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山：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实施
2022-10-30 09:29:0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围绕八路军的作战原则问题曾有一定讨论。平津沦陷至1937年9月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主张以游击战为主，但朱德等前线将领倾向于以运动战为主，并在平型关战役中组织实施了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后，随着毛泽东对运动战转趋积极，朱德等将领遂指挥八路军主力在忻口和娘子关战场广泛开展了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与此同时，对于前后方一致认同的游击战，八路军始终都在以部分兵力开展。八路军之所以在太原会战期间执行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主要是根源于对日作战的客观现实，而对这一现实的不同观察，则是中共领导人产生不同看法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八路军 太原会战 运动战 游击战 平型关大捷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游击战对日作战原则，是中共及其军队得以在全面抗战时期发展壮大，并在对日作战中取得较多战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一原则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在对日作战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复杂诡谲的国、共、日博弈和变幻莫测的战场形势，实际上经历过数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发生于全面抗战初期。当时，围绕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原则问题，中共领导人之间曾有过较多讨论。概言之，毛泽东等人主张游击战，而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等人不仅主张游击战，也强调运动战。关于这一问题，近年来学界已有关注，而且对双方主张的内容、不同主张背后的考量以及分歧弥合的过程均有细致探究。这些研究对于揭示中共游击战主张的提出、讨论与确立的过程，以及中共领导人为之所做的努力，有着重要意义。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尚存在深入讨论的空间，如双方主张的异同点和毛泽东态度的发展变化等。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这一分歧对此时八路军作战行动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国共双方史料的爬梳，在系统梳理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行动，以便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检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
一、 游击战的提出与中共内部的讨论
1936年7月16日，全面抗战尚未爆发，毛泽东在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等问题时提出，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中国军队要获得胜利，就必须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后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即“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倡的作战原则也以运动战为主。
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等通过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红军担任平绥线方面国防，但红军特长在运动战，特别是配合防守之友军作战，并愿意以一部分兵力深入日军后方作战。7月28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中共代表，强调红军主力出动后将集中作战，不得分散，并愿担负绥远方面的国防任务。也就是说，直到1937年7月28日，中共所主张的对日作战原则均为运动战，而反对进行阵地战。至于分散游击，仅是以一部分兵力进行。
平津沦陷后，情况发生变化。8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表示，依据目前敌我情况，红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这既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兵力作战。8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游击战应以红军和其他适宜的部队负责，为适应游击战，兵力“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红军在现阶段应向平绥线和平汉线方面的日军实行“侧面的游击战”。至此，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构想已经改变为分散兵力的游击战。对于这一主张，朱德和周恩来等复电表示，应“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点与优点。红军出动之后，为减少消耗，可主要在日军侧面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与毛泽东不同，朱德等人认为红军出动之后不仅要实行游击战，也应开展运动战。从具体行文来看，运动战的成分甚至还要多一些。
或受此影响，毛泽东对作战原则的表述也做出一定修正，称红军应“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从侧面袭扰和打击日军。所谓游击运动战，在游击战之外，应包括运动战。只不过“游击运动战”相较于朱德等人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毛泽东的着眼点可能更多地还在于游击战。所以，在之后中共的内部会议上，他还是强调，红军应当实行分散兵力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集中兵力的作战。8月18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训令中也指出，为发挥红军特长，应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为适应游击战，应根据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确，即红军出动之后实行游击战。
在1937年8月22—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专门就统一党内对作战原则的认识进行了讨论。会上，毛泽东对当时国、共、日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他指出，日军目前主攻方向是华北，特别是山西和绥远，而红军“技术贫弱”，甚至在数量和技术方面还比不上国民党军队;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一方面抗日统一战线正在建立中，另一方面国民党也始终在限制和破坏我们。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为争取持久战，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红军的战略方针，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可概括为：“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军出动后，应以“创造根据地”为首要任务，然后才是“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和战略上“配合友军作战”。
朱德的意见是，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日军武器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红军可以利用群众和地形方面的有利条件发展游击战争。周恩来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并主张可在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任弼时表示，“要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我们的部队”，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彭德怀指出，红军在战术上应很谨慎，但在胜利把握较大之时，可集中优势兵力袭击日军。因而，“运动战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
通过分析以上主张可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基于新的国、共、日情况，认为红军出动后主要实施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的山地游击战，集中兵力的运动战处于辅助地位。朱德和周恩来等人为保存和发展自身力量，并不反对开展群众工作，实施游击战。在运动战方面，朱德等人并不认为其只是处于一种辅助地位，他们承认日军的武器优势，但也指出可以利用其战斗经验不足等因素，集中兵力对其作战。正因为各领导人对运动战的实施存在微妙差异且未及充分讨论，故在会后八路军陆续开赴华北前线的情况下，前后方围绕这一问题仍有较多沟通。
洛川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的会议上指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山地游击战，组织义勇军和创建根据地。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解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包括根据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以及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等。与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前线将领的关注点多为集中作战。8月30日，朱德等致电毛泽东提出，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师均应向涞源等地集结，“小部向张家口北平游击，主力相机侧击向大同及保定前进之敌”。9月15日，朱德和任弼时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建议一一五师以一个营赴蔚县和广灵以北的山地，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主力集结于灵丘和阜平等地，相机行动;一二〇师可先向阜平集结，将来转到蔚县和涞源以北的山地，向平绥线发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一二九师在解决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后，应尽快开赴前线。从作战地域来看，朱德等人的意见是已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均应集中于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带;从作战原则来看，则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
9月16日，毛泽东复电指出，鉴于日军将占据以五台县为中心的晋东北，八路军三个师已经失去在此地集中的可能，也无此必要。他建议改变部署，仅留一一五师于晋东北，不利时可逐渐南移;一二〇师改向晋西北，活动于吕梁山脉等地的北部;一二九师改向晋南，活动于太岳山脉。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将领，对其主张做进一步阐释称，华北日军进攻太原的主力约三个师团，而丧失锐气的国民党军无法从根本上破坏日军作战计划，故八路军于战略上要在日军的翼侧“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同时指出，为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以及扩大红军，应改变将八路军集中于恒山山脉一地的部署，而将部队分散配置于晋西北、晋西南与晋东南等地区。
在毛泽东这封电报发出后的次日，彭德怀即电告其对局势的看法及八路军部署的意见。在彭德怀看来，“应尽力争取山西相当持久”，以便发动和组织恒山山脉等地的群众。为此，一一五师应前进至灵丘和涞源以南地区，相机侧击日军;一二〇师及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应开赴阜平和五台等县以西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一二九师在解决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后，应速赴晋西北，并以小部分兵力向绥远方面开展游击战争。该电表明，彭德怀对战局的估计较毛泽东乐观，故倾向于将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集中于晋东北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而由一二九师开赴晋西北。此外，若将该电与1937年9月15日朱德和任弼时致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相较则能够发现，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将领虽然都准备将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使用于晋东北，但具体的活动区域其实存在细微差别。
收到这封与自己主张不完全契合的电报，毛泽东很快回电，开头即是询问，“我十七日战略长电，你收到否”，接着便重申对山西战局的看法，“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坚持一二〇师不应再去晋东北，而应尽快转进至晋西北，将来一二九师可与一一五师靠近，活动于晋南的太岳山脉。于毛泽东而言，山西战局无持久希望，故其部署均在于分散兵力，发动群众，为日后的持久抗战积蓄力量。
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部分调整了此前的部署：一二〇师主力向左云县方向袭击，发动晋西北等地群众，王震率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开赴五台县东北地区，适时参加战斗，并着手开展群众工作;一一五师陈光旅位于上寨镇附近，经常以少量兵力袭扰灵丘、涞源地区的日军，徐海东旅位于阜平东北，准备随时协助陈光旅作战;一二九师将来至正太路以南，开展太行山脉之群众工作。朱德和彭德怀等人对游击战的强调以及改变此前八路军两师集中晋东北的部署——仅留一一五师于晋东北，派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一二九师至晋南，使得前后方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致。不过，他们从日军“后方联络线延长，现有兵力疲劳”的情况判断，此时依然存在山西持久战的可能性，故在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七一七团的战术上，还是以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为主。
综上可知，中共关于对日作战的原则基本以平津沦陷为分界点。在此之前，一般的意见均是开展与阵地战相对的运动战，在此之后，则出现两种有着微妙差异的主张。出于对山西战局的悲观估计，毛泽东等人提出以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为主。朱德和彭德怀等人并不反对这一有利于保存和发展红军的作战原则，但因对山西战局的估计较毛泽东乐观，他们更多时候还是着眼于集中兵力的运动战。而且，这一不同看法在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依然存在，故在后者的作战行动上有较多体现。
二、 运动战的典型：平型关大捷
毛泽东和部分前线将领虽在作战原则的问题上始终未完全达成一致，但毕竟军情紧急，加上八路军开赴前线之后即受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且后者常以军令加之，所以，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山西战局持久，朱德等人很快率领所部开展了相应的作战行动。
1937年9月上旬，周恩来、彭德怀就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等问题与阎锡山举行会谈。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准备实施平型关战役，阎锡山于战前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繁峙等地布置口袋阵，由八路军共同参与防守。周恩来同意这一计划，但同时指出八路军将以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其作战。彭德怀进一步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对于周恩来和彭德怀的上述主张，阎锡山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和彭德怀的主张不难看出，中共前线领导人和国民党第二战区议定的八路军作战原则包括：不参加正面阵地战，但允诺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并要求实施发动群众的游击战。
根据会谈结果，国民党第二战区对八路军的作战任务规定如下：“第十八集团军到达后，应进出灵丘、蔚县附近，威胁敌之侧背，以使进攻之敌不敢孤军深入。在敌我决战时期，该军应向敌侧背实行猛扑，以期我军确获战捷。”9月13日，国民党第二战区调整部署，电令八路军“由沙河以东地区，向灵丘方面急进”。
9月14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致电朱德等并转毛泽东，报告他已将三四三旅和师直属部队集结于大营镇，准备待日军进攻平型关时相机攻击日军侧后方。9月16日，毛泽东复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接电后，林彪仍坚持原议：“我意不只陈旅应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徐旅亦应以同样任务而靠近陈旅，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任务。”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林彪的主张，但指出这种集中兵力的作战只是暂时的。在毛泽东看来，太原和整个华北战局都是“危如累卵”，难以持久，故其此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八路军应实行自己擅长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因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而且“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所以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此前坚持八路军主要进行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但也承认有条件下的集中作战，这里则几乎将二者对立起来。应当说，这一主张既是毛泽东基于华北战局“危如累卵”认识下的产物，也是其游击战主张内涵短暂变化的重要标志。由于对战局的不同认识，朱德等将领的主要关注点还是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作战，以争取山西战局持久。换言之，他们并不认为集中打仗毫无结果。
就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的同一天，周恩来、朱德与阎锡山再次举行会谈。会上，阎锡山同意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周恩来和朱德则重申“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会后，阎锡山于9月23日致电朱德，称：“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团兵力，明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据此，朱德与彭德怀致电林彪等，令一一五师“应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并于同日将这一作战部署电告毛泽东等人。
9月24日，国民党第二战区与一一五师进一步商议作战计划，最后确定由一一五师在日军后方攻击，并以东河南、蔡家峪为目标。同日稍晚，一一五师便“对东河南及蔡家峪已各派出一个团，关沟附近控制一个团，并派教导营向灵丘、广灵推进”。次日，一一五师按照预定计划对行进至蔡家峪、老爷庙和小寨的日军后卫和辎重部队发动攻击，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役一一五师集中三个团以上兵力参战，其作战原则显然是运动战，而不能被视为游击战。在战斗进行过程中，朱德等于中午12时将一一五师作战概况电告毛泽东。9月26日，在阵前指挥的林彪等致电毛泽东等，详告平型关战斗计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军用汽车七四辆，炮一门及其他军用品甚多”，而我军伤亡约三四百名。
平型关大捷当天，毛泽东在未收到林彪26日的战况详情报告之前曾致电朱德等，就华北作战战略发表意见。他认为，国民党军目前的作战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势下”，决难持久。为此，他要求“将晋东北红军全部暂时按兵不动，隐蔽目标，不去惊动敌人”，在“保定及晋北决战中，红军发挥战略上的作用”，在确认日军后方兵力极少且十分空虚之时，再向其侧后袭击，若现在“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很明显，至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对山西战局的判断依然保持悲观态度，并不赞成八路军集中兵力对日作战。然而，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的作战事实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集中兵力作战也可能在避免较大消耗的情况下有所作为，故毛泽东在9月26日收到林彪的捷报之后，逐渐改变了对运动战的态度。9月2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虽依然认为长城抗战是暂时的，现在的根本方针还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但也主张“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从“集中打仗毫无结果可言”“按兵不动，隐蔽目标”到重新承认可实施“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应当可以看出毛泽东态度的微妙变化。
在此之后，国民政府为保卫太原，积极备战，除调卫立煌四个半师入晋，与晋绥军布防忻口之外，阎锡山还将所属10个团交给朱德和彭德怀指挥，使毛泽东对国民党军的抗战决心产生了新的认识。而且随着作战的深入，毛泽东对日军兵力也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如前所述，毛泽东曾判断日军将以主力约三个师团进攻太原，但至10月6日，其在致朱德等人的电报中转而指出，日军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一个师左右”，且已经陷于我军的包围当中。基于这些对国民党军和日军新的认识，毛泽东对山西战局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为此，他主动提出以“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并准备为此付出相当数量的减员代价。毛泽东对运动战的积极态度，使其与前线将领在作战原则的认识上接近许多，故在这份电报结尾，他向后者强调，“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六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
毛泽东对运动战的积极态度一直持续到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在此期间，其不仅不再认为集中打仗与群众工作不能并举，而且对前线将领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张一般均表同意。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表示，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路不被日军攻占，坚持华北持久抗战，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等部主力应配合国民党军向日军侧后袭击，破坏交通。10月25日，毛泽东再电朱德等，指出一一五师陈光旅和徐海东旅主力均应南下，使用于正太路方面;一二〇师七一七团应转移至雁门关地区，截断该地交通，并配合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指挥的雁北支队作战。10月27日，毛泽东又一次致电朱德等，重申关于一二〇师七一六团和七一七团的使用意见：主力袭击铁路沿线，以一部分兵力开展群众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与前线将领在运动战上的契合，亦是八路军在随后忻口战役和娘子关战役中积极作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平型关战役进行之际，朱德等前线将领向八路军各部发出训令，要求立即动员并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当中，并在我军占领地区，独立自主地开展群众工作。为群众工作顺利开展，该训令还对各部的活动区域做了相应规定。这些部署，使毛泽东的游击战主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故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26日致电八路军各部指出，朱德等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毅力，坚决为这一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
为将游击战真正发动起来，朱德等人此后又做了更为细致的指示。9月28日，一二〇师决定，由宋时轮率七一六团第二营和团侦察连组成的雁北支队，挺进朔县日占区开展游击战;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等率700余人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岚县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9月29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要他“在指定区域内加紧工作，在最短期内将群众发动起来，每三天将工作情形电告一次”。9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命令罗荣桓率一一五师部分兵力“在阜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以上部署揭示两点：其一，前后方一致认同的游击战主张在华北前线得到了切实贯彻;其二，八路军实施的游击战，还仅仅是以部分兵力负担，这意味着游击战尚未成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原则。
由上可知，八路军开赴前线之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坚持以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为主，甚至一度提出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但是，部分前线将领对山西战局的估计较毛泽东乐观，所以为争取山西战局持久，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初到前线的八路军还是以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为主，并取得平型关大捷。受此影响以及对国民党军和日军的新的认识，毛泽东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对八路军实施集中兵力的运动战持一种积极的态度。而八路军总部亦未放弃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将之作为前后方一致认同的作战原则，着手以部分兵力去实施此项工作。
三、 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忻口战役与娘子关战役
平型关战役之后，国民党第二战区又相继组织忻口战役和娘子关战役，继续对八路军下达作战命令。而随着毛泽东在1937年9月底转而对运动战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朱德等前线将领遂指挥八路军各部在日军侧后积极活动，并取得较大战果。
1937年10月5日，周恩来与国民党第二战区主要将领商谈忻口战役作战计划时提出，位于忻口阵地两侧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将在国民党军出击的同时袭击日军侧后，并得到对方的认可。当天，周恩来将该作战计划电告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根据会谈结果，国民党第二战区对八路军的作战任务做出如下规定：“以十八集团军之林、贺各师，分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实行包抄，并截断敌后方联络线，以使主力之作战容易，并派有力之一部，由马兰口方面相机威胁敌之右侧背。”在具体的兵团部署中，以一一五师与国民党军三个师为右翼军，统归朱德指挥，在五台山等处占领阵地;以一二〇师与国民党军两个师又一个旅为左翼军，统归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在黑峪村等处占领阵地。
基于上述作战部署以及日军、国民党军的情况，朱德、彭德怀于1937年10月6日致电八路军各师主要将领，要求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各部侦察敌情地形，切断交通，配合国民党军袭击进攻之敌，并尽可能于11日以前完成各项准备。关于一二九师，朱、彭二人亦于10月6日致电毛泽东，建议将该师主力调赴晋北五台县，相机协助一一五师作战，太行山脉的群众工作改由该师教导营负责。毛泽东最初设想虽是一二九师主力开赴晋东南，但在接到前方这一意见后，也很快予以同意。10月12日，周恩来也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等，建议由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截击日军后方，配合忻口中路的国民党军作战。如果战况激烈，一一五师亦应投入战斗。对此，毛泽东于10月14日复电同意。上述前后方往来电文再次表明，在1937年10月中上旬，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在集中兵力对日军作战这一点上能够保持相对的契合，而这也是后来八路军在日军侧后积极活动的政策保障。
在总体作战部署之下，国民党第二战区在随后的具体战斗中又向八路军下达了细部指令。10月10日，阎锡山为解原平之围，电令朱德指挥的右翼军以一部兵力趁中央军与日军激战之际，前进至阳明堡方面，截断日军归路。接电后，朱德以一一五师“一部进出苏龙口，一部渡滹沱河，袭击繁峙日军，一部经中解村由田村渡河袭击代县日军”。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此次袭击未获成功，但攻击部队“仍进至繁峙、代县间截断敌后交通线”。此后，为减轻忻口正面战场主力作战的压力，阎锡山又指示“左右两集团军积极向敌后活动，阻敌增援”。10月13日，朱德与彭德怀电令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等，要求其由崞县等地袭击大牛店日军的侧背，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接电后，张宗逊部即攻占大牛店，并“袭击进攻忻口的日军的翼侧”。
10月14日，阎锡山致电朱德称，进攻忻口的三路日军已被击溃两路，未被击溃的中路日军仅余数百人，在此情况下，你部应对“增援之敌负责阻止，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于是，朱德等电令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分两路出击，一个团进攻团城口，彻底破坏该地交通，截击往来车辆，另一个团以主力在沙河镇南岸地区构筑工事，以保障沙河北岸部队的安全，并相机协助袭击日军。在日军突破忻口阵地，进逼太原之时，朱、彭二人电令一一五师徐海东等，要求以六八七团主力袭击前进之日军，破坏道路。
当忻口战役正酣之时，日军第二〇师团等部沿正太路进攻娘子关。面对新的敌情，朱德等很快调整部署，命令原计划使用于晋北忻口的一二九师陈赓三八六旅主力转进至娘子关方面，配合国民党军袭击日军侧翼，并以一部向井陉等地游击。10月14日，国民党第二战区亦直接电令朱德，要求一二九师主力速至阳泉，归娘子关战场总司令黄绍竑指挥。10月20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到达阳泉，22日晚，按照黄绍竑的命令，进占娘子关以南的马山村地区。10月24日，朱德与彭德怀电令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为阻击沿正太路西犯日军，该师三八六旅应以小部队在平定县七亘村等地采取运动防御，破坏公路;主力则集结于七亘村东南地区，“袭击敌之侧背及后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徐向前所率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应于26日由晋北五台县南进到平定东南地区，归还一二九师建制。
10月27日，因娘子关方面战局渐趋不利，阎锡山遂复电令“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着一一五师(欠一旅)及一二〇师速开往阳泉归黄副司令长官指挥”。接令后，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旅很快赶至正太路方面参加作战。10月29日，彭德怀与林彪指挥陈光旅及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进攻“由平定南白家掌西进之敌”，并部署一二九师陈赓旅“配合作战”。11月3日，阎锡山再次致电朱德，指示八路军应以“主力牵制晋东方面之敌，并广为破坏交通，极力迟滞日军西进”。为此，朱德等致电林彪、刘伯承，提出一一五师主力应加紧对广阳等地日军的侦察，如日军西进，陈光旅应积极阻击。一二九师除以小部向昔阳阻击日军外，主力应迅速与一一五师靠拢，并利用广阳等地有利地形，争取消灭进犯日军。
八路军的上述作战行动显示，朱德等将领对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军令大多予以遵行，采取的作战原则也以运动战为主。不过，此种集中兵力配合国民党军的作战，既不是无条件服从国民党的一切命令，也不是不顾敌我力量对比和战斗消耗盲目打大仗和硬仗。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在总结作战经验时即表示，我军在过去从未遇到过像日军这样有战斗力的敌人，故在现有兵力与装备条件下，基本上应以袭击日军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目前我军“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的方法”，而“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忻口战役前，针对阎锡山等提出调一二九师参加忻口阵地战的意见，周恩来说明八路军在正面决战中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故应给一二九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其能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日军。1937年11月4日，朱德等致电八路军各师军政首长，明确指出作战形式“以袭击、夜袭、伏袭、破坏公路、打敌车马运输队、尾敌追袭为主”。因而，确切来说，八路军在此期间的作战，更多地应为袭敌扰敌、破坏交通、阻敌增援等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而不同于平型关战役期间进行的集中大规模兵力的“大仗”。
不过，在主要进行运动战的同时，八路军也未放松游击战。忻口战役之初，朱德等即对群众工作发出指示，在持久抗战中发展和壮大自身是特别重要的任务，故各师应在两三个月内，在补充缺员之外，还须设法组建两个步兵团。为实现这一任务，各师应抽出大批干部组织强有力的工作团进行扩红、组织游击队以及创立根据地等群众地方工作。10月6日，朱德和彭德怀在下达作战任务之际，要求各兵团在“原划定之地方工作区，应照前规定加紧工作，不得因战争而废弃”。10月24日，朱德等致电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指示该师主力在进行作战的同时，师直属队须“在昔阳、和顺两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本身力量”。
11月4日，朱德等根据山西战局的最新形势，致电八路军各师师长，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除深入开展晋东北、晋西北群众工作，造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外，应以一切努力，发动和组织晋东、晋西群众，建立根据地，组织游击队，扩大本身，同时准备随时阻扰、截击、侧击敌人，以配合主力作战”。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朱德做出的具体部署为：一一五师陈光旅和师部在辛兴镇、寿阳县等地开展群众工作，主力占据和顺县西北等地区，杨成武团主力袭扰沾尚镇等地西进之日军，徐海东旅任务不变;一二〇师教导团在太原失守时破坏离太公路;一二九师主力与一一五师靠拢，准备相机协同该师陈光旅侧击日军;地方工作队在辛兴镇、沾尚镇等地开展地方工作;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在吕梁山脉开展群众工作。在群众工作方面，朱德还特别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扩大本身”，故不能“因作战行动妨碍地方工作”，各战斗部队在其活动区域，也“不应放弃地方工作”。
这一作战部署再次表明，八路军各部的主要作战原则依然是运动战，游击战仅以部分兵力承担。此种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法，被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和毛泽东称之为“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不过，此时游击战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从实行这一作战原则的兵力数量上而言，在战略地位层面，游击战开始成为八路军当时的“中心任务”，甚至是“首要任务”。
如前所述，自1937年9月底，毛泽东对运动战即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但随着山西战局的逐渐恶化，特别是11月8日太原的沦陷，使得原本认为集中打仗毫无结果而强调以游击战为主的毛泽东，很快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太原沦陷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作为山西游击战争主体的八路军应“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次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八路军各部应“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由上述指示不难推断，毛泽东认为在华北游击战争阶段开始之后，八路军主力应实行其此前所主张的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运动战仅以小部分兵力展开。
不过，囿于当时客观的战场形势等，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完成从运动战为主到游击战为主的转变尚须一定时日。11月13日，注意到多数国民党军队在溃败之后暂时不能作战，国民党军领袖“动摇无主”，为振奋士气，毛泽东在强调发动群众、扩大自己的同时，没有再要求八路军立即分散，而是指示各部“多打小胜仗”，如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应尽快开赴吴城镇地区，配合一二〇师一部作战，一二九师师部以及陈赓旅应于太行山脉地区，争取打几个小胜仗。此后，面对日军对各根据地的围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前线将领，为打破日军攻势，都曾多次主张一定程度地集中兵力对日军作战。按照彭德怀的说法，八路军作为一支正规军真正采取以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原则，则要到1938年4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之后。对于作战原则从运动战为主向游击战为主的转变，毛泽东在同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曾表示，我们“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这是“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
综上所述，忻口战役和娘子关战役期间，毛泽东和朱德等前线将领均对运动战持一种积极态度，故八路军采取了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不过，此时运动战的内涵，已不是平型关战役时进行的集中大规模兵力的“大仗”，而是更多地以袭敌扰敌、破坏交通、阻敌增援等带有游击性的形式为主;游击战虽仍以部分兵力实施，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已逐渐得到前后方一致的认同，成为八路军的“中心任务”。至太原沦陷，特别是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开始成为八路军主要的作战原则。
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围绕八路军的作战原则问题曾有过一定讨论，并在八路军的作战行动上有所体现。自平津沦陷至1937年9月底，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共领导人均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原则。在执行这一作战原则的过程中，部分前线将领基于对山西战局的分析，领导初到华北前线的八路军进行了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平型关大捷。受此影响，毛泽东对运动战亦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此后在忻口和娘子关战场，指挥八路军各部主要以袭敌扰敌、破坏交通、阻敌增援的形式配合了国民党军的作战。与此同时，八路军将领亦坚持以部分兵力实施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及至太原会战末期，这一作战原则逐渐成为八路军的“中心任务”。
八路军之所以在这一时期采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原则，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对日作战的客观现实，而对这一现实的不同观察，则是中共领导人产生不同看法的直接原因。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曾经的敌人国民党，不排除尚怀有敌意，而中共领导的军队不仅人数只有三四万，且“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基于持久抗战的总目标，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很快提出了分散兵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主张。
不过，身处前线的朱德等将领对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可否认，对于游击战，他们丝毫不怀疑毛泽东主张的游击战在发动群众、壮大抗战力量以及坚持持久抗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故自始至终都未曾反对过这一作战原则。因此，在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之后，他们很快将群众工作开展起来。他们持不同看法的地方，在于将运动战置于辅助地位。朱德等前线将领认为，日军武器虽好，但战斗经验不足，八路军可以凭借华北有利的地形和群众等条件集中兵力打击之，以争取山西战局的持久。而且，八路军出动之后，即隶属第二战区，后者常常以军令加之，为顾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也必须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兵力作战。是故，在八路军开赴前线不久，即率部取得平型关大捷。
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因对国民党军抗战决心和日军兵力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得出了“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判断，故对运动战不再消极。朱德等前线将领则考虑到经常性集中大规模兵力对日作战的消耗、忻口和娘子关正面战场上日军侧后方的空虚以及敌后作战对正面战场的重要意义，也转而更多地采取了袭敌扰敌、破坏交通、阻敌增援等形式的运动战。简言之，毛泽东和前线将领上述转变，基本立足点均是对日作战的现实。
实事求是地说，在全面抗战之初，面对复杂多歧的国、共、日博弈，在关乎中共、八路军乃至抗日战争前途至关重要的对日作战原则这一问题有较多讨论，乃至不同意见，其实是合乎历史真实的。把确立游击战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方针的过程看成一蹴而就，不需要经过任何调整和反复的认识，其实是对复杂历史面相的遮蔽。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之所以能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固然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但毫无疑问，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的决策流程应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毛泽东个人而言，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红军尚未开赴前线的情况下，即提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发展壮大具有重大意义的游击战方针，充分体现了一位战略家的眼光。而随着对战场形势认识的深入，他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政策，则凸显了他强大的应变能力。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吴志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30 09: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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