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打了多少年？
2016-07-23 11:20:27  来源：人民网 作者：徐焰  点击：  复制链接

“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句人们熟悉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概括，来自于当年国人习惯所说的“抗战八年”，即时限从1937年至1945年。不过随之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31年“九一八”后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同日本侵略进行的战斗，不是也在抗战吗？1932年在上海进行的淞沪抗战，1933年在华北进行的长城抗战，不也同样是浴血抗击侵略者吗？若是再往前追溯，1928年5月中国部分爱国官兵在济南便同制造惨案的日军进行过激烈战斗……正如北京一句老话，“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中国抗战过去大都说八年，后来细论起来又应向前延伸，究竟怎样界定才合理呢？

中日战争是交战一方从未宣过战的特殊大战

国家间的战争，按国际法应由两国政府相互正式宣布开战日期。不过细查中日近代历史，日本天皇只是在1894年即甲午年正式同中国宣过战，同时清政府也对日宣战。此后直至日本投降，在半个世纪间日本虽不断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甚至蹂躏了大陆十几个省，却居然没有对中国宣过战，出兵行动只称为什么“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支那事变”。

日本当局采用这种违反基本国际准则的称呼和做法，其目的一是为防止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按战时禁运规则停供某些重要原料物资，二是可以不遵守自己签过字的某些国际条约（如非战公约等），不必按战争法对待战俘和平民。还有一项最险恶的用心，便是不正式宣战有利于诱降，日军可在“亲善”旗号下与妥协派讲和或者索性扶植起傀儡政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政府认定了美国必胜，就此坚定了与美英联盟抗日的决心，于1941年12月9日正式对日本宣战。按照国际规范，开战一类文件应有起始日期，国民政府对德、意的宣战书倒是写明“从即日起”，对日宣战书却未写明起自何时。有如此咄咄怪事，是由于蒋介石此前对抗战到底尚存动摇且有侥幸言和之心，此刻因美国对日作战而最后下决心站到同盟国一边，却在宣战时又有不好向国人解释的难言之隐──若说“从即日”对日开战，那么此前多年抗战难道不算战争？若说从“九一八”或卢沟桥便算开战，那么为何长时间不宣布？

至于日本政府，在1940年以后已声称“不以重庆政权为对手”，只承认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为所谓“中国合法政府”，接到宣战书后便以不理睬置之。此时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也追随日本承认南京汪伪政府，接到国民政府的宣战书后也同样做出不屑一顾的姿态。这一特殊的环境，使中日战争出现了在国际法理上没有明确的开战日期，交战的一方甚至都未宣过战的奇怪现象！当然，正是由于旧中国积贫积弱，日本才敢于无视国际法对华进行不宣而战的侵略，无宣战日期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国耻！

人们认识世界上的事务，主要应看实质而不能只看概念和表象。尽管当年中日政府都没有说明战争开始日期，两国间长年残酷浴血厮杀的史实却举世公认。中国共产党和国内的进步士从1931年“九一八”起，就在国内大力疾呼抗战，并组织了一系列英勇的抵抗。此刻的国民党当局却仍然心存苟安幻想，在“九一八”后下令不抵抗，形成只有民众和少数军队的自发抵抗。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造成“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迁都洛阳，勉强同意前线抵抗了一个多月，便求和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的长城抗战断断续续进行了五个月，又达成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35年日军在华北进逼，何应钦又以换文形式同梅津美治郎达成了“何梅协定”……然而这种退让只能使敌患愈深。后来为国民党当局粉饰的一些书籍将不抵抗和退让说成是有益的抗战准备，其实看看当时中日力量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连续失地的结果只是造成敌势日增，中国的态势则更加不利。

日本当局不承认对华进行战争，在中国政府没有进行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得益极多，既避免了国内大量动员和国际制裁，也能掠夺到大片领土和诸多权益。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并炮制了伪“满洲国”后，日本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当中国进行坚决的抵抗后，日本从1937年秋季起便不得不在国内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军事动员，军队总量由30万人逐步扩充到1941年秋的240万人，其国民经济也在1939年以后转入了战时轨道，国民生活水平则开始下降。在1941年末对美开战前，日本居民的配给粮食供应定量已经降到每天350－550克（视年龄和工种有区别），这已是半饥半饱的标准。太平洋战争前夕的日本仍自称未进入战争状态，实际上却已经在中国深陷于战争泥潭。

在卢沟桥开始战争，便说明侵华战争早于“七七”

按国际上的惯例而论，两国间战争应发生在国境线，卢沟桥却在中国内陆。大战之火不在边境而在中国故都城边燃起，这不正说明日军早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前便已经进攻到腹地之内吗？近些年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增长，其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史学家说到七七事变，便胡说什么这是一个日方原想“不扩大”的“偶发事件”，还喋喋不休地要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甚至还提出要同中国人“讨论”。对此，有理性的中国人都会坚决拒绝，而且会反问：卢沟桥在什么地方？日军闯到这里的本身难道不正说明肇事者是谁吗？即便按当时日本的诡辩，开枪事件也是在日军在中国军队阵地前进行“实弹演习”时发生。打一个比方：强盗已闯入你家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还用得着讨论谁先打第一拳吗？若是这个强盗事后要同你辩论谁先打“第一拳”，这一提议本身便是强词夺理，甚至是对你的侮辱。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早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便打响的侵华第一枪，其军队还侵入了辽东半岛、山东和台湾。此后，日军侵华的枪声断断续续半个世纪不停，参加八国联军、在日俄战争中攻入中国满洲，建立关东军、一次大战爆发后入侵山东占领青岛、提出“二十一条”、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九一八”、“一二八”、进攻长城沿线……入侵节节深入，中国政府被迫不断签订屈辱条约，步步退让。1935年发生“华北事变”时，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获得京津间铁路间驻扎权的日本“北支驻屯军”又得寸进尺，把驻地伸展到北平西南的通道永定河边。当中国守军退到卢沟桥头的宛平城后，日军又一再威胁要进占这座古堡，为此在1937年夏天不断到桥头“实弹演习”。7月7日夜间神秘的“枪击”后，随之便发生了日军大规模的对华武力进攻。看看整个事件过程，便知其不可能是“偶发”。

虽然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华的一系列行动演进而成，不过它仍是一个重大战争行动的开端，那就是中国人从“七七”这天起不再退让求和。从具体事件考证，卢沟桥事变前的抗战军事行动也不少，可惜大都未持续下去。“七七”之后中日政府之间也有过交涉，包括国民政府要人也进行过秘密谈判，不过因中国人民抗战意志坚定并未达成妥协的事实。从这一点年，“七七事变”打响的枪声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最为重要，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不再妥协的象征。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民意，正如同作为华侨代表的陈嘉赓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十一字提案”所说──“敌未出国土前议和即汉奸”，从“七七”开始，中国人坚持不妥协一口气打了八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而最后取得全面胜利。

从中国抵抗日本入侵的历史进程也可看出，以“七七”为标志的抗战，可以说成是中华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此前的抗战虽然在局部地区也很激烈，毕竟范围有限，也没有进行全国动员，且大都不被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国民党政府认可。在1937年8月以前，日本的驻华使馆和中国的驻日使馆仍在对方首都正常活动，尽管中国有“抵制日货”的呼声，双方经贸甚至是军贸还在大量进行，中国海军在1935年以前还主要从日本订购军舰，空军也聘请日军教官。只是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抗战后，日本才从南京撤出大使馆（中国驻日使馆至1938年1月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后才撤回），其陆军进攻中国内地时又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这种行为按照国际法早属战争行动。此时中国全国军民更是一致将抗战当成第一要务，整个国家事实上进入了战争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从1937年夏天起的“抗战八年”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只是应该在这四个字前面再加上两个字──“全面”。

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相加构成完整历史

人们承认八年“全面抗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此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没有“九一八”以前国人反抗日本侵略如反对“二十一条”、声讨“济南惨案”等一系列斗争，国内便不会在“九一八”后出现自发或官方有限同意的局部抗战。没有一系列局部抗战，没有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喜峰口的大刀队的英勇拼杀，没有白山黑水间抗日联军的奋斗和呼唤，国内也不会形成后来那种同仇敌忾的气氛，也就很难有后来为时八年不妥协的全面抗战。

将历史连贯起来，人们便可看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实际上从甲午战争起持续进行了五十年。在战争意义上的抗战，则从1931年“九一八”起连续进行了十四年，而全面抗战从1937年后进行了八年。这样的表述，应该是一个概括比较全面的结论。

对日抗战要取得对中国有利的局面，又必须全面进行而不能只限于局部地区。大而弱的中国同小而强的日本较量，以两方的优劣点对比，明眼人都可看出：我利持久敌利速决，我利全面敌利局部，充分发动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抗战，才能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尽管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却因被占领区的人民坚持抵抗，使其就地掠夺“以战养战”的企图不可能实现，而被拖进持久消耗之中，在多面受敌的情况下必然陷于绝境。

日本最初采取侵华军事行动时，将其视为可迅速解决的“事变”，甚至狂言“出动五个师团，三个月便可解决支那事变”，即让中国屈膝求和，没想到中华大地从此却成为消耗自己最多人力的磨盘。据日方历史资料统计，1937年以前其军人作战损失还很少，如侵占全东北伤亡1.05万人，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伤亡3000人，进攻长城一线伤亡2600人。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人员损失便远超过以往的战争，在1941年末之前的四年便在华死亡18万人（阵亡14.6万，其余为伤病死），负伤53万人，患病送回国43万人，总计减员达115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八个月，日军在中国战场（滇缅方向的缅甸方面军损失未列入统计）又死亡了22万人，负伤57万人。这样，日军在侵华八年的关内战场（不含滇缅战区）便死亡40.5万人，死、伤总数相加则达150万（另有一统计为133万，估计系减去重复负伤者的统计），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战场之最。当然，论起日军死亡总数，在菲律宾战场上为49万人居各战场第一位，这是因为当地的57万日军因供给断绝和伤员无法后运，饿死、病死等非战斗死亡占了其中大半。

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人员损失，因为当时国家不统一且没有完整的户籍，加上日本在占领区的屠杀和残害很大一部分是秘密进行，准确统计很困难。在50年代中期审判日本战犯时，国内统计是总共死亡1200万人，负伤900万人。进入90年代后中国公布的白皮书在统计时又把受侵略军折磨致死致伤的民众数加上，得出的概略数字是死亡2100万人，负伤1400万人，合计死伤3500万人。这一数字又包括了日本侵占东北14年间的暴行，以此而论其侵华战争时间也应是十四年。

中日之间力量对比有强弱之别，战争期间中国的损失远大于敌手，结果却是中国愈战愈强而日本愈战愈弱。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得道多助，又有巨大的战争潜力可以挖掘，日本则失道寡助，多方受敌，其国小民少资源贫乏又经不起长期消耗。曾留学日本获得“士官三杰”之一称号的近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抗战之初曾讲过中国对抗日本的诀窍，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毛泽东也说过，中国对抗日本的办法就是“持久战”，采取“熬时间”的方式。全国人民发动起来持久抗战，便能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中国的全面抗战一展开，其范围也就超出了原先日本侵略者和南京政府的预想，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海之滨、南岛椰林一直延伸到滇西丛山，名符其实是“四万万同胞齐奋起”！尽管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的庐山讲话中宣布“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然而战端一开，抗日者就不能只限于消极防御的“守土”，而是要收复失地，战场也日益扩大。中国军队便进入过缅甸战场，甚至被俘押往敌国作苦工的战俘还发动过“花冈暴动”，被一位日本进步教授称为“在日本国内的一次抗日斗争。”中国的抗战又溶入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这更决定了最后胜利的结局。

总之，谈起中国抗战，人们要深深缅怀浴血八年奋战的英雄，同时也要追念坚持十四年不懈斗争的勇士，还应上溯至甲午战争以来五十年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疾呼奋起的志士仁人，这才能全面地认识整个近代中日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6 16: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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