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研究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五点认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导言
2024-09-04 09:24:50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张海鹏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台湾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
2016年，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经过研究决定组织一个“台湾人民抗战史”课题。课题组成立后，对课题的重要性反复进行了讨论，对研究分工做了多次磋商，形成了本书的基本结构。2020年底，经课题组同仁努力，完成初稿，随即送呈有关方面专家审阅。2022年1月，收到有关专家的审读意见，基本上肯定了这项研究成果。有关专家提了一些修改建议。课题组研究了这些建议，采纳了其中一些重要建议，对书稿进一步做了修改。最后将书名定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
本书所指台湾，是指《马关条约》规定割让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不包括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等岛屿。这与今天的台湾所指稍有不同。金门、马祖等岛屿暂由台湾当局管辖，是在1949年后的复杂形势下形成的。
本书的逻辑结构是，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马关条约》缔结，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本书以台湾概指)被迫割让给日本。1895年6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基隆外海日本兵船上签署了台湾交割协定。从日本政府指定的所谓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率领武装部队在台湾东北部海湾登陆开始，台湾人民便以“台湾民主国”形式对日本的军事占领进行了反击。虽然到1895年11月，桦山资纪宣布台湾平定，“台湾民主国”在日本军事高压下消亡了，但台湾人民没有停止反抗。
台湾总督府对台湾实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起了一系列统治机器。在殖民统治压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从1896年到1915年，台湾人民没有间断武装反抗。尽管日本采用“武官”政治或者“文官”政治的不同手段，或者来回变换，不管哪种统治形式，对台湾人民的高压从来没有减轻。除了对台湾汉族人民的反抗连续镇压，还对台湾的少数民族(所谓“番人”)在“理番”的名义下进行了不断地扫荡和镇压，最终引发了1930年雾社少数民族的大反抗。在武装反抗日本统治难以实行的情况下，台湾人民采取了非武装的反抗形式，包括集会、结社、组党等手段，以争取台湾人民自治或自主权的斗争，也包括了台湾人民抵制日本统治者的文化“同化”各种形式，还包括了以保存中华文化而斗争的各种手段。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台湾总督府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总体战略，进一步把台湾变成“南进”基地的严重形势下，台湾人民各种隐秘的反抗形式也没有停止。还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方设法回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从事公开的反日活动。中国全国抗日战争展开后，部分台湾同胞组织起来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或者坚持中国立场从事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或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与国家有关台湾光复的种种设计。由于中国人民坚持了6年的局部抗战和8年的全国抗战，在反法西斯战线各国人民支持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迫使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台湾回归祖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通观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可以得出如下五点认识：
第一，日本对中国台湾省的军事占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按照列宁主义的解释，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大约30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垄断企业迅速形成。这个资本与日本传统的封建制的天皇和武士道精神相结合，使日本迅速成长为军阀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企图进行领土扩张，就想掠夺海外殖民地。明治维新伊始，明治天皇就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琉球、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作为自己理想的扩张对象。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提出“北割满州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脱亚入欧”论的主张者福泽谕吉要求日本“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上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认为日本是主权线，朝鲜是利益线，为了确保利益线，就要进取中国。显然，日本已经将发动侵华战争的命题提上国会讲坛。在第四届国会上，天皇提出所谓“兼六合而掩八纮”，把“八纮一宇”的概念提了出来，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方针。《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任意设厂制造，就是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获得了资本输出的保障。所谓主权线、利益线，所谓“兼六合而掩八纮”“八纮一宇”就是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瓜分世界的表现。资本输出、瓜分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日本以条约形式对中国台湾省实行军事占领，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日本进军中国，占领台湾，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和配合。这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一个影像。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第一点。
第二，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甲午战争的延续，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部分。甲午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有意设计的，它有意诱导清政府上当。它的目的主要不是占领台湾，而是占领中国或者中国大陆的一部分。甲午战前，日本政府和军方多次派遣间谍到中国侦察。情报人员足迹遍及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厦门、湖南、陕西、四川以及东北各地。一些后来在日本政坛担负重要职务的人都曾到中国做过调查，如桂太郎、川上操六、桦山资纪等。所有到中国搜集情报的人回国后都提交调查报告。著名的如桂太郎等《邻邦兵备略》、驻华武官福岛安正《征清意见书》、参谋本部陆军大佐小川又次《征讨清国方略》以及海军部的六份《征清方策》等。1887年春，小川又次综合侦察结果，提交了《征讨清国方略》，对中国总兵力和各省军力分布做了详细报告，分析了清政府的财政、军费、海军建设、沿海和长江防御设施、官僚和国民素质，分析了日本政府财政状况、军费和海军建设，日本官僚和国民素质，提出“断然先发制人，制订进取计划”的侵略计划，建议将中国分成七块，而以八个师团军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战后把长江以北沿海直至辽宁一带划给日本。战争的进程超出了日本的预想，清军的反抗，国际的干预，使得日本把主要矛头对准了台湾省。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表示，但台湾人民不答应日本占领台湾，反抗激烈。马关议和时，有关停战谈判，日本方面坚持停战不包括澎湖、台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台湾人民抵抗日本占领的斗争，是甲午战争的继续，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组成部分。半年多的台湾抗战，日军动用两个半师团，5万兵力、26000夫役和海军大部舰只，付出死亡人数10841名的代价，这相当于《马关条约》订立前9个月日军在华作战死亡人数的4倍。可见，这半年的台湾抗战何其英勇。
第三，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可以1915年、1937年为节点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特点。从1895年5月底到1915年以余清芳为首的大规模抗日事件(又称“西来庵事件”或“噍吧哖事件”)，是台湾人民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日本军事占领时期。这个时期大约20年。1915年以后，汉族人民持续不断地武装抗日活动基本上就不见于记载。这个时期的武装抗日力量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台湾本地的农民，另一部分是留在台湾的原来的驻军(主要是刘永福所部军人)。他们的反抗常可以拉起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队伍，带有大炮和其他武器，当然也有原始的射猎武器，可以给日本警察、军人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杀伤，对统治者造成某种威慑和震撼，事后也引起统治者严厉的镇压。
从1915年到1937年日本对中国大陆发动全面侵略，是台湾人民非武装抗日活动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是，台湾总督府的统治已经巩固，统治机器已经很完备，警察已经密布民间，民间的枪支武器已经尽可能收缴，人民武装反抗的物质条件基本上已经不具备了。另外，距离1895年6月台湾总督府建立已经过去了21年，台湾新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受到中华文化的熏染，相对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社会情况，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对日本文化有自觉的抵制，在武装反抗日本统治的物质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发动了非武装的抗日活动。所谓非武装，就是采用集会、结社、组党、请愿等合法斗争的形式，来表达台湾人民的诉求。如公开要求撤废赋予台湾总督特殊权力的“六三法”，要求建立台湾议会，让台湾人有机会进入议会表达诉求等，甚至一次再次多次到东京，利用台湾民意，利用台湾人的结社，向日本政府提出诉求。他们组织民众党，甚至组织共产党，发动民众，发动工农，开展群众运动，开展工农运动等。
1937年到1945年，是台湾人民抗日活动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台湾被日本纳入战时体制，成为所谓“南进”基地，台湾的一切社会生活按照战时体制来安排。在这一体制下，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因此空前强化，除了着力发展军需产业，推行统制经济，为战时经济服务;还进一步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思想控制，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把台湾人民变成为所谓“真正的日本人”。在这种政治高压情况下，台湾人民公开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很难展开，即使合法的请愿一类反映台湾人民要求自主的活动也难以展开。在这种形势下，台湾人民也没有停止反抗，只不过改变了反抗的形式而已。如抵制“皇民化”运动，在公开场合说点日语，在家里或私下场合仍讲闽南话或客家话;拒绝改日本式姓名;不信仰日本的神道设教;私下利用创作、传播中华古诗词形式保存中华文化;或在生活层面抵制殖民政府的奴化政策，将对殖民者的不满诉诸文字，或为了早日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密谋展开武装抗日，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继续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我们要高度重视、评价台湾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殖民统治情况下，保存中华文化(包括中国民间信仰)的努力和保持对祖国的向心力。
第四，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往往以祖国为依靠或者受祖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启发。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动力来自哪里?这是我们需要讨论和认识的又一个问题。日本据台之初，台湾各地人民抗日起义，往往打出“总统”“皇帝”名义，与敌抗衡。1896年台湾中部铁国山起义，首领柯铁于11月以“奉天征倭镇守台湾铁国山总统各路义勇军”名义，发出《晓谕》，指出“罔料去年日贼来侵疆土……不意此贼大非人类，任意肆虐，无大小之罪，无善恶之分，无黑白之辨，唯嗜杀戮，拿之即决，烧庄毁社，污辱妇女，种种非法难以尽拟。本总统等目击不平，爰乃招英雄，聚镇铁国山，与伊抗拒，誓欲灭彼朝食，克复台湾”。1897年1月，台南黄国镇起而抗日，发出文告，以“皇帝”相称。1900年8月，受到祖国大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鼓舞，台中葫芦墩人魏春木等密谋发展抗日组织，准备发动抗日起义，旋被镇压。1901年2月1日，台湾中部詹阿瑞所部与赖阿来部300余人，在起事前散发题名《革命歌》的传单：“此次动兵，奉旨而行：事有纪律，约束严明，义师伐罪，奠安台澎。救民脱苦，惟倭是征。定集人民，雪恨复清!”祖国发生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这件大事对于台湾人民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台湾人民奋起抗日，被台湾总督府称为民族革命运动。总督府档案资料认为：“所谓的民族革命运动，是指凡以武装暴动为革命手段，意图推翻我方在台湾的统治权，使台湾达成民族独立或复归支那版图的所有运动。这种意义的革命运动，可以推至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西来庵事件为止的十数次所谓匪徒阴谋事件，几乎全部包括在内。”总督府法务部承认：发生一系列抗日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受到支那革命的影响”。这以罗福星和余清芳抗日活动最为典型。罗福星在厦门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南洋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对反清革命充满了信心。1913年返台，成立华民联络馆，在台北、台中、台南各地发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党人数万人。罗福星在苗栗召开台湾革命同志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揭露总督府的罪行，号召民众团结起来，“赶走日本人，光复台湾”。罗福星被捕后，在狱中写的“自白书”，实际成了宣传革命、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宣言书。1915年5月，余清芳以“大明慈悲国奉旨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帅”名义，发布《谕告文》，历数总督府统治的暴行，宣称奉旨传檄三台，讨伐日本殖民者：“古今中华主国，四夷臣卿，边界来朝，年年进贡。岂意日本小邦倭贼，背主欺君，拒献贡礼，不遵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乙未五月，侵犯台疆，苦害生灵，刻剥膏脂。荒淫无道，绝灭纲纪。强制治民，贪婪无厌。”“今我中国南陵，天生明圣之君，英贤之臣，文有经天济世之才，武能安邦定国之志。”“我朝大明，国运初兴，本帅奉天举义讨贼，兴兵伐罪，大会四海英雄，攻灭倭贼……但愿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论功封赏。”此后，祖国大陆发生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都直接影响了台湾人民的觉悟，增强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
第五，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始终坚持了中国人的立场。通观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日据后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台湾共产党推动了工农群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是有成绩的。台共纲领中提到了“台湾民族独立”及“建设台湾共和国”两条，这是出于策略斗争的需要。台湾是在《马关条约》里割让给日本的，处在日本的直接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斗争，第一步是摆脱日本的统治，第二步是回归祖国。这种斗争的谋略是正确的。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宣布废除《马关条约》，此后就不存在“台湾独立”问题。1945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台湾回归祖国。台湾重新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完整了。台共的主张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今天在台湾当政的“台独”势力的主张绝然不同。当年台湾共产党主张“建设台湾共和国”是为了脱离日本统治，是为回归祖国创造前提，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今天台湾的民进党党纲也要建立“台湾共和国”，是要脱离中国，这是反动的，是违背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道理很简单，台湾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人民在日据时期的抗日斗争，根本目的就是要回归中国。今天“台独”势力却要脱离中国，当然是违背中国历史传统的，是违背台湾人民民意的，也是违背整个中国的民意的。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得到全部历史事实的证明，毋庸置疑。有着坚实历史资料支撑的这个结论，是任何人无法撼动的。“台独”理论鼓吹台湾从来是一个国家，拿不出任何历史事实做佐证，完全是虚妄之词。
1946年，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违反人民要求和平的意愿，违背民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被摧枯拉朽，失去了在中国的统治权，败逃台湾。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台湾的时候，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过三八线，烧到鸭绿江边，还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阻挡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动，中国政府不得不集中力量抗美援朝。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在台湾打起“中华民国”旗号，与祖国大陆相对抗。一个时期在国际上，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还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争论。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通过，结束了中国代表权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成为国际共识。这就是一个中国原则。1949年后才出现的所谓“台湾问题”，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遗留问题，是国家统一前的内部问题。国家统一了，“台湾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今天讲两岸关系，就是指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无论是两岸政治关系，结束敌对状态，还是处理两岸交往中的事务性问题，还是经济关系、法律关系、人员往来关系、军事关系，都不能脱离一个中国的范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蔡英文提出“中华民国台湾”都脱离了一个中国的范畴，两岸关系的路就走进死胡同，连所谓“白手套”的海协会、海基会的联系也不得不停摆。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以一个中国为前提。没有一个中国原则，就没有“九二共识”。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的路就走活了，两岸来往就呈现热络状态，两岸交往就可以做出制度性安排，处理两岸关系的部门也可以直接来往，这就给进一步讨论国家统一提供了前提。一个中国，就是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
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祖国大陆真诚追求和平统一，真诚追求“一国两制”，前提都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台湾海峡两岸可以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展开协商和谈判，达成国家和平统一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了，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就丧失了。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针对如果丧失了一个中国原则，“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社会舆论不断关注和统还是武统，其实完整的答案就在这里。和统是我们追求的，武统也是必须准备的，国家统一是必须实现的。国家必须统一，是国家制定的对台总体方略的前提。
一个中国原则也是两岸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势力却要努力破坏这个基础。从一个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理由出发，从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出发，“台独”没有立足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基础。鼓吹“台独”和谋求“台独”都是背叛一个中国立场的，都是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都是抵制和阻挠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必须坚决反对，必须和谋求“台独”的利益集团及其代表人物作坚决斗争，必须根除“台独”势力，必须让“台独”势力代表人物付出代价。
一个中国原则还是两岸反对美国干涉的政治基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断绝与所谓“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后，中美两国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两国关于两国关系以及涉台问题的基础性文件。但是美国自己在国内又通过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力图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这显示美国把台湾当作棋子，以台制华，分裂中国，阻挠中国统一，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是我们反对美国的台湾政策的政治基础。美国的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必须服从于中美之间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2023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旧金山会晤，习近平深入阐述了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作出的有关积极表态。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美国的干涉到底不能阻止中国的国家统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坚持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的立场。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的领土、主权就完整了。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10月以后，中国的领土和国家主权并未分割。“台独”势力意欲“台湾独立建国”、意欲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是没有历史和法理根据的，是不可能得逞的。他们借壳下蛋，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或者“台湾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是违反国际共识的，也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追求和平统一，追求“一国两制”，当然不能允许“台独”势力以借壳下蛋的名义在“两制”下继续存在。这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含义。
30多年前讨论两岸关系，常常有时间在哪一边的议论。有的台湾朋友认为时间在台湾一边，因为台湾有经济发展优势，有民主制度优势。30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时间不在台湾一边。从经济发展优势来说，大陆发展不断改变着决定台海基本格局的力量对比态势。根据权威统计资料，2018年的GDP，大陆131186.9亿美元，台湾5894亿美元，美国201999.5亿美元，大陆约是台湾的22倍，约是美国的65%。2018年，大陆7个省份的经济总量已分别超过台湾。2021年大陆GDP超过114万亿人民币，约15.8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1%，占美国的75%，突破人均1.2万美元。2021年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河南省、四川省、湖北省的GDP总量都突破了5万亿元大关，超过了台湾。两岸经济实力对比高下立判。从民主制度优势来说，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是全过程的优质的民主政治，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安宁、人民福利的民主政治。反观台湾的所谓民主，已经被许多台湾人指为劣质的民主，社会混乱、民生福祉受到漠视，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对提升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的荣誉感、提升台湾人民的生活素质，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作者张海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9-04 09: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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