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抗战重新成为研究热点
2016-07-31 15:10:1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奇生 点击： 复制链接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抗日战争这一段，可能是目前官方话语、民间声音和专业史学这三者最为纠结的，也是最容易扭曲的一段。
民间对这段历史非常有兴趣。从网上看，老百姓对其他时段的关注很少有超过抗战的。主流话语现在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也都淡化了，唯独对抗战很重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而民间兴趣和官方声音有所不同，尤其是许多“国粉”，并不太关心中共的抗战。
近二十多年来专业史学有关抗战的研究成果，无论专著还是论文，数量其实很多。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最近数年间，有关抗战时期的中共、敌后根据地又呈现新的研究热潮。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进一步挖掘资料，包括大量地方与基层档案，更加深入细致地研讨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揭示出更多纷繁复杂的面相。
中共动员农民，必须依靠土地改革吗？
我在跟学生讨论论文以及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老”问题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比如减租减息，是个老问题。过去我们讲，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变化，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中共政策从激进走向温和。从土地革命转向减租减息即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征。既如此，中共在华北农村推行减租减息应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但仔细看材料的话，在具体操作层面仍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减租减息相较于之前的土地革命确实温和了很多，但问题是，华北地区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对于华北的地主来说，要减他的租、减他的息，他还是一百个不乐意——所以减租减息政策最初推行的时候阻力很大，在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推行不下去。后来没办法，还是只能采取斗争的方式，揪斗一批地主典型，把地主的威风斗下去，地主才服服帖帖同意减租减息。
晋察冀农民拥护减租减息政策
过去我们强调土地问题对中共动员农民的重要性，但其动员机制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27年以前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问题没有提上议程，但是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900多万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可见，农民能否发动起来，土地问题未必是唯一因素。我们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知湖南早期农民运动的关键，恰恰不是土地，而是斗争，或者说是只打土豪，不分田地。通过急风骤雨般的斗争，形成强大的震慑力。被“斗”的只是少数地主，但其示范性、仪式性的效应，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一般农民其实并没有从运动中得到多大实际好处，但他们恐惧失去，或恐惧成为革命的对象，怕被打入“另册”，用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话讲，“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其内在机制具有相当的延续性。
1946年以后的土改与国共内战的关系，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过去学界强调翻身农民为了对共产党报恩，也为了保卫自己在土改中获得的果实，而积极主动参加中共军队。近年来，开始有人对土改与农民参军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翻身农民参军，主要缘于中共基层政权和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如青年学者齐小林在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农民因阶级觉悟或者出于报恩的思想而参军者为数极少，大多数农民的参军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阶级划分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参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中共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是参军任务顺利完成的有利保障。另一位青年学者王友明也认为，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的细密动员实现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兵源到底有多少来自“翻身农民”，多少来自国军俘虏（解放军将俘虏转化过来的战士称作“解放战士”）。若能对中共兵源做一量化分析，大致能判断土改与中共武力的直接关联性。刘统教授曾对此有过研究。
我最近看到的一套内部资料中有关国军俘虏的记录非常详细，如西北野战军在1947－1948年间所补充的兵源，几乎全部来自国军的俘虏兵，以至于彭德怀不无得意地说：“当前主要兵源补充是靠胡宗南的兵打败胡宗南”。另据华东军区的报告，战争第一年，华东军区补充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部队指挥员愿意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有些部队以翻身农民同别的部队换“解放战士”。
淮海战役中，对俘虏是即俘、即查、即教、即补、即战。俘虏过来后只要个把钟头，即可变为解放军的作战成员送上前线。淮海战役开始时解放军投入42万人，战役中伤亡失踪10万余人，但到战役结束后全军增加到46万人。这就是说，在连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补充兵员达14万之多。这些兵员几乎全是国民党军的俘虏。
不可否认，土改为新政权的建立赢得了民心，但不宜过分夸大土改对中共兵源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内战中，数百万翻身农民为中共军队作后勤。仅淮海战役就有543万民夫“支前”。在传统革命史的叙述中，民夫“支前”被强调为土改后翻身农民自觉与革命结合在一起，为革命作奉献。而据最近黄道炫教授的研究，中共发动民夫“支前”其实遭遇种种困难，并非一呼百应，更多地还是依赖中共基层组织卓有成效、细致入微的组织动员。恰恰是这些方面，体现着中共作为一个独特政党的真正力量所在。
油画《打土豪分田地》，白羽平绘
征兵难，为何中共的战争动员更有效
最近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仍有新体会。比如毛讲中共的政治工作，有三条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三条原则早已耳熟能详。但毛接着还说，这三条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态度就是两个字：“尊重”。尊重士兵，尊重百姓，尊重俘虏的人格。仔细斟酌，“尊重”确是中共政治工作的精髓。要知平民、士兵、俘虏处于社会的底层，常常是受欺负、受虐待的对象，尊重其人格，就会改变与提升他们对军队的情感、效忠、凝聚力。我们记住了毛讲的三条原则，却往往忽略了“态度”。
与此相关的，还有征兵问题。一个前现代国家，没有户籍、地籍的严谨管理制度，无论国、共，征兵、征粮都是难题。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征兵就很失败，最终沦为“抓壮丁”，而且效率极低。1941年，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国军的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与逃亡者十之八九。我数年前阅读蒋梦麟的报告，还表示怀疑。因为十之八九的比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后来从国军将领的日记中发现有相似记载，完全印证了蒋梦麟的报告。
抗战初期，中共同样面临征兵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和中共的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共的武装体制是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体制，上层是正规军，中层是地方武装，底层是民兵、游击队。这个金字塔设计非常有合理性。老百姓不乐意当兵，但让其当民兵，保卫家乡，不离开土地，不脱离生产，阻力就小多了。对中共来说，民兵大体能自给自养，不会加重财政负担。等经历一定阶段，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民兵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了，并受到了初步的军事训练，必要时可升级为地方武装。地方武装是半正规化的军队，财政主要由地方负担。需要时地方武装可升级为正规军。精兵简政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正规军也可转换为地方武装。这样的金字塔多层级体系不仅缓解了征兵的阻力，也减轻了财政压力。
抗战结束时，中共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各60多万，民兵超过200万。蒋介石只盯着中共正规军，要限制其数量。两党一直在讨价还价。中共最终接受了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的整军方案。中共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一方案，周恩来私下说了实话，因为蒋介石不知悉也没有限制中共的“人民武装”。当国共内战一起，中共武装力量迅速膨胀，令蒋介石深感意外。
抗战时期，中共的“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令日本军队穷于应付。当时日本陆军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以对苏军的常规战斗为中心的，在组织、训练上都不具备反游击战的经验与能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难以适应中共的游击战。日军认为遭遇了一种“独特的战争”，独特之处是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敌我战线也不明确。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摄影作品：陕西民兵（支持八路军活动的延安人民武装），1944
对于民间热情高涨的军事史，学界研究太少
这些年来我们做的抗战史研究，主要是“抗战时期史”。有关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经铺天盖地，但恰恰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大大滞后。专业史家很少有人研究战争史、军事史。这可能因为研究者是文人书生，对战争外行，也缺乏兴趣。
而民间，恰恰有一批发烧友对军事史、战争史极有兴趣。前几年有一位叫余戈的作者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1944年的松山战役，研究极为细致，也极为技术化，当时三联书店让我审稿，在我看来非常枯燥，实在没有阅读快感。当时我和三联的人说，这本书虽然我读不下去，但是这类书太少了，你们可以出。出版社开始也有些犹豫，说这类书谁看啊。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以后非常畅销（《1944：松山战役笔记》）。作者也一举成名，去年又出了第二本（《1944：腾冲之围》），仍然畅销！可见确有一大批发烧友，对战争军事非常感兴趣。
不仅抗日战争，中国近现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内战、外战几乎没有间断。专业史家若不研究战争，无疑是一大缺失。日本学者也感慨，他们的战争史研究做得很不够。但仍比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要出色得多。
应从中日战争的视角来研究抗日战争史
过去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其实也是“片面抗战”。战争本是一场敌我双方步步推进的互动博弈。战争中的一方往往是知己而不大知彼，在对敌方的战略与策略茫然无知或所知有限的情况下，要作出准确的预判与应对，并非易事。在博弈过程中，双方都会根据对方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直到双方局势逐渐明朗化以前，谁也无法预料最终的结局。与战争的参与者不同，历史学者具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可以综合战争双方所留下的资料，对双方的战略战术及其互动具有全盘了解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的研究长期局限于“抗日”战争史，只研究中国一方是怎么“抗”的，而对日本一方是怎么“侵”的，却缺乏切实的探讨，对日本一方的认知，仍停留于战时中方对日方简单乃至错误的判断。我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如同电视直播排球赛事时，镜头只对着一边，讲解员也只看一边讲解，势必让看的人一头雾水。当年这场战争从中国的角度叫“抗日战争”，而今天的研究者却不能仅研究“抗”战，必须着眼于“中日战争”的视角。同时也有必要关注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我和日本中央大学的深町英夫教授正在合编一本书，拟将日本学界有关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7 17:23:54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