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雷波 ：保存南方革命战略支点：论新四军驻平江办事机构的存续及变迁
2025-02-09 14:21:2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湘鄂赣边红军傅秋涛部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期间，为召集旧部曾在各县先后设立一批临时办事机构。它们最初称“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驻×县办事处（或联络处）”，担负特定区域的联络及统战任务。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保存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指示要求，又被赋予基层组织复建职能。在傅部整编开赴前线之际正式成立的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已因其党军一体的特殊组织形式，为中共在后方的区域统战与组织发展支起一片合法空间。国民党为建立其在后方的独占地位，自始即致力于拔除此类支点，导致平江留守处面临持续的反共压力。中共虽借留守处合法名义获得一定发展，但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及薛岳主湘，活动空间已日趋逼仄。在平江惨案前留守处被迫改称职能单一的“通讯处”，以求在变局中继续维持。
关键词
新四军 平江留守处 湘鄂赣特委 通讯处 涂正坤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包围已设立18个月的新四军驻平江办事机构（当时称“平江通讯处”），杀害该处负责人涂正坤等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此案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在全国推进“防共”“限共”“溶共”措施的关键步骤，标志着军事“限共”手段从华北敌后蔓延至华中“我们抗战的后方”。长期以来学界对平江惨案的研究，一面延续纪念史学的宣传套路，一面偏重案件本身及善后，对平江办事机构在湘鄂赣边特殊政治形势演进中的常态活动缺乏实证性探讨。本文无意全面讨论平江办事机构在湘鄂赣边的日常工作，仅拟征引各类史料，梳理其在区域军政变局中的历时性活动及应对策略，以期“观常知变”，增进对国共两党在后方基层关系形态及演进脉络的认知。
一、 湘鄂赣边红军改编与新四军驻平江办事机构的成立
1939年7月1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为抗议平江惨案事，以周恩来、叶剑英名义致电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论及新四军驻平江办事机构设立缘起时说：“查前年（1937年）冬，改编湘鄂赣边傅秋涛部游击队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时，该部历年受伤残废官兵及其家属无人照管，当即商准地方当局，在嘉义设立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办理后方残废官兵及抗战家属事宜，俾前线将士安心抗战而无后顾之忧。经年以来，与地方当局及该地民众均感情融洽，相处甚善。”8月13日，该处在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启事中则谓：“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原系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改编而成。二十七年一月，奉令开赴江南前线。改编之初，在湖南平江嘉义设有通讯处。团部开拔后，因部队有特殊历史，部队之家属及伤残员兵，须有人为之安置，挪借地方的伙食，须有人负责筹还，遂将原有之通讯处改为留守通讯处，办理安置部队家属、伤残员兵、筹还借项等事。”
对比前后两条史料，不仅平江办事机构称谓前后有别（前称“通讯处”，后称“留守通讯处”），对该机构演变的描述也存在较大差异。新四军驻平江办事机构究竟应称“通讯处”，还是“留守处”，抑或“留守通讯处”?其正式成立前是否有所谓“嘉义通讯处”，此后又存在何种变化。这些问题既关联着平江办事机构存在的合法性，又涉及两党在抗战后方的战略目标及博弈，有必要置于抗战初期南方红军改编脉络之中稍作辨析。
有学者曾就名称问题指出，平江办事机构在设立之初称“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后为应对国民党的“限共”政策改称“平江通讯处”，认为平江惨案发生后，“远在延安和重庆的党中央，对这个改变过程还不十分清楚，又急于见报，故把留守通讯两个名字都写上了，所以才有了留守通讯处之说”。此论虽然厘清了部分史实，但在名称前后变化及混用方面，或许还可以从中共的统战工作及应对后方复杂区域形势的角度进行阐释。
据统计，抗战初期中共以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在国统区若干城市及地区陆续建起48个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既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又是国共关系演变的一个象征”。一般而言，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各城市所设以交通联络为目标的机构统称“联络处”“办事处”或“通讯处”，而新四军各部改编过程中在原红军游击区所设之办事机构多称“留守处”。有别于八路军驻各地办事机构主要负责高层联络，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因特殊建军经历，除通信联络及留守业务外，还有“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特殊使命。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各游击区域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应依据新原则，“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通过谈判改编获取“合法地位”，“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即是此期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各游击区工作的基本精神。新四军驻平江办事机构正是在中共中央此种精神统筹安排之下，随着湘鄂赣边红军的和平谈判、集中改编及开赴前线而设立的。
8月下旬，中共湘鄂赣省委即在平江嘉义镇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展开谈判，初步达成“停止军事行动”的共识，并在后续谈判中相继解决了红军“给养、驻地到各县交通联络等”问题。8月底，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到国民党武汉行营进行谈判，进一步确定“湘鄂赣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支队，受南京政府指挥，但组织仍保持独立”，司令员由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傅秋涛担任，“副司令由行营派遣”。9月4日，李汉湘代表省委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说，“支队副司令是行营派来的文镇藩、罗世忠，支队参谋、行营派来的李楚平是苏区叛变出去的”。合法地位算是通过谈判取得了，但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副司令的条件却遭到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9月10日，林伯渠向毛泽东通报了武汉谈判的详情。毛泽东随即复电，“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他“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不必等董必武到达，“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14日，中共中央又向负责南方工作的博古等人强调，“湘鄂赣边区傅秋涛等派至武汉谈判代表，承认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及其它许多不利条件，完全错误”。虽然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副职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但在地方层面的初步改编方案已大体完成。
9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电告中央，称“玉堂、耀南两同志在行营谈判离开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与立场”，但“我们与行营谈判并未终结”，“急待董必武同志来解决”。同时，电报也强调，前期谈判就傅秋涛部改编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问题已达成一致，计划“九月底点验一次，十月完毕点验”，目前正向平江县嘉义镇集中。为便于同国民党各地方当局开展合作事宜，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在平江、浏阳、修水等县区设立临时办事处或通讯处。
据时任省委青年部部长的谭启龙回忆，“9月底，湘鄂赣省委在傅秋涛主持下，在嘉义镇万寿宫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几项重大决定：一、整顿巩固扩大武装，派干部到各地动员群众参军;二、开展统战工作，派李辉到宜春的慈化，罗益成到浏阳，邱炳到通城，李铁成到修水，我到平江县成立通讯处，后叫办事处”，“任务是向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各界人士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交涉被俘人员的释放问题”。
因新四军的组建方案尚未议定，所以浏阳办事处、修水通讯处、通城办事处、慈化招兵处、大畈办事处、平江办事处等于九十月间成立时，都是以“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的名义开设的。他们最初力量单薄，且系临时性质。比如，平江办事处设在县城外“汽车站附近钟期光的夫人胡平然同志娘家开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初仅谭启龙1人，主要任务是“代表一支队同国民党县政府保持联系，保护抗日军人家属的安全”，“开展县里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招收抗日知识青年参加部队;对内通过各种途径恢复党的地下工作”。
为遏制地方党组织在谈判中丧失独立性的倾向，中共中央于10月1日再次发出指示，强调：“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因而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保存这些支点”，“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决定保留游击队数目，以保留〔护〕原有游击区内之游击队家属”。
董必武按照上述指示精神，指导湘鄂赣、鄂豫皖两区在主力之外，特别“编了秘密小组，高处约三百余人，傅处百余人枪，预留当地活动，干部配备亦分两部”。不过，博古等人也指出，“现在各地区之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因为各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多数系流动之部队，大多数现极分散”，所以南方红军应首先“集合成为一个军”，然后“各地方仍可公开与秘密的留一部分武装，保卫小根据地及发展革命运动”。
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问题上进一步提出，目前应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此条原则经过多轮酝酿，最终催化出在原南方红军游击区设立新四军留守处的制度机制。
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之规定”的指示中明确：“各地游击队，大体上按集中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的原则，各游击区设留守处，要求国民党保证不侵犯各游击区人民已得之政治经济各权利。”12月14日，在听取项英关于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后，张闻天要求南方各区不但要“创造后方根据地”，还要“扩大影响，发展新的根据地”。至此，南方红军在改编中，将1/3左右的部队留驻原地，设立留守处以“保存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方案基本议定。然而，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十天后关于新四军的决议却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这一方案。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听取项英关于新四军问题的报告后决定，“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此决议直接否定了此前中共中央酝酿多轮的“集中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原则，对未来新四军后方留守处的存续产生了极大影响。12月27日，在武汉主持新四军筹建工作的项英电告中共中央，称“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高敬亭、傅秋涛、周骏鸣“均已来汉，正在商讨各种工作”。次日，傅秋涛部被纳入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建制。
长江局听取傅秋涛等人关于各游击区的工作报告后，于1938年1月作出关于湘鄂赣等区党的工作的决议。该决议高度肯定了湘鄂赣等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成绩，并指出“在目前抗战紧急形势和各游击区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直接参加抗战前线的情形下”，各边区党的主要任务除巩固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外，还应“用一切方法与当地国民党组织、驻军、民团及一切地方武装队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达到亲密携手共同进行抗敌行动之目的”。为保证新四军开拔后中共在湘鄂赣边秘密工作的开展，长江局决定改湘鄂赣省委为湘鄂赣特委，任涂正坤为书记，罗梓铭、骆奇勋、谭启龙、黄耀南等为各部部长。
1938年1月2日，傅秋涛离开武汉返回平江县，在嘉义镇将抗日军游击第一支队改称“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以下简称“新四军第一团”），计划“二月初向皖浙边集中”。各县区临时办事机构也随之相继改称为“新四军第一团驻×地通讯处（或办事处）”。不过，由于这些临时办事机构在边区部队集中改编并准备开赴前线之际，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及“豪绅地主”的破坏，整合各县区临时办事机构设立新四军常驻后方留守机关的工作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月19日，赖传珠代表军部到嘉义镇检查新四军第一团出发前的准备情况，注意到其“内部成份有些不好，各种制度坚持不经常，领导方式有很多弱点，但部队情绪尚好”。29日，军部发布集结命令，限新四军第一团于2月6日出发。
2月9日，叶挺电告顾祝同，新四军“已命各部于本月十日由原地出发”，“平江傅部步行至萍乡上车，东乡下车，经万年、浮梁前往岩寺”。考虑到新四军第一团干部已于20日到达军部，其离开嘉义镇时间即应在10日左右。2月16日，项英电告中央，“现在第一支队的两团已开拔”，但“各地方工作，多有依靠部队为活动靠山”，“决定部队开动以后，纷纷要给部队的符号、名义作掩护”。此处所谓“部队符号、名义”，就包括以新四军名义在各区所设之留守处。
军部关于设立平江留守处的函件并未留存，但类似公函仍有参考价值。2月25日，叶挺军长在关于设立驻崇安留守处致该县县长蒋伯雄的函中谓：“敝军奉命于二月九日集中部队开赴前线作战，所有原驻闽赣边境之第三支队亦准备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动，惟该队各部官兵多崇安县籍，部队出动后对于前方官兵与后方家属联系及向地方行政长官之接洽起见，兹委任军部参谋曾镜冰当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崇安县留守处主任，……除委令外，相应函请查照并希随时予以指导及协助为荷。”据此可推测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即在新四军第一团开拔前后以加强前后方联系的名义获得合法地位。
留守处成立后，各县区的临时办事机构相继取消。关于此间转换因缘，湘鄂赣特委后来报告说，“一九三七年底，队伍改为新四军一团后，我们为了开展统一战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掩护党的工作起见，以新四军一团的名义，在各地建立通讯处和办事处”，“在平江建立个办事处，调谭启龙为主任”。次年春，“队伍出动后，平江县城的办事处撤销，在平江嘉义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留守处，与特委机关混合”。这里忽略了傅秋涛部以“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名义在各县区所设临时办事机构的情况，其关于“平江留守处”与“平江办事处”两机构关系的描述则大体属实。
因而，湘鄂赣边红军傅秋涛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团开赴皖南前后，平江曾存在三个称谓各异的办事机构，即“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平江办事处”“新四军第一团平江办事处”与“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前二者为同一机构，驻在平江县城;后者为新四军常设留守机关，驻地在嘉义镇，与前二者无直接关联。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追悼启事中所说的“嘉义通讯处”并无存在的史料线索。而当时以“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名义设立的各县区办事机构，则因各类文献有意回避，致其与平江留守处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提示着中共在湘鄂赣边统战工作中自始即有的复杂情势。
二、 新四军开拔后平江留守处的统战工作
在全国层面，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的标志。但在地方层面，这种“合作”在红军开拔后非但得不到承认，中共党员还时常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监视、逮捕及暗杀。为此，中共在原红军游击区只得通过“建立起办事处通讯处”的方式，“以军事机关名义进行上下层的统一战线，加紧各方面的联络”。“军事机关”的合法名义，不仅使此类办事机构成为中共在后方进行上下层统战工作的依托，更为地方党组织的重建提供了掩护。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便是以军事机关名义掩护地方党组织的典型。
留守处位于“县城以东六十里”，“东近长（沙）平（江）公路，西濒汨罗江水，三面靠山”的嘉义镇，表面上负责湘鄂赣边红军改编后的地方联络及抗战家属抚恤等事宜，实际还担负地方党组织重建的重任，构成党军一体的特殊组织形式。
1938年初，长江局在关于湘鄂赣等区“党的工作决议草案”中曾指出，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保持联络外，党组织还需“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使之积极参加救国保乡的自卫工作”，“建立小规模的军械厂”，“健全各区党的领导机关，征收新党员，建立真正保障公开与秘密联系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方式”。这些任务都落到留守处党军一体的组织设置安排之上。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稍后电告陈诚，傅秋涛部虽已开赴前方，但“原地仍留置少数部队及各种机关”，“在平江嘉义设立办事处、休养连、修械处、合作社等数百人，并以抗日会名义在各乡活动组织”。何电所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留守处肩负落实长江局决议的任务。
为履行军事机关的基本职能，平江留守处除分设办公室、收发室、财务室、医疗室、救亡室等部门外，还专设通讯班，有10多名战士。党军一体的组织机制主要体现在干部配备上。不仅湘鄂赣特委民运部部长黄耀南任留守处主任，特委书记涂正坤、副书记罗梓铭还分别以新四军上校参议、八路军少校副官身份直接领导留守处。据说新四军第一团东进后，“原在湘鄂赣坚持游击战争的军事干部大多数到部队去了”，“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则大部留了下来”。所以，干部配备上，大体是原苏区地方党的干部以新四军留守处职员身份继续坚守。
1938年2月下旬，左翼知识青年王延青等一行人从长沙到新四军平江留守处受训，当时负责接待的是留守处“副官朱云峰同志和谭建新同志”。王后来回忆说，“待我们驻定后，通讯处秘书谭启龙同志和救亡室主任毛英奇同志来看我们，并带我们去见几位领导同志，他们是：新四军参谋〔议〕涂正坤同志、八路军少将〔校〕副官罗梓铭同志（后来了解涂是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是组织部长，他们两人都是裁缝出身），还有通讯处主任黄耀南同志，他年纪较大，在党内是什么职务则不清楚”。
事实上，湘鄂赣特委在新四军第一团东进前后也进行了相应的干部调整。谭启龙调东南分局任职，由罗其南接任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部长骆奇勋调任修水中心县委书记，由黄耀南接任。新的干部架构成型后，特委的首要任务是“训练一批由部队留下来的干部，将他们以复员的名义分配到各自的家乡”，加快各县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以便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根据特委报告，平江留守处成立不久即“利用公开机关与当局联络，帮助维持地方治安、战争动员以及团结各界人士，帮助进步的知识青年组织各种救亡团体，特别是与各县地方当局共同解决各地的纠纷摩擦”。因该处在各县“采取坚决的政治斗争，坦白诚恳的态度”，许多摩擦都能在统战框架下获得解决。
随着统战工作在湘鄂赣边的开展，中共的组织重建也取得突出成绩。据统计，全面抗战爆发前，原湘鄂赣苏区仅剩浏阳、平江、平浏长、咏生4个县委，1个特委和1个代表团，党员约“七八百之普”。在该区红军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就改编谈判初步达成共识后，组织才“大量发展起来”。当时湘鄂赣省委一面选派“坚强积极的干部到各个中心县委和县委作书记”，一面“组织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春、奉新、通山等8个县[委]，湘阴、临岳2个工作团”。后为指挥便利，又相继“组织万载、奉新、通山、修水四个中心县委”。留守处成立前后，全区党员大概恢复至1400人。3月底，边区已建成13个县委、19个中心区委、30个分区委、170个支部、92个党小组，共有党员2277人，成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辖下规模最大的地方党组织。
组织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是对干部的急迫需求。从1938年2月起，湘鄂赣特委即先后在嘉义镇办了10多期党员骨干训练班，参加学习者共100余人。每期“训练时间三星期至五星期止，人数五六个至二十个止”，“所训练的都是县区二级的干部”，“教材是党的建设、民众运动、游击战争、支部工作”。训练班由特委组织部直接负责，“一直到平江惨案前一个月才停止”。据培训班教员张生力回忆，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等留守处负责人都曾在班里授课，他自己则在课上讲“国内外形势、民众运动、游击战争”等课程。首批学员王延青说，当时“给我们作报告的主要是罗梓铭同志，讲的是群众运动，意在培养我们的群众观点”，“此外还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以培养我们的政策观念”。学员训练结束即回到其所在组织或家乡，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工作。
因有平江留守处合法名义的支撑，中共湘鄂赣特委负责人通常是以新四军留守处干部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当时整个湖南的党员干部都倾向于以军队公开身份开展地方工作。中共在湖南的代表徐特立给中央的报告解释说：“国共纠纷问题能用谈判解决最有利。因为国民[党]无理由，就需要秘密;我们有理由，就需要公开。如果公开，虽多让步，也是有利的;如果秘密的干，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更困难。”不过，频繁地以军事机关名义开展各项工作，使当地几乎所有国民党部门“都知道平江通讯处〔留守处〕是一个共产党的机关”。这种“公开公正”“坦白诚恳”的工作方式虽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却不可避免地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疑忌。
国民党对于新四军在南方各游击区开设办事机构，最初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目的是促使各游击队开赴前线。不过，当新四军各部出发至皖南前线以后，国民党的态度骤变。1938年初，蒋介石电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闻共党徐特立等在湘为共党宣传，诋毁本党，应严加监视，对于共党秘密组织更应切实取缔。湘为革命根据地，绝不容其他党派活动为要。”张随即制定七项办法制止中共在湘活动。3月15日，福建省政府对新四军驻闽办事处发布取缔令，声称:“无论国军或红军或地方任何部队，一经改编为抗日队伍，出发杀敌，已无设立留守处之必要。乃闻闽省已受改编开赴前线部队，尚有在闽设留守处从事活动者，应即饬属严予取缔。……如有违犯，不遵命令，一律视同土匪严办云。”这导致新四军驻宁德留守处于次日遭到福建地方当局的袭击，造成4人伤亡、40余人被扣押的惨案，史称“宁德事件”。
4月23日，陈诚专门就新四军驻平江等地留守处致电军令部，提议将“高（敬亭）、傅（秋涛）所留置少数部[队]及各种机关扫数开拔前方”，并严查其政治行动。在湘鄂赣边，国民党地方当局首先对新四军通城通讯处发难，搜查并逮捕该处负责人邱炳。5月中旬，阳通中心县委被破坏。5月22日，平江县政府突然对囚禁年余的中共党员马明才、吴芳林、毛光林执行枪决，致“全城议论纷纷”。中共湘鄂赣特委借“《新华日报》读者”之名控诉：为何“上面合作了这么久”，“而我们湖南平江却没有丝毫合作的表现，处处呈现着极度的摩擦”，“现在这里的监狱署内面，还关着许多的政治犯没有释放，连男女一共三四十人”。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两党合作关系在湘鄂赣县域社会出现变化，为一年后“平江惨案”的爆发埋下隐忧。
6月9日，《新华日报》针对平江县枪杀中共党员等事件发表社论，公开批评：“国民政府早在去年八月间就废除《紧急治罪法》，国民政府亦开始释放政治犯，而有些地方的政治犯亦逐渐释放，但是还有些地方政府的监牢中还关有不少的政治犯未释放，如河南安徽江西等处，而且如湖南平江、福建宁德不但不释放，反而将已判徒刑或期满之政治犯枪毙。”社论所涉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均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区相关。这大体也印证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企图用各种方法“拔除这些（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判断。社论最后指出，“当着新四军受命改编，开赴前线杀敌时，那些地方当局，不但不去好好地处置他们留在后方的人员家属，反而对于伤病兵员都加以屠杀，摧残后方人员家属，这怎能巩固前线作战的士气”。
6月1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十项要求，内容包括“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并保障不因党籍、信仰之不同，而横遭扣留、拘禁、非刑与歧视”，“通令保护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一律按抗战军人家属优待，禁止非法骚扰和残害”。但由于拔除中共在后方的“战略支点”已是国民党根本战略目标之一，此种上层交涉效果并不甚佳。稍后，国民党在湖南又相继制造“茶莲攸特委事件”“耒阳事件”，造谣、污蔑甚至逮捕中共基层组织负责人。类似事件虽经“谈判方式解决了一些”，“但一面解决又一面发生”。
为防止国民党地方当局针对留守处的突然袭击，中共湘鄂赣特委主要负责人于五六月分散到各地实行分区领导。如，涂正坤到鄂南，罗梓铭到浏阳，黄耀南到平岳，罗其南到修水。县以下各分区及乡镇，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边区的客观环境，彻底改造和转变组织形式”，“支部以三人组织干事会，支部不能超过五个小组以上，每个组且〔仅〕以三人至五人。禁止召集全支大会和组长联席会”，加强秘密工作。
6月底，蒋介石亲自过问“湘东共产党最近活动情形”，张治中随即“遴派干员”，一路“以秘密方式赴平、浏、茶、攸、醴一带深入侦查”，一路“视察湘东各县，与当地地方政府及军事长官接洽，并秘密指示其应付方针，同时相机访问共党之公开机关，如新四军各部之留守处等”。受此影响，6月和7月，“（湘鄂赣）边区摩擦事件层出不穷”，“许多老干部在当地立足困难”。根据长江局指示，湘鄂赣特委只得“将色彩浓厚在当地不能立足的老干部大批调往前方工作，有一部分因其他种种原因没有脱离的，都多是脱离了秘密工作”。
此番干部调整相当程度影响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6—8月期间，中共湘鄂赣边区的基层党组织在“有些地方不但没有增加”，在修水和宜丰两县的“总数还减少了”。作为中共湘鄂赣特委负责人，涂正坤对边区各县此起彼伏的反共摩擦深感困扰。10月，他在长沙曾告诉其同乡李锐：平江的“一般群众和青年”，“好的特别好，坏的也特别坏;但是对于坏的，我们仍旧是尽量争取他们到抗战队伍中来”，“就是那些杀过我们的亲属、害怕我们回去报仇的人，我们也是用最宽大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们，让他们彻底了解我们是不算旧账的”。
大约也是此种以德报怨的态度继续推动着中共在平江县的各项工作逐步深入。在着重发展各县区党组织之外，平江留守处还特别注意“吸收和训练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发展为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分配他们到全区各地以及国民党军队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还注意“把一些比较开明的、赞成抗日主张的绅士争取过来”。1938年4月，平江县委（接受平江留守处的领导）根据湘鄂赣特委指示着手建立民先队平江总队，并指派青年李成之到东南分局学习。8月，在县城小西门外召开民先队成立大会，宣布成立由李成之任总队长的民先队平江总队，直属县委领导。各地民先队成立后，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些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平江县统战的深入开展，而统战工作在地方社会的扎根又反过来促进了地方党组织的发展。
10月17日，武汉会战进入尾声，中共湘鄂赣特委为迎接新的抗战形势发布了“关于组织问题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要求各级“正确的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猛烈的发展党的组织，完成特委在十一、十二两月发[展]党员的计划”。到1939年3月，湘鄂赣边党员数量达到5058人，为当时中共江西省委辖下最大的地方党组织。对比前引项英电提供的数据2277人，可知一年来全区党员增加了2781人。
截至武汉失陷前，虽然国民党地方当局持续在湘鄂赣边区制造摩擦，中共湘鄂赣特委还是借助平江留守处的合法名义，“加紧各方面的联络”，建立起以平江县为中心的、“局部的上下层统一战线”。涂正坤曾对武汉会战后国共在湘鄂赣边的合作持“乐观与希望”的态度，尤其日军兵锋继续南下更提示着在鄂南、湘北开展敌后游击作战的可能性。不过，随着湘鄂赣边区的大半沦入敌手，平江县成为抗战前线，平江留守处所在的政治环境无形中也发生了深刻转变。
三、 武汉沦陷后平江留守处的变通与坚守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沦陷。国民政府将大战中撤退的正规军部署于湘鄂赣边群山地带，计有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新三军张冲部以及第十二军团樊崧甫部。周恩来稍后电告中央，国民党计划在湘鄂赣及湘赣部署7个师，以罗卓英去赣，“阻于长、岳之间”，以陈诚主持第九战区，“中心放湘南”。11月上旬，日军自武汉南窥湘北，崇阳（6日）、临湘（9日）、岳阳（11日）相继沦陷，湖南全局震动。11月13日，长沙大火，三昼夜不熄，举国哗然。
当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南撤退之际，一方面是平江等地“土匪民团收缴败军之枪”，另一方面“军队由前线退下来纪律很坏”，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全面崩溃。11月17日，撤退途中的第八集团军政工人员写道：“最使我们痛恨的，是在公路上居然有人白昼行劫!他们冒称游击队，专门劫夺散兵的枪械和伤病兵的衣服金钱，他们剥夺了伤病兵的最后一条裤，最后一个钱!”11月22日，陈诚电告蒋介石，杨森部“在修水平江行军间”，“伤病官兵及少数落伍人员并马匹行李等常被抢劫，且有强取证章者，每于拿获后多称系樊崧甫及孔荷宠之游击队而请求释放，亦有系当地土匪者”。
在大军驻防之后，各种相关劳役赋税又使驻区民众生活空前恶化。首先是物价高涨，日常用品价格都较战前大幅提升，“布涨三倍，盐涨四倍，米涨百分之二十，油涨一倍”。其次是各种捐税负担加重，屠宰税“战前每一只猪税四角，现在每只猪抽税三元”，“除田赋营业税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临时捐税，如慰劳费、担架费等等”。最后是公役繁重，“破路、担架、运输”时称“三役”，每户平均每月服公役8天，再加上征兵、壮丁、训练等，严重“影响到妨碍耕种生产”。如杨森于10月间率部自武陵、修水移驻平江，次年初转长寿街，距新四军留守处仅20华里。杨部驻扎后平江各区除原有各项捐款照旧外，又增“抗日”劳军费，“还常以抗捐不缴，贻误‘抗日’军饷为名，大肆敲诈勒索”。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湘鄂赣边的军民矛盾，加剧了秩序的崩坏，以致部分民众“表示厌战的心理”，并说“日本来了也不过是如此”。驻岳阳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二师教导队招收青年学生，结果没有一个人去。为缓和矛盾，中共湘鄂赣特委在军队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帮助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整理军纪，改善军民关系，组织动员民众参战”。岳阳中心县委则“动员青年参加八十二师青年学生救国团，并派彭援华、杨乐如两同志帮助教课”，“帮助政府进行了征募、侦察敌情及运输等工作”。稍后，“岳阳党与当地退伍军人胡春台组织岳阳第一游击大队”，开展抗战活动。吴自力、饶国瑞则被派到鄂南，“组织了一千多人的游击武装”。
11月底，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闭幕后，第十二军团长樊崧甫被任命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统制湘北鄂南赣北党政军事宜”。总指挥部最初在平江，12月中旬移修水，“着手组织边区抗战”。樊计划“先破坏敌方交通通信，限制敌军活动，次则袭歼少[数]部队，严密组织民众，最后行大规模之攻袭”。为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配合”，樊曾试图“插手湘、鄂、赣三省先后沦陷县份的国民党党务”，因国民党基层党政人员大多逃跑，颇感无从下手。
涂正坤获悉后曾以新四军留守处负责人身份前往修水，与樊多次长谈。樊曾“告以合作诚意，要求他（涂）协同搞好边区抗战工作，不妨碍军事政治的统一”;涂答，“我们只做民运工作，不过问军事行政”;樊即表示“边区打游击，主要靠民众力量，我不反对共产主义，要做民运工作和我们一起做”，“我们正缺乏这种经验，很需要你们帮忙”。此次会面后，双方局部合作深度展开。1939年1月，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在修水召集18个县的党政军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百余”，中共湘鄂赣特委以平江留守处的名义派人参加。大会在中共代表帮助下“做了些进步的决议，如组织工农商学各战斗团体，民选区乡保甲长，武装民兵等”。
对于调驻长寿街的杨森部，中共湘鄂赣特委也曾努力“与它进行统战”，并“采用个人介绍的方法，把瞿希贤、叶嘉馥、姚奇三同志介绍到了杨森的政治部搞抗日救亡工作”。除以公开身份与上层接洽联络外，涂正坤等还积极发展与平江县红帮势力的下层统战关系。黄耀南回忆说：“平江地方政权和反动武装，大多数为红帮分子所掌握，我们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宣传讲解抗日救亡的方针，教育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结果我们和县长余达美（平江人）等一些红帮分子关系很好，争取了他们，发展了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因而，武汉沦陷后湘鄂赣特委通过平江留守处的合法地位与地方军政当局一度建起相当融洽的合作关系。江西省委后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湘鄂赣方面，与友军的关系较为密切，与之协商问题，提供意见，派人帮助其政治工作等”，“〈还〉与平江、岳阳县政府当局建立了统一战线，我们参加了平江动员委员会，凡事能做到互派代表共商解决”。湘鄂赣特委解释到，“平江县政府组织的动员委员会，实际上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吸收了我党有威望的干部参加，下层乡镇的评议会也吸收了我们共产党员参加”。平江县动员委员会具体职能不详，似主要负责兵役、公役动员等工作，涂正坤本人即曾参与其中，并担任该会委员。此种相对融洽的合作关系大致持续到薛岳主湘前。
1939年1月15日，张治中请辞湖南省政府主席，随即获准。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湖南省政府，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兼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秘密通过党务决议案，确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会后又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2月1日，薛岳在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演说中表示要“限期清匪，除暴锄奸”。次日，湖南各团体召开欢迎会。但是，这些活动非但未请中共代表徐特立参加，湖南省政府的要人还刻意与之保持距离。徐判断这应不是个人的“特别作风”，“而是国民党对我党的态度有新的转变”。
不出所料，湖南省政府很快发布关于“防共与防匪”的通令，指示各部门对共产党人“应以诚恳态度诱导之，令其溶化于国民党为国民党所用”。3月16日，薛岳在第九战区政工会发表演说，提出“使全国陆海空军党军化”、全国军队“变成中国国民党军队”等口号。徐特立还了解到，“政工会有对共产党的决定，其中重要的为‘感化、溶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之’”。茶陵、攸县、安仁3个县均发生“屠杀共产党员案”，“即捕即杀，没有审判，没有罪状”。徐曾“三次缄告省政府，三次去会行署办公厅主任”，不仅“未得任何回答”，“攸县又继续杀人，长沙近郊又继续捕人”。
在湘省军政格局及国共关系转换之际，湘鄂赣特委组织架构也开始大幅调整。1939年1月，湘鄂赣特委随长江局的撤销而划归江西省委领导。涂正坤改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不过仍驻平江领导赣西北和湘鄂赣边的工作。2月间，湘鄂赣特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选举罗梓铭为特委书记，骆奇勋接任组织部部长。湖南省政府为了落实“限共”政策，先后出台3项办法：1.强制保甲长入党;2.推行民众团体登记制度;3.打击青红帮，“限期登记自新”。新特委班子的应对策略是将统战向中下层倾斜，并以特委组织部部长骆奇勋兼任平江县委书记，加强对该县统战工作的领导。考虑到“平江的政权机关都操纵在红帮手里”，薛岳又重点打击帮会势力，湘鄂赣特委即针对性地加强了与红帮领袖余达美等人的合作。随着余达美由平江自卫团团长升任平江县县长，湘鄂赣特委与红帮的“基层合作”延伸至县政府的机构。
鉴于第九战区及湖南省政府相继在茶陵、攸县制造反共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为阻止意外事件”，特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内不得存放有关党的秘密文件”，“电台来往电报，有关党的工作及秘密情报者，随看随焚”。此外仍强调各处“加强与当地当局之联络工作”。稍后，平江留守处电告中共赣西北工委负责人周易，“在目前形势下，你们必须把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参战动员为中心”，“以极诚恳的态度，帮助政府各种动员工作”。
4月上旬，周恩来到达江西上饶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顾祝同乘机向周提出限制中共在后方“假军事机关名义训练党徒”等行动的四项协议：“一、停止本战区内一切非法活动，并切实禁止以后不得再发现如上列或类似及其他违法事实;二、在本战区各部队、保安团、壮丁队等以及各级军政机关内，中共均不得有组织及派员秘密活动;三、新四军之后方办事机关，除准予设立之通讯处，专事运输及联络外，应切实撤销其公开秘密之一切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联络员等级类似名目，并禁止以后不得再利用新四军名义掩护共产党之活动而制造违法事实;四、撤销各种未核准之训练机关并禁止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据顾说，除第二项外，“周大体接受”。其第三项要求撤销除“通讯处”以外所有名目，对新四军驻后方留守机关的存续造成了极大挑战。但其关于“准予设立之通讯处”的说明，又为各留守机构改为“通讯处”提供了依据。
4月15日，第九战区政治部发布通告，略谓“中央、地方党政军机关暨人民团体所组织之各种战时服务团队，在本战区内活动者，数目繁多，行止无定。为便于考核和调整起见，经本部拟定管理办法五项”。一则曰，“凡在战区内服务的各种团体，无论属于中央、地方军政机关或人民团体所组织者，须一律向本部报到，领取护照，始能在战区内工作，并须逐月将工作情况报告备查”。再则曰，“凡未履行报到及领取护照手续之团队，一经查觉或被检举，即发勒令，停止活动”。这五项规定为湖南当局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后方办事机构提供了依据。
此间，陈诚在南岳第九战区政治部干部训练团讲话中，着意阐述“消除党团摩擦之办法”。据说，与中共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樊崧甫自南岳回边区后就发表“反动谈话”，强调“在他防区内绝对不容许有异党活动”，以致此前经特委介绍到“该部工作之同志只得退出”。第九战区与长岳师管区先后派高级参谋调查平江留守处，“劝导”其开赴前线。后因平江县政府确认其“一举一动都是光明正大，并无丝毫不符抗战团结之旨”而作罢。湖南省政府及第九战区司令部也曾责令撤销留守处，让全体人员开赴前线，但被涂正坤等人“采取拖的办法”应付了过去。
国民党军政当局企图撤销平江留守处的系列行动，虽未取得效果，却进一步恶化了其生存的政治环境。如何在国民党军政双重压力下继续以新四军办事机构的名义开展边区统战、民众动员等工作，成为整个中共党组织在后方面临的新挑战。大约为了应付薛岳的“五项办法”及边区日渐严酷的政治环境，平江留守处根据南方局指示，并经新四军军部批准，于5月初改名为平江通讯处。与留守处所负各种职责不同，通讯处在名义上仅剩“运输及联络”之责。尽管如此，“通讯处”的名义仍为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依托。
留守处改通讯处后，湘鄂赣特委着力加强基层统战及民众动员，尽量配合国民党地方当局以“破路”为中心的各项抗战动员工作，力图以“拖下去”的方式来保存这个“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过，正如涂正坤当时多次指出的，“我们通讯处是党中央、新四军同湘鄂赣老根据地人民密切联系的纽带，是我们党领导民众抗日的机构。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是在老虎口里翻筋斗，要百倍警惕”。所以，尽管湘鄂赣特委在国民党军政双重压力下通过种种变通乃至让步以维持通讯处的存在，但其生存空间事实上已越来越逼仄。平江惨案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日渐逼仄的政治环境激荡而爆发的。
余论
自平江成为抗战前线，“破路”不仅是国民党地方当局号召民众协助抗战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共地方党组织全民抗战的重要路径。虽然“破路”日渐成为普通民众最感繁重的公役负担，中共却通过组织“破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拓开中下层统战的活动空间。换言之，在地方社会既能以高效的民众动员协助政府完成抗战准备工作，又可以有组织的行动维护民众权益，大体成为平江通讯处独特的抗战日常及生存之道。
平江惨案爆发后，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南乡指导员洪皓荪在关于当地中共组织的调查报告中写到，“本县共党”自2月2日在嘉义镇召开秘密会议后即决定：“对当地政府党部绝对表示拥护，对各机关及乡镇公所，若即若离，不表示任何态度，对保甲则尽量发展组织，又以兵运及民众团体难以建立关系，对于中签壮丁，设法介绍入党，使之入伍后成为共党军队干部，无形中我政府军队即布满共党种子。此为共党最毒阴谋。”对手方的观察亦能展现中共在这种特殊政治生态之下的生存之道。
中共江西省委报告后来曾总结湘鄂赣边军政形势的三个特点：一是“中央军在湘鄂赣的统治势力和统一性比在华北的统治力和统一性更集中些，同时就更强大些”;二是熊式辉、白崇禧在湘鄂赣边沦陷区的兵力配备不同;三是“华北和江南的沦陷区有强有力的进步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所控制和依靠”，而湘鄂赣仅有部分中央军、杂牌军及各省的保安团队。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决定了该区各项日常工作的开展比华北、江南更困难些。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从创建到改为通讯处的动态进程，大体亦反映这种日常工作中的特殊困境。
正如省委报告所说，国民党在后方的反共政策从未改变过，“仅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方式与方法而已”。相应的，留守处也并不缺乏应对反共摩擦的经验。问题在于面对持续的反共挑战，留守处形成了何种常态化的应对举措。自此出发，不论是最初各县临时办事机构的撤销，还是“留守处”改“通讯处”，都可视为地方党组织在后方寻求生存之道的举措。在长期的县级统战实践中，也形成了向下层偏移，向民间拓展，融入常态抗战，以化解上层摩擦的应对模式。这种模式或无法对付类似“平江惨案”的突然袭击，却在相当程度上支撑起“保存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长期目标。
作者：李雷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5-02-09 14: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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