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聪|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人的争取工作
2023-06-05 16:48:15 来源： 民国档案杂志 点击： 复制链接
《团结报》(史学版)编辑王富聪
摘 要
抗战时期，中共城工组织在沦陷城市始终进行着秘密抗战活动，争取工人和苦力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城工组织利用根据地与沦陷城市的地理、经济和社会联系，广泛寻找城市关系，派遣干部打入工人和苦力行业，地下党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日伪对城市和工厂严密统治下，地下党建立隐蔽精干的秘密组织，巧妙地利用合法形式，组织不定型的松散团体联盟，通过社会关系、拜把兄弟和结干姐妹等从感情上团结工友，和工人打成一片，逐步教育，发展组织，组织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其中既有增资、罢工类的“合法斗争”，也有偷、怠工、搞破坏等活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 城工部 沦陷城市 工人苦力 抗日战争 华北
抗战时期，中共在发展抗日根据地之外，也在沦陷城市开展了秘密的抗日活动。华北各地抗日根据地整理、恢复和发展了沦陷城市地下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其中，工人、苦力生活较艰难，团结度较高，斗争性较强，他们是中共开展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在抗战后期，随着城市工作的方针由隐蔽精干、积蓄力量转为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中共提出“要开展伪军伪警工作及工人、苦力工作，只有这些工作之开展才能顺利的实现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任务”。工人、苦力力量成为反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限于学术视野和资料关系，以往研究对中共在沦陷城市开展工人、苦力工作关注极少，仅在根据地工运部门对沦陷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中略有涉及，但甚少涉及中共各级城工部门争取工人、苦力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形，也缺乏对沦陷城市工人工作和乡村社会紧密关系的深入考察。本文依据华北各根据地党委城市委员会及城工部相关档案、文集、地下工作者的回忆录等资料展开论述，就中共地下党组织争取沦陷城市工人、苦力工作的部署经过、开展措施、斗争方式和活动内容进行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共对沦陷城市工人工作的部署
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将发展根据地的工作居于首要地位，相比而言，沦陷区工作相当薄弱。直到1941年，中共中央才逐渐对沦陷城市工作重视起来，各根据地党委先后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对城市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随着城市工作日益重要，在沦陷城市争取工人、苦力工作在华北各根据地逐渐受到重视。中共中央指出：“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在中央的重视下，各中央分局加大城市工作力量。1944年秋，晋察冀城市工作委员会改为城市工作部。不久，晋察冀分局所属冀中、冀东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普遍建立城工部，主要对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重点厂矿和交通要道开展工作。各级城工部门有计划地派遣党员打入城市中，要求“动员区村干部大量向内部打，领导城市内的工作，领导新党员关系”。注重沦陷城市工人工作，一方面向敌占城市、工厂等派出干部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从工人积极分子中选拔部分来根据地培训后再派出。冀中区党委要求“选择城市归来的工人、学生、贫民作为发展重点的对象，并可指定专人负责培养教育与发展，或召集城市归来的工人、学生、贫民开训练班或参加游击队，以加强其教育”。选拔城里“特殊技术工人，或都市重要人员送来区党委城工部”。冀察区党委把工人、苦力视为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指出“他们是我们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同时还是武装斗争的坚持者，我们应用主要力量去组织他们”。山东分局城工部门也重视争取城市工人、苦力工作。1944年，山东分局改城工科为城工部，并决定滨海、鲁南、鲁中、胶东、渤海等区党委建立城工部。山东分局要求安排大批干部去做城市工作，“各战略区抽调干部，应占全数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并强调，“工人、苦力是内应起义的主力，是城市工作的重点。我们应在重要企业中建立堡垒，广泛的联系群众”，“在山东起码也要组织数十万力量，而工人、苦力又必须是起义的主力”。争取工人、苦力工作的重点是工厂较多的大城市。天津工厂和工人数量众多，是各根据地派遣人员的重点城市。“凡是在大城市有熟人的，就动员你去”。天津“抗联”负责人楚云、康力等1944年到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汇报工作并参加学习。刘仁指示天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深入工厂，发展组织。“天津市的工作中心是工人工作，有决心的青年无论男女尽量先到工厂中去”。楚云派人设法打入一些工厂，在棉纺厂如恒源、七厂、五厂等，机器厂和铁厂如自动车株式会社、生恒、兴亚等，铁路方面如津浦大厂、车辆弹簧厂以及麻厂都有关系。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在天津“建立了一个支部四人，能团结七十余人，其中大部为学生、工人(铁路、纱厂)，并在北平、塘沽有了工作关系”。北平轻工业发达，工人和店员数量大，因此也是城市工作的重点对象。例如，1944年秋天，冀中区深县城工部派张昆峰打入北平兴亚被服二厂潜伏，他“在别的厂发展领导着五六个党员。在二厂缝纫部群众中做了很多宣传、组织工作，团结了许多工人”。在中型城市和厂矿基地，城工部门也派人打入工人、苦力行业。在山东鲁中地区，济南有地下关系101人，主要为工人、学生、市民。算上矿区、铁路，各单位共有关系531人。发展党员情况，济南19人，其中工人5人。在淄博，党员有27人，算上矿区和铁路，共计党员128人。在滨海地区，青岛第一工委有党员18人，多系工人、店员。在胶东地区，各城市“共有党员230人，团结群众一千一百余人”。仅山东分局城工部直接管理的城市、矿山及交通要道的党员和干部共计501人，团结群众2300余人。铁路干线也是工人集中地区，城工部组织大批人员打入进去。晋察冀城工部的叶克明曾主管铁路方面的地下工作，他将一些干部派往敌占区，“如平绥线、长辛店、南口铁路工厂开拓”。1945年5月，冀察区党委城工部派遣干部打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到日本投降时，长辛店车站、机车厂、机务段和该镇有党员80多人。保定清苑县城工部的丁万臣负责铁路上的建党工作，他介绍了保定警务段的李华等人入党，李华的“支部发展到八人”。山东重点做津浦路和胶东铁路工人工作，渤海区党委要求“集中力量进行铁路工厂工人工作，津浦分别由一(德州至天津)二(济南至德州)六(济南至张店)五(张店至青州)地委负责。……一、二地委各抽五个以上干部分别派入津浦线各站工作”。“胶济路西段建立了一个工人支部(张店)，共五人，最近准备一人到周村铁山矿，已建立了工作关系。湖田站亦建立了关系，共团结卅余工人。张店到坊子站，坊子工人支部发展到九人”。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总之，抗战中后期，华北各根据地都在部署力量，设法寻找关系和派遣人员打入城市和矿山工厂中，秘密组织工人活动。
二、乡村社会与沦陷城市工人的密切联系
由于地理交通、社会经济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华北根据地的乡村和大中城市有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自清末以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加强，形成了许多中级市场和中心市场。以河北为例，“石门、保定、唐山、张家口都是重要的中级市场”，“天津和北平是河北的中心市场”。往来于城乡的人天然地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从中能寻找到大量做城市工作的各种社会关系。首先，在地缘上，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里有很多人在沦陷城市做工经商，便于各城工部物色干部打入进去。以河北冀中为例，冀中农村与周边中心市场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冀中区党委城工部看到，“城市中的人民，最大多数是从乡村中去的，这就给了我们在根据地开展城市工作的有利条件。如深南的××村庄在北平的即有800多人，饶阳的××村在北平的即有200多人，其他村庄去各大城市的当然也数目不少”。在山东也有类似的便利，“鲁中特别是历城、章丘委派有几千人往济南经商做工谋事。淄博周围都是我占区，在矿工人苦力很多。潍县周围商家云集，而干部、士兵又多从城、铁、矿郊区发展起来，故物色干部，组织群众性的打入，实为方便”。在山西，“河曲、保德、忻州以及太原□□各县都有大量可以去到绥远、张家口以至平、津、满洲各大城市农村的人。在这些人中，也可找到可以做城市工作的干部”。其次，在业缘上，中心市场和中级市场城市里某一职业往往与某一农村地区有着密切的职业联系，乡村的干部和群众到城市中熟悉人情，便于联络，找到掩护职业立足。在冀中区，“各县区村到城市去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到那(哪)个城市去的人多，就愿到那(哪)个城市去，干什么的多就愿意去干什么。如交河铸犁锅的多，深南王荣井吃银号的多，路西定县在洗澡堂里的多，因此某一个地区与某一个城市某一种职业，就有他的密切关系。甚至于在城市里还是住某一街道，所以他们和乡村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在北平也有类似现象，“北平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一个行业的工人几乎都是同乡，他们的老家在河北的某一个地区，是解放区。浴池、理发、洗衣业工人几乎是定兴、易县、涞水的;煤球厂工人大多来自宛平;织布工人是高阳、饶阳一带;油盐店工人是唐县、完县、望都一带;木匠、泥瓦匠多是武强、深县一带”。再次，在亲缘上，沦陷城市和工矿区里的工人老家多在根据地，逢年过节回乡探亲的不少，通过对他们进行调查、宣传也可以发现有用的线索。以石家庄为例，从1936年到1940年，作为冀中地区重要商品集散中心的石门市，“人口从6.3万人增加到了16.7万人”。短短几年内增加如此多人，主要是聚集了周边城镇和乡村务工人员，他们势必会逢年过节回老家探亲。冀中六地委城工部长朱康说：“我调六地委任城工部长。该部成立后，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石家庄，重点开展工人、城市贫民工作。”“物色在石门内的关系或有掩护条件的人。这段工作比较紧张，在春节前后，我们趁从大城市回来探亲人多的机会，宣传我党政策，讲形势，找工作对象。”北方局城工部也指出，“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或敌占区伪企业中经商、卖手艺、当工人做苦力的这一类的人，……这些人根据过去习惯上，均须旧历年关回家过年”。基于地理、经济、亲缘上的密切关系，根据地乡村干部和群众打入城市后具有语言、文化、心理上等各方面的优势，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利态势。“利用封建关系，开展工作便利;容易合法与秘密，不易被敌注意;老乡亲谁也知道谁，说话方便，好取联系，容易开展工作;干部好团结群众，因他懂得群众心理;本村的干部指导本村的人，这实际上就把城市分化了，我们就容易掌握与领导”。华北根据地的乡村和大中城市的密切联系为地下党的秘密活动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三、依托根据地开展沦陷城市工人工作
为了争取沦陷城市的工人和苦力群体，城工部门以乡村社会与城市的经济社会联系为桥梁，在大力寻找各种关系的基础上，派遣干部打入工人和苦力行业。(一) 在根据地动员群众寻找关系 华北城乡之间具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是资以联络和发展组织的便利条件。中共利用在乡村中的优势地位采取多种措施寻找合适做城市工作的关系。首先，通过全面调查发现适合做城市工作的关系。例如，北平油盐店多是河北定唐县人，1944年8月，定唐县城工部根据晋察冀三分区城工部指示，逐村调查在城市谋生人员的情况。并劝说在大城市有亲友或曾在大城市从业的人员尽可能再到大城市谋生，这样派遣了一些人打入城市。又如，保定清苑县城工部“通过各村支部登记本村村民在城市工作，或在城市有社会关系的人员，从中选拔可以进行工作的对象”;“在游击区经常来往城市的群众中，以及从城市里来往集市的人员中选拔可以工作的对象”。山东分局也指示，“在接敌区争取工人家属，从而联系工人”。其次，通过在根据地开办短期座谈会对工人进行宣传，从中大量发现关系。座谈会以秘密方式进行，“为他们保守秘密，在给他们任务时不要强迫，要他们出于自愿。注意要把这一临时工作变为经常工作来进行”。山东分局指示，“动员一部分工人来根据地参观受训并改造他们”。在晋察冀等根据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冀中地区，各级党委城工部对回家探亲的工人集中起来办训练班，发现积极分子，进而发展党员。“公开办学习班，秘密发展党员”。再次，各级城工委员直接到城市以同乡身份联系工人。各级城工委员，根据不同村庄在哪个城市里干什么职业的多就去秘密联络什么人。北方局指示，村城工委员打入城市内负有宣传、发展组织工作。“合法联络人(即城工委员)的工作，到城市去做宣传、联络组织工作，并发展党，负责从城市工作的□□通讯及联系，与熟悉街道等”。例如，保定清苑县“西辛庄村韩俊义同志，来往保定，介绍了魏宝林、刘玉庭等同志，组建了市民、工人的支部。东孙庄任孟彦同志，在保定粮店职工中介绍了郭仆同志入党，还有菜贩王福录等同志建立了支部”。(二) 依托乡村社会关系派遣打入人员 寻找到关系只是第一步，要开展工人工作还需要派遣干部打入到城市内部。由于打入人员需要有合法身份进行职业掩护，所以打入工厂的范围基本上集中在根据地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从事的行业。北平轻工业工厂中汇集了许多从根据地派来的地下工作者。据地下工作者赵文回忆：“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开始是各地县委都往城里派人，后来才并到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现在的崇文区……地下党员很多，是四个城区党员数量最多的一个。除去学校部分，多数在手工业。”北平油盐店的唐县人多，经唐县城工部派到北平油盐店行业的地下党员有王炳臣、王建业、种造江、高勇仁、魏永年、刘清海、刘桂森、李信(崔江水)等人，为在油盐店等行业中建立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北平织染行业织布工人多是高阳、饶阳一带人。冀中的高阳、蠡县、饶阳、肃宁等县委都派人打入北平。如高阳县城工干部齐纪回忆称，当时地下党“进城后主要是在老乡多、熟人多的织染业开展工作”。日本北支那特别警备队第二特别侦谍队也发现，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保持高度秘密性，伪装就业在社会各阶层中”。依托可靠社会关系不仅容易安身立足，而且便于取得职业和户口，通过经商、做工掩护开展秘密工作。在北平外城地下党中，张海泉首先投住其表兄肖振甲在花市开设的义兴厚百货庄，当教师，后经商。郭敬，首先投住本村程笃信在花市缨子胡同开设的德珍斋玉器铺，帮人经商。崔英投住其父开的庆升永马尾铺。刘勇，投住在花市裕升隆布庄其亲戚刘绍曾家，做自制肥皂买卖。段文林被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派到北平，位于北平东珠市口的昌实工厂经理段双年、副经理段长年均是他族兄，他利用这个条件在该厂以工人身份做工，掩护做地下工作。高阳人齐纪1944年10月被城工部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他利用老乡关系进入崇文门外上堂子德泉织布厂当学徒，在抗战胜利前夕，先后发展了韩克勤、王明会、张品之、韩通岭、韩志申等党员，组成支部。天津亦是如此。冀中区安国县委城工部派人潜入天津各大小药栈，“经同乡介绍，王治落脚于北大关小洋货街忠信栈，崔巍落脚于成记药庄，分别以药栈会计、司账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又如，何其浩1943年被冀中蠡县城工部派进天津做地下工作，他通过亲戚关系在河东小集大街王记小铺帮忙记账，1944年进入昌河铁工厂打短工。“到日本投降前，他亲自发展了约40名党员，成为发展党员最多的城工干部”。据时任冀中九地委城工部长刘君达回忆，1944年九地委设立了天津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向天津作派遣工作。九地委派入天津的关系约4000人”。天津工厂众多，可以推测，打入工厂者为数不少。正是依托根据地乡村与城市的家族联系和行业联系，派遣人员打入工厂才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三) 借助传统社会关系秘密组织工人 在沦陷城市和工业矿区，日伪严密组织防范地下党，往往设有专门针对工厂工人的警察和特务。以天津为例，伪警察暗中严密侦查各工厂。天津特别市政府警察局对所有50人以上的103家工厂和10人以上的578家工厂组织了工厂调查班21班，从事侦查。又如山西阳泉熔化厂有工人两千多，在劳务系下有劳务警6人监视工人，有厂警10名担任警戒工作。又在劳务系下设秘密特务若干人。另外，警备队、宪兵队、领事馆也在厂内收买人员当特务，侦查工人行动。再如石景山发电厂也有警备力量和特务明里暗里监视工人，“用警备以监视工人，监视工人偷东西……同时还有四个特务，暗里调查工人的活动”。日本北支那特别警备队负责观察华北中共的动向。该警备队下属的特别侦谍队负责侦查北京、天津、青岛等城市和矿区治安情况。第一特别侦谍队发现，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政治攻势逐渐活跃化，对“工人的动员工作”在巧妙且顽强地进行着。第二特别侦谍队发现，“在天津市周边各党委及晋察冀分局等的点线工作委员会来的特派工作员，越加在地下潜伏，准备在总反攻时一起行动。争取目标面向工人、苦力……”第八特别侦谍队在青岛发现，“南海地委根据青岛市的特殊性，选拔青岛市内工人，在根据地实施训练工人后派回”。在日伪严密统治环境下，不能公开做大的群众性运动。那么，如何巧妙地团结和争取工人便显得更为关键了。城工人员打入工人和苦力行业后，建立了隐蔽精干的秘密组织，利用可以合法存在的组织，采取了多种措施团结工人，对工人开展感情培养、思想启发。有的通过亲缘关系组织工人。许多根据地群众与城市居民有亲缘关系，以此进出敌占城市有合法的条件。段文林于1945年1月进入北平昌实工厂工作，“这个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都是段双年的徒弟，有的是同乡、亲戚、族亲，家都住冀中抗日老根据地，政治条件好，可靠”。段文林便在该厂工人中发展组织。北平织染业工人多是河北高阳县人。1943年，高阳县城工机构派刘瑞祺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当联络员，后在城里担任支部书记，并在织染行业中开展工作。他“利用老乡关系、亲戚关系联系可靠的工人群众，先后发展了霍翟良、张保明、刘文德入党”。有的通过拜把兄弟和结干姐妹等团结工友。在工人阶层中，通过结拜兄弟、姐妹关系形成泛家族关系联络感情，进而开展工作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在天津，地下党在北洋、公大七厂、裕元、裕大等厂都开展过活动。据地下党员朱峥回忆，地下党“通过个人关系，感情上的联系，拜干姐妹等关系做些宣传，讨论时事，或三言两语做过活动，在群众中扩大党的影响”。据天津地下党员林青回忆，在各种工人中最风行的是“磕头拜把子”结盟兄弟，“利用工人的习惯及义气，借‘磕头拜把’来团结他们，先采取拜盟兄弟等，感情上来团结他们，再从中选择进步的加强政治教育，走向政治的团结最终目的”。塘沽地下党组织创始人张达1943年4月被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派进市内，为开展工作，他结交了许多盟兄弟，从中发展党员。“在新河、郭庄子、于家铺、亚细亚洋灰窑、三井、三菱、日本大院等地方结交了五六十人的盟兄弟，由感情上的团结发展了7个党员(5个是盟兄弟、2个是乡亲)”。总之，地下党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亲缘、地缘和业缘等传统关系起到了掩护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的细致组织工作，交接朋友，建立感情，再从感情逐步过渡到政治启发教育，团结和争取工人。
四、组织工人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地下党在对工人、苦力进行秘密宣传和组织的基础上，开展了各类斗争活动。其中，既有增资、罢工类的合法斗争，也有偷、怠工、搞破坏等活动。(一)组织工人搞增资、罢工活动抗战时期，工人时有自发性的罢工。冀晋区四分区地委城工部1944年调查发现，阳泉熔化厂因半月才发一次配给粮，曾有大炉台工人六百余人突然离厂，迫使厂方第二天就保证“配给粮每日一发”。秋季时，工人因工资太低，由2000多人突然减少到1500人，迫使厂方从10月起“增加工资一倍”。1945年初夏，天津升恒县工厂发生罢工斗争，“敌人立即把几个领头的工人弄到部队里去痛打一顿，灌了凉水，并问是谁给出主意罢工，实际工人是自发的罢工，也没问出什么结果”。冀中八地委城工部调查发现，石景山发电厂“自今年二月份警备队打了一个工人后，全体工人要求增资罢工半天。从十四元增到四十元。在三月份又要求增……酝酿便从四十元增到八十元，在五月初从八十元增到一百四十元，这三次增资都胜利了，厂主还未表示什么态度”。这些罢工活动，表现出工人坚强的斗争意志。地下党人参与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活动。地下党在天津的活动主要是在几个大纱厂中进行，如宝成、北洋、裕大、恒源、裕元等。强调充分运用各种合法形式，在日常的细小斗争和合法斗争中教育联系群众，通过工头做合法的请愿和经济斗争。据严子涛回忆，地下党“基本上不形成组织也不开会，在一定的情况下，以不暴露目标为原则，也搞过一些小规模的斗争，通过进步工人以合法的形式，以人对人的方法反对工头压迫，没形成大的罢工”。天津地下党林青回忆，工人开展过小型的合法斗争，“通过工头或有威信的手艺人去要求。通常都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上涨，大伙公开地向敌人囔囔着(请求之意)‘棒子面大大的涨钱，工资太少，没法子过日子……配给粮不够养家’”。相比增资类斗争，地下党参加和组织的罢工性斗争较少。晋察冀城工部派苏瑞到北平，打入兴亚被服二厂当工人。1944年他发展了曹殿元等4人入党，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举行了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45年3月，中共静海大城县委城工部派刘思敏进入天津，在裕大纱厂建立支部。组织该厂工人集体罢工，迫使日本厂主增加工资。在山东胶济路及矿山，鲁中区城工人员“鼓励和参加了几次群众自发的罢工与增资斗争”。(二)组织工人开展“偷”“怠工”“破坏”运动在日伪统治下，“偷”“怠工”“破坏”成为工人最普遍的斗争行为，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党也参与其中，发挥了组织作用。工人自发地有组织地偷物资。在天津，“上至工头下至学徒，谁看见也不说的，……这种非法斗争形式也是一般工人普遍惯用的斗争方法”。虽然日伪发觉偷的现象后对工人处罚很重，但工人偷的现象不但没有中止，反而“方法更高妙、更严重起来(如北支、兴亚、富源都有这种现象)”。在北平，石景山发电厂“工人结合偷东西，有的偷铁铣……偷电线等物资”。山西阳泉熔化厂工人一起应对日本人。木料厂工人偷家具、木箱，修械厂工人偷零件，窑业工人偷瓷器，火炉工人盗钢铁。行动时，工人互相配合，“互相巡视瞭哨，搬运出去卖了，大家分钱”。在青岛，工人为了生活普遍偷东西，“工人生活主要是依靠偷，据调查只大业纱厂每月平均工人偷出货物，总计洋十万至二十万”，形成有组织地偷，“现在偷已形成统一战线性的”。在济南的调查也发现铁路工人“李某……联合工人偷油、炭、铁等”。地下党也团结群众进行有组织地偷。山东分局在上报城市工作总结中指出：“目前敌占区工人中公开、秘密的进行偷、怠工、破坏工具、消耗原料等是最普遍秘密非法斗争，我们要更加使其组织化，就群众中已有的‘偷鬼子的不算偷，鬼子打了不算丢人’等思想的成熟，提倡‘做什么偷什么’‘做什么破坏什么’‘暗破坏明努力’‘偷就是帮助抗日’。偷还可以成立合作社，并把这些人编成组，有组织的提出分化敌人。内部结成偷的同盟”。如在胶济路及矿山，鲁中区城工人员“运用生产包工和拜把子的方式，团结群众，帮助与支持了几次偷的斗争”。冀东城工部组织工委在开滦煤矿开展工运，在工人中组织配合根据地武装斗争。工人“从矿里偷着取出雷管炸药，一盒一盒地往外携带”。地下党人韩俊峰组织彰德火车站工人“刮风”搞物资，搞走日伪掠夺的大米、食盐、煤炭、钢材等，有的倒运给地方武装。组织怠工、降低产能是地下党活动的一个策略。在天津中纺七厂，地下党“发动工人进行长期的怠工，日本人进车间就干活，日本人一不进车间我们就不干活，并且发动工人大量搞他们的物资”。塘沽永利工厂中共支部书记史振江在组织工人提出增资要求被拒绝后，便发动工人怠工。在天津铁路工人运动方面，据王俊臣记录：“城工部在……当时的工作结合日本对中国人的抢杀统治，针对工人经济上的困窘，进行政治宣传，得到群众的拥护，并且鼓励和号召工人们停工、怠工。”地下党还组织破坏生产，“做啥破坏啥”。在天津中纺七厂，地下党发动工人对他们“生产的军用降落伞和军需用品，尽量搞掉，致使停止生产或少生产，影响他们的军需供应”。阳泉熔化厂工人用石头、棍子把电灯泡打掉。有些工人故意搞浪费，把瓷器捏成又毁坏，毁了又捏，消磨点钟;把能用的材料弄成废料，大材料锯成小材使用。工具坏得很快，让敌人看不出来。总之，地下党在工人群体中开展各类秘密活动，壮大了地下党的组织，对坚持抗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余 论
抗战时期，工人和苦力是中共城市工作的重点争取对象。到抗战后期，工人和苦力被视为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主要力量之一。根据地各级城工组织利用根据地和沦陷城市的社会联系，广泛寻找城市关系，派遣干部打入工人和苦力行业，在危险的环境下坚持斗争，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团结群众。在隐蔽精干的基础上，利用合法的和灰色的组织形式，组织不定型的松散团体联盟。通过社会关系、拜把兄弟和结干姐妹等从感情上团结工友，逐步提高工人的觉悟，发展壮大组织。中共在沦陷城市组织工人开展各类斗争活动。地下工作者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手，开展增资类的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得到工人支持。在斗争方式上，以合法斗争为主，以说理、谈判、罢工为手段，斗争由小到大，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巧妙联系起来。同时，秘密发动工人进行偷、怠工、搞破坏等斗争活动。对沦陷城市工人和苦力的争取工作，为争取民心、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一些工人还发挥了配合反攻的作用。例如，烟台地下党在1945年8月23日，“组织了1000多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攻城主力部队解放烟台。烟台解放后，起义队伍又马上转为工人武装纠察大队……组织护厂护校，搜索敌特武器，维持社会治安”。地下党能在残酷环境中站稳脚跟，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黄道炫的研究发现，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应星的研究也发现，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同样，中共在沦陷城市开展的争取工人工作也依赖于各类社会关系，虽环境恶劣，却体现了中共在弱势环境中有效利用传统资源发展力量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C·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总结了强权之下民众的反抗以日常的斗争为主，包括偷盗、偷懒、怠工、暗中搞破坏等。然而民众毕竟是弱者，如果有外来者的策动，其反抗行为则可能变得更加具有主动性、组织性和艺术性，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地下工作者争取工人和苦力的工作即是一例。(责编：杨斌)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6-05 16: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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