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蓉 | 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
2022-10-19 14:25:2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转变为各党派团体共同参与、拥护的妇女界统一战线组织，担负起了领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工作的责任。在妇指会的动员和推动下，全国各界妇女积极开展了文化宣传、儿童保育、慰劳救护、战地服务、乡村服务、生活指导、生产事业等各种工作，成为安定鼓舞后方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再加上社会环境的限制，妇指会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憾。
关键词
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动员；妇女工作
全面抗战初期，基于妇女动员支援抗战的急迫性，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妇女领袖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会议决定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1] (以下简称“妇指会”)为推动全国妇女工作的总机构，并制定《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来充实它的内容。1938年7月1日，妇指会在汉口改组扩大，罗致了各方面的妇女工作人才，成为团结各党各派妇女的统一战线。虽名称未变，但独立进行工作，受到各个党派和民众团体的拥护，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乃至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妇女团体，持续时间长，分设机构多，活动范围广，参加人数众。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妇指会长期缺乏应有的关注。尽管一些研究妇女运动、新生活运动的论著以及有关宋美龄的传记对妇指会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都尚未将妇指会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作为专门的问题来考察。鉴此，本文拟从妇指会发动妇女从事抗战工作的角度入手，探讨战时妇女动员的展开、成效及缺憾。
一、妇女动员总机构的确立
全面抗战开始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内出现了空前统一与团结的局面。妇女运动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动态，从过去仅为自身谋解放争权利的斗争，到动员妇女投身于慰劳前线将士、战地服务、救护等有利于民族抗战的实际工作。同时希望制定具体的动员方案和建立总的领导机构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中国妇女运动当时已有30余年的历史，固然已有许多团体，但事实上力量极其薄弱。由于缺乏一个全国妇运的最高机构，各妇女团体各行其是，导致力量分散，难以发挥作用。1938年2月，上海妇女救国会理事史良在《妇女动员中的一点意见》中认为：抗战六个月来的妇女工作还是停留在“零碎”和“不够”的阶段上，原因之一是“各妇女工作者缺少相互间的联系。各妇女工作者，整天在自己的团体范围内，忙着事务工作，却忘掉和其他团体，密切联系，取同一步伐，或共同计划，以求更大的成效”。她建议，各妇女工作团体应当迅速地联络各方，“促成组织统一，统筹整个动员妇女计划，制定各项工作纲领，分工合作，务使各项工作，迅速的在多方面开展起来，以完成妇女总动员的重大任务”。[2]同月，《妇女生活》杂志社在武汉邀请女界精英召开座谈会。出席代表有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庄静、傅岩等，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陈纪彝，共产党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救国会方面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曹孟君等。她们明确提出，“希望成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妇女组织”，“有计划地推动全国妇女工作”。[3]
可见，在日益紧张的抗战形势下，一些妇女工作者已认识到，妇女界亟需建立强有力的总指导机构和制定具体的动员计划，统一妇女救国运动。
宋美龄此时也热心推动妇女团结抗战，1938年5月，以个人名义“柬邀各地妇女领袖”[4]于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商动员全国妇女参与救亡工作大计。会议决定以妇指会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总机构”[5]，明白规定“它有领导、推动、联络并团结全国各地妇女团体的重大责任，把它作为动员全国妇女的发动机”[6];并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来充实它的内容，发动全国妇女工作，以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7]同年7月1日，妇指会在汉口改组扩大成立。虽名称未变，但独立进行工作，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不干预其行政、人事及经费。[8]改组后的妇指会，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妇女动员总机构，最重要的活动是动员妇女民众和开展妇女工作。指导长宋美龄之下设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0人，委员36人，她们是国民党、共产党、救国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方面的人士以及党政军官员的夫人、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等，例如李德全、吴贻芳、曾宝荪为常务委员，救国会的曹孟君(中共秘密党员)和代表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为委员。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各一人，由总干事主持一切会务。工作部门包括总务、训练、文化事业、生产事业、生活指导、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八个组及一个联络委员会。可见，妇指会活动的范围和种类颇广，除总务组负责内部一切事务外，各组会的工作都是密切配合战时的各种需要而产生。
各部门负责人均由宋美龄聘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分别为联络委员会主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和训练组组长;无党派人士俞庆棠、谢兰郁分别为生产事业组组长、总务组组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钮珉华为儿童保育组组长;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陈逸云、黄佩兰分别任慰劳组组长、战地服务组组长和生活指导组组长。史良评价：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是一个“从来所没有的崭新而充实的领导全国妇女团体的总机构”，“最可欣幸的，就是担当这些工作的领导者，都是由该会指导长蒋夫人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而在妇女界中选拔任用，不仅打破了狭小的人事的关系，更超越了党派的限制”。[9]邓颖超也指出：妇指会“包括着各方面的妇女参加，这就不能不使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呈现出新的动态与进展”。[10]
二、战时妇女动员的展开
在保卫武汉的迫切需要下，妇指会加紧领导武汉妇女的动员工作，作为全国妇女总动员工作的起点。如创设女工识字学校，疏散武汉女工;训练妇女干部，派遣干部班人员下乡工作，动员民众，努力使军民合作;慰劳前线将士，在后方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会同儿童保育会，努力战时难童的教养工作;筹资创办生产事业，为妇女谋生活独立;联络并团结其他妇女团体等。时人称赞：“在短促的半年中间，她们抢做了不少工作。树立着新中国新妇女新生活基础。在工作中表现着新妇女的新生活精神。”[11]
武汉失守后妇指会迁至重庆，重视健全本身机构的工作。除了原有的八组一会外，1939年10月增设乡村服务组，由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曾任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的谢纬鹏担任组长;扩大工作部门，干部由20余人增加到100余人[12]，直属妇指会的工作人员，在4000人以上[13];而且推动各省以及海外华侨组织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在重庆各中央机关设立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形成了一个辐射国内外的庞大的妇女动员网络。至1944年7月，妇指会包括12个省分会、10个美国华侨分会和34个新生活妇女工作队。[14]
妇指会肩负着推动全国妇女工作的重任，而要开展妇女工作，就必须联合各种组织，团结各种力量，统一全国妇女工作的步骤。联络委员会即妇指会与外界沟通与联系的重要部门，它与国内外许多妇女团体经常保持联系，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如妇女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地方妇女组织如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各县市的慰劳分会、儿童保育分会、妇女会、女青年会，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的妇女救国联合会等。此外，还有香港、澳门、马来半岛等地中国妇女组织的兵灾筹赈会、慰劳分会及其他妇女会组织。至1941年6月，国内外与妇指会经常发生联系的妇女团体，共计351个。[15]
联络委员会以大部分时间协助重庆市的妇女工作，但并未忽略在实际工作中对各地妇女团体的推动与扶助。为了加强各地对某种工作的注意，联络委员会经常发出号召的信件，用工作来动员各地妇女。例如：每逢“三八”纪念，联络委员会事先召集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共同商讨纪念的办法，拟订“三八”纪念纲要，寄往全国各地。纲要包括纪念办法、宣传大纲、大会程序、游行的布置、标语、口号、纪念歌等;1939年双十节，宋美龄号召全国妇女完成50万件寒衣工作。联络委员会向全国妇女指出纪念双十节的任务，并希望以寒衣运动为中心开展工作;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后，联络委员会即号召重庆妇女注意这一问题，先后举行了7次宪政座谈会，并致函各地妇女团体宣传宪政运动的重要性，要求以各项工作予以配合;在联络委员会主持的重庆市各妇女团体谈话会上，邮务工会妇女协进社的代表提出已婚邮务员的痛苦，吁请予以援助，于是在共同的要求下，联络委员会举行了两次妇女职业问题座谈会。而且，联络委员会在致各地妇女团体的函件里，均指出妇女职业问题的重要，推动更多的妇女，为了她们的切身利益，参加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
作为全国妇女联络的中心，联络委员会最经常、最艰苦的工作，是回复各地的信件，以及与各地妇女工作者、各妇女团体负责人的谈话与通讯。通过这些途径，联络委员会对她们提出工作上、组织上的意见，并设法解决她们的困难。除发到各地的号召、通知、纪录及普通的函件外，至1941年6月，联络委员会单是与各团体谈论工作的函件就有1694件，所有发文总数为8678件。[16]
庐山妇女谈话会发表的《告全国妇女同胞书》，特别强调训练干部的重要性，“在妇女民众总动员之前，健全的机构及干部人才的训练是断不可少的”，“必定先要训练干部工作的人员，才能到各处去推动一般的妇女民众”。[17]妇指会迁至重庆后，工作范围随实际需要日益扩大，需要大批服务人员。因此，训练和培养妇女工作人员，成为训练组十分迫切的任务。根据妇指会统计，从1938年7月至1943年12月，训练组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训练组举办干部训练班一览表(1938年7月～1943年12月)[18]
由上表可知，训练组所办历届干部训练班受训总人数为1256人，毕业总人数为1111人。除高级干部训练班大部分学员仍回原省外，其他学员被分派至妇指会各部门工作，有的编成乡村服务队、伤兵服务队、工厂服务队，派往乡村、医院、工厂服务;有的派往乐山蚕丝实验区、松溉纺织实验区从事生产事业;还有的则派往各地保育院担任难童教养工作。
战地服务组原拟组织队伍赴前线协助军事工作，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改为成立战时乡村服务队深入战区农村，动员群众，以达到军民合作为目的。服务队队员的任务，是与民众保持密切的接触，在民众与军队间作联络工作。她们首先采用施医赠药的方法，作普遍家庭访问，按保宣传，并用土语演剧发动晚会、国民月会及各种纪念会;经过两周普遍宣传，接着进行组训工作，在各县设立家庭妇女训练班、儿童训练班、托儿所、女工训练班、伤兵识字班等。[19]在湖南工作期间，战时乡村服务队开展工作的区域有10个县86个乡，受她们知识训练的乡村妇女有11338名，受她们医药卫生方面服务的乡民有37640名，此外训练了15738名的入伍壮丁、1570名难民、58305名儿童、12284名伤兵，设立了10余个托儿所，以及进行各种宣传工作。[20]
1939年12月1日，战地服务组领导的战时乡村服务队与伤兵服务队混合编队，统由战地服务组领导，改称战时服务队。工作地域为川鄂沿江涪陵、万县、秭归、宜昌各县医院，工作方针与在湖南时稍有不同，“注重伤兵服务，组训妇孺，劝导重伤将士重赴前线，及增加各地民众抗战情绪”。[21]
战时服务队除一般工作外，特别从事伤兵工作。1940年1月和10月，中央军校妇女工作队救护人员训练班学生41人和81人来妇指会补训，两期补训班学员受训期满后均加入战时服务队工作，分发万县、白沙、江津、合江、江北等地伤兵医院服务。战地服务组的工作，提高了士兵以及民众的抗敌情绪与战斗精神，特别是改善了军民关系，促进了军民合作。
乡村服务组的工作与战地服务组极为类似，只是后者在前线地区工作，而它在后方的农村中服务。[22]总目标是协助政府动员民众尤其是妇女参加抗战工作。工作内容分为两大类：其一为一般的工作，对象是一般民众;其二为妇女儿童的工作，对象是妇女儿童。后者每一服务队必须大部做到，前者则根据人力物力之所及酌量办理。一般的工作包括宣传、组训、促进军民合作、卫生及新生活运动;妇女儿童工作包括组训、生产事业、妇婴卫生、慰劳与救济。[23]
乡村服务组负有四川全省以及全国各省妇女乡村服务工作的联系与推动的责任。乡村服务队的队员是历届干训班的学员，其中400多人组成乡村服务队，派赴四川各县参加乡村工作。经过几年的耕耘，至1943年乡村服务队分布的区域达四川省55个县。[24]为使妇女工作能持续发展，使妇女民众发挥潜伏力量，妇指会特联合巴县政府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组织巴县妇女工作实施区，选择接近重庆的示范县巴县为乡村妇女工作实验的区域，研究更切实有效的推行乡村服务的方法和制度。巴县妇女工作实施区于1942年8月10日正式成立，遴选土桥等16个乡镇为工作起点。实验工作的内容，是运用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实验多年、又在四川省巴县歇马场实验中的导生传习教育方法扫除妇女文盲，举办妇女合作社改善妇女生活，实施简易治疗，设备助产士推行妇婴卫生，普设幼儿园，开展儿童工作，举办小本贷款优待征属为中心。[25]
改善妇女生活，是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的重要前提。生活指导组负有领导全国妇女生活改善的任务，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是工厂女工生活的辅导与改善，一是普通妇女生活的改进。
陪都重庆是战时政治文化的中心，亦是后方生产力量的枢纽，周围有许多工厂，尤其是纱厂，女工占了大多数。为提高女工的政治文化水准，帮助和指导女工生活的改善，调解劳资间的纠纷，增加战时生产力量，生活指导组先后设立了6个工厂服务队，派赴申新、裕华、豫丰纱厂、军政部纺织厂、军政部制呢厂及军纺第二厂工作。工厂服务队由训练班毕业学员组成，虽然工作非常繁重，但队员们吃苦耐劳，与女工生活打成一片，使她们的身体或精神都得到很大的安慰。另方面，队员的工作态度也博得了厂方的好感和信任。所以，能适当处理一些劳资的纠纷，帮助工人在物质上争取一些较好的待遇。此外，生活指导组还设立妇女咨询处、南岸服务处、北碚妇女生活改进实验区等机构，对于一般妇女的生活予以辅助并改善。例如：妇女咨询处的任务是谋求增进妇女的福利，帮助大众妇女解答各种疑难问题。经常的几项工作有职业介绍、升学指导、法律指导及医药指导。据该组1943年的统计，自1939年1月妇女咨询处成立以来，请求代解决各项问题者不下千人，其中以求指导职业者占总人数2/4，解决家庭纠纷者占1/4，其他问题者又占1/4。而该处已设法代其介绍职业者占求职人数1/2强。[26]
文化事业组的使命，是提高妇女文化水准，加强其对国家民族的意识。工作侧重于编辑和宣传两方面。编辑方面，出版定期刊物5种：《妇女新运》月刊或季刊、《妇女新运通讯》半月刊、《妇女新运》周刊、《妇女新运》双周刊和《妇女文化》月刊。此外，为了把妇指会历年来的实际工作，有系统的介绍给读者，文化事业组还编印了《战时纺织女工》、《妇女乡村服务》、《荣誉军人服务工作纪实》、《宪政实施与妇女》《妇婴卫生讲座》5种妇女新运丛书。宣传工作分为两方面：其一为协助各地服务队的宣传工作，增强其工作效能，编印壁报资料、宣传大纲和时事研究资料，寄给各队及其他从事民众工作团体。其二为各地纪念节日及妇女大事的特别宣传。各种纪念日的宣传如“儿童节”、“母亲节”、“五四”学生运动、“七七”抗战纪念等，文化事业组均在《妇女新运》周刊撰专文宣扬，或出纪念特刊。而每年“三八”妇女节，更加印宣传大纲分寄各地妇女团体及各界妇女，又在重庆各大报副刊刊登“三八”纪念特刊，并刊发宣言、标语及各种通电。
慰劳组是负责慰劳抗战将士的部门。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8月1日，宋美龄即领导南京各妇女团体及妇运领袖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以下简称“妇女慰劳总会”)。1938年7月，妇指会改组扩大后内设慰劳组，组长由妇女慰劳总会总干事唐国桢兼任。同月中旬，为统一慰劳工作起见，宋美龄提议妇慰总会与慰劳组合并办公。[27]慰劳组多次组织慰劳团、慰劳队或派代表参加其他慰劳团体慰劳前线将士。为了随时给予伤兵以精神上的安慰，使其早日恢复健康，1939年7月1日，慰劳组成立伤兵服务队，工作地点为涪陵及万县，分驻各休养院、重伤医院、陆军医院、后方医院服务。队员每天除了替伤患将士换药洗涤包扎与特别营养外，还代写书信，平均每个人每日最少写10封信。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外，还教他们识字、唱歌、出壁报，以灌输国家民族意识。伤兵如有困难，必设法为他们解决。她们的努力和诚挚，取得了伤兵的信仰，因此各地医院都纷纷来信请求派队员前往服务。[28]
要使将士们在前方安心作战，必须使他们的家属生活安定而有保障。慰劳组设立抗属服务队，负责调查、挨户访问，了解抗属的实际生活情况及家庭情形，并分别给予帮助。比如代写书信，解除纠纷，协助婚丧喜庆事宜，散发慰劳款等。为解决抗战军人家属的生活困难，慰劳组先后设立了白沙纺织厂、北碚纺织厂等抗属工厂，训练抗属，授以各种生产技能，使她们能自食其力。并附设慰劳品缝制工场，专为伤兵缝衣，工人多为出征军人家属。
1941年3月1日，战地服务组合并到慰劳组。[29]在慰劳组添设荣誉军人服务股，战时服务队改为荣誉军人服务队，由荣誉军人服务股直接领导继续进行工作，但此后将更偏重于服务伤兵方面。[30]荣誉军人服务队共编为16队，被派往长江上中游及嘉陵江畔的16个伤兵医院，为伤病将士服务。1942年，妇女慰劳总会特拨款500万元在北碚筹备设立荣誉军人自治实验区，目的是“协助政府，收容抗战伤残军人及其家属，予以适当的安置，充实其生活技能，养成自给自足的能力与新生活的习惯”。[31]1943年10月，北碚荣誉军人自治实验区建成，分设木工、籐工、雨伞、农艺等部门，对荣誉军人施以教育及技能训练。这不但对于解决荣军个人的生活有帮助，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开支。
儿童保育是妇指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以“保育战时儿童为宗旨”。[32]7月18日，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决定，将战时儿童保育会改隶于妇指会，儿童保育组办理保育会事宜，儿童保育组组长兼保育会总干事职务。[33]因此，儿童保育组的工作是与战时儿童保育会协同进行的，可以说儿童保育组的工作便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总计从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到1946年结束，在全国各地前后共设立了儿童保育院61所[34]，收容、教养难童29486名。[35]这近3万流离失所、孤苦无依的儿童因保育会的救助受到了培养教育，成长为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有用人才。
生产事业组以训练后方妇女生产技能，推进后方妇女生产事业，藉增国家抗战力量为宗旨。[36]由于四川省在抗战期间的重要地位，1938年8月，生产事业组奉命赴四川，以策进后方妇女生产工作。鉴于本身力量非常微弱，经验也不足，生产事业组决定先进行试点，设立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组织蚕丝实验区。
松溉纺织实验区以改良手工纺织，指导合作组织为中心工作。[37]首先举办妇女生活学校，训练乡村妇女与出征军人家属纺织的知识和技能。学员毕业后，由实验区指导参加合作组织或工场工作。生产的方式，分集中的和分散的两个方面。一部分妇女组织合作工场，集中生产;一部分妇女学到了纺织技能后，向合作社贷借机械，领取原料，回到自己家庭中去工作。为把生产事业推广到四川省其他各县去，1940年实验区开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招收中学程度的女学生50名，训练纺织技术干部人才。毕业后分发到油溪、永川、合江等处，组织生产服务队，以推进各地妇女的纺织生产事业。乐山蚕丝实验区，主要从事蚕丝的推广与指导工作，发展四川省的蚕丝业。1939年初，生产事业组“奉指导长蒋夫人命将乐山蚕丝实验区事业加以扩充”[38]，实验区域扩大为乐山、井研、峨嵋、眉山等七县。指导养蚕是该区中心工作，在推动各县内设立蚕业工作站和指导所，派遣技术人员，常驻指导，使农民技术改良，增加蚕户的收益，同时增产换取外汇的生丝。此外，实验区利用农闲举办蚕户训练班，施以一个月的短期技术讲习，1939年训练717人，1940年训练938人。[39]
1939年7月，生产事业组受妇女慰劳总会的委托，在江津白沙设立了抗属工厂——新运纺织厂。该厂成立的目的是训练抗属生产技能，一方面使她们自给自养，减轻家庭负担;一方面从事生产，增加抗战力量。[40]出品有各色毛巾、布匹等等。新运纺织厂的创办使一部分抗属除有安身之所外，也获得了足以自食其力的技能。生产事业组用实际工作来号召妇女们参加生产的队伍，在妇女大众里面起了一种模范作用。至1944年7月，共动员52282名妇女参加蚕丝、纺织、手工艺各个生产部门。[41]
三、妇女动员工作的成效
为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妇指会致力于改造她们的传统观念，倡导为国家服务的精神。宋美龄呼吁：无论男女，人人都负有救国的责任。传统妇女“曾受禁锢、深闭和限制;被禁绝参预国家问题的解决”，现在应该“打破使她们长期不能参预公共事务的障碍”。特别是受过良好教养的妇女“必须自愿地承担起她们应尽的国民责任，否则也要强迫她们那样地作”。[42]在《妇女新生活应有的精神》一文中，她强调：“我们有不少热诚爱国而辛勤服务的妇女，但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女同胞不曾尽她们的义务，我们应当唤醒这些没有参与工作的妇女，使她们知道她们的袖手旁观，没有尽她们同舟共济的责任，实在是严重的罪恶，实在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同胞，同时也对不起其他的女性，让大家都得知道，我们是同处在一只船上，使这一只船渡过惊风骇浪，达到彼岸，乃是我们人人所共有的责任，人人应该出力的。”[43]在她的号召下，党政军首脑及其他机关官员的夫人们，纷纷参加战时工作，而且她们还负责动员组织其丈夫手下属员的妻子。对此，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组长、中共秘密党员沈兹九称赞：“我们知道现在的蒋夫人，她一方帮助蒋委员长处理着许多国家大事，一面还领导着全国妇女从事抗建工作。她不但自己这样在身体力行，同时鼓动一切的夫人太太们都负起这双重任务来，不要仅仅以相夫育子为尽了天职，而要直接为国家民族尽职。”[44]
1940年6月，宋美龄撰文谈到高级官员的夫人们发生的变化：“空闲的妇女们，现在已为她们的能力找到了一条出路。”她们“也为着伤兵、孤儿、难民的工作忙碌不堪，也已没有时间闲谈或在麻将桌上聚赌了”。各省主席的夫人们，“不问她们是前方或后方，亦不问她们是新式的大学毕业生抑或保守的‘太太’，都以深切而认真的态度，担负起她们的责任。她们了解自己必须赶上时代前进，依赖丈夫地位生活的日子已经过去，自己运用独立思想行动的权利，来开拓国家未来命运的日子已经到来”。[45]女教师任桐君曾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夫人陈适云接触过，她后来回忆：“吴夫人虽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原可靠着丈夫的地位，安富尊荣地享受一番，她却热心妇女工作，做了一些实事，每天戴上老花眼镜批阅公事，还拖着一双举步艰难的小脚到处走走看看。在她领导下的妇工会在各县设有分会，办一些手工艺厂和保育院，在当时的妇幼事业中确有一定成绩，这是值得称道的。”[46]
著名医师周明栋的夫人蒋鉴是战时家庭妇女中的典型，本来可以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但为尽国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终日在医院里为伤兵换药，解除受伤将士们的痛苦。她脚踏实地为抗战而埋头苦干的成绩，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与敬仰，被誉为“伤兵之母”、“中国奈丁格尔”。赴重庆后，她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合江)第五保育院的义务院长，又以她慈爱的心来抚育难童，耗费了很大的精力，最后因积劳成疾于1940年10月5日病逝。为学习并发扬蒋鉴的奋斗精神和切实苦干的作风，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特地撰写了《纪念蒋鉴女士》一文，认为蒋鉴的表现证明了妇女可以不做寄生虫，妇女生活的圈子不应该只是在那个“家”，“在今日正有许多人企图并且在实行把已婚妇女赶回家庭去的时候，我们将以蒋鉴女士做一个有力的反击”。[47]
在妇指会的动员下，一部分知识女性及家庭妇女改变了过去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踊跃参加了各种战时工作。1941年，雷洁琼在《30年中国妇女运动的总检讨》中评论：抗战以来，妇女运动是进步了，无论是在全国动员抗战的工作上，或是在妇女团体普遍的建立与全国妇女的团结统一上，都有着显著的进步。因为抗战以来，妇女运动的出发点以及所走的路线是正确的，她们抛弃了只限于上层妇女的权利争取运动而转向动员全国各阶层妇女以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妇女运动者本身也起了质的变化，她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锻炼了坚强的体格与大无畏的精神，放弃了个人的利害，艰苦的守住自己的岗位努力奋斗，以往的人生现，道德现完全重新经了一次估价。[48]曾长期担任新运总会总干事的黄仁霖在其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看法：“各位应该知道，以往妇女们一直是被认为是弱者的。妇女所能做的最佳工作，便是留在家里，抚养孩子，而对于国家大事，都是绝少过问的。蒋夫人所做的工作之一，便是在改变中国女子的这一种落伍的观念。”“由于她的努力，中国妇女开始站出来，和她们的丈夫一起负起她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前进的大潮流。”[49]
妇指会不仅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而且本身举办了一系列事业。训练组妇女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一千多人，分散到战地、乡村、工厂、医院、生产实验区及保育院，动员大批的民众参加抗战工作，鼓励前方的士气，教育及部分的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救护伤兵，保育儿童。[50]时人评论：妇指会“是一个说着做着的机关，她可以给那些只有会的名而不做工作的会来一对照，使她们也相形见拙地工作起来”。[51]
1940年2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广播演讲中特别提到妇指会的工作成绩：“抗战以来，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策动之下，我们女界同胞参加战地服务，已经显著的功效，他如保育儿童，已经成立了四十八个保育院，保育了几万名的难童，设立纺织实验区，蚕桑实验区，组织新运妇女工艺社，设立抗战家属工厂，对于增进生产，也有很伟大的贡献，这实在是最可欣喜的现象。”[52]同年3月8日《中央日报》发表《祝三八节》的社论：“抗战军兴，中国各方面都进步，其中以妇女运动，进步最速，成效最著”。自从妇指会成立后，“中国妇女运动，遂获得指导中心，因而造成它划时代的进展。一年半来，我国妇女界，在该会领导下，成绩异常卓越”。[53]
妇指会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肯定，以邓颖超为首的中共长江局妇委和南方局妇委、妇女组选派大批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妇指会及其附属单位任职。1941年1月10日，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登载了《论今年的妇女运动》一文，总结道：“全国二百多个妇女团体，大多数都能团结在蒋夫人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周围同心协力的开展工作”;“工作逐渐深入工厂和农村。如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厂服务队在半年内曾教育了六千九百〇八个女工，动员她们参加‘三八’游行，并且募集了两万两千多元现款。响应各种运动。乡村服务队的足迹，则印遍在四川资中、泸县、内江等二十六县农村的田埂上。她们深入到农妇群，组织了两个县妇女工作队，七八十个乡镇妇女工作队，并且在泸县提拔了四个妇女乡镇长”;“在生产工作方面，也有很多成绩。譬如妇女指导委员会建立的乐山蚕丝实验区和松溉纺织实验区，妇女工艺社，妇运纺织工厂的产品，都有供不应求之势”。[54]
1941年5月，香港梅芳女子中学校长吴敏墀女士赴重庆报告组织美国华侨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经过，在居留的两个月时间中，参观了妇指会及其附属机构。返回香港后，她撰写了《祖国妇女新运概况》一文，推崇妇指会的成绩：“综计在渝蓉两地所得印象，均为良好，而所感最深者，厥为妇女新运工作，多于理论，事实多于宣传，盖先觉女性惟埋首苦干，藉工作成绩之表现，提示妇女大众之注意，如生产事业之竭力提倡，及保护儿童之周至，皆实际而直接裨益于国家民族者，此项工作，将在民族史上，留下光辉之一页”，总之，妇指会“在意义上，组织上均是称为中国有史以来空前伟大之妇女运动”。[55]
乡村服务工作在中国属新创的事业，大规模发动妇女参加乡村服务是抗战后的新现象。妇指会重视乡村工作，认为要保证抗战胜利，必须动员蕴蓄在广大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自从训练组开办妇女干部训练班以来，乡村服务的工作，就随着展开了。训练班学员毕业后，组成乡村服务队，深入农村，负起唤醒、教育、组织及指导民众的使命，至1945年开展了两湖14县及四川省56县的乡村工作。[56]时人称赞：“在一切妇女乡村服务团体中，规模最宏成绩最显著的只怕要算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所举办的新运妇女乡村服务队。”“她们的任务一方面协助政府，改革下层政治机构;一方面是深入农村，改良妇女生活，并组训妇女儿童，她们那样克尽艰苦，和农村妇女打成一片的精神最值得人们的敬佩!数十万的后方乡村妇女已经受过她们的熏陶。”[57]由于服务队员切实工作，成为了乡村妇女信赖的“良友活菩萨”[58]，以致队员们离开时她们依依不舍。湖南常德人顾群英是第三期干训班学员，直到晚年她还印象深刻地记得：
我被分配在四川省南川县乡村服务队，协助地方政府宣传抗日救国，办成人、妇女、儿童扫盲识字班。当时农村文化落后，有的高小毕业生就可以当老师，每逢纪念节日，出墙报，画漫画，刷标语，演话剧，协助当地政府开展禁止吸毒活动，教驻军唱抗日歌曲，慰劳伤病员等。……我们离开时，当地民众和我们依依惜别，尤其是我们教过的一些学生，把她们亲手绣制的手帕袜子底赠给我们，乡政府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以表彰和感谢我们乡服队在实习工作中为当地政府和民众所做的大量工作，大家流着眼泪，燃放鞭炮，一直把我们送得很远很远，这一感人的送别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59]
妇指会脚踏实地的工作，表现了妇女潜在力量的巨大，使社会一般人士不得不承认若要抗战胜利，必须动员占全民半数的妇女。张蔼真在工作总结中强调：我们不但使他们了解而已，进一步还促起他们的注意，甚至获得他们的帮助。例如我们有一个服务队在湖南祁阳的一个名叫文明铺的乡镇工作，起初工作非常难于开展。但是，由于队员的坚毅努力，刻苦耐劳，特别在组训妇女儿童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的一位老先生，他亲自写了文章，颂扬服务队的功绩，号召地方人士给我们帮助，于是我们的工作是飞速的开展了。又如：“我们的乐山蚕丝实验区在起初推行工作的时候，非常困难，农民对于科学方法不易接受，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由于这个工作的真正帮助了当地民众，并且对于四川蚕丝业有了新的贡献——本来四川每年只有育蚕一期，经该区不断试验，现在农民已知道一年可育蚕三期了——之故，我们的工作不但得到了地方民众的爱戴，并且引起了行政当局的注意，贸易委员会愿意与我们合作，每年补助经费，将扩展川南蚕丝业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此外农林部方面也给我们补助。”[60]
1941年6月，沈兹九在《大众生活》发表《回忆妇女大团结》一文，称赞妇指会及其直属机构的工作成效：“由于总会——妇指会的起模范作用，各地分会——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也相当能在团结合作的原则下，罗致人材，大规模地开展工作。例如贵阳广西等省的妇女工作，确实开展得很快，而且也很实际。所以在一个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各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斐然成绩，好像一颗巨大的彗星，带着万道光芒，在黑暗的天空出现。”[61]中共秘密党员子冈以《大公报》记者的公开身份活跃于重庆妇女界，与妇指会时有接触，1942年7月，她在《妇女百像》中写到：“重庆妇女团体除妇工队外，也仍然要以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慰劳总会、儿童保育会为依归。妇女指导委员会几年来的工作已扩大了新生活的含意。在办公处看看也许很有味道，但她们却有着长长的触手：伤兵、工厂、乡村、战地服务队，几年来干训班近千学生从事着这些工作，上面有指导员领导。在松溉、白沙，有纺织蚕丝实验区，有抗属工厂。”[62]
宋庆龄曾对新生活运动持有强烈的反感，认为“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63]但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她对妇指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妇指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无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的讨论”;它“做了极其重要的辅助作战的工作”，“工作计划不仅包括援助孤儿和受伤的军民，并且包括进行文娱活动来慰劳前线军队，教育农村妇女，出版杂志，恢复和改良手工业方法来发展地方生产，以及训练这一切工作的干练的领袖与组织人员”。[64]即使时过境迁，在1964年的政治环境下，曾任妇指会训练组组长的刘清扬也坦承：“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和她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后方甚至国外荣誉很高”，“从前方抢救了两万多儿童到后方来抚养”，“训练了上千名女干部，她们以‘蒋夫人的学生’为名，深入群众，做了不少艰苦具体的抗日工作。”[65]
四、妇女动员工作的缺憾
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妇指会似乎显得权威性不足，难以发挥最大的领导作用。邓颖超即敏锐地指出：“虽然现在有了统一的妇女领导机关——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然而她是存在着很多弱点的。现在，全国还没有一个真正坚强的能以发号施令的全国妇运的总司令部。”[66]雷洁琼也称：“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还未彻底建立，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只是从旁影响指导，却不是正面的指挥，所以许多地方的妇女不能紧跟它前进，有些地方甚至还寂然不动。”[67]这说明妇指会不是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要有效推进妇女的组织与动员工作，充裕的经费是相当重要的。1940年2月，史良在《妇女生活》上发表《全国妇女组织现状与我见》一文，谈到各地妇女组织的经费问题：“除了极少数地方的妇女工作，已得到政府协助外，许多地方，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扶助，并且还被藐视而不得谅解。欲求经费之补助，毫无希望。素无经济权的妇女，要在得不到当局切实协助的环境之下开展妇女工作，当然非常困难。”[68]因经费困难，各地妇女团体不能多训练干部，充实妇运的指导者;不能举办生产事业，无法改善妇女生活，组训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生活费不够，不能维持办事人与指导者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人形容：各地妇女工作者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人援助”[69]，只有希望妇指会替她们解决困难。
但是，妇指会自身也存在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妇指会主要有两个经费来源：一是海内外捐款，二是政府补助。事业费向各方捐募，行政费请政府拨给。[70]张蔼真在工作总结中指出：“我们的经常费是非常有限的，所有事业费全靠各方捐助，捐款有限，于是事业即不能如理想那样的进行。”[71]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捐款来源受了限制，而政府补助各费，一时又不易批准，这往往使各部门负责人一筹莫展”。[72]妇指会对其附属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央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不提供经费。一般来说，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由省政府给予经费补助，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推动工作所需的经费则由各队队员自筹。对直属团体如此，无法提供经济援助，就更不用说其它妇女团体了。
庐山妇女谈话会制定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发表后，1938年8月，署名“金枫”的作者撰文发表意见，认为：妇女指导委员会是一个总的指导机关，而不是一个推行机关，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各省市各县以及一般的村乡，指导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总的设计，并指导协助各省工作的进行。在人力和财力可能的情况下，指导委员会当然也可以从事实验，但是实验工作仅是指导委员会工作的一部份，而且在目前不是急要的工作，目前最急要的工作，应该先派员往各省协助，将各省市的动员妇女的机构迅速地建立起来，并开始训练干部，筹划各省动员妇女的工作步骤。[73]
妇指会作为全国妇女动员总机构，自然应该指导协助全国各省的妇女团体从事抗战工作，把全国妇女工作推动和联络起来，使得全国妇女运动有一致的步调和适当的配合。但是，限于人力财力，妇指会对各地妇女团体的指导督促检查不够，与各地妇女团体之间未取得密切联系，无法互通声气和彼此互助。对此，张蔼真坦言：“这真是件异常抱憾的事，直到今天，我们与各地妇女团体之间，还仅仅是建立了一个通讯的关系，我们相互间的一些意见，以及工作情形等等，大都只凭书信传达。有一些重要的号召或是紧急的行动，往往由于邮递的迟缓而不能按时到达，因而妨碍了工作的进行。而且，各团体的实际情形，往往不是书面的报告所能详尽，我们贡献给她们的意见也就不能十分周密，我们也曾企图派人至各地联络，推动，然而限于人力财力，至今仍未做到。”[74]
除了与各省市妇女团体的联络不密切、对各地方妇女工作的影响和领导不够外，妇指会内部各工作部门的联系也不够。例如：1940年10月，生活指导组股长左诵芬撰文称：“会内组与组的工作，没有完完全全配合起来。本会工作部门很多，工作范围很广，但是生活指导的工作，并没有与其它各种工作打成一片，尤其是妇女生活改善的实验工作，不能和生产事业，乡村服务配合去做，实在是整个工作的一种损失。”[75]1944年11月20日，在乡村服务组举行的工作检讨会上，把“组与组间联系不够，分工合作、配合工作不够”作为妇指会工作上最大的问题，并提议“各组工作应有配合，组与组间应有联系，有关各组之工作，应组织工作联系会共同推行。”[76]
由于妇指会与直属妇女团体及组织系统以外的妇女团体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各地妇女团体即使把实施情形和困难呈报给妇指会，也难以得到切实有力的指导和帮助。因而，妇指会在全国妇女工作中难以发挥最大的领导作用。
妇女工作是需要妇女干部来推动和领导的。由于工作认识不够，待遇清苦等原因，妇指会的干部不断流失。1943年7月，张蔼真在《迎接第六年——为本会五周年纪念作》一文中对工作人员提出期望：“本会是一个民众服务团体，待遇比较的低，在目前这种生活程度下，有许多人为了担负之重，不能安于这个工作，纷纷往待遇高的地方溜去，或者是受不起一点挫折，经不得一点风浪，便引身而去。对于这些同志，我们不忍责备，也不愿责备。但是为了这个工作，我们是多么希望大家能够牺牲一切，任劳任怨，坚守在本身岗位上啊。”[77]
此外，妇指会的工作不够广泛和深入，无法切实解决各阶层妇女生活上的需要。左诵芬指出：“‘生活指导’的含义和对象很广泛，应该包括各阶层的妇女生活。但是，今天我们只负起了一部份女工和一部份乡村妇女及少数都市妇女的生活指导的责任，而广大的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女学生的生活，都没有注意到。”[78]新运妇女乡村服务队虽然深入农村，从事宣传组训，动员农村妇女儿童，但无法切实协助妇女改善生活。生活指导组组长黄佩兰视察乡村服务队工作后坦承：“乡村妇女大都贫苦，我们只能予以精神教育，不能实际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问题，致使妇女失望与减低信仰。”“今后希望总会从速在服务队的所在地举办生产事业，同时各队对于妇女的训练，除识字班外希望举办职业训练，使妇女有特殊技能，可以独立谋生。这样，妇女生活才得到改善，我们的工作才切合于实际。”[79]
要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事业，必须从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地位入手，但如果工作未能配合行政力量，不能得到各地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的帮助，是很难实际帮助妇女解除切身痛苦的。
当时社会上对妇女工作缺乏认识，一般行政人员以及其他各界对妇女工作，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作种种的阻碍和破坏。[80]1940年8月，中共党员孟庆树撰文指出：“现在距庐山谈话会已两年多了，在蒋夫人所领导下的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及各地的妇女团体确做了许多动员妇女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妇女团体或妇女干部能够说动员妇女的工作已经作好了，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的妇女地位已提高生活已改善了，相反，大家都认为动员工作还差得很远，妇女生活还万分痛苦，妇女地位仍异常低贱。”她进一步揭露：“许多地方连妇女慰劳总会所承认的慰劳分会亦不准立案，更谈不上各地国民党及地方政府对妇女工作有何帮助”，“许多地方强迫妇女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强迫妇女作反共特务活动。”[81]孟庆树认为各地国民党部及地方政府不仅未帮助妇女工作，反而是加紧压迫妇运。
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很难开展工作。乡村服务组的工作报告即指出：“服务队的组织既不列入行政机构中，工作时就没有政治力量作后盾。”“没有政治力量做后援的服务队，在乡村里工作小心翼翼谦恭和蔼的要求着那些顽固的先生们赞成她们来替社会服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82]因此，服务队员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打通人事关系，否则寸步难行。乡村服务组组长谢纬鹏在《坚苦卓绝的垦荒工作》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工作必须与地方政治力量相配合，否则不易推动。推不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老百姓认识不够，不加以政治力量的强迫不能动员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不配合当地的政治力量，则各阶层的行政机关不仅不予以工作上的便利，反在有形无形中予以留难，各地政治力量很少自动的来配合我们的工作，必须我们绞尽脑汁去争取配合，这常成为我们工作上的重大困难。”[83]张蔼真更痛切地指出：“没有工作比妇女工作更为困难的了。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各地妇女工作被社会上瞭解而予以协助的固然不少，然而蔑视的也仍然很多。”[84]虽然蔑视妇女工作的某些言论与思想，使妇指会的工作蒙上了阴影，但张蔼真表示“我们并没有为此灰心，颓丧，畏缩”，“我们勇敢的正视现实环境，坚毅地与各种困难搏斗”。[85]
五、结语
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是全民总动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妇指会的组织与领导下，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动员起来，积极开展了文化宣传、儿童保育、慰劳救护、战地服务、乡村服务、生活指导、生产事业等各种工作，成为安定鼓舞后方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在过去或现代史上皆属空前创举。当然，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再加上客观环境的限制，妇指会的工作未能如理想展开，但在主观上尽了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以及团结各界妇女的任务，树立了一个切实工作的作风，使妇女们懂得应以对人群的贡献来争取自身的地位，使社会人士对妇女工作有了新的评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曾任妇指会常委、委员及职员的知名女性，被吸纳为妇运总机构全国妇联的领导班子成员。
表2 先后任职妇指会与全国妇联的知名女性[86]
她们之所以成为全国妇联的领导干部，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各党各派各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通过妇指会实际工作的锻炼而成为知名人士。担任总干事秘书的冯光灌[87]即属于第二种情况，从1938年7月至1949年一直坚持在妇指会服务。一位工作人员曾撰文谈到妇指会给她的深刻印象：“妇委会虽是一个民众服务团体，实际上却是一个锻炼青年，培养人才，提拔优秀份子的良好机构。”“妇委会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国家观念浓厚，有救国救民的热忱，有吃苦耐劳，为国牺牲的精神。这样的人物，对于妇委会的工作才会感到极大的兴趣;否则，如果为了名利而来妇委会，那么就要大失所望了。”[88]可见，抗战时期，妇指会确实集中了一批热心服务民众的女界精英和领袖，吸收了许多具有高度热情和合作互助精神的工作者，它所形成的妇女界统一战线被誉之为“全民抗日联合阵线中最优良的模范”[89]。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7CZS012。
[1]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推行妇女新运的专门机构，1936年2月在南京成立，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参见夏蓉《抗战前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创建及活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90—99页。
[2] 史良：《妇女动员中的一点意见》，《妇女生活》第5卷第8期，1938年2月15日，第9页。
[3] 《今年怎样纪念三八》(1938年2月22日)，《妇女生活》第5卷第9期，1938年3月1日，第3—4页。
[4] 沈兹九：《抗战四年来的妇女运动》，《妇女知识丛书》第10辑，妇女知识丛书出版社1941年版，第2页。
[5] 《蒋夫人发起召集的妇女界谈话会闭幕并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新华日报》1938年6月8日，第2版。
[6] 史良：《妇女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妇女生活》第6卷11期，1939年1月1日，第1页。
[7] 《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妇女谈话会编：《妇女谈话会工作报告》，1938年7月，第60页。
[8] 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第6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第204页;宋美龄：《我将再起———新生活运动》，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夫人思想言论集(论著)》卷1，(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年版，第194页。
[9] 史良：《妇女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妇女生活》第6卷第11期，1939年1月1日，第1页。
[10] 邓颖超：《二期抗战中的妇女运动》，《新华日报》1939年10月14日，第4版。
[11] 《欢迎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页。
[12] 周田雨：《三年》，《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78页。
[13] 《本会一年来对抗战建国的新贡献》，《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第36号，1940年1月1日，第4版。
[14] 《附表》，《妇女新运》月刊第6卷第7期，1944年7月1日;孙千：《新运妇女指委会六周年工作展览会参观有感》，《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第227期，1944年7月16日，第5版。
[15] 《联络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概况》，《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52页。
[16] 《联络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概况》，《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54页。
[17] 《蒋夫人发起召集的妇女界谈话会闭幕并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新华日报》1938年6月8日，第2版。
[18]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历届干部训练班人数统计表》、《历届干部训练班一览表(1938年7月—1943年1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920。
[19] 陈逸云：《战时服务队之前后》，《妇女新运》第2卷第3期，1940年3月30日，第4—6页。
[20] 《战地服务组前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49页。
[21] 《战地服务组最近三月来之工作摘述》(1939年11月—1940年1月)，《妇女新运》第2卷第2期，1940年2月30日，第27页。
[22] 宋美龄：《我将再起——中国妇女工作》(1940年6月)，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夫人思想言论集(论著)》卷1，第204页。
[23] 《新运总会妇女指委会乡村服务组服务队工作大纲》，《附录》，《妇女新运》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30日，第71—72页。
[24] 《我们在四川的乡村工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2期，1943年2月，第24—25页。
[25]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工作八年》，南京印书馆1946年版，第58页。
[26] 本刊资料室：《妇女的呼声——三十二年度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生活指导组妇女咨询处登记表统计》，《妇女新运》第6卷第1期，1944年1月，第26页。
[27] 《慰劳组七八月份工作报告》，《妇女新运》创刊号，1938年12月20日，第40页。
[28] 《慰劳组工作简报》，《妇女新运》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40年12月，第35—36页。
[29] 《慰劳组工作概述》，《妇女新运》第3卷第1期，1941年3月，第57页。
[30] 《战地服务组三月来的工作概况》，《妇女新运》第3卷第1期，1941年3月，第51页。
[31] 《妇女慰劳总会近况》，《妇女新运》第4卷第2期，1942年2月，第29页。
[32] 《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章》，全国妇联编：《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33]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致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公函(1938年7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850。
[34]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工作八年》，第139页。
[35] 《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第55页。
[36]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事业组概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致振济委员会公函(1939年4月11日)》附件，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835。
[37] 《动员妇女加紧生产》，《妇女新运》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第39页。
[38]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致财政部孔部长公函(1939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963。
[39] 《生产事业的一斑》，《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55—59页。
[40] 《生产事业的一斑》，《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61页。
[41] 《一年来的生产工作》，《一年来本会工作概况》，《妇女新运》第6卷第7期，1944年7月，第32页。
[42] 宋美龄：《我将再起——妇女与家庭》(1940年6月)，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夫人思想言论集(论著)》卷1，第172、175页。
[43] 宋美龄：《妇女新生活应有的精神》，《妇女新运》创刊号，1938年12月20日，第1页。
[44] 兹九：《关于女子的天职问题》，《妇女生活》第8卷第11期，1940年3月5日，第2页。
[45] 宋美龄：《我将再起——中国妇女工作》(1940年6月)，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夫人思想言论集(论著)》卷1，第214、199-200页。
[46] 任桐君著：《一个女教师的自述》，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2—253页。
[47] 张蔼真:《纪念蒋鉴女士》,《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第80号,1940年11月5日,第4版。
[48] 雷洁琼：《30年中国妇女运动的总检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94—595页。
[49] 黄仁霖著：《黄仁霖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50] 刘清扬：《致各期新运妇女干训班同学书》，《妇女新运通讯》第3卷第3、4期合刊，1941年2月，第2页。
[51] 《欢迎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2页。
[52] 《新运六周年纪念前夕蒋会长广播演词(历举五要点为今年主要工作)》，《中央日报》1940年2月19日，第2版。
[53] 社论：《祝三八节》，《中央日报》1940年3月8日，第2版。
[54] 《论今年的妇女运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19期，1941年1月10日，第4版。
[55] 陈吴敏墀：《祖国妇女新运概况——告美洲华侨妇女新运十团体》(1941年8月15日于香港梅芳女中学)，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836。
[56] 《战地服务组前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49页;王敏仪编：《妇女乡村服务》，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乡村服务组1944年版，第9页;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工作八年》，第41页。
[57] 黄修成：《抗战期间妇女后方乡村工作》，《时事类编》特刊第64、65期合刊，1941年7月7日，第142页。
[58] 黄佩兰：《视察乡村服务队工作以后》，《妇女新运》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30日，第4页。
[59] 顾群英：《回忆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女生大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4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8页。
[60] 张蔼真：《三年工作总结》，《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26页。
[61] 兹九：《回忆妇女大团结》，《大众生活》新5号，1941年6月14日，第108页。
[62] 子冈：《妇女百像》(1942年7月25日)，子冈著：《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63] 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4月)，《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64] 宋庆龄：《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1942年7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5—356页。
[65] 刘清扬：《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196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66] 邓颖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1939年9月)，《中国妇女》第1卷第8期，1940年1月15日，第33页。
[67] 雷洁琼：《30年中国妇女运动的总检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583—596页。
[68] 史良：《全国妇女组织现状与我见》，《妇女生活》第8卷第10期，1940年2月20日，第6页。
[69] 张建华：《如何解决妇女工作的困难》，《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第54号，1940年5月6日，第4版。
[70]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工作八年》，第4页。
[71] 张蔼真：《三年工作总结》，《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28页。
[72] 张蔼真：《检查工作巩固工作——本会四周年纪念勉全体工作同志》，《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第2页。
[73] 金枫：《实施〈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的意见》，《全民抗战》三日刊第15号，1938年8月23日，第173页。
[74] 张蔼真：《三年工作总结》，《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28页。
[75] 左诵芬：《生活指导工作总的报导·检讨·和展望》，《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合刊，1940年10月，第16页。
[76] 《工作检讨会记录(1944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847。
[77] 张蔼真：《迎接第六年——为本会五周年纪念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7月，第4页。
[78] 左诵芬：《生活指导工作总的报导·检讨·和展望》，《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合刊，1940年10月，第16页。
[79] 黄佩兰：《视察乡村服务队工作以后》，《妇女新运》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30日，第5页。
[80] 张建华执笔：《妇女工作应否列入地方行政机构的商榷》，《妇女新运》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30日，第4页。
[81] 孟庆树：《“促进”妇运抑是加紧压迫妇运》，《中国妇女》第2卷第3期，1940年8月10日，第5—6页。
[82] 《我们的工作在乡村》，《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63页。
[83] 谢纬鹏：《坚苦卓绝的垦荒工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7月，第14页。
[84] 张蔼真：《一年来的妇女工作——为时事新报元旦特刊而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1期，1943年1月，第8页。
[85] 张蔼真：《迎接第六年——为本会五周年纪念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7月，第2页。
[86] 薛维维主编：《中国妇女名人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妇女词典》编写组：《妇女词典》，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7] 冯光灌(1912—1961)：江苏崇明人。1930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校师范科。曾任上海市立务本女子附小教员、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教员、宁夏省立女中教员及女子实验小学教导主任。1938年3月，到汉口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秘书。同年7月任妇指会总务组代理股长及总干事办公室秘书。1940年，由郭见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由邓颖超直接领导和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妇指会迁回南京。1949年2月，邓颖超通过中共港澳工委把她接到北平。参见《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职员履历调查表》，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7226;《冯光灌同志的革命经历》，《中国妇女》1984年第6期，第22—23页。
[88] 王镇英：《我对于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认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79期，1941年2月20日，第11—12页。
[89] 史良：《妇女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妇女生活》第6卷第11期，1939年1月1日，第2页。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作者夏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20 09: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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