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薛明 ：中日学界与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远东学院
2024-02-08 14:49:2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位于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是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中心，备受中日学人推崇。中国学界聚焦与中国史地研究相关之近缘学，将该院学人的汉学成果“转法为汉”，以“羽翼正史”；日本学界将远东学院视为越南学的宝库，重视其馆藏文献的编目、影印与研究，以服务二战期间日本的南进战略。这些差异深刻影响中日双方与远东学院的交流。于中国学界而言，除部分弥补国内西域、南海研究成果不足外，其他影响极其有限；日本学界的越南研究主观上为侵略越南服务，客观上促成日本越南学国际地位的提升。全面了解中日学界与远东学院的互动，可深入认识近代以来中日对外学术交流的特点，为推动亚太区域国别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远东学院 南进战略 近缘学 越南学 冯承钧
1898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美（Paul Doumer）为深入了解印度支那，实现法国殖民统治的“长治久安”，下令在越南西贡创建印度支那考古学研究所（Mission Archéologique Permanente D’ Indo-Chine）。1900年，为扩充研究范围，该研究所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以下简称“远东学院”）。1902年，远东学院总部迁至河内，1956年迁回巴黎,但迄今仍在河内、京都、北京等地常设17个学术联络中心。
远东学院是一所专门研究东方学的学术机构，其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同时还负有保管、整理东亚古迹与历史文献的任务，是越南现代学术体系的基石。因沙畹（Ed. 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马伯乐（Henri Maspero）、鄂卢梭（L. Aurousseau）等国际汉学翘楚曾在该院学习、工作，令其汉学研究成绩驰誉全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外学人对该机构多有讨论。1952年，著名报业人士连士升刊文全面讨论远东学院的汉学研究成绩。在远东学院建院百年之际，法国学者辛加拉维洛(P. Singaraveélou)对该院创办过程、代表人物，以及法国当时在殖民地建立学术机构的初衷与后来的学术转向均有详细论述。近年，远东学院汉学家戴路德（Hubert Durt）重点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院的汉学研究概况。上述论著关注远东学院的建立、运作及其百年来的研究成绩，但对于民国时期中日学界与该院之间学术交流过程中的偏向与路径仍缺少必要的检视。
一、 同步殊途
中日学界与远东学院间的交流几乎同步，但旨趣与取径迥异。中国学人与远东学院的交流始于伯希和访华。1899年，伯希和赴远东学院研究东方语言与历史，次年受该院派遣前往中国搜罗珍本古籍。此后，马伯乐、鄂卢梭、戴密微等人复踵伯希和之迹来到远东学院，四人早年皆在法国接受基本汉学教育，初成后被派至该院从事学术研究，复被派遣到中国游历、收集文献，与中国学人交流学术，陆续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翘楚。
1902年，远东学院日本研究专家美德尔（Cl. E. Maitre）造访日本，特邀日本佛学界高楠顺次郎、南条文雄共同出席远东学院当年在河内举办的首届远东学术大会。翌年，高楠顺次郎获聘远东学院名誉客员，此后，该院以研究日本戏剧闻名的彼利（Noёl Péri）也多次造访日本，与当地学者交往甚密。自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学界的越南研究升温，永田安吉、金永键、松本信广、山本达郎、神田喜一郎等驻越官员、学者与日本文部省紧密协作，开始系统深入考察远东学院的日常运作与学术工作。
1931年初，原日本驻法属印度支那河内总领事永田安吉首次系统介绍远东学院设置的目的、机构建置及经费来源。继永田后，远东学院图书馆日文部馆员金永键以亲历者的身份，就远东学院的历史及发展状况两度致函日本越南研究专家杉本直治郎，两封信经杉本的整理、修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日方展示远东学院的运作机制。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越南研究巨擘松本信广在考察远东学院后，旋即向日本学界详细介绍该院的历史与现状，同时还梳理了数十年来日本学界与该院的交往历史。三人从不同角度对远东学院的介绍，立体呈现了该院的学术建置、运作机制与学术成绩，有效地扩大了该院在日本学界的知名度。
越南是二战期间日本南进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故日本政府命令文部省主持对远东学院展开深入调查。日本官方的调查报告特别强调，远东学院在印度支那半岛从事不追求直接效用的考古、历史学等纯粹的科学研究，实际却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持续发挥影响，而法国殖民政策由“同化”转变为“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协作”，即是上述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明确肯定远东学院的存在对于日本海外扩张事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与日本学界注重对远东学院整体、系统的认知取径不同，中国学者起先留意的是伯希和、鄂卢梭、马伯乐等人突出的汉学成绩，由此将他们供职的远东学院视作培养法国汉学人才的渊薮。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指出，伯希和系远东学院出身，其与鄂卢梭等人自越南游学京师，他们“好古之心”远在国人之上。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强调，伯希和生于巴黎，学于远东学院，其论著宏富博洽而深刻，为诸多汉学家不逮。其他中国学者如翁独健认为，伯希和在远东学院的5年是其“汉学研究之发轫时期”；方豪指出，在远东学院培养的众多学者中，马伯乐、伯希和是其中的佼佼者；姚从吾则称伯希和、马伯乐等人为国际汉学界的“河内派”。
与日本学界有计划地派遣学人前往远东学院实地考察与研究相比，中国学人首次近距离考察远东学院完全是一场偶遇。1928年7月，正在筹备中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出杨成志、容肇祖等人前往云南进行民族调查，调查团途经河内突遭暴雨，被迫滞留当地10余天，这才有机会访问远东学院。远东学院的研究成果、丰富的图书收藏，令调查团震撼不已，深感该机构“确是法人研究东方文化的中心点”。杨成志连夜致函顾颉刚、傅斯年，毫不掩饰对远东学院的赞赏，建议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借鉴该院的做法。
中日学界与远东学院的交流几乎同时发生，但后者对该院的认知全面、深入，态度积极、主动，具备明显的目的性、计划性与系统性。中国学人对远东学院的系统性认知，均由留日中国学人转介而来。如永田安吉于1931年在日本发表《关于法国远东学院》后，旅日学者禹扬认为此文对中国学界意义重大，便将该文译出刊于《申报》。1933年，学者王古鲁读到金永键《博古学院及其近况》，认为该文对中国学界“颇有介绍一下的价值”，于是将文章删译并刊于上海《人文月刊》。两篇译文成为国内学人全面了解远东学院最直接的信息源头。
二、 近缘学与越南学
中西交通史学家向达在悼念该领域巨擘冯承钧时称，“近缘学”一词及其概念源于陈寅恪。他说：
近二三十年来，孜孜不倦，以个人的力量，将法国近代汉学大家精深的研究，有系统地转法为汉，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近缘学，如西域南海诸国古代的历史和地理，能有一种新的认识，新的启发者，这只有冯承钧先生！
这里的近缘学应指与中国历史的研究之学缘、边际关系较近，或与中国历史研究关系较密切的学问。而“越南学”一词，最早是由西方学者在19世纪前提出并使用，顾名思义，指关于越南的学问，或称为越南研究。梳理近代中日学界与远东学院的学术交流，明显呈现出近缘学与越南学的不同偏向。
中日学界关注远东学院馆藏文献的种类不同。远东学院馆藏文献按照区域国别分欧文、汉文、安南、日本四部分，这当中，中国学人主要关注汉籍收藏。国际法专家刘曼仙认为，远东学院图书馆坐拥2万余册汉籍，为法国人在国外经营、收藏汉籍的“大本营”，是马伯乐、查斯璞(E. Gaspardone)长期锐意经营的结果。北平《图书季刊》刊文称，远东学院的中欧文图书为“世界藏书最富之一”，不乏世间罕见的图书，甚至典藏多卷《永乐大典》等孤本汉籍。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收藏,曾令杨成志不由惊叹：不少国内无法找到的图书，却在远东学院有意外的收获。
相比之下，日本学界关注的范围较宽，并将远东学院馆藏安南文献分为三类：其一是越南人用汉文记载越南历史的书籍；其二是以用于书写越南固有词语的“喃字”创作的文献；其三是越南刻印的中国典籍。为充分理清远东学院馆藏越南文献，日本学人分工合作进行编目。在远东学院主动公开其馆藏目录前，松本信广便于1934年抢先对该院所藏安南文献中的第一类目录进行整理并公布。1936年，山本达郎对第二、第三类安南文献展开调查，远东学院研究员陈含瑨、金永键将各自整理的文献目录提供给山本参考，协助其整理出更加完整的目录。1953年，山本撰成《河内法国远东学院所藏安南文献追加目录》，补充松本所编目录之不足。
日本学界在对馆藏文献进行编目的同时，对越南各地文献的收集、影印与研究工作也同步展开。永田安吉在越南目睹大量珍贵古籍遭到严重破坏，因而不惜耗费私财多方收集。1934年，松本信广促成永田将其所藏92部550册安南文献入藏东洋文库，自此之后，日本学界的越南研究渐趋便利。1935年底，松本在远东学院院长戈岱司(G. Caedês)的协助下将6部《大南寔录》复印本运抵日本，松本任职的庆应义塾大学留存1部，其余5部分别送至东洋文库、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及京都研究所，这些均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术机构。1941年，松本为配合日本太平洋战略的需要，主持《大南一统志》影印出版。1943年，东洋文库在查斯璞的帮助下出版《同庆御览地舆志图》抄本，山本达郎为该书特撰解说。近年，日本学界的东洋史研究热点由中国、朝鲜转向东南亚、南亚地区，这些尘封多年的越南文献开始重新受到关注，成为日本乃至国际越南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中日学界对远东学院出版与馆藏文献的利用方式不同。近代以来，国人对英文、日文的掌握和使用远多于法文。与之相应，国内学者对域外汉学成果的译介以英文、日文为主，译介法文文献则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法文译者中，贡献最大者非冯承钧莫属。冯承钧精通法、英、德、意、比、拉丁、梵文等多种文字，在法留学期间，他与沙畹、伯希和、鄂卢梭等汉学家交游，熟稔西方汉学前沿成果。为将域外最新汉学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界，冯承钧竭力翻译沙畹、伯希和、费瑯（Ferrand）、列维（Lévi）等汉学家的论著。1933年，冯承钧将伯希和、迦节（Cadiére）、列维三人在《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扶南考》《真腊风土记笺注》《越南历朝世系》《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4篇长文译出，结集成《史地丛考续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出版，后又陆续译出该报刊载的伯希和、马伯乐、戈岱司、鄂卢梭等人的论著10余篇。这些论著篇幅长短不一，但都经过上述汉学家精微的考证，系域外汉学研究的“精粹”与“碎金断玉”之所在。
二战前的国际汉学界，法国一枝独秀是不争的事实。冯承钧不遗余力地译介法国汉学家的论著，原因在于这些成果能“提供吾国学者之参考”。一方面，法国汉学家均能重视中西资料汇通比勘，“其发见远非中国人所能企及”。这些研究或有不足之处，但对于中西交通史料整理的贡献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与结论可供中国学界效法。在冯承钧看来，中国史籍虽以宏富著称于世，但其过去多供文人寻求掌故之用，或供信众诵习之需，鲜有用科学方法从事整理和研究的工作。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西方汉学界利用域外文献与现代语言学、社会科学等方法探考研究中国史地，已有可观的成绩，但国内学人鲜有所知。冯承钧摄取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在整理我国史部涉及域外史论时，“举凡载集之旧文，西儒之新撰，视力之所能，皆网罗之，翻译之”。冯承钧的工作得到同为中西交通史专家的朱杰勤的赞同，在他看来，伯希和、马伯乐等学者的南洋史地研究“实胜吾人”，国内学界对于他们的研究负有“翻译介绍之责任”，冯承钧将法国汉学权威的研究成果择要译出，使中国学人的南洋研究有所凭借，这种重视翻译的务实之举足为“吾人效法”。
与中国学界专注译介不同，日本学人偏向越南史地的研究工作。如金永键编著《日·法·安南语会话词典》《印度支那与日本的关系》，发表数十篇越南民俗、民间传说和宗教信仰的研究论文。此外，金永键还与杉本直治郎就日越早期关系史研究开展学术合作，出版《印度支那当地日本人的发展史研究》，该书对所谓“南方共荣圈”的日本河、日本埠、日本洲、日本墥、日本街等数百年间形成的日本元素加以精细考证，从而证明日本和越南渊源甚远。
远东学院的东亚研究蜚声国际，但吸引中国学人的主要是其丰富的汉籍藏书和卓越的汉学研究成果。中国学人对远东学院的认知框架与图景，是建立在国人对域外汉学研究成绩了解的前提之上，聚焦在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相关之近缘学，借鉴域外汉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丰富中国史地研究的文献，进而推动中国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接轨。
不同的是，日本学界将远东学院视为越南学研究的宝库，为日本越南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日本学者在明治以来国家不断对外扩张之大背景下，从一开始即着眼于利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越南历史文化，因而他们也更有动力不远千里对远东学院重要馆藏——安南文献进行实地考察，并从基础性的书目整理与文献收集、影印工作开始，直至完成有分量的研究论著。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日本率先以近代学术眼光与方法对越南展开研究，开创了东亚学界近代学术意义上的越南学研究之先声，即便今日国内研究越南学的学者们在起步之时，仍无法忽视当年日本学人的成果。
三、 横看成岭侧成峰
1948年，日本汉学家竹内好就近代中日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用“回心”与“转向”来区分：回心是向内运动，以保持自我的方式呈现出来；转向则是向外运动，发生于自我的放弃。日本近代始于“转向”，属“转向型”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热衷于弃旧取新，不断向外求变；中国近代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不断抵抗、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属“回心型”文化。换言之，中国文化极具包裹性，尽力将域外文化涵化、格义为自有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对于域外文化的态度则始终以追逐功利实用的方式呈现出来。
竹内用“回心”和“转向”来区分中日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本意是批评日本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缺乏抵抗，在不断转向中逐渐迷失自我，褒扬中国能以自我为主体，通过不断调适，内化外来文化。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学人与远东学院间的交流，以自我为中心的“回心”取向，在将主体文化包裹严实的同时，是否也失去了认识与拥抱世界的诸多机会？相反，日本学界面对法国越南研究的领先成绩时迎难而上，促进了其越南研究的发展。如果从中日学界与远东学院之间实际交流成果看，需重新审视竹内好对“回心”和“转向”的论述。
中国学人的关注集中于远东学院学人的汉学研究，也希望在远东学院馆藏中觅得即便在中国亦难得一见的汉籍善本，或将远东学院学人的汉学研究成果“转法为汉”，补国内史地研究之短板，呈现出“自我内化”的倾向。最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学界都重视馆藏文献的编目工作，但关注的目的不同。冯承钧将伯希和《对安南本国历史类文献的初步研究》译成中文，在盘点越南中文书籍时，在该文的结尾补录远东学院新得越南史汉籍多达70余种，希望从这些书目中找到越南各种官私著作，以“资整理我国正史《外国传》之用”。无独有偶，朱杰勤认为，中国古代西域、南海研究因正史材料的缺乏，成为最难研究的领域之一，而域外学人对西域、南海的研究采用大批域外文献，成果既可“羽翼正史”或“补国史之遗”，也能贡献中西交通史研究。冯承钧与朱杰勤均未将越南作为一个研究主体予以关注。
早期日本学界搜集越南文献、编辑目录，助力越南史地研究的目的甚为明显。但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日本学界对越南研究的积极“转向”，被用作为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谋求在东亚、东南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论支撑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学人对越南历史地理、风俗语言等问题展开一系列深入研究。以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Ⅰ：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为例，该书对元明两朝征伐越南的大量史地问题都有严密考证，被誉为研究中越关系史“前无古人，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然而，该书的原稿系山本于1939年提交给日本东方文化学院的研究报告，该院隶属日本外务省，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报告递交的时间也颇令人寻味，彼时正值日本向东南亚大举南进的前夜，报告供日本情报部门参考的意图尤其明显。从内容上看，该书虽以元明两朝中越关系史的展开为叙述主轴，但作者刻意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安南的陈黎两朝摆脱中国控制的历程，强调古代越南的独立性，有意忽略元明对越南经济、文化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山本以元明为研究对象，并倾向于分析论证安南的“脱中国化”，其目的是要从安南独立的历史依据与中国征伐、经营安南失败两个方面论证越南逐渐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进而为日本提供“解放东南亚”的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山本通过总结中国征伐、治理越南的经验教训，为日本即将入侵越南乃至整个东南亚提供参考。从山本撰写该书的历史背景、论证对象、分析重点可以看出，其目的是迎合日本的南进政策，而日本学界研究某地域在历史上的宗主关系与归属问题，也是一种为侵略行为作理论辩护的研究路径。
同样，松本信广也在这一时期充分暴露了其甘当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的一面，不仅先后组织或加入国策研究会属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会、南方诸民族事情研究会等团体，更主动将个人研究成果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以其研究古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代表作《印度支那的民族与文化》中的一章《日本上古文化与南洋》为例，该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1937年，在简要列举日本和东南亚各民族在传统建筑、服饰及风俗习惯等若干相似之处后，侧重从神话传说和语言两方面入手，较为系统深入地论证在日本文化的构成中，自上古时期就受到来自东南亚的影响。整体而言，该文尚属较纯粹的学术探究，然而松本于1940年9月日本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半岛后不久，他为该书这一章新作的结尾竟赤裸裸地指出，论证上述二者存在某种亲缘关系的现实意义，在于使日本国民相信：物产丰富、气候温暖的东南亚可作为狭小岛国的日本向外溢出过剩人口的最佳目的地，而同为有色人种的日本人，不仅比白人更耐暑热，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身宗教传统天然与热带地区的原始多神信仰相协调，会更了解并“尊重”当地人原有的社会体制，所以也就更适合成为东南亚的统治者。
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在回顾日本汉学发展史时称：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猖獗时期，日本史学界“不但不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军国主义国家还以各种形式要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为战争提供合作”，直至二战结束，才正式宣告日本学界“严冬似的时代终告完结”。汉学研究状况如此，越南作为日本建立“南方共荣圈”最重要之目标，也难逃受军国主义裹挟的命运。
相较于日本，中国学界以现代学术眼光书写的越南史要晚得多，成果亦乏善可陈。近代以来，随着法国在中法战争后取得越南的实际控制权，昔日书同文、行同伦的越南与中国“隔塞最甚”。清季以降，国内不乏记述越南之作，如梁启超《越南小志》（成文于1905年，收录于《各国兴亡小史（八种）》，中华书局1936年版）、张诚《越南略说》（国群铸一通俗讲演社1915年版）等，但两书均为万言上下，内容过于简略，对史学界影响甚微。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虽在越南史地考证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从方法上看，主要是赓续乾嘉朴学遗绪，缺乏现代学术的方法与眼光。在蒋廷黻看来，至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尚无一位以现代学术眼光研究越南史的专家。中国虽有越南史地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该领域一向被国内学者冷落，即便学界、坊间有关越南的介绍，也多是零星、片断的，无系统可言。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国内政军两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越南的历史与现状，越南才引起国内学人的特别注意。但环顾国内学界，缺少有关越南史地的参考书籍。越南华侨崔启生指出，虽然中越交流甚久，就史地、文化、经济、国防各方面看，中越关系之密切实已超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可是，由于国内从事越南研究者鲜少，关心越南人的更不多见，造成国人对越南认识疏忽不清的现状。不得已，崔氏只能向国内学界推荐出版不久的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梅公毅《越南新志》（中华书局1945年版）。然而，上述三书内容亦极其简单，均属通俗类读物，书中不少地方有抄袭错漏或欠精到详尽之处，取材相对陈旧,不能列于专门的学术研究之列。
横看成岭侧成峰，转换视角则价值多元。必须承认，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界将目光转向越南研究，主观上明显带有为日本南进政策服务的倾向，但客观上也为日本的越南学研究开疆拓土，其研究成绩甚至超越研究越南数十年的法国学界。二战结束后，日本越南学中的军国主义扩张因素被剥离，回归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人才辈出。如在日本越南学的开创地庆应义塾大学，由川本邦卫、伊藤清司、陈荆和等人继承松本衣钵并将之发扬光大。1998年7月，由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组织的第一届越南学国际研讨会在河内召开，来自越南以外的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学者参会，其中中国学者13人，日本学者多达40余人，成为除越南之外参会人数最多的国家。日本越南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之丰富，令当下国际学界不容小觑。
结语
中日学界对法国远东学院的交流偏向，前者以近缘学为基旨，后者以越南学建设为目标。不同认知路径实是近代以来中日学界在与域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秉持“回心”与“转向”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使然。于中国学人而言，他们试图通过援引西方汉学成果充实、改造传统史学，但对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周边国家缺少深入研究，于是周边国家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相反，近代日本学界对中国、朝鲜、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展开一系列深入、持久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至今在东亚学界仍有影响。这些成果的取得，是近代以来日本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及进行对外扩张时采取经世致用策略的缩影之一。
中日学界与远东学院交流过程中，分别采取“回心”与“转向”的不同态度，由此带来迥然不同的成果，这对当下中国学界与域外学术交流过程中应采取的态度具有重要启示。鸦片战争后，国内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译著大批西洋史类图书，却缺少梳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及关系的论著。这令蒋廷黻不由感叹：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尚未出现专门研究越南、日本、苏俄、蒙古、泰国等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历史的专家与著作。为改变此研究现状，蒋廷黻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工作期间，教学上注意西洋史与中国周边国家史兼重。他因材施教，注意发掘有一定语言基础的研究人才，一旦发现有学生适合研究某国的历史，便竭力推荐其赴国外继续深造。在蒋廷黻指导下，邵循正、王信忠、朱谦云等人成为越南史、蒙古史、日本史、苏联史等中国周边国家研究的佼佼者。
蒋廷黻凭一人一系之力，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然而，随着他在1935年弃学从政，其对周边国家的探索未能持续下去。但蒋廷黻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的构想与实践深刻启示我们，在当下国内学界对外学术交流中，应注意借鉴日本越南学建设的有益经验，突破唯近缘学的学术旨趣，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区域国别史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走向深化。
作者：王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薛明，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2-08 14: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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