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2016-08-02 16:56:41  来源：《近代史研究》(京)2003年03期 作者：臧运祜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从193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中经“福建事变”，到193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两广地区也维持了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按照伪满洲国成例，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海军也加入其中，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关 键 词】宁粤之争/福建事变/两广事变/日本侵华/华南政策

从193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中经“福建事变”，到193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华南地区成为反蒋的主要基地，并一度形成了国民党内部颇有影响力的广东一西南派。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加紧侵华的步伐，在集中主要力量实施华北政策、发动华北事变的同时，从其对华政策的全局出发，也关注、介入了华南地区的反蒋运动，从而基本形成了其华南政策。与华北一样，在华南地区的中日互动中形成的“华南问题”，是“七，七”事变以前中日关系和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当时国人“均集中视线于华北问题，而漠视华南问题”（注：参谋本部：《日本侵略福建之阴谋》（1936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页。），这一问题并未引起重视（注：关于此时华南的反蒋运动，“两广事变”后有一小册子进行过简单记述（威达：《西南异动始末之回想》，国民印务有限公司1936年版）。此外，一般日本人对华南的关心也不多，1938年底日军侵占华南后日本有人说：“与朝鲜、满洲、支那相连的北方一线相比，我国国民对于南支那的关心一贯不多，不无遗憾。”（〔日〕大阪每日新闻社编：《南支那》，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9年版，第1页））。

近10多年来，关于西南派的反蒋运动，我国学者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在其中提及西南派与日本的一些关系。（注：这些成果主要是杨天石先生根据哈佛大学及台湾所藏胡汉民档案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其相关论文收入《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及《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书中的第九、十章，也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进行过论述。陈红民先生最近的两篇论文《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和《“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主要根据哈佛大学所藏胡汉民档案，论述了两广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以及胡汉民与日本的关系。另见邓正兵《论广东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学术研究》2000年第5期）。此外，在近10多年间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研究中，对于“七·七”事变前华南地区的抗日运动，也有所论及。但遗憾的是，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之第1编中，对此却未有论及。）但是，可能主要由于资料因素的制约（注：就中方而言，除了胡汉民的资料外，西南派特别是桂系的档案资料十分缺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一书之中日关系部分，仅收录了3份文件以证明日本对华南的侵略。就日方而言，则由于15年战争期间的重要档案被严重毁坏了，既不系统，也不完整；即使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文书，约有一半被烧掉了（〔日〕清水秀子：《〈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にっぃて》，《军事史学》第18卷第2号，1982年9月）。），对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对华南政策，则缺乏应有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午版）的基础上，主要依据有限的相关日文档案资料，对此进行一些考察。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

1931年2-3月间，蒋介石因与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在南京软禁了胡汉民。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并促成了反蒋联合阵线的再次形成。1931年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此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反蒋地方实力派——广东派。

广东派此时最大和最主要的任务是继续组织与发动国内的反蒋运动。为此，他们转向日本寻求支援。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的请求，并表示要派人赴日本。（注：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下同），R.P69,PVM57，第16-23页。）

币原喜重郎外相于7月2日回电须磨弥吉郎，表示：现在与广东政府商讨将来问题，不合时宜；虽然广东政府未经日方承认，但对其强烈要求派代表赴日，也无异议。（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P69,PVM37，第24-30页。）日本未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对广东派的发展还在观望之中，但允许广东方面派员来日，又说明了它对于该派还有更大的企图。（注：陈友仁曾要须磨转告币原外相，他以汪精卫代表的身份与币原会谈。币原认为：作为帝国的外务大臣，与日本政府并未承认的广东政府的代表会谈，是困难的，但听取一下汪精卫的意见，对于我方也非常有益，特别是当时盛传汪氏正准备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他的一举一动，对于我方关系颇大。出于上述考虑，币原答复说他乐于陈氏来日相聚（〔日〕币原和平财团编著、发行：《币原喜重郎》，东京，1955年版，第458页）。）这是日本在南京政府时期插手华南的开始。

经过一番磋商之后，陈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于7月26日携刘纪文（化名“广田文雅”）、甘介侯（化名“南介吉”）秘密前往日本访问。至8月13日离日之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以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进行过多次会谈。其间，双方并未涉及日本承认广东政府、广东方面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具体问题，对于日本提供武器援助的问题，也只是泛泛涉及而未形成措施。（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P69,PVM57，第238-241页。）

据陈友仁回国后称，他此次秘密赴日的主要成果，是与币原外相进行的5次会谈。但现存日本外务省文书中，只有7月28、31日和8月3日的3次会谈记录，且主要是前两次。在这3次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方提出的要点有：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除一般性条款之外，还必须规定不侵略条款以及日中两国正纠缠或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与事项，其中须特别规定解决“满洲问题”，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确立日本国民（不论内地人或朝鲜人）在满洲的安定居住及和平从事商、工、农等职业的状态；上述条约须经中国国民的承认。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172-180页。）

由于陈友仁与币原的其他会谈内容已不得而知（注：币原与陈友仁的会谈，仅限于两人，并无第三者在场；《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所收文书，是当时的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根据币原的口述，在事后所作的笔记。此外，币原本人也留下了一个记录（《币原喜重郎》，第457-458页）。但笔者认为，这些事后记录总不免些许水分搀杂其中。），所以，我们还难于下全面的结论。币原外相当时判断：陈友仁访问他的真意在于以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承认广东政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注：《币原喜重郎》，第458页。）而从这几次会谈来看，日本对于广东派的要求，也并非如南京方面当时所宣扬的那样，是企图以条约的形式，使这个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央政府的广东政府，承认其在满洲的权益。（注：币原外相曾密告南京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陈友仁表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但此说缺乏确切的证据。实际上，早在陈友仁到达日本与币原会谈之前，上海的报纸就持此说，但币原与陈氏在会谈时，均视之为笑谈（《币原喜重郎》，第458页）。）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与南京政府紧张交涉万宝山、中村两事件之际，它允许广东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关于满洲问题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日本对广东派反蒋活动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注：1932年3月25日，陈友仁在上海告诉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李顿等人：去年夏天他在东京的时候，日本人试图向他提供人和钱，以贿赂他去反对南京政府。见朱利译、金光耀校《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上），《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第34页。但陈氏此说，也缺乏依据。），也是它对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外交上的配合。

在日本政府允许陈友仁访日之前，军部为牵制张学良的兵力于关内，以利于在关外发动事变，已经派遣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注：参见拙文《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3期。）。而石友三7-8月间发动的反张、反蒋叛乱，也受到了广东政府的支持，他被委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广东方面还派遣邹鲁北上华北，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武力反蒋之事。邹鲁住在天津期间，土肥原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多次与他会面，土肥原甚至提出要邹鲁去主持东三省。（注：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68-269页。时间系笔者推定。邹鲁称自己当时严词反驳并拒绝了日本人。）这是日本同时插手华北与华南反蒋运动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蒋介石迫于内部及广东派的压力，于10月13日释放了胡汉民。胡汉民离开南京后，先在上海，后长期居留香港，走向了彻底反蒋的道路。蒋、胡矛盾与宁粤对立，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

11月间，广东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访了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要他向日本政府转达广东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日本取消对南京政府的承认等希望，并说：“日本政府要除掉张学良，当然应当首先考虑要蒋介石下野，在这一点上，广东政府与日本的目标完全一致。”（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2册，东京，外务省1977年印行，第399-401页。）币原外相在给须磨的回电中，阐述了日本政府此时的“广东政策”：(1)如果日本在取消承认南京政府的问题上采取过分措施，就会招来列国对我干涉中国内政的疑惑，进而不利于“满洲问题”的解决。(2)如果广东方面也要参与关于“满洲问题”的日中直接谈判，则可以领事个人的意见转达：“除非中国方面明确承认我方五面大纲，否则难以得到我方舆论的谅解；特别是，如果对于所谓‘二十一条’问题采取弥缝式的解决，今天断不会为我国舆论所允许。”(3)关于向广东政府提供武器问题，需要在“充分确定广东政府的发展趋向时再实行”。（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510,S1110-4，第8-12页。币原电文中所称日方的“五项大纲”，系指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中提出的五项协商大纲：“（一）否定互相侵略的政策和行动。（二）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三）彻底取缔防碍相互通商自由和煽动国际之间憎恶对方的有组织的行动。（四）对于在满洲的帝国臣民的一切和平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在条约上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185-186页）而其中第五项所指“条约”，据中国方面的了解，系指1915年的“二十一条”（《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1月16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上述“广东政策”说明，与事变前一样，此时日本政府主要考虑的是要有利于“满洲问题”的彻底解决，而广东政府即使将来成为中央政府，日本也要继续奉行对于南京政府的现行政策。

日本军部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在集中解决“满洲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在《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对策》中，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注：〔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集：《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年版，第165-171页。）这是日本在事变后由军部制定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再次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前夕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注：1931年4月参谋本部拟定的“形势判断”及“1931年度参谋本部对华谋略”两文件，迄今未被发现。学界所用，系关东军对此的意见（〔日〕稻叶正夫はか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07-109页）。）

按照这一方针，关东军先派遣土肥原贤二于11月间，策划了两次天津事变。随后又派遣土肥原来到广州，与在这里酝酿进行反蒋运动的胡汉民会晤。土肥原在攻击南京政府的同时，表示愿意由日本帮助胡“出面组织健全政府”，而胡汉民则以本国内政不要他国干涉为由拒绝了。（注：蒋永敬编：《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1页。土肥原在广州与胡汉民会晤的时间是11月29日（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510-512页）。但土肥原的此次南下，笔者至今未能找到日方的证据。据土肥原的记录：他在第二次天津事变后，被军部召回而受责（〔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6页）。而《三民主义月刊》编者为《胡汉民对土肥原谈日方错谬》（1935年3月2日）所加的按语则说：“土过去从未到过西南。”（《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3期，1953年3月）故笔者对此暂存疑。）

在胡汉民等的反对下，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宁、沪、粤三方的国民党势力随即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不久，南京成立了以广东派为主的孙科内阁，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宣布取消，1932年1月1日起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奉胡汉民为精神领袖，自此形成了“西南派”。

这时，日本政局也发生了动荡。12月13日，犬养毅组阁，并暂时兼任外相。犬养内阁刚一成立，19日，胡汉民就通过须磨，致函犬养，陈述了他对于中日时局的解决办法，并促其纠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注：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512-513页。）24日，犬养回电，对胡汉民在“满洲问题”上尊重日本的立场深表快慰，并建议胡汉民此时应“专注于建立坚强的中央政府”。他的一纸电文，使逆境中的胡汉民感念之至。（注：《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2册，第476-477、479-480、491-493页。）广东派企图在占据中央政府的同时，利用与日本特别是国民党与犬养毅的深厚历史关系，使“满洲问题”好转起来，胡汉民与孙科等协商后，准备派陈中孚东渡日本，探求东京方面的意向。但由于犬养首相已派遣萱野长知来华，陈中孚的赴日计划取消了。（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510,S1110-4，第548-549页。）

萱野长知于12月15日拜访犬养首相时，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将由广东派组织且他在其中有不少知己，所以提出以个人资格赴华。得到犬养毅许可后，萱野于23日来到了南京，与南京政府的要人们进行了接触，并预定在滞留期间与中国方面交涉东北问题。南京方面也根据他的意见，在原来的“东三省接收委员会”之后，组织了“东北接收委员会”，准备接收东北。（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510,S1110-4，第534-538、541-542页。）

在中日围绕东北问题进行激烈斗争之际，萱野长知以犬养首相密使的身份，撇开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他的这些活动不但受到了陈友仁的反对，更受到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方面的强烈反对。萱野长知在南京期间，曾7次致电犬养首相，12月31日又向首相发出了密电。犬养首相不但未有任何回复，反而发表声明否定萱野的做法，并于1932年1月5日正式训令萱野：迅速离开中国返回日本。（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510,S1110-4，第545-547、550-552、557-558页。）萱野之被召迅速回国，“是因为外务、陆军、海军的官僚们认定，萱野工作乃是日本满蒙分离工作的障碍”。（注：〔日〕崎村义郎著、久保田文次编：《萱野长知研究》，高知市民图书馆1996年版，第225页。）

“萱野工作”是15年中日战争期间日本的第一次和平试探，它含有日本对南京政府与西南派的双重政策意义，表明了犬养首相借西南派来解决中日问题的企图。（注：我国学者最近关于“萱野工作”的一些研究，着重于日本对南京政府的政策意义（李吉奎：《犬养毅的“和平”试探与“五一五”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陆伟：《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这固然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如果没有胡汉民和犬养毅的事先沟通，如果不是广东派在主掌南京政府，萱野长知此行的可能性并不大。）它的迅速失败，不但使得孙科内阁在外交上一筹莫展，也暴露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质并非如萱野长知的幻想。1月6日，犬养内阁的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将共同商定的《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出示给了正在东京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该文件除了对满蒙问题的政策之外，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其根本方针是“彻底清除排日、抵制日货的祸根”，处理纲要是“消灭中国本土的赤化运动、反日军阀及反日政党”。（注：《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第171-172页。）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制定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据此，参谋本部第二课于1月21日拟订了《对华一般方策》，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注：《大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第175-176页。）对于日本而言，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于1月30日迁都洛阳。2月1日，邓泽如派人秘往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向日方通报了西南派关于“广东独立”的计划，拟悄悄脱离国民政府，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以达成实施反蒋运动的目的。须磨对此表示无异议，且极有兴趣。（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1卷，东京，外务省1996年印行，第550-552页。）但在对日问题上与蒋介石势同水火的胡汉民，却从淞沪抗战期间开始转向了主张武装抗日，他不同意广东独立的计划，而是采取“以西南结西南”的策略，并加紧联络华北的冯玉祥等人，企图“南北并起”以倒蒋。（注：参见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海外访史录》，第308-310页。）西南派的做法，使日本感到忧虑。7月11日，须磨离任赴沪时，对林云陔（广东省政府主席）坦言：“广东方面如继续持此等态度，日中关系仍不堪忧虑。”（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1卷，第578-579页。）可见，日本并不希望西南派由反蒋走向抗日。

8月27日，日本的斋藤实内阁“阁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时局处理方针》。这是日本根据“满洲事变”造成的国际关系新变化而决定的日本新的对外政策文件。其中首先规定的是日本“对中国本部的政策”，内称：“最近，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分立的倾向愈加明显，我方要密切注视由此带来的政局演变。”采取的对策有：“对于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场与体面，或者进而以善意的态度，使之对我方有利”；“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206-210页。）该文件通篇未提及中国政府，却分别规定了对于中国本部各“地方政权”的政策，这表明了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仿伪满洲国成例分裂全中国的企图。而当时中国本部能够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地方政权，该文件排除了张学良主持的华北和南京政府所在的华中地区，却只字未提华南地区。不言而喻，它指的就是西南派。

这时，由于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张下野之说盛行。胡汉民等担心促张下野则难以打开中日关系，故于9月初派遣陈中孚赴东京，探求日本军部的意图。陈中孚探知了日本军部对张学良仍持强硬态度，回到上海后，又与日本驻华公使馆的要人交换了意见。他向胡汉民作了汇报后，又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如下策略：促使张学良下野，由张承担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全部责任；借讨伐张学良之机，在武器与财政方面请求日本支持，使广东在反蒋方面成为与华北相匹敌的策源地。（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1卷，第596-597页；〔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东京，外务省1977年印行，第816-818页。）西南派为了反蒋而有求于日本，此举不但符合日本的政策意图，易于为其利用，而且极有损于它的“抗日”形象。

二、“福建事变”前后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使日本最终完成了“满洲事变”。此后，日本以华北为中心，开始全面制定与实施以前酝酿的对华新政策，其华南政策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确立下来。

1933年9月，正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承认伪满洲国一周年之际，曾以“焦土外交”而闻名的内田康哉辞去外相之职，经其推荐，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于14日就任斋藤内阁的外相。以此为契机，日本军部屡次向内阁提出了制定新的对外政策的要求和方案。

在陆军的《帝国国策》之后，海军也于9月25日提出了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文件《处理对华时局方针》。（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集：《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9-10页。）这是日本海军针对1932年8月27日阁议决定的《从国际关系出发的时局处理方针》，“鉴于形势的变化且考虑到将来的发展”而确定的对华政策文件。它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全面规划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其内容包括“一般方针”、“对华北方策”、“对华中方策”和“对华南方策”。在“一般方针”中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是使中国成为稳健中立的国家，日、满、华三国互相提携，确立东洋和平的基础。为此，要进行指导，以使中国迅速改正以往的错误政策，与我国合作。”而“如果某一地方政权改正错误，采取与帝国相提携的态度，帝国则拥护并支持之”。在“华北方策”中提出，要使华北“逐渐在事实上独立于中央政府政令之外”，还要“使这一情况逐渐波及华中、华南，并加以扩大”。在“华南方策”中规定要与“华中方策”同一宗旨，即“采取宽猛并用的策略，使其有利于我方”，而且还规定：(1)“鉴于西南方面的反蒋运动将有利于缓和国民政府的排日政策，在排除其抗日宗旨以外，可对此加以放任，相机加以利用”。(2)“要极力警戒、努力防止列强在华南的军事进入，为此对于该地区要进一步采取积极的方策”。海军方面规定的“华南方策”，第一次明确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南政策。支持并利用西南振的反蒋运动，以与华北一起，逐步脱离南京政府，进而分治全中国，是这一政策的核心所在。

10月3-20日，斋藤内阁召开了5次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21日决定了日本新的外交方针。其中首先规定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吸取了军部的上述对华方针。而关于具体的政策措施，则决定交由有关各省继续进行协商。（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275-277页。）据此，在“天羽声明”事件告一段落之后，从1934年6月开始，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的有关课长，分别在其上司的监督之下，协商日本对华政策的具体措施。（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SP67,SP199，第599页。）7月3日，斋藤内阁辞职，8日冈田启介组阁，三省官员继续留任，并未打断上述协商过程。到12月7日，冈田内阁的陆、海、外三省的有关课长终于拟出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注：《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22-24页。）

该文件规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宗旨”与“策略纲要”两部分。在“策略纲要”中，又详细规定了日本的具体措施，分为“一般策略”、“对南京政权策略”、“对华北政权策略”、“对西南及其他地方政权策略”、“扩张商权的策略”5个方面。其中在“对西南及其他地方政权策略”中，除了沿用前述“一般策略”及对南京政权与对华北政权策略之外，又规定“要维持西南派及韩复榘、阎锡山等采取与南京政权的对立或若即若离的态度而形成的状态；为了牵制南京政权的对日态度，我方对此要相应地表示好意，并适当加以联络”。但同时又规定：“此种地方政权的重新产生，要依靠中国政局的自然推移，我方应注意不要出现偏于拥护南京政权的结果，同时又要力避采取积极促进新的地方政权产生的措施”；而且在实施上述各项策略时，都要“努力扩大我方的对华商权”。这个由日本政府与军部有关当局经过较长时期的协商而达成的对华政策文件，正式规定了日本对华南政策的策略。

日本当局在制定上述对华政策的同时，也在其中有关方针的指导下，在华南继续实施相关政策。

1933年初，在板垣机关策动华北谋略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也在闽、粤一带策划过一次“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和知此前得知两广的实力派人物“企图再开日中直接交涉，以日、满、华提携结成亚细亚联盟”之后，亲自出马，以港币买通了广东归侨中的一些人，组织了“广东大亚细亚协会”，并由该会组织了“归国华侨旅行宣传队”，计划于4月23日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举行仪式（4月23日系旧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曾在此发生黄花岗之役，72名反清志士牺牲）时，公开散发“大亚细亚主义、王道政治”的标语，由此开始发动华南的“大亚细亚联盟运动”。但在举行仪式时，他们却出乎意料地散发了内容完全相反、宣传抗日排日的传单。和知非常狼狈，却谎报了参谋本部，日本报纸亦宣传“广东大亚细亚联盟运动抬头”的消息。（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13,S1200-14，第75-87页；S510,S1110-40，第238页。）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成立了“泛亚细亚协会”。后来在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少将的极力劝说下，又于1933年3月1日创立了以该会为母体的“大亚细亚协会”，松井石根与近卫文麿、广田弘毅等人均为创立会员。松井石根后来担任会长。该会成员多是陆海军、外务省、学界、言论界的实力派人物，他们创办《大亚细亚主义》机关刊，标榜他们“以孙文的大亚细亚主义为基调，以日中两国的坚强合作为柱石，立志于亚洲的团结与解放”。（注：〔日〕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陈中日记》，东京，荚蓉书房1985年版，第4-5、260-264页。）日本“大亚细亚协会”的成立，是和知鹰二策动“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的背景。这次运动流产后，日本人又伙同汉奸，在华南组织了西南“大亚细亚”协会（5月）、广东“大亚细亚协会”（7月）等。（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第837-840页。）它们歪曲孙中山先生生前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企图实现日本在华南的政治目的。

和知策划的运动失败后，日本军部又派遣了伪满洲国前驻日代表鲍观澄赴华南活动。6月18日，鲍观澄到东京后，以治病为名，与参谋本部秘密协商，拟赴广东、香港，向当地的亲日派要人宣传伪满洲国，促成日、“满”、华的提携，并借机进行反蒋活动。但由于广东总领事和海军方面的反对，鲍观澄未能前往广东。从6月30日起，他在香港秘密活动了一个多月。和知鹰二为他提供了巨额的活动经费。鲍氏先与胡汉民联系未成，7月17日，与李宗仁进行了秘密会谈，他认为这是其重要收获；一起参与会谈的和知也认为“对于实现日满华三国提携，极有意义”。8月9日，回到东京后，鲍氏向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军事参议官真崎甚三郎、陆相荒木贞夫、台湾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军部要员作了汇报。经过此次短暂的华南之行，鲍观澄为日方摸透了西南派先行反蒋及粤、桂、闽三省联合实施表面抗日实则与日本提携的内部计划。（注：关于鲍观澄的此次华南之行，笔者此处主要依据的是日本的有关军事文书，收入日本外务省档案，S13,S1200-14，第1-74页。但在〔日〕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2卷（东京，外务省1998年印行）一书所收的相关外交文书中（第908-923页），多数记录的是外务省方面对此的不满与干预，故笔者较少引用之。）

鲍观澄华南之行的目的，系按照日方意图而对华南政情进行窥探，它为日本决定华南政策提供了帮助。此时，中国国内在长城抗战之后，掀起了又一次抗日反蒋的高潮。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崛起于华北之后，胡汉民等积极策划粤、桂、闽三省独立，企图南北夹击南京政府；陈铭枢也在香港联络李济深等人进行反蒋。（注：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见《海外访史录》；《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4页。）在北方的同盟军失败后不久，“福建事变”又爆发了。

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省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在1898年被日本划作势力范围，是日本在华南首要的关注之地。1932年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闽西，发动了漳州战役，日本方面对此表示关注。（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1卷第619-647页“共产军进入福建问题(1932.4-6)”，收录了日本驻福州总领事的报告共28份。）6月，进行过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奉调入闽，更引起日方的密切注意。6月7日，日本驻福州总领事田村贞治郎拜会了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提出了取缔排日的要求，并发出了不得因十九路军驻闽而无视取缔的警告。（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2册，东京，外务省1980年印行，第580-581页。）12月6日，蒋光鼐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日本认为福建的排日空气仍有恶化之忧。（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3卷，东京，外务省1981年印行，第811页。）1933年6月8日，福州的日本侨民组织联合上书驻福州总领事，请其转告日本政府：“应对华南最重要的福州予以重大关心，以帝国的优势势力保护濒于危机的本地侨民的地盘与权益，断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禁止本地的排日运动，并开始实质性交涉，以积极策略发扬我帝国国威。”（注：日本陆海军档案（缩微胶卷，下同），Reel 31,T122,第41454-41455页。）但事变前夕，日本陆军中央方面的方针是“放任旁观”；驻福州总领事守屋和郎也建议政府方面采取“暂时观望”的方针。（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2卷，第606、608-609页。）

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这引起了日本方面更大的关注，其对策与方针不能不有所改变。

同日，日本外相致电驻福州总领事，阐明了日本政府的一般方针：只要新政府不以抗日为旗帜，且不侵害我方权益，就不加干涉。（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2卷，第610页。）可见，日本政府的不干预方针，是有条件的。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奉命于21日由香港出发，24日来到福州，从25日起同驻福州总领事守屋及台湾军司令部参谋土桥一起，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秘密会晤。和知等向东京建议：“日本此时对于该政府应加以支持诱导，努力确定日满提携的基础。”（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5,IMT50，第88-90页。）日本参谋本部对于由“福建事变”掀起的反蒋高潮，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注：日本陆海军档案，Reel139,T1327，第64042-64053页。）台湾军也认为福建与两广配合，将成为华南一大势力，卷起威胁蒋介石的旋风。台湾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也亲自出马，到福建秘密活动。（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5,IMT50，第109-110、221-222页。）

在“福建事变”期间，日本虽有若明若暗的态度和表里不一的举动，但它倾向于支持南京政府，对于新政权基本上采取的是不支持和伺机干预的方针。（注：详见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第138-142页。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于12月1日对汪精卫再次阐明日本政府的态度：“只要独立政府不打出抗日的旗帜，或者不侵害我方的权益，就无意干涉。”汪氏得知后，十分放心（《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2卷，第634页）。）故蒋介石平息闽变后，特意挑选了与日本军政界关系密切的陈仪，重组福建省政府。陈仪又以曾在华北参与对日谈判的“日本通”李择一充任其顾问。（注：《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页。）目的均在于从外部稳定福建局势。日本方面也趁机向福建新政府的首脑们提出要求：必须加强日中亲善，同时注意日中间悬案的解决。（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东京，外务省2000年印行，第897页。）

“福建事变”期间，胡汉民等西南派对此不予支持，但又趁机策划开府广西、开府西北以联合反蒋的计划。广西方面为此向日方提出了援助要求，日本亦加紧对桂系的工作。

12月6日，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和知鹰二进行密谈。王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精神与物质上的援助，和知也向军部建议对此加以利用。14日，白崇禧让王季文通过和知，向日本军部首脑转达将与日本提携的愿望，并要求日方提供金钱援助。1934年1月8日，王季文再次来到广州，向日方正式提出了经济借款的要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5,IMT50，第137-142、345-346页；R.WT14,IMT49,第46-47页。）和知鹰二及驻广东总领事川越茂均认为，对广西的经济借款，可与目前日本的华南政策结合起来，要通过秘密工作加以实现；可由台湾总督府出面，将岛内的剩余物资转化为资金，通过台湾银行或华南银行，实施对广西的经援。（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4,IMT49，第51-52页。）随后，广西方面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4,IMT49，第141-143、244-245、337-338、355-358页。）

由于“福建事变”很快失败，西南派开府广西的计划未及实现。桂系的上述对日要求虽然落空了，但它却为日方提供了另一种机遇。在反蒋政潮大致平定之后，日本的华南政策不能不有所变化，转向了主要以扩张日本商权为目标的发展华南经济的政策。

1934年2月14日，和知鹰二向参谋本部提出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日本向华南销售过剩的大米，并以此为契机，培养反蒋亲日政权。在此基础上，3月31日，台湾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广田外相递交了一份《对两广政府的物资借款方案》。据此方案，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事务官松平忠久于4月5日拟出了题为《关于对两广政府借款方案的考察》的文件，认为该借款就大局上来看，对日本有以下好处：“(1)可以处理内地的过剩大米。(2)可在华南方面扶植我方势力。(3)对南京政府进行牵制，特别是诱导其走向日中经济合作。”（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第898-902页。）可见，日本对华南的经济援助，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为了贯彻华南政策，7月17-20日，日本在台北恢复、召开了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华南领事会议”。（注：1921-1924年间，日本曾在台湾每年召开一次“华南领事会议”，以协调台湾与华南各地的关系。1933年，台湾总督府提议恢复此会，外务省也表示同意，只因中国政局而一再拖延了。）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有日本驻华南各地的领事（福州总领事、厦门领事、香港总领事、广东总领事代理、汕头领事），以及台湾总督府的局部长、台湾军及海军马公要港司令部的参谋、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长、台湾银行与华南银行及大阪商船的代表等，会议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部长主持，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出席了会议。（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651,S13230-5，第233-234页。）

这次会议是在日方认为“华南政局基本稳定”的形势下召开的。中方的陈济棠曾在此前秘密召集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各省代表，在广州召开“国防设施会议”，以对付日方此次会议侵略华南的阴谋。（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645,S13230-1，第779页；S651,S13230-5，第108-109页。）此次华南领事会议，围绕日本对华南的通商、交通、警务、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并专门讨论了向华南的走私问题。达成的协议主要有：以台湾为中心发展华南经济的方策；向华南倾销台湾产品（日本砂糖、台湾米、凤梨罐头等）；整理向福建省、广东省的借款问题；台湾总督府恢复外事课等。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在开幕词中，提出台湾要“促进华南经济的活跃，并为实现日中经济圈乃至东亚经济圈做出贡献”。关于台湾总督府恢复外事课问题，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长田尻爱义与会时特别指出：“今后的台湾，不但要成为向华南发展的据点，而且形势已要求它对南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645,S13230-1，第779、792页。）可见，此次华南领事会议，不但是为了确定日本的对华南政策，也是为了准备南进。而台湾将逐渐充当起日本作为实施其华南一南洋政策的基地。

在华南领事会议之前，担任满铁理事、经济调查会委员长的十河信二，曾于3月和6月间两次到中国关内“旅行”，由华北、华中而华南。在华南，胡汉民向他提出了由日本帮助设立西南贸易银行的要求，十河遂向日方提出了设立西南贸易公司的计划。（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SP66-67,SP199，第681-682页。） 7月19日，胡汉民又向和知鹰二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知报告参谋本部，认为设立该银行“将对于促进以两广为根据地的日满华及南太平洋的贸易，发挥巨大作用”。据此，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于7月23日拟出《对于中国西南经济援助的文件》，提出为了促进日本与中国西南的经济提携以及通过南洋华侨而促进南洋贸易，日本对胡汉民的要求应“以好意对待之，并为其实现而提供必要的援助”。10月2日，在上述十河方案的基础上，陆军省又拟出《设立以促进西南贸易为目的的贸易公司的草案》。（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1部第3卷，第918-921页。）上述表明，满铁与军部同样对于扩大华南的经济贸易感兴趣。

三、“华北事变”前后

1935-1936年间，是日本危言耸听的“国际危机”到来之际。日本着眼于在华北发动事变、准备北进的同时，也正式开始新的南进准备。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特别是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渐趋中央化（注：抗战前的地方政府中央化问题，笔者不在此展开论述；此处之所以称“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是为有别于陈济棠等。关于后者，参见吕芳上《抗战前的中央与地方——以蒋介石先生与广东陈济棠关系为例(1929-1936)》，（台北）《近代中国》第144期，2001年8月。），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来的对华南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而纳入其南进政策的范畴，以等待更大的实施机会。

1935年1月10日，日本外务省以信函向驻华的现地机关通报了1934年12月7日三省有关课长拟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并训令各机关与陆海军现地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对该文件加以贯彻实施。（注：〔日〕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68次会议用，1935年12月），日本外务省档案，R.SP66,SP200。）此前，4-5日，关东军由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主持，在大连召开了幕僚会议，驻天津、北平、上海的武官也参加。会议探讨了上述对华政策文件，就“入侵华北”达成了协议，同时还提出要暗助西南以倒蒋。（注：〔日〕重光葵：《重光葵外交回想录》，东京，每日新闻社1978年版，第156页。）该会议决定的对西南派的方针，又反映了关东军1月3日文件规定的“对西南派（广西派）给予物质援助，以此强化其作为反蒋势力”的策略。（注：《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向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的报告》（1935年1月15日）。该文件最早由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先生发现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但关于对广西派的策略内容，江口圭一的论文《十五年战争史研究の课题）（《历史学研究》第511号，1982年12月，第16-17页）并未引述。此处转引自〔日〕安井三吉《卢沟桥事件》，东京，研文社1993年版，第31-32页。）这些表明，日本将在1935年实施上年底确定的对华政策。

按照关东军会议的精神，3月2日土肥原亲自到香港会见胡汉民。他标榜“日中提携”，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以便日本出兵华北；胡汉民则向他阐明了孙中山的“中日亲善”思想，要求日本改变侵华政策。（注：《胡汉民对土肥原谈日方错谬》，《三民主义月刊》第5卷第3期，1935年3月。但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称：土肥原3月3日至广州，后往广西，未获要领，9日抵港向胡汉民辞行而去（第538页）。）土肥原在会见邹鲁时，表示日本愿与西南合作，并提供械款，以对付南京；邹鲁则提出要日本归还东北。土肥原此行不得要领而去。（注：邹鲁：《回顾录》，第360、364-365页。）不久，胡汉民在反蒋问题上也接受了邹鲁的建议，于6月9日离开香港，赴欧洲疗养，为改善西南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西南派策略的改变和渐趋中央化，使得日本以往的华南政策失去了成效。这时，日本在华北问题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同时，也针对南京政府本年初对日政策的变化，对上年底的对华政策进行了重新检讨。外务省与陆海军方面的有关当局，从7月初开始协商新的对华政策，于10月4日由三省大臣达成了《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303-304页。）这是日本针对南京政府的新政策，即后来所称的“广田三原则”。在通过这份文件的同时，外、陆、海三省的有关局长还通过了一份《附属文书》，规定在实施上述政策时，日本“当然应该根据情况，利用中国中央及地方政权的相互牵制等该国的政局关系，同时应明确我方本意并不是以促进或阻止中国的统一或分离为目的，而是以实现该纲要所载的各点为着眼点”；还规定1934年12月7日三省有关课长拟定的对华政策文件，“在今后尚未研究出可以替代者之前，仍与上述政策文件并行，继续有效”。（注：《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107-108页。）这表明，日本在集中实施华北政策并制定出了对于南京政府的对策的同时或以后，并未轻易放弃它的华南政策。

1935年下半年，华北实力派的“自治”也受到了西南派的支持，他们纷纷派员北上。国民政府在日本和华北实力派的压力下，被迫仿照1932年1月在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先例，于12月在北平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西南派的陈中孚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援道任委员，王季文则成为西南派常驻宋哲元部的代表。（注：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389页。）这种安排，主要是为了借助西南派的经验，处理华北首当其冲的对日问题。

日本军部也利用这一机会，见缝插针，将自“九·一八”前后起一直在做西南派工作的和知鹰二，调到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任职。驻屯军又把和知派到山西，负责做阎锡山的工作。12月2日，驻屯军司令官及参谋长，分别对和知发出训令和指示，要他驻在太原，“监视山西省当权派的政治动向，特别是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使山西省逐步脱离南京政府”，并使阎锡山与华北新政权采取合作态度。（注：〔日〕古野直也：《天津军司令部(1901-1937)》，东京，国书刊行会1989年版，第205-207页。和知到天津军司令部任职的具体时间，笔者尚未查到。）和知此后一直在华北工作。他的北上和工作重点的转移，反映了日本在新形势下也企图把此前西南工作的经验运用于华北。

1935年，正逢日本侵占台湾40周年（1895年6月17日，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仪式）。伴随着“领台40年”的宣扬，“台湾南进据点”论，继领台初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之后，在1935年间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注：〔日〕后藤干一：《台湾と南进——南进问题との关系》，〔日〕大江志乃夫ほか编集：《近代日本と植民地》(2)“帝国统治の构造”，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153页。）9月2日，台湾总督府恢复设立“外事课”，外务省派遣的坂本龙起担任课长。7日，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发布第57号训令，颁布《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规章及宗旨》，内称：为了保持台湾与华南、南洋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相互贸易的发展，在台湾总督府内设立“热带产业调查会”。在外务省、拓务省的支持下，台湾总督府于10月19-23日召开了“热带产业调查会”，驻福州总领事及厦门领事与会。会议审议了台湾总督府提出的振兴华南及南洋贸易的相关议案，包括设立“台湾拓殖公司”的计划。（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SP67,SP199，第698-701页。并参见〔日〕长冈新治郎《热带产业调查会の开催及び台湾总督府外事部の设置》，《东南研究》第18卷第3号，1980年。）会后，“热带产业调查会”正式成立，台湾总督中川任会长。而设立“台湾拓殖公司”则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1936年5月3日，阁议做出决定，8月该公司才正式成立。（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SP163,SP319，第655-657页。）日本在台湾设立“热带产业调查会”，成立“台湾拓殖公司”，与它同时在华北进行的经济调查及设立“兴中公司”（1935年12月20日）遥相呼应，是日本以台湾为据点，向华南及南洋进行经济扩张的准备。而与此同时，满铁的对华经济调查，也包括华南地区在内。针对上年胡汉民提出的设立西南贸易银行的要求，日本在“兴中公司”成立后，由该公司在广东设立了办事处。（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SP67,SP199，第681-682页。）

在台湾之外，鼓吹日本南进论的另一主力海军，也开始确立新的南进政策。1935年7月，海军方面成立了以军令部次长为首的“对南洋方策研究委员会”，准备从国防及国策的角度，在1936年1月以前，对于日本的外南洋方策进行调查研究。（注：〔日〕土井章监修：《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第1卷“海军省资料”(1)，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8年版，第282－300页。）日本当时所谓的“外南洋”，是相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原德属南洋群岛（“内南洋”）而言，它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的某些岛屿，还有被日方称为“新南群岛”的中国南沙群岛。该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海军新的南进政策即对南洋政策的确立。

1936年初，日本以《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确立了华北政策的国策地位后，以南京政府为对象，加紧实施以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在中国，自1935年底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宁粤关系开始解冻。胡汉民于1936年1月回国后，其反蒋抗日的主张开始发生变化。但由于他拒绝北上南京而居留广州，使得南京政府与西南派的关系仍然紧张。

为了开展对南京政府的工作，日本依然关注西南派的动向。在外务省和军部的同意与支持下，曾担任过台湾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1935年8月自动退役，转入预备役），继10月3日-11月30日视察了华北之后，于1936年2月间游历了西南。松井石根在《西南游记》中认为：在开始对南京政府工作之际，必须首先搞清西南派的对日、对南京的意向，并对此加以善意的引导。（注：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阵中日记》，第218-257页。）2月20-26日，松井游历了广东、广西两省，与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派的要人进行了会谈。期间，松井石根与胡汉民进行过3次会谈，据松井记录，胡汉民的具体对日要求及对蒋政策是：第一步要争取华北与西南的紧密合作，日本要像指导华北一样给予西南以指导，此外关于日本对于西南的直接、具体的援助以及日本的态度，不希望武力与物质的援助，而希望在精神上援助其反蒋运动；而松井则强调，目前最紧要的是进一步明确表示西南的对蒋对日政策，他来到广东后惟见排日气氛而不闻反蒋之声，西南的这种态度，难以实现其对日本的希望。（注：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阵中日记》，第235-236页。）这可能是胡汉民生前最后一次与日本高官的谈话，它再一次表明了胡汉民在反蒋和对日问题上的变化以及日本的意图。（注：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3期（1936年3月）上，特地留下了一篇他与松井石根的谈话录《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内称：松井以请教“大亚细亚主义”为名，为日本的侵华行径张目；他明确指出了孙中山先生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主张的根本不同，并再次阐述了抗日的主张。但松井的日记则记载他与胡汉民谈话的情况是：胡汉民对于日本，要求停止其阴谋，为了防共的大目的，拿出其对蒋政策；对于我等的大亚细亚主义，他们以他们自孙文时代开始就有自己的大亚细亚主义为由进行说明，与我等的意见并不有悖（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阵中日记》，第227页）。）而松井与邹鲁26日在中山大学的会谈，则成为双方关于两国关系的一场辩驳。（注：邹鲁：《回顾录》，第365-367页；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阵中日记》，第234页。应当指出：松井的日记并未详细记录会谈内容，而只是一些感想；《回顾录》记录会谈内容最详，但它将此次会谈的时间记为“三月二十六日”，有误，应以松井的日记记录为准。）

松井石根的西南之行，是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华南工作的尾声。他在摸透了西南派在反蒋与对日问题上的态度之后（注：但应当指出的是，从松井的日记来看，广东的陈济棠及桂系的对日态度还是有别于胡汉民的。），来到南京，会见了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人，向他们进言：“南京政府此时最要紧的是首先容纳西南”，并提出了为改善日中关系而与南京政府交涉的方案（注：田中正明编：《松井大将の阵中日记》，第248-253页。）。

5月12日胡汉民病逝后，广东的陈济棠联合桂系，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于6月1日发动了以抗日为名的反蒋事变。到9月，“两广事变”被平定，上述两机构被撤消，广东—西南派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

限于目前的日文资料，笔者还不能论述日本对此次事变的干预情况。就大的背景而言，“二·二六”事变之后，日本迅速走向军事法西斯主义，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支配下，并按照军部的意志，于8月间确立了日本“南北并进”的国策，即同时实施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的对外政策方针，对华政策上以分离华北政策为中心。（注：详见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第214-248页。）同时又规定了日本对于除华北政权、南京政权之外的其他地方政权的措施：“在援助地方政权时，不采取助长统一或分裂的特别政策”；在这一方针下，对于华南地区，“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例如开发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资源，以及广（州）—汕（头）铁路、日本—泰国的航空联络、福州—台北之间的航空联络等”。（注：《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367页。）这是日本政府针对华南地区的新形势，并在上年政策基础上决定的以发展华南经济为主的政策。

日本同时确立了“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国策后，海军迅速采取行动。9月2日，日本恢复了在台湾的武官总督制，任命海军预备役大将小林跻造为第17任台湾总督。小林就任后，在台湾推行“南进基地化”等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的地位。9月3日，在广东省合浦县北海市，日本侨商中野顺三被当地华人杀害。日本海军以原第十九路军旧部驻屯该地（注：“福建事变”后，第十九路军被改编、遣散。“两广事变”后，广西军队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除辖2个军外，又将广西籍第十九路军旧部，扩编为第一师，以翁照垣为师长。7月下旬，蔡廷锴等由香港入桂，发表恢复第十九路军宣言，在南宁设立了总指挥部，恢复3个师的编制，翁照垣为第六十一师师长。8月24日，该师作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师，进驻北海市。9月20日撤离。10月26日，广西解散第十九路军，但保留了翁照垣师。参见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356页；《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200-203页。），而指认该事件为一次排日的“北海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硬的要求。5日，海军省向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发出了关于处理“北海事件”的指示：“将本事件与此前的成都事件合并在一起，引导中央政府负责地禁止排日及根本调整国交。”（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93-194页。）15日，军令部决定了《处理北海事件的方针》，不但规定了与“海军省指示”同样的大纲，还决定日本将使用武力，以促进事件的外交解决，必要时要出兵占领海南岛。（注：《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211页。）这证明了当时中国关于日本“将占领海南岛之传说”（注：周开庆编著：《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232页。）。日本海军此时提出的占领中国海南岛的论调，与它一贯主张的将海南岛与台湾一并作为日本南进基地的野心，是密切相关的。（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418页。）对“北海事件”的借题发挥，反映了日本海军要以海南岛为基地，加速实现南进的企图。

日本在西南派和两广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际的上述政策和做法，预示了它在此后华南政策上的方向。

通过本文的上述考察，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对华南政策，从纵向上看：“九·一八”事变前后（1931年3月-1933年5月）是日本华南政策的酝酿阶段，它为首先解决“满洲问题”，与广东派进行联系，支持其反蒋运动，以牵制南京政府，并暴露了日本按照伪满洲国成例，分治中国的企图；“福建事变”前后（1933年6月-1934年）是日本华南政策的基本确立阶段，它先是极力支持西南派继续反蒋，成立亲日的独立政权，后来又转向以台湾为基地，向华南进行经济扩张；“华北事变”前后（1935年-1936年9月）是日本华南政策的发展阶段，它一方面以西南派的反蒋运动促进华北自治，又在逐步确立南进国策的同时，主要由台湾和海军一起，加紧实施华南—南洋政策，华南政策演变成为其南进政策的先头部分。从横向上看，日本的华南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先后实施满蒙政策与华北政策的呼应与配合，是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目标的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又逐步构成其南进政策的一部分。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蒋、胡矛盾，宁、粤对立，西南半独立的政局，以及西南派以“抗日”为名、行反蒋之实和为此而求助于日方之举，则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华南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时期，反蒋以抗日，或者抗日以反蒋，曾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选择。但事实证明，在日本加剧侵华的形势下，只有内部团结才能抗日御侮。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1 18: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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