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辰 | 从几个侧面看日本的甲午、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
2024-02-08 15:41:49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点击：  复制链接

从几个侧面看日本的甲午、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

中山大学（珠海）历史学系副教授 吉辰

  在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军事史长期受到忽视。世纪之交，两位学者痛切地指出：“相比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学科，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是比较滞后的。”20年后，笔者在修订这篇学术综述时用了类似的措辞，暴露出军事史研究虽有所推进，但滞后性依然如故。而在抗日战争史这样“军”味十足的领域，军事史研究滞后的问题会更加凸显。多年前曾有学者指出，即使是《抗日战争研究》这种专业学术刊物，也“很少发表研究战争史的文章”。近年来，这一情况似有改观，如新近出版的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有两卷主题是抗战军事，更有不少新生代学者连续发表军事色彩浓厚的抗战史论文。

  在此基础上，抗日战争领域的军事史研究似可再推进一步。现有研究基本皆以国民党军、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军队为视角，甚少关注其对手日本军队。日军不同于1920年代建军的国共两党军队，是一支具有较长历史的军队，其历史包含历次对外侵略获得的战争经历，其中绝大多数与中国有关，诸如日本侵台事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山东）乃至日本侵华战争。相对于侵华战争期间的日军，国内学界对此前数十年间的日军更是少有研究。笔者拟结合甲午、日俄两场战争，选取几个侧面，对日本学界的军事史研究略作评介，以期为国内学者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一、日本学界甲午、日俄战争研究的军事史取向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对外战争是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以至于日本学界习惯以“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清·日露戦争期）”指代这两场战争间的10年。然而即使在更受关注的日俄战争史研究领域，军事史取向的研究也不及政治史、外交史及后起的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史常被视为政治史的附庸。特别是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普遍反思战争责任的情况下，学者们往往更加关注军事与国家、社会的关联，而纯粹的军事史研究一时不易开展。即使是战后较早从事军事史研究的日本学者藤原彰也坦陈，自己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时，是将其作为“政治史的一个侧面”加以研究的。藤原彰门下弟子吉田裕则指出，由于强烈的反战情绪，“战后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回避军事史的倾向，一般将军事史研究看作是特殊的研究领域”。

  1976年，大江志乃夫出版《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一书，重点讨论了编制、武器、伤亡、军需等问题，不仅引导了日俄战争研究的军事史取向，更被看作是日本近代军事史实证性研究的标杆性著作。不过，此种风格的研究一时为数甚少。大江志乃夫在10年后出版的第二部日俄战争研究专著中曾如此感叹：“日本的日俄战争研究最大的弱点是军事史。”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甲午、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在质与量上较大改善，代表性成果如日本军事史学会于日俄战争100周年之际编纂的两册日俄战争史研究论文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国内军事史研究现状那样，其相对滞后性仍未改变，尤其是与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会史取向的研究相比，颇有相形见绌之感。有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的日俄战争研究领域）或许是因为战前官方战史的体量庞大，军事史研究与之相比并不太多。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成果较多，与军事史研究成果厚重的二战研究等领域形成对照，这大概可以说是日俄战争研究的一个特点。”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也有类似情况。若与国内学界做横向对比，日本学界对军事史的重视程度及相关成果又明显超过国内。

  二、战前军方战史的“遗产”及其批判性继承

  自日本陆海军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军令部成立后，战史编纂便是其重要职能之一。每次战争过后，该两部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纂战史。就二战前公开出版的甲午、日俄战史而言，陆战方面有1904—1907年出版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8卷、1912—1915年出版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10卷；海战方面有1905年出版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3卷、1909—1910年出版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战史》4卷。这些多卷本战史著作成为甲午、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的基石。

  除此之外，尚有若干军人以个人身份编纂的战史，如时任参谋本部第四部国内战史课员的沼田多稼藏1924年出版了《日俄陆战新史》。次年，时任陆军大学校教官、日后成为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的谷寿夫以授课讲义为基础编撰的《机密日俄战史》，1966年正式出版后甚受日本学界重视。在甲午战史方面，曾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的陆军大佐誉田甚八则撰有《日清战史讲究录》一书，其详尽程度虽不及前两本书，但长于战术分析。

  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军事建设的落后也反映在战史研究方面。从晚清到民国，军方对甲午、日俄战史的编纂工作，值得一提的成果仅有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193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纪要》一书而已。而该书系在参考前述《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的基础上辅以少量中方史料编纂而成，体量与价值均不及日方战史。此种落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日后中日两国学界的相关研究。

  众所周知，军方编纂的战史往往存在扬功讳过的问题，而日本学界对这批“遗产”的继承也是批判性的。随着1970年代末以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陆海军史料的对外开放，军方以外的研究者开始接触到以往鲜为人知的《征清海战史》《明治三十七八年秘密日俄战史》《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陆军政史》《极秘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战史》等未公开出版的战史与《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统计》《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统计》等参考资料。这些资料的丰富性与原始性远胜于公开出版的战史。近二三十年来，福岛县立图书馆藏《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稿本、《日俄战史编纂史料》《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编纂纲领》等资料也逐渐为学界所知。从大江志乃夫等开始，研究者广泛运用以上资料探讨已公开的战史，修正其不足，并指出诸多被歪曲与隐瞒的细节。反观二战军事史研究领域，战后日本官修的于1966—1980年出版的《战史丛书》102卷，也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著作，但其初稿（“基础案”）尚未对外开放。从这一点来看，甲午、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在史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三、军事战略构想研究

  军事战略构想是军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目前国内抗战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似乎少有学者论及甲午、日俄战争中的军事战略。在此方面，日本学界已有若干水平较高的研究，值得参考。关于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斋藤圣二的《日清战争的军事战略》一书，基于大量档案，作出相当简单明快的分析：“日清战争的作战构想之要点，一言以蔽之，即何时能够实施直隶决战。”开战前夕，日本制定了在直隶“与清国决一雌雄”的“作战大方针”。而在战争爆发后，由于运输船只不足等问题，直隶作战的日程被推迟到1895年春。随着列强逐渐介入战争，日本决心尽快实施直隶作战，以便抢占更多的胜利果实，但因中日议和而未能实现。日军在战争中后期对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进攻，实质上都是直隶作战的替代。两次作战的终极目标，也都是为直隶作战创造条件。斋藤圣二也指出，如果日军第二军没有从山东调往辽东，以致占用大量船舶运力，又或者李鸿章较晚赴日议和，“从预定日期看，直隶登陆作战得以实施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可惜的是，国内甲午战争史研究者似普遍未注意到该书的价值。至于日军在日俄战争中的战略，国内尚无类似《日清战争的军事战略》这样的专著。大江志乃夫早在1987年出版的《日俄战争与日本军队》一书中便有长篇论述，他指出，19世纪中后期列强间的主要战争，基本战略皆是集中兵力在短时间内决一胜负，决定性会战与战争的持续时间都比较有限，最典型的战例是柯尼希格莱茨会战（8小时）之于普奥战争（一个多月）。至于色当会战（16小时）之于普法战争（六个多月），拿破仑三世于是役投降，看似“决定性”更强，不过普军此前已经利用法军集结迟缓之机发动了几场大型会战，并非像普奥战争那样毕其功于一役。而在日俄战争中，日军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抢在俄军集结优势兵力之前与之决战。大江志乃夫由此认为，日军的战略介于普军在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的战略之间。然而，东北亚的情形与西欧大异其趣，没有足够发达的交通线，战略纵深也大得多，不利于短期决战。于是，日俄战争持续了一年半有余。姑且不论海战，双方经历了辽阳（11天）、沙河（7天）、奉天（24天）等大规模会战，战局虽对日军有利，但没有像普奥、普法战争那样分出决定性的胜负。大江志乃夫进而指出，日俄战争的旷日持久颠覆了以往列强间战争的“常识”。这种横向比较和视野开阔的论述，颇能予人启发。

  长南政义则在其专著《依据新史料的日俄战争陆战史》中梳理了日军战略构想的变迁。日军自1900年起开始真正筹划对俄作战，其战略构想从个人“私案”逐渐发展到正式计划。开战之初，日军的核心战略是“以陆军主力追寻敌野战军主力而攻击之，为此先向辽阳进击”，亦即以辽阳为决战地，寻求与俄军主力决战。随着战局的进展，日军的战略构想也不断得到修改和细化。长南政义还指出，《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声称日军在开战前已有十分完备的作战计划，这纯属后来的建构。该书以“对‘通说’的颠覆”为副标题，时时挑战日本官方战史奠定的观点。这种针对“事后诸葛”的史料批判意识，在常受官方（特别是胜者）战史观点影响的军事史研究领域，可谓具有相当程度的借鉴意义。

  四、武器、战术与兵种研究

  武器对于军事史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研究取向与技术隔膜等原因，国内学界对此甚少措意，研究深度也有待加强。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起步较早、起点较高，如前述《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一书中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该书有两小节分别专论日俄战争中的日军（亦兼及俄军）的枪支与火炮，从生产、装备一直延伸到作战效果。该书作者大江志乃夫指出，当时步枪与机枪的技术已相对成熟，日俄战争是第一场交战双方皆装备连发枪的大规模战争，也是第一场机枪被用作步兵伴随火力的战争；而当时火炮技术未瑧成熟（主要指从架退炮到管退炮的演进），双方都没有装备真正意义上的管退炮。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该书作者在世界军事史的大背景下分析了日军的伤亡情况，并将其与枪炮的效力联系起来，指出，与19世纪的各场列强间战争一样，日军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绝大多数伤亡都来自枪伤（占阵亡人数的82.9%、负伤人数的79.5%）。由此可见，步枪、机枪在这场战争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炮战大行其道的情形迥然有别。

  或许是受到了前述研究的启发，笼谷次郎的《死者们的日清战争》一文探讨了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与武器的关联。根据日方军医报告，日军第一、第三师团参战官兵分别有高达88.6%与90.9%的伤亡来自枪伤。可见，甲午战争是一场典型的“枪击战”。

  军事史研究一向是业余研究者活跃的领域，武器研究尤为典型。此类研究者往往热衷于技术层面的探讨，尽管格局或有限制，但别有过人之处。如身为日本某钢铁公司职员的佐山二郎，撰写了《大炮入门》《步枪、手枪、机枪入门》与《日本陆军的火炮》系列等多部著作，而《日俄战争的兵器》一书聚焦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武器，对其研发过程与性能皆有详尽介绍，是一部相当便利的工具书。

  武器与战术紧密相关。关于甲午、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军战术，最受关注的话题莫过于“白刃战主义”的抬头。随着19世纪以来枪炮技术的发展，白刃战在陆战中的地位理应越来越低。然而，日本军方在日俄战争之后却极力推崇“白刃战主义”，将其写入1909年修订的步兵操典中，并看作是战斗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依然坚持这一落后的战术思想，因而在面对火力占优的美苏军队时付出了惨重代价。因此，日本学界从1970年代起便对“白刃战主义”的形成问题展开了持续探讨。较新的研究成果，可举出原刚的论文《以步兵为中心的白刃战主义的形成》。该文梳理了1909年步兵操典的修订过程，指出对白刃战的重视源自教育总监西宽二郎的指示，又被陆军省军务局长长冈外史拔高到“适合国情”“军人精神”的高度，最终得以确定。

  除了步兵这一当时最主要的兵种之外，其他兵种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小数贺良二的著作《炮、工兵的日俄战争》讨论了日军炮兵、工兵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及战后的改革，认为1909年步兵操典一方面确立了多兵种协同的思想，另一方面确立了步兵的绝对主体地位。即使是最不起眼的辎重兵领域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明治时代，由于正规辎重兵的不足，日军在内外战争中往往要从平民中征募“军夫”从事后勤运输，如甲午战争中的军夫数量高达15.4万人。大谷正的专著《士兵与军夫的日清战争》着力描绘了这一群体。而在甲午战后，鉴于军夫存在的弊病，日军又创设了作为补充兵役一部分的“辎重输卒”制度。藤冈佑纪的博士论文探讨了军夫与辎重输卒在甲午、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中的活动，认为两者不能看作是日军“轻视兵站”的产物。

  国内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出自“人们非常强烈地想要知道这场持续了八年的中日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这一朴素需求。国人自然也有理由想要知道，同样对中国影响与伤害巨大的甲午、日俄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与日本学界相比，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两场战争的军事史研究相当薄弱，与日本学界的研究现状形成明显落差。这样的落差并非一朝一夕所产生，也须由国内研究者一点一滴地填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2-08 15: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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