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人事变动与政策转向
2023-01-08 15:49:43 来源：《民国档案杂志》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变动具有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对战时教育影响深远。前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面临政敌攻击并未真正想离任，后继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则一直试图改变教育制度。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逐渐承担部分教育职能，这为其主掌教育部提供了契机。蒋介石的安排、国民政府战时统制机制的形成则是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的根源。1938年人事变动是陈立夫一直努力的结果，对王世杰而言则是“突如其来”的去职。教育部部长更替，一方面带动了部内人事变动，教育部人事复杂逐渐派系化，另一方面改变了教育行政指导思想，“统制化”逐渐成为战时教育政策最为显著的特征。
[关键词] 国民政府 王世杰 陈立夫 教育改革
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初期的转型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学术界在国民党组织、政府机构、军事体制、战时财政转型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以往研究多侧重从机构组织、法规条文演变考察战时体制的确立，对战时人事调整与体制转型的关系揭示不足。
作为国民政府战时体制一环，教育体制也经历了从平时向战时转型的历程。教育战时体制的形成与其人事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民国时期，教育行政的主政者更换频繁。由于教育行政特殊性，教育主政者的每一次变动都对教育方向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如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蔡元培等人与大学区制的兴衰，朱家骅、王世杰与自由主义教育的倡导。教育制度因人事屡屡变更而十分脆弱，往往随人事变动而改弦更张。
同样，1938年初，陈立夫代替王世杰主掌教育部亦是如此。对于此次人事变动，当事人王世杰表示“私心实至慰”，继任部长陈立夫则称“突如其来”。对于这一史实，学界多根据两人言论作为论断的依据。有学者认为，在国民党当权者看来，王世杰缺少“与共产党斗争的经验，很难协调党内各方关系，对于处置和指挥沦陷区学校的搬迁工作这类重大事项更是力不从心”。也有学者从经历、能力等方面考证陈立夫能够出任教育部长的原因，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开放和日记的出版，该问题有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一是大量史料的面世为揭示此次人事变动复杂面相提供了可能;二是不同角度史料的出现可以突破当事人立场与材料形成的性质，避免陷入史料本身逻辑，以当事人观点作为研究的结论。
揆诸史实，此次人事变动对王世杰而言才是“突如其来”，对陈立夫则是“私心实至慰”。之后，教育部人事变动也非陈立夫辩称的“用人唯才”，而是“用人唯亲”;战时教育转型也非陈立夫所称的不“必大有异”于平时，而是“大有异”王世杰时期的教育。有鉴于此，本文在比勘多方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试图做一学理性分析，以期溯本清源，深化对于这一人事变动的认知与理解。
一、“突如其来”：王世杰去职
1937年前后，王世杰去职的消息不时传出。1936年，教育部将易长声音已见诸报端。如1936年5月6日，《上海泰晤士报》刊载已任命邹鲁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消息。由于该报是外国人在上海所办的英文报纸，可见教育部易长的传闻影响范围很大。虽然这只是一则谣言，但对教育界造成一定的影响。
针对这些传闻，1936年12月10日，傅斯年向胡适解释王世杰“目前决不会走”，因为在11月蒋介石与王世杰谈下半年教育事时，“彼正高兴”。对于继任教育部部长人选，傅斯年表示邹鲁“不易实现”，邵力子也在活动获取该职位。因此，傅斯年感叹道“雪艇地位，实不可谓太稳，而教育界之大岔子，或竟不免”，“国家前途太不妙了”。此外，傅斯年在文中特意加上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即“兄弟公司不如阿弥他佛，然阿弥他佛一派已不了矣，复旦派亦一危险”。其中，兄弟公司指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无疑。根据傅斯年此信内容与当时教育界局势可以推测“阿弥他佛一派”疑指邹鲁、居正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复旦派亦一危险”所指似为邵力子等与复旦有关之人。这里不难看出，此时教育部部长一职已引起各方兴趣。
1937年3月7日，天津《益世报》也刊载教育部易长新闻，即“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因年老多病请辞，将以翁文灏继。并另以邹鲁长教育部，王世杰调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此类消息或为谣传，未必真实，但仍造成一种人事即将变动的氛围。
胡适看到该则消息后，3月8日致函傅斯年，表示“有些问题我们也不可不注意”。对于邹鲁继任教育部部长之说，胡适希望该说“绝对不会实现”，认为“教部在此时总以不更动为妙;此时无论谁来，都不会比雪艇、书贻更好的”。从傅斯年与胡适的书信往来可知，1936至1937年，教育界似乎有一股“去王运动”。当然，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1937年初，蒋介石确实有改组行政院与调整各部门的计划。其日记中多次有记载，如1937年1月5日，记载“改组政府案”;1月25日，则表示要注意“行政院各部人选”。蒋介石对行政院各部门人事的规划则为各方介入教育部提供了契机。王世杰去职的消息由此而来。
对于这股反对运动，王世杰体会十分深刻。王世杰担任教育部部长以来，努力提高办学质量，“以取缔不良学校为首要”。1933年8月，王世杰就职两个月以来，“停止招生或立即结束者达十余校”。因其认为教育界的“恶学风之传播，与教育界不能取得社会或政府真实的同情心，大半由于此类学校之存在;故整顿教育之初步工作，不能不于此努力”。对于因此造成的“反抗与攻击”，王世杰表示“固已预料，当不能影响予之决意”。显然，王世杰低估了这些“反抗与攻击”的力量。居正等人就不断地攻击教育部限制法科，1935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更是提出撤销法科招生限制案。虽然此提案并未通过，但居正一派对王世杰教育政策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1937年初，王世杰为平衡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经费问题，严格管控高等教育的投入。此举无疑使王世杰“几与高等教育机关全体相抗”，尤其是对居正为朝野学院请求款项一事予以否决使居正“尤怀愤恨”。1937年5月5日，“居觉生院长在中政会提议取消教部限制法科招生办法”。因王世杰曾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居正同时“指责一般国立大学(尤其武汉大学)之浪费”，并“诋近今中国教育行政为亡国教育”。其言外之意则是王世杰主政时期的教育是“亡国教育”。
由于王世杰没有参会，故无法直接进行辩护。事后，王世杰向蒋介石请辞。5月10日，蒋介石专门嘱咐叶楚伧去调解该事。蒋介石《事略稿本》5月10日记载，“教育部王部长世杰以归并与取缔不良大学事感受责难。电公表云消极。公复电恳切慰留之。曰：限制文法科招生及归并与取缔不良大学，是为教育一贯之方针，乃行政院长整个之责任，而非兄个人之事。对于朝阳与大夏两大学，不但不能津贴，而且应设法取消或归并。此种不负责任之学校不仅害人，而且误国。此乃中一贯之主张，请兄以此电送阅政院与叶秘书长，转告中央同人。如此穷困之财政，决不愿妄费一文以误国而徇私。请兄勿必以此气馁请辞也”。王世杰于11日收到蒋介石的电文，而蒋介石对王世杰的慰留与劝解使其进退两难。王世杰遂在日记中表示“予之进退遂更困难”。
事实上，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居正等人十分不满，认为这一批人是“老派自尊不识大体，只有捣乱”。居正反对王世杰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对蒋介石的教育政策。5月11日，蒋介石在嘱咐叶楚伧调解居正与王世杰关系时表示，“居正先生对教育部长不能谅解，而且牵及整个教育方针，不胜系念大夏大学校长等不负职责，只要中央津贴，以有用化无用。弟决不赞成。即使假我以反对决议案，亦罪所应得，但必不苟同”，并要求叶转告居正“复旦津贴移地乃政府早定之方针，当可津贴”。通过蒋介石5月10日致王世杰与11日致叶楚伧的两封函件可知，蒋介石对居正反对限制文法科与要求补助私立学校十分不满。所以，在居正与王世杰之争的过程中，蒋介石与王世杰保持同一阵线。
在此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调和居正与教育部之间的关系。作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以“改进司法预储法律人才”为由，请求“将教育部前颁各学校法科招生限制办法予以废止”。对于这一请求，中执会审查员王宠惠报告称，“教育部限制法科招生办法，系遵照中央迭次决议与行政院迭次指示办法，其范围包括文法等科，其影响涉及整个教育政策。在目前情形之下，似未便因法科一系牵动迭次既定之方针，但各私立大学之法科学系程度不一，为预储法律人才起见，遇有成绩优良者，似可与教育部商议特别通融办法，既可以维持原则，亦可迁就事实。”6月10日，这一折中办法获得中执会的通过。据此可知，居正与王世杰之争表面是教育经费之争，实质上是国民党内关于教育理念与方针之争。
在行政院任职的陈克文见证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内部对王世杰的攻击。1937年6月21日，行政院举行纪念周。王世杰作关于就职四年来工作及计划的报告。会后，有人认为王世杰是“丑表功”。陈克文并不认可，觉得王世杰报告“述之綦详”，“亦殊不错”。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世杰与居正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进一步激化。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召开常会。会上，居正指责王世杰是“欺蒙长官无耻小人”。王世杰辩解后，居正竟“越席而挥拳相殴”。10月5日，王世杰感叹道，“年来政府中人，思想落伍者，对教育既多偏见，而不可理喻;谋植私人势力者，因受教部梗阻，复多怨尤。此诸事之所以棘手也”。
居正对王世杰的攻击，无疑是造成1938年初教育人事变动的原因之一。1938年1月2日，胡适在看到教育部部长更替的消息后感叹道，“陈立夫为教部长，想王雪艇被居觉生赶跑了”。这也表明居正与王世杰的矛盾已为公开之事实，对王世杰离职是有一定的影响。王世杰虽屡次提出辞呈，但实际上只是以退为进的手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世杰为维持教育正常运转，组织高校内迁。1937年12月10日，王世杰与教育部同事“商酌今后教育计划”。12月17日，王世杰应蒋介石之邀谈话。王世杰表示“应战之困难当以过去数月为最苦，今后当较减”，并向蒋介石陈述了今后的教育方针，分别为“(一)维系教育界之人心;(二)扶植西南新教育基础;(三)举办学生服务训练之重要”。可见，截至1937年12月中旬，王世杰并没有真正想离开教育行政的决定。
1937年11月2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记录，“上海及内地陕西、河南等处，共产党人仍有单独活动，宣传共产主义者，地方教育机关，颇感应付之难”。王世杰虽缺少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但此时也注意到要应付中共。所以，缺乏与中共斗争经验成为王世杰离职原因的推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王世杰去职的根本因素。随着教育内迁，抗战已经度过了最初应战时期，教育工作困难“当减少”，王世杰没有去职之意，反而对教育计划十分上心。
1937年因居正与陈立夫的批评，王世杰已多次向蒋介石请求辞去教育部部长一职。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1938年1月1日，王世杰在正式解除教育部部长职务后表示“私心实至慰”。卸任后的王世杰回忆在政四年工作时感叹，“在此四五年中，党中元宿，有欲假学校以扶植个人政治势力者，有提倡复古以攻击现时教育者。此两种倾向之遏止，耗予之精力至多”，此外“就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言，其因是而不满于予者，已有四人”。王世杰虽未点名批评，但其所言的“党中元宿，有欲假学校以扶植个人政治势力者”实指居正等人;“提倡复古以攻击现时教育者”则指陈立夫等人。而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则分别是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据此可断言，王世杰在国民政府中处境艰难。这也说明了王世杰去职有难以言说的苦衷与无奈，并非其所言的那样洒脱。
二、“私心实至慰”：陈立夫掌部
1938年初，陈立夫遽然接掌教育部。看似“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事实上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陈立夫，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5至1926年跟随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秘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先后担任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与秘书长。1932至1935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总理会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在回忆出任教育部部长时表示，1938年1月1日“蒋委员长召见，要我担任教育部长，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难以允诺”。对于王世杰卸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解释为“因第六部之职权范围即包括教育在内，而其时沦陷区学生纷纷退至后方者，日甚一日，此一工作，王世杰部长难以胜任而请辞”。此次接替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称这是“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其“难以允诺”。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陈立夫一直试图插手教育界，全面抗战则为其提供了契机。
第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立夫对于王世杰主掌教育部及其教育政策已经表示出不满。1937年9月3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陈立夫与王世杰均被邀请参加。陈立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攻击之词”，指责“中国教育为美国式教育，根本错误”，使王世杰十分难堪。王世杰在当天日记中抱怨道，“陈氏年来思想屡倾向于复古，故有此论，实则其议论只是一些浮浅之语”，并且认为中国之所以“尚未能彻底现代化”，是“此等人梗之也”。9月19日，王世杰与陈立夫、戴季陶探讨中国“未来教育改革”，陈立夫再次表示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王世杰认为其言论都是“幼稚之见”。戴季陶则劝陈立夫“勿多谈制度之改革而注重制度之实行”。据此可知，陈立夫对王世杰主政时期的教育并不满意。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立夫出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负责组织青年。这为陈立夫改变教育制度提供了契机。1937年12月10日，陈立夫在对外谈话时表示要对青年求学问题多加考虑，并认为“此时课程及教授方法，均须改变”，如果“国家不改变教育制度，使之标本兼顾，则青年亦必感自身落伍”，如果教育制度不进行根本改造就是漠然对待“国家根本命脉之教育”。因此，陈立夫主张“吾人似宜乘此时机来根本考虑这个问题”。可见，陈立夫对于教育一直有自己的主张，并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制度。
第二，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已在思考中国战时体系组织问题，并准备改组行政院。对于教育部部长一职，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窥探出其对此问题有所思考。1937年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计划由“顾孟余任教育”，“石瑛、严重、王雪艇、翁咏霓、张文白、宋子文可任主席”。顾孟余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国民党一大时参加北京执行部，1935年12月出任交通部部长，1937年3月辞职。顾孟余之前并没有在教育行政方面担任过职务，所以由顾孟余出任教育部部长这一想法，或许是蒋介石一时兴起。而派王世杰出任地方省主席，蒋介石则确有此打算。
1937年11月6日，蒋介石再次计划“拟调石瑛为教长，王世杰为鄂长”。石瑛，湖北阳新人，早年参加革命，在湖北省有很高声望。1935年7月27日担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1937年11月17日免职。从石瑛的经历来看，其在教育界并没有根基。所以，蒋介石这一想法与该时期对国民政府与全国各省人事安排有很大关系，希望派王世杰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而将在地方享有盛誉的石瑛安排到教育部。
在这两次人事计划中，蒋介石似乎很倾向于安排没有教育根基的人来主掌教育部，而非从教育界中选择。这或许与蒋介石对教育界有很深误解有关。蒋介石曾认为“学者标榜门户之罪恶，足以造成亡国灭种之祸根”，因而建议教育应该排除的就是“官僚与特殊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王世杰的职位安排，蒋介石已有调整的想法。至于教育部部长人选，顾孟余、石瑛两人都被蒋介石所否定，并未付诸行动。
不过，对于战时教育安排，蒋介石确已有调整。1937年9月8日，军事委员会改组，成立第六部。任命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刘健群为副部长，工作任务是“以军事化为目的，组织及训练民众，使人人皆有为国牺牲之决心与技能，并防制汉奸间谍之暗中活动与蔓延”。该部掌管民众训练，事实上是将部分教育权从教育部中分出，由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负责，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登记与管理。如第六部武汉办事处为了“增厚抗战力量起见”，设立战区来武汉学术专门人才及高中以上失学青年登记处，“专办登记训练”。再如四川省教育厅接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称，“凡留日返国学生请求参加战时服务者，应径向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呈请核办”，不用再前往教育厅登记。第六部抗敌的宣传方针《吾人应有的主张和努力》一文中明确表示要“彻底改善教育制度”，从而“以应国防经济之需要”。由此可见，第六部与教育部事权有所重复。这也是日后两部合并的一项重要原因。
1937年12月，蒋介石才下定决心完成教育人事的变更。12月17日，蒋介石约谈王世杰，并预定将“教育部与政训处合并”。这次谈话，蒋介石似乎并没有向王世杰透露变更其职位的信息。所以，王世杰在当天的日记中只是表示教育工作困难“今后当较减”，并“力述”了今后的教育方针。直到12月31日，蒋介石才在约谈王世杰时告知将“军委会第六部并于教育部”，并“谓拟令陈立夫(第六部部长)为予助”。对于这一变动，王世杰似乎事前并不知晓，只是表示“当由陈负全责，予愿退避”。蒋介石对其未做挽留，而是安排王世杰“改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并拟改处长为特任”。由于王世杰的“退避”，教育部部长则由陈立夫担任。1938年1月1日陈立夫即被任命。至于蒋介石调整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的原因，据王子壮观察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已为“全国之领袖”，“是时办党应适应蒋先生之政治环境，但立夫仍持其一贯之态度，不能展开局面，凡拥蒋者均予罗致，致党的方面日趋狭隘”，以致党务“不能尽党的责任”，“蒋先生以立夫为教育部长意即在是”。这表明蒋介石这一时期的人事调整有明显的政治考量。
此外，教育部部长调整不仅是国民政府教育战时体制形成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战时体制构建的重要一步。除教育部部长变动外，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职位，由孔祥熙担任，副院长由张群接任;交通部与经济部分别由张嘉璈、翁文灏出任部长。对于这一人事变动，王子壮认为“主要意义在谋行政机关之合理化”。《武汉日报》则评论道：“盛传已久的中枢政治机构调整案，今天已正式公布，不但许多骈枝机关已经裁并，人事方面亦有相当的更动，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这的确是中央一件很重要的措置。”可见，教育部这一次人事调整并非单纯的人事变动。
第三，在“抗战建国”背景下，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初期开始加强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全面统制，教育统制是其中重要一环。1937年以来，蒋介石已经准备着手更变教育制度。1月，蒋介石在对内方针中就表示，教育制度应“以军事组织为基础”，并要求“小、中、大各校毕业各阶段必须入伍入集团授文凭”。6月15日，蒋介石再次强调，“教育制度应以军纪为基础”，并认为“教育最高之功用，在能使人牺牲与服务，而不作伪”。6月19日，蒋介石更明确表示，“教育以军事为基础之新制，可避统制之名，而得掌握之实，是独出心裁之创举”。7月1日，蒋介石提出，“教育须养成绝对服从命令与实际执行命令之习惯”。抗战爆发为蒋介石提供了整顿教育的契机。“‘训育’以及教育统制的理念在国难之际得以进一步贯彻与落实，国民政府随即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统筹与管制”。这一趋势与王世杰执政理念有所不同。王世杰也曾表示，“教育当局者正应负责向长官争辩，不当苟且从事。予在教部任内，曾为此事数次力持，未稍迁就”。所以，蒋介石欲彻底统制教育，只能更换教育部部长，任命能够服从其命令的人员去执行教育统制，从而配合国民政府全面推行统制政策。
事后，对这一安排，王世杰虽称“私心实至慰”，陈立夫称之“突如其来”。前文似可确定王世杰事前对于这一人事安排并不知晓，此次人事变动对王世杰才是“突如其来”。而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部长，事前已有各种表征，并且其对教育颇为上心，对他而言这一决定可谓是“私心实至慰”。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的回忆可以印证，这一任命陈立夫事前已经知晓。吴俊升回忆道：“我在南岳经过近半年的安静生活，忽于一九三七年底接到来自汉口的电报，有事要我去到汉口接洽。这时国民政府已经暂时移在汉口办公。到时晤见陈立夫先生，才知道他已接任教育部长，要我担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并说已得蒋梦麟校长同意，要我立时就职。我因战时征召，义不容辞，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接任新职。”吴俊升的回忆时间虽未精确到具体日期，但据此似可断定1937年底，陈立夫已有安排教育部人事的举动。
随着教育部部长的更替，教育系统的人事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动，CC系从而全面进入教育行政系统，对战时教育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三、“用人唯亲”：教育部人事变动
陈立夫在回忆中指出，“受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部中人事的安排”。因为“原任的两位次长和总务司、高等司两位司长以及主要秘书人员，都已随前任王世杰部长去职”。陈立夫声称自己“用人唯才”，“人事政策是留任的概不更动，已去职的物色适当的人才补充”，从而“安定了部内人心”，并且称自己没有因为“从事党务多年，势必多借重党里人才，而对部内人事必将大事更动”。事实上，这只是陈立夫的开解之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第一，教育部主要职位及一般性工作岗位的人事都出现了大幅度变动。
首先是教育部次长、各司司长等主要职位的人事变动。陈立夫注意到教育部“应补充的人员，则是当时教育界所十分瞩目的”，因为“这些主要职位，都是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特别有关的”。所以陈立夫任命张道藩为常务次长，张廷休为简任秘书。这两人是与陈立夫“共事较久的”人员。此外，从教育界中任命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为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为总务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为高等教育司司长。陈立夫对此三个岗位的人事任命是出于联络与平衡教育界的需要。因为三人“对于教育的言论和成绩，以及在教育界的声望”，可以帮助陈立夫“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同时，这三人分别是北方、南方和上海三个教育中心的代表人物。除了“注意区域分配外”，章益又是私立大学的代表，故而又有兼顾公私立学校的考虑。
对于这次部内人事安排，吴俊升表示“突然有此任命，当时很感意外”。吴俊升认为自己“并非国民党党员”，与陈立夫过去也仅交往一次，能出任该职是因为陈立夫“主持全国教育行政，要从全国教育界物色人才来帮助他推行国家教育政策”，而自己“在南方的大学受教，而在北方的大学任教，比较了解南北两地的高等教育情形，所以他便想起以我承乏高教司长一席”。仅从吴俊升此种解释而言，似乎与陈立夫的回忆遥相呼应，从而表明陈立夫对于教育部人事安排无私心，“用人唯才”。但是，吴俊升这一言论是在1975年所写，晚于陈立夫回忆录。所以，这一解释的客观性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陈立夫到任后，教育部主要职位除了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蒙藏教育司三个职位人事没有变动外，其余均发生变更。由于蒙藏教育司由普通教育司司长顾树森兼任，所以实际上只有顾树森与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二人留任。
顾树森在回忆这一时期教育部人事时表示，教育部部长调动的消息公布后，教育部“旧人员和他没有关系的，都只好准备领到一些遣散费，听候遣散了”。陈立夫到部后，“当然带着许多人来”。因为顾树森与常务次长张道藩是同学关系，才没有离职，并且认为自己是“司长级中硕果仅存地被留了下来”。顾树森认为自己是司长级唯一被留任下来的回忆并不准确，因为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亦留任。虽然顾树森的回忆可能有误差，并且受政治因素影响其判断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仍反映出陈立夫任命公布后，对于教育部本身造成了很大的动荡。
其次，教育部其他职位的人事变动。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1938年教育部各部门人事动态表
|
部门 |
总人数 |
新到人数 |
1938年前留任数 |
兼任数 |
不详 |
|
教育部部/次长室 |
3 |
3 |
0 |
0 |
0 |
|
秘书室 |
17 |
9 |
6 |
1 |
2 |
|
参事室 |
4 |
0 |
4 |
0 |
0 |
|
督学室 |
6 |
0 |
6 |
0 |
0 |
|
专员室 |
2 |
2 |
0 |
0 |
0 |
|
总务司 |
44 |
18 |
25 |
0 |
1 |
|
会计室 |
10 |
5 |
5 |
0 |
0 |
|
高等教育司 |
17 |
6 |
10 |
1 |
0 |
|
普通教育司 |
19 |
0 |
16 |
3 |
0 |
|
社会教育司 |
21 |
10 |
10 |
0 |
1 |
|
蒙藏教育司 |
8 |
4 |
2 |
1 |
1 |
|
调部工作人员 |
44 |
35 |
0 |
0 |
9 |
|
编辑 |
24 |
1 |
0 |
0 |
23 |
|
体育组 |
11 |
5 |
0 |
2 |
4 |
|
特种教育委员会 |
5 |
2 |
3 |
0 |
0 |
|
总计 |
235 |
100 |
87 |
7 |
41 |
资料来源：教育部：《教育部职员录》，地点不详，1939年3月。本表资料原文如此。
备注：教育部战时新设各种委员会成员由于多为兼职故不纳入考察范围。
由于有41人到任时间不详，暂以总数为194人计，根据表格数据可知，新到人数约占51%多，留任人数不到45%。其中参事室、督学室、普通教育司职员全为留任人员，总务室、高等教育司、特种教育委员会留任人员比新聘人员多，会计室、社会教育司新旧人员持平。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留任人员多为低级职员。所以，陈立夫就任部长后，教育部人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第二，党务背景人员大量进入教育部。1939年7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党员为本党动力之基础，关系至为密切，其数量逐年增加，自有党籍可考，其从业多无定态，常因环境浮沉，抗战以来，尤多变动。兹为明了本党党员最近从业情形，以资稽考起见，奉谕举行全国党员服务总调查”。教育部接到该训令后，对部内职员进行调查。据调查，在教育部工作的国民党党员共有158人。比照1939年3月教育部职员人数可知，国民党党员在教育部中占据着绝大多数。其中，教育部主要职员，如部长、次长、司长、科长等均为国民党党员。就连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在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后也加入了国民党。
虽然说具有国民党党籍并不意味着就是CC系成员，但毋庸置疑陈立夫任职后，教育部职员多具有党务背景。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次长、各司司长又多为CC系主要成员。就连早期政治色彩并不明显的高等司司长吴俊升，也逐渐被视为CC系成员。如1949年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部长时希望从陈立夫、朱家骅两派中各选一人担任教育部次长，其中吴俊升则是作为陈派候选人。罗家伦则认为吴俊升“善于逢迎，上谄下骄，植党任私，其排斥异己，鼓动风潮之事甚多，教育界自爱之人士莫不侧目”。王世杰也曾向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抱怨：“近来教育当事者，总脱不了为自己造势力的‘私’字。”
事实上，陈立夫根本无法避免“用人唯亲”。随着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其之前所负责的组织部与第六部相应进行人事与机构调整，组织部由朱家骅负责，第六部改入政治部，由陈诚负责。这便造成大量疏散人员。为了解决此问题，陈立夫则向蒋介石建议，“党部同志一律可使其参加教育工作”。由此可知，CC系已经主导了教育系统。
那么，陈立夫主政教育部伊始对人事调整的意义何在呢?作为教育行政最高长官，陈立夫对教育部人事调整是为了保证“部务进行顺利”。实质上，这是一种权力考量，通过人事安排从而收回教育权，保证所属各机关负责人的政治忠诚与行政效率。1939年4月2日，陈立夫在教育部第二十七次部务会议上指示，“本部所属各机关学校对于同一法令之施行效果优劣各异。此由于主管人之威信能力有强弱之不同。如何使全部同趋于善，自以选拔真才为始。本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同仁即为最高之干部，对于如何登庸良才应随时注意登记，其标准为重信仰，次及于理想行为专长等事”。从陈立夫讲话可知，所选人标准“重信仰”，“次及于理想行为专才等事”。所以，陈立夫并没有做到其所言的“用人唯才”。陈立夫人事调整目的是提高主管人员威信能力，从而保证对教育政策与法令执行的效果。
这一点也可以从陈立夫对教育部纪律的强调看出。为提高教育部办事效率，陈立夫再三加强部务整理，他认为教育部“处理公文应于简捷迅速方面力求工作效率之增进”，“以利公务”。所以，陈立夫对人事的调整一方面是安插CC系进入教育系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加强集中教育权，保证教育政令的有力推行。
四、“大有异”：教育制度的统制化
1938年1月4日，接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前来拜访王世杰。王世杰向陈立夫提出一些建议，“告以目前急务，在保全教育界元气，一切改革当候局势稍形安定时始便著手。且告以不宜轻易发表主张，以免教育界工作人员益陷于恐慌彷徨之境”。在民族存亡之际，中国教育机关被迫西迁。在这种情况下，王世杰的见解有其合理性。对于陈立夫而言，这次得以主掌教育部是其实现教育理念的重要契机。
1938年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其中规定“战时教育之设施者，即针对教育上之缺点，以谋根本之挽救而已，非战时教育之必大有异于平时也”。其后，陈立夫进一步解释道：“天下也决不会在同一空间上，能有前后截然不同的环境，所以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也当然不能‘必大有异’。”事实上，陈立夫对前任教育部长的“逆耳忠言”并未理会，而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
1938年1月7日，陈立夫正式就职后便开始着手对战时教育的整顿，推行一系列新政策。从本质而言，这些改革具有最为明显的特质是统制化。
教育统制是“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也是CC系鼓吹的重要教育主张之一。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教育统制得以从单纯的大学生就业扩展到整个高等教育。1937年，蒋介石提出，“教育以军事为基础之新制，可避统制之名，而得掌握之实，是独出心裁之创举”。而新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早在1935年就强调统制“具有政治之全部权能也。从事教育者当先于此种地方加以注意，则统制之真实意义得之矣”。这表明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推行教育统制化有一定的客观条件。
第一，国民政府战时机制为教育部统制教育提供了机会。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对党务与政务机构进行调整，如确立国民党的领袖制度、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参政会等。这一系列的调整一方面使各级政府机构“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应战时需要”;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力，尤其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使权力高度集中和统一，以利于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和作战”。因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具有中央高度集权的特征，教育部才能得以此顺利推行一系列新的教育制度。
第二，民族危机下，教育统制被社会各方接受。1937年10月5日，《大公报》发文表示，“兹值国难严重，许多大学本身陷于毁灭，此正政府实施改造的好机会”，希望教育部“今后对专门以上学校不妨多取干涉主义”，不要使统制流于“形式化、呆板化”。其后，该报更明确指出，中国教育“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无正确方针及精密计划。因为没有正确方针，所以只在教育制度上抄袭人家的皮毛;因为没有精密计划，所以人们多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因此，该报建议政府“需要一种计划教育，根据抗战建国的需要，树立教育制度，教育人才”，不再是“因陋就简一枝一节的改进，而是有计划的全盘建设”。
四川大学教育研究会成员杨敦宇也表示，“在国难期中，须实行统制的教育，而后方可以表现教育能够解除国难之伟效”。张邦洪则更是提出，“统制教育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必要手段，且应研究实施统制之原则与方案，以为高度的统制之基础”。类似的言论很多，一些在华外文媒体也认可在战争期间政府教育计划必须满足中华民族的抗战与重建，教育部可以为了加强教育与学术管理的集中化、体制化，而直接管控教育机构与研究机关。甚至大夏、光华、交通、暨南、沪江五大学将中国是否应当统制教育作为大学生辩论赛辩题。可见，这一观念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受到各方关注。
此外，也有学者向教育部建议推行统制政策。如徐文珊向陈立夫表示抗战时期思想界“徘徊摇动，错综复杂，此种病态影响抗战之事小，影响建国之事大”，故建议陈立夫在“旧制悉除，新规未建”之际，“非由中央用政治力量为有计划之建设不为功”。杨乐田在给教育部的工作建议中指出，“个人自由须视国家自由而定，在战时国民之财产、住居、集会结社、言论等权利，应受国家统制”。范寿康则直接宣称，“教育，不过是附属于这个国家整个的生产计划或经济计划下面的一部分。因为政府积极谋国家生产的发展，当然需要各种的人才，而培植这各种人才的手段，就是教育。这也可以说是彻底的生产教育或计划教育”。因此，范寿康希望政府效法苏联五年计划对教育实行统制。
第三，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出让步，对国家统制教育表示谅解与妥协。“七七事变”后不久，胡适就表示中国教育“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在此之前，胡适曾向翁文灏解释，“国家教育应供给国家所需要之人才”，“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可见，随着民族危机加深，胡适并未一味地坚持自由主义教育，而是认可教育为国家服务。当然这个国家，胡适并不是指国民党。所以他认为“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不能影响校长与教员的选择与聘任。至于个人的出路，胡适也放弃不为政府服务的初衷，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前往美国担任大使。胡适在出任驻美大使时表示，“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此外，胡适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也表示，战时的背景下，“北大一时亦无法救济。一家一校在此时都是小事，都跟着国家大局为转移，国家若能安全渡过此大难关，则家事校事都不成问题”。
钱穆也曾公开表示，“由政府来统治全国教育，并非坏事。毋宁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不过，钱穆仍然希望“政府能采取较宽的自由主义”。钱端升虽然对“政府事事要统制，课程要统制、教材要统制、教授学生的思想要统制”表示不满，但也表示理解，认为“专门学校的科目及教材，政府自应严加监督，不监督，则专门学校所造就的人才或难副政府所预期”，所以“政府的统制，在理论上，是讲得通”。不过，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等人始终对统制保持敏感，虽因战争原因，做出部分退步，但仍希望“政府也不要有过分的或不通的统制，更不必为统制而统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可知，在民族危机面前，自由主义者对统制的态度发生了细微变化，既承认政府统制教育的合理性，又仍希望政府予以自由。
对于国民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统制，身为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感触最为直接。1939年9月4日，竺可桢在与陈布雷讨论三民主义青年团时表示，“目前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方针须要确定，不能徘徊于统制与自由二者之间”。正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及教育界人士对教育统制的妥协或承认，才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统制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与此同时，国民党官方报刊也在调和统制与自由的关系，称“统制与自由，似不相容，实则相辅。有统制才有自由，有自由必须统制”，“国家在战时，更痛切需要统制”。所以，“我们要在统制中求自由，同时也要在自由中谋统制。我们在国家统制范围内，寻取一切的自由，这才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国民，这才是增强抗战力量的上策。我们不要只顾个人或团体的无限制的自由，而破坏了国家整个的统制”。
那么，这一时期的教育统制包括哪些方面呢?吴俊升对此亦有所归纳，其认为“过去高教一向是在自由散漫空气之下进行的，无论在课程师资、成绩考核、训育实施和行政组织方面，都是校自为政、人自为政。如由教育行政机关，对此等措施，稍加一致的规定，使高等教育能增进效率达到一般水准，有些人未免认为干涉学术自由和不尊重教员清高地位。这是最大的心理阻力，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应付一不小心，便会引起所谓自由与统制的对立”。其实，吴俊升所强调的是教育管理体制的强度问题。此外，还有蒋介石所说“独出心裁之创举”的军事教育，以及竺可桢所谈论的学校党团问题。这些都具有统制色彩。
以往研究者对战时教育统制亦有所归纳。张凯认为，“训育与统制”是“国难时期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军事化、训导制、大学党团化”则是“蒋介石强化高等教育统制的主要手段”。金以林认为，抗战时期“政府必然要对教育事业进行一定的统制”“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国立中学的创立，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改革：统一入学考试、统一编印教科书，审定教员资格，实行毕业总考制等措施，应该说都是教育统制的一部分”。不过，教育体制的划分，对国立大学的统制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结语
既有研究对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人事变动虽予以关注，但主要根据王世杰日记与陈立夫回忆录等材料，难免会落入当事人叙事逻辑。事实上，这一事例启发意义是多方面的。
第一，就部长人事而言，王世杰虽有辞职举动，但并未想真正去职，事前也未知去职消息。所以，其所谓“私心实至慰”看似洒脱，实质上有不得言的苦衷。陈立夫对王世杰的教育政策不满，且逐渐承担部分战时教育职能。其事后回忆这一任命是“突如其来”只是为自己辩解之词，难以令人信服。对蒋介石而言，教育部长的任免则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前后有石瑛、顾孟余等人作为备选。直到1937年底才确定由陈立夫出任。可见，历史的演进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第二，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世杰对教育做出调整，以适应战争环境。但国民党内部各派人士并未因战争而停止对王世杰教育政策的攻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主政者发生更迭。随着陈立夫主政教育，教育政策发生转向，一方面配合战争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陈立夫教育主张的实践化。所以，人事变动及所带来的机构组织调整、思想转变、政策转型是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形成的重要路径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就教育战时转型而言，既是配合国民政府战时统制，也是内部长期性政治斗争的结果。
第三，教育部此次部长变动对于教育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民国时期政治建设并不健全，一项事业与主政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往往人在政在，人走政息。如时人孙育才指出，“教育事业的盛衰，易为中央教育当局一二领袖的变更所影响”。这一点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其根源在于中国法治建设并不完善，人治因素太重。随着部长更替，部内人事也发生根本性变动，而非陈立夫所言的“用人唯才”与基本不动。人事变动，尤其是教育理念不同之人前后主掌教育部，则必然对教育行政理念产生影响。统制化则是这一转型的主要特色。可见，陈立夫所谓的战时教育不必“大有异”于平时也只是空言。这一“大有异”转型即是从自由主义教育过渡到统制教育。1938年1月21日，在听到蒋梦麟向陈立夫表示其“不能代表北大派”这一消息时，王世杰表示，“予从未以代表任何派系自居，且极不愿自己之主张与行动，偏袒任何一派一系或某一学校，而不顾公道与公益”。王世杰虽否认自己是北大派，也未明言在任期间推行的是自由主义教育，但是其所谓不偏袒“派系”，为了“公道与公益”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自由主义教育体现。陈立夫主政教育期间则具有明显的党化与统制色彩。这一政策转型则是1944年继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对陈立夫时期教育制度大肆整顿的根源之一。(责编：蒋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时教育部与高校关系研究(1937—1945)”(项目号：19BZS11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张欢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08 15: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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