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鹍｜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回顾
2022-12-22 10:11:40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退休干部张振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5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谨以此文怀念这位抗战史研究的前辈学者。

　　在林林总总的中国近代史和抗日战争史著作中，我第一次看到讲述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和迁徙问题的，是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代中，刘大年邀我协助完成《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的编写时，我就提出应补上这样的内容。得他同意，由姜涛写初稿，他本人修改增补，形成书中的一节“国内人口迁徙”。里面分析了抗战期间中国人口流动的三种情况：一是战争初起时敌占地区人口内徙，难民流亡，从战地前沿向大后方迁徙;二是大批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三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军不间断地“扫荡”与“反扫荡”中，根据地人口不间断地在一定范围里反复迁徙流动。此书出版后我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渐渐领悟到，抗战时期还有一种人口迁徙，就是沦陷区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

　　这里所说的青年学生，基本上是大、中学生，以高中生为主;他们不是在日本侵略军将到或刚到时逃出去，而是在日伪统治相对稳定地区的学校就读一段时间以后选择离开，投奔大后方，主要去西北西南各地。本文将主要说一点北平(日伪统治时期称北京)的情况。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就被日军占领，1938—1939年这里的青年学生已有人奔赴内地和大后方，进入1940年代，出走者日益增多，1942—1944年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才终止。

　　这种迁徙的一大特点是秘密性。这是因为这种行动根本上带有反日性质，在日伪统治下就不能公开，不能声张;为安全起见，一般除家人、亲属及最可信赖的师友外，绝不向其他人透露。在学校里，在班上，往往是某同学多日不见，才渐渐传出“已经走了”———去了大后方;有的甚至“失踪”多年后(抗战胜利后或更晚)才为人所知。与此相关联，这种行动总是零散的，大多是个人独行或少数人结伴同行，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见闻以及几位朋友提供的各自经历、见闻资料，战时北平青年学生赴大后方可举如下一些事实。

　　1939年我进入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一直读到高三。这期间我的同年级同学陆续离校奔赴大后方的有王毓栋、邵绪平(他们两人与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姜明结伴，于1941年4月6日悄悄离平南下，经上海、香港(时在英国统治下)、广州湾(时为法国租借地，即湛江)，辗转到广西桂林，是我们班上最早的出走者。另有邓国璋、莽克信、于缵荣、姚尚友、庄敬伯、王丙寅、张振鹍。这个名单不一定完整，也许还有这样的同学我不知道;但只此9人出自一个年级(初一、初二、高一时分三班，初三、高二、高三时分两班)，为数不少了。

　　学校里不只我们一个年级有人出走，其他班级也有，如高我一年的有于世斌等，高我两年的有鄂秉信等。极有可能那几年辅仁中学每个班级(主要是高中各班级)都有人去后方，去后方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详情不会有记录，也难以调查了。

　　这种普遍性可能存在于当时北平许多中学，各中学都时常有人走上去后方的路。例如，齐世荣1942年在四存中学读高一时随亲戚去重庆;同年在市立四中读高二的熙啸雄离校去洛阳;张奇1943年从汇文中学高中去西安(后去洋县入国立一中);同年崔行之从顺义(当时属河北省)牛栏山师范毕业去西安;这一年6月志成中学的高德超等5人高中一毕业就结伴前往内地洛阳，比他高一班的同学张连举此前已去了兰州，他的亲戚、与他同龄的马振中市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去了内地;我的同乡李正民从河北北京高中(校址在地安门附近)去了重庆;其他中学当也有类似情况。

　　当时北平的大学不多，而大学生也多有去后方的。我确知的同乡中就有三人，一是赵东征，辅仁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为张肃文，就读于日伪政权下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他们都是我去后方的同路人。另一位是他们两人的亲戚，曾与他们住在一起，比他们年岁大，好像也读北大工学院，一毕业就去了后方，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还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李周的姐姐李陶钦及其同学陶凤娟二人于1943年一起从辅仁大学去成都，等等。

　　感谢徐秀丽的介绍，我得以读到赵宝煦的一本著作《途程———抱虚斋诗文稿》(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里面一篇长文《“南行记”》，提供了抗战时期北平大、中学生(还有教师)投奔大后方的多个实例。据其记述，1943年1月21日，“正在伪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读书”的该文作者本人与“读中国大学”的纪冬，“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振英”(二人都是他竞存中学时的同学)及“一位伪北大物理系的一年级女同学若花”一行4人离北平南下，经商丘、亳州，过“阴阳界”脱离了沦陷区，到界首。在这里听到辅仁大学的名教授英千里、沈兼士由此去了重庆的消息。然后经洛阳去西安。一到西安“就有几个北平出来的学生跑来看我们”，他的“小学同学、毕业后一同考取市立第二中学”的“桂良也在其中”。不久又碰到“竞存中学的同学”国良、高贤以及“竞存中学时的体育老师赵瑞林”等“好几个熟人”，还有一个“也是从北平逃出的学生”小杨。到重庆，先遇到姓田的辅仁大学学生(在北平时曾有联系，当时化名小贾，“是国民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专门介绍青年南去”)，后报考大学，“意外遇到许多北平时的老同学”，包括天岳，“还有高贤的侄子日新，也是竞存中学同学”。最后参加了一次教育部的“保送考试”，被保送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读书。(另有“不少同学，也都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天岳被重庆大学录取，春葵他们考进中央大学”。)从重庆去昆明途中，又遇到一位“竞存同学”刘士伟。(由此看来，竞存中学去大后方的师生真不少。)这个记述很能反映当时北平青年学生投向大后方的盛况。

　　综合各种情况可以看到，1940年代上半叶，在日本武力侵占下的北平各大中学内有一股潜流，不断把各校的青年学生涌向抗战的大后方。就一天两天、一校两校来说，流出量可能都不很大，但统全市学校之众，积数年之久，流出的总数应是可观的。

　　再从“流入”即这些青年学生到达大后方后的情况举一个事实。

　　我手头有一个名单，是抗战最后一年即1944—1945年度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一年级生)“平津同学会”部分成员姓名，他们是：王正路、许世清、员(Yun)霖、戚其章、李鸿勋、章莼、高德超、朱恩元、李季伦、施正鲁、张亨瑞(女)、易光焕(女)、周尔婉(女)、傅启勋、边云波、潘其德(女)、刘维垣、王尔毅、黄化一、刘梓荣、杨昭庆、王仲农、于世斌、孙增 (女)、林彭年、戎国仁、刘文典、张作榘、刘铁珊、蔡信、马春远。“平津同学会”顾名思义是由“曾在北平、天津上过学的”同学组成的，以来自北平者较多。这个名单是三位当事人戚其章、高德超、李季伦共同回忆起来的。他们记忆中这个同学会里有三四十人，现在只能想起这31人。(其中的马春远是七七事变之初随家长逃离北平、辗转到重庆的，不属本文所说的“沦陷区青年学生”。)另有邓道光、靳文光二人，无法确定。中大这个年级有这么些人从沦陷区平津“流入”，其他各年级必定也有;中大一校有，大后方其他许多高等院校也会有：举一反三，后方各高等院校中由北平流入的学生总数应该是可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前举流出数相印证。

　　我手头有老同学刘敬坤转来的一篇1万多字的文稿《从孤岛到陪都》，是现居南京的潘君拯写的，详细记述他当年从沦陷区上海奔赴大后方的历程。他于1941年夏考进已迁入上海法租界的国立交通大学，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占租界，他决定脱离那个“孤岛”到内地去。1942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七)他从上海出发去浙江，穿过日军封锁线，3月下旬到龙泉浙江大学分校借读。5月底日军打到金华，不得不再南逃，6月底上路去福建，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长途跋涉，最后于10月1日到达重庆。他当时19岁，全程大多只身独行，有时找到同伴，途中遇到不少原来熟识的同学或不相识的上海学生(其中有后来去了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途经赣州、贵阳时两次相遇)。由此可见上海沦陷期间青年学生奔赴大后方情况的一斑。

　　下面再举几例经历大后方之行者的自述。

　　戚其章。山东威海人，生于1925年3月。1941年夏威海育华中学初中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中高一。同年12月8日，日本兵封门，学生被赶出，辍学回威海。不久转去南京，入鼓楼中学插班高一。1942年夏，鼓楼中学被日伪勒令停办，决定去后方读书。单身一人冒险出行，去安徽亳县;穿过“两不管”地带到界首;经洛阳、宝鸡去汉中，投奔西北医学院的一名学生，不遇;得该校另一名学生(曾在威海读中学)的帮助，暂时住下。10月，去四川绵阳，拟入国立第六中学;因考期已过，该校拒收。巧遇原威海中学初一时的一同班同学，经他求六中一位老师介绍到江油县一水利工程处打工。1943年秋再考六中插班生，跳了一班，直接读高三。1944年毕业，去重庆考入中央大学。(录自2007年6月11日来信。本人现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高德超。河北安新人，生于1923年。1943年6月北平志成中学毕业，即与同班同学朱之舫(女)、方之鸿、赵杰民、邹光明及邹的一位孙姓友人共6人结伴投奔后方。由北平乘车去徐州，转商丘，徒步一天到亳县。入住旅馆办了两件事：一是把“联银券”以1∶13换成法币，一是把北平“居住证”留下。次晨，旅馆伙计带领出城门，通过日伪军的严格检查，进入“无人区”。行十数里到六里桥，一个永记不忘的地方，是内地的最前方，见野地里竖立着一标牌，上书“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大家心情振奋，不由得脱口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一个 棚里办了登记。又上路，不久到达内地最前沿的界首镇。接着又经漯河到目的地洛阳。正值7月7日，见满街挂着国旗，大家都很高兴，就此分手。我这时已没有钱，便住进教育部和第一战区合办的“战地失业失学青年招致委员会招待所”(所内分4个大队，按文化水平分队，我们高中毕业以上包括大学生为第一队。总人数几百人)，先后住了4个月;其间一度到西安参加中央大学和西北工学院的考试，考后拟在西安谋职未成，又回洛阳。10月底得到通知，二校皆被录取。当时河北省政府流亡在洛阳南郊，我去教育厅请求帮助，厅长贺翊新(曾在北平大同中学任校长)建议我上中大，并资助我法币1500元。“招待所”主任张选之为我向一战区办公室申请到1000元。我又从洛阳基督教堂得到救济金300元。于是离洛阳去宝鸡，一路搭乘便车经广元到重庆(11月)。中央大学报到后又办休学，去中学任教一年。1944年复学到柏溪。(综合2007年6月30日、7月5日、7月10日、7月25日4次来信。本人原在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工作，退休后住在天津)

　　聂宝璋。河北省(今天津市)蓟县人，1922年生。1935—1941年就读于北平市立第一中学。亲历了日本侵略军全副武装耀武扬威进入北平，校内出现表情冷酷的日本教员，日文也成了中学的必修课，于是畏惧之余增加了反感。1938年后，父辈兄弟三人相继无端遭日军逮捕，由此仇日心绪与日俱增。1939年，读育英高三的大哥第一个离北平奔向大后方重庆。又有一位表叔在辅仁大学读研阶段去了重庆。1941年我高中毕业，决心不报考日本人控制的北大，而选择了法国教会办的天津工商学院。学院位于天津英租界，本来没有日本势力的痕迹，但入学不到半年，太平洋战起，校内增添了日本顾问和日文课，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随之在表面平静的校园里渐渐形成一股摆脱压迫、逃离牢笼、寻求自由之地的暗潮。到了第二学年，就发现有的同学悄然不见了;时间一久，大家都知道是往“大后方”了。“去大后方”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每个学生都在自问，“人家走了，我怎么办?”对我来说，一时很难做出决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亡国奴”的窒息感越来越强。书实在读不下去了，最后终于做出远行的决定。1944年3月18日踏上征途，我们一行5人从北平前门站出发去河南商丘，转日占区前沿城市安徽亳州，冲过盗匪出没的“缓冲区”到界首。这里就算到了内地，每个人都有到家的感觉，沦陷区的压抑感没有了。由此去洛阳，又南下约百余里到白杨镇河北中学找到在那里任职的大哥。不久日军攻占洛阳，肆虐豫西南，河北中学被迫迁移;随校西去卢氏，经陕西蓝田，最后落脚于周至。在逃难中，原由北平结伴的5人已失散，个人决定去重庆。经过一段从未有过的生活困难，在重庆警察厅下的一个“经济检查队”找到一份“临时雇员”的工作;同时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去国立西南联大借读的申请。得其批准，1945年初去昆明，进入这所自由空气极浓的学府，与一些先我而至的天津工商学院的同学重聚到一起。(摘自文稿《“自由之旅”故事》，2007年7月1日。本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振鹍。河北正定人，1926年5月生。辅仁中学读书时，进入高中后渐萌去大后方之志。高三时有了机会：在流亡于陕西的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工作的同乡赵清珍1944年秋来北平接家属，得与搭伴同行。1945年1月末离北平去山西太谷，南下义棠，过汾河(日军封锁线)，即进入抗战第二战区地界，精神为之一振。由此徒步北上孝义，折而西南，穿过吕梁山区，经大麦郊、隰县、大宁，到吉县，时为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所在。在吉县过春节(2月13日)，渡黄河(河面冰融，涉水而过，冷彻骨髓)，入陕西界到宜川。南下经韩城、合阳、大荔到华阴，乘火车到达目的地西安。在西安稍停顿，街遇中学同班同学王丙寅;到一个接待流亡学生的机构登记，领得一纸证书，成为后来考大学、进大学的有效凭证。虚报学历为辅仁大学在读生，经人介绍到岐山县初中教书(该校曾有辅仁大学数学系一学生任教)。大约两三个月后该校发生学潮，即辞职去赵清珍家(在眉阝县农村)寄居准备考学。此期间，得知中学同班同学邓国璋在四川阆中国立第四中学读书，彼此通了信;姚尚友在武功农学院读书，曾前去看望。6月底去宝鸡，乘长途汽车去重庆。找到同乡李正民。考进中央大学，11月到柏溪入学。(本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从以上4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到：直到1944年初，从北方沦陷区去后方有一条主通道就是从安徽亳县去界首，其总站是洛阳。1944年春，侵华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5月占领洛阳，这条路线被截断，所以1945年初由北平去后方就改走山西一路，总站为西安。此外可能还有别的路线。但不论走哪条线，行程中都有艰辛、凶险;而且到达目的地后，往往还要经受一段飘泊流浪，有时还要忍饥挨饿(高德超、聂宝璋都有过每日一餐的经历)，而后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安定下来。在一定意义上，整个行程就是一场磨难，而这种磨难是那些青年学子自觉自愿自加自找的。在磨难中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无怨无悔。

　　这些青年学生为什么一心要去大后方呢?每个人可能都有一条两条或更多条独特的原因，但根本的一条是共同的，就是痛恨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受敌伪统治，要找回自己的祖国，参与抗战或求学。正是这个共同的信念激励着他们抗酷暑，战严寒，跋山涉水，踏破千里征程;这也就造成一种战时特殊的人口迁徙和流动。这是一场持续数年的大流动，其始发点以平、津和上海两个地区为中心，遍及曾沦于日伪统治下有大、中学校的一切地区。这个大流动不仅满载着那些莘莘学子各自的追求，也寄托了沦陷区更多的爱国青年的憧憬。

　　追踪沦陷区青年学生进入大后方后的去路，大体上可看到三条：一，直接投身抗日斗争，如我的中学班友于缵荣加入空军即是;二，参加实际工作，如我的同乡赵东征当了中学老师;这两种情况似乎都占少数，多数则是三，继续求学：原来的大学生插班于各地高等院校，原来的中学生或早或晚纷纷考入大学。总之，他们大多很快就融入了大后方的大社会，基本上实现了各得其所。

　　至于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和作为，那恐怕是千差万别。不过，我那位已定居美国多年的总角之交姚尚友的说法很值得注意：“在台湾，从1950—2000这中间，许多不同岗位上的主力人物，几乎大部分是曾有这种(从沦陷区到大后方)经验的知识分子，政府、军队、文化、财经，‘流亡学生’出身的甚多。”(2007年6月14日来信)以此比对，可以说，在大陆，同一时间中，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专业骨干，有此经历者为数是不少的。他们的专业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到大后方上大学打下的，他们也在当年的大后方之行中得到锻炼：事实证明，那条路对他们的人生成长是有益大有益的。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张振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2-27 09: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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