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心理战的六维分析
2025-03-18 16:43:31 来源：薛俊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心理战是一项全方位的战略实践，影响了抗战进程。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矛盾论、生成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六个维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心理战在抗战全局中的独特作用及其长期影响。研究认为，中共通过宣传动员、瓦解敌军士气、优待俘虏和争取日军反战力量等手段，成功削弱了日军战斗意志，加速了侵略者失败进程，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这场以心制胜的斗争为战后中日关系缓和及现代信息战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抗日战争；心理战；中国共产党；多维视角
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站在这一历史的重要节点回顾并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采取的对日心理战策略，不仅对于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代国家安全、为在国际博弈中占有主动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本文将从本体论、认识论、矛盾论、生成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六个方法论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心理战进行多维度学术分析，重点探讨其本质特征、认知基础、矛盾处理、发展演变、实践运用及历史价值。
一、本体论视角：对日心理战的本质和构成要素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中共对日心理战不仅是与武装斗争并行的战略工具，而且深植于政治工作范畴。其本质在于通过非军事手段直接影响并瓦解敌军的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削弱敌方战斗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这一心理战体系由多个关键要素构成，具体如下：
（一）宣传动员
中共通过报刊、传单、广播、标语等多种传播媒介，反复向日军官兵传达日本侵华战争的不义性质及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以此削弱其战争意志。通过高举正义战争的旗帜，增强民众凝聚力并动摇敌心，这一策略成为毛泽东心理战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政治攻势
中共组织党政军民力量，针对敌军开展有计划的策反、感化和劝降工作。此过程中，重点强调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并凸显抗战必胜的前景，触及敌军官兵内心的良知与脆弱点，以此加速瓦解敌军战斗意志。
（三）谍报与思想战
中共将情报工作与心理攻势相结合，深入了解日军官兵的思想动态，并据此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打击。通过分析日军文化传统及个人信息，运用定向劝说方法，使宣传更具说服力，从而有效动摇敌方士气。
（四）制度保障
中共将心理战的相关原则制度化，并作为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加以贯彻实施，这其中包括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并列的“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1）该原则为心理战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确保其成为全军的共同行动战略。 从本体论层面分析，中共对日心理战展现出政治性、策略性及人道性的内在特征：在政治层面，通过正义与侵略的对比进行对抗；在策略层面，通过心理战手段取代单纯的武力对决；在实现人道主义方面，强调通过宽待俘虏的方式，展现出“以德报怨”的思想。这些要素的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日心理战的完整本体体系。
二、认识论视角：心理战的认知基础与策略形成
中共对日心理战建立在对日军心理、士气和弱点的深刻认知之上。通过分析日军官兵的思想状况和战争态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心理战策略。
首先，了解敌军士气和心理弱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中日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判断,认为“中华民族的真正敌人并不是日本全民族，日本人民的真正敌人也并非中国人民，日本士兵是受到了法西斯的蒙蔽与愚弄才走向了战争的道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敌军士兵中潜在着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这种反战情绪随着战争的进行，随着日军伤亡人数的日益增长愈演愈烈，一旦我们揭穿了军阀财阀对日本民众及士兵的蒙蔽欺骗，使他们了解到战争的本质，使日军的反战情绪高涨起来，这定将成为日本军队内部的重大危机，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宣告破产，中国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敌，就会使敌军的进攻遭到沉重的打击。”（2）基于此认知，中共将瓦解日军士气作为重要战略，强调通过宣传让敌军明白自己所打的是非正义战争，从思想层面动摇其军心。
其次，掌握敌军文化背景和情感诉求。为了实施有的放矢的心理攻势，中共深入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在心理战的实施过程中，中共不仅关注日军士气的变化，还深入研究了日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以便制定更加符合敌军心理特点的宣传策略。在这一背景下，日军士兵对“慰问袋”的依赖成为重要的心理战突破口。经观察发现，“日军侵华初期，士兵平均每人每年收8只至12只（慰问袋），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精致高档。随着战事的发展，到1941年，每人每年仅能收到3只，所装物品质量也大大降低。”（3）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日本国内资源的紧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军士兵的士气。对此，时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的刘国霖也证实：“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国内人民生活日渐贫困，给部队送出的慰问袋一天天减少，而且袋内装的很少有以前为士兵们喜欢的巧克力、饼干、罐头和一些土特产，多数是一些过期的杂志、小学生写的老一套的慰问信。”（4）鉴于此，中共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战，“每逢春节、樱花节、盂兰节等日本传统节日，都将装有烟、酒、毛巾等日用品和慰问信的慰问袋分送至日军各据点外，借机开展政治宣传。”（5）此外，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在充分了解日军士兵的个人信息与家庭状况后，经常以同乡、同事、部属的名义给日军官兵写信或打电话，向其告知家中父母、妻儿对其煎熬思念的情形。借助日军对传统节日的情感寄托，我军在日本节日期间主动送去带有慰问信、烟酒及生活用品的慰问袋，让敌军身处异国他乡亦能感受到节日氛围，从而激发其思乡之情。（6）这些策略都建立在对日军官兵心理需求的细致认知之上。
最后，情报与宣传的有机结合。中共的敌工部门（即对敌政治工作机构）充分利用前线侦察、俘虏审讯等手段获取情报，并将其应用于心理战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例如，通过审讯俘虏掌握日军内部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及流言，并在宣传材料中加以印证与放大，以激化其军心动摇；获取日军阵亡或失踪人员名单后，通过广播向敌军公布，以进一步削弱敌方阵营的士气；密切关注太平洋战场态势，在日语广播中报道日本在外部战场的失利，以加剧日军前线将士的恐惧与绝望感。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宣传的针对性，也提升了心理战的实际效果。 这一系列策略充分体现了中共“以认知促策略”的心理战方针，即通过对敌情的深刻分析和掌握，制定灵活机动的心理战方案，使宣传内容精准直击敌方心理要害，最终达到瓦解敌军战斗意志的目的。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中共对日心理战的核心在于对敌军人心与心理规律的深入把握。通过充分利用敌军内部的矛盾心理、情感弱点和认知盲区，中共构建了一套因势利导、精准高效的心理战策略体系，不仅在战场上对敌军士气造成直接冲击，也在更广泛的政治与舆论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矛盾论视角：敌我矛盾中的心理战运用
从矛盾论（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对日心理战体现了对敌我矛盾以及内部与外部矛盾的动态分析与灵活处理。通过科学划分矛盾的性质，并采取针对性策略，中共成功地利用心理战手段削弱敌军士气、争取更多反战力量，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持。
（一）区分敌我矛盾，精准制定心理战策略
抗日战争的根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生死对抗，本质上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较量。中共在分析这一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其内部结构，明确区分了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与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侵略者与被侵略民族之间的矛盾。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成立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7）这一论断表明，中共并未将所有日本人视为不可调和的敌对势力，而是将日本军阀、财阀等战争策动者与受其裹挟参战的日本士兵加以区别对待。基于这一辩证认识，中共制定了针对日本士兵的心理战策略，通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欺骗宣传，唤醒日军官兵的反战意识，使原本对立的敌我关系逐步向有利方向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敌我矛盾的性质可以发生变化——曾经的侵略军士兵在接受反战思想后可能倒戈，从而不再是敌人，而成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同盟军。这一策略有效削弱了主要矛盾（中日军事对抗），并通过利用次要矛盾（日本士兵与军阀、财阀的利益冲突）进一步瓦解日军士气，从而服务于抗战的整体战略布局。
（二）统筹内部与外部矛盾，增强心理战影响力
在抗战时期，中共不仅关注敌我矛盾，还通过调整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以确保心理战宣传的连贯性和公信力。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矛盾论的角度来看，这一策略将国共之间的政治矛盾暂时降至次要地位，而将全民族的主要矛盾集中于对抗日本侵略。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对日宣传始终围绕民族大义展开，避免激化国内党派矛盾，使心理战的政治动员效能得以最大化。这一策略的实践效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强宣传的可信度。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中共的心理战宣传更具公信力，避免了由于党派分歧导致信息传播的割裂。
2.防范敌方的离间策略。日方曾试图利用国共矛盾进行反宣传，而中共坚持以抗战为核心议题，避免被敌方利用内部矛盾削弱抗日士气。
3.确保心理战的持续推进。即使在1940年前后国共关系紧张（如皖南事变），中共仍将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争取日军反战作为宣传重点，没有因内部矛盾而放松心理战的实施。
（三）借助敌军内部矛盾，强化心理战效能
除了调整国内政治矛盾以优化宣传效果外，中共还高度重视日军内部矛盾的利用，并将其作为心理战的重要突破口。日本军队内部长期存在多重矛盾，尤其是军阀与普通士兵、军国主义者与民众、日军与伪军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共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矛盾，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激化其内部裂痕，使其最终成为日军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中共在心理战中采用了以下策略：
1.揭露日本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宣传揭示日本国内贫苦阶层被军阀和财阀利用、被迫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的现实，以此激发日军普通士兵对统治阶层的不满情绪。
2.放大前线士兵的牺牲与军阀利益的对比。宣传中强调：“对于反对这场战争的日本的广大公农、士兵、中小资产者，这场战争为他们增加了无限的痛苦。因此，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日本军阀同广大人民之间、日本军阀同广大官兵之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之间都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8）中共有意识地揭露这些矛盾：例如宣讲日本国内穷人被迫充当炮灰、前线将士流血牺牲而军阀在掠夺利益等事实，以激发日军下层官兵对军国主义头目的不满。
3.利用伪军与日军之间的矛盾。宣传中突出伪军被日军歧视、被当作“炮灰”的事实，以离间日军与伪军的关系，使伪军内部产生动摇，甚至倒戈反战。
4.宽待俘虏以争取日军官兵。中共实施宽待日军俘虏的政策，让他们认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从而动摇日军的信心，进一步挫伤其战斗意志。 当日伪军官兵意识到自身与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被当作战争的牺牲品时，其内部心理上的对立便会加剧。这实际上是通过激化日军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使其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最终削弱其整体战斗力和凝聚力。
四、生成论视角：抗战进程中的心理战演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心理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战争形势的演进不断调整、优化和成熟的。从生成论视角来看，其发展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均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
（一）萌芽与奠基阶段（抗战初期前后）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共和红军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步形成了宽待俘虏的政策传统，为日后对日心理战奠定了思想基础。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表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9）这一战略判断随后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迅速付诸实践。在同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签发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明确提出四项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10）随后，这一政策进一步扩展为六项，新增“不掠夺俘虏个人财物、愿意留用者可提供适当工作岗位、尊重俘虏宗教信仰”等细则，形成较为完善的战俘管理体系。（11）这些政策的实施，标志着中共对日心理战正式进入制度化阶段：一方面，通过优待政策展现道义立场，以区分敌军高层与普通士兵的利益；另一方面，利用释放归国的方式扩大影响，使日军内部士气受挫，并借此宣传中共的主张，为心理战奠定基础。
（二）成长与探索阶段（1938–1940年）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在敌后战场探索更加系统化的心理战手段，并不断调整策略以适应战局变化。在此阶段，心理战的宣传力度和范围明显扩大，形式逐步丰富。据《晋察冀军区部队最近政治工作概况》中统计，“两个月内，4个分区共写标语21370条、散发传单79000份”（12），这充分体现了心理战在敌后战场的广泛应用。这一时期，心理战的核心目标仍是瓦解敌军士气，但同时也开始初步尝试感化俘虏。在处理被俘日军方面，八路军采取了“宣传教育—释放归国”的方式，使其回到日军内部后向战友传递反战思想。例如，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中，有意让部分具有反战倾向的日俘携带传单、安全通行证等回到原部队，以扩大宣传影响力。这一做法的目标在于在日军群体中逐步播撒反战思想，使反战情绪在士兵群体中慢慢发酵。 与此同时，中共加强了对部队内部的心理战意识培养。在根据地内部，八路军要求干部和士兵深刻认识到“瓦解敌军”是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心理战不仅仅是宣传手段，更是一种长期的战略任务。可以说，1938年至1940年是中共心理战的试验积累期，这一阶段的经验为后续更深入、更精细的心理战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提升与成熟阶段（1941–1945年）
进入抗战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局开始向对日不利的方向发展。此时，中共的心理战策略也随之进行调整，进入系统化、规模化推进阶段。随着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力量壮大、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以及日军兵力分散、补给困难、伪军日益增加等因素，中共在心理战中的政治攻势进一步加强。1940年6月7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了《政治部关于对日军战俘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俘虏日军士兵后，即给以好的招待与宣传，凡俘虏愿意回去者，经过短时的宣传与谈话，使他们知道日本关于对八路军的宣传是欺骗他们的，然后一律放他们回去，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13）这一指示表明，中共的心理战重点从单纯优待释放转向筛选和改造，即在被俘日军中挑选具备反战倾向的人员，经过进一步培训后，让其协助中共开展对日宣传。同年底，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将争取日本反战人士纳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心理战从军事领域扩展至更广泛的政治战线。（14）
1941年至1943年间，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设立敌工部门，专门负责对日伪军的政治工作。同时，延安中央机关开设日语广播，出版日文刊物，直接对日军进行宣传。这一阶段，中共心理战手段更加系统化、组织更加健全，并在理论上明确将日军反战力量视为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策略收效显著，越来越多的日军士兵在心理战的影响下放下武器，被感化的日俘选择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或反战同盟。据统计，到抗战后期，中共敌后根据地已先后建立起“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多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这些组织不仅积极参与对日宣传，甚至直接登上前线，向日军喊话劝降，进一步扩大了心理战的影响力。
（四）收获与转化阶段（抗战结束及其后）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中共在战争期间实施的心理战达到了预期目标，大量日军士兵因长期心理攻势而身心俱疲，战斗意志丧失，最终使日军在战场上的抵抗力显著下降。战后，这些曾被中共感化的日军人员去向各异。部分选择留在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贡献力量，部分返回日本后成为反战和平运动的中坚力量，积极推动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他们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战后中日民间对立情绪，并为两国关系的和解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共在抗战期间积累的心理战经验，迅速被运用于解放战争，成为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重要策略。这些经验在随后的中国革命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共对日心理战的生成和演变经历了政策出台—手段拓展—系统成熟—成果转化的过程。从早期的零散尝试，到后期形成体系化、战略化的心理战术，再到战后经验的转化与传承，心理战不仅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在更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实践论视角：心理战的实施策略与典型案例
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实施的对日心理战，必须考察其具体实践方式及实际影响。中共在敌后战场及根据地运用了一系列灵活且针对性强的心理战术，以削弱日军士气、激化敌军内部矛盾，并有效争取日军中存在反战情绪的人员。以下通过典型策略和案例，分析中共心理战的实施过程及其实际效能。
（一）宣传攻势：散发传单与张贴标语
在日军占领区周边，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开展文字宣传攻势，广泛运用各种手段向日军士兵传播反战思想。他们通常利用夜间或敌军警戒松懈之机，在村舍墙壁、树木、厕所等处书写反战标语，张贴政治漫画，并向日军据点投掷或散发传单。这些传单的内容主要包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使日军士兵认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传播中国军民的抗战胜利信息，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劝诱日军官兵放下武器投降，承诺投降后可获得合理待遇。据记载，“不少日军士兵捡到我军的宣传品后偷藏在身边，有的把标语抄在日记中，有的把传单寄回国内家中。被俘和投诚日军中，一半以上带着印有‘持此通行证，我军保障诸君生命安全，并以同志对待’内容的通行证。”（15）这表明，中共的宣传攻势已在日军内部产生实际影响，相当一部分日军士兵已开始动摇其作战决心，并在合适时机选择放弃抵抗。
（二）语言与文化渗透：夜间广播与情感攻心
除了文字宣传，中共还充分利用语言和文化因素，通过情感攻势加强心理战的效果。在军事对峙阶段，八路军、新四军经常“利用夜暗条件，对日军碉堡或据点进行喊话、唱日本歌曲，被我军形象地称作‘上夜课’（16）。”喊话内容包括：通报战局最新动态，增加日军对外部战场形势的焦虑；说明投降政策，打消日军对投降后待遇的疑虑；传达亲人思念，通过情感攻势激发厌战心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会派日籍反战同志或已被感化的日军战俘参与喊话，以母语和同胞身份提高说服力。例如，1943年深秋，八路军反战同盟成员石田雄深夜来到山东文登县一处日军据点外，对敌军碉堡喊话。当日军哨兵正要开枪时，石田雄突然用日语高声唱起日本歌曲，歌词为：“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17）悠扬哀伤的旋律在夜风中飘入碉堡，令堡内日本官兵情绪波动，思乡厌战之情油然而生。据记载，当晚该据点内便有士兵流泪，战斗意志受到严重动摇。
类似的文化攻心术在各根据地被广泛采用。八路军、新四军不仅学唱日语军歌、民谣，并通过喇叭播放，还会在战壕附近直接喊出日军士兵的姓名、家乡地址，甚至转达其亲属寄来的信息。这一策略通过直接触及敌军士兵的个人情感，使其对军国主义的忠诚度下降，从而影响其作战意志。
（三）利用传统与礼俗：慰问袋策略
中共还巧妙地利用日本军队的传统礼俗，将其转化为心理战工具。由于日军士兵思乡心切，八路军每逢中国农历新年以及日本樱花节、盂兰盆节等传统节日，都会精心准备慰问袋，内含香烟、酒、水果、毛巾等生活用品，以及用日语书写的慰问信，并在夜间悄然放置于日军据点附近，随后通过当地的亲日伪政权人员转交至日军士兵手中。例如，1943年清明节前夕，渤海军区敌工科干部夜折几枝含苞待放的樱花连同慰问品装袋，悄然放在华北陇海铁路沿线某日军碉堡外，并留下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堡上官兵欲断魂。樱花美酒何人送?岭树烟村八路军。”（18）次日清晨，八路军通过当地伪镇长把慰问袋送进碉堡。日军守备队长小林收到樱花与诗笺后一时愣住，读罢信和诗句后，“情绪极度低落，对前途感到茫然”（19）。这一精心策划的心理战策略，不仅让日军士兵亲身感受到八路军的善意，更使其对所参与的侵略战争产生深刻反思。
（四）宽待俘虏与教育改造
对于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官兵，中共实行了远超当时国际标准的优待政策，不仅确保其生命安全，还注重对其思想改造。实践中，他们为受伤的日俘精心疗伤，妥善安置病弱者；生活上给予超过普通士兵的伙食待遇（在根据地物资极其匮乏情况下仍设法改善日俘饮食）；尊重日俘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例如允许他们保持原有礼节、饮食习惯，不强制改变其个人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对日俘展开耐心细致的政治教育和心理疏导：根据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安排翻译和政治教员同他们座谈，讲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启发他们思考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中共中央军委和各根据地还多次邀请被改造的日俘座谈或参观抗日根据地建设，甚至安排高级领导人会见，以消除他们的疑惧。在晋察冀、晋西北等根据地，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当地军民为新来的日俘召开欢迎会，会场挂着“欢迎日本兄弟们”的横幅（20）；当日俘学成离开时，又举行欢送大会，赠送书信和生活品。这些真诚友好的举措逐步解开了日俘的心结，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他们的欺骗。很多日俘由开始的不信任、恐惧，转变为由衷佩服和感激，思想上发生了质变。
（五）反战同盟的组建与发挥作用
随着对日军战俘改造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在认清战争本质后，选择不再返回日军队伍，而是留在根据地，为反法西斯事业贡献力量。这些人员包括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左翼青年，以及在现实教育下转变立场的原日军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他们自发组织起一系列日本人反战团体，成为中共心理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延安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其后华北根据地有“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中根据地也出现了日籍人士参与的抗日组织。1944年，这些组织最终整合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该组织成员约数百人，成为抗战后期中共对日心理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反战组织一方面出版日文刊物、传单，向日军宣扬反战思想；另一方面组建了宣传队，配合八路军行动。在不少战斗中，日籍反战联盟成员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劝降，通过喊话、充当谈判代表等方式直接瓦解敌军。1941年，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在延安广播电台开办了每周两次的日语广播，主要报道太平洋战况，以及延安日本人的生活情况等。八路军日籍女战士原清志成为最受日军欢迎的播音员。（21）大量实例表明，经中共争取改造的日本战俘成为瓦解日军的新生力量。作为曾经的战友，他们在心理上更容易被日军官兵所接受，因此能够直接向日军传递反战思想，使其对军国主义的信仰产生动摇，从而在敌军内部形成连锁反应。在抗战后期，这些反战组织的活动已使日军内部人心涣散，士气低落，一触即溃，极大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军事打击。
六、价值论视角：心理战的作用评价与现代启示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心理战不仅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为战后国际关系的调整及现代军事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一心理战实践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对抗战胜利的贡献
中共通过心理战策略，在思想层面削弱了日军的战斗意志，加速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进程。心理战不仅针对敌军内部的矛盾展开，还通过瓦解其士气，使部分日军官兵丧失战斗意志，甚至提前退出战场。据统计，抗战后期被宣传策反、争取过来的日军和伪军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有的消极怠战，有的投诚起义，削弱了日军在华战斗力。（22）这些被策反的敌军力量不仅削弱了日本的侵略能力，还进一步壮大了中国的抗战力量。“自发形成的反战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壮大了革命的队伍，缩短了抗战的进程，减轻了战争的苦难。从某种意义上援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也写下令人瞩目的华丽篇章。”（23）此外，日籍反战同盟成员配合我军行动，不仅充实了根据地对敌宣传力量，还在战场上提供情报、担任翻译，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形成了一支特殊的国际化战斗力量。实际上，这种策略等同于将敌方的一部分资源 “转化”为己方的作战力量，使八路军、新四军在物资和武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仍能够有效抗衡装备精良的日军。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中共的心理战实践“从思想上瓦解了敌军，削弱了敌军战斗力，改造后的日军俘虏壮大了革命队伍，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24）可见，心理战不仅是战术层面的手段，更是中共抗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最终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对中共国际形象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
中共在对日心理战中坚持的道义性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认可。这种“以德报怨、争取人心”的策略，不仅在敌军中产生了实效，也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在日军大规模侵华并制造多起战争暴行的背景下，中共仍能坚持对俘虏施以宽大政策，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仁义精神。这种对比使得中共的政治形象进一步得到了提升。许多抗战时期的国外记者、观察家在报道中共根据地情况时指出：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25）这一评价反映出，心理战不仅仅是一种军事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感召力的体现。这种正面形象无疑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也使更多的中国民众和爱国人士认识到中共领导抗战的独特感召力和中流砥柱作用。（26）此外，心理战在战争中所塑造的中共政治形象，为中国共产党在战后迅速赢得国内政权奠定了舆论基础。心理战所传递的“正义抗战”形象，提升了中共的政治认同感，并增强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助力中共 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崛起，也为在战后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提供了更大的主动权。
（三）对战后和平与国际关系的影响
中共对日心理战的影响并未随着抗战的结束而终止，在战后和平进程和中日关系发展中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秉持 “以德服人”的原则，对日军战俘及滞留华日侨采取了相对宽大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帮助中国维持了战后秩序，也促使部分日军士兵在回国后成为反战和平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许多曾在根据地受教育改造的日军士兵回国后“极力宣传中日友好，成为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促进和平的中坚力量。”（27）他们通过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并促进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反思。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日尚未正式建交，但这些前日军战俘自发组织起“中日友好团体”，推动日本政府释放在华战犯，并呼吁尽快恢复两国邦交。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后中日民间对立情绪，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从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角度来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心理战策略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意义，而成为一种国际和解与互信的典范。这表明，即使是曾经的对立国家，只要基于人道主义与和平原则，依然可以推动双边关系走向和平共处。
（四）对现代军事战略和信息战的启示
抗战时期的心理战不仅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现代军事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心理战的核心逻辑在现代战争中依然适用。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一战略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可行性已被多次验证。心理战作为“第二战场”，可以在不直接投入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对敌方形成有效打击。这种作战方式在信息化战争中更具重要意义。 其次，中共在心理战中的道义优势和人心争夺策略，在现代国际舆论战和信息战中仍具有现实价值。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战已成为影响战争与冲突走向的重要因素。争取国际舆论、塑造国家形象、赢得国际支持，已成为现代战争和国际博弈中的关键。 再次，心理战的经验证明，联合敌方内部的反对力量往往比单纯依靠外部压力更具成效。中共在抗战时期通过争取日军中的反战人士，成功形成“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的局面，这一策略在现代统战和情报战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例如，在国际冲突中，联合对方国内反战势力、利用敌对阵营中的分歧，可以有效削弱其整体战斗意志。 最后，抗战心理战的经验直接推动将心理战纳入现代作战体系。近年来提出的“认知战”“舆论战”等概念，均可溯源至抗战时期的心理战实践。换言之，抗战心理战不仅丰富了中国军事理论体系，其战略思想和战术方法至今仍在现代军事领域发挥影响。
七、结语：心理战的多维透视与战略价值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心理战是一场融合政治、军事、外交与人道主义的全方位战略实践，其影响不仅深刻塑造了抗战格局，也在战后国际关系和现代军事战略中留下了重要印记。本文从六个理论视角对中共心理战的本质、策略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认知框架，以揭示心理战在抗日战争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及长期价值。 在本体论层面，心理战作为一种非传统作战方式，其构成要素及运作机制在抗战时期被系统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中共精准把握日军心理、士气及文化背景，通过针对性策略实现了心理攻势的最大化；矛盾论分析则表明，中共通过识别并利用敌军内部矛盾、统筹国内外矛盾关系，为心理战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生成论框架下，我们见证了心理战从萌芽到成熟的动态演进过程，展现了其因时制宜、灵活调整的特点；实践论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如何通过宣传动员、文化渗透、优待俘虏及争取日军反战力量等具体战术，使心理战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基于价值论的考察，我们不仅评估了心理战在抗战胜利中的贡献，还探讨了其对战后和平构建、国际关系调整及现代军事战略的深远影响。 六个理论维度的交叉分析，构成了对中共心理战体系的全方位理解，不仅展现了这一战法在抗战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也揭示了其在当代国际安全格局中的现实价值。这场以心理战为核心的斗争，不仅是中国人民战争智慧的体现，更为后世提供了一笔宝贵的战略财富。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重温和研究这一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战争与和平、冲突与认知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也能够为当代国际博弈、军事战略及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注释：
（1）侯静智 蒋一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发展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153.
（2）艾圆.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J].党史博采（理论），2015（10）:18.
（3）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EB/OL],http//www.krzzjn.com/show-607-28389.html，2016-03-22.
（4）刘国霖,铃木三郎（日）.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70.
（5）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EB/OL],http//www.krzzjn.com/show-607-28389.html，2016-03-22.
（6）张晓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对日伪政治攻势研究（1941-1945）[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22:105
（7）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00.
（8）艾圆.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J].党史博采（理论），2015（10）:18.
（9）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79.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年-1938年）第10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367.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年-1941年）第11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434.
（12）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J],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3-22.
（13）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03.
（1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年-1941年）第11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788.
（15）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EB/OL],http//www.krzzjn.com/show-607-28389.html，2016-03-22.
（16）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EB/OL],http//www.krzzjn.com/show-607-28389.html，2016-03-22.
（17）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J],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3-22.
（18）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J],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3-22.
（19）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J],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3-22.
（20）香川孝志 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21.
（21）抗日心理战：八路军对日的温情宣传[J],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3-22.
（22）参见 张晓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对日伪政治攻势研究（1941-1945）[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22:129。
（23）艾圆.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J].党史博采（理论），2015（10）:18.
（24）艾圆.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J].党史博采（理论），2015（10）:18.
（25）抗战期间海外人士眼中的中国共产党[N].中国经济网，2015-08-28.
（26）参见 张晓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对日伪政治攻势研究（1941-1945）[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22:136.
（27）艾圆.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J].党史博采（理论），2015（10）:18.
作者简介：薛俊生，吉林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5-03-19 08: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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