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在写一篇文章,今天刚刚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写完。
现在初拟了一个题目,可能会修改。暂定的题目是《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战》。这篇文章大概想做成一个社会史和政治史结合的研究。共产党说“地道战”说了很多年,但是基本没有进行过学术化的研究。之前有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基本上是就史实本身来谈的。而我不大想多谈论战争本身,我关注的是共产党怎么动员群众去挖地道的,还有地道是怎么挖起来的,以及地道和地道战是怎么成立的——因为地道本身是一个很被动的东西,它的成立一定是和对手有关系的。这就牵涉到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是什么状况,初期、中期是怎么样的,后期又是怎么样的。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地道战会在冀中地区发生?这和冀中地区的政治环境、生态环境——最基本的是土壤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土壤条件的问题在华北是很普遍的。此外,还和冀中的文化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有关系,以及日本在冀中的进入方式也有影响。一般而言,日军进入某个地区越早,这里遭到的破坏会越严重,从史料看,冀中和冀南就不一样,日军在冀中烧杀远远超过冀南,这和在江南——也就是从上海到南京——的情况是一样的。这篇文章是我觉得这些年来写得最有意思的。因为这个题目有意思,话题的展开也很宽阔。自从我做完苏区的研究之后,一直想找好的话题,但是很难找到;而当我开始做抗战的研究之后,也有很长时间找不到好的话题。之前的那篇《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是我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也算是找到了想讨论的话题,可以从和原来的研究不同的视角进入。但是做完之后,还是觉得虽然讲述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但是讲述的问题可能还是别人已经谈过的。
这个问题陈永发没有谈过,他基本上谈的是对基层社会的发动,而我的文章是从中共的角度入手。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无数次谈过的。虽然我的描述不一样,读起来会有意思,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新意,所以我认为仍然是有遗憾的。而现在这篇文章的切入点应该是新的,可以从中透视中共在基层社会和民众中的运作,地道挖出来要和日本人发生直接的对抗,来不得半点虚饰,这比单纯讲中共如何如何控制可能更能落到实处。在地下挖地道和日本人周旋,如果民众中有反对者、告密者,后果可想而知。固然可以运用“锄奸”的手法予以儆戒——我想这在当时的状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总会有反对者——但是必须得承认,如果仅仅依靠这个方法,怎么可以保证大部分人不开口,而且帮助挖地道?所以还是得靠老百姓真心实意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支持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民族主义的促动在其中是主流。民族主义是和冀中地区文化教育的水准有关系的。冀中靠近平津两大都市,保定、石家庄也近在咫尺,当时北平有很多研究所和大学,晏阳初的平教会以冀中的定县为基地,这对冀中文化有很大的正面影响。冀中地区不少村有几个大学生,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很难找到,我估计除了江苏,可能没有哪个地区能达到这种水平。民族主义的建立和文化素质应该是正相关的。这个地区有民族主义的基因,又有日本的屠杀造成的仇恨,还有经济基础——冀中是一种外向型经济,是那一带最早和世界经济接轨的地区之一。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基本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很多人因此失业了,这也会造成人们对日本人的反感。共产党很早就进入这个地区,而国民党在这里基本没有政权,共产党第一个在这里建立起有效率的政权。他们对民众的组织、动员和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好。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广泛地挖地道。当然,地道的作战能力是很有限的,而地道挖了这么多,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抗战时期,中共能够做出地道斗争这样堪称奇迹的举措,应该说民族主义的促动起了很大作用,通过民族主义构建出民众对日本人普遍的敌意,取得民众的支持。当然要达成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和方式,但是地道战这个方式是我能想到的可以概括这个时代的“标杆”。
从整个华北地区的角度来说,基本上还是限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1937年底中共进入华北之后,他们也许没有想到,华北给他们提供了这样大的空间。这个时候他们想的是和日本人的战斗,可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的进攻过快,或者国民党军队的退却过快,日本军队很快就到了黄河,日军的主力扫荡过了华北地区,中共进入华北的时候,这里基本是真空地带了。你看他们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冀中附近十几个县没有一个日本人。冀中有4个县,1939年之前,没有日本人到达过。所以中共在华北基本没有强大对手。人算不如天算,中共本来抱着艰苦奋斗的想法进华北,意外地捡到了一个聚宝盆,发展快得难以想象。1938年5、6月份,国民党的情报说他们已经超过十万人,后来我看共产党的报告,已经达到了十二万人,而他们进华北时只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出兵,很多人还留在山西,陈再道的东进总队不到五百人,这五百人几个月就发展到五万人。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因为民间的枪支太多。这是一个经常战争的地区,一旦没有政权,人民就纷纷起来了,民团、联庄、自卫队,应有尽有。这些武装碰到正规军,又纷纷被改编。陈再到的回忆录写到,巨鹿的自卫队不太服他们,觉得自己很牛,也有机枪什么的,他就派了一个骑兵连绕城转圈,一下子烟尘大作,威风八面。巨鹿自卫队的首领一看到这个觉得很厉害,正规军来了,很快就投降了。
这就是很“《三国演义》式”的策略。就是要形成一种震慑。当然这时也有一些战争,但都是很轻松的,打几枪,半个晚上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奠定了中共发展根据地、收服民心和在华北立足的基础。这个基础很重要,虽然是天赐良机,也是他们争取的。后来在1939年有一个回撤,大家都知道,日本占领了广州武汉,开始回撤后方,巩固自己的占领地。日军这就开始跟中共兵戎相见了,按照毛的说法就是持久战阶段。冀中的情况稍有不同:冀中就在北平、天津旁边,离保定只有十几公里,理论上是日本最早动手的地区。这也的确是日本最早动手的。但是日本对冀中多少也有顾忌:这里已经有十几万部队、七百多万的民众、几万平方公里的控制区。所以,日军对冀中大的行动是从1940年前后开始的,先后有三次治安肃正。大概到1942年,共产党还可以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三分之一。很多地区虽然日本人开始占领点线,但是共产党仍然在活动。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根据地就没有了,但还有游击根据地、隐蔽根据地。这一时期,日军大修据点、碉堡,光在冀中七分区就修建了一百七十多个碉堡。这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日本人修建一个碉堡需要多少钱?
?我在做苏区研究的时候看过材料,国民党修建一个碉堡需要一千多块钱。这是一个很昂贵的工程,同时要征用大量民夫,还要把老百姓家的门板拆下来。这涉及到民众负担问题,和与民众的关系问题。所以日本人修了这么多碉堡和公路,碉堡的供应线是当地人提供的。我在日记上看到,要送很多肉,还要出力修路,还要送东西。通过这些我想搞清楚,民众的负担是怎样的。
我知道江西的情况,但我不知道河北。这是征税之外额外的负担。1943年中,状况有所变化。日军为了准备“一号作战”,开始在冀中收缩力量。这时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撤军。中共基本上都是这样,只要有一点机会,就会把机会用到极致。日军的减少给中共一个在冀中东山再起的机会。1944年之后,共产党可以控制的地区又开始恢复。这是日军和中共力量在冀中进退的大致过程,地道的发展和这个过程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日军开始进攻,形成拉锯状态的时候,才会需要地道。为什么?因为地道的功能主要是用于隐蔽,自身控制严密的时候不需要地道,完全被占领的时候也没有意义,只有拉锯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1940年开始出现地道,1942年初有一个大的发展。五一大“扫荡”后,1942-1943年,冀中地区处在日军的完全控制下,地道进入了消沉时期,这时地道主要用于躲藏,能够维持住就已经不错了,展开战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1943年底之后,敌我又进入拉锯状态,地道才开始重新发挥作用。冀中大规模的地道挖掘是在1944年日本人进一步衰退之后,至于较多利用地道抵抗日军,是在1945年日军日薄西山的时候。就用于战争的地道战而言,应该说,其实效能比较有限、远远不像以前宣传的那样,但是地道本身的大规模挖掘和存在,却不能不说有很多神奇的意义。
冀中是共产党先控制的,吕正操部最早进入,吕是一个儒将,宣传做得很好,民族情绪比较高。日本人控制了这里以后,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存还是第一位的,拉你去做伪政府军,当然大部分人还会选择服从,但积极性和卖命的态度会比较有限。中共的报告常常提到,伪军是经过我们教育和宣传的,所以不会真心为日本人卖命,对这群人应有一套非常细致的争取的手法。对于特别顽固的实行定点挖除,也就是暗杀,而其他的采用各种手段,只要有一线可能就要争取。必须承认,中共的韧性非常强。各个地区的政权、党组织,从县一级、区一级乃至村一级,即便是在五一大“扫荡”根据地变色后,也基本都保持着组织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和行动对于伪军和他们的家属都有着持续的威慑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合力,对伪军的战斗力形成重要的影响。另外,中国军队战斗力本身就有限,何况伪军。由于各种因素削弱了伪军的力量,他们确实很难发挥大的作用。我在看地道材料的时候,有一条说日伪军到一个村庄,日军就命令伪军去找地道,找到之后,一般是伪军先下去,日本人在后面。伪军先下去,就被打死了。后来伪军发现,这个很危险,一发现地道口就派我下去,我就得死,所以后来伪军发现了也不吱声,地道口就很难被发现。这当然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但这个状态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所以我想你问的问题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理解。
当时杨成武曾写过一个小册子,谈怎么挖地道,一般是挖一米高,八十厘米宽。我看到柳杞当时的日记,里面有参加地道战的亲身经历。他是文艺兵,让搞文艺的体验生活的地方一般是比较模范的。他谈到的地道的高度也是一米左右,人是不能直立的,猫着腰,很简陋。当时的状况也没有水泥,可以通过就可以了。相对会在防水防毒方面做一些措施,还有对怎么防止敌人破坏地道的问题做一些处理。
关于整个的规模,这要看村子了,基本上是每一村自己挖。后来挖地道是算分的,跟生产队一样。一个是人力分,一个是富力分。每家有几个壮丁,要出几个人。富力就是你家有几亩地,可以打多少粮食,这些也要算进去。这是共产党很高明的地方,让有钱人多出一点,让穷人通过挖地道得点利益,这也是鼓励积极性的手法。冀中是一个发达的平原地区,形成聚居状态,这也为地道形成提供了条件。比如我们南方村子很小,很多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躲避的空间很小。日军来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搜一下就发现了,这样地道就很难有效果。冀中大多是几百几千户人家的大村落,村与村相距也近,对挖地道有利。基本是大村挖得多一点,小村就挖得少一点。我看到有的大村挖了几千丈的。两千多丈的话,就是七八千米。1944年冀中挖了两万多里的地道,这个可能不是太准确,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从地下挖了这么多土,土的处理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被日本人发现。
其实我基本上只研究地道。地道主要是用于躲避,不是以单独的战斗形式出现。它首先是依托房屋进行战争的布置,实际上就是打冷枪、巷战,在当时表述为村落战、地雷战、伏击战、村落之间相互的反包围战。一个村落被包围了,周围的村落都去支持,还有共产党的区分队、民兵互相支援。只有和这些东西完整地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地道战。因为进入地道之后,只能被动伏击进入地道的对手。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经常看到从洞口出来了之类的情况,但是我在看战史的时候,真的没有看到类似的描述。只有作战不利了之后,才进入地道躲避。我最后的题目可能改为“地道斗争”,“斗争”的含义会更广泛一点,因为在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的意义。
东北和华北地区接壤的地方会有栅栏,防止关内的人去东北。而在冀中这个地方,日本还是要榨取资源的,如果也用这种方法,那么就会很艰难。我也对比了下日军的碉堡和国民党军的碉堡。国民党军的碉堡表面上看是被动的, 进入一个地方就修建碉堡,实际上是主动的,军队推进到哪里,碉堡就修到哪里,实际上是对占领区的标记。在苏区是很难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国民党的碉堡就意味着占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军事实力,五十万人对十万人,有充足的军力用来守御,这两者差太多了。而日本的碉堡基本上是被动的、单纯的驻守,军力有限。按照共产党的理解就是,集中里面有分散,分散里面有集中。所谓集中里面有分散,就是说在冀中有那么多兵力,但是分散到无数个碉堡里去了。而分散里面有集中,就是说会集中起来去扫荡。但这所有都弥补不了军力不足的事实,所以他总是割肉补疮,一旦把分散集中起来的时候,共产党就对碉堡有威胁。共产党对日本人的分析,是把日本人兵力有限的问题加以高度强调,这是他们活动、作战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本文源自黄道炫教授接受东方历史评论时的部分回答)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1 18: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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