求：进行生活训练务使生活军事化;开展信仰训练务使思想主义化(三民主义);进行知能训练务使业务科学化。[11]四区专署为促进干部业余进修，还创设了“公仆学校”。凡四区专署及各附属机关职员，均可报考。
动员干部最重要还是要落实到干部的工作实践中去。蒋经国时常到专署各办公室抽查职员们的卷宗夹，看有没有积压文件，是否违反了专署关于及时处理公文的规定。专门的督查机构是视导室，公务员的考核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督促作用。1943年5月，专署专门成立“政风纪巡查团”，在蒋率领下，分成四个组，下到各县区乡镇“纠察本区内政风纪及各级公务员贪污渎职或其他不情事项”。专署还经常派驻各种视察员，深入各县各乡视察地方建设事项。1941年专署发起的建乡建保运动是一项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全力动员各级干部、尤其是乡镇保甲干部的政治运动。新县制实施后，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重心下延至乡镇以下各级机构，保甲干部成为基层工作的命脉。“赣南的政治建设是否能顺利推行，就看赣南的保甲长是否能发挥力量”。[12]蒋经国统治赣南时期，大量调训保甲干部，努力提高其地位和待遇，设立乡镇保甲人员俱乐部，培养保甲人员的服务精神，以期使保甲干部成为动员农村的强有力的基点。1941年下半年，专署决定利用冬闲时间发起“建乡建保运动”。先由专署分派大批干部奔赴各县，组建县建乡委员会和乡(镇)分会。县建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县长兼任，副主任委员1人，由专署派员兼任，委员7至10人。再由乡镇分会干部分赴各保召开保甲会议和保民大会，督导保甲干部完成乡村建设的任务。建乡工作的时间自1941年11月1日开始，以两个月为期，必要时可酌情延长或缩短。县建乡委员会最后将巡回各乡镇实施检阅，严行奖评，督导并策划新兴事项。1942年，在建乡建保运动的基础上，专署规定各乡镇须设立保甲督导团，团长由乡镇长兼任，团员由乡镇公所各股主任及干事兼任。“每团员除本身工作应负专责外，并经常负责督导一保或两保各部门工作”。[13]此外，在保之上规定由专署和各县政府公务员兼任各保指导员，不啻是蒋经国的一个创举。保指导员的职责主要是指导并督促保甲干部顺利完成各项乡村建设事业。
政府还实行工作竞赛的办法，动员干部提高办事效率，保持昂扬斗志。工作竞赛的办法原系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仿照苏联所拟订，蒋经国秉承其父意旨，不遗余力加以推行。竞赛分县与县、乡镇与乡镇、保甲与保甲、个人与个人等四级举行;竞赛事项涵盖征兵征粮、创办学校、兴修水利、筑路造桥、植树造林、推广棉籽等等;赛后的考核分两种，时考和事考。时考又分季考与年考两种，季考於4、7、10、1各月份举行，年考於次年第一个月份举行。事考则以具体的事项办理完毕后进行考核;县区两级由专署直接派员查核，乡(镇)保两级由各县政府初核，再报由专署派员复核;专署对于成绩优异的行政人员将“勒石记功”，并给予物质奖励。获奖的单位将“发给奖旗”、“题赠匾额”、“颁给奖状”。[14]同时预制优劣两旗，一为红色绸旗，一为黑色布旗或纸旗，“成绩最优者和最劣者，各给一旗，以示褒贬”。[15]
主要领导干部的表率动员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干部动员能否取得实效。蒋受苏联的加里宁影响，非常注重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他不仅穿着打扮平民化，且常常不声不响下乡体察民情，走访寻常百姓家庭。1942年，赣州遭受日军“一·一五”大轰炸，赣州居民、商户损失惨重。蒋率领专署大院公务人员，分头配合防空救护团灭火和搜救死伤，并亲自掘锄执帚，推倒危墙孤柱，打扫街道。蒋带领机关干部下乡修复山塘，参加义务劳动时，自己“穿一套劳动服装，赤足蹬草鞋”，“挑起满担泥土，和大家一起劳动”。[16]他的身影还时常出现在募捐游行的行列中。1941年扩大“全国出钱劳军运动”，蒋亲自领着干部们一起上街，义卖报纸。他一个人就募到了上万元。赣县、上犹等县的县长也都身先示范，以为表率。赣县县长吴剑真带领干部抢救“一·一五”空炸中受伤人员时，亲自抬担架。上犹县长王继春逢当圩日拿条长凳坐在街头宣传抗日和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主张，有时讲得声泪俱下。龙南县县长郭师培说：“如要人家捐款，就要先由我捐起。”[17]他上任未及一月，即不顾宦囊羞涩，捐资300元修建学校。
二、民众动员
干部动员的目的在于更广泛地发动民众。抗战时期，国民党动员民众的机构主要是抗敌后援会或动员委员会。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领导全区动员工作，各县则为县动员委员会，二者分别隶属于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和各县县政府。动员委员会下设优待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作为民众动员的外围组织。抗敌后援会建立于抗战初期，主要从事实际动员工作，工、商、妇女、文化等民众团体在名义上附属其下。另外，政府还专门设有政工队和宣慰团，具体实施一些宣传鼓动活动。依靠上述动员机构和庞大的干部队伍，蒋经国主政的赣南地方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动员民众的措施。
其一，除弊政，顺民意，改善官民关系。官民关系的融洽是动员广大民众的基础。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强行抓丁拉，民众怨声载道。1939年8月，蒋经国在南康县召开全区兵役行政会议，宣称“将用最大的努力消灭兵役中的不良现象”。兵役改革主要从改革征兵办法、优待应征入伍的壮丁、优抚出征军人家属等三方面着手，同时严厉惩处在征兵过程中营私舞弊的官员。1940年初，第四行政区专署设立“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各县、区设立分会，负责发放安家费和优待谷金，征属子女免费入学，减免一切临时捐款和募役等优待事宜。土地问题是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症结所在。1941年冬，蒋经国提出在全区各县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解决农民缺地少食的问题。政府先后在赣县的吉埠，南康县的横市、坪市、龙田，上犹县的广田，信丰县的游洲等地设立示范区，通过承领或购赎等两种方式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在信丰、上犹等扶植自耕农示范区，政府还规定抗战军人家属可优先承领土地。
建立官民之间的协调机制是蒋经国动员民众的重要步骤。1939年，四区专署专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民众设立人民呈诉批示问询处，简称“人民问询处”或“民众问询处”。人民问询处“一、不收任何报酬;二、不受任何束缚;三、有冤可以呈诉或面诉;四、有疑问可以函询或面询”。[18]民众意见箱和密告箱的设置也进一步便利了老百姓检举和告发贪赃枉法的公务人员以及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1940年，蒋经国宣布每星期四为四区专署接待民众日，1944年7月又规定各乡镇长也必须在这一天接待民众。在上犹，县长出巡各乡时，“先决定好路线布告通知各地，使得沿途的民众，可以准备来向县长诉说的事情”。[19]蒋经国还通过在中秋节举行“官民同乐节”、“千人同宴”、“敬老会”等活动来促进官民关系的融洽。1940年，他明令规定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改为“官民同乐节”，每逢这一天，赣南各地召开官民座谈会、联欢会等;专署还举行“千人同宴”，并邀请一些鳏寡孤独残疾老人赴宴，是为“敬老会”，藉此表现政府“与民同乐”、“关心民间疾苦”的姿态。
其二，运用各种团体聚集和发动民众。动员民众“先要经过组织民众的艰苦阶段”。[20]国民党政府在1938年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的要求。蒋经国上任伊始，即顶住国民党内守旧分子的压力，派赣县抗敌后援会组训股长出面，组织成立了工界分会，下设码头工会、机器合作社等。1942年夏，赣县政府为更好发挥商会的作用，委派万竹林、万秀林等人成立整理委员会，积极推动赣县商会的重组工作。各县按照国民政府《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要》和《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规定的书记制度，向各职业团体派遣书记。书记的待遇比照县级公务员领取政府俸禄和津贴。政府还多次调集各职业团体的干部和会员进行训练。蒋经国极其重视妇女的鼓动作用，认为把赣南的妇女“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将是我省南部一支抗日的生力军”[21]，“如果全民动员单纯是男子的动员而妇女不动员，这个工作依然是落空的”。[22]在政府支持下，各县乡普遍设有妇女指导处、妇女会或妇女队等妇女组织。蒋经国甚至亲自指导妇女指导处的工作，由“专署出钱，妇指处出力”，成立农忙托儿所，帮助农家照顾小孩。抗战期间，发展和扩大合作社是从经济上组织民众、团结民众的一个有力武器。政府在推广合作社方面，组织县合作事业促进会，并规定“各乡镇应设合作社一所，保按需要设分社”。[23]
其三，宣传和舆论动员。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大都成立了宣传队，由其负责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等活动，有时还下乡宣传抗日。各乡村也普遍成立宣传队，办了壁报。国民党定南县党部1942年统计：全县有宣传区队9个，宣传区分队27个，戏剧宣传队1个。[24]每值征兵之际，各县政府大量印发政府兵役法令、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等宣传材料，广为散发。在文化落后的民众中进行宣传，最适合的方法莫过于演剧和唱歌。四区专署成立虎岗音教会，专门培训音乐人才，创作抗日救亡歌曲。赣江歌唱团、工余歌咏队、音教会抗敌剧团、宣慰工作团、青年团宣传大队、青年剧团、青年剧社、青白剧社等文艺团体每逢节日盛会，都举行盛大的抗战戏剧或歌曲演出，鼓动民众抗日热情。蒋经国还非常注重舆论动员，他认为报纸应成为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减少政府民众间的误会、使政策顺利迅速遂行起来”。[25]
赣南的大众媒体在蒋经国“一县一报”、“人人看报”的倡议下很快发展起来，成为政府控制舆论，扩大宣传的有利工具。仅据1940年10月的统计，“本区各县除了崇义还没有出刊报纸外，已经有八种日报，二种三日刊，三种周刊，一种月刊发行”。[26]1943年专署创办《人人看》周报，登载通俗易懂的文字，“每甲一份”。同年，又成立了新赣南广播电台，向居民广播。
其四，掀起扫盲运动，改造民众精神，进行教育动员。蒋经国认为，发动民众必须改造民众的精神，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政府因而掀起扫盲运动，又称群众读书运动。各机关举办成人识字班，乡村保甲普遍设立保甲读书会，规定所有不识字的人都要参加。在读书会主要是识字，学唱国歌和抗战歌曲，此外还得参加纪念周、国民月会、升降旗礼等活动。每届一定的学习阶段，即进行考试。除考试外，政府还在路口街头设置识字卡或宣传岗，过往的行人必须认得识字卡上的字才准许通过。为彻底改造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精神面貌，四区专署制订了“精神建设法令”292种，通饬各县施行，主要有推行新赣南家训，实行民众组训，推进国民体育运动，推行集团结婚，提倡正当娱乐等11大项内容。与之相配合，蒋发起“建家运动”，目的在于“具体改良人民生活与提高文化水准，并作为发动民众参加建设工作之精神总动员”。[27]为此，1943年蒋氏仿《朱子家训》，煞费苦心订立《新赣南家训》，其内容覆盖新式生活的方方面面。蒋氏命人将其散发至各县，每户一张，贴在厅堂上，并由学校教师和有文化的人广为宣传讲解，带领人们念诵。甚至青年男女结婚，也要由主婚人抽考背诵。
此外，娱乐动员、会议动员和表彰动员也是蒋经国主政时期赣南地方政府动员民众的具体方式。1.娱乐动员。蒋经国经常利用在节日期间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来鼓动民众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每年的元宵，举行闹花灯、踩高跷竞赛;端午节，举办划龙船和游泳比赛;重阳节举行爬山比赛;元旦，举行单车比赛。“运动会”也一连举办过数届。蒋经国还搞一些别出心裁的活动，如“官民同乐晚会”、“火炬游行”、“万人大合唱”等，其中尤其是“不夜天”活动中，彻夜狂欢大庆，节日气氛渲染到了极致。为养成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蒋经国要求，“今后我们乡下所有的乐器和玩具锣鼓龙灯等，都要经常搬出来玩，乡下的戏台，都要修理起来，经常的演戏，各乡都要制备龙灯花灯等娱乐”。[28]2.会议动员。召开动员大会是政府动员民众的另一种经常性方式。为动员民众参政议政，各乡镇“每半年召开保民大会一次，选举保甲长及讨论本保兴革事项;每一年召开区民大会一次，选举区长及讨论本区兴革事项”。[29]
除了定期会议，蒋经国还经常召开各种临时性的动员大会。1939年安远县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后，蒋经国亲临视察，并召开城镇郊乡民众大会，动员人们努力生产，重建家园;汪精卫降日后，赣县政府在赣州公园隆重举行“赣县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暨讨伐汪逆动员大会”，会后组织气势磅礴的万人大示威，极力渲染抗日气氛;1942年1月，赣州城遭受敌机轰炸，蒋经国当即在被炸废墟上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搞好善后工作，赈济灾民，并激发人们的抗敌热情。赣南的会议之多，为国统区所仅见，以致当地流传民谣：“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喊搞五有……”3.表彰动员。政府奖励建家运动中的模范家庭，并在新赣南大礼堂设立“留芳牌”，凡对当时的建设工作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以示表彰，并作楷模。1941年，专署制定《奖励个人捐资办学办法》，劝募人们投资教育。为发动人们扶助穷苦人民渡过寒冬，政府规定，“捐助赈款二百元以上者，给与本府奖状，五百元以上题给匾额一方”，“捐助赈品价值二百元以上或五百元以上，均照前款各规定给奖”。[30]
三、动员的战时成效
政府的宣传和教育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观念，鼓舞了人们的抗敌精神。赣州一位观众观看了抗战戏剧演出后，深有感触地记道：这次凤凰城的演出……激起了五千余观众的抗敌情绪。[31]在大余县，人们流行传唱抗日救歌曲。就连四区最偏僻的寻邬县，“痛恨倭寇之心，深入民间”，菜场卖菜的老，听到升旗号和唱国歌，也会“自动的立正致敬，充满了严肃热烈的气氛!”[32]蒋经国一次下乡视察，途经大庾关附近，遇到一个白发老人，问他是广东人还是江西人，老人兴奋地说：“我不是广东亦不是江西，我是中国人。”崇义的水龙渡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婆婆对蒋说：“打东洋是我们大家的事，我已把自己的二个儿子都送去当兵了。”
随着抗日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增强，人们竞相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输财献力，支援抗战。1940年10月4日，赣县救济委员会开办的牙刷工厂全体员工以中秋节的月饼犒金共四十元悉数上交赣县动员委员会作犒军之用。大东书局的全体工人，中秋节这一天也特意节食，省下大洋76元函送赣县动员委员会。[33]《正气日报》社1941年代收慰劳湘北将士的慰问金活动中，群众捐款踊跃。10月6日，收到江西省合作金库张明亮等15人捐国币12元;10月7日，收到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卞千仞20元，唐叶疾等9人各10元，余利民等8人各5元，业盛瀛等6人各2元;10月9日，收到南昌交通银行(抗战时驻赣州)全体同人国币602元;10月11日，收到简蔼挑国币5元，贾玉衡国币2元;10月13日，收到军政部第二卫生服装仓库职员劳军国币64元，第五区彭义生国币5元;10月15日，收到邮务工会会员信恒纲等68人共173元……群众认购公债也很积极。龙南县1940年募集第一期战时军需公债31020元，1942年募集“同盟胜利公债”552400元，1943年504900元，1944年1676700元。[34]各县为慰劳前线抗战将士，还多次捐募军鞋，棉衣，棉裤，棉被等物品。许多文化界人士自发地义卖义演，为国家筹集抗战资金。1944年，安远县文化界庆祝元旦劳军义卖春联，仅据濂江乡统计，富家认购义卖春联就达382对，募集法币7640元。[35]
前线战事紧张固然牵动着人们的心，但保持抗战后方的社会稳定同样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捐款中就有许多是意在救济灾民和难民的。赣县经征处的职员刘至成，特将母寿得金300元，全部捐送救济委员会。[36]1942年《正气日报》社代收“一·一五”被炸灾民救济费，响应者“前仆后继”，半月中就收得2万余元;2月3日，竟有一位七旬老翁捐出平时所积法币5元;2月19日，安远县干部人员讲习会发起救灾献金，共计募得法币800多元，汇至《正气日报》社;2月25日，上犹县营前镇和黄沙乡民众共汇捐1200元……捐资襄助地方建设的状况亦很热烈。南康县一位老百姓，将全年节约所得的100元，寄到专署作为建设新赣南的经费，“直到现在我们仍不知这位老百姓的姓名”。[37]1941年南康县唐江镇的建设经费30万元，“都是由唐江商人募集的”。[38]1940年安远县开心乡第四保绅士钟永发兄弟4人，将30石5斗租谷和51石典租谷田(5石谷田折合1亩)，全部捐给安远初中做学产;1942年，欧阳振基捐稻谷150石，唐祥泰、欧阳沛等9人各捐款1万元，助建安远初中宿舍。[39]南康县第四工龙回乡刘克疑，将所得薪金共800元，全部捐建保学校舍之用。[40]1940年至1943年崇义县各界人士捐款筹建了15所乡中心学校和90所保民国民学校。[41]
广大农民献粮献力，以他们纯朴的方式默默支持国家抗战和地方建设。1941年夏天早稻丰收，赣县农民“为表示感戴政府，及拥护地方建设，纷纷向县政府捐献食谷，迄目前为止，总数已达三千五百余担”。[42]大埠乡农妇彭叶氏，响应献谷运动，命其子慨献谷子两担。定南是赣南的小县，1944年组织发动劳工2000余人赴大余县建筑新机场，民900余人为国民革命军十二集团军运输军用物资。[43]龙南县在1944年建大余机场时，“各乡集合民工万余人”。[44]农民是乡村建设中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定南县7个乡镇在1945年共发动农民18000余人兴办水利事业，义务劳动工数达26937天，受益田亩70660亩。[45]南康县在1942年一年中动员农民义务劳动达20余万人次(表1)。统计1942年短短两个月当中，赣南农民，“献了三十一万担粮，修了一千零四十座中正桥，筑了六千六百九十里路，出征了六千六百四十二个壮丁……完成了二百三十七个水利工程”。[46]
“抗战建国，首重兵役”。由于兵役新政及各项动员政策的推行，征兵工作较前顺利。赣县1941年征兵仅6月份就征足新兵800名，“打破了历年来征兵纪录”;安远县1942年征兵1108名，超征24%[47];南康县1942年兵役征额3264名，实际征交2014名，除矿工抵额1638名，超征388名。1943年征额2826名，除征交各部队暨矿工抵额，超征324名[48];信丰县六桥乡壮丁张新□、谢春荣等，自动请求提前入营杀敌;劳迳乡壮丁张相梅、吕贤辅等，不顾家庭负担，竞愿“牺牲个人，献身报国”。[49]值得一提的是，在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因为承领土地对抗战军人家属有优先照顾，鼓励了人们从军，激发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图存意识。二位原广田乡示范区的保干部回忆说。“如我们保的应征壮丁都能踊跃上前线，征丁任务提前完成。”[50]
但是，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亦不无缺陷，突出的表现即是经济动员的乏力。自1941年冬设立第一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吉埠示范区，至1945年赣南沦陷前夕蒋经国飞赴重庆，蒋氏宣扬的“耕者有其田”仅在赣县、南康、上犹、信丰等四县的一些示范区实现。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未能解决土地问题，而且“二五减租”也因地主豪强的强烈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这不能不影响到其他社会文教事业的推行。群众反映说：“识字好是好，就是肚子填不饱”[51]，即是明证。动员过程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也相当严重。在为庆祝蒋介石寿辰举行募捐活动中，人人都得认捐祝寿，否则乡保长便可给他扣上对“总裁”不敬、对“领袖”不忠的大帽子。信丰县一位干部刚开始在古陂圩督导扫盲工作时，经召集民教干事、保甲长开会暨发动宣传无效后，不得不“亲自带着几条枪，按户的去捉了两天文盲，后来才上成课”。至于大桥、金鸡、芳迳各乡，“都是不外乎用了这种手段，才发动起来”。[52]此种现象既由落后山区人们的落后观念和生活艰难造成，另一方面，又显系与蒋的主观认识有关。他认为，“一般人民的目光很短”，所以“我们为了人民将来的幸福生活，目前不强迫是不成的”。[53]最后，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和无处不在的特务统治也妨碍了社会动员的深入。蒋经国只有在不与上述二者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才享有自由和权力，否则，身为“太子”的他也将面临其父蒋介石“庭训”的巨大压力。
四、动员的社会影响
社会动员不仅仅是资源动员，它给赣南社会也带来了重大影响，社会风气首先发生很大转变。战前的赣南，赌风之盛，全国罕见。赣州城赌场的规模不亚于澳门。在赣南去广东的公路上，沿途老百姓除了下雨天在屋子里赌博外，每天都摆桌子在公路上公然聚赌，以致有时汽车路过也不得不请其让道。龙南县太平堡大部分老百姓，整天不是喝酒就是赌博。定南县公圩，一个以赌博闻名的地方，当地人掂量小孩有无出息，就是看他会不会赌博赢钱。长期的社会动乱使赣南的土匪风气也很浓厚。上犹在那时是土匪窝子。龙南一个地方，父母看他的儿子，“如果满了十八岁，还不会做土匪，便是没有出息”。[54]由于政府雷厉风行地禁烟、禁赌、肃清盗匪，赣南社会这种颓废、混乱、动荡的风气日渐改变，特别是赌博之风收敛不少。在龙南县汶龙地方，一个老头对蒋说：“吃酒的，赌钱的，都没有了，世界变好了。”人们不再希望孩子长大去当赌徒或土匪。全赣南最落后、最野蛮的太平堡的小学里，学生由几十名增加到三百多名。昔日的土匪窝子——上犹的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增长更是迅猛(表2)。南康的黄泥港，自从1929年以来，因为怕人抢劫，没演过一出戏。1941年10月，蒋经国到那里，看见他们演戏，“一共演了三天，非常热闹，秩序也很好”。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期望发生着改变。赣州的老百姓曾经说：“这下好了，蒋专员给我们`五有'，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了。”[55]
社会风气的转变还体现在官员风气的好转。赣南地方当局战时的干部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政府内僵化的官僚体制，专署公务员的办事效率显著提高，基本上能按规定做到急件随到随办，重要公文3天内办出，次要公文5天内办毕，普通公文一周内办完。同时，这种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也促使了各级干部改变自身的官僚形象。在蒋的影响下，专署的干部都穿土布衣裳，同普通群众没什么区别。改造训练后的公务员，形成了对自身要求的五大共识：就是要“能写、能说、能走路、能吃苦、能负责”。认为起码应具备这五种条件，否则就“跟不上去而落伍”了。在赣南极少看到公务员在街上坐黄包车，也从来没有看到公务员在乡下坐轿子。吃苦成了赣南公务员的一种风气，大家都以吃苦为荣，安乐为耻。[56]一批克己奉公、勤奋工作的基层干部典型出现。崇义县聂都乡乡长萧大勋“罔辞劳瘁”，与地方恶劣势力奋斗，不稍姑息;龙南县杨村乡乡长赖万康，在太平堡这个向称不易治理的地方，“夙夜匪懈”，全改其往日旧观，现在“弦诵之声盈耳”;定南县高砂乡乡长黄涤东、公乡乡长缪芬、龙南县洒源乡乡长廖振芳、虔南县进化乡乡长黄士林、集贤乡乡长李致平，“均属奉职忠勤，锐志建设”。横水镇第十保保长刘宋卿发动保民修筑黄蛇乡道，工程虽钜，而能迅速修成，并认真督策保民读书，业已成“无人不学”的现象。[57]赣县城南镇的第三保的保长陈明光，派驻南康、安远、寻邬等县担任民众组训工作的周崇文，以及温世勋等青年干部都因工作突出而得到蒋的嘉奖。
婚姻仪式和观念的变化。赣南过去盛行早婚和童养媳制度。男女婚姻多凭媒妁之言，父母作主，举办婚礼时则大事铺张，操办宴席。抗战时期，蒋经国从节俭物资，支援前线的角度出发，提倡集团结婚，反对坐花轿、摆筵席、请客送礼。赣县第一届集团婚礼早在1942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集团结婚办法》之前的1940年9月即已举办。1942年1月，又举办第二届集团结婚，蒋经国亲为43对新人作证婚人。因为集团婚礼，“近日酒店，生意极旺，几日无虚席”。[58]同年3月，新赣南大礼堂落成，23对新人在此举办第三届集团结婚。1941年初夏，在蒋支持下，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驻赣南)也在赣州举办集团结婚，得到了城镇和附近郊区的踊跃响应，150对新郎新娘参加了集团结婚典礼。蒋作总证婚人，“座无虚席，场面热闹非常”，“在新赣南一直传为佳话”。[59]上犹县1941年仅有92对新人举行集团结婚，1942年陡增至296对，1943年达到320对。[60]传统婚仪发生着改变，新式婚礼逐步得到了赣南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是，婚姻观念更加自由开放。在报纸上刊载结婚启事或订婚启事成为一种时尚，通常的格式是某男与某女自愿结合，并择于某月某日结婚。婚姻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离婚自由，且一般而言，离婚自由比结婚自由面临更大的世俗压力。《正气日报》(1942年1月5日)的一期版面上，竞一连出现三则离婚启事。另一则《赣南——龙玉英启事》中，龙氏的前夫廖某病故后，廖族人逼嫁，龙氏不从，乃“向法庭伸诉，得由婚姻自主，后经人介绍给一马姓男人，同意实行同居，并脱离廖姓家属关系，特此登报声明”。运用法律手段或通过政府解决婚姻问题是这一时期婚姻获得自由的重要体现。与龙氏遭遇类似的是一个僻居乡下的未婚女子，因胞伯逼婚，结果在娶期前二日私逃外出，求助于区乡公所，区长认为包办婚姻无效。再询问律师，同样告之“胞伯主持之婚姻，经本人反对当不生效”。[61]笔者随意择取《正气日报》(1942年)的五日报纸，统计有关婚姻问题的启事如次(表3)：
以上启事中虽有重复，但从中可以窥见赣南社会的婚姻自由状况应无疑问。当然，婚姻的自由也使少数人视婚姻为儿戏。《正气日报》(1942年2月26日)载有：一对男女刊登结婚启事后不数日，竟又发布离婚启事，报纸因而谑称其“乱世男女”。
社会的组织水平提高，社区参与扩大。抗战时期，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等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上犹县农会1943年成立后，有乡农会15个;县总工会1944年成立，辖有缝纫、理发、木匠、印刷、泥水、安河排筏业等6个职业工会，造纸、石灰二个产业工会;乡妇女会也达到15个。[62]赣县1941年成立木业工会、泥水工会、黄包车夫工会、铅印工会等8个职业工会，1942年又成立民船船员工会、印染工会、造船工会等。县农会1941年9月成立，至1944年各乡农会数达36。[63]1944年，南康县共有南康县商会、唐江商会、潭口镇商会及其各自所属同业公会31个;农会32个;职业工会5个已成立筹备会;乡镇教育会有34个乡镇已成立，其余5个乡正筹组;另有中医师公会已成立，计政学会亦在筹备中。[64]捐资建设地方的唐江商人罗玉香在致蒋经国的信函中深有感慨道：“商人……在过去是一盘散沙”，但是今天“已经坚强的组织起来。”[65]
同时，社区参与也逐步扩大，尤其是广大妇女和青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保民大会是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主要场所。按照规定，由各保的每户推出1人参加，其职权包括订立各保的保甲规约，商量保和保之间的公约，议决各保人工的征募办法，选举或罢免保长、副保长、乡镇民代表会代表，听取保办公处的工作报告和向其提出询问意见及其他有关各保重要的兴革事项等等。赣县举行保民大会情形统计如下(表4)：
妇女和青年的参与是衡量社区发展过程中社区参与扩大与否的重要表征。在各级妇女指导处、妇女会等妇女团体的带领下，赣南的妇女活动呈现一派热烈气氛。她们参加了“一元献机运动”等诸多募捐活动;演出过抗日文明戏;动员妇女剪辫子;开办扫盲班;组织慰问团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协助政府调处家庭纠纷，等等。1942年“三八”妇女节前夕，赣县妇女节筹委会举行公演话剧，以演剧所得，慰劳荣誉军人及抗属。[66]在南康，妇女们组织洗衣队，为驻县城的抗日将士缝洗衣被。[67]青年是蒋经国动员人们建设新赣南的特殊群体。由于蒋氏开始时表现的激进姿态给青年很大吸引力，不少热情青年远道投奔赣南。他们和赣南的青年一道，或者参加政府，致力于革新政治、建设基层;或者跻身文化教育事业，宣传抗日，教育人民。专署1941年开办的“经济建设训练班”中，60%是青年，其中又有1/6是从沦陷区流亡出来的青年。1943年蒋在赣县虎岗开办中华儿童新村收容战地流亡儿童、军属子女、孤儿等，其管理机构“村务自治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江浙一带的流亡青年。“赣州每一纪念日，每一临时活动，都有大批青年在参加着……”[68]“太阳节”祝寿活动中，单“晨呼队”就由六七百男女青年组成。
结语
蒋经国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在赣南初步形成。政府前所未有地控制乡村的民众资源同时，也承担起乡村社区的一切管理事务。从修路造桥，兴修水利、发展教育，到社会救济、家庭生活、婚丧嫁娶，乃至乡人召伶演戏等等琐碎事务，政府一一插足，加以干涉。中国数千年来政府与民间的政治畛域被全面打破，蒋家父子理想中的“万能政府”的统治模式在历史和现状均极其复杂的赣南得到某种程度的实验。中国以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应对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的野蛮侵略，而能最终致胜，与此资源动员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应有密切的关系。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原本是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当时处于由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大前提下发生，被烙上典型的战时特征，其是否具备制度上的稳定性并无先例可循。动员过程中养成的被动型参与要转换成民众的主动型参与，也并非单纯的政治培育所能达到，它尚有待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注释
[1] 徐浩然：《跟随蒋经国在赣州禁烟禁娼》，《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63页。
[2] 蒋经国：《新赣南建设的创造年》，见严家淦主编：《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丛编第一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17页。
[3] 蒋经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丛编第一集》，第75页。
[4] 韦安仁：《论机关学校化》，《新赣南月刊》194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第202页。
[5] 彭精选：《整肃机关和整顿市容》，《蒋经国在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75页。
[6] 《新赣南日报》，1943年5月15日。
[7] 彭精选：《整肃机关和整顿市容》，《蒋经国在赣南》，第176页。
[8] 何扬烈：《做县长的生活》，《新赣南月刊》1941年第4卷第6期，第300页。
[9] 《政绩交待比较表》，江西省崇义县档案馆藏。
[10] 《江西省地方政治干部讲习院》，《政治前线》(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机关报)1941年第4卷第10期，第3页。
[11] 《基层政治建设论》，《正气月刊》1942年第5卷第3期，第133页。
[12] 陆磊：《赣南动态》，《新赣南月刊》1940年第1卷第6期，第207页。
[13] 《赣县第二届行政会议议决案专辑》，《新赣南旬刊》1942年第3卷第7、8期，第196页。
[14] 《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各县推行三年建设计划工作竞赛办法大纲》，《新赣南旬刊》1941年第1卷第4期，第52页。
[15] 何扬烈：《行政三联制与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新赣南月刊》1941年第3卷第2期，第33页。
[16] 赣县政协：《在赣县梅林》，《蒋经国在赣南》，第277页。
[17] 郭师培：《我做县长的生活》，《新赣南月刊》1941第4卷第6期，第300页。
[18] 敏：《“人民问询处”》，《动员旬刊》1940年第23期。
[19] 蒋经国：《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丛编》第1集，第16页。
[20] 《动员委员会第十九次常会报告》，《动员》1939年9月9日。
[21] 李珍一：《关心妇女工作》，《蒋经国在赣南》，第263页。
[22] 蒋经国：《建立赣南妇女劳动军——为赣县妇女界分会成立大会作》，《动员》1939年11月19日。
[23] 《实现三年计划有关重要法令一览》，《新赣南旬刊》1941年第2卷第9期。
[24] 《定南县志》，第152页。
[25] 蒋经国：《论舆论界的职责——勉本报同人》，《正气日报》1942年10月1日。
[26] 蒋经国：《1940年10月1日江西省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开幕词》，《蒋总统经国先生著述言论集》，第23页。
[27] 《赣南政令实录摘要》，《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丛编》第1集，第301页。
[28] 蒋经国：《新的理想新的人生》，《蒋总统经国先生著述言论集》，第378页。
[29] 蒋经国：《为建设新赣南而奋斗努力实行三年计划》，《动员旬刊》1940年第26期。
[30] 《赣县蒋兼县长为发动冬赈告民众书》，《正气日报》1941年10月4日。
[31] 程台：《“凤凰城”演出的话》，《动员旬刊》1940年第22期。
[32] 梅必达：《寻邬的新姿态》，《新赣南旬刊》1941年第1卷第1期。
[33] 《大东书局节款犒军》，《正气日报》1940年10月9日。
[34] 《龙南县志·债券》，第596页。
[35] 《安远文史》第7辑，第25-26页。
[36] 《点·线·面》，《正气日报》1941年10月10日。
[37] 蒋经国：《江西省第四区行政会议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开幕词》，《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丛编》第1集，第72页。
[38] 炽君：《新商人之路》，《新赣南旬刊》1942年第4卷第1期。
[39] 《安远县志》(1993年版)，第538页。
[40] 《南康县志》(1993年版)，第478页。
[41] 《崇义县教育志》(未刊稿)，第142页，江西省崇义县档案馆藏。
[42] 《短评赣县民众献粮》，《正气日报》1941年10月13日。
[43] 《定南县志·支援前线》，第205页。
[44] 《龙南县志·支前》，第267页。
[45] 《定南县利用义务劳动举办水利事项》(三十四年度)，《定南统计》，定南县政府统计室编印，1946年。
[46] 《太阳节在赣南》，《新赣南旬刊》1942年第4卷第7期。
[47] 转引自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蒋经国在赣南》，第141页。
[48] 南康县政府1944年编印：《南康县完成地方自治总报告》，第137—138页。
[49] 《各地简讯·信丰讯》，《正气日报》1941年10月9日。
[50] 朱伦喜、郭世铿：《扶植自耕农》，《蒋经国在赣南》，第221页。
[51] 王克浪：《一次出巡》，《蒋经国在赣南》，第109页。
[52] 韩文贵：《我所督导三部工作的报告》，《信丰县政》194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第18页。
[53] 蒋经国：《吃苦冒险创造建设新赣南》，《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丛编》第1集，第31页。
[54] 蒋经国：《赣南的真面目(一)》，《正气日报》1941年10月1日。
[55] 陈达：《所谓赣南新政》，《蒋经国在赣南》，第161页。
[56] 安山：《我做科长的生活》，《新赣南月刊》1941年第4卷第6期，第303页。
[57] 《赣南政情·嘉奖有功乡长》，《新赣南旬刊》1942年第4卷第7期。
[58] 《正气日报》1942年1月4日。
[59] 蔡智传：《青年会与蒋经国》，《蒋经国在赣南》，第399页。
[60] 《本县三年来推行集团结婚统计》，《上犹统计》，上犹县政府统计室编，1944年。
[61] 《法律顾问·钟瑛律师答》，《正气日报》1942年2月28日。
[62] 民国《上犹县志·会社》。
[63] 民国《赣县新志稿·民众团体》，第41—42页。
[64] 《南康县完成地方自治总报告》，第62—63页。
[65] 《南康商人罗玉香拥护新赣南建设特将店内三日收入全部捐献》，《正气日报》1941年10月18日。
[66] 《“三八”妇女节公演话剧》，《正气日报》1942年3月4日。
[67] 《南康县志》，第108页。
[68] 过郁零：《赣县拾零(二)》，《动员》1939年10月16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作者黎志辉，江西师范大学科研处(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20 09: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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