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嵯峨诚也
2016-08-02 17:38:13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余戈  点击：  复制链接

 

嵯峨诚也，与仪我诚也、仪峨诚也均指同一个人，日文读音ぎが せいや，西文读音Giga Seiya；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中国的日本陆军军官。在日文图书《陆海军将官人事总览》和《日本陆军将官辞典》中均写做“仪峨诚也”；《日本陆海军总合事典》中有其详细资料，记做“仪我”而不是“仪峨”；但早期的中日史料上，记做“嵯峨”的也不少。

在网站上，仪我较准确的个人信息为：

仪我诚也，1888年11月11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是技师仪我克次郎的长子。1909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1918年11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30期，两度均与石原莞尔为同期同学。此后历任第16师团司令部附，浦盐（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附，关东军司令部附（哈尔滨特务机关），参谋本部部员。1923年任参谋本部附，被派到满洲任张作霖军事顾问。1925年晋升步兵少佐。1929年任步兵第11联队附，晋升步兵中佐。1930年派任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军事教官。1933年任关东军司令部附（山海关特务机关长）。1934年3月晋升步兵大佐，次年任步兵第30联队长，驻黑龙江五常县。“七七事变”后，调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附，旋即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附（天津特务机关长），从事情报收集等特务工作。

另据载，仪我曾收罗亲日分子成立天津市伪政府。同时，多次与驻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谋划，成立北平市伪政府，确定汉奸潘毓桂出任伪市长。1938年1月24日病亡（脑溢血），有传闻说系被毒死，时年50岁。死后追晋为陆军少将。曾获四级金鵄勋章。

在以上简历中，比较值得研究的是两点：其一，在河本大作策划实施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中，仪我作为张作霖的日本顾问，与张作霖、吴俊升同车由北平返回奉天，但却逃过一劫。何以如此？其二，“七七事变”后，仪我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不到一年即死。日方资料记为“战病死”，但也有传说他是被中国特工下毒暗杀的。到底如何？

2010年，萨苏在日本发现一张仪我诚也的老照片。照片的保存者是一个叫石坂的日军准尉。照片上，仪我诚也一身戎装，特别醒目的是佩戴着少将肩章。由此可以推断，他是晋升少将之后才死的，而非如传言死后才由大佐追晋为少将。另外，石坂在照片上所做的标注中，还披露了一个信息：仪我诚也系被中国“便衣人员”下毒致死。而“九一八事变”期间曾代理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记述，仪我是在以少将阶级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伪政务长官、主席）做顾问时，病死在唐山的。

《读卖新闻》（1938年2月26日夕刊）记其为“战病死”。这个词是指是在战斗状态中因疾病而亡，比如在瓜岛、英帕尔战役中饿死、病死的日军，都可以叫“战病死”。但在“七七事变”期间，“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却是“病殁”，他于7月16日因心脏病死在天津，死前没有在一线指挥作战。那么，1938年1月，当日军将宋哲元第29军驱离平津，华北完全沦陷的情况下，仪我怎么就属于“战斗状态”呢？推测应该与其做特务工作的特殊性质有关：如果他是被中国特工下毒暗杀，确实可以算是在“隐蔽战线”的战斗中死亡，称“战病死”也合乎情理。胡博称，长期在东北华北负责特务工作的仪峨诚也被击毙，“堪称抗日谍战最重大战绩之一”。

另据载，仪我在1935年任第30联队长时，凡强征中国劳工修筑工事，结束后必将劳工全部杀死以防泄密。这一手段由仪我首开先河，被日军广泛推广，战争中有很多日军将领效仿。由于仪我狡猾凶残，中方对其恨之入骨，这些都给人留下了其“no zuo no die”的想象空间。但因史料匮乏，无法深入考证了。

另一个问题是，仪我为何能在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大爆炸中逃过一劫？

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分别派竹下义晴中佐和石野芳男大尉蹲守北平和山海关，为其通报张作霖专列行程时间；派田中隆吉搞清列车编组情况。陪同张作霖、吴俊升从北平乘车的日本人有两个，即町野武马（预备役大佐）和仪我诚也少佐。但町野在天津提前下车了，他说是要跟国务总理潘复去德州的张宗昌军去。这当然很可疑，由此可以推测这个自称最受张作霖信任的首席顾问，即便没有直接参与河本的阴谋，至少也是阴谋的知情者。

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仪我好歹是参谋本部派在张作霖身边当军事顾问的现役军官，关东军的河本怎么敢，或者怎么忍心要将其一起炸死？要知道，河本采用150公斤黄色炸药爆破，而不是可以精确操控的步枪狙击，后来前后3节车厢都炸得面目全非。如何能保证只炸死张作霖，而让跟随在其身边的仪我幸免？

6月3日凌晨1时15分，张作霖所乘专车自北京前门东站启行。专车共18辆（节），另加前后车头，共20辆。此时张作霖座车在第3辆。同行者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我诚也。当日清晨抵天津，潘复与町野武马下车；常荫槐上车同行。下午，车至山海关，吴俊升前来迎接，列车重组后，张作霖座车改在第4辆。6月4日晨5时23分，专车过皇姑屯站，至南满线和京奉线立体交叉点下，发生爆炸，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延至上午10时，不治而死。

当日下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曾询问仪我，后来如此记述：“他（仪我）说，爆炸之前，他跟陈云庆前往张作霖的车厢，那时张作霖与吴督军面对而坐。当他向他俩说早安时，突然发生爆炸。这时，在这个车厢里，除仆人在仆人室外，只有他们4个人。由此他负轻伤，跳出车外，但又回来拖救张作霖和吴俊升。”林久治郎记述，在总领事馆见到仪我时，“他还是遭难时的服装，脸上、头部都有很轻微的裂伤，衣服也破了好几个地方”。

此外，仪我还曾接受新闻记者采访，谈到爆炸时情景：“吴俊升对张作霖和我（仪我）说，有点冷，穿穿大衣吧。张作霖站起来准备穿大衣的时候，响起轰隆的爆炸声，张作霖被震倒，我的右脚受了伤。”

以上两种记述，虽然略有出入，但基本事实是：爆炸时，仪我与张作霖同在一节车厢，也曾受伤。如果是这样，那么河本确实是不管仪我死活了。

但有个日文网站上提供了一个细节：在爆炸前的一刻，仪我去了洗手间。

这一记述虽然来源不明，但却提供了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即仪我事先知道爆点位置。尽管专列可以走走停停不一定准点，但只要知道预定的爆点，就可以提前找个借口离开目标车厢，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避一下。

当时，炸药布设在京奉线和南满线交叉点的陆桥桥墩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操控电气启爆器，观察位置距离爆点为200多米；因专列即将到达奉天站，此时在以很慢的速度滑行。因此，是比较容易锁定目标车厢爆炸，从而比较精确地控制破坏范围的。

凭着仪我积累的军事常识和经验，离开4号车厢去后面找个角落蹲下，即便难保不受伤，保住命应该不难。事实上，也有人说，仪我连受伤都没有。比如岛田俊彦即记，“仪我少佐的衣服虽然破得很厉害，但奇怪得很，他却一点也没有受伤。他随即换上军装，跑到奉天特务机关，愤慨地说：‘真是乱来。’”但岛田是日本武藏大学教授，不在现场，这可能是听来的传说，似不足信。

当时大部分人认为，仪我事先确实不知情。那如何解释河本敢对“自己人”下手呢？森岛守人的说法是：“当时，张作霖的现任顾问是土肥原贤二大佐和嵯峨（即仪我），惟土肥原的性格是阴阴的，因此被敬而远之，反之嵯峨为人明朗，所以遂集东三省官场的信赖于一身；而中国方面的信赖愈深，关东军参谋们对他的风评则愈坏，因此关东军便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嵯峨来爆破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从森岛的分析来看，河本之所以不顾仪我的死活，是基于日军内部争功逐利的斗争。仪我能躲过此劫保全性命，完全是撞了大运。森岛还补充说，“迨至1937年发生华北事变，在唐山见面时，我问他（仪我）尔后军部对他怎么样，他苦笑着说，最近才不太挨骂，疑惑似也消除了。”

这是森岛以地方人士的视角来看待仪我与关东军的关系。其实，仪我当时是参谋本部派到张作霖身边的现役军官，与关东军的参谋们同属“军部”里的人，只是有“中央系”与“外遣军”的细微差别而已。河本敢炸仪我，从情理上还是有几分牵强。当然，到了1936年“二二六事变”时，叛乱军官敢把内阁高官杀绝，河本误杀一个仪我也算不了什么。

最后说一点闲话：故乡陕西省三原县西，有一座小小的嵯峨山，唐德宗李适的崇陵便在山中。日本第52代天皇神野，派遣唐使者曾来此山参与修筑崇陵，神野也因此成了嵯峨天皇，且将京都的一座山也改名为嵯峨山。嵯峨天皇擅长汉诗、书法，是日本三大书法家之一（另两人是空海和橘逸势）。日本华族选“嵯峨”二字为姓氏，如溥杰的夫人嵯峨浩，出典应该在此。另外，仪我诚也的长子，叫仪我壮一郎，是大阪市立大学的名誉教授，也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与张学良是朋友，2009年90岁时去世。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23-01-10 14: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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