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尤清 | 国民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动员
2022-10-20 11:23:55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动员，既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过程，也是国民党政权向基层渗透的过程。作为多民族共居的省份，贵州又是抗战大后方的组成部分，具有拱卫陪都重庆的作用，国民政府高度重视该地区的社会动员。动员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主要由国民政府、国民党以及半官方的社会团体组织发起，通过抗战宣传、教育强化、组建抗战团体和兵役动员等方式，使少数民族同胞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形成社会共识，同时增强少数民族对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加强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控制。

　　关键词

　　国民政府；抗战动员；少数民族地区；贵州

　　关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不少论著从经济动员、国民精神动员、军事动员和民众动员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1]除此之外，学界还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过相关探讨：一是从媒介的作用层面进行个案揭示[2];二是就国共两党的抗战动员进行比较研究(参见张丽梅《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社会动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三是从国民政府的战争动员与基层控制关系方面进行考察(参见吕晓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争动员评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战争动员与基层控制关系论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但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动员情况，到目前为止，学术探讨尚显薄弱，故本文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以贵州为个案梳理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动员。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贵州又是抗战大后方的组成部分，具有拱卫陪都重庆的作用。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动员，一方面可以尽量发掘抗战力量，有效支援前线抗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民党政权向少数民族地区渗透。贵州省政府在严格奉行国民政府政策旨意的同时，也采取一些适合省情的其他措施。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动员过程，既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过程，也是国民党政权向基层渗透的过程。

　　一、抗战宣传动员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识到舆论宣传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做好宣传工作不仅可以增加民众的抗战认识，而且还能推动国民党势力向基层发展，故要求进行舆论宣传时，“各地方人民团体以及乡镇保甲之工作与活动，须由本党发动党员掌握其核心，为积极之推进”。[3]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即发表讲话：“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4] 1938年春，国民政府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提出：“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吾同胞同志之血，一点一滴，皆所以使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凝结为一，以为中国之金城汤池，即此心力物力之夷为灰烬者，亦必于灰烬之中发生势力，为中国之前途放光明之炬。”[5]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贵州地处西南交通枢纽，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还是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对其省内各民族进行全面的动员整合，尤为重要。然而，国民政府刚接管贵州不久，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并不十分熟悉。很多人“只知道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而不知道还有一个很庞大的西南夷族”(“夷族”是当时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通称，本文原文引用，不带任何歧视性——引者注)，“又有些人，认为凡是西南各省的人，都是夷族”。[6]同时，部分少数民族由于语言不通，对国民政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未能有效建立起对现政权的国家认同。

　　正确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进行合理有效的抗战动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而且也关系到后方的巩固和抗战胜利。在国民政府统筹下，内政部给贵州省政府的咨文强调：西南各省边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明清以来苗变层见叠出，考厥原因实由于当时政府忽略宣导，边官措施失当，坐令民族间之情感隔膜，有以致之。全面抗战时期，所有地方秩序之稳定，民力之团结，至关重要”。对于各少数民族同胞，“亟应因势利导，予以组织训练，使其效忠党国，藉以增强抗战力量”。[7]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密函贵州省政府，要求各党部在宣传方面应秘密准备：1.鼓励民众在中央领导下准备抗敌御侮为国牺牲;2.宣传防卫常识;3.严防匪患、汉奸及间谍活动;4.战事扩大后，应唤起人民在非常事变时应力持镇静，并作各种必须用品之筹集。[8]

　　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动员，国民政府制定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须知,指导宣传动员，其旨要是：“阐扬本党主义、政纲政策”，使少数民族民众“有深切之认识与普遍的了解，而增进对本党之信仰”;“宣传本党总理博爱慈祥坚忍卓绝之伟大精神与人格，及其救国救民事业”，使各民族同胞“知所感化而起敬慕崇拜之心”;“暴露帝国主义者侵略我边疆之野心……而深信必须国家民族一致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努力图强御侮以挽危亡。”国民政府要求进行社会动员时，因地制宜，采取许多灵活多变的方法：1.个别宣传，随时随地利用谈话方式作个别之宣传;2.集会宣传，举行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会讲演，举办联欢会等。参加一切集会，不论其为宗教的、习惯的、具备形式的或不具备形式的均须设法参加;3.编译宣传品，摘要编译为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对照之宣传品，如总理遗教、蒋委员长之言论等，并向当地学校和民众分发与抗战相关的传单、画报，张贴标语、壁报;4.利用学生作各种直接或间接之宣传工作，并联络土司及其他知识分子一致宣传，使宣传力量从最优秀之知识分子而转及于大多数民众。国民政府还规定了具体宣传动员时应注意的事项：1.宣传方法务求通俗而切实际，并须注意当地现实问题，如政治措施、人民生活、社会风俗、民众组织以及边疆的形势等，既可充实宣传材料，又可将宣传与事实打成一片，免除扞格不入之弊;2.民众固有之风俗习惯及所信仰之宗教不宜攻击，同时尽力阐发本党之主义，使少数民族同胞渐启其新觉悟，改变其旧观念而以三民主义为其中心信仰;3.宣传时须注意当地政府之施政方略，使民众相信政府并协助政府;4.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与南地不同，应详细调查以供宣传参考，并遵照所发调查表或周密调查呈报本部;5.宣传人员应熟览总理遗教、蒋委员长言论，须明了中央御侮图存之国策及政府施行方针。[9]

　　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宣传动员，精神动员首当其冲。《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物质条件之欠缺固甚明显，而精神条件之未备尤居首要”，因应之策不仅在于“动员一切国内之物质与人力，亦必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10]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中执会九次全会通过《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案》，要求“把握时机，彻底加强全国总动员工作，使每一国民皆能更尽其战斗之任务，每一物质咸能更发挥其对战争之效用”。[11]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重视精神动员对抗战作用，但“决不是倚重精神而忽视物质，而是要善用精神的特长，来补充物质之不足”。[12]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社会部的先后指导下，精神动员运动依循“由口号到行动，由上层到下层，由城市到乡村，由后方到前方，由我后到敌后”。[13]

　　在国民政府精神动员的号召下，贵州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制定动员计划。黎平县1940年精神动员工作实施进度计划是：2、4、5月教民众唱国歌;3月举行兵役动员宣传，慰问出征军人家属，鼓励壮丁入伍，3月12日在各机关各学校及区公所举行总理逝世纪念;6月宣传汉奸罪恶;7月7日举行抗战纪念，鼓励民众踊跃当兵捍卫国家;8月讲解日本欺凌我国，在战区内奸杀我同胞情形;10月10日由各区乡学校发起庆祝辛亥革命纪念;11月举行总理诞生纪念，举行老人会并祭祀地方先哲。[14]锦屏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乡村文化比较落后，各项行政工作多狃于积习，并且各自为政，负责人员未深入民间督导策动”。鉴于这种情况，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组织保甲职教员座谈会9次，妇女座谈会11次，短期壮丁训练12次，普通宣传16次，赶集宣传6次，教小学生唱歌32次，乡农会职员座谈会1次，地方父老座谈会9次，青年座谈会3次。并举行火炬游行，召开民众大会。[15]

　　由于社会教育机构与设施不足以适应社会动员的需要，国民政府要求各省设置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巡回施教于省境以内之任何地面，使车迹所至，即教育所及，穷乡僻壤之同胞，均得有与现代教育相接触之机会”。[16]贵州省政府使用“巡回施教车”在公路通达的县份，通过讲演、话剧、歌咏、电影、播音、各种展览等方式，宣传三民主义，介绍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以坚定民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同时向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讲解政府法令，尤其是兵役法令。抗战时期物资紧张，提倡节约储蓄对抗战意义重大，因此，使民众知晓节约之益并养成储蓄习惯也是“巡回施教车”的重要宣传内容。除此之外，“巡回施教车”还兼有提倡生产劳军、推行优待抗属公约和识字运动，以及破除民间迷信和促进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功能。

　　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要求，抗战建国期间，滴一点汗，流一滴血，用一文钱，都要与抗战建国有关系;只要还有一滴血，一口气，一寸土地，都要继续抗战，雪耻救国。同村同街的壮丁入伍，要联合热烈欢送(如请酒、赠物、鸣鞭炮等)。[17]在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政策时，通过“举行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会”等方式提升民族情感。黎平县政府在县政会议开幕后，整队前往忠烈祠公祭阵亡将士[18]，从政府做起，以此强化少数民族的凝聚力。

　　抗战期间，日本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全面渗透，为预防日军使用空降部队对后方机场、重要军需工厂、仓库、城市交通枢纽、资源基地等袭击，国民政府组织地方保甲动员民众，划全省为四个警备区，平时规定警号，若发现敌之降落部队，一闻警号，群起持械以赴，协助扫荡部队扑灭之。[19]在汪伪和日本间谍的拉拢策划下，一些土匪、帮会势力趁机兴风作浪，严重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更有部分汉奸敌特分子利用民族敏感问题大做文章，企图打乱抗战部署，进而削弱抗日力量。此外，苗民不通汉语，地方劣绅也乘机强行摊派户捐，征壮丁时不依配额，每多配征送，以及骗女为妾等恶行屡屡发生。[20]针对这些情况，国民政府要求调和汉苗之间隔离，严查土匪来源，铲出劣绅恶行、匪患等地方恶势力。[21]同时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力度，动员民众遵纪守法，借以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

　　二、以教育强化动员

　　国民政府进行社会动员的直接目的是扩充人才和兵员，以应对日本入侵的危局。人才与兵员决定抗战能否取得胜利，就文化程度而言，贵州民众所受文化教育程度总体偏低。据1940年统计，全省识字者不到10%，大学生仅为4‰。[22] “本省各县不但很少有大学生，许多县份连高中毕业生都很少”。[23]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据1936年调查，少数民族聚居的定番县文盲比例占了全县人口的90%以上。[24]广大苗胞“迄今犹保存结绳记事，木刻为契之遗风”，“能识字者少，用之者更少”。[25]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教职员不注意社会活动，导致教育与社会仍然不发生密切的关系”。[26] 1939年5月，松桃县苗民代表龙镇周、田树芬等10余人上书，陈述“松桃苗汉杂居，重汉鄙苗几成天然界限。加之我苗等少读诗书，文化落末，以致事事吃苦”，“我苗之境遇素为卑低，首层即是轻苗重汉，县府都是以苗制苗……从未有一悲我苗愚，教我苗民，与我苗学校，悯我苗刀兵”。[27]鉴于不少“苗民不通汉语”，“文化程度颇低”，国民政府要求“今后治理苗区者，应多培养优秀苗民青年，训练干部，以苗治苗的方法制其变乱”。[28]然而，人才培养是长期的过程，但在抗战的迫切需求下，只能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战时应急教育，尽管“训练不过治标，并不足以根本解决”。[29]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社会动员不能仅着眼于兵员数量的扩充，更需要发展边疆民族的文化教育，以启发民智，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其爱国热情。正如时评所言：“对强敌作战，用兵不如用民，而用民有三个阶段，第一要亲民，第二要教民，最后才是用民。”[30]鉴于此，贵州省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化”政策，进行“同化”教育。1935年春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作为推行边疆教育的机构，并拨专款10万元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31]抗战爆发后，为了集中力量培养民族意识，促进抗战动员的推进，加强自治机构的建设和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在1939年4月公布《推进边疆教育方案》，要求通过设立边疆文化馆、图书馆、教育馆等多种方式，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教育。[32]

　　贵州民众教育馆于1935年先后在贵阳和安顺建立了两所省立民教馆，各地县立民教馆也于1936年在松桃、织金、安龙等7县陆续建立。到1943年，全省l市78县完成普设任务。[33]民众教育馆的主要目的是“以唤起民族意识，灌输民众抗战知识，训练民众抗战技能，以应非常时期的需要”;“使民众切实了解一切政令，自动参加工作，而达到全民总动员的需要”。民众教育馆采取通俗演讲、歌咏队和戏剧演出相结合方法，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向民众灌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从民众兴趣出发和社会改进着眼，以集会的方式组织民众，以科学的方法教育民众。同时参与办理民众学校，联络各地学校组织师生宣传队，举办各种比赛会，鼓励民众参加体育训练等，促使“民众戒除不良嗜好，协助宣传与推进关于增加生产、开垦荒地、提倡副业、救济农村等事业，使失业游民绝迹”。[34]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动员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民众教育馆采取自编教材，内容贯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保卫祖国以及热爱家乡等。[35]

　　教育动员中，特殊日期也被纳入动员范围，如七七事变，193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于7月7日悼念全体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全国各省市县镇设立公共祭场和抗战阵亡无名将士及死难同胞灵位，同日午前十时由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参加公祭，全国国民下半旗致哀，一律停止娱乐，素食并自动禁屠一日，并发动宗教团体举行祈祷或礼忏。[36]

　　为响应国民政府的教育动员，安顺各界抗敌后援会创办“抗日救国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由安顺地区所属的镇宁、平坝、织金、郎岱、普定、紫云等县选送具有中学程度、富于抗日救国热情的男女青年受训，受训时间三个月。训练内容有军事、政治、抗日形势、宣传工作、战地救护、民众组训、社会调查等。受训结束后，成立战地服务团，开赴战区工作。[37]

　　三、组建抗战团体

　　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少人国家民族观念普遍淡薄，“知有乡而不知有国”。[38]抗战发生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许多民族同胞竟然“不知道是同哪一个战争，为甚要抗战，甚至于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什么形式，哪样颜色，他们都是莫名其妙”。[39]国民政府1937年8月23日制定《战时民众团体工作指导纲要草案》，确定社会动员指导思想：“以坚强三民主义之信念，启发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增进民力，充实国力，安内攘外，复兴民族为主旨。”[40]日本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深刻认识到乡村基层对于抗战全局的战略意义，指出：“中国持久抗战，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41]

　　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工作，有效进行社会动员，1939年贵州省动员委员会组织成立边远农村工作团，深入边区农村推进抗战精神总动员、兵役动员、禁烟、鼓励生产、破除迷信、肃清土匪等社会动员工作。工作团的工作区域分为六个区：1.毕节、威宁、水城、郎岱、黔西、大定;2.贞丰、册亨、紫云、长寨、广顺、罗甸、平舟;3.八寨、三合、丹江、榕江、下江;4.赤水、正安、德江、婺川;5.沿河、松桃、铜仁、江口、岑巩;6.台拱、天柱、镜屏、黎平。工作团到达一县即会同县党部、县政府、县抗敌分会共同决定工作计划。[42]工作团必须尽量发动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乡绅、保甲长及所有热心人士参加工作。动员方式要求灵活运用演讲、访问、戏剧、歌咏、壁报、漫画、标语、座谈会、讨论会、联欢会等方式进行。[43]

　　为唤醒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民族国家观念，启发他们对抗战意义的了解，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信心，锦屏县政府、县党部召集各县中学留校学生组成寒假工作团，分赴各区讲演兵役、禁烟、保甲、建设等要政，号召协力奉行增强抗战力量。[44]与此同时，贵州各界抗敌后援会也纷纷成立，《贵州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作人员服务规程》规定，工作人员之服务应恪守下列信条：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对立功人员进行书面奖励、记功、呈请上级颁发奖状、记名晋职等奖励。违反规定的人员则要受到书面申诫、记过、罚薪、撤职等相应的惩戒。凡书面奖励至三次者并为记功一次，记功三次者并为呈请上级颁发奖状，下类推，其惩戒亦同。[45]

　　黎平县抗敌后援分会成立宣言中称：“现在大难临头，真是我们民族存亡的关头到了!……战事一发，全国都成为战场，处处都要防备，还分什么前方后方，无论穷乡僻壤、军队人民，都须同样地努力，同样地对抗……将本县民众组织起来，训练起来，抱定有敌无我这决心，牺牲一切以求生存。”[46]都匀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宣言说：“敌人的飞机已不断在我们头上盘旋，敌人的枪炮已瞄准我们的胸膛，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危在旦夕……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唯有抗战才能求到真正的和平……愿我全邑同胞，不分男女老幼，一致奋起，各人确定一桩救国工作，尽力去做，尤当精诚团结，统一意志。”[47]普定县抗敌后援会，组成国难宣传队分赴各区深入宣传抗日。湄潭学生成立救国团，长期在各族民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48]

　　全省各地抗敌后援会还发动征募棉衣、征集捐款等活动，各界应募者十分踊跃，公务员多超出中央规定额数，各商店多有献三天收入。[49]都匀、丹寨的苗、侗、水、汉族青少年学生积极参加募捐义卖活动，《抗敌》杂志对此生动地报道：“他们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慰劳令人可敬的浴血苦斗的将士，为了要反抗敌人给予的压迫，因此他们的热血在狂潮了，在燃烧了，他们愿意尽心竭力去劝募劝买。”[50]

　　1938年，镇远师范学校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以精诚团结、实行三民主义、拥护中央、巩固统一、遵行抗战建国纲领和抗御外侮共赴国难为宗旨。学校学生均为会员，但须履行入会手续。[51]不少地区还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以发动农民抗敌御侮、共挽国难、增加生产为目的。[52]

　　国民政府在抗战动员准备之初强调：“现代的战争，再不像过去的战争只是两国或数国军队与政府的决斗;而是各个国家一切人、财、物力的总决战!”[53]受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的限制，贵州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还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生活方式，“除拾取自然物外，不会制造，也不会贩卖，一切具有经济价值之物竟全部废弃于地”。[54]部分民族同胞中，“壮夫坐而不耕，少女标梅而不字(即达到婚嫁年龄而不出嫁——引者注)，土地荒辟，田园不治”[55]，吸食鸦片，醉生梦死者也不少。[56]因此，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团体中，要求注重教育宣传的同时，还要关注生产方式的革新。各种相关经济学会也因应成立，如西南边疆文化经济协进会的创建，认为少数民族同胞“秉性忠贞，诚朴耐劳，如能积极训导，不难进其为抗战之前驱，更可以纠正其故步自封之气质，促进其文化，改善其生活，充实力量，贡献国家”。故该会“本三民主义原则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宣传、调查、研究、设计等工作”，以促进当地民族同胞的同化，推动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57]抗战方殷，物价高涨，为此贵州黎平县组织粮食管理委员会，调查该县公私粮仓，一百担以上者，核实后一律封存，对人民则分配平籴，对军队则统筹济售，如大军过境或驻防该县之部队必须统筹济售。[58]

　　在边远农村工作团的动员下，各区农村中优秀妇女，发起组织妇女支会，参与各项抗战动员工作，如鼓励亲属从军，保育贫苦儿童，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救济贫苦出征军人家属等。[59]1937年12月，贵州省抗敌后援会组织成立“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期由女子师范学校、女中、达德中学、毅成中学30名女青年组成，年龄最大者不过30岁，最小的只有15岁。其中第一小队奔赴武汉、陕西、安徽、江西、湖南等抗战前线，进行救护工作。[60]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不仅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被动员了起来，全国各地的广大妇女同胞都投入这场为民族危亡而战斗的抗战中。

　　四、兵役动员

　　前线战事吃紧，迫切需要增加兵员，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动员也更侧重于兵役方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军政部令贵州每3个月准备新兵8000至1万名。最初一二个月中，仅有招募，并无征集。各部队至黔自行招募，单位繁多，志愿兵无法满足需要，遂擅自向各县政府强索强派;甚至有部队未经批准就擅自发令征兵，以致拉兵、买兵、招兵、征兵，花样百出。贵州省政府于1938年1月15日令各专县，征兵事宜由贵州师管区统筹办理，并严禁各部队自行征募。[61]

　　兵员动员，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和法规体系。国民政府规定，兵役机关在平时自军政部以下为师、团管区及各县政府(兵役科)、区、乡(镇)、保甲公所。非常时期省设军管区司令部，统辖师管区。1938年3月1日，贵州成立军管区，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民军训事项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管辖。军管区统辖全省兵役、动员及国民军训。[62]基层则强化保甲制度，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认为：“运用民众是我国抗日救国一个根本的方法，这也可以说是用组织保甲、训练团队这些旧的方法，来抵抗敌人近代新的军事方法之一种实例。”[63]为达此目的，国民政府明确而全面地赋予保甲制度有“管教养卫”的任务，规定：“县以下各级最基层的组织为乡镇保甲，而每乡镇保甲之中，都应有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及合作社、壮丁队之组织;以学校为教之中心，实施民权主义;以合作社为养之中心，实现民生主义;以壮丁队为卫之中心，实现民族主义。”[64]抗战初期贵州的兵役动员主要依据《兵役法》以及其他单行法规。随着抗战的深入和兵员补充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在黎平、榕江、荔波、独山……等18县进行民众组训，干部训练两月，民兵训练一月。训练目的是清匪、防奸和准备后备兵员。训练机构团以上设指挥部，设指挥官一人，副指挥官一人，总指导员一人，参谋长一人。参谋长以下设参谋、总务、组训、宣传四组。宣传组职掌刊物、戏剧、艺术、讲演等事宜，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兵役对抗战建国的意义。[65]

　　从抗战初期的多部门无序征集，到军管区司令部接管全省兵役并实行统一有序征集，动员方式也从单一的政府宣传，发展为组织学生、壮丁、妇女全面动员。此外，还组建晨呼队分别于清晨去农市街道呼喊抗战口号[66]，在城镇、乡村公共场所张贴抗战标语[67]，以激发青年爱国从军的热情。锦屏县各民族杂居混处，乡村文化比较落后，各项行政工作多狃于积习，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根据当地情况整理保甲，兵役采用“三步抽签办法”[68]，推行成绩尚佳。[69]七十二寨苗民虽“不通汉语，政令亦半能接受，计七十二寨共有出征军人家属二百余户”。[70]

　　扩大动员，必须借助相关方式进行有效的动员准备。国民政府要求各级党部策动人民团体与地方公正人士组织兵役协进会，宣传兵役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协助征募机关办理适龄壮丁的调查统计，协助政府策动社会切实执行出征军人家属各种优待办法，并举办抚慰出征军人及其家属各种事项。[71]救济、慰问抗战将士是兵役动员的方式之一，国民政府发动社会各界力量，特别是一些官方、半官方性质的社会团体对抗战将士实施救济、慰问。“伤残兵员从前线受伤归来，精神上不免由刺激而形成消极的颓伤，甚至对抗战也不再有信心。数量有限的军医院只注意伤兵肉体上的创伤，对精神上的创伤却很少关照”，“伤兵的糟糕处境势必影响前线官兵的斗志，对于兵役的推行也会产生严重障碍，不利于抗战的持久进行”。[72]为此，贵州省组建伤兵之友社团，以从事慰问及教育负伤将士并鼓励其重上前线为宗旨。[73]余庆县设慰问总队，以县长为总队长，县长秘书、县党部书记长及国民兵团副团长为副总队长;县慰问总队以下设四区队，以区内两级小学校长为队长，区长为队附，学生为队员;区队以下设十六分队，以联保内初小或中小校长为队长，联保主任为队附，以保甲长及学生兵役协会会员，以公正绅耆为队员。[74]这样既能一定程度解决前线抗战将士人员吃紧的问题，还能在此基础上提高士兵的政治文化水平，强化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75]

　　奖惩分明，是落实社会动员的有效方法，国民政府规定：人民或人民团体对于有关抗战之前方或后方工作有特殊贡献于国家者，除依法令给予奖励或勋赏外，还依相关规定给予荣誉奖章或奖状。奖励范围包括购买公债、捐输军饷军用器具材料或其他财物尽其能力者，随同军队出力卓著勤劳者，尽力于军事工作或军事有关工作卓著成绩者，或其他努力于有关抗战之工作足资表率者。[76]为了顺利推行兵役、补充兵员，1939年，国民政府号召各界民众响应相关政策，协助政府揭露日寇入侵的事实和危害，宣传实施兵役对抗战成败的重要性，以激发民众爱国意识和抗战热情，并且要求“惩罚逃役，奖励投效，及安慰出征军人家属等事，尤应以地方之力，自动多方协助，务使民众乐于从戎，安心赴战”。[77]

　　征属优待是动员的一大重要工作，唯有如此，出征壮丁方可安心上前线，而对于后方尚未出征之壮丁，亦可产生强烈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为了使出征军人减少顾虑，并使应出征壮丁安心服役，鼓励壮丁踊跃从军，1941年岑巩县在第一次扩大县行政会议上提出，对征属必须予精神和物质的优待，使征属得以实惠。精神优待方面：由县政府给予出征军人家属荣誉状，加盖县印，张贴征属之大门右侧，以示尊敬;各界对于出征家属，均应尊敬、扶助以保护，县政府人员暨各联保主任及保甲长每季应轮流作普通访问一次。物质优待方面：出征军人家属田地乏人耕种，由各该管保甲长组织代耕队，代为义务耕种，如耕牛及农具缺乏时，并应设法借给使用，非法定赋税范围内之各项临时捐款均应免之，各种劳役均得免服，征人所负债务，缓至退伍二年后履行。除精神优待和物质优待外，还对以下几种特殊情况进行临时救济：生活不能维持者;疾病无法治疗者;死亡不能埋葬者;子女无为教养者;遭遇意外灾害者;生育生产者。[78]

　　对于抗战伤亡者，《抗战伤亡警长警士从优抚恤办法》规定，因守土死亡或因守土受伤残废，经主管机关核明并转请内政部核定，符合战地守土奖者则加叙给恤。[79]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战时生活须知》中要求：抗战殉国者，同宗的人要在宗祠里立碑祭祀，出席宴会，让出壮丁的家属坐上座，并向他致敬。[80]此外，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后参加各种考试不受年龄限制，因作战致残，除不能胜任外，不受体检限制，同等条件优待录取。[81]为优待征人家属，锦屏县设立“出征军人家属习艺工厂”，使出征人家属在生活上得到安定。[82]国民政府对军人的优待措施包括救济、慰问抗战将士，维护、保障军人权利，扶持伤残军人就业等;对军人家属的优待主要体现在钱物优待;捐、役、债优待;子女就学优待，抗属的生产生活优待等方面。优待征属具有强烈的示范动员效应，对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支撑抗战起到了正面作用。

　　国民政府在贵州的兵员动员，首先从调查全省适龄壮丁入手，为动员兵员做准备;其次是组织学生、妇女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加强兵役宣传，发动民众从军;再次是健全各级保甲，动员基层民众;此外，还通过优待壮丁家属，达到动员示范。通过一系列的动员，抗战8年中，贵州省招募、征集入伍的新兵共713805人。自1938年3月至1945年4月，全省志愿从军的共19785人。其中有1940年志愿从军的凤冈县志愿兵团，三穗、天柱志愿兵营，普定、关岭、修文志愿兵连(排);1944年贵州各学校志愿从军的学生1151名，1945年1至4月各县志愿参加青年军的青年学生3715名。[83]

　　五、结语

　　在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借围剿红军之机全面接管贵州，消除地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全省政令得以统一，不仅政治实现统一化，军队也通过整编，划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综观国民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抗战动员，宣传深入，各方响应积极，动员成效显著。之前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对民族、国家缺乏足够认识，不仅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战建国缺少热情，而且还想方设法逃避当兵服役的责任。通过一系列抗战动员，这种现象得到很大改观，少数民族同胞的爱国热情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对当兵服役也有了比较正面的认识，在抗战吃紧时，甚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主动请缨的感人场景。[84]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动员，无疑在贵州得到较好的贯彻和实践。

　　当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动员，既有提高民众知识文化、发动他们起来参加抗战建设的一面，也有维护巩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另一面。首先，国民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动员的内容丰富方法多样，但始终不忘倡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意识形态灌输;屡屡强调民众要了解、认识“党国旗的意义”、“三民主义的常识”和“最高领袖的伟大”，“绝对服从一切命令”。其次，借抗战动员之机，严格审核各种抗日团体，其非确切需要者，一律取缔。[85]要求所有以抗日为名所组织的团体，“如其系统不明，宗旨不正”，“希即转知党政军各机关，对各地方以抗日名义成立之团体，均应由该会严加审核，如属确切需要始准备案，否则一律予以取缔”，“各县人民团体之组织，悉依法由党部指导成立，受政府监督管理”。[86]第三，兵役动员中使用三步抽签法，在抽签过程中，不少地区被乡保长操纵，乘机舞弊。[87]1942年夏爆发的以“不当兵，不纳粮”等为口号的黔东事变即是长期积弊的反应，部分地方劣绅及基层官员“藉着抗日大题目，随时拉兵拉夫，苛派粮款。一般苗夷人民在重重压迫剥削之下……为了生存，不能不起来和一般贪官污吏反抗”。[88]此外，就动员过程来说，由于急于求成的心理以及地方政治的腐败，也导致片面追求数量、流于形式和有令难行、有令不行的弊端。例如，在国民政府的督促下，虽然不少地区设离民教馆，但里面却“空空如也”。[89]

　　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由国民政府、国民党、或是半官方的社会团体组织发起的抗战动员，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通过抗战宣传、教育强化、组建抗战团体和兵役动员等方式，使少数民族同胞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形成社会共识，体现出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和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强烈愿望。尽管这些动员也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但国民政府通过训教统一的动员模式，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受到了必要的文化教育，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素质得到很大改善，密切了他们与国家的联系，提升了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加深了他们对战时各项政令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强大的民间力量，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社会支持，同时也增强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通过对少数民族同胞的社会动员，国民政府既完成战争动员，又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权力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总体上为支援前线抗战和拱卫陪都重庆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压力。

　　注释

　　[1] 著作有金功辉的《携手援义战：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众经济动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介绍了战时国统区民众经济动员的兴起(1931—1937年)、走向高潮(1937—1940年)、艰难中推进(1941—1945年)几个阶段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民众经济动员。主要论文有李峻：《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谷小水：《抗战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申燕等：《略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政策》，《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洪岚：《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焦以爽：《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民众精神动员工作》，《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古琳晖、李峻：《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国际舆论动员》，《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何友良：《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汤梓军：《抗战时期四川兵员动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年;刘文俊：《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学术论坛》2006年第9期。这些研究大大推进了对抗战动员的深入了解。

　　[2] 刘莉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为研究个案，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回族知识精英如何运用报刊媒介对回族妇女进行抗战动员，揭示女性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及这种互动对当时的回族女性产生的影响;冯敏的《论社会史视野下的报刊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期间甘青报刊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也从媒体的视角，以抗战期间甘青报刊为切入点考察报刊与民众动员之间的互动关系。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4]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武月星、杨若荷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6] 高玉柱：《西南夷族问题》，《申报》，1937年2月4日，第4张第13版。

　　[7] 《国民政府内政部致贵州省政府咨文》(1938年5月17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8—1—6038。

　　[8] 《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致贵州省政府密函》，贵州省档案馆藏，M1—1—2679。

　　[9] 《对西南夷苗民众宣传须知》，贵州省档案馆藏，M1—1—1376。

　　[10]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民团周刊社1939年版，第5—6页。

　　[1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45—746页。

　　[12] 陈立夫：《精神总动员的意义》，《时事半月刊》1939年第2卷第20期。

　　[13] 秦孝仪主编：《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三)》，《革命文献》第9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35页。

　　[14] 《贵州黎平县民国二十九年度精神动员工作实施进度计划表》，贵州省档案馆藏，M1—1—3478。

　　[15]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锦屏县工作报告书》(1940年7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4。

　　[16] 《各省应设置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案》，《社会教育讨论会报告》，教育部社会教育司1939年版，第23—24页。

　　[17] 《战时生活须知》(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贵州省档案馆藏，M1—1—2890。

　　[18] 《黎平县政府第四次扩大县政会议记录》(1940年1月1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1—1—3478。

　　[19] 《贵州省对敌空军降落部队警备计划大纲》(1941年1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1—1—1380。

　　[20]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二大队湄潭县第四区工作专报中记载，当地劣绅杨××、唐××、萧××执掌区务，强行摊派户捐并不给收据，所征之兵，不依壮丁配额，每多配征送。参见《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二大队湄潭县第四区工作专报》(1940年6月20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4。

　　[21]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二大队铜仁县工作实施计划》(1940年9月3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5。

　　[22]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23]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所1941年版，第14页。

　　[24] 吴泽霖：《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印，第17页。

　　[25] 曹经元：《贵州苗民概况》，贵州省政府民政厅1937年印，第1页。

　　[26] 《黎平县政府第四次扩大县政会议记录》(1940年1月1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1—1—3478。

　　[27] 《松桃县苗民代表龙镇周、田树芬等人上书政府书》，贵州省档案馆藏，M8—1—6023。

　　[28]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榕江工作报告书》(1940年5月25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4。

　　[29] 内政部：《各省实施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成绩总检讨》，《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

　　[30] 袁平凡：《伟大深厚的战时力量——组训民众》，《中华评论》1940年第2期。

　　[31]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

　　[3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124页。

　　[33] 1936年省教育厅将全省划分东(以镇远为中心)、西(以安顺为中心)、南(以独山为中心)、北(以遵义为中心)、中(以贵阳为中心)5个民众教育区，各区设省立馆一所。七七事变爆发后，1938年贵州省政府决议，全省普设民众教育馆。遵照省政府的命令，各县相继建馆，1943年，最后一所县立馆——望漠县民教馆建立，完成了当时贵州1市78县“普设”的任务。参见董有刚《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民众教育馆》，《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4期。

　　[34] 济涛：《本省各县立民教馆的工作》，《贵州教育》(社会教育专号)1939年4月。

　　[35] 如沿河县民众课本《我们的敌人》中写道：“日本人，占我们土地，杀我们人民，这是我们大敌人，大家努力打倒他，国家民族才生存。”第十五课《当兵》：“好铁打钉，好汉当兵，我们既是男儿汉，就要赶快应征，打倒日本，才对得起祖宗，才对得起子孙。”安顺民教馆为儿童班自编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课文：“黑的铁，赤的血，誓将铁血救祖国”、“小树苗，节节高，中华儿女志气豪”;“学文化，做体操，学好本领救国救同胞”;“长江长，黄河黄，五千年历史不可忘;为祖国，保家乡，万众一条心，哪怕国不强”。参见董有刚：《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民众教育馆》，《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4期。

　　[36] 《行政院代电》(1938年7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5—1—327。

　　[37] 张廷生：《贵州战地服务团的回顾》，《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242页。

　　[38] 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编：《贵州教育》1938年第1卷第6期。

　　[39] 《喋血》半月刊，第2卷第4期。转引自莫子刚《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发展民族教育之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4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1] 《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时事类编特刊》1937年第7期。

　　[42] 《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组织办法》(1939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5—1—373。

　　[43] 《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工作实施纲要》，贵州省档案馆藏，M5—1—373。

　　[44] 《锦屏县政府工作报告》(1940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1—1—3446。

　　[45] 《贵州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作人员服务规程》(1939年7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1—1—1582。

　　[46] 《黎平县抗敌后援分会成立宣言》(1937年8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1—1—2679。

　　[47] 《都匀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宣言》(1937年8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1—1—2679。

　　[48] 李全中：《西南少数民族爱国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49] 《黔抗敌后援会征募寒衣》，《申报》，1938年10月13日，第2张第7版。

　　[50] 刘凡杰：《活跃在大后方的都匀》，《抗敌》1941年第87—88期。

　　[51] 《镇远师范学校学生抗日救国会章程》(1938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5—1—426。

　　[52] 《榕江县忠诚乡农民抗日救国会组织简章》(1938年)，贵州省档案馆藏，M5—1—18。

　　[53] 蒋介石：《国力之源》，青年书店1938年版，第21—22页。

　　[54] 江应梁：《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1940年版，第6页。

　　[5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第155页。

　　[56] 吴泽霖：《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版，第20页。

　　[5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32页。

　　[58] 《贵州黎平县民国二十九年度精神动员工作实施进度计划表》，贵州省档案馆藏，M1—1—3478。

　　[59]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二大队溪县工作报告》(1940年9月5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5。

　　[60] 戴璧玲：《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期概况》，《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40页。

　　[61]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军事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62]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军事志》，第41页。

　　[63] 蒋介石：《国力之源》，青年书店1938年版，第21—22页。

　　[64] 李宗黄：《新县制之特征及其目标》，《地方行政》(新县制专号)1940年第4、5期合刊。

　　[65] 《黔南边区各县民众组训暂行规程》，贵州省档案馆藏，M1—1—1642。

　　[66] 《第二期抗战第二次宣传周筹备会议记录》(贵州省动员委员会，1939年4月14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08。

　　[67] 关于抗战的标语有：“敌相近卫的声明，是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敌相近卫的声明，是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征服世界一切阴谋的总自白”，“我们抗战的目的，在确立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实现平等自由的国家”，“我们抗战的意义，在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争生存，为东亚谋永久的和平”;关于一般努力的标语有：“积极奋斗，争取国家生存”，“加紧建设，充实抗战实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勇〔踊〕跃服兵役，努力杀敌人”等，参见《第二期抗战标语》(1939年3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08。

　　[68] 贵州征兵的一大特点是采用三步抽签法，在各县(市)适龄壮丁调查完成后，依保甲征调次序进行抽签，大县(5区以上)以区为单位，小县(4区以下)以县为单位。首先各县政府或区公所用抽签法抽定各保征集次序之先后，然后再抽定各甲征集次序之先后，最后是经抽定有征集任务的甲，接到征集配赋令时，按兵役调查名册召集全甲壮丁进行抽签(壮丁本人或家属亲自抽)，抽中前面签号的壮丁即是该次被征之人。三步抽签法的好处是组织精密，而且配赋平均，减少人为因素导致偏重于征调某区某保某甲的弊端。按贵州161275甲计，每甲约须两年或三年始轮征一次，以适龄壮丁有三人者为一签，其轮征之数增大，被轮征之时限更长，征集相对公平，并且可以每次因征集少数而导致全体骚动之弊。《贵州省征兵暂行规程修正第二十条及增加第四十二条全文》，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1939年印。

　　[69]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锦屏县工作报告书》(1940年7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4。

　　[70]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榕江工作报告书》(1940年5月25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4。

　　[71] 《各级党部策动人民团体与地方公正人士组织兵役协进会办法》(1938年11月26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5—1—277。

　　[72] 李翔：《精神的慰藉、调治与管束——论战时国民党军队伤兵政治工作(1937—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

　　[73] 《贵州省伤兵之友社简章》，贵州省档案馆藏，M1—1—3698。

　　[74] 《余庆县慰问出征家属组慰问队组织大纲》，贵州省档案馆藏，M5—1—25。

　　[75] 叶溯中：《伤兵问题与难民问题》，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14页。

　　[76] 《非常时期人民荣誉奖章奖状分给条例》(1939年1月25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1—1—1582。

　　[77] 杜元：《抗战时期之青年活动》，《革命文献》第62、63合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3年版，第191页。

　　[78] 《岑巩县第一次扩大县行政会议记录》(1941年8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1—1—3478。

　　[79] 《抗战伤亡警长警士从优抚恤办法》(1944年3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1—1—2096。

　　[80] 《战时生活须知》(贵州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贵州省档案馆藏，M1—1—2890。

　　[81] 《从军智识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考试院选举委员会)，贵州省档案馆藏，M1—1—1983。

　　[82]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锦屏县工作报告书》(1940年7月)，贵州省档案馆藏，M5—1—534。

　　[83]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军事志》，第166页。

　　[84] 据《大公报》报道，修文、关岭、普定、天柱、三惠、凤冈等县涌现出志愿兵排、连、营、团等组织。参见重庆《大公报》，1939年11月11日，第3版。

　　[85] 《贵州省动员委员会公函》(1938年5月27日)，贵州省档案馆藏，M1—1—1399。

　　[86] 《贵州省党部关于严加审核各种抗日团体函》(1938年6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5)，第4页。

　　[87]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军事志》，第164—165页。

　　[88] 梁聚五：《苗夷民族发展史》，《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1辑，贵州民族研究所1982年版，第135页。

　　[89] 吴鼎昌：《地方教育人员须知》，《贵州日报》(临时专刊)，1942年12月30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1期

△作者王尤清，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20 11: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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