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艳艳 | 文化抗战：公共展览与抗战动员（1937-1945）
2023-02-13 09:42:15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公共展览是一种物质化、视觉化与政治化的文化资源，具有直观形象的表达优势。全面抗战时期，公共展览成为宣传与动员抗战的重要文化载体。革命史展览塑造的革命记忆，成为团结御辱、一致对外的有力号召;战利品展览将前线战斗成果转化为一般民众的视觉叙事与亲身体验，最大限度激发民众抗战的政治热情与必胜信念;出国展览向国际社会表征中国坚韧不拔的抗战形象，为粉碎日本分裂中国的图谋以及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作出独特历史贡献。在宣传与动员抗战的同时，公共展览亦不可避免沦为国民党宣传党国一体化和政治合法性的工具。

　　关键词：公共展览；革命记忆；抗战形象；抗战信念；抗战动员

　　公共展览是由西方传入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场域与视觉机制。它面向公众开放，不仅具有传播新知与教育启蒙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政治导向功能。即便是看起来距离政治遥远的艺术展览，实际上也脱离不了政治性动机与目的。耶鲁大学青年学者何若书(Denise Y.Ho)在其著作《策展革命：毛时代中国的展览政治》亦称“举办展览，既是公众教育，又是公众动员”。近年来，学界对抗战的研究逐渐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尤其是以前不太被关注的文化形式，目前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然而，在抗战中发挥重要宣传与动员作用的公共展览却较少得到关注。本文拟将公共展览纳入政治视野，重点考察抗战期间革命史展览、战利品展览、出国展览等三类公共展览，以呈现全面抗战时期公共展览的文化想象与政治意涵，揭示公共展览于全面抗战时期民众动员与国际宣传之意义。

　　一、革命史展览：塑造革命记忆，激发全民抗战精神

　　全民总动员对夺取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而唤起民众觉醒的精神动员，则是抗战取之不竭的动力源泉。战争成败的凭借不在军备与武器，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韧不拔之民族意识。为“恢复同盟会以前革命先烈手无寸铁、毫无凭借而举义旗反抗外族统治的精神”，各地官方机构与民间团体积极利用公共展览这种形象直观的表现形式，搜集孙中山等革命英雄的遗物、遗像、文献等展品，举办革命史展览，期冀重塑革命记忆，激发民族意识与全民抗战斗志。

　　早在局部抗战阶段，革命史展览就被赋予政治内涵，与民族精神及抗敌御辱紧密契合。1936 年 10 月 31 日，浙江省教育厅委托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 “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其中专设革命文献陈列室，展示自明代以后浙江省革命英雄遗物，如镇海王师真抗英的大令旗、陈英士先生血衣以及秋瑾、陶成章、徐锡麟诸先烈遗物等。此时，中国正值“国步孔艰，外侮日亟”之际，日本正加紧对华侵略步伐。通过此展，浙江省革命先烈的遗物立即转化为浙江人的革命记忆，有效弘扬了爱乡土、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使“爱乡卫国之精神，发扬以光大之于全国”，并促使民众自觉承担起“挽回国运复兴民族之责任”。

　　抗战全面爆发后，革命史展览的政治属性更为突出，官方机构与民间团体都踊跃举办此类展览动员全民抗战。1937年7月至10月，上海市博物馆联合上海市通志馆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其中，第三陈列室陈列自太平天国起到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史料，总数达500余件。展品有辛亥革命文献、孙中山遗像与手札、章太炎手札、陈英士殉难时血衣、手札、手迹等。这些先烈遗物最能激发参观者的爱国情绪，时有参观者感叹：“革命之花，烈士之躯，多么勇敢，多么伟大!然而我同时想到了华北，想到了东北，不禁凄凉无语。”

　　1940年2月，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联合在港文化人士就地发起“广东文物展览会”，旨在“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详而言之，即“在国难当中，检点劫后所余剩者几何，加以研究，以为将来复兴的准备;使侨胞观此衣冠文物，亲炙先贤先哲先烈的遗容、遗作、遗物，而发动爱国爱乡的精神”。此展览开幕前，策展人叶恭绰曾在报纸上发文称：“人失自信之心，学乏复兴之望，其所关于抗建大业，亦已巨矣。” 可见，举办这一展览与抗战有关，其要端在“藉亲摩乡邦文化遗迹，以激发爱乡爱国之精神”。展览设专室陈列“孙中山密谋革命借据、孙中山手批廖仲恺书、伍廷芳遗墨、胡汉民遗稿”等广东革命文献。通过这些文献，展览主办方试图彰显广东革命先贤先烈“忠于民族，崇尚气节……富于冒险性、奋斗性、创作性、革命性”的“广东精神”，从而引发民众“同仇敌忾之心，从事神圣之抗战建国事业，争取民族之生存”。展览吸引大批文化人士与侨胞，“参观者空前挤拥”，影响极大，著名文化人士杨千里评价该展览是“抗战期间发扬民族精神增加民族信念最高最妙的法门”。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在此区域内的战时动员亦成为整个抗战动员的重要一环。为此，官方机构组织了系列革命史展览，从而为抗战服务。1942年2月7日至2月15日，为唤起全国文化界对于国家总动员的重视与实践，中央宣传部特发起“国家总动员文化界宣传周”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便是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革命史迹展览会。展览的具体事宜由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操办，展品涵盖自辛亥革命以来各时期革命文献、图像、国父暨先烈遗物以及宣传革命主义的书报刊物等物件， 其主旨是使“三民主义之辉煌文献，益深入于人心”，使参观者“咸知缔造之艰难，激发抗战之信念”。展览得到重庆乃至四川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参观者踊跃，三日内共吸引2万人次参观，对激发陪都人士革命热情，加强抗战必胜信念，实收宏效。

　　此外，官方机构还将革命史迹展览融入政治性纪念日，以增强展览的政治意涵，激发全民抗战意志。1943年12月24日，在民族复兴节前夕，中央党史会在中央大学礼堂举办革命史迹展览会，展出孙中山及部分黄花岗革命烈士之遗物、遗像以及革命书报，使得参观者深刻感悟“今日有正走向复兴大道的国家民族，不是随便成功，正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染成的”，“国父昭示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加倍努力，踏着先辈的血迹，完成抗建大业的使命”。

　　1944年11月12日，为庆祝国父孙中山诞辰及中国国民党五十周年纪念，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纪念典礼，同时举办革命史迹展览。展览专辟七大陈列室，展出兴中会时期、同盟会时期、国民党时期、中华革命党时期、中国国民党等不同时期的革命史料。展品多为孙中山、宋教仁、秋瑾、徐锡麟等革命烈士遗物、遗墨、遗像及革命书报文献等，从中可见革命先烈“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的精神品质。展览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展期6日内吸引参观者竟达 7 万人次以上，对于激发当时各阶层民众的抗战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革命史展览透过革命文献、先烈遗物、纪念品等空间叙事，塑造了富于历史感与真实感的革命记忆，渲染了一种革命精神。伴随仪式化的现场参观过程，参观者不由置身于展览叙事当中，与革命先烈同呼吸共命运，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激起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精神力量。

　　二、战利品展览：荡涤悲观情绪，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抗战初期，面对国民党军队抗战接连失利形势，战乱中的中国弥漫着一片消极悲观的情绪。为了荡涤民族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官方机构以对日战争中所获战利品为核心，举办了一系列展览。此种展览形式对渲染民众情感有着天然优势。与其他宣传方式不同，它以直观通俗的形式，传递前线抗敌的成果与热情，民众不论文化层次高低，都能从战利品实物、图片和解说中形象获取必胜的信念，从而激发抗战热情。正如当时新闻界人士所言：“虽国军偶有胜利，后方民众可从报纸上看到国军胜利的消息，但总不及目睹因胜利而获得的战利品之亲切。”

　　战利品展览最早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御机关发起。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将中国军队在江阴苏州区所获之战利品分别在南京、汉口、长沙与桂林等地开展巡回展览，并成立战利品巡回展览团，向新闻界报告战利品展览之三点意义：一使后方民众深知敌人之残酷情形;二使民众明了前方英勇抗战，故能有此伟大成绩;三使后方民众认识此次抗战的目标，即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之下，实行全民总动员而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汉口战利品展览会陈列数百件日寇重机枪、军用无线电、飞机上的无线电、炸弹、炮弹、手枪、军用地图、日寇护身符咒、日军轰炸机残骸以及10幅抗敌漫书与图表，其中两幅名为“众志成城”和“汉奸当不得”。此次展览极大唤起民众抗日意识，观展者情绪高涨，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同时在赞扬和讲述他们曾经听到的关于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故事。

　　长沙战利品展览会开幕时，英军上校赖特曾派委员出席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明确阐明战利品展览的宗旨：“使后方民众知前方将士神勇的牺牲精神，努力普遍的向同胞广大宣传，团结力量，挽救危亡，下最大决心来争中国的自由独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利品展览一经举办，就向参观者传递出前线将士的杀敌热情，最大限度激发了民众抗战的政治热情与必胜信念，其政治动员效果颇为出彩。此后，各地都将举办战利品展览作为增强民众信心、动员民众抗战的常态化宣传手段。每遇战争胜利或缴获战利品的情形，各地都会举办战利品展览以鼓舞抗战士气、增强必胜信念。如1939年湘北大捷后，中国军队俘获战利品极多，为教授中小学生军事知识，鼓舞军民抗战，湖南省政府令长沙、衡阳、沅陵等地公开展览战利品。

　　1939年冬，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取得粤北第一次会战大捷后，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于次年2月在韶关中山公园内举行抗战图书展览附粤北大捷战利品展览会，将抗战图书与各师最先缴到的战利品一齐展览，以此鼓舞后方民众加紧抗建工作。所展战利品，计有手枪、炸弹、重机枪、毒气弹、防毒面具、探照证、太阳旗、重要文具、工作用具等。展览通过展示各类战利品，使参观者亲临其境，直观看到粤北战争中“可歌可泣之事，民众协助军队作战之事，政治队员到阵地散播传单之事”等等，感悟“敌军的失望悲观和中国军队越战越坚强的对比”， 从而鼓舞后方民众加紧抗建工作，增强必胜信念。

　　1940年初昆仑关大捷后，桂林各界在桂林公共体育场举办昆仑关战利品展览，展品分军械、军用品、图书、文件、书信等类，共计2万余件， 旨在“激发民众同仇敌忾之精神，强其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念，并促使其自动奔赴前线，参加作战或其他抗战工作”。

　　1941年4月6日，西江驻军政治部在肇庆举办战利品展览会，展示中国军队在单水口、台山城等战役中缴获敌军的制服、勋章、文件、照片及其他军用品，各界参观者“无不大感兴奋，愈坚必胜信念”。

　　此外，还有两类与战利品展览相似的展览——战地资料展览和战地艺术展览，即搜集前线情况在大后方举办展览，旨在粉碎日军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阴谋，使民众了解战地真实情况并受之鼓舞。战地资料展览多使用对比展示法，如1940年3月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曾在重庆西路口巴县中学举办敌方及中方战地资料展览，将当时搜集到的3000余件敌伪及中方战地资料以对比呈现的方式公开展览。展品有“敌伪资料2000余件，分13类，以杂志、报纸、宣传单、伪钞及标语等为最多，其中敌方散发的有色彩的宣传画报，最能激发民众愤懑警惕的情绪。又有关于我方战斗地域的展品，计杂志、刊物900余件，报纸100余种，足见我战地军政文化各界如何与敌伪作殊死斗争”。

　　战地艺术展常以新闻照片展、战地写生书展、战地摄影展等形式举办。其中，战地摄影展内容多聚焦前线将士英勇抗战、伤兵救护、敌军残暴的情形，以及中方战士用血肉换来的战利品等物。战地写生书展素材多来自战地写生队，如在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后，某写生队曾到湘北前线，历时十余日，共创作 200 余幅战地写生画，后分别在长沙、桂林等地举办巡回展览。

　　战利品展览、战地资料展览、战地艺术展览的展品或素材都源自战地，故能使广大民众从观展过程中获得最直观的抗战体验。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这些展览都能以很通俗的形式，“嵌如抗敌的热情与智能，给一般大众抗敌的指导性”， 对于荡涤悲观情绪与鼓舞民众抗战斗志具有重要教育引导和宣传作用。

　　三、出国展览：宣传抗战形象，争取国际舆论同情

　　全面抗战初期，国际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很少，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知之甚微。因此，加强国际舆论宣传，让世界更多国家了解中国与中国抗战情况，使中国抗战获得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就成为国际抗战动员中的重要一环。文化是推行外交战略的一种方式，其对外交与国际舆论的影响不言而喻。民国著名文化学者常任侠曾阐明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提出与政治、经济外交并列的第三种外交方式——“文化外交”。在文化外交工作上，常任侠指出：“可以常时在国外不断的展览，增进国际人民的好感，艺术是最好的工具，并借此可以增进国民对于艺术文化的趣味。展览古艺术品，可以弘扬一国过去的文明，展览新艺术品，可以体现一国现有的成绩，这都是提高国际文化认识的一法，同时对于外交也有很大的帮助，能使人们对于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来博取广大的同情与帮助。”为了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中国曾多次应邀赴他国举办展览。其中，影响较大者有194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

　　1939年初，苏联政府艺术部计划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并邀请中国搜集“若干近代及古代艺术品”赴苏参展。基于宣传中国抗战形象以及争取苏联提供对华援助的考量，中国接受了苏联的邀请。经与故宫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多番协调，行政院最终“从故宫博物院提选唐宋元明清绘画及缂丝五十件、古玉器四十件、铜器十件，从中研院提选甲骨、戈矛、车饰、爵杯、大刀、石刀、骨桕等约二十件赴苏展览”。除古代艺术品外，中国还主动选送一批中国抗战艺术品参展，计有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征集的木刻儿童书画、宣传画等 600余件，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创作的油画、国画59幅。

　　1940年1月2日，中国艺术展览会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出席开幕式的贵宾不仅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苏对外文化协会、艺术委员会各机关人员，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亦率领中国大使馆馆员出席开幕典礼。展览会场的布置，则完全“象征中国抗战必胜以及坚韧不拔之民族精神”，展览会进口处首先悬挂着数十幅中国抗战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现场还悬挂朱德将军及女战士丁玲画像，现场讲解员在解说时称“现在中国已建立起稳固的统一战线”。此举“别有用意”，折射出抗战时期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关系的微妙转变。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给苏联造成潜在战争风险，苏联逐渐转变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敌视态度。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且在苏联共产国际的促成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此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努力强化中苏友好关系，并得到苏联在贷款、军火和武器上的援助。这也正是南京国民政府甘冒文物可能遭受战争损坏危险将其送去苏联展览的原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展品选择与陈列布置上，植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元素，宣扬国共合作，也是出于强化中苏友好关系的考量。

　　中国艺术展览会在苏联引起了极大反响，历史学家、艺术家、工人、学生等各类群体前往参观者踊跃，休息日更是人满为患，“拥挤得不可形容”。参观者对中国悠久之历史、精美之古代艺术品无不致以崇敬之情，莫不称道中国文化之伟大与抗战之坚决，并表达对中国抗战之同情：“具有如此先进文化、如此伟大艺术之民族，绝非其他民族所能奴役”，“有着这样艺术的民族，是不可征服的”，“深愿中国的朋友们为了自己祖国光荣的文化，赶快把民族敌人赶出自己的国境”。《真理报》亦刊文高度称赞中国艺术展览会的意义，称其不仅在“艺术上具有伟大之价值，抑且足以表示中苏两大民族具有如何之友好关系。苏联各界人士，对于争取国家独立之中国人民，具有如何热烈之同情，对于中国人民之生活如何关切”。中国艺术展览会象征中苏友好关系，形塑中国对日抗战精神，在宣传中国抗战形象与唤起苏联各界舆论同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苏联中国艺术展外，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在国外举办的展览还有：1939年8月在美国举办的“抗建美术展览”、1940年12月在苏联举办的“中国战时绘画展览会”以及 1942年11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战时摄影展”。摄影展通过一系列作品呈现出“数千万中国人民由日本占领区西迁，然后以大无精畏神建设其家庭之情形”。1943年3月，中国还在纽约近代博物馆及美国各大城市举办“抗战绘画展”，展示中国美术家所作抗战绘画及木刻共百幅，所有门票收入，除开支外，皆作为援华之用。

　　上述展览不仅向世界各国人民呈现了中国对抗日军侵略事迹，同时也拓宽了文化外交的途径与对外宣传的国际视野，有力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支持和援助。

　　四、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资源皆被利用起来，以适应战时需要，增加抗战力量。公共展览作为一种物质化、视觉化与政治化的文化资源，凭借其大众化与直观性的特点，成为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手段。它们多由党史部门、文博机构、军事机关、地方政府等官方机构或民间团体举办，从主题设置、展品选择、陈列布置到语言叙事，各个环节无不传递强烈的政治动机。

　　通过革命史展览，展览举办方将革命历史直观化、通俗化、知识化与权威化，使得参观者形成共同的革命记忆，增强民族意识，发扬革命精神，产生同仇敌忾之心，从事神圣之“抗战建国”事业。通过战利品展览，展览举办方将前线将士之战斗成果直观转化为敌后一般民众的亲身体验，使之荡涤悲观情绪，共享胜利喜悦，坚定抗战必胜信念。通过举办出国展览，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中国社会抗战实况得到历历呈现;出国展览亦将中国坚韧抗战精神彰显无疑，从而唤起外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并尽可能促使外国政府给与中国实质援助，以此力抗日本军事侵略。

　　总之，基于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场所举办的公共展览，在被贴上“抗战”的政治标签后，即转变为抗战文化符号，显示出中华民族精神与御辱抗敌的斗志，为粉碎日本分裂中国的图谋以及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权力对抗战时期公共展览的隐性控制昭然若揭。官方机构在组织革命史展览时，多以时间为纲，循着国民党党史发展的脉络，设立专室分阶段陈列革命史料。革命史展览与其说是为了塑造革命记忆与革命精神，不如说是国民党党史的历史叙事与政治权威的构建。此外，“蒋介石崇拜”现象在展览陈列布置与叙事空间中也有所渗透，如194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展览序言中就植入了蒋介石的“训话”内容;1944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举办“革命史迹展览”，专设“总裁事迹室”，与 “总理史料室”和“中国国民党史料室”平行并置，其政治意涵不言而喻。总之，基于抗战特殊环境与国民党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公共展览在契合抗战宣传动员这一政治诉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沦为国民党宣传党国一体化和政治合法性的工具。

　　作者简介：彭艳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3期。

　　注：特此感谢《历史教学问题》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2-13 09: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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