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战役70年了，日本人刺激我研究滇缅战场
2016-07-30 14:57:54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余戈 点击： 复制链接
亲历松山现场，抗战史变得触手可及
我父亲是军人，我在军营出生、长大。1985年高中毕业后又考上军校入了伍。喜欢军事是很自然的。我很早就迷上了抗战史，小时候看了很多抗战的电影和书。真正对滇缅战场感兴趣，是2000年前后。
当时我作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的编辑采访了樊建川和沈克尼。樊建川是抗战文物的收藏大家，他担任馆长的建川博物馆很有名气。沈克尼也是个奇人。他最早是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成了宁夏自治区的政府官员，但他一直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业余研究国防和军事问题。从初级到高级的解放军军事院校，他都在里面学习过。关于日军对华兵要地志研究这个课题，他也很有建树。他自己还收藏了很多抗战军品。我受他们影响，也开始收藏抗战军品。
从收藏这个角度进入历史，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对细节有非常深的感知，让人觉得历史是具体可感的，这和从教科书上获得的宽泛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东西收藏得多了，就特别想就某一段战史具体做点研究。这个时候，正好有个机会，我去了一趟滇西，看滇缅战场。
现在讲正面战场二十二次大会战，是不包括滇缅战场的。滇缅战场是和盟国合作的一个战场。按照同盟国的划分，咱们这个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和泰国，但不包括东北——东北划到了苏联作战范围之内。
这一段历史过去并不是很普及。比较早的一本书，就是邓贤的《大国之魂》，然后就是一些电视纪录片。但纪录片一般都是粗线条的，细节上不太让人满足。通过这些东西，我先对滇缅战场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去了之后，立刻被吸引住了。那次去的是滇西战场，没办法去缅北，因为我是军人，出国去缅甸不方便。但是怒江以西的几个重要战场全都看了，像松山、龙陵、腾冲、芒市。
印象最深的是松山，因为松山战场保存得特别好，战后六十年，仍然可以看到当时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留下来的很多东西。住在松山上的家家户户，墙角可能就堆着从山上挖出来的各种废旧炮弹，还有当时留下来的比如坦克履带、日军用来盖兵舍的铁板，还有日军堡垒埋在地下的一些材料。这和我之前从自己收藏中获得的认知特别能对接上，一下子感觉这段历史触手可及了。
比如说，当你在书上看到说堡垒用原木和钢板构筑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想象那个情景;但是，等你直接看到当时的钢板、原木还有汽油桶，看到插在堡垒外围、夹在汽油桶之间的钢板上密布的弹孔，马上就被带入了情景之中，写作、研究的热情也立刻被唤起来了。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改变研究滇缅战场的兴趣，持续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松山战役主战场遗址
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对自己刺激太大了
应该说，此前我读到的大部分书籍，要么是被我拿来用的材料，要么只是给我提供了线索。在我还没有研究滇缅战场之前，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就是邓贤的《大国之魂》，但《大国之魂》写松山只用了一章，一万多字。
品野实这本《异国的鬼》当然是对我启发很大的，后来还有一本太田毅的《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也很好。两本书有个共同的特点，作者都是跟滇西战场有直接关系的日军老兵，采访了幸存的日军士兵，还参考了日本的公刊战史。这让我觉得，我们是胜利者，我们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比他们多好多倍，但我们竟然没有这样的亲历者的证言，而他们却有不止一本这样的书。
等到我开始研究松山战役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去写了。他们写那本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这儿已经到2000年后了。他们访问的那些老兵当时都五十来岁，记忆力极好，大家在“战友会”活动时凑在一起，对着照片、地图和部队战史，一点点还原历史现场。到我做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远征军老兵都远去了。但我的研究态度，受这两本书影响很大。
我很推崇美国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那本《最长的一天》。他访问的诺曼底登陆的亲历者实在太多了。同时，他作为战地记者，也是那场战争的一个亲历者和观察者，而且他还看了双方留下来的大量的文献档案。
不论宏观还是微观，他都特别了解，所以他写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上发生的这场舞台大剧的时候，就有一个本事：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找到一个“摄像头”。哪怕写一个“跑龙套”的，一个特别小的情景，他都能找到两个以上镜头来印证。所以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文学化的，但又特别严谨可靠，而且高度凝练，全书只有不到二十万字，非常的棒。
但是像他这样是很难做到的，环境变了。我从2004年开始，陆续接触了一些老兵，数量非常少;这些人里头又有好多人当时就是处在边缘的，对核心事件不了解，而且大部分人的记忆已经不清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尽量使用多种史料，老老实实把自己获取史料的过程以及对史料的研判都呈现给读者，用这个方法来弥补我的不足。
日本对待这段历史的社会背景，跟我们实际上有相似之处。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改造，日本所发动的那场战争从政治上被否定了。战后的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能够从正面去回顾那场战争的;而且因为打败了，日本人回顾时也觉得耻辱，而宁愿选择回避。所以，从官方到民间都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但他们的了不起在哪儿?他们能够搁置政治环境方面的这些不利因素，老老实实地去还原史实。
对待这场战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借它来说事儿，如日本右翼搞的军国主义回潮;还有一种情况，是把历史史实记录下来，从历史专业的角度去做。后一方面日本做得很不错。虽然遭到美国的压制，但是日本重建自卫队以后，防卫厅设置有防卫研究所，下面有战史研究室，负责修日本战史，他们叫“公刊战史”——公开刊行的战史。这属于日本政府支持的官方修史，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出版的书装了整整一个小图书馆，学者和普通老百姓均可阅读。
咱们有这样的东西吗?抗美援朝战争都过去多少年了，才有了薄薄一本《抗美援朝战史》;历次边境战争，可能有一些内部总结材料，但没有可供公众阅读的官方战史。所以，跟日本相比，咱们在修史、传播历史的制度上是缺失的。官方尚且如此，依靠民间又能做出些什么?
而且，日本官方修史的条件特别好。他们保留下来的军事档案很充分，各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战斗文书很齐全。另外，战后日本老兵以部队为单位成立了“战友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战友会”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职能，就是修本部队的部队史，如联队史、“乡土部队”史等。部队史在日本是个庞大的民间出版类别。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战史研究室修史时就可以都调集过来。有了这个基础，日本的作家、战史研究者写了很多战争读物，有的出版社干脆就专营战争题材作品，出版了海量的书。尽管日本在一段时间政治上是否定那场战争的，但仍然可以自由地出版反映战争的作品。作为战后经过改造的国家的国民，日本人可以对那段战争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他感兴趣了，随时可以找到了解那段历史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咱们这儿是官方没有完善的修史制度，很多边境战争历史还是新闻出版禁区，专业学者也很难接触到军方档案。总之，政治左右历史研究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大部分公众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渐渐知道一点四十年代的事情，还仅仅是线索性的知道，远远谈不上弄明白。这几年，又常常是因为中日关系紧张了，然后才对抗战旧事重提，忽冷忽热的。
政治和学术还是要有区别的。对于历史问题，在政治方面咱们可以不去大肆炒作，但是在学术上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尤其是战争史，双方的得失成败，战事是怎么进行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学术范畴，也很有借鉴之用啊。而且，话还可以说得“过”一点——你设置了那么多研究和出版禁区，将来国际形势变了，在政治、外交方面需要有些学术成果作为斗争“武器”，你靠临时抱佛脚拿得出来吗?靠一点肤浅的宣传材料能应付局面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把一整套修史制度建立完善起来，对历史普及、传播的工作也应该更加重视。
老兵大多凋零，朋友帮助很大
我所接触到的松山战役亲历者如今还在世的确实不多，据说全国也就一万人左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年初跟央视七套合作在腾冲拍纪录片，战后落籍在腾冲的抗战老兵，我们拍的时候大概还有三十多个。这还算密度很高的，因为战时远征军曾在腾冲本地大量征兵。后来打完仗，收复腾冲以后，他们就脱队回了家乡。但是，这些人大概只有两三个人还能清晰地说些当年的事情，绝大部分人已经说不清楚了。
戈叔亚算是最早推开滇缅抗战研究这扇大门的先行者。他大学毕业以后和朋友们一起做生意，大概在1983年前后就到滇西了。他在腾冲无意中推开了国殇墓园的门，看到一片破败，他觉得很震撼，由此就开始研究这段历史。
三十年来他一直都沉浸在其中。他进入那段历史，就再也拔不出来了，好像自己曾经是远征军中的一员，简直像是一种“穿越式”的生存。他不仅看了很多史料，田野调查尤其做得深入扎实，都是拿着史料一个个现场跑下来，光缅甸就去了十几次。我2004年第一次去松山时，就在山上碰到了他。之前我看到他和凤凰卫视、央视合作的纪录片，当时我就觉得他怎么能在镜头前如此松驰自如，就好像是历史的亲历者。他不像有些专家只能在纸上鼓捣，对历史现场毫无感觉。
方军的道路也很奇特。他在日本做研修生，借送外卖的机会接触到日本侵华老兵，从此大量地采访他们。在方军之前，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你别看研究日本、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那么多，记者不用说就更多了，但没谁到日本去采访那些日本老兵。所以他一写，我们就看到了新鲜的东西：站在我们对立面的那些“鬼子兵”的记忆里，居然保留了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么多事情!他们原来是那样想、那样做的。即便我们已经概念化地知道的日军罪行，听对方按自己的思想逻辑讲述出来，也能极大地深化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其实，接触、沟通、互参，是深度抵达历史的基本途径，方军这个曾经的历史“门外汉”一下子就得道了。
萨苏比方军又往前走了一点。萨苏是一个超级文史发烧友和著名网络写手，旅居日本后也接触过日本老兵，但因为他出身于北师大图书馆专业，在文献调研方面极有专业素养。如果说方军是用日本老兵的记忆来重新解读那场战争，萨苏则打开了用日方文献史料解读中国抗战的一扇门，他由此带着读者看到了极为隐秘、新鲜、丰富的历史风景。
去松山祭拜，成了一种时尚
我曾说过，松山战役可能是在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这个“最有名”和“最无名”，是有特定的时间概念限定的。在1944年的时候它最有名，到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步。腾冲城外的一座小小的来凤山，一个二三百米净高度的小山头打下来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发来了贺电。
但六十年过去，一提起松山，大家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台湾有个松山机场，明朝的洪承畴曾在锦州附近的松山之战兵败被俘，日本也有一个松山市，北京延庆好像也有一个松山森林公园……抗战时的战场松山，就只在国家图书馆某些民国版图书的那几页里，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今天不是了。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有时间限定。松山战役结束后六十年到七十年，即2004年至2014年这十年期间，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段历史之门被强有力地打开了。对此，我也做了一点贡献，就是写了《1944：松山战役笔记》这本书。这个时期，还有其他的书和电视纪录片，又有几部热播电视剧跟进，还有一些人专门从美国弄回来的历史照片，即“国家记忆”影展。现在松山有名到了什么程度?很多人会用松山这么一个点，来指代发生在整个滇西战场的大战役。很多老兵爱把自己的经历往松山战役上面靠。
尤其是最近几年，简直掀起了一股“松山热”，我甚至觉得有点时尚的色彩了，在微博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说他去过松山，去过腾冲，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炫耀的谈资：我知道这个地方曾发生过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条件都很好，经常自驾就奔松山去了。有个广东的年轻人，跟我在微博上联系了一下，就坐飞机直奔滇西，到松山以后，在纪念碑前敬个礼，让人拍个照片，咔，发到微博上，然后@了我一下。这让我特别兴奋，特别感动。那座山郁郁葱葱的，安息着死去的那么多将士的英魂。越来越多的人去那里祭奠，将士们的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
昔日的战场成了农田
中国军人的学习能力很强
松山确实是根难啃的硬骨头。当时日军创造性地修筑了松山工事，松山工事的水准几乎能和旅顺要塞媲美。旅顺要塞是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要塞。松山是土木结构的，但是它有创造性的东西，比如说它高度利用了就便器材。松山上的松树原木，直径几十公分，钢盔粗细，还有滇湎公路上咱们丢弃的大量的汽油桶、铁板盖。这些东西都被日军利用了。
日军在松山上深挖，挖得非常深，相当于把一个几层的小楼埋在地下，露出最上面的一层两层，最底下还有一层。被覆也特别厚，木材被覆三层，外头又是三层汽油桶，中间插钢板。这种堡垒抵抗当时武器打击的能力，甚至都超过了钢筋混凝土堡垒。
日本人打造的这根硬骨头，考验的是当时的军事技术手段。当时的技术手段有哪些呢?空中有B-25轰炸机，最重的炸弹是五百磅，这就是当时的极限了。这样的炮弹得直接落在堡垒顶上，才有可能产生一些破坏;要是稍微炸偏一点，还是无济于事。地上有火炮。滚龙坡攻坚的时候，都是把美式山炮推到距离堡垒三百米，就跟使用步枪一样来狙击。对着一个堡垒打，打破以后，第二发炮弹不能偏，对准前一发破坏的那个地方继续打，才有可能撕开一道口子。
好在当时有了火焰喷射器能进行突破。日军堡垒总会有射击孔，火焰喷射器把汽油喷进去，即便不直接烧到人，把里头的空气烧空，也能让日军在里面窒息。但这需要靠得很近，日军的火力配系是不太容易让你靠近的。这样就逼得远征军采取对壕作业的办法，就是挖那种“W”型的壕沟逼近堡垒，靠近了以后用机枪压制敌人火力，然后突然用火焰喷射器打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伤亡特别大。
对于最坚固的子高地，被迫采用了古老的“坑道爆破法”，即便有了美式TNT这种高能量炸药，也得在地下挖个洞把炸药填到日军堡垒下面去，光这个施工，工兵就没黑没白地干了十七天。
现在来看，松山战役的技术手段好像都挺落后的。但在当时就是水平最高的。因为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像硫磺岛、冲绳，遇到的问题跟咱们是一样的，他们的效率也没比我们高到哪儿去，方法基本一样，付出的伤亡也很大。他们实际上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这一套攻击坚固堡垒的方法是由美国人培训的。我们在抗战之前，包括抗战早期，没打过这种仗，都是搞一个线性防御体系，等日军来攻。
松山战役完全是临阵磨枪，美式武器装备刚刚发下来，要在短期内学习掌握。美国人还夸远征军士兵的模仿能力、学习能力特别强。现在有些人离开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对松山战役的将士提出了一些不靠谱的批评，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松山地界碑
抗战战略反攻史要重写
要评价松山战役，得先问这样一个问题：抗战真正的战略反攻是从哪儿开始的?你有没有发现，过去一回顾抗战，咱们的印象就是，1945年8月上旬，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了，短短一个星期左右，日本就投降了。但我们知道，一场长达八年的大规模战争，反攻不可能就持续了一个星期，对吧?
实际上，战略反攻应该从1943年年底算起，大规模反攻作战是在1944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什么过去大家对这个认识不清楚呢?就像我最开始讲的，是因为把滇缅战场划到二十二次大会战之外去了，把这个合作战场没有算进来。
其实这场战争中，我们中国人也是主导方，主要战争因素——人力主要是我们的，美国提供的是一些战术技术指导和物质保障。这个合作战场应该纳入中国抗战的视角来看。中国境外的反攻，是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反攻;中国境内的就是1944年5月开始的滇西大反攻。而松山，是反攻开始以后我们拔掉的第一根钉子……
这绝对是一根硬钉子。为了拔掉这根硬钉子，几乎是倾国力而为。我们从美国那儿获得了空中支持和补给，然后又投入了中国最好的部队。在日军防御力量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战场上，我们从松山撕开了一道口子，紧接着一个星期以后，又把腾冲攻了下来，然后，又持续作战两个月，到11月初把龙陵攻破，然后日军开始向缅甸败退。
那么，当时内地的战场，是什么情况呢?是1944年的时候日军还有进攻，发动了“一号作战”，即我们说的豫湘桂战役。我们在西线进攻，他们在东线进攻，但他们不是战略进攻，是总溃败之前的“回光返照”。勉强凑了五十万大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已经没有用了。我们不一样，我们自从滇西收复以后，就一直在进攻，转换为战略进攻状态了。这是整个抗战的战场形态逆转，而非局部变化。
滇西战场上，松山是远征军攻坚作战收复的第一个战略要点，腾冲是攻坚作战收复的第一个县城。值得一说的是，就在滇西战场战略反攻的同时，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也在局部地区开始战略进攻，比如1944年胶东八路军的秋季攻势。胶东是八路军经营得比较好的一块根据地。其实它很长一段时间是日军的大后方，但是因为日军把中国大陆兵力抽走，往太平洋战场上输送，于是八路军胶东军区趁敌之虚发起了进攻，还先于腾冲几天收复了文登和荣成两个县城。特别巧合的是，这都发生在1944年9月，这也说明这个时期整个中国战场敌我力量的逆转。
抗战战略反攻史应该要重写。现在一些人要么否定松山战役的价值，要么把它抬到一个不太恰当的高度，我觉得这都没有必要。从战争形态来看，在中国境内的战略反攻，那就是1944年5月开始的滇西大反攻，兵力是16个师，是战区规模的作战。持续到年底，进入1945年以后，我们在各个战场上都发动了战略性进攻。
所以不应该把滇缅战场划到二十二次大会战以外。这是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失误。蒋介石对滇缅战场评价很低，他和史迪威闹翻以后，认为史迪威在滇缅战场浪费中国的力量，不愿意承认这个战场的成就，因为这个战场的成就和史迪威的个人功绩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最近，台湾国民党才由马英九出面，第一次祭拜中国远征军——这一点可能大陆这边不太了解，其实国民党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就在贬低滇缅战场的价值和地位。到了台湾时期，因为“孙立人案”及中美建交等形势变化，更成了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禁区。199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纪实文学《缅甸，中日大角逐》，刚刚获得自由不久的孙立人闻讯后，还专门写了感谢信寄给作者陈立人。到了今天，两岸的确应该重新评价滇缅战场，还远征军将士以历史的公正。
(本文源自余戈先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部分精彩回答)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22-12-23 10: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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