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坤 韩永利：为什么要永远铭记东方主战场
2016-07-29 17:03: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德坤 韩永利  点击：  复制链接

苏美英盟国在各大战场的战略转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防御转向进攻的标志，东方主战场对日本法西斯的战略牵制，为这一伟大转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纪年中，我们为什么要隆重纪念东方主战场？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始终担负着打击日本陆军主力的重任，有效地支持了苏美英盟国在各大战场渡过难关、扭转战局，推动了反法西斯战争战略转折的完成。

中国抗战钳制了日本北进，推动了苏德战场战略转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始终面临着德日法西斯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尤其是苏德战争战略转折阶段，苏联最担心的是日本在远东发动进攻，配合德国两面夹击。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并取得战争初期的胜利，这给日本北进进攻苏联提供了良机。6月27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恳谈会上，外相松冈洋右认为日本应遵循三国同盟条约，配合德国，先打苏联。他还认为，影响日本北进的要害是中国问题，他甚至建议，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停止解决中国事变也要北进。松冈的主张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搞道义外交当然可以，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陆相东条英机认为，“中国事变必须继续解决”。7月2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杉山强调指出：“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存在微妙关系，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认为北进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才能趁火打劫，不战而胜。因此，决定“此时不宜北进……应取‘熟柿主义’”，即等到苏联败局已定，像柿子熟了自动从树上掉下来一样，才能乘机出兵，不战而胜。

此间，日本也做了配合德国攻苏的准备。1941年7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下达启动“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下简称“关特演”）命令。但如果对苏作战，日本至少需要25个师团的兵力，这样就需要从在中国作战的陆军主力中抽调。日本参谋本部也试图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但遭到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忘记了中国事变的处理”。7月31日，东条英机指出，“现在日本的使命、尤其是陆军第一位的是处理中国事变。”在日本陆军的强烈反对下，“关特演”成了纸上谈兵。

在1942年中期到1943年2月，是苏德战场战略转折的关键期。在决定胜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国吁请日本出兵北进。7月25日，日本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制订《关于答复德国的文件》，表示日本不能与苏作战，其原因是预计盟国将以中国为基地反攻日本，故不能不对中国战场做出更多的努力。可见，由于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配合德国对苏作战，致使德军孤立无援，遭到了惨败。以此为起点，苏军转入反攻。

总之，正是由于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无力攻苏，使苏联能全力对付德国，苏联才得以避免两面受敌的困局，集中兵力打击德军，赢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完成了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

中国抗战阻止日本扩展南进，推动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

南进太平洋打击美英，夺取亚太地区霸权是日本的国策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极大地延缓了其南进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突然袭击方式取得初期胜利，占领了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广大区域，使美英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

美英对中国挽救太平洋战争危局寄予了厚望。太平洋战争一爆发，罗斯福就对中国驻美大使表示：“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丘吉尔在1941年12月20日也指出：“日本的资源是一种消耗性的因素，由于在中国进行的消耗巨大的战争，这个国家已经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状态中。”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呼吁：“将中国拴在我们的战争中。”1942年2月11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表示，“我正密切注视着中国”。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满怀信心地谈到：“如果我们被逐出菲律宾和新加坡，我们仍可退守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并且与中国合作……就能给予日本极大的反攻打击。”

事实也是如此。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这就极大地制约了日本扩大战果。

澳大利亚是日本继续南进的目标，也是美英盟国太平洋防御底线。1942年2月27日，在是否进攻澳大利亚的讨论中，日本陆军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澳洲作战至少需要10个师团的陆军兵力，而日本陆军主力正在中国作战，根本抽不出相应的兵力。3月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也认为：澳洲作战“需要大幅度削减满洲方面的对苏战备和中国方面的战场，这就将使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于是，会议决定放弃对澳大利亚作战，使美英盟国由此保持住了南太平洋对日转守为攻的基地。

由于在太平洋战场日本陆军兵力严重不足，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到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1942年8月至12月，美日在西南太平洋的瓜纳尔卡纳尔岛展开争夺战，日本好不容易才集中了3万多日军，却被5万余优势美军击溃，损失25000人，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美军大获全胜，太平洋战场攻防态势由此转换，美军转入战略反攻，日军转入战略防御，从而完成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日本当局在分析日本失败原因时，外相重光葵认为，“在目前战局下，要使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日本方面转化，解决中国问题很重要……假若中国问题趋向解决，帝国的处境将会大大改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说得更明确：“中国问题不解决，大东亚战争就不能解决。”可见，中国的持久抗战是太平洋战场顺利完成战略转折的重要因素。

中国抗战限制日本西进，推动了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转折

中东在地缘上是欧亚非交汇枢纽，是二战中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都极为重视的战略链接地域，德日法西斯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实现中东会师。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就有西进印度、印度洋与德国在中东会师，迫使英国屈服，以便集中力量同美国决战的战略企图。1941年12月6日，日本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给天皇的奏折中指出：在发动南方作战后，日本最大的愿望是要求德意向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中近东地区进军，控制红海，进入印度洋，与日本共同建立在中近东的战略态势。日本取得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为日本实现德日会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

但是，由于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日本西进印度、中东的最大障碍，就是没有足够的陆军兵力。正如美英军事首脑在1942年初的“阿卡迪亚”会议上指出的，最能限制日本进兵印度的就是其“兵源”。

1942年4月，日本海军在印度洋攻击锡兰岛科伦坡英国军事基地，击败英国东方舰队，大有控制印度洋之势。这一时期英国在北非正面临德国隆美尔军团的凌厉攻势，被迫退守埃及，如果日本此时切断了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英国将两面受敌，德日就有可能在中东会师。但是，美英对日本陆军难以从中国脱身的窘境是有深刻认知的，如罗斯福在多次阐明这一点后就准确地判断，“德日会师是要大费周折的”。 丘吉尔也明确地指出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的制约，日本海军短暂进入印度洋后，未得到陆军战略部队的跟进配合，也就没有对印度、中东形成致命的战略威胁。

1942年5月下旬至7月，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兵团”攻入埃及，与英军在阿拉曼形成战略对峙局面。此时，日本拟出西进计划，试图借德军北非胜利，将日本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幻想实现德日会师、扭转太平洋战局。但是，此时日本已经陷入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双重打击之中，用兵乏力。日本陆军认为，计划中的两个师团进攻印度远远不够，但又无机动兵力调动。最后，困境中的日本无奈放弃了西进计划。

同年8月至11月，英军赢得阿拉曼战役胜利，美英盟军登陆北非，彻底击败北非德意军队，完成了北非地中海战场的战略转折，中国战场对日本西进的制约，为这一转折提供了重大支持。

苏美英盟国在各大战场的战略转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防御转向进攻的标志，东方主战场对日本法西斯的战略牵制，为这一伟大转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7 17: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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