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明 ：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2024-08-31 09:58:05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张秀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编审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海外华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支持祖国抗战，海外华侨以空前的规模被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学界在华侨与抗战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成绩斐然，但是从整个抗日战争研究视野下考量，该领域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拓展。
一、 华侨与抗战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学界出版华侨与抗战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近20部，资料与档案汇编、口述史、回忆录、论文集、图文集等20多部。就论文成果而言，1954—2023年，学术期刊发表的直接以华侨与抗战为主题的论文约340篇。从时间段来看，华侨与抗战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八九十年代比较兴盛，但并没有出现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特征。除抗战胜利逢十纪念日等这些特别的时间节点会出现发表热潮外，整体而言一直在稳步发展。
（一）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零散研究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有关华侨与抗战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发现，1949—1981年发表的华侨研究相关论文中，只有极少数文章涉及抗战时期的华侨。如金传焕等在分析华侨对福建的投资时，提到抗战时期华侨投资的一些数据。林金枝在有关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研究中，也涉及抗战时期的投资和侨汇。陈永阶概述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和爱国主义精神。苏南介绍了抗战时期华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该时期华侨与抗战研究的缺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由于国际冷战格局和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封锁，中国大陆的海外移民基本停止；另一方面，由于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期间“左”的路线干扰，有海外关系的归侨侨眷受到各种冲击，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基本中断。加之华侨与抗战的主题涉及国民党，因此，华侨与抗战研究少有学者关注。
（二）20世纪80年代：兴起与发展阶段
1982年，有3篇关于华侨与抗战的论文发表。就此而言，这一年或可看作有关华侨与抗战研究的开始。至1991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学界发表的有关华侨与抗战的重要论文有80多篇。其中，80年代中后期出现华侨与抗战研究的小高潮。如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相关论文达18篇；之后的1987年也有19篇。1989年是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50周年，这一主题也引起学者关注。刘侃指出，这一阶段的华侨与抗战研究有三个特点：1.区域性研究占较大比例；2.对著名华侨领袖人物的研究有新进展；3.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曾瑞炎认为，这一阶段华侨与抗战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原因主要有：海外华侨对抗战贡献巨大，超过华侨对祖国任何一次革命运动的支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推动了华侨与抗日战争的研究。
除上述特点外，综观这个阶段的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情况，还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学术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黄慰慈、许肖生、曾瑞炎、李国梁（笔名“郭梁”）、蔡仁龙、任贵祥等专家。他们相继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对华侨与抗战的基本问题均有考察和分析。如曾瑞炎这样评价海外华侨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称“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全民族抗战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其运动之深入，群众之广泛，爱国之热烈和对祖国的贡献之巨大，实为华侨历史所未有。他们对促成和维护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第二，出版了几部华侨与抗战研究的学术著作与史料书籍。如曾瑞炎的著作“全面综合论述了华侨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与地位，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这段历史的专著，对侨史专家和史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华侨史和抗日战争史有参考价值”。又如，任贵祥的著作充分运用翔实、可靠的史料进行量化分析，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数额）进行考证与辨析，是华侨与抗战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蔡仁龙与李国梁的著作收录历史文献、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和回忆录等丰富多元的史料，对华侨参加抗战情况进行整体概述，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学术价值，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这个时段出版的华侨史专著（包括通史、国别史与专题著作）基本都有专门讨论华侨支援抗战的章节。
总之，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侨务战线拨乱反正，华侨史研究开始出现兴盛的局面，作为华侨史研究重要主题的华侨与抗战研究也取得喜人成果。
（三）20世纪90年代：繁荣阶段
进入90年代以后，华侨与抗战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呈现出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1992—2001年，中国大陆学界发表的重要论文有90多篇。这一阶段的研究有几个特点：
第一，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华侨与抗战研究出现“井喷”现象。是年发表相关重要论文50多篇，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一年。
第二，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除宏观研究以外，此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国别与区域、人物与社团两类主题。在这一阶段，有学者专门阐述华侨的政治贡献；有学者探讨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包括中共的华侨政策、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支援；还有学者关注华侨对西南大后方的开发；等。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新视角，都体现了学界对华侨与抗战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第三，出现若干新观点。魏宏运提出“海外战场”的观点，认为在全面抗战时期，除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外，还有一个由世界各地华侨开辟的、范围更为广大的“海外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侨与抗战的一些基本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界以往关于抗战时期海外华侨人数的争议中，“华侨总数为1000万左右是可信的”。此外，他还详细梳理了世界各地华侨为抗日救亡捐输财物的具体数字，认为这种爱国义举汇聚成华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
第四，华侨与抗战研究的学术专著和资料陆续出版。一个趋势是将华侨与抗战研究纳入中共党史研究范畴。如《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辟有“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侨务工作”的章节，便是将中共党史与华侨史结合起来的尝试。
（四）21世纪以来：平稳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的华侨与抗战研究进入平稳发展阶段。这20年的发文量（共计160多篇）略低于前20年（近180篇），除2005年与2015年抗战胜利逢十周年纪念的特殊时间节点外，其余年份的发文量均在个位数（2016年可能因溢出效应，发文量为13篇）。
从著作出版情况看，这个阶段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出版了一批著述成果。这些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有关南侨机工的专题成果比较丰富；二是成果形式更加多样，除学术专著外，回忆录、口述史、图片集等成果也比较多；三是涌现出几位年轻的作者。
二、 华侨与抗战研究的重要论题
华侨与抗战研究涉及的议题和领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华侨对抗战的贡献；二是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三是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四是区域、国别华侨与抗战；五是华侨与侨居地的反法西斯战争；六是各省籍华侨与抗战；七是华侨人物研究。
（一）华侨对抗战的贡献
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作用、地位以及华侨支援抗战的方式与特点是学界关注最多的研究领域，成果也最丰富。
对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曾给予高度评价与赞扬。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称：“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朱德在延安华侨第三次大会上指出：“华侨中包括着各民族的优秀分子。海外侨胞对于祖国抗战建国事业，向来踊跃参加，他们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国民党对华侨的贡献频频给予高度肯定，指出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总是特别踊跃，自动输将，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政府预算”，“是一万分的对得起祖国”。有学者把全面抗战时期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称作华侨历史上的第二次爱国高潮，也是华侨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运动。
14年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以各种形式全面支援抗战，主要包括经济、人力、政治三方面。
1.经济支援
华侨对抗战经济上的支援最为突出，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捐款捐物。捐款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全面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超过13.2亿元国币。诸多研究显示，华侨抗战捐款具有参与人员广泛、持续时间长、捐款形式多样、组织严密等特点。除直接捐款外，海外华侨还大量捐献抗战所需各种物资，大到飞机、汽车，小到药品、食品、寒暑衣等，无所不包。其中，有关华侨捐款献机运动有不少研究成果。
购买国债。有学者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向国内外发行6期公债，包括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等多种债券，总额达30亿元国币，海外华侨踊跃购买，数量巨大。1939—1942年，海外华侨购买公债达11亿元国币，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没有履行三年后还债的承诺。因此，华侨购买的巨额公债，绝大部分相当于无偿捐献。
汇寄侨汇。来自海外的侨汇同样是抗战时期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外汇主要来源。研究显示，抗战时期侨汇数量增幅巨大。1937—1945年，侨汇合计达95.74亿元国币。从侨汇来源地看，太平洋战争之前侨汇主要来源于南洋，之后则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侨汇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巨额侨汇弥补了抗战时期国际收支的逆差，二是侨汇为维持抗战时期法币币值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三是侨汇净余额投向生产领域，促进了后方生产的发展。
投资国内。华侨的经济贡献还体现在抗战背景下回国投资。不少学者分析了抗战时期华侨投资的背景、特点与意义。这一时期华侨的投资是不计利润的爱国性投资；投资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阶段性特征明显；投资地区由战前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向大西南、大西北转移；投资领域由以往以非生产领域为主向生产性投资特别是为抗战服务转移。也有华侨投资的专题研究，如贺金林分析了抗战时期海外华侨投资兴办垦殖事业，为国内农业发展与难民安置所做的贡献。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丰富了华侨通过投资支援祖国抗战这一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
抵制日货。华侨还在海外的侨居地开展了另一种形式的经济支援——抵制日货斗争。诸多研究显示，世界各地华侨主要通过抵制日货、阻断对日本的原料供应、举行罢工等形式进行对日经济斗争。世界各国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对外贸易陷入困境。美国多地华侨发起阻止美国废铁运往日本的斗争，造成日本军事工业原料的短缺，直接冲击日本军火生产，配合了祖国的抗日斗争。不过，虽然很多研究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研究还比较少。
2.人力支援
全面抗战时期大批华侨回国投身前线，为抗日救亡英勇献身。华侨从人力上支援抗战也有多种途径。首先是直接回国参战。比如，广东籍华侨回国参战者有4万多人。华侨回国参战有两个群体受到较多关注，一个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一般简称为“南侨机工”），另一个是投身航空救国运动的美国华侨。此外，还有华侨救护队、服务团等在前线和后方的服务，有华侨组织慰劳团回国慰问考察。
1939年，陈嘉庚应国民政府请求，在南洋招募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师回国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先后有9批共计3000多名南侨机工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担负起滇缅公路的军运任务。日机轰炸、车祸和疾病夺去许多南侨机工的生命，目前学界对此存在“三个三分之一”的说法，即有约1/3的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上，1/3的南侨机工战后复员回到南洋，还有1/3留在国内（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及其祖籍地广东、福建、海南等地）。作为响应祖国号召回国抗战的民族英雄，南侨机工为祖国抗战做出了独特贡献。
然而，他们中很多人在当时和后来遭遇了种种不公正待遇。改革开放以后，在南侨机工幸存者及其家属、专家学者以及有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南侨机工这一群体及其历史贡献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成为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林少川是较早关注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采访了国内100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家属，抢救和整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之后，他主要根据这些口述资料，发表多篇南侨机工的文章，还出版了专著。他编辑出版的南侨机工文史资料丛书侧重于口述史，是正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体现了历史的深度与温度。有关南侨机工的口述资料，对我们了解南侨机工在辉煌贡献之外的历史侧面大有助益。
近年来，南侨机工研究出现更加专业且深入的研究成果。自2015年以来，夏玉清先后发表10多篇有关南侨机工的论文，并出版专著。他的专著可以说是南侨机工研究的力作，具有读一书而知全貌的作用。其研究最大的特色与贡献，是以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为主，全景式还原了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的过程，囊括了南侨机工的方方面面。对南侨机工“三个三分之一”的说法，夏玉清认为，此说缺少事实依据，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论证。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通过对云南省档案馆藏华侨机工档案的整理，发现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中殉职的近1800人，抗战胜利后幸存者为1144人，复员登记1144人，其中实际返回南洋的467人，因此推断留在国内的应为600多人。这一说法也有待进一步证实。
海外华侨回国参战的另一形式——航空救国，特别是美国华侨航空救国的主题也受到关注。有学者统计，全面抗战前夕和抗战时期回国服务的美国华侨青年航空人员约有200人。美国华侨飞行员回国后，绝大部分加入中国空军行列，大大充实了中国空军的力量。他们英勇杀敌，战功卓著，包括黄毓全、黄新瑞在内的数十名美籍华侨飞行员为国捐躯。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全是华侨。“在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占四分之三”。他们“战绩卓绝，尤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
鉴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缺医少药，海外华侨组织十几批医疗救护队，带着医药和设备回国服务，他们奋斗在前线救死扶伤。比如，新加坡华侨、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舍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身回国组织阵地救护队，创建救护总站。
许多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和阻挠，先后到达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不少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由于华中、华东根据地邻近闽粤两省等侨乡，所以大量华侨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他们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水平，所以不仅成为新四军的兵力来源之一，部分人还成为新四军中的骨干。叶挺、项英在致海外华侨团体的信中曾赞誉道：“抗战以来，我海外侨胞热心救国，早著丰誉”，不仅“时赐物质及精神之援助”，而且“踊跃参加本军工作，前线敌后以及后方各部门，均有我侨胞之足迹”。
3.政治支援
华侨还通过舆论开展政治活动，支援祖国抗战。他们一方面推动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和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和汪伪投降派投降卖国的罪行，另一方面开展国际宣传与民间外交活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不少研究都有这方面的分析。如任贵祥认为，海外华侨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舆论声援和民间外交活动，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贡献。蔡仁龙等分析了华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互作用。李云峰等认为，华侨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谭虎娃认为，海外华侨因具有“不党不派”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话语平台，所以“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在建立、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历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他高度评价爱国华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促成者、坚定维护者和忠实践行者。此一阶段学界也出现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如周勇等认为，当时由美国华人资助、美国记者拍摄的纪录片《苦干》，以影视方式展现了中国全面抗战前期的真实状况，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主流社会、广大民众了解到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和中国的巨大牺牲，从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新的认识。《苦干》展现了海外华侨运用舆论援华的新史实和新作为。
（二）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是华侨与抗战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共的侨务政策与统战工作对团结动员华侨支援抗战的作用与影响；二是华侨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支持；三是华侨对中共态度和认知的转变及其在海外对中共形象的传播。
学界普遍认为，抗战时期中共高度重视对华侨的统战工作，制定务实灵活的侨务政策，其卓有成效的华侨统战工作、真诚合作和坚决抗战的态度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和认同中共发挥了积极作用。陈红分析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海外统战工作及其为推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曹景文考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采取多种措施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援助所开展的统战工作。李军晓探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动募捐和接收、转运海外捐赠的款项和物资，动员、输送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参战，推动和支持成立众多华侨及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与陈嘉庚和司徒美堂建立密切联系等方面开展的统战工作。赵峥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个案，探讨抗战时期中共的侨务工作。
不少研究侧重于分析海外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曾瑞炎详细分析华侨从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等方面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所做的积极贡献。郑山玉认为，在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华侨是重要的补充力量，为新四军注入新鲜血液。华侨青年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新四军中成为抗日骨干。郑复龙分析东南亚华侨援助新四军的原因及其方式。除财力与物力的支援外，海外华侨还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研究显示，全面抗战时期学习、工作和战斗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归侨约2000人。林卫国专题介绍了抗战时期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多方面支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归侨，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专业的工作能力，成为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卫生、军事等各个领域建设的骨干力量。也有学者考察了归国华侨在文化战线上对中共的支援。付潇仪等以泰国归侨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办的昆明华侨书店为例，分析了书店在中共地下党和各界民主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把宣传团结御侮观念、抗日救国思想，传播民主爱国思想，宣扬进步文化确立为工作的宗旨。作者指出，书店通过印行、售卖、翻译、捐赠进步书籍等方式，在大后方对中共的抗战文化运动进行支持，充分发挥了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抗日战争时期华侨支援中共抗日文化运动的一个缩影。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在宣传上对中共的抹黑与污蔑，起初，海外华侨对中共存在偏见和误解。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从而赢得海外华侨的理解与支持。不少学者分析海外华侨对中共态度和认知转变的原因，认为中共对华侨的宣传与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重视爱国侨领的作用，将争取爱国华侨领袖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作为侨务工作的突破口。其中陈嘉庚1940年访问延安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学界一致认为，陈嘉庚的延安之行是中共领袖与海外侨领首次直接交往，无论对陈嘉庚个人政治思想的转变，还是在中共华侨统战工作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如实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和新气象，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作为具有广泛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侨领，陈嘉庚对中共的赞誉在华侨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传播学视角分析华侨在海外宣传中共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如黎海波根据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与著名侨领陈嘉庚和华侨记者黄薇的人际交往，以大众传播方式，在海外华侨与国际社会中成功树立起中共的正面形象。雷艳芝认为，陈嘉庚自延安归来后，通过多种方式，广泛传播中共的真实形象，颠覆了华侨对国民党的既有认知，为中共形象的国际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三）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学界对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显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侨务工作“自以动员侨胞人力物力，参加抗战建国大业为第一义，举凡鼓励侨胞捐献，策动侨胞救国组织，加强抗建宣传，指导侨胞回国服务，鼓励侨胞回国投资，推动国民外交等，均为当务之急”。动员和争取华侨支援抗战成为国民政府侨务政策与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沦陷，超过百万华侨回国避难，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一方面以救侨护侨为重心，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号召南洋华侨协助当地政府抗日。国民政府号召华侨协助侨居地抗日，这一主题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关于国民政府侨务工作及其成效，主要有两种看法。曾瑞炎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尽管在侨务工作中局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就整体来看，抗日战争时期仍不失为国民党执政以来侨务工作开展得最成功、取得成效最大的一个阶段。如果以某些消极情况来否定或贬低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的全盘侨务工作，那就背离了历史的实际”。大部分学者持相同的看法。如包爱芹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视侨务工作，侨务政策比较灵活务实，侨务工作活跃且成效显著，调动了华侨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增强了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任贵祥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存在几方面严重问题：一是将与中共的党争扩及海外侨胞，限制或阻止华侨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支援，对倾向中共的华侨进行打击迫害，甚至杀害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归侨青年；二是腐败和失职问题，特别是滇缅公路中断后遣散南侨机工，对其生活困境不闻不问；三是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难侨回国救济缺乏预判与必要准备，救侨不力，而对抗战结束后华侨的复员同样未能有效应对。窦文金也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之一是党务、侨务一体化，以党务控制侨社，变海外侨社为国民党一党的天下。国民党还把国内的党派斗争延伸到海外，对侨社中的进步力量进行排斥打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多是从狭隘的利己利党主义原则出发，目的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其侨务工作的本质。
有不少研究聚焦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专事侨务工作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府系统的侨务委员会，另一个是国民党海外部。学界对前者研究较多，对后者研究较少；对前者的地位与作用多给予正面评价，对后者则存在较大争议。谢国富较早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历史沿革及内部机构设置，认为侨务委员会为侨务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发挥了作用。陈国威从制度史视角考察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历史沿革、机构设置与职能、人事和经费等，认为该委员会在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工作不仅促进了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任贵祥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评价是“功不可没，可圈可点”，“得大于失，功大于过”，但是对国民党海外部的评价则基本否定，认为国民党海外部“将国民党偏狭的侨务理念贯彻到海外党务工作中，有碍于华侨团结抗战的大局，积极充当国共摩擦分裂的角色，影响恶劣。因此，战时海外部的侨务工作总体上不能予以肯定，功小过大，得失难抵”。陈国威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工作存在党政两套体系，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因两套体系的存在就否定其侨务工作，甚至指责“以党代政，助长了官僚主义”等。他在论述中指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与国民党海外部二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后者填补了侨务委员会在海外没有分支机构的缺陷，发挥了更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国民党海外部将党争带到民族大义方面，削弱了抗战力量。
国民政府的救侨工作，近年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贺金林认为，救济与安置归国难侨是1941—1943年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重心。他既梳理了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整体情况，也对各省的救济情况进行了考察。袁丁等学者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东南亚归国华侨的救济，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成就，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国家意识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近代侨务现代化的体现。广东、福建、广西等重点侨乡省份以及云南、贵州等大后方是接收、安置难侨的主要地区，这些地方的救侨工作均受到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对国共两党的侨务工作和侨务政策进行比较分析。任贵祥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侨务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存在严重弊端，而中共的侨务政策失误少，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华侨的拥护；国民党的侨务工作虎头蛇尾，失去侨心，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侨心。张雷指出，抗战时期中共与华侨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中共不但把华侨当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还把华侨看作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把对华侨的统战工作提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而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因其狭隘的阶级偏见，将反共思想贯彻到侨务政策之中，将反共意志强加给各国华侨，致使国民党的侨务政策丧失了侨心。
（四）区域、国别华侨与抗战
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各地的华侨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祖国抗战。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世界各地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也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东南亚。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对抗战的支援最为突出，也是学界关注较多的地区。对东南亚华侨的研究既有地区的整体研究，也有具体国别研究。
吴行赐较早分析七七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东南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认为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性，是克服了来自侨居地殖民当局、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投降势力的种种限制、干扰和破坏才实现的，侨领发挥了组织领导、带头示范和桥梁纽带作用。关于东南亚华侨从人力上支援抗战，除南侨机工群体，有学者也注意到其他回国参战的华侨群体，如新加坡华侨返国参战团、星洲华侨战时服务团、新加坡机器工程回国服务队和救护队、菲律宾华侨司机服务团、菲律宾华侨飞行员战斗队和修整飞机工程员服务队、泰国华侨团体输送回国抗战的机工和医务工作者等。贺圣达对东南亚华侨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评价。他指出，“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与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结合，有力地配合了祖国抗战和盟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和反攻，直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对东南亚华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做出公正的评价。让它们在中国华侨华人史、东南亚历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国别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体现出各国华侨抗战的特性。许肖生概述马来亚华侨在当地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日系矿场华工罢工斗争、三次反日示威运动。其中，三次反日示威运动学界关注较少，参加这一活动的华侨与当地人民达数十万人之多，体现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廖小健分析新加坡与马来亚成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原因。黄昆章考察在荷印政府多方阻挠破坏的背景下，印尼华侨开展的多种援助活动，揭示了华侨在不同侨居国支援抗战的复杂环境。向大有总结出越南华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斗争的四个特征。张世均认为，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国和菲律宾的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谱写了中国和菲律宾现代史上的重要篇章。因有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缅甸的抗战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田玄考察了缅甸华侨、印度华侨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给予的支援。
美洲。20世纪80年代，有几位学者对美洲华侨特别是美国华侨对抗战的支援与贡献进行考述。黄慰慈等认为，美国华侨不仅通过捐款捐物、宣传抗日、回国参战、抵制日货、制止美国向日本提供军事原料支援抗战，还为争取美国民众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开展了国际统战活动。许肖生将美国华侨支援抗战的活动归纳为“三大运动”——资助祖国抗战的筹赈运动、支持抗战到底的反日宣传和示威运动、破坏敌国原料供给的阻运废铁赴日运动。他认为，全面抗战时期美国华侨救国捐款居各国华侨捐款数额之首。梅伟强不仅考述美洲华侨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也对美国华侨在侨居地为反法西斯战争所做贡献做出简要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从新视角研究美国华侨与抗战的关系。廖小健在探讨反法西斯战争对美国华侨的影响后指出，反法西斯战争是美国华侨社会和美国华侨华人法律地位的转折点。因中美成为同盟国，出于战略部署的需要，加上美国华侨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美国于1943年废除已实行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允许包括华工在内的华人入境和入籍美国；1945年年底又通过《战时新娘法》，允许参加过美国军队的华人将妻儿接到美国定居。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侨的法律地位，为战后美国华侨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潮龙起专注于美洲华侨抗战研究，其专著《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有关区域华侨与祖国抗战的著作，对美洲华侨与抗战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深度分析了抗战时期华侨对祖国认同的建构。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空前高涨，这种民族主义是需要动员、组织与激发的。此前还没有对此进行有深度的研究。2.专章论述美洲洪门在民族大义面前捐弃党派门户之见，组织动员洪门会员及整个华侨社会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贡献。抗战对华侨秘密会党洪门组织的影响很大，在华侨与抗战研究领域，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欧洲。欧洲是二战的主战场。但是，由于二战期间欧洲华侨人数较少，特别是他们在法西斯统治下艰难求存，有关欧洲华侨与抗战的研究相对缺乏。李明欢在其专著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她也专门撰文分析了二战期间因种种原因留居欧洲的华侨，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顽强生存并与欧洲人民并肩抵抗法西斯的史实。章志诚概述了欧洲华侨通过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大力开展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声讨民族败类、捐款献物、团结国际友人等活动，为支援祖国抗战所做的贡献。陈肖英探讨了旅荷华侨在抗战前期开展的抗日救国宣传、组建抗日救国团体、发动抗日救国捐赠等运动。
大洋洲。大洋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逐渐丰富。谢国富的研究表明，只有3000多人的新西兰华侨，成立了统一的社团组织进行抗战动员，创办《中国大事周刊》等宣传抗战的刊物，捐款购买国债，抵制日货，开展国民外交争取新西兰政府与民众对抗战的支持与同情，对祖国抗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黄昆章在有关澳大利亚华侨研究的专著中，概述了当时只有七八千人的澳大利亚华侨宣传抗战、捐款捐物支援抗战以及回国抗战的历史。张秋生等概述了澳大利亚华侨大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史实后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华裔青年踊跃参军，与澳大利亚士兵并肩战斗，还有大批华人海员和华工随军服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华侨踊跃捐献的爱国热情和捐献成绩，而较少关注这种爱国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吴敏超通过考察新西兰华侨捐款过程中的具体面相与相关纷争，分析抗战华侨捐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捐款与抗战对当地华侨社会本身的影响。她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抗战时期华侨的爱国捐款：长期强制征收捐款，对经济较为困难的华侨，会成为较为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对抗捐者制定的惩罚，不能不说太过严厉。她以新西兰华侨为个案，呈现了众多普通华侨对抗战所做的可贵贡献。虽然新西兰华侨人数较少，且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但在抗战捐款中创下骄人成绩。抗战捐款不仅要关注富商侨领，普通华侨大众的力量同样不应忽视。她指出，抗日战争影响了各国华侨社会的走向，华侨与抗日战争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感人的爱国史，也是一部当地华侨社会的成长和演变史。
非洲。有关非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研究较少。黄小用等考述了非洲华侨通过积极捐款捐物、抵制日货、进行抗日宣传、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的历史事实。李安山在其专著中专辟一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非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情况。李安山还从非洲华侨抵制日货活动、非洲华侨抗日后援团体及抗日救国募捐三个方面考察了非洲华侨为支援抗战所做的贡献。
日本。抗战时期，海外华侨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身处日本的华侨。作为“敌国”侨民，日本华侨的处境具有特殊性。陈昌福较早对七七事变后日本华侨的概况、留学生抗日运动、在日华侨与东南亚的贸易联系等进行过简要的考察。罗晃潮探讨了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华侨的迫害和打击、日本华侨的艰难处境，以及在日本高压政策下华侨进行的反日斗争，特别是华侨青年纷纷回国投身祖国抗战事业的史迹。臧运祜和张展指出，抗战时期的在日华侨“既因战争而缺失了祖国应有的保护，又加之傀儡政权的‘外交’不但无所作为，反而助纣为虐地成为日本的帮凶，华侨们的权益任由侵犯，生计困窘、生活维艰。在日华侨的上述生活状况也可以说是战时中日特殊关系的一个缩影”。赵入坤考察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旅日华侨的种种迫害，描述了旅日华侨在恶劣环境下开展的各种抗日活动。不过，总体而言，学界对抗战“特殊”时期中日两国关系背景下身处“夹缝”之中的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还不多。
（五）华侨与侨居地的反法西斯战争
华侨不仅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在侨居地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活动。如前所述，有不少学者关注这一主题，在研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也会涉及他们在侨居地开展的反法西斯活动。其中，对东南亚华侨在侨居地的抗日活动研究较多。
东南亚华侨的境遇较为特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沦陷，日军占领东南亚，当地华侨作为“敌国”侨民首当其冲，遭到日军的疯狂报复。但东南亚华侨没有束手就擒，在侨居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周南京详细考述了日军占领东南亚以后对当地华侨的屠杀、迫害与经济掠夺，以及华侨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和地下抗日运动，揭示了华侨在另一个战场的抗战场景。他认为，东南亚华侨的武装斗争和抗日救国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在海外的延伸。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当地人民相互合作，互相支援，抗击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系统在东南亚拥有比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网络，在组织、领导东南亚华侨抗日武装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华侨地下抗日报刊是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作用还未得到重视。
（六）各省籍华侨与抗战
广东、福建、广西等省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也受到关注。由于陈嘉庚等著名侨领祖籍福建，学界对福建籍华侨的研究相对较多。比如，有学者较早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福建籍华侨从物质、舆论、道义、人力各方面对祖国抗战的支持。有论者通过数据与史料的比较分析，阐述了福建籍华侨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福建籍华侨最早在海外组织抗日团体，而且组建了东南亚诸国最重要、数量最多、动员力最强、规模最大的抗日团体；福建籍华侨的侨汇占当时中国侨汇总额的1/3以上；回国投资的华侨中，福建籍华侨占将近一半。广东是第一大侨乡，不过，有关广东华侨与抗战的研究比较少，而且多为通史性著作和论文中散见一些广东华侨的内容。有的学者偏重地方华侨史料的梳理，有的学者侧重华侨对广东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此外，也有学者对广西籍华侨、浙江籍华侨支援抗战的历史进行研究。
（七）华侨人物研究
在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光辉历程中，侨领发挥了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和示范带头者的作用。因此，有关侨领的研究一直是华侨与抗战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
陈嘉庚。陈嘉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关于他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曾瑞炎指出：“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在精神上筑起了抗日救国的长城，聚成了一条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外战线，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陈嘉庚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和发展发挥了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2.领导和组织南洋华侨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支持祖国抗战；3.充分发挥其华侨领袖的崇高威望和特殊作用，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学界一致的看法。
陈嘉庚1940年春夏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对重庆和延安的考察是研究重点之一。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与里程碑。学界普遍认为，通过此次访问和考察，陈嘉庚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对抗战胜利和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陈嘉庚的宣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大华侨对中共的认识和看法。陈嘉庚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也受到学者关注。陈嘉庚与蒋介石关系的转变同样是学界较为关注的主题。陈嘉庚一直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抗战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破坏国共团结抗战的分裂行为，以及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等现象引起了陈嘉庚的反感。特别是对重庆与延安等地的考察之后,他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进而成为中共的支持者。对陈嘉庚坚决反对汪伪投降卖国，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界对此也多有研究。
有关陈嘉庚的研究尚有可拓展的空间。其一，可关注陈嘉庚对侨居地反法西斯斗争做出的贡献。其二，可关注陈嘉庚在维护华侨利益、记录和保存史料方面做出的贡献。日本投降后，陈嘉庚出于维护华侨利益之目的，很有远见地及时提出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敌寇占领期间华侨所受生命财产的损失，作为向日本政府索赔及揭露日军暴行的资料。该调查委员会编成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成为战时东南亚华侨损失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对华侨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陈嘉庚眼光长远，在避难爪哇期间，著书《南侨回忆录》记录华侨支援抗战的历史和回国考察见闻，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受欢迎。在帮助华侨正确认识中共方面，该书起到了与《西行漫记》同样的作用。不仅如此，《南侨回忆录》作为真实且客观反映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珍贵史料，成为有关华侨与抗战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其三，可关注陈嘉庚领导华侨抗战救国面临的各种压力和困难。虽然陈嘉庚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与支持，但也面临英国殖民当局的压力、华侨社会内部对立者的攻击、访问延安后国民党的倒陈运动、东南亚沦陷后的人身安全等问题。学界应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好呈现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使后人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所做贡献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司徒美堂。张兴汉指出，美洲洪门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在抗战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1.打破门户之见、团结洪门致公堂与华侨社会中一切爱国力量，发动侨胞募捐抗战；2.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3.热情接待与保护到美国避难的抗日将领和爱国人士，进行抗战宣传；4.积极建言献策，沟通侨汇，维护侨眷利益；5.动员华侨回国投资，支援祖国建设。任贵祥对比分析了司徒美堂与其他爱国侨领的共性，称他们都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与陈嘉庚等侨领一样，曾经支援辛亥革命，是华侨两次爱国高潮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具有不断追求进步、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也分析了司徒美堂区别于其他侨领的特点，称司徒美堂不像陈嘉庚等东南亚侨领，不是富商，没有家财万贯，无力为祖国抗战捐献大量财物。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司徒美堂以无私的爱国精神和感召力激发带动了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其贡献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创见。张国雄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为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司徒美堂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其从底层华侨成长为爱国侨领的历程，反映了爱国侨胞自近代以来所走过的道路。
蚁光炎。泰国侨领蚁光炎是唯一为抗战献身的富商侨领，不少学者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研究。任贵祥指出，蚁光炎素来爱侨爱国爱乡，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支持并率领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最后被日本侵略者暗杀。蚁光炎是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的楷模，在祖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黄小坚等高度评价蚁光炎为抗日救亡舍身成仁的爱国奉献精神，认为他的精神遗产不仅是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泰国、属于世界的。蚁光炎是海外华侨的杰出代表，海外华侨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功之臣，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应该正确评价他们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胡文虎。有关东南亚另一位著名侨领胡文虎的评价长期以来存在较大争议。抗战时期，胡文虎团结动员东南亚的客家人鼎力支援祖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他曾在香港沦陷期间赴东京会见日本天皇与东条英机，还曾发文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因而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抗战胜利后，在“肃奸”氛围的影响下，胡文虎的汉奸罪名广为流传。国民党广东当局将胡文虎列为汉奸通缉。新中国成立后，他被称作“反动华侨”，相关研究也一度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随着侨务政策的拨乱反正以及学术研究环境的变化，学界对胡文虎的研究多了起来。1983年2月，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表示：胡文虎先生是一位热心捐资兴学的爱国华侨，以前受“左”的思想影响，对胡氏一家的评论是不公平的，对胡家财产的处理是不当的，后人应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胡文虎的功过是非。胡文虎家乡的龙岩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4年改名为“龙岩学院”）成立了胡文虎研究室，在《龙岩师专学报》发表30多篇胡文虎专题论文，使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得到厘清。比如，胡文虎是爱国侨领这一点，已无争议。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胡文虎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汉奸”身份是否成立，即胡文虎的东京之行，是否有失民族气节？一种观点认为，胡文虎东京之行是被迫赴日，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企业家，虽然不可能出卖国家主权与利益，但却是一种丧失民族气节的行为，是他历史上的污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胡文虎是为拯救侨胞而去东京，他在不出卖民族利益的前提下与敌人进行巧妙周旋，所以被冠以“汉奸”之名、“反动”之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站不住脚的。有学者根据《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中有关东条英机与胡文虎的谈话记录等史料，对胡文虎的东京之行进行了分析，认为胡文虎虽然有恭维的话，但没有丝毫“失节”，表现出来的是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因此，把胡文虎的东京之行说成“媚敌”，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疑他为“汉奸”或“准汉奸”更是历史的误会。管宁指出，该文中的日文引文与翻译存在多处错译和任意删节等问题，从而使读者对胡文虎的东京之行产生错误理解，得出有利于胡文虎的结论与评价。管宁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严肃的事情，必须忠于史料，实事求是。任贵祥着重对“汉奸说”和“有民族气节说”进行了辨析。他根据《东条英机、胡文虎会谈要旨（记录稿）》等史料分析，认为胡文虎的东京之行没有明显的汉奸言论，也没有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因此，定论为“汉奸”证据不充分，是不妥当的。但是，从其与东条英机的谈话来看，是有失大节的，说其表现出“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过于牵强。他强调，与陈嘉庚在印尼爪哇避难期间带着剧毒药物随时准备以身殉国相比，与司徒美堂在路过香港期间拒绝出任伪职相比，与唯一为抗战捐躯的爱国侨领蚁光炎相比，胡文虎颇有不足之处。因此，说他是一位爱国的华侨实业家是合适的。
综合有关胡文虎的研究，可以总结如下：第一，胡文虎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和爱国爱乡的慈善家，他对抗战贡献卓著，不能因其东京之行而抹杀其作用与贡献。第二，胡文虎虽然不是汉奸，但却有失民族气节。有些学者或对其有所溢美，或以其非政治家为由，淡化其污点，都是不妥当的。胡文虎作为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力的著名侨领，不是普通人，日军正是利用其“国际大慈善家”的名声与影响力为其所谓“和平攻势”服务。因此，这并非只是个人的操守问题，也不能因其非政治家而降低评价标准。第三，胡文虎的个案体现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以及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例如，胡文虎可能是对抗战捐献最多的华侨领袖，不过，也正是在抗战时期，胡文虎的两大支柱产业——虎标良药与星系报业得到迅猛发展，使其成为东南亚华侨首富。历史的复杂面相需要学者秉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精神进行不断研究探索。
其他人物。对其他侨领的研究也推出一些成果。如对南侨总会两位副主席李清泉、庄西言的研究。李清泉是菲律宾著名爱国侨领，因其祖籍福建，所以在有关福建华侨的研究中多被提及。他是建立南洋华侨抗战统一组织的倡导者，在临终之际将10万美元的遗产捐献给祖国作为抚养难童费用。庄西言是印尼侨领，领导印尼华侨抵制日货，声讨汪精卫，反对卖国投降。他不但参加了陈嘉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还在陈嘉庚到印尼避难时给予帮助。据说，庄西言曾因此被日军逮捕并关押三年多，受尽折磨，但始终不屈。
除对著名侨领的研究外，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华侨英烈也受到关注，特别是对印尼归侨李林的研究，不同时期都有成果面世。李林1915年出生于福建漳州，4岁时随养母到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与父亲团聚。在印尼生活期间，她耳闻目睹荷兰殖民统治者对印尼当地人和华侨的欺压，在心中埋下反抗帝国主义者的种子。1929年高小毕业随母亲回国后，考入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她挥笔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词。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林在晋西北抗日战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李林为掩护专署机关和群众转移，身陷重围，饮弹自尽，年仅25岁。李林从一位普通的华侨青年成长为抗日民族英雄，不是偶然的，她是海外侨胞爱国主义的典范。
此外，吴敏超对华侨人物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她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党高官朱家骅与印尼华商黄氏家族关系的分析，立足于考察抗战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下家族与个体在时代大变动中如何协调自身利益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关系，阐释时代巨变中个体的处境。她强调，要改变现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视角，站在海外华侨立场上，关注时局对他们的冲击与影响，理解他们在动荡的时局中的立场与选择。
三、 关于华侨与抗战研究的思考
华侨与抗战研究既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也越来越成为抗战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经过1949年以来70多年的发展，华侨与抗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一）华侨与抗战研究仍属边缘
就华侨与抗战的主题在整个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定位而言，可以说仍然处于边缘。据不完全统计，1992—2023年，《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刊发的有关华侨与抗战这一主题的论文只有20篇左右。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为抗战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发挥了国内同胞难以替代的作用，华侨与抗战的历史应该成为抗战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德（Rana Mitter）认为，华侨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和作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等问题，都是抗战史研究的新领域。虽然这是十多年前的看法，但是，就华侨对抗战的贡献而言，目前仍然是抗战史研究需要加强的领域。
（二）研究领域有待拓展
第一，已有研究大多立足于华侨对祖国的贡献这一单向视角，学者们对于抗战对华侨的影响、战争给华侨造成的损失等关注不多，只有少数成果。程希从抗战对华侨与祖国关系、与居住地关系，以及对华侨社会自身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抗战对华侨的影响。黄晓坚等学者依据有关资料，梳理了抗战时期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华侨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虽然是一种估算，但史料可靠，极具价值。罗诗雅从生活史、社会史视角考察普通华侨民众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艰难处境。沈惠芬探讨战时因侨汇的减少乃至中断，侨乡侨眷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甚至走上绝路的惨况。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战争对华侨及其眷属带来的影响与创伤，很有意义。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厘清。比如，就战争给华侨带来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而言，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而且缺乏可靠、一致的结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曾经对东南亚、日本、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人口伤亡数和财产损失数进行初步估计，分别合计为人口伤亡25.3万人、财产损失22.3193亿美元。这一数据为不少研究者引用。但是，这一数据并不全面，也非确凿的调研数据。还有学者根据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民众死亡人数不少于600万人，当时华侨占东南亚总人口10%的比例推算，认为东南亚被杀害的华侨不少于60万人。黄小坚综合各种资料进行统计后指出，抗战时期海外华侨人口伤亡为41.4772万人，财产损失22.1093856亿美元、25.55亿元国币、123.2326万英镑、145万荷兰盾。可见，对这一基本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第二，对华侨对居住地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与作用缺乏深度系统研究。虽然如前所述，有不少学者已关注到华侨对居住地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但仍然缺乏系统性且有深度的研究。世界各地华侨不仅是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之一，应该从这个视角与高度对华侨在二战中的贡献进行深入研究与重新审视。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不均衡，国内各侨乡研究不均衡。现有的华侨与抗战研究，多集中于东南亚和北美，对于非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的研究较少。国别研究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等研究成果较多，其他国家的研究相对薄弱。国内各地侨乡方面，有关福建籍华侨抗战研究成果较多，对作为第一侨务大省的广东籍华侨抗战研究较少。此外，对云南、广西等大后方华侨抗战研究也不多。
（三）重复性研究较多
综观华侨与抗战研究成果，重复性研究、低水平研究比较严重。比如，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发表的20多篇相关文章中，大多是重复性、一般性研究，史料和观点都没有多少新意。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出现的发文热潮中，有一篇文章在6个不同刊物发表。此外，有关华侨与抗战的绝大多数文章，引用与下载数量都比较少。既有研究之间缺少互鉴，后续研究对早期研究很少参考借鉴，也有学者对最新研究结论缺乏了解。如一些基本数据，早期的研究因资料所限等原因，数据不全面，后来的研究逐渐达成共识，但有学者却没有采用新的数据。
（四）研究力量比较薄弱
就研究队伍而言，研究力量仍比较薄弱。任贵祥是较早开展华侨与抗战研究，且成果十分丰富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表了约20篇学术论文，并出版多部专著。但这样的权威专家并不多。据林勇等人的统计，1985—2014年，发表过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论文的学者共有310位，其中，发文量超过5篇的学者只有5位，占1.6%；发文1篇的学者占86%；发文2—4篇的学者占12%。
（五）史料来源尚需拓展
华侨与抗战研究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当时国内的相关报刊，包括国民政府与中共主办的报刊等；二是当时海外出版的华文报刊，近年由于这些报刊的数字化，对这些报刊史料的利用也越来越多；三是档案资料的利用。随着越来越多档案资料的对外开放，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档案馆史料以及台湾方面的有关档案史料都得到了较多的运用。但是，外文资料的运用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引用几乎是空白。海外华侨作为支援中国抗战的外部力量和在世界各地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得到了侨居地民众和政府的尊重与肯定。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与评价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海外华侨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与作用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华侨对侨居地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还未得到充分研究。特别是侨居地政府与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段历史，需要进一步关注。战争给海外华侨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战争对华侨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充分。总之，华侨与抗日战争这个主题还有许多领域值得开拓，还有不少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历史并未终结，学术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8-31 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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