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新四军老战士、一代经济学大师薛暮桥(1904—2005),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党内较早探讨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家。1932年,他参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调查活动,以家乡无锡礼社镇农村社会调查为主要内容,撰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两篇论文,迈入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专业队伍。[1]其后,他在萧县、徐州、广西等地开展的农村调查和理论性研究,使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土地关系、租佃制度、借贷制度、雇佣制度、税捐制度以及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农村经济的关系,有了一个基本认知;进而构成了抗战初期他对中国的农民动员问题,即如何使农民积极加入民族解放战争的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有生力量等重大历史认识的知识背景。他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刊《中国农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刊物。这期间,他撰写、编刊的大量文章,就抗战时期的农民动员问题提出了不少极有创意的真知灼见,可视为抗战初期薛暮桥对中国农民问题思考的结晶。
薛暮桥在主持《中国农村》月刊工作中,更多地获得了抗战时期关于中国农民动员问题的历史认知。早在1935年,他就根据中共《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精神》等文件,提出中国做乡村工作的人,要团结起来,共赴国难。1937年底淞沪抗战结束后,他先后辗转南昌、长沙、武汉等地,出版《中国农村》月刊“战时特刊”,并发表了《“到农村去”的总动员令:响应暑期农村服务运动》、《怎样准备长期抗战》、《征兵问题》、《如何动员农民》、《抗战爆发后的乡村工作》、《乡村救亡运动中的几个技术问题》、《抗敌战争与民众救亡运动》、《迅速开展乡村救亡运动》、《怎样开展内地工作》、《抗战中的动员农民问题》、《怎样充实乡村民众组织》、《怎样武装农民协助抗战》、《乡村工作中的几个技术问题》、《乡村工作的民主与独裁》、《怎样扩大春耕》、《关于农民迷信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乡村问题》等一系列关于乡村社会农民动员问题的论文与时评,集中反映了他此时对乡村社会农民动员问题的思考。
1.民众救亡运动和乡村民众动员问题,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薛暮桥就在上海写下了《抗敌战争与民众救亡运动》一文,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两个前途:“第一是抛弃民众,单靠雄厚兵力的军事冒险”;“第二是军队和广大民众结合的民族解放战争。这种民族解放战争能够持久,能够继续不断地产生抗敌力量,结果虽然免不掉要忍受重大牺牲,但是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要求用民族解放战争来代替脱离民众的军事冒险,这是我们目前的最重要任务。”而如何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呢?他提出要从淞沪抗战等战役中总结经验,要“从消极的防范到积极的扶植”民众组织,“运用民众团体的力量,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2]组织民众参加抗敌战争,而最广大的民众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们。为此,他在1937年12月出版的《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5号中,奋笔疾呼“迅速开展乡村救亡运动”,发动乡村民众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行列。
2.拟定乡村救亡工作纲领,开展乡村救亡运动。随着日军对南京、芜湖、安庆等长江沿线重点城市的占领和中国军队抗战中的大量牺牲,如何有效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抗战,成为1938年初一段时间内的国人共识。但是,国民党政府在乡村社会的农民动员工作令人失望。究其原因,一是民众运动未被扶植起来,救亡工作在中国内地乡村尚未取得合法地位,所以中国虽有几十万乡村小学教师,又有京沪平津等地数万流亡学生,但他们未能合法地被国民政府培训为乡村救亡运动的青年干部,反而导致有为的知识青年不敢轻易到乡村做救亡工作。二是没有一个有经验、有力量的乡村工作领导机关,指导全国的乡村救亡工作。因此,“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青年还没有被组织起来,予以相当训练,所以不能产生一种伟大力量”。另外,由于国民政府无法合理解决内地乡村政治、经济问题,“致使大多数的农民对于国家存亡漠不关心”。针对乡村救亡运动令人失望的实况,薛暮桥主张:立即召开、邀请有各地乡村工作团体参加的“全国乡村工作会议”,“在这会议中间拟定一个乡村救亡工作纲领(内容应当包括如何充实保甲制度,如何改善农民生活,如何组织训练、以至武装农民等);呈请政府明令公布,凡是遵守该纲领的一切工作,均被认为合法行为”。[3]即政府要从法律上保护愿意参加乡村救亡运动的青年学生的行动,从而统一领导全国的乡村运动。
3.在乡村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薛暮桥认为,抗战第一阶段开展以来,人们虽认识到乡村工作的重要性,但大多数报刊杂志的讨论,都集中于宣传、组织、武装等一些技术问题,并未意识到在中国内地乡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才是更重要的先决问题”。但是,怎样建立起一个乡村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呢?这就要国民政府在观念上消除十年内战时期存在的成见和仇恨,团结力量“用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为此应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制定并公布一个很具体的抗日救国政治纲领且具备超法律的效力;二是禁止挑拨党派恶感、阶级恶感的言论和行动;第三“改革保甲制度,训练区乡镇长,以树立民主精神,巩固民族团结。因为国民政府现存的保甲组织是一种约束农民的组织,不是一种动员农民的组织”[4],而且“阻挠救亡工作,破坏抗战法令,更被大家认为是抗战中的严重问题”,这种组织不仅不能动员农民参加抗战,“反而压迫农民去做土匪汉奸”。[5]为此,薛暮桥呼吁抗战中的中国乡村工作者,要找寻巩固乡村中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路线,巩固民族团结。
4.健全乡村政治机构。国民政府在乡村的保甲组织既然是个不利于抗战的政治机构,那么怎样健全乡村政治组织呢?为此,当时不少专家学者曾经提出各种建议,如组织公道团来扶助好官好绅掌握政权,制裁坏官坏绅,使他们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足;或者提倡乡村要“政教合一”,使负教育责任的人兼负政治责任,即梁漱溟办乡村运动的办法;或者像广西省“三自政策”类的“政教养卫合一”办法;或者派经过短期培训的知识青年到乡村中去,代替区乡镇长执行战时行政工作。薛暮桥认为上述建议方法之所以在中国乡村运动实践中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乡村改革方案,“都不会使乡村人们获得监督区乡镇长和保甲长的权利”。因此农民自然不会拥护,乡村运动也就缺乏广泛动员起来的力量。薛暮桥为此提出一个方案,即根据孙中山的地方自治要领让民众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4种民主权利,变官治为民治,才会有效果。如此必须做到以下几条:首先,修正县组织法和保甲组织条例,实行区乡镇长和保甲长民选;其次,要使乡村民众有机会讨论乡政村政;第三,组织委员会来协助区乡镇长执行各种抗战法令,推行各种动员农民工作;第四,“广泛组织民众团体,也是健全乡村政治机构的极为重要的保障”。[6]因为农民有了组织,有了力量,那些贪污土劣才不敢违法殃民,乡村的改革才不至于纸上谈兵。而且组织民众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民众动员工作,也是全民抗战和抗战胜利的最重要保证。
5.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方能动员农民协助抗战。作为一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专家,薛暮桥十分了解中国农村的生活现状,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因不少大中城市的沦陷,工业被破坏,农业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即中国长期抗战所需的人力、物力,大部分都要靠农村供给。然而,战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已是危机重重,如因华北平原和江浙地区大部已被日军占领,导致肥沃的耕地日渐减少;战时农村金融的流转、农作物的供求、调节已出现障碍;抗战期间要保持二三百万正规军,以及更多的乡村自卫队和抗日游击队的供给,加上流亡在内地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生活,都与农村和农民生活紧密相关;而乡村“要钱要人”的派捐和抽丁又加重了农民生活的负担。为此,薛暮桥提出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切实做到:一要使农民有田可耕;二要使贫苦农民获得生产资金;三要在农民派壮丁后,帮助其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四要帮助农民调整种植农作物的品种;最后还要使“增加农业生产”成为一种广泛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少数人宣传玩弄的官样文章。同时,薛暮桥为改善当前农民的困苦生活,指出在乡村要严禁贪污土劣利用抽丁、派买公债的机会非法勒索,强调乡村派捐等摊派要“合理负担,尽力公平”,并根据各农民力量大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能让贫困农民“自备伙食或者饿着肚子做救国工作”。[7]另外,他还提出推广减租减息。总之,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方法,在乡村改善农民的生活。
6.吸取教训,开展“农民抗战教育”。随着半壁河山沦陷,对多年来农民教育问题的成效反思成为薛暮桥着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我们应当坦白承认,过去我们所做农民教育工作,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有若干重大缺点。”而以“民族自救”为目标的农民教育之所以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没有多大贡献的原因主要有3点。一是过去的农民教育只注意技术训练,太不注重政治教育,没有尽可能地去向农民宣传民族危机及其挽救方法。二是过去的农民教育,常把农民当做一个不知不识的人看待,不承认农民的才能,没有有意识地去发掘农民潜藏着的伟大力量。三是过去的农民教育没有积极地去组织农民,自然不能进而武装农民。如果说农民教育问题值得吸取教训,那么培训去乡村做农民教育工作的干部,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薛暮桥认为旧的工作人员,要认识新时代乡村工作者的使命、学习各种新的工作方式;还要培训新的千万个去乡村工作的干部,实施“农民抗战教育”。他强调做好战时农民教育工作,第一,“必须使农民明了抗战的意义和前途,以及农民在抗战中的重大任务”。第二,要改变“实施以农民为傀儡的教育,而不实施以农民为本位的教育”。第三,要避免“抗战教育同抗战工作互相脱节,教育不能切实指导抗战工作,更不能从工作中去教育农民”的现状。[8]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动员农民保卫祖国的目标。
7.高度重视向农民宣传的内容、方法和态度。宣传是做一切民众运动的开端工作,没有广泛的宣传,便不能把民众动员起来。而要使对农民的宣传工作有效果,那么宣传内容的选择、方法的运用、态度的端正,就有仔细研究的必要。薛暮桥认为就宣传内容来说,一要着重于宣传抗战的意义,要改变后方农民仍然把抗战还看作是内战的旧观念,更要揭露批判“无论谁来,老百姓总是种田完粮”的汉奸理论。二要宣传中国抗战的前途,批判“抗战必败”“抗战必死”的失败主义理论,使农民不畏惧抗战;指出抗战胜利的前途,巩固农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三要向农民宣传他们应负担的责任。在宣传材料的选择方面,树立正确的选择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切合农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选择农民所了解的具体事实;要针对对象,把握空间和时间。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同时期不同的地域,选择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宣传材料,不搞千篇一律,空泛不切实际的宣传材料;宣传材料不仅是几个空洞的口号,还要有具体切实的办法。对农民宣传的方法要适合主客观环境,在实际工作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较为最普遍的方法有:一是壁报,用壁报来报告抗战消息,比较受群众欢迎。二是讲演,利用农民的集合机会做通俗演讲。三是家庭访问,利用空闲时间多做家庭访问。四是唱歌,教唱救亡歌曲,并向农民解释歌词的意义。五是演戏,话剧在乡村动员中的宣传效力是公认的。以上方法要混合使用,并随时观察农民的反应,“勿使他们感到厌倦”。
薛暮桥主张,要端正乡村宣传工作的态度。宣传效力不能单从群众的兴趣上简单表现出来,更重要的还是群众接受宣传后的反应,要避免走江湖卖艺人的只图眼前效果的错误观念。为此,他提出,乡村动员宣传工作,首先“态度要诚恳,要严肃”。要建立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宣传工作才会有效果,因此不能“油腔滑调”。其次态度“要坦白,要谦虚”。宣传工作不能欺骗群众,也不能板着面孔教训群众。第三要适合农民的生活习惯。不能穿着奇装异服跑到农民中去,也不能男女混杂、嬉皮笑脸去做工作,否则一开始就给农民一个恶劣印象,要使宣传工作者一举一动“都要做群众的模范,稍不检点就会无形中减少宣传的效果”。[9]他认为做乡村农民动员的宣传工作者,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运用方法,对于战时农村政治、经济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都应仔细研究,就能发挥出民族团结、抗日救亡的效果。
抗战时期薛暮桥对中国乡村农民救亡动员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体现了一个党内知识分子,服务祖国救亡大业的自觉意识和理论修养。就其特点来说,一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出发点,与中共党内此时期的政治原则和政策相一致。二是针对中国乡村实际,提出建议方案、方法,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界中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研究水平居于国内前列的学术文化界代表人物。第三,薛暮桥延续了早前对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将乡村救亡运动的农民动员问题,放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认知之下,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租佃问题、社会结构问题、生产关系问题等有较宽阔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平台,并非单向度的个体问题研究。1938年7月,薛暮桥与妻子罗琼一起报名参加新四军,同年10月,“随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前往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主持政治教育工作,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0]加入新四军后的薛暮桥对战时中国乡村社会农民动员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这时他把更多注意力集中于新四军与根据地的战时生产与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相对来说,理论探索的方向发生了转变。
注释
[1] 薛暮桥:《开始经济研究生涯》,《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0页。
[2] 薛暮桥:《抗敌战争与民众救亡运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1号,1937年9月20日。
[3] 薛暮桥:《乡村运动与农民政纲》,《抗日三日刊》第38号,1938年1月19日。
[4]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的乡村问题》,《战时农村问题》,新知书店1938年版。
[5] 薛暮桥:《战时乡村政治问题》,《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11号。
[6] 薛暮桥:《抗战时期的乡村工作·战时乡村政治问题》,《战时农村问题》,新知书店1938年版。
[7] 薛暮桥:《抗战时期的乡村问题·战时农村经济问题》。
[8] 薛暮桥:《抗战时期的乡村问题·战时农民教育问题》。
[9] 薛暮桥《怎样向农民宣传》,《中国农村》第4卷第14期,1938年5月。
[10] 薛暮桥《我九十年的历程》,《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作者陆发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博士生(现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20 09: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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