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刚 | 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为中心（1937—1945）
2022-10-20 15:25:4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城市广场的政治功能在全面抗战时期得以强化，尤其以重庆城市广场表现最为明显。战时重庆城市广场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最为著名，它不仅重构了重庆城市空间布局，而且演变成为重庆重要的政治空间。这个政治空间大致由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部分构成，物质要素包括“精神堡垒”纪念碑、旗杆、国旗、标语、政要照片等，精神要素包括政治活动期间的政要讲话、群众检阅、升旗仪式等。以“精神堡垒”广场为核心的战时重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不仅有助于振奋民众的抗战精神，培养市民的国家观念，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战时重庆乃至中国城市的抗战形象。从空间维度探讨战时重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不仅可以反映战时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发生的重要变化，而且也可揭示重庆城市空间对抗战精神动员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抗战；重庆纪念碑；政治空间；精神动员
全面抗战时期，为动员全民抗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仅建立了战时动员体制[1]，而且开展了大量的抗战动员活动。目前学者们主要在时间维度研究战时重要的节日或纪念日活动及其政治功能[2]，却很少在空间维度关注这些活动的举办场所。实际上，城市广场由于地势开阔、人流量大等原因，往往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举办地点，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3]偏居西南一隅的重庆直到全面抗战期间，由于城市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才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广场。战时重庆的城市广场主要有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较场口广场、夫子池广场等，其中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最为著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除了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国民月会活动外，还举办元旦庆祝活动、双十节庆祝活动、新生活运动等政治活动，因此，“精神堡垒”广场成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对重庆城市发展和中国抗战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4]
有鉴于此，本文在挖掘一手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空间维度对战时重庆“精神堡垒”广场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主要探讨“精神堡垒”广场的修建对重庆城市空间布局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如何逐步成为重庆新的政治空间，“精神堡垒”广场政治空间形成后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等，从而在空间维度丰富重庆城市史和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内容。
一、1937年前的重庆旧城改造与城区布局
作为一座山城，重庆的旧城区限于重庆半岛，三面临江，市区呈狭长三角形。旧城区分为上半城与下半城。下半城自朝天门至南纪门沿南城一带，为繁华商业区;上半城自通远门向东，沿嘉陵江一带，面积是下半城的三倍。上半城与下半城的连接之处为小什字。[5]由于半岛起伏较大，南北向的街道大都依山分布，东西向的主干街道则沿江或沿山脊分布，相对较为平缓，成为城内的主要通衢大道。重庆城区街道凌乱而狭窄，全城“依崖为垣，弯曲起伏，处处现出凸凹，转折形状，街市斜曲与城垣同。横度甚隘，通衢如陕西、都邮各街，仅宽10余尺，其他街巷尤狭。登高处望，只见栋檐密接，几不识路线。所经房屋，概系自由建筑，木架砖柱，层楼平房相参互，临街复无平线。殆故以凌乱参杂为美观欤”。[6]
由于重庆城区布局杂乱，1926年6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任命潘文华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潘于公署内设工务处专司市政建设，确立了市政规划四大原则。其中城区规划的原则一是“积极开辟新市场，以为旧城内小商业及住宅次第推移之场合”，二是“先整理旧城街市，酌量推展宽度，以谋整齐市容，便利交流”。[7]通过推动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重庆城市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旧城改造作为市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较大成效。1926年市政建设前，旧城区大小街道不下300条，且“大都崎岖纡曲”。1926年8月经过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实际测勘，决定将其中100余条街道建成马路，其余街道分甲乙丙三等加宽，以4米为最小宽度。[8]旧城改造具体办法包括五方面：一是据交通情况加宽街道，二是拆退沿街铺房及临街楼廊，三是将街面柜台和货架撤至铺房内，四是将沿街梯坎改建成缓斜坡道，五是拆除沿街火墙门洞。到1936年，经过三期整修后的旧城区市容大有改观，“街面较前加宽平坦，而房屋亦因之整齐有序”。[9]
到1937年，经过九年的市政建设，重庆城区布局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通远门城墙的拆除以及新市区马路的修建，连接上下半城之间交通条件得到初步改善，重庆的商业中心从下半城逐步向上半城转移，下半城昔日繁荣的商业场、三牌坊大不如前，而上半城的都邮街则日渐繁荣。[10]不过，由于受地形的影响，加之这时重庆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十分重要，1937年前的重庆城区布局仍然较乱，旧城区的城墙还普遍未拆除，城区较为封闭，市区街道大多狭窄。美国地理学者J.E.斯班塞1937年考察重庆后也认为“重庆城市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制约，城市建筑几乎占用了城内可利用的空间，市区内比其他城市更加拥挤不堪”，“街道都是依地形而筑，并与长长的石头阶梯相辅相依”。从街道格局看，它们是几条呈纵向走势的主街道，路面时平时陡，“这些街道穿城而过，与之相连的有不少错综复杂的偏僻小街和巷子”。[11]1937年前的商业中心还是主要集中在地势较低的下半城，上半城的都邮街尽管商业也日渐繁荣，但还不是重庆核心商圈。重庆城区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对城区街道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造。
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与城市空间的重构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开始发生更加明显的变化，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战时重庆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以及日机的频繁轰炸破坏，而直接原因是重庆市区街道的大规模整修。
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12]，重庆城区建设的严重滞后已不适合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加之日机的轰炸造成大量房屋被毁[13]，为此，重庆市政府大规模整修了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中一支路、凯旋路、健康路、两浮路等街道，并重建了沧白路。[14]经过整修扩建，重庆街道被拓宽，尤以都邮街发展最为迅速。都邮街较长，有上下之分，原分段名小什字、龙王庙、靴子街、木牌坊、小梁子、会仙桥、都邮街、关帝街、鱼市街。1939年拓宽改造后，一半名民族路，一半名民权路。其中尤以民权路上段为重庆市区繁华中心，“娱乐场所均各分布于附近，社会服务分处在民权路都邮街口，与邮政储金汇业分局分驻二角，斜对面为亨得利钟表行，面当亨达利钟表行，左斜为国泰电影院，右临至唯一电影院”。[15]都邮街成为战时重庆第一繁华大街，在重庆城市商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著名记者程大千(笔名司马吁)1944年写道：“抗战司令台下的吸烟室，东亚灯塔中的俱乐部，皮鞋的运动场，时装的展览会，香水的流域，唇膏的吐纳地，领带的防线，衬衫的据点，绸缎呢绒之首府，参茸燕桂的不冻港，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点心的大本营，黄金的‘十字街头’……这就是都邮街。”[16]都邮街的发展，也是战时重庆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1939年都邮街改建完成，但由于“五三五四”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17]，加之都邮街为市中心繁华地带，“交通频繁，原有入口处马路宽度已感狭隘，难应供求”[18]，于是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计划在都邮街柴家巷与天官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开辟广场，并将附近马路拓宽。该计划于1939年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并于11月30日由重庆市政府将修建广场及拓宽马路和改道计划图张贴和登报布告，并要求施工范围内各土地所有权人限期赴财政局办理相关事宜。此后，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不得不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经过调查，修建都邮街广场及加宽天官街、柴家巷需征用土地面积434.7平方丈(约4830平方米)，拆迁民房面积为128.31平方丈(约1426平方米)。[19]为修建都邮街广场，原计划将上下都邮街和柴家巷改宽为18米(包括人行道)，天官街改宽为27米(连同人行道)[20]，后将都邮街和柴家巷进一步扩宽为22米，天官街隧道、人行道从原来的3米拓宽为4米。[21]都邮街广场的直径原定为55米，后拓宽为63米。[22]到1940年年初，都邮街广场建成通车。随着重庆城市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构建了以都邮街广场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由于陪都重要的商行、金融机构集中在都邮街及附近，以都邮街广场为中心的上半城逐步取代下半城成为重庆繁华商业区，而过去下半城繁荣的陕西街，则稍显衰落。[23]总之，重庆市政府通过修建都邮街广场，一方面重构了重庆城市空间，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在都邮街广场举办重要的政治活动。
随着街道的整修以及都邮街广场的修建，重庆市政府还重新命名了原有城市街道，强化了重庆城市的空间政治特性。重新命名的城市街道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点。有学者研究认为，重庆市政府在道路改造后对新街道命名时，体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抗战精神。战时重庆的新街名称，有带有战时大轰炸烙印的五四路、新生路;有预祝抗战胜利的凯旋路;有体现国民政府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大同路、建国路、中兴路;有反映三民主义信仰的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也有表现对领袖崇拜的中山路、林森路、中正路、岳军路。[24]
三、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兴起与“精神堡垒”纪念碑的竖立
都邮街广场的修建和相连道路的拓宽改造，在缓解了这一区域交通压力的同时，也便利了各种政治集会活动的开展，尤其是1941年12月在都邮街广场建成“精神堡垒”纪念碑后，广场的政治功能被进一步强化。
“精神堡垒”纪念碑的修建与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密切相关。早在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14周年纪念日上宣布实行全国精神总动员，号召全国民众“集结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个共同目标之下，扫荡萎靡腐败之障碍，养成蓬勃奋发之朝气，各竭其能，各尽其职，以努力奋斗于抗战建国之大业”。[25]蒋十分重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认为“精神动员与国民公约，就是无形的枪炮;国民月会的组织，就是抗战民众的堡垒。如能坚持不懈，比战线上的钢筋水泥的炮台还要有价值”。[26]为扩大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影响，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还将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新生活运动协同推进。1939年4月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工作配合与改进意见纲要》中明确规定了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具体体现在，第一，“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战时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平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二，“新生活运动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基础，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新生活运动的运用”;第三，“新生活运动旨在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国民精神总动员旨在发扬民族固有精神”。[27]1939年5月1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逐渐在各地展开。到1940年3月12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认为，重庆“宜有激发市民精神动员之永久建筑，宏陪都之规模，扬战时之民气”，因都邮街广场地处市中心，故呈请重庆市政府“将广场留作精神动员广场”。[28]但由于日机频繁轰炸，在都邮街广场修建永久建筑的计划被搁置起来。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为“激励军心，发扬民气”，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全国慰劳总会及反侵略总会决定在都邮街广场内合建“一庄严伟大之精神堡垒一座，届期并举行市民大团拜，示范国民月会，以示热烈庆祝。平时又得制作标语籍资鼓舞人心，增强精神动员”。[29]于是，为了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和鼓舞民众抗战斗志，1941年12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等机构在都邮街广场修建了“精神堡垒”纪念碑。“精神堡垒”纪念碑的修建是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在1939年至1943年间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30]
作为“精神堡垒”广场的核心建筑，“精神堡垒”纪念碑由新运总会总务组美术股设计，底座有方台阶三层，六方台阶一层，四方台阶一层，台阶板面涂油漆，其中六方台阶板边水泥上浮堆精神总动员标语六条，四方台阶板边水泥上浮堆新生活运动标语四条。具体而言，建筑底座为八角式，分别写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中部呈圆柱形，面临民族路一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上面为五角状，临民族路一面绘有一大盾形标记，中间是蓝底红边，内有一指南针(即“新生活运动”会徽)。其余四方，分写礼、义、廉、耻四字。顶端周围为城堞式，中央设有一大深蓝色瓷缸，内贮酒精棉花。[31] “精神堡垒”纪念碑建成后，由于“其外表涂奶黄色，甚为鲜艳”，市民曾请求暂缓修建，“以免显示空袭目标”，并强烈要求涂改颜色。[32]因此，为躲避空袭，“精神堡垒”纪念碑被刷成黑色。
由于“精神堡垒”纪念碑的修建目的是为了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和新生活运动，因此纪念碑的建筑外形运用了隐喻、暗示、联想等手段来揭示出这一座建筑物与国民精神总动员和新生活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纪念碑四周显著地方镌刻的政治标语和政治口号，强烈地表达了国民政府坚定不移推行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动员运动的政治意图。“精神堡垒”底座上镌刻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和四方镌刻的礼、义、廉、耻四字，出自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四维八德，在蒋介石的宣传鼓动下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题，尤其是“礼义廉耻”更成为新生活运动力求达到的主要目标。早在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强调“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他讲道：“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我们全部生活，都合乎礼义廉耻……因为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机关，一个家庭，以至每一个人，要向上发展，要成功任何大小事业，都必须依据礼义廉耻的精神。”[33]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在后方推行新生活运动，作为陪都的重庆自然成为后方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在“精神堡垒”纪念碑镌刻上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国民政府显然是通过此举向重庆民众灌输新生活运动的理念，从而达到配合推进新生活运动的政治目的。至于在“精神堡垒”纪念碑三面镌刻上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政治标语，就是希望通过这座纪念碑构筑重庆市民抗战的“精神堡垒”，鼓舞民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因此，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全国慰劳总会及反侵略总会等四个机构通过修筑“精神堡垒”纪念碑，将国民政府的政治意图贯彻到纪念碑的设计当中，这体现了政治权力对“精神堡垒”广场的空间改造。
四、广场的会场布置、政要讲话与群众检阅
“精神堡垒”纪念碑建成后，“精神堡垒”广场成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政治集会场所，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此或举办国民月会，或举办庆典活动，或举办纪念活动，使得这一城市广场充斥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加速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这个新政治空间由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部分构成，物质要素主要包括“精神堡垒”纪念碑、会场中张贴的政治标语、悬挂的政要照片等，精神要素包括由政要的现场讲话形成的舆论氛围以及群众广泛参与检阅活动所形成的政治狂欢。应该讲，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对于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政治活动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首先对会场进行了精心布置，其中以张贴标语和悬挂政要照片最为醒目。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动员需要，十分注意发挥抗战标语的作用，尤其是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要求将抗战标语广泛张贴于会场的显要位置，以便对民众进行抗战动员。早在1940年12月，全国慰劳总会就在都邮街广场举行了慰问前方将士、荣誉军人、海外侨胞、敌后同胞，书写贺年信并签名的大会。广场上“悬有红底白字之标语四幅，一为‘鼓励前方将士，争取最后胜利’，二为‘鼓励荣誉军人，重上前线杀敌’，三为‘鼓励海外侨胞，加紧援助祖国’，四为‘鼓励敌后同胞，反抗敌伪到底’”。[34]1942年3月12日，为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要求重庆街道“悬挂横额大标语”[35]，标语中除了包括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标语外，还有反映纪念孙中山、鼓舞民众抗战、反对日本侵略内容的标语，如“纪念国父要奋发革命精神!”“纪念国父要奉行国父遗教!”“加强国民精神总动员争取抗战胜利!”“联合同盟友邦，打倒侵略势力!”等。[36]除了张贴抗战标语外，还在会场悬挂国民党政要的照片，突出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凸显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在1942年1月1日上午，重庆各界元旦大团拜暨国民月会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堡垒柱上悬国父遗像，暨刘主席、蒋委员长玉照，柱之四面书有慰劳忠勇将士、优待将士家属、尊敬荣誉军人及加强军民合作等标语，标语下亦有精神动员之口号，极为伟壮”。[37](见图1)1943年2月5日，陪都各界为庆祝中英、中美新约的签订，也决定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会场“大门张灯悬旗，四壁则满缀标语，主席台上鲜花一束，陈设甚为典雅，广场正中及精神堡垒前高悬同盟国旗迎风飘舞”。主办方此举的重要目的在于“向民众宣传，俾男女老幼得明了新约之缔成乃蒋委员长伟大人格之感召及本党领导正确之所致”。[38]在这些重要政治集会活动期间，“精神堡垒”广场内张贴的抗战标语和悬挂的国民党政要的照片，成为广场政治空间的重要物质要素。
为了扩大广场政治活动的影响，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人不仅出席活动，而且还现场发表重要讲话，对与会民众进行直接的政治宣传。1942年1月1日上午，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重庆各界元旦大团拜暨国民月会上，国民党政要亲临现场发表讲话，感谢陪都民众对抗战的积极支持以及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并鼓舞民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大会首先由全国慰劳总会会长谷正纲代表民众感谢抗战将士，并对行将出发的慰劳团团员表示欢送和敬意，他讲道：“陪都人民此次慰劳将士情形的热烈，足为人民对抗战将士感激的表现，亦足为军民合作全国团结的表现，由此可以奠定我们的胜利。”然后，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发表讲话说：“今日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提高，这完全是我们抗战将士挣来的，我们必须要感激他们，并要永远的感激他们。”慰劳团总团长居正则表示他“将把中央的德意和蒋委员长艰苦卓绝的精神带到前方去，也将把后方人民对于抗战将士的敬意带到前方去，更将把我国现在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告诉给前方的将士和人民”。[39]他希望全国人民的精神都能被动员起来，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以争取最后胜利。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的政治集会活动中，政要亲临现场并发表讲话，既表明了官方对集会活动的高度重视，又通过现场讲话对民众进行直接的舆论动员和政治引导，形成了抗战动员的舆论空间，从而有助于振奋民众的抗战精神和树立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王子壮就认为蒋介石于1942年10月10日国庆节亲临“精神堡垒”广场发表的演说有助于“改正”和“振作”当时“荒怠、豪奢、淫糜”的社会风气。[40]
在政治集会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广场还安排了民众检阅活动，让与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活动。1942年3月12日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精神动员三周年纪念活动中，群众检阅活动就十分隆重，“渝市党员、青年团员、童子军、义勇警察六千余人参加检阅，分列排列于柴家巷、天官街、都邮街”，检阅官为“吴铁城、陈立夫、张治中、谷正纲、刘峙、贺国光、吴国桢等二十余人”。[41]当天傍晚，精神堡垒广场人山人海，市民欣赏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纪念音乐大会，广场上“是数不清的电灯，是数不清的飘荡着的国旗，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和中央训练团军乐队的歌声和军乐，被扩音器，播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成千万人山人海的听众，都为之奋发，为之激动”。[42]1942年10月10日下午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典礼中，“三千个青年团员、一千个各机关团体的代表，排列在精神堡垒的四周。一万六千个防护团员、义勇警察、国民兵团、流浪儿童由林森路军委会门口一直排列到苍坪街口，与堡垒前面的人队伍排接。此外，都邮街、柴家巷、苍坪街等四条交叉着精神堡垒的街道旁，站立着数万民众”。[43]可以看出，官方通过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检阅活动，将“精神堡垒”广场变为政治狂欢的场所，调动了重庆各个阶层民众的抗战热情，从而也有助于增强抗战动员的效果。1943年6月14日下午，重庆各界约两万人参加了同盟国日国旗巡游活动，巡游活动从复兴关国民大会堂出发，经过两路口、观音岩，到“精神堡垒”广场，再到较场口广场散队。参加此次游行活动的陈克文就感慨道：“六年抗战，国民精神，多少总不免有些疲惫。巡行队的步伐声和高呼口号声，我可以看出，每一声音，每一动作，都直接打动了数十万观众的心坎，兴奋了市民的精神。这一次巡行实在作用很大。事后听说总裁也很为满意，参观之外国人有因此而再三惊叹中国伟大者。”[44]可见，在“精神堡垒”广场由群众检阅活动所构建的庆典空间进一步强化了“精神堡垒”广场的政治功能，从而加速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
五、广场的升旗仪式与民众国家观念的培养
在“精神堡垒”广场内举办的政治活动中，除了举办国民月会、政治庆典和纪念日活动外，升旗仪式也是重要的政治活动。早在“精神堡垒”纪念碑修建之前的1940年3月12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就在都邮街广场“建立旗台一座，观瞻宏伟”。[45] 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纪念碑由于系木质结构，长期受雨水侵蚀，威胁路人安全，重庆市工务局上呈重庆市政府请求拆除。1943年10月纪念碑被拆除后，在原址广场周边“砌建菱角石人行道，场内铺草，设置花圃，设铁栏杆，原竖旗杆，加建基座，藉以便利行人，休整市容”。[46]
“精神堡垒”纪念碑被拆除后，以旗杆代替原来的纪念碑，因此，1943年以后“精神堡垒”广场举办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十分庄严隆重，政要悉数出席。早在“精神堡垒”纪念碑落成前的1941年3月12日，为庆祝国民精神动员两周年，国民政府各机关首长及党、政、军、农、工、商、学、妇各界代表于早晨六时五十分齐集都邮街广场举行升旗仪式，都邮街广场被精心布置，“广场中心为旗台，台上矗立高大旗杆，场之周围缀有无数小型党国旗，柱外显得光辉灿烂，台下设主席台，四周为党政军青年商工农妇女各位次”。仪式开始后，“广场上参加人员，均齐肃立，第三炮时国旗在音乐声中开始上升，文职官员及民众齐致敬礼”。[47]之所以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据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负责人讲是“为鼓励全市市民，尊重爱国护国旗”。[48]
1942年12月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将“精神堡垒”广场移交给重庆市政府接管后，为加强对升旗仪式的管理，1943年7月6日重庆市政府将在“精神堡垒”广场升降国旗的提案提交重庆第190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并由重庆市警察局具体负责。为此，重庆市警察局专门制定了在“精神堡垒”广场升降国旗的五项具体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在“纪念日、国民月会、国父纪念周时，由本局督察处指定派员，主持升降旗仪式，本局音乐队准时前往奏乐。升旗时由保安大队，指派长警一队及该管防护团参加，降旗时由国民兵团整队参加”，升旗时间为“每年一、二、三、十、十一、十二月份，规定早晨七时升旗，下午五时降旗，四、五、六、七、八、九月份规定早晨六时升旗，下午六时降旗”。在升降旗期间实行交通管制，“东至聚兴诚银行前止，南至新生路与保安路十字交叉路点止，西至新运总会门前止，北至国泰电影院门前止，一律停止交通”。[49]
众所周知，国旗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政治符号，升国旗、奏国歌则是政府培养国民国家观念的重要举措。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由于四川地区较为闭塞，政局动荡，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民众普遍地方意识浓厚，国家意识不强。[50]全面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市民国家意识的强弱事关抗战大业的成败，而升国旗仪式则是培养民众国家观念的重要手段。蒋介石十分重视升降国旗仪式，多次电示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等规范升降国旗仪式。1943年9月20日，蒋介石又再次指示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要求市内各团体商号于纪念日悬挂国旗执行每日升降程序，“以后对于国旗升降时间，应由市府加以规定，并通令全市遵照实行，一面并由警察局切实纠正。尚有未照规定升降者，则应由该区警察所长或巡官负责”。[51]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重庆市政府规范了升旗仪式，对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则更加重视。鉴于“精神堡垒”广场存在“国旗颜色陈旧不堪”“堡垒上围旗杆过短有欠美观”等问题[52]，1943年8月29日，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徐中齐严令重庆第二分局更换陈旧的国旗，并加强了对“精神堡垒”广场的管理，规定“增设交通警，禁止市民擅入栏杆，以维清洁秩序”。[53]重庆市政府通过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不仅塑造了重庆城市“新都”的形象[54]，也有助于培养市民的国家观念。战后有人回忆在重庆生活的情景就认为“每逢精神堡垒处，升降国旗，必奏国乐，精神为之一振”，甚至建议上海市也仿效重庆，“在西藏路跑马厅路交叉处，现在圆型所在地，中柱一旗杆。早晚由市政府派警吹奏国乐，同时行升降国旗礼节”。[55]多年以后，目睹过升旗仪式的人对升旗的感受也还记忆犹新，湖北汉阳人谢中枢回忆起自己初到重庆看到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时的感受：当国旗缓缓升起，四周的行人车辆都停止行进，顿时喧闹变为肃穆，“我也肃立注目，一时激情涌动，胸腔起伏，眼眶都润湿了，不知是感情的凝聚还是感情的抒发，这种忘我的激情，只是一个流亡者为苦难的祖国，苦难的人民而引发，不属于其他”。[56]官方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升旗仪式，通过奏乐、升国旗、民众敬礼等一系列程序的操演，使在场民众的精神被洗礼，从而加强了民众的国家认同。因此，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也进一步加速了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
余论：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重庆抗战形象的塑造
战时重庆举办政治集会活动的主要城市广场除了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外，还有较场口广场、夫子池新运广场等。较场口广场是重庆市工务局于1941年开辟的圆形广场，该广场“为民权路木货街、中兴路、和平路及第三模范市场等街道集中之地，直径100公尺。场内建有六角形演讲台一座，以会民众集会讲演之所”。[57]离“精神堡垒”广场不远的夫子池新运广场，由于空间开阔，交通也较为便利，1943年以后取代了“精神堡垒”广场成为重庆举办大型政治集会活动的重要场所。[58]在政治集会活动期间，较场口广场和夫子池新运广场的四周同样张贴有醒目的抗战标语和对联旗帜[59]，而且国民党政要亲临现场发表各种抗战言论，对民众进行抗战舆论动员，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因此，战时重庆的较场口广场尤其是夫子池广场与“精神堡垒”广场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它们也演变成为国民政府用以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抗战士气的政治空间。
实际上，由于受地形和局势的影响，重庆城区不适合修建大型的城市广场，尤其是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位于交通要道，面积不大，不适合举办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加之“精神堡垒”纪念碑十分简陋，存在时间也不长。[60]这一切都制约了“精神堡垒”广场政治作用的发挥。尤其是1943年10月“精神堡垒”纪念碑被拆除后，广场被辟为街心花园，更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鉴于“精神堡垒”广场位置和场地的局限性，重庆工务局局长吴华甫就提议要求将市民集会改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因为“都邮街广场内之花草栏杆均已布置齐全，该场四周道路车辆往来络绎不绝，每遇公共集会，势须断绝交通且践踏花草，拆毁栏杆，修缮补充耗费甚大。较场口地位宽敞，并建有演讲台，堪供公共集会之用”。[61]不过，就是在此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出于抗战精神动员和培养国民国家观念的需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多次在“精神堡垒”广场举办大型政治集会，后又改成重要的升旗地点。官方运用政治权力改造了这一空间，不仅向民众宣传了抗战，也塑造了重庆城市的抗战形象。
众所周知，作为战时中国首都，重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战时中国的代名词，战时重庆的城市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战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重庆遭受日机长期频繁的轰炸，但重庆民众并未屈服，反而更加同仇敌忾，通过各种反轰炸斗争，树立起了坚不可摧、愈炸愈奋的抗战形象，重庆亦成为战时中国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62]就“精神堡垒”广场而言，在官方的组织下，重庆各阶层市民聚集在广场参加政治庆典、节日纪念、升旗仪式等活动，“精神堡垒”广场被赋予重要的精神内涵，即它代表战时重庆市民屹立不倒、奋发顽强的精神，从而塑造了重庆坚韧不拔、顽强抗战的城市形象。时人认为节日期间的“精神堡垒”纪念碑“象征了中华民国倔强的人格”[63]，“代表着中国人民坚强的爱国心，不可屈服的爱国意志”，看到精神堡垒，“便联想起伦敦特拉法尔加方(广)场”，重庆与伦敦较为相似，“这两个国都都有政治中心而兼商业中心，同样经过猛烈轰炸而屹立不动”。[64]如果说重庆是战时中国坚持抗战的精神堡垒，那么“精神堡垒”广场则既是战时中国坚持抗战的精神象征，也是战时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重要物质载体。总之，以“精神堡垒”广场为核心的重庆城市广场成为战时重要的政治空间，不仅推动了战时重庆城市发展，支持了中国抗战大业，而且成为重庆市民和旅居重庆外地人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65]，其深远影响持续到现在。[66]
注释
本文为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重庆公共空间、市民日常生活与抗战动员(1937—1945)”(SWU150939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提交2017年5月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世界史中的中国城市史”工作坊，感谢香港大学李培德先生的建议。此外，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艾智科研究员代为扫描历史照片。
[1] 关于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动员体制之研究成果，参见段瑞聪《蒋介石与抗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之构建》，《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第34页。
[2]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郭辉《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与“抗战精神”话语的建构》，《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中州学刊》2015年第6期;《抗战时期民族扫墓节与民族精神的建构》，《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周游：《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西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
[3] 目前已有学者关注中国城市广场的政治功能，如巫鸿、洪长泰等著名学者专门研究了1949年以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功能。洪长泰：《北京的新政治广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54期，第211—221页;《空间与政治：扩建天安门广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73页。
[4] 从历史学角度对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广场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阙如，少有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建筑学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谢璇在研究战时重庆旧市区城市空间改造问题时，从建筑学角度简要分析了重庆街道名称和“精神堡垒”纪念碑的政治含义，但该书受原始资料和研究主题的限制，并未就此问题深入分析，也未分析“精神堡垒”广场修建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广场上举行的各种政治集会活动及其影响等问题。谢璇：《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4页。
[5] 杨世才编：《重庆指南》，重庆书店1938年版，第5页。
[6] 《九年来之重庆市政》，重庆市政府秘书处1936年编印，第6页。
[7] 《九年来之重庆市政》，第7页。
[8] 《十五年八月至十六年七月工务报告》，《重庆商埠月刊》1927年第7期，第5—6页。
[9] 《九年来之重庆市政》，第55—56页。
[10] 贺伯辛：《八省旅行见闻录》，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5页。
[11] J.E.Spencer， “Changing Chunking：The Rebuilding of an Old Chinese City”，Geographical Review，Vol.29，No.1(Jan.，1939)，p.50.
[12] 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2册，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157页。
[13] 1938年至1944年间，日机轰炸重庆8934架次，投弹约12723枚，毁坏房屋建筑15450幢。《历年来重庆市区空袭损害统计表(1945年2月)》，唐润明主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上册，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14] 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15] 黄克明编：《新重庆》，新重庆编辑社1943年版，第5页。
[16] 司马吁：《重庆客》，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17] 王世杰记载：1939年日机的五三五四轰炸，重庆市区受灾户达七千余家，死亡者达三千余人，伤亡共达五千余人。《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80页。
[18] 《重庆市长吴国桢上呈行政院关于开辟都邮街广场的呈文》(1940年2月13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工务局档案，0067-0004-0024-0000-0049，第2页。
[19] 《重庆工务局上呈重庆市长吴国桢关于检送办理开辟都邮街广场及改直马路情形的呈文》(1939年12月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20-00468-0000-033-000，第1、7、10页。
[20] 《重庆市长吴国桢上呈行政院关于开辟都邮街广场的呈文》(1940年2月13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工务局档案，0067-0004-0024-0000-0049，第2页。
[21] 《重庆市工务局上呈重庆市长吴国桢关于原有及加宽后都邮街广场及改善路线计划平面图的呈文》(1940年10月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20-00468-012-0049，第2页。
[22] 《重庆工务局致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检送都邮街广场所征用地域面积的公函》(1941年1月1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财政局档案，0064-0008-00944-0000-0062-000，第1页。
[23] 吴济生：《新都见闻录》，光明书局1940年版，第11页。
[24] 谢璇：《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第68—69页。
[25] 蒋介石：《电勉国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1939年3月12日)，《总裁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训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9年编印，第3页。
[26]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27]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工作配合与改进意见纲要》(1939年4月)，唐润明主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册，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
[28]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致重庆市政府关于核查都邮街广场建筑精神堡垒情形的公函》(1941年12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20-00412-0000-001-000，第1页。
[29]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致重庆市政府关于核查都邮街建筑精神堡垒情形的公函》(1941年12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20-00412-0000-001-000，第1页。据战时曾任记者的陈兰荪回忆，“精神堡垒”纪念碑是由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创议修建的。重庆在1939年5月3日和4日遭到日机轰炸，城市破坏严重。吴国桢认为除了要加强空防外，对内要振奋民心士气，树立长期抗战的斗争精神，并提出在敌机轰炸最厉害的地区，建筑一个能够体现全民抗战形象的“精神堡垒”，地点选定都邮街周家院子的旧址。陈兰荪：《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湖北文史》第75辑，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3年编印，第153页。
[30] 《国民公报》社：《四年来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唐润明主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册，第451页。
[31] 俞仲文：《“精神堡垒“的由来》，《重庆文史资料》第18辑，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编印，第137—139页。
[32] 《重庆工务局致重庆警察局关于伪装或涂黑都邮街广场精神堡垒颜色的公函》(1942年1月28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20-00412-0000-006-000，第1页。
[33]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讲演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4年编印，第25页。
[34] 《加紧抗战迎新去旧新年寄予海内外渝贺新年信运动今日签名》，《中央日报》，1940年12月22日，第2版。
[35] 《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纪念大会程序》，唐润明主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册，第405页。
[36] 《国民精神总动员三周年纪念标语》(1942年3月)，唐润明主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上册，第406页。
[37] 《各界元旦大团拜，亦举行国民月会》，《国民公报》，1942年1月2日，第3版。
[38] 《陪都各界庆祝中英中美新约订立筹备会议议程》(1943年2月)，重庆档案馆藏，国民党重庆市执行委员会档案，0051-0002-00647-0000-041-000，第6、2页。
[39] 《陪都各界盛大庆祝元旦，精神堡垒前欢送慰劳团》，《中央日报》，1942年1月2日，第3版。
[40] 《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7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524页。
[41] 《精神长城：动员三周年纪念，六千人参加检阅》，《新民报》，1942年3月13日，第5版。
[42] 《纪念日傍晚精神堡垒广场造成空前盛况》，《中央日报》，1942年3月13日，第2版。
[43] 《精神堡垒前稀有之盛典》，《新民报》，1942年10月11日，第2版。
[44] 陈克文著，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第766—767页。
[45] 《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致重庆市政府关于核查都邮街广场建筑精神堡垒情形的公函》(1941年12月20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20-00412-0000-001-000，第1页。
[46] 《重庆市工务局上呈重庆市政府关于报送精神堡垒危险并对其改建的呈文》(1943年10月29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20-00412-0000-032-000，第1页。
[47] 《陪都纪念精神总动员，狂热情绪震撼山城》，《国民公报》，1941年3月13日，第2版。
[48] 《今晨三大炮为号，精神总动员大会高揭于陪都上空》，《新民报》，1941年3月12日，第3版。
[49] 《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唐毅上呈重庆市长吴国桢关于报送督邮街精神堡垒升降国旗办法的呈文》(1943年7月9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02-00751-0100-060-000，第1页。
[50] 相关成果参见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与互助：1936年〈川行琐记〉风波》，《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1] 《蒋中正手令及批示(三)》，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00002112A，第19、61—62页，转引自张瑾《“新都”抑或“旧城”：抗战时期重庆的城市形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52页。
[52] 《重庆市长贺耀祖训令重庆市警察局整饬精神堡垒》(1943年8月1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警察局档案，0061-0015-04124-0000-001-000，第1页。
[53] 《重庆警察局长徐中齐训令第二分局总务科整饬精神堡垒》(1943年8月29日)，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警察局档案，0061-0015-04124-0000-001-000，第7—8页。
[54] 参见张瑾《“新都”抑或“旧城”：抗战时期重庆的城市形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51—152页。
[55] 蒋雨青：《贡献小意见三则》，《申报》，1946年1月24日，第4张。
[56] 谢中枢：《烽火岁月负笈行》，《汉阳县文史资料》第6辑，1991年印，第140页。
[57] 重庆市档案馆编：《四年来之重庆建设》(1942年)，《档案史料与研究》2001年第1期，第49页。
[58] 在1943年元旦活动中，夫子池新运广场举行庆祝开国纪念大会活动，“由刘总司令峙、贺市长耀祖、杨主任委员公达、贺司令国光(黄彪波代)、康议长心如、周理事长懋植等任主席团，奏乐行礼如仪后，即举行团拜式，主席团与大会全体互行一鞠躬礼，即大会全体相向互行一鞠躬礼，旋由贺市长宣读国民公约，全体循声朗读，继由杨主任委员宣读蒋委员长通电实施限价办法后，当由刘总司令峙主席，致开会词”。《渝庆祝元旦，新运模范区盛会，各团体踊跃参加》，《中央日报》，1943年1月2日，第3版。
[59] 在1941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纪念大会中，夫子池新运广场主席台正面张贴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六大旗帜”。《陪都纪念精神总动员，狂热情绪震撼山城》，《国民公报》，1941年3月13日，第2版。1944年8月14日，为纪念全国国民兵团第三次献机典礼，在夫子池新运广场贴有“奋战万捷、怒断三岛平、势绝日暮穷途”等对联。《昨日空军节，陪都各界热烈庆祝》，《新民报》，1944年8月15日，第3版。
[60] “精神堡垒”纪念碑被拆除后，重庆市政府一度计划重建“精神堡垒”，并已设计好图纸，拟定于1943年10月10日动工，12月25日前完工。新“精神堡垒”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内容主要为：纪念碑基层为五级台阶，象征五权宪法，石梯上有四根大圆柱，象征礼义廉耻，柱上端有相连的三环，象征三民主义，柱子顶端放置地球，象征世界大同，最高竖立一面国旗，下边有阵亡将士纪念碑。(《中央社讯：“精神堡垒”双十节后动工兴建》，《新华日报》，1943年10月7日，第3版)由于经费困难等原因，这一设计并未付诸实施。
[61] 《重庆市工务局长吴华甫在重庆市参政会上提出的关于市民集会拟请改在较场口广场举行的提案》，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0053-0004-00023-0000-048-000，第1页。
[62] 参见张瑾《“新都”抑或“旧城”：抗战时期重庆的城市形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55页;潘洵：《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王学振：《再论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城市形象塑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82页;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in China，“THE TOUGHNESS Of CHINA：STOICISM IN CHUNGKING”，The Times (England)， Jul.2， 1941，p.5。
[63] 董镜桂：《特写陪都》，青年图书社1944年版，第14页。
[64] 潘太风：《车·船·轿·步》，《旅行杂志》第19卷第1期，1945年，第37页。
[65] 战时大量外地人旅居重庆，而“精神堡垒”广场往往成为他们记住重庆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有人战后就回忆道：“精神堡垒就是从前的大十字，它比南京的新街口广场略小，蒋主席曾在这里接受全市市民的欢呼。现在这里每天举行早晚两次的升降礼。”(卜少夫：《忆重庆》，《申报》，1946年5月5日，第1张)战后有人作一漫画，画名《溜达在南京新街口，恍惚在重庆精神堡垒下》，画面显示一穿中山装公务人员途经南京新街口广场孙中山雕像前时，勾起了他对重庆“精神堡垒”广场的记忆。黑流：《漫画南京：溜达在南京新街口，恍惚在重庆精神堡垒下》，《华侨先锋》还都复刊第1号，1946年9月，第31页。
[66]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重庆各界人士决定在“精神堡垒”纪念碑原址上修建钢筋混凝土的抗日胜利纪功碑，该纪念碑于1946年12月动工，次年8月落成。1950年10月，抗战胜利记功碑改称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成为现在重庆城市的重要地标性建筑。具体内容参见庞国义《不能忘却的“精神堡垒”》，《红岩春秋》2015年第6期，第26—27页。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谭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20 1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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