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 ：张学良与1937年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
2024-08-18 15:22:0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二二事件源于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元老派与少壮派的派系斗争是表面现象，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的深层矛盾，是潜伏于东北军权力体系中的真正裂痕和重大隐患，也是导致王以哲被杀的主要因素。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张学良从始至终皆未放弃其两面性，这激化了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也催化了二二事件的爆发。就后果来看，二二事件严重挫伤了张学良的个人威望，令东北军高级将领有充分理由摆脱他的辖制并肃清维系“三位一体”的牵制力量，但在客观上也用一种意外的方式促成西安事变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
西安事变 二二事件 张学良 王以哲 东北军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军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枪杀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史称“二二事件”。二二事件是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梳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澄清西安事变的遗留问题，也有助于理解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动。但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西安事变中曾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高崇民之子高存信仍然感慨地说：“周总理生前一直想把‘二二事件’杀王以哲的内幕搞清楚，但由于应德田、孙铭九等人不老实交代，他的愿望没能实现，所以就结下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作为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的一次异动，二二事件至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和破解。
有关二二事件的起因，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指责中国共产党暗中挑拨，但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已有学者进行论证。该事件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王以哲是否背叛张学良并与蒋介石势力暗中联络?一种观点是，张学良在事件之前已对王以哲失去信任，自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王以哲一味妥协讨好蒋介石，并不真心争取张学良返回东北，其目的在于取代张学良，谋夺东北军领导权，故而二二事件的起因在于积极营救张学良的派系对消极派的愤怒不满造成的“无法弥合的裂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学良一直对王以哲最为信赖，王以哲对张学良也忠心耿耿，从未与蒋介石有过联络，其妥协只是委曲求全，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寻求营救张学良的途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东北军元老派主和，但东北军少壮派主战，二二事件的起因是少壮派预谋争夺东北军控制权，“野心极度膨胀”。从东北军群体来寻找原因，是破解二二事件问题的正确取径，但以往关于东北军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少壮派与元老派的矛盾，绝少追问张学良与王以哲的关系究竟如何，更未考察张学良本人与二二事件的内在联系。如今大量档案材料、文史资料和口述史料都逐渐得以披露，为考辨上述问题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在考证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考察二二事件对东北军群体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
一、 王以哲背叛张学良说之考辨
东北军少壮派指控王以哲背叛张学良的三个根据是：1.1936年12月27日，王以哲力主放走蒋介石手下的十几个军政大员;2.几天之后，他又伙同东北军高级军官何柱国下令送回蒋介石的50架战斗机和500多名飞行人员;3.据说，王以哲收到蒋介石的500万元贿赂。前两项虽是事实，但这些均依据中共、东北军和杨虎城部三方联合，即所谓“三位一体”公开讨论之后的集体决定，因此并不能据此认定王以哲存心背叛。当然，王以哲和何柱国不顾应德田的强烈反对，力主放走军政大员和飞行人员，大大增加了应德田和孙铭九等人对他们的怀疑，严重激化了东北军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这也是客观事实。第三个根据则是子虚乌有的传闻，连应德田本人都认为“不一定十分可靠”。事实是，当时何柱国通过谈判从南京当局争取到一笔善后经费，而执行枪杀任务的士兵从王以哲家里也只搜出10根金条和38000元现金。
1937年1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戴笠向蒋介石报告东北军诸多关键内幕消息，有助于掌握当时情况。引述如下：
密据五七军参谋长樸大同在渭南谈称，此际东北军将领之意图：一要保全实力，二要保障张之安全。王以哲仍望张即回西安，否则反对王树常统率东北军;苟张失安全，即以兵要挟;万一生命有危险，唯有出于一战。发动此次西安事件，王为最力，缪徵流、于学忠、刘多荃次之。其余将领并不甚坚决。军中并无共党操纵，现且防共云云。樸并提及解决东北军五项：(甲)万不可给张回来，只需予以优待，东北军即可软化;(乙)中央必须以兵力压迫东北军，但不可开火，如此做法，该军即可就范;(丙)万不可立即发表新人统率东北军，现在东北军中无论任何军师长，毫无统制之信仰与力量;(丁)宜令张氏向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多写信，劝其接受中央处置;(戊)对西安城内叛徒黎天才、苗剑秋等，无足轻重。总之，一切须避免激变。
从这封电文中可得到两条关键信息：第一，1937年1月7日，王以哲仍是强硬派，也坚持要求张学良回陕，为了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他甚至表示不惜一战;第二，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与南京当局存在矛盾，所以他们是西安事变的有力支持者，但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在防备之心，整个东北军并未受到中共的操纵，对于东北军高级将领来说，“保全实力”才是他们不变的基本逻辑，这也是理解此后事态演化的要害所在。
由此可以解释王以哲表现出来的某些矛盾现象：一方面，他在军事上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防备南京当局的进攻;另一方面，他是西安事变后较早主张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乙案的东北军高级将领。西安事变前后，王以哲与毛泽东、彭德怀共同协商，化解了不少军事危机，对中共的帮助非常大。二二事件前两天，毛泽东仍致电王以哲，“为协同贵军钳制胡军东进”，又令罗炳辉部开到平凉附近布防，可见双方协防之密切。因此，二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极度不理解东北军少壮派为何要杀王以哲。这种自毁长城的愚蠢行为，除对少壮派最激烈反对的南京当局有利之外，对“三位一体”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反过来也说明，国民党指责中共挑拨少壮派枪杀王以哲纯属造谣污蔑。
根据高崇民的回忆，几乎与此同时，“王以哲又派刘振东为代表，何柱国派徐良为代表，赴潼关见顾祝同，表示愿意接受乙案”。高崇民与王以哲一向交好，关系密切，此处所言，自然可靠。乙案的目的是拆开“三位一体”，连蒋介石本人也知道一时做不到。但在1937年1月中旬，王以哲和何柱国两人就表示接受乙案，这在当时自然引起少壮派的巨大疑虑。《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收录高崇民上述言论时，在句后还附有评语：“这对于三位一体已开不团结之端。”在东北军少壮派的激烈反对声中，王以哲等高级将领不敢坚持乙案，只好以甲案作为妥协方案来争取。由此可见，王以哲是一个复杂的人，不能过分夸大他对张学良的忠诚。
此外，还有一个传言需要略加考辨。据说王以哲在1936年一度对张学良的联共路线有所动摇，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任教育长期间常讲《大学》等忠君守旧的一套，甚至对抗日也有些消极，因此，张学良决定撤掉王以哲的教育长职务。不仅东北军少壮派如此说，甚至连中共的地下党员也如此说。但这也是不实之词。其时，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不仅如此，在欢迎晏道刚出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的公宴上，王以哲佯醉指责南京当局不补充东北军、也未抚恤牺牲的官兵和家属，明言“张副司令的处境，更使人伤心”，令晏道刚尴尬不已。这种智勇双全的表现，较能展现王以哲的胆色：这是一种针对南京当局的示威，也是替张学良宣泄心中的愤懑。然而，在应德田和孙铭九的怂恿下，张学良还是决定撤换王以哲。此事令王以哲“内心很苦闷”，认为“张左右的人多系鲁莽灭裂之徒，把张包围得很紧，长此下去实非东北军团体之福”。王以哲甚至还说：“副座豢养这群人物，就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我如去说，不是招致副座的怀疑吗?”可见其内心之不满。其实，这种不满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之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就有类似情况。“西安事变前，西安总部，不经万同意，调配过五十三军人员，如调换五十三军参谋长，万事前毫无所闻，对此很有意见，感觉张听信青年将领的主张，不重视老一辈将领的意见”。这也是理解其后事态演化的一个关键。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蒋介石与王以哲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络。早在1933年3月张学良刚刚下野之际，蒋介石就实授王以哲军长职务，“以为东北袍泽争先也”。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复兴社社员刘健群汇报说：“王以哲为人诚实，立志整理部队;王生活极有秩序，在东北军中少见，职连日谈话，使彼对钧座之人格及政策均有认识。”由是，蒋介石垂青于王以哲，戎马倥偬之际也召其来见，以示亲近。某次王以哲到中央军校参观，几个学生没有敬礼，蒋介石竟电告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教育长张治中，要求严惩学生。王以哲也投桃报李，每每表示：“以哲当整军律己，益自策励，仰答钧座知遇。”“以哲遇事屡蒙钧座格外提携，曲意成全，报答知遇，唯有永矢弗谖”。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齐世英曾密告蒋介石称：“王军长以哲……拥护中央到底，并拟于可能范围内，规劝其他袍泽，同此主张，以济国难。”齐世英虽为东北人，但作为中央代理人执掌东北党务，与地方实力派张学良的关系一向紧张，相互之间龃龉不断。如今，齐世英都为王以哲代传向蒋介石表忠的密语，足见王以哲人际关系之广泛和笼络手段之高明。在张学良出国且东北军缺乏统帅之际，王以哲如此深得蒋介石的垂青，也可见其雄心壮志由来久矣。
据齐世英回忆，在西安事变之前，王以哲派军法处处长崔蕴兰到南京，“因崔与我不熟，找河大教授高亨陪他同来，崔蕴兰告诉我张汉卿至王以哲防地与共产党会面”。西安事变爆发之后，齐世英派人到西安联络王以哲，王表示“要把东北军带到中央，归顺中央”。其后，“王以哲不肯离开西安，终被刺杀”。齐世英认为，“或许王以哲的野心太大，有意要继承张学良的地位”。与之相互印证的是方觉慧留下的档案材料。方觉慧是国民党的老干部，与东北军多数将领向来熟络，西安事变善后期间，他派人潜入西北企图策反东北军。1937年2月22日，方觉慧向蒋介石汇报说：“窃前派张慎修、姚廷芳分往接洽东北军……于18日抵固原，当晤张文清，面达中央眷顾之意，已竭诚接收。乃邀其参谋长王绶章于21日至固原、平凉，分向王以哲所辖各师接洽，结果大致赞同。于26日偕王参谋长到西安，由王等向王以哲军长密陈一切，结果尚属顺利。讵料事机不密，兼王之态度格外露骨，致被过激分子侧视……乃有二月二日之事变。”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前后，王以哲与南京当局存在暗中联系，既向对方透露某些机密信息，又预备在适当的时机与南京当局合作。
综上所述，可知东北军少壮派对王以哲的指责多半不实，王以哲也未放弃联共抗日路线。但是，王以哲长期与蒋介石保持密切联络，久蓄统帅东北军之雄心壮志。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这份雄心壮志既使他容易与蒋介石相互搭线，也是东北军少壮派戒备和仇视他的症结所在。
二、 张学良与王以哲的深层矛盾
作为当年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栗又文在回忆西安事变和二二事件时，不无惋惜地说过一句话：“如果当时张把兵权交给王以哲，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他的感慨源于张学良送蒋介石离陕之际，曾留下亲笔手谕令东北军听从于学忠的指挥，但事实上，作为山东人的于学忠是从直系转投过去的军政领导人，他只能够统帅当时驻守甘肃的五十一军，在整个东北军系统当中完全缺乏号召力。与之相反，王以哲在东北军中的威望很高，假如张学良将军权托付给王以哲，或许就不会出现二二事件。但问题是，张学良为什么要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于学忠而不是王以哲呢?
事实上，王以哲在东北军中的声望由来久矣：在治军方面，他军纪严明，重视军事技能，又亲自编写《士兵问答》12条，创办《东望》杂志，在整个东北军中都引人注目;就个人表现而言，他熟读《曾文正公家书》《资治通鉴》等书，东北易帜以来，又研究孙中山著作;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痛恨不抵抗行为，引以为耻，故有抗日的决心和热情，并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从人际关系来看，他既与缪徵流、刘多荃等高级将领关系密切，又与高崇民这类个性独特的文人交好。
1937年1月2日，针对南京当局欲以东北军将领王树常取代张学良的企图，毛泽东“准备王以哲或于学忠代张职”。在明知有张学良手令的情况下，毛泽东首先想到的还是王以哲，可见其对王以哲观感之深、印象之好。早在1933年，就有人对蒋介石说：“王军长以哲已启程赴赣晋谒……异日将有领袖东北军之希望。现渠资格较浅，晋见时如钧座特加垂青，则他日必能为中央效驰驱也。”可见南京当局也曾谋划过以王以哲领导东北军。西安事变之后，晏道刚在一份报告中详尽剖析过6名东北军高级将领，言及王以哲时说：“人甚阴险，而有野心，受东北‘左倾’青年及共产党之煽惑拥戴，俨然以东北青年及少壮军人领袖自居，怨恨中央，与张学良左右勾结，诱导张联共抗日，此次事变，王为主谋。此人有与‘共匪’联合之可能，决不能为中央用。然王在东北军内颇有声望，其部队亦较有战斗力，遽尔去之，恐生变而投‘匪’。”这份报告对王以哲充满敌意和仇视，但也无法不承认其声望，足见王以哲在东北军内的威信乃有目共睹之常识。
以张学良对东北军之了解和掌握，他不可能不知道王以哲的能力和声望。因此，张学良的指挥权移交之举，看似是他的无心之失，其实深刻折射出东北军内部的权力结构及其暗流涌动，隐藏着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张学良1934年自欧洲归来以后，锐意整顿军队，以图收复东北，1936年又决定联共抗日，逐渐形成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之争。根据少壮派的表述，东北军骄、娇二气很深，高级将领大多贪图安逸、缺乏政治头脑，这就是张学良企图以新换旧的原因所在。然而，作为元老派代表的王以哲，又是高级将领当中的一个异类，他整顿军队的决心未必输于张学良，对联共抗日同样抱有热情。因此，王以哲与应德田、孙铭九的冲突，不是出于是否需要改造东北军以及是否需要联共抗日这些军事和政治路线问题，双方之间的真正矛盾根源于东北军的控制权问题。同时，所谓元老派与少壮派的派系分化，表面看是王以哲与应德田、孙铭九的冲突，实质则是张学良与王以哲的深层矛盾。
根据高崇民的回忆，张学良曾试图向王以哲部队中委派一位营长，但竟被王以哲拒绝，“这在东北军是空前没有过的例子”。张学良晚年回忆到王以哲说：“王以哲算我的大部下，但王以哲这个人后来有点摇动，不是摇动，他自己有意思。那时候蒋先生在庐山训练呢，他到庐山去，蒋先生对他也用了一番功夫。”另一次又说：“王以哲也算我的大部下，但是后来王以哲这个人有一点摇动，自己有意思。”由此可见，王以哲等高级将领一直忌惮张学良的影响力，而张学良更是不信任王以哲，他深知王以哲“自己有意思”，故而少壮派针对王以哲的敌意，实际上根源于张学良的怀疑。
当然，也不能过于夸大这种矛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影响是笼罩性的，所有高级将领皆受恩于他，王以哲在东北军平步青云，也是起因于张学良慧眼识英才。因此，东北军高级将领即便心有不满，也不可能冒犯张学良，王以哲同样如此。1933年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向蒋介石建议：“汉卿可得中央之掩护而存，中央可得汉卿之协力而固。”张学良归国后顺利接掌东北军大权，至于1936年的联共抗日，则是东北军保存实力和达成收复东北心愿的基本路线，就维护东北军整体利益而言，张学良和王以哲并无二致。
然而，这是张学良在时的情况，派系之间虽有意见，但都服从他的统治，一切矛盾皆在限度之内。等到张学良被囚，围绕如何争取张学良回陕的分歧，相互敌视的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就变得难以控制。1937年1月中旬，陈诚密报阎锡山说：“王以哲现病，肺炎颇重，东北军认王为余汉谋，王则感双方均不讨好，似消极。”事实的确如此，当时东北军中下级军官流行一种见解，“认为王以哲就是要做余汉谋”。1936年6月，粤系将领余汉谋受蒋介石策反背叛陈济棠，导致两广事变失败、陈济棠远走。张学良对此事件不可能无动于衷，很可能由此埋伏下对王以哲最深的疑虑。
三、 张学良的两面性对二二事件的重大影响
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南京当局为图瓦解“三位一体”，军事威胁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而西安方面针锋相对，也持有软硬两手，相互之间抗衡不下。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作为被扣押的人质，其表现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1936年12月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阎宝航奉命带信给西安，要求放回飞机和飞行人员。张学良以手指西北暗示阎宝航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阎宝航到西安之后，更明确表示，要争取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东北军内部以及与其他各方势力坚持团结到底。这是张学良初次表达他的希望，当时他很自信能回去。
1937年1月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呈送一封意见书。在书信中张学良考虑了两种可能：如继续“剿共”，他要将东北军全部调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如不再“剿共”，他便将东北军调到豫鄂一带，由王树常负责统率。几天之后，在蒋介石招待的晚宴上，张学良当众表示：“任何事委座告余，必尽力之所能。”这一阶段张学良托人带去西北的信函，都表示“切盼勿发生战事”，“勿专为我个人谋也”，他甚至还留下两份遗嘱交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王化一，表示“如果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但与此同时，张学良又通过王化一向东北军将领表达了如下要点：“(一)东北军和东北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不要给蒋有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也没用;(二)和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密切团结，不受国民党的离间。”戴笠也察觉到：“当化一、瀚涛两人谈及西安方面因张之留京群情愤激之时，张闻之即欣欣然，颇有自得之意;谈及共产党问题，张则以周恩来辈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有办法者，颇有挟共党以自重之意。张至今尚不觉悟其前途，殊可虑也。”
由此可见，张学良的所谓意见书，只是他作为阶下囚，企图重获自由时言不由衷的表示。但他生怕南京和西安双方再次发生内乱，无论如何都想控制局势，以至于不惜以死明志，这也是“汉卿富感情、爱国心浓厚”的真实写照。尽管如此，张学良更希望看到的前景是，在西安“三位一体”的“群情愤激”之中，南京当局被迫将其释放回去，由他重掌东北军的领导权，在抗日战场上一显身手。
张学良表现出的两面性，在东北军内部矛盾尚不激烈之时，并无多大危害性。然而，在一个关键节点上，这种两面性却成为东北军内斗的导火索。1937年1月下旬，事态日渐明晰，甲案已成为平衡各方利弊的最佳妥协方案。对于南京当局而言，中央军进入西安，掌控潼关至宝鸡铁路线，此乃蒋介石关注的重点;对于西安方面而言，仍能维持“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权力势态并未消解。在此形势下，张学良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两天之后，他再次致信东北军高级将领，督促他们“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张学良又私下通过亲信鲍文樾向东北军传达秘密信息：“你们能坚持，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你们不能坚持，我完了，你们也完了。”高崇民也提到鲍文樾确实说过：“张秘密对他说，只要西安能撑住，我是可以回去的。”1月29日，应德田根据阎宝航、王化一、鲍文樾传达的张学良的一系列秘密指示，强有力地驳倒何柱国，在东北军中获得一致呼应。当时，杨虎城的亲信李志刚还带回张学良的口信：“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李志刚称，张学良在发出上述感慨时“神色极为凄惨”。张学良的女友赵媞也对孙铭九说：“希望你们听副司令的话，一定要坚持，想办法救他回来。”对于少壮派而言，他们几年来受到张学良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器重，对张抱有厚望和深情，因此他们的方针一直都是“以副座返陕为第一向中央交涉，否则坚持到底”。如今接收到张的秘密指示，听闻其感慨，其愤怒之情绪，不仅溢于言表，更是不可遏制。
促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的是，张学良还传达了一份“东北军高级干部行动基准”，开头就说：“二十日代表抵西安，即分别对各方为普通之报告，遂约集东北军高级将领秘密(严防不稳分子泄漏消息)会议，表示副司令之决心。”接下来，张学良指示东北军高级将领如何控制东北军、如何部署军队移驻、如何应付红军和十七路军以及如何与中央军暗中联络。这份“行动基准”，根据蒋介石的说法：“对鲍则汉卿已密嘱……唯此为汉卿之意，东北军届时果能照此进行否?尚未可知。”这就意味着，张学良通过鲍文樾向东北军传达了两份秘密指示：一份是依旧希望坚持团结并要求他回来的指示，其秘密仅针对南京当局;另一份则只传达给东北军高级将领，对红军、十七路军以及东北军少壮派皆保密。无论张学良本人的真意究竟如何，他的这种两面性导致的客观后果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受令于他，想要遵从甲案首先撤军;东北军少壮派坚持不先释放张学良就不遵令。矛盾无可调和，二二事件爆发。
但这并不等于张学良支持东北军少壮派枪杀王以哲。二二事件之后不久，张学良说：“这些暴徒能够捉住正法顶好，如不能，给他们走远一些。”据东北军人回忆，张学良说过：“应德田是个驴，苗剑秋是个疯子，孙铭九是个孩子，什么事都不懂，他们三个人哪能干好事!”晚年的张学良在口述访谈中，提到少壮派时，仍然强调：“那些少壮的就是乱来了。”指责少壮派是暴徒、胡闹和乱来，痛恨他们没干好事，这是张学良对二二事件的一贯看法。这也说明，尽管张学良有意扶持少壮派牵制元老派，希望东北军坚持要求他回来，但应德田、孙铭九主谋枪杀王以哲，则是鲁莽灭裂的自作主张，根本不合乎张学良本人的心意。
四、 重新审视二二事件的后果
首先，二二事件最直接的后果是，张学良的个人威信在东北军中受到重挫，终使他丧失重掌东北军的可能。在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阎锡山“以为汉卿归去更无法办”，徐永昌感慨阎锡山此论“老成有识见”。冯玉祥在日记中说：“溥泉是老实人，好同志，他不赞成张学良再带军队，我觉得诚为不错，其他同意之人甚多。”可知剥离张学良和东北军之间的联系，几乎成为国民党军政界内部的一种共识。二二事件之后，这种共识迅速蔓延到东北军之中。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据刘多荃派来之副师长高鹏云面称及职派往西安之黄永安、刘海波、杨振等报告，综其要点如次：一、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后，尤其扫地无余，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数老人面子，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二、关于部队中激烈分子，彼等已在进行所谓自动肃军。”
所谓“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主要是指东北军高级将领及部分中下级军官，仍有大量中下级军官未必如此。但是，当时东北军的控制权，却基本落于对张学良“已无信仰”的将领之手，他们由此抓紧清理所谓“激烈分子”。此前张学良扶持少壮派已经引起他们不满，但这种不满隐伏于心，如今王以哲之死彻底坐实张学良的错误：“孙铭久等之胆敢枪杀长官，系副座平日优容之结果也。”二二事件之后的张学良之于东北军，如同中原大战之后的冯玉祥之于西北军，无论是否被蒋介石监禁，都很难再掌控一支庞大的军队。
其次，二二事件给予东北军高级将领充分的理由和借口，促使他们敢于公开拆散“三位一体”的西北格局。1937年1月8日，东北军高级参议谢珂初次与中央军高级将领顾祝同会谈，称东北军“人心恐慌”，对十七路军和红军“均难信赖合作”。东北军元老莫德惠和刘哲二人，也向蒋介石表达过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强烈担忧：“(一)西北人民对之感情恶劣;(二)杨军主客之见甚深，绝难合作到底，垂涎东北军之武器;(三)东北军不能与‘共匪’合流，合则思想组织能力种种关系必为‘共匪’强化所吞并。”诚如高崇民所言：“东北军因张学良被扣，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徵流等四个军长，不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所以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则乐于接受乙案，东调中原，仍然能够高官厚禄。”但是，在此之前的情况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为首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气焰旺盛，不可一世，到处都讲王以哲、何柱国出卖了张副司令，他们被南京蒋介石收买了。”以至于“东北军各将领均感无办法，因环境上不许说话，谁说和平谁即是汉奸，现在西安决无真正表示”。也就是说，由于受到张学良的个人威望和少壮派的舆论牵制，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早就暗中与南京当局多方联络，但基本不敢公开表示想要接受乙案，更谈不上坚持己见，乃至于连和谈都不敢多说。
等到王以哲被杀，刘多荃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少壮派是极端愤恨的”，趁势打着替王以哲报仇的旗帜号召部下，马上掉转枪口针对西安部署。他们还向南京当局请求援助：“杨赤两方不时派员赴东北军各部勾煽离间，反对单独东开……对平凉之六十七军，已成三面包围之势，将来该部开拔时，必须在中央军掩护之下，庶可免杨赤为难。”由此可见，本来就不信任十七路军和红军的东北军高级将领，迫切想要拆散“三位一体”，而二二事件又为他们提供了理由。理解这一点，即可知为什么二二事件之后，周恩来和杨虎城仍极力希望继续维持“三位一体”的西北格局，却再也不可能了。至于张学良，则只能置身事外：“张对部队移动不置可否，表示现在不问此事。”
再次，东北军整体并未因二二事件瓦解，也没有就此投靠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蒋介石座下几位高级将领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卫立煌等人纷纷使尽浑身解数拉拢和分化东北军，强化了东北军高级将领最终坚持选择乙案的信心。在整军过程中，刘多荃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东北军并无拥戴于孝侯为第二领袖之必要，但对于亦无恶感，仍望中央予以相当位置，以全于之颜面，免少数人借为口实，以资挑拨。……整理东北军望畀各军长以全权，关系全般成效，不能琐细干涉，免因小事多增猜疑，致各将领处于上下为难之地位。”
由此可见，除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有资望的王以哲，东北军高级将领均不希望再有“第二领袖”出现，所以他们能够也愿意接受以军为单位直接隶属军政部，而这也正中南京当局的下怀。但是，如果南京当局企图插手、控制乃至统辖东北军内部事务，则正如刘峙所察觉的那样，东北军高级将领“在表面上则与中央虚与委蛇，其意不外保存实力，以作后图，似难达到彻底整理之目的”。这是东北军从未有变的基本逻辑，也是民国时期几乎所有地方实力派的生存之道：他们很难真正忠实于任何人，其具体表现包括恐惧、游移、取舍、变化，都是根源于这一生存逻辑在不同形势下的利益权衡。就此而言，一般认为二二事件导致东北军瓦解乃至投靠南京当局的惯常看法也是不当的。事实上，二二事件后获利最大的人正是这批东北军高级将领，尤其是刚刚升任军长的几位将领。诚如卢广绩所观察到的，他们“都表现出得意的样子，特别是缪徵流趾高气扬，狂妄骄矜，早已把他们尚被拘留在南京的长官忘到九霄云外”。
最后，二二事件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作为西安事变的后续事件，其与“双十二事件”可谓相反相成。相反之处是，“三位一体”的西北格局成就了“双十二事件”及其和平解决，二二事件则瓦解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格局，令张学良身陷囹圄而不得复出，催杨虎城不得不远游国外;相成之处是，西安事变的目标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二事件则在不经意之间达成了这一目标。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渐形成一个西北计划：“均势既破，世界大战必起，吾国国情与人心，如此散漫懒惰，数年之内，如欲应此大难，势必不能。西北为复国之基础，虽经济缺乏，不足久持，然急起力谋，是亦一道也，务慎筹之。”1934年，他巡视西北地区之后，更是感慨：“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倍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1937年1月10日，他致函杨虎城严厉警告说：“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中央离陕西无以建国，陕西离中央无以遂其生存与发展。”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南京当局在报刊上亦反复宣示国人：“西安为吾国国防根据地，中央至为注意。”“须知西北为整个国防所关，西安又为西北之重镇”。《大公报》社评也多次申论，“西安为国防重镇之陪都”，“故行营之入西安执行职务，为解决陕局之必要前提”。此已成为从中央政府到社会舆论的共识。
由此可知，蒋介石抗日决心之坚定，依赖于中央军掌控西北核心线路。这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前就抱有的一贯国防见解，也是他在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势所必争的关键所在，甚至还是南京当局多次宣示国人且得到社会认可的公共舆论。但问题的棘手之处是，南京和西安双方争执不下的症结也在这里。如果没有二二事件，依甲案处理之后，中央军最多只能在铁路沿线进至宝鸡，十七路军仍留一部在西安，东北军占据甘肃，红军则协同两军布防西北各地。对于蒋介石的西北计划而言，这远未遂其目标，因而也就很难想象他会坚定抗日的决心。然而，由于二二事件的发生，“三位一体”的西北格局不再，从西安到兰州的西北核心线路完全落于中央军之手，其实便利了南京当局联苏抗日，形成持久抗日的纵深路线，对于蒋介石坚定抗日决心，可说起到意料之外的作用，这或许能解释他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一反常态的强硬表态。就此来看，西安事变改变了蒋介石“剿共”的既定政策，二二事件对这一改变并未产生消极影响。但二二事件让蒋介石取得西北核心线路，坚定了他的抗日决心，更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到来，相当于是意料之外地完成了西安事变的崇高目标。
结语
二二事件乃多方影响汇流而成，但其主要起因，还应在东北军的内部矛盾当中去探索。既往研究受高存信等人影响，多数倾向于认为王以哲忠实于张学良，而张学良也最为信赖王以哲，这种看法存在不少偏差。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东北军少壮派对王以哲的指责虽然大多不实，但弥漫于东北军中那种针对王以哲的疑虑，绝不只是应德田和孙铭九的个人偏见，其背后隐藏的是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原先并未显现的深层矛盾。王以哲是东北军中最有能力也最有资望替代张学良的人物，西安事变前后他又与南京当局暗中联络，促使少壮派将其视为东北军中的“余汉谋”。张学良此前一手扶持少壮派，一方面是为改造东北军，另一方面也为防备东北军中出现叛徒，这是长期潜伏于东北军权力体系中的深刻裂痕，也是王以哲被杀的结构性因素。
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过程当中，甲案成为平衡各方利弊的最佳妥协方案，但张学良从未放弃他的两面性：一方面不惜牺牲自我，督促西安方面切勿操切从事，竭尽全力维持和平底线;另一方面又几次通过秘密传话，希望争取到重回西安以待抗日的机会，这成为少壮派冥顽不灵而又在东北军中能够号召人心的根据。尽管应德田、孙铭九谋划枪杀王以哲是一种过于鲁莽的行为，根本不合乎张学良本人的心意，然而，综合来看，张学良与王以哲之间的深层矛盾以及张学良的两面性，却是二二事件得以爆发的主要原因。
因此，二二事件最直接的后果不是针对别人，而是指向张学良。张学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用人不当的后果，使其在东北军中的个人威望遭受严重挫伤，令东北军高级将领有充分理由脱离其辖制，能够借机肃清维系“三位一体”合作格局的牵制力量，最终导致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一个被杀，一个被囚禁大半生。尽管如此，二二事件虽未影响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但也成为迫使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因素之一。
作者：王悦，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8-18 15: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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