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侧重于苏联因素的考察
2016-08-04 09:53:51 来源：西祠胡同网 作者：王建朗 点击： 复制链接
王建朗
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学者公认，“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国民政府所期待的这个“变”字，是指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加速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形成，使孤军奋战的中国获得强大的同盟军。根据这一判断，一般认为，1939年爆发的欧洲战争为国民政府所欢迎，因为它加快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对中国争取民主阵营的援助有利。这一结论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国民政府在欧战爆发后也确实有这一认识。但是，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便会发现，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欧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并不象其后来所说的那样，期盼着“世界战争”的发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尤其如此。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也并未感到欢欣鼓舞，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际爆发的欧洲战争并非中方所预想中的世界战争，它的阵营组合情况不明，一直作为中国抗战主要援助国的苏联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而存在。①
一
尽管在欧洲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蒋介石开始声称，欧洲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的目标便是将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获得一同解决。然而，这一认识不能代表欧战爆发前蒋对欧洲时局的真实想法，或至少不能以此来概括他的全部认识。
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期望着能得到苏联和英美法等国的全力援助。因此，任何有可能分散苏英美法等大国对远东问题注意力的事情都不为国民政府所乐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利用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出兵中国山东，占据胶州湾，迫订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民四条约”。2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记忆犹新的惨痛经历。因此，中国不希望看到欧洲再次爆发战争。
还在1938年5月，蒋介石就曾明确地表示过这一看法。此时，德国已吞并了奥地利，又对捷克苏台德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欧洲局势正日趋紧张。在蒋介石的内心，他很希望有关各方能就欧洲局势的缓和达成妥协。在5月29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的谈话中，蒋介石表示，希望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致引起战争。他认为，“欧洲发生战争，对中国有弊无益”。对此，卢干滋回答说，“德国的气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英国的妥协政策和法国的动摇而来。苏联的政策是世人皆知的，苏联政府一向为争取和平采取最有力的措施”。②这里，苏方的立场与中方似有所不同，他们显然认为对于德国表现出过于软弱的态度是危险的，只有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才能争取到欧洲的和平。
9月，英法与德国有关苏台德地区问题的交涉进入最后的摊牌阶段。9月17日，蒋介石再次与卢干滋讨论捷克问题。谈话中，卢干滋对英法的软弱立场再次进行了抨击。蒋介石如此关注欧洲问题，其着眼点当然还是在远东地区，在中日战争上。因此，蒋介石随后将话题一转。他指出，日本的立场现在十分清楚， 它希望欧洲发生大战，届时它就可以援助德意并将在远东进行反华和反苏战争。对此，蒋介石提出，“现在应当将中苏谈判提到议事日程上，制定两国共同对日的行动计划。”①
有关捷克问题的最后会商结果是，英法对德国作出了重大妥协，捷克成了大国交易的牺牲品。 9月30日，即慕尼黑协定达成的当天，蒋介石便约见了卢干滋，询问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卢干滋认为，欧洲局势目前会稳定一段时间。不过由于德国没有受到约束，英法的立场将导致侵略者得寸进尺，这种稳定不可能长久维持，侵略者很快就会提出新的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卢干滋的看法，认为慕尼黑会议的结果一定会引起欧洲和亚洲大陆的剧变。蒋介石再次提出，鉴于变化了的局势，中苏必须更加紧密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卢干滋问，中方想用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来进行这种更加紧密的合作。蒋介石提出，“至少要签署一个互助公约”。接着，蒋介石详细阐述道，中国人民看得很清楚，欧洲的稳定不会持续太久，苏联应利用目前暂时的安定之机“予远东侵略者之日本以教训，使他日德国亦无能为患。” ②
中国提出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的要求由来已久，一直不能为苏联所接受。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此处不复赘述。蒋介石在欧局日趋紧张之时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当然同样不能为苏联政府所采纳。
以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中国不仅竭力谋求说服苏联同意中苏之间订约，它还高度关注苏联与其他国家所进行的谈判。在中苏直接订约的企图触礁后，中国积极推动苏联在欧洲与英法之间进行的订立集体安全条约的谈判。这一谈判的目的是要遏制德国在欧洲的侵略势头，建立集体安全体制。国民政府认为，苏联与英法结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将使欧洲安定，使英法苏有余力关注远东问题。
中国希望远东问题也能列入苏联与英法的讨论范围之内。1939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代办，希望在英、法、苏讨论欧洲集体保障时，请苏方同时提出“共同制止远东侵略者，而予中国以有效的保障”的议题。蒋介石也致电此时作为中国特使正在访苏的立法院长孙科，要求他在“英俄合作交涉时，请俄当局勿忘远东，应同时提出，并望能促成中、俄、美、法在远东具体之合作。”③
4月2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认为现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如果发生欧战，日本必更加扩大其侵略野心，远东大局必益形严重，中国非常钦佩苏联对集体安全体制的提倡，“盼贵国与英、法交涉时，特别提出远东问题之重要性，及其与集体安全制度不可分之理，尤盼阐明敝国抗战与安定世界和平之密切关系，务使英法均能透彻理解，俾敝国参加反侵略团结与 各民主国进一步作伸张公理正义之共同努力，使欧亚问题得在同样原则下同时解决”。④
但英法与苏联之间的立场及认识差异很大，英法不急于与苏联达成协定。4月29日，蒋介石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 Kerr），嘱其建议英国政府，对于英苏谈判缔结军事同盟之事，应立即无条件订定，并将其推广到远东。蒋介石认为，欧战一旦爆发，日本必将参战，为英国计，不应相信日本将不参加欧战的保证，而应立即与苏联成立军事协定，以抑制希特勒。这样，“欧洲和平可期，而远东亦可获安定。否则，德、俄妥协局势一经造成，不惟英伦三岛告急，恐印度亦将岌岌可危矣”。①
尽管英法与苏联的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但蒋介石在6月3日作国际形势判断时仍认为，“英俄同盟仍有实现可能”。如此，则日本必然加入德意同盟，以缓和其内部的问题，“然其外交必将更陷绝境，德意决不能因其同盟而远助东亚也。”② 国民政府对苏联与英法间谈判的关注，当然是意在欧洲稳定后，列强得以对远东问题有所表示。关于这一点，孙科说得很清楚：“今后欧局若能因英苏合作，以别种问题稳定，英、苏、法、美对远东问题，或有进一步表示希望”。③因此，中方频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与英法间的合作能够成功。
对于中国政府的关注，苏联政府表现出理解的态度。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7月9日来电中表示了积极的态度：“敝国与欧洲各国（指英、法）之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中，如此谈判获有结果，则对于爱好和平各国——远东包括在内——之联合组织，必成为有效之步骤，而此联合组织，正在进行中。”④ 所谓正在进行中的世界各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组织为何物，此处比较含糊，研究者难以解读，但此电所传达的苏方信息无疑是积极的。
8月3日，蒋介石电复斯大林，再次表示了他对于英法苏谈判取得成功的急切期望，蒋介石指出，“今英、法、苏协定延不成立，必使英国保守派之势力再见抬头。日本军阀侵略之势焰越高，而英日妥协之可能性将愈大，此种事实于中国抗战与远东战局最为不利，甚望先生为助益美国废除美日商约之声援，为实际裁抑侵略势力与奠定世界和平集团基础起见，尽力主持，使英苏谈判早日成功，是则不仅中国抗战与远东局势受莫大之鼓励，而整个世界和平亦发生无上优良之影响。”⑤
不知是根据何方情报，外交部长王宠惠同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2次常务会议报告说， 英法苏三国商定互助条约谈判，闻已得圆满结果，俟三国参谋方面商定具体合作办法，即将协定正式签字。⑥ 中国对英法苏协定的成立又现乐观情绪。不久，波兰的报纸传出消息，称在苏联代表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远东问题。闻此消息，蒋介石急电孙科，要求他与苏方协商，同意中国政府派正式代表参加远东问题的协商。如不获允，让中国派代表旁听也可。但此后苏方发表声明，称波兰报纸所说完全不确，谈判并未涉及远东问题。鉴此，孙科未向苏方提出这一要求。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它并未向国民政府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当国民政府还沉浸在英法苏即将订立条约的幻想中时，突然传出了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消息。 8月22日，苏联宣布将与曾作为英法苏谈判针对对象的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英法并不信任的苏联在与英法谋求集体安全的保障而不可得后，担心英法“祸水东引”，而断然转向与德国妥协。
苏联此举，不仅令西方国家大为震惊，也使中国政府深感意外和紧张。这一时期常侍蒋介石左右的高级幕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称，苏德订约“为世界各国政府所不及料”，他判断这一变化“似将促成希特拉对波兰进攻计划之实现”⑦。对苏联外交转变如此之快，军令部长徐永昌感叹曰：“苏联真魔的国家神的外交”。⑧ 蒋介石对此事也深感震惊。他日记中写道，“当英、法、苏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之际，而苏德竟忽宣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俄之外交虽玩弄技巧，英法虽见受欺，而俄之信用亦损失殆尽矣”，“此举不仅使倭寇与波兰两国受到制命之打击，而英、法军事代表正在莫斯科会商三国协定者，其将何以堪？不问国际形势以后之变化如何，而俄之策略，殊足令各国生畏也”， 对苏联表示出深深的不信任感。①。
苏联在宣布苏德将要订约的消息时曾表示，苏德所要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并非一种援助侵略的条约。此前苏联与其他国家所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均附有条款，规定签字国一方如果侵犯第三国，其他一方即当自动废除该约，此次也是如此。苏联并表示，它与英法仍可订立协定，不因苏德条约而有任何妨害。但结果是，苏德条约中并无若缔约一国攻击第三国时则另一缔约国便废弃该项条约之意的条文，这使各国深为失望。而且，尤令人们感到惊异和紧张的是，“协定的某些条文似乎超出了互不侵犯的范围”。 ②
这一引起人们联想和关注的条文便是苏德条约第三条，该条规定，将来遇有关系两缔约国共同利益的问题发生，两缔约国应不断密切联络协商，以交换意见。8月31日，王宠惠在向最高国防委员会第14次常务会议报告时说，“自德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国际形势为之丕变”，根据苏德条约第三条，“该约不仅限于消极的彼此不相侵犯，且含有积极的彼此合作之意，此点颇堪注意。”③
二
苏联是此时对中国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德国则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面对苏德之间的这一突然举动，中国政府一时不能判断苏德妥协对中国的利害关系。蒋介石在8月25日的日记中感叹“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认为中国应付现时的国际形势之道，应是“以正义与真理为主，而以策略与权宜为辅，若至策略无效，则纯以正义处之，此所谓以至不变御至变者也”，表现了一种在混沌不清的形势中的无奈态度和谨守自身立场静观其变的方针。④
8月下旬，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及立法院长孙科原本有离苏计划。当此关头，蒋介石急电杨孙二人：“苏德不侵犯条约既签字，此时为中苏外交与军事之重要关头，请耿兄此时暂驻莫斯科，以便随时接洽，不必急遽回国，待时局明朗，苏俄政策决定后，再定回国日期可也。至于对法交涉，准由此间决定，请勿顾虑。赴华沙约需几日，最好此时不离莫京”。⑤
如果说苏德条约使中国感到震惊和迷惑的话，日本则有被迎头一击之感。日本此前正与德国进行订立同盟条约的谈判，德国忽然与日本的死对头也是德意日防共协定的对象国苏联订约，使它有被出卖之感。8月25日，东京《朝日新闻》对德国进行了猛烈抨击，称德国官方关于德苏缔约与三国防共协定之精神并不违背的解释“全系欺人之谈”。日本舆论有的认为德国有破坏国际信义之罪，有的认为德意两国皆不复为日本盟国，有的说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不啻为反共协定的丧钟，还有的主张平沼内阁应立即辞职，因为它的外交政策完全根据反共轴心为基础，对于如此重大错误，平沼内阁应该负责。⑥饱受国内批评的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愤愤地说：“因德俄互不侵犯条约之签订，帝国外交政策实处于被出卖的境地。”⑦ 平沼还称，日本以往确定的对欧政策因此不得不停止，三国防共协定已成为一张废纸。8月26日，日本向德国提出抗议，指责德国违反了防共协定的密约， 对日本背信弃义。
经过数日的观察之后，蒋介石作出判断，认为苏德条约的订立于中国有利。他在8月27日致各省军政长官的电文中称“苏德此举，已使暴敌依违失据，在精神上受到莫大之打击”，“近日敌国朝野焦闷，舆论彷徨，充分表示其技穷路绝，计无复之”。蒋介石认为，“此实于我抗战全局最为有利之一点”。该电分析了各大国的立场，指出日本近来故意传播消息，称德意两国暗中示意日本与苏俄缓和，且苏方也愿与日方尽快解决边境纠纷，但苏日关系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苏日利害感情及历史关系，已至绝不相容之地位，苏联运用外交最为机微神速，一时之迹象，或有驰张，而其百变不离之宗旨，必在共除暴敌，自无可疑。”关于英国方面，蒋介石判断，日本“固将极意承迎，以期于穷途中，求得一线出路，但英方素来持重，无论为维持内外威望与顾虑其真正之利害，断不致抛弃其固有之立场，以今日国际形势言，若果英日同盟复活，则英国必陷于最大之失败，英国宁能为日本之故而出此下策？”而且，英国在应付任何局势时，均不能不顾及到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拥护公约，反对暴敌侵略之决心，两年以来，一贯不变，近来英美两国接洽频繁，暴敌纵谄美媚英，可断言其不生效力”。蒋介石还断言，“目前关键，英苏两国，同等重要，而美国力量更应重视"
尽管认为目前形势于中国有利，蒋介石仍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他自称中国自抗战以来，不存依赖侥幸之心，更无投机利用国际形势之意，故两年来，“国际上无论如何离合错综，我国均不受丝毫牵动，不感如何困难”，“目前国际形势，最不利于暴敌，即于我方为有利，然变化飘忽，不可预知，吾人对于目前有利之形势，应格外戒慎，格外奋发，不可因乐观而稍有怠忽，则遇形势或有不利时，自亦不致存悲观而稍有动摇。①
蒋介石在通电中虽对苏联和英国表现出了信任姿态，但实际上他并不那么放心。他仍担心，英国为了在远东方面牵制苏联的力量，而对日本妥协，化敌为友，从而使英日同盟复活，并担心苏联亦出于同样的考虑，而争先与日本妥协。如在英苏间形成拉拢日本的竞赛，则将于中国极为不利。8月26日， 中国外交部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倘欧战发动，日本利用时机拉拢英国，而以不助我抗战为条件，则英方是否迁就，抑或坚决拒绝而宁愿其远东利益之暂时被夺，殊为我方近日最关心之问题”，要求他就此探寻英方的态度。②
8月28日，郭泰祺约见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讨论苏德条约对于远东局势的影响。郭泰祺推测，如果欧洲战争爆发，日本在一开始会等待观望。如果它看到民主国家将要占据上风时，它就会向民主国家靠拢。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作出暗示，表示他们愿意恢复与民主国家的友谊。郭泰祺询问，英国政府对远东冲突的政策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哈利法克斯语带对德苏急转弯的不屑回答说，“英国政府与希特勒先生和斯大林同志可不一样，它还不习惯于在一夜之间便改变自己的政策。” 英国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但自当以不损害与中国的关系及不违背英方的条约义务为限。哈利法克斯并说，苏德条约对英国政策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对日本倒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感到他们被德国所出卖而受到极大的震动，也许日本会在对华政策上作出极大的改变。③
8月29日，蒋介石又电郭泰祺，指示他努力防止英日同盟的复活。蒋介石要求他向英方表明，英日妥协“不惟不能牵制苏联，且有害于远东之全局”。蒋介石指出，苏联在远东的对日方针，决不象其在欧洲对德国那样可以妥协，苏联对与日本之战已有决心，但是“如英日一旦妥协，则苏对日亦必软化，如此实于英在远东更为有害，须使英国对苏之观念，不可以其在欧订立德苏协定之观念而疑及其对远东之政策亦与英相反也”，希望英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以防苏日再有妥协。他认为，“如英在远东不能与苏俄一致对日，则无异逼成德、意、苏、日共同对英也”，蒋要求郭将此意向英方详加演绎。①
作为牵制英国对日妥协的一着棋，国民政府注意加强对美工作，期望美国能坚定英国的立场。8月27日，外交部致电驻美大使胡适，指出“日本对英态度陡变，沪、港压迫已松弛，英自默感。在抗德期中殆将与日本妥洽。沪海关税收将容纳伪币即其朕兆。现我方正力劝英政府，勿以中国为牺牲，但恐无效。美国此时言行最为重要，切望美国力促英方勿对日过事让步，致妨碍中国之抗战前途。”国民政府各政要也纷纷致电胡适。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电称，“德苏联好，欧局甚危。远东事，英、法势难兼顾，尤赖美国支持，亦非有美国明切表示，不易使英不向日迁就……安危所系，极盼斡旋。” ②
8月29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嘱其向罗斯福总统说明：“德俄协定订立后，英俄关系恶化，而对远东前途甚有损失。其实，俄对欧与对亚方针不同，在远东甚望英、美、法能与其一致以对日”，“但此时英俄之间无法接近，其关键仍在美国， 如美能出面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仲介，使英、美、法、苏对远东问题能共同一致对日，则远东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否则迁延因循，可使英日同盟复活，则俄或将先与日妥协,可使德、意、俄、日重立阵线，此皆于民主阵线与远东问题遭受莫大之打击 ”。他认为，对欧、亚问题的解决，时间上虽可有先后之别，“然不可不同时进行，尤应严防英日同盟及东京会议之复活，否则九国公约必完全败弃，而远东形势将不可挽救矣”，因此，他要求美国劝告英国坚持立场。③ 同日，蒋介石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表达了中方的上述希望。
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国民政府对欧洲战争很难说是持有一种乐见其爆发的态度。8月28日，蒋介石在会见记者时表示，“除非蓄意破坏和平之侵略者日本军阀，才会希望世界发生战争。余甚希望欧洲和平不致破裂”。蒋介石希望罗斯福及其他政治家为斡旋欧洲和平所作的努力获得成功。④ 此话并非言不由衷，如果说，一个界限分明的欧洲战争尚可为国民政府所暗中期盼的话，那么，苏德条约之后，苏联态度不明甚至被认为具有亲德倾向时，国民政府内心大概是真的不期望欧洲爆发战争的。
三
然而，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自然不会以中国人的愿望为转移。苏德条约签订后，欧洲加速了滑向战争的进程。9月1日，德国大举入侵波兰。9月3日，负有互助义务的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终于降临。
如何应付欧战爆发后的新局面？在最初的一段时期中，国民政府高层的认识并不统一。但是，历来的著述却很少讨论中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以致个中曲折少为人知。实际上，这种政策分歧在集权体制下虽不能形成公开的争论，但综合分析各种零星的记载，高层政要的政策歧见还是有迹可循的。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就已通过各自的渠道获知了国民政府内的这种分歧。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裨德本（Prideaux-brune）在给哈利法克斯电的报告中，便将重庆政府要人的意见分为四派：“一派主张立即对德宣战，以此来确定和强化英法对中国的责任。少数但非常有影响力的亲德派主张谨慎行事，并逐渐发展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他们认为形势可能会发展到这样地步，即中国支持欧洲的德国，同时中国通过波兰和苏联而获得德国的物资援助。以孔博士为首的很少一部分人则主张绝对中立。还有一派人数最多，观点也与蒋介石本人的看法最接近。他们认为，穿越迷宫的惟一路线是在抵抗侵略的问题上与英国和法国保持紧密的协调。”① 可惜，这一情报并不很准确。尤其是在对蒋介石的判断上。
在德国入侵波兰后的次日，蒋介石便召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等人，讨论今后的外交方针。据王世杰日记记载，孔祥熙、王宠惠、张群、朱家骅等均主中立。但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遏止日本对英之妥协”。王世杰大体上赞成蒋介石的意见，但他提出，苏德协定规定，苏联不得援助与德交战的国家，如中国对德宣战，苏联对华物质援助，是否受影响，颇成问题。王世杰主张经过一番仔细考虑后再作决定。②
在9月2日的日记里，蒋介石比较详尽地研究了中国的应对方针。他认为，欧战如果扩大，中国外交方针最要紧的是要注意两点：“（一）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二）不使俄日妥协为第二义。”尽管蒋介石在日记中没有说明日本“加入欧战”的含义，但根据蒋在此前后的想法判断，此处显是指日本加入英法一方，而不是指加入德意一方，因为后一结果中国既无法阻挡，也实际上为中国所欢迎。而日本加入英法阵线，则有促成英日妥协的可能，中国政府自然要竭力阻止。蒋介石对欧战结果的判断是，“胜利必属英法”，因此，中国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这样做，考虑有三，一是“使日不能加入”；二是“我国参加欧战后，俄日如果妥协，对我亦不能加重困难”；三是“以我加入英法，或可使日本反对英法，则于我有利”。 蒋介石也考虑到如果出现中国加入英法阵线，而日本也随后加入英法的情况，那时，中国则应声明抗日立场不变，坚持以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基础，达到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的目标。概而言之，蒋介石考虑欧战问题的核心是：“我国对欧战政策之惟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③。蒋的这一日记为他当日与众要人会商时主张对德宣战的原因作了很好的注解。
在欧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召集一些高级军政要员会商应对方针，由这一罕见的举动亦可看出蒋对欧州局势的重视。囿于条件所限，虽然笔者目前不能确知讨论的具体内容，但总的倾向尚可勾勒。大体上，蒋介石仍倾向于对德宣战，尽快明确加入英法阵线，但其他要员则主张谨慎表态。王世杰曾提出偏向于蒋的折衷方案，即要求国联出面制裁侵略，通过在国联的活动表明中国反对德国发动战争的立场，但不采取对德宣战的激烈措施。王世杰还提出，中国可以采取召回驻德大使这样的措施。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
召回驻德大使的主张，尽管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但还是碰到了困难，因为外交部长王宠惠及其他要员对此有不同看法。对于欧洲战争，王宠惠力主中国不必立即有所表示，他尤其反对作出明显的表示。张群、朱家骅等也不主张作明显的表示。9月7日，王宠惠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曾向中国驻德使馆发出召陈介大使回国述职的命令。但第二天孔祥熙在没有事先请示蒋介石的情况下，便又令王宠惠致电驻德使馆，取消此前召回陈介的电令。力主召回驻德大使的王世杰得知此事后，曾向王宠惠等“力斥其态度之不定、举措之失当”。④但是，从结果来看，外交部的态度并未改变，陈介在柏林履行大使职直至1941年中德断交。⑤
国民政府内部主张维持中德关系者似乎确有相当力量。以下一例也可看出其痕迹。9月2日，中国驻德商务专员谭伯羽在与德外交部官员克里拜（Hermann Kriebell）会见时，还请其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Ribbentrop）进言，“中德接近问题，先从经济入手。” 蒋介石在这封电报上批曰“商务处及重要文件应即离德他移为要”。① 但是，蒋介石的这一批示似乎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苏联因素是国民政府在考虑对欧战方针时的一个时刻需要掂量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十分关心苏联政府的态度。由于苏德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并被怀疑有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存在，因此，在欧洲战争中，苏联是站在德国一边，还是站在英法一边，或是严守中立，一时看不清楚。欧战爆发后，莫洛托夫于9月2日在最高苏维埃第四届非常会议的报告中，对订立苏德条约一事进行了解释。莫洛托夫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适合苏、德人民之利益”，表示“苏联对外政策完全建立于自身利益之上，不受他国之利诱”，“国际政策之技术，在减少敌人，今日为敌，明日亦可为友，凡对我友好之国家，均可缔结此类之条约。”② 这样的表态，除了给人以前已述及的所谓苏联外交善变的印象外，使人很难揣摩苏联的立场究竟如何。9月4日, 蒋介石致电杨杰和孙科，要求他们尽快面见斯大林，询问苏联对欧战及远东政策。蒋要求他们特别注意，“此时如何使日本孤立而使英、美不援日本，是为中、苏共同之政策。”③
此时，有关苏联与日本开始商定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频繁传出，并称德国驻苏大使正从中拉拢，最近几天德国大使与日本大使便有三次会晤等等。中国外交部对此动向非常重视，要求有关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探查真假。如有此事，并希设法阻止。”④ 中国军政要人对这一消息也深信不疑。在9月4日的高级将领会议上，以何应钦为首的大部分人便认为，苏日正进行的互不侵犯条约有成立可能。⑤
蒋介石对苏日妥协的可能也做了相当的考虑和心理准备。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国际形势虽甚险恶，如我能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 9月6日又写道：“敌如与德、意、俄妥协，而与英、美、法对抗，则侵略阵线，陆上力量虽较大，而其海上力量则远不及反侵略阵线，如敌计果出此，则余之处决也易，且信公理必胜，强权终归失败，切勿以一时之利害，而有所疑虑也”，表示了即使苏联加入德意日阵营，中国也要与英法美共进退而不因暂时困难而犹疑不定的决心。⑥
9月7日，蒋介石会见了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潘友新转达了斯大林对中方询问的三点答复：一、苏联未与日本商谈妥协；二、苏联与英、法、波兰关系如常；三、如涉及有关远东问题，苏联当先行告知中国。⑦
尽管对德宣战的提议未获高级幕僚们的赞同，但蒋介石仍想以某种方式来表明中国立场，将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联系起来，以使中日战争能随着欧州战争的结束而有结果。9月8日，蒋介石在与幕僚们晚餐时提出，中国政府应对欧洲战争发表一个宣言，明白地表示中国的立场。蒋发表宣言的主张得到了高级军事幕僚的赞同。
9月9日，处于军事指挥中枢的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发表宣言问题。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诚、熊斌等人主张发表宣言，并提出各自的方案。但徐永昌主张“对英苏美各别进行亲善之努力，非至有绝对需要时不轻发表宣言”。徐的意见“不合众意，未加讨论”。蒋介石所预想的宣言范围包括四点：一、遵守九国公约、国联盟约；二、反对侵略；三、不参加防共协定；四、坚持抗战至敌人停止侵略为止。与会者大多赞成发表宣言，但主张越简单越好，内容表示不要太多。
关于如何采取与宣言相配套的措施，与会者曾发生过激烈争论。因这一史实少见于记载，本文不妨在此稍费笔墨。也许是受日本内阁更迭的影响，陈诚在其方案中提出要改组现政府，以增加宣言力量。陈诚直言，“过去委员长宣言太多而无表现”，并举日本内阁更迭为例说，日本近卫内阁因为其速战速决战略以及速和战略不成功，下了台, 平沼内阁因为联德防共以解决中日事件的策略不成功，也下了台。中国因为实行的是领袖制（意即领袖地位不可动摇），所以应当对政府机构进行改组。但程潜认为，军人对此等改组政府之事只好口头条陈，不可出之文字，尤不可书之联名。白崇禧支持陈诚，认为“应做的事有何不可”。陈诚进一步说，经济由孔祥熙负责，在国际上不会有办法等。但程潜仍认为，对政府问题不可用书面提出，也不可群体提出。陈诚又说，为国家事应不顾一切。程潜遂击案怒曰，不为国家也不来此。会议遂不欢而散。①。
反对发表宣言的还是大有人在，徐永昌便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9月11日，他仍对蒋介石进言：“离间国际事，吾人无此能力，亦不应做”，“发表宣言宜从缓”。但蒋不再与徐讨论，只说中国表示立场之事不能再迟。② 远在莫斯科的孙科也反对过于明确地表示立场。9月13日，孙科致电蒋介石， “我对欧战态度，似以中立为宜，除非英、法能予我以大量器械接济，对倭能彻底不妥协，届时我或可仿前次欧战先例，组织参战军，或派遣劳工队，否则我实无参加理由与可能”。孙科报告说，英法虽宣传对德必作战到底，但苏方对此持怀疑态度。英法对德宣战至今已有十日，但陆空军动作都极迟缓，似有所期待。一旦波兰战败，德国提出和平条件，届时难保英法不乘机妥协。③
德国方面以及中国驻德官员也不愿看到中德关系就此破裂的局面。还在战争刚开始时的9月2日，克里拜在与谭伯羽会晤时便表示，德波虽战，但仍在谈判，或有五国会议之可能。谭问苏德之间是否会订立军事协定，克里拜笑答，或有可能。德方此举的意图很明显，一是暗示德波之战可能很快结束，英法可能会象在慕尼黑那样在五国会议上与德国再达成妥协。而暗示苏德有可能订立军事协定，则更是为了壮大声势，使中国有所顾忌，不致公开与德国为难。④
后来，德外交部得知中国有变更对德政策并将对欧洲时局发表宣言的意向。9月9日，德外交部次长(Ernst Weizsaecher)在会见中国驻德大使陈介时，表示“极望能增进”中德关系，他认为“战争当不至长久，战后经济上大有可为”。9月11日，谭伯羽致电蒋介石，称“中德邦交法律上言之，原已转好。 供给军械，系暗中秘密，或用中立国名义办理”，他建议“我国如无英方极优待条件，似可观望，无须急于表示！”⑤
发表宣言之争，一直持续到9月17日。这一天，苏军挥师进入波兰，与德军形成夹击波军之势。对此，德国宣传部宣称，苏军向波兰进击曾得到德方的充分同意，明确无误地给世人以苏德合谋的印象。当日晚饭时，蒋介石终于表示，国际形势变化太大，对外宣言一节作罢。⑥
实际上，由于中国宣布参战并不能为英法在欧洲的战斗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却有可能恶化英日关系，使英国在远东的处境更加困难，英国并不希望中国参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向哈利法克斯建议，“我们应当劝阻中国对德宣战的任何念头，我猜想你会同意此点，请指示。”⑦ 哈利法克斯在复电中表示，“我同意你的看法。只要日本仍然保持中立，中国便很难在对德战争中给予我们什么帮助。而且，如果中国正式地加入到我们一方，它将为它自己的敌人对我们采取更为敌视的态度提供一个借口。”①
虽然中国政府并未对德宣战，也未发表正式声明，但中国政府还是通过其他形式表示了对英法的支持。9月12日, 蒋介石致电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要求他们向驻在国表明，“此后中国与英、法、波兰在亚欧皆为抵抗侵略而战，实为谊切同舟”。蒋介石指出，如欧战延长，日本必不甘于寂寞，必将会乘机实施其传统政策，占领英法在远东的属地，夺取其权益，即使有美国的牵制，日本也会不顾一切地去做。而且，日本海军在中日战争中毫无损失，故日本以后无疑会采取北守南进的政策。中国政府现在希望知道，“英法政府以后对远东与对华对日之政策，能否固守国联盟约会员国之立场，对于国联所有对华之决议案，能否始终履行，并将来英法对日侵犯英法在亚洲之一切利益时，英法希望与中国如何互助合作，在中国方面亟愿英法在此时有所准备”。关于中国对欧局的公开立场，蒋要求他们表示，“现时为避免英法在远东对日为难，故我国不预备宣布参战，而仅拟对英、法、波表示同情，且表示在军事以外，愿以人力与物力协助之方式出之”②
郭泰祺在9月14日将这一内容向英国外务次官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转述，并表示，中国抗日战争与欧战关系甚大，据中方所得消息，苏联援华政策丝毫未变，这实际上间接有助于英法。因此，在远东太平洋方面，英法苏中仍可合作。贾德干表示同意，他说，英法虽对苏联不满，但仍愿与之周旋。9月18日，贾德干向郭泰祺正式转告了英方的立场，承诺英国继续履行国际公约和国联各项决议的立场并未改变，但因“环境所迫，对华之物质援助，今后恐难增加，比过去或须减少”。英国对中国不预备宣布参战的态度表示赞同。③
四
欧战爆发后，中国最大的担心就是苏日妥协和英日妥协。为此，中方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郭泰祺在与哈利法克斯会晤时表示，中国担心苏联正在玩弄一个机会主义的游戏，会努力从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为自己谋利益。有消息说苏日正在谈判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也在促成此事。哈利法克斯答称，英国尚没有这方面的准确情报。德国无疑正努力促成这样一个条约，但苏德条约给日本留下了深深印象，日本仍满怀狐疑。郭泰祺指出，欧洲战争使日本比以前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使它可以集中精力于中国问题，因此，它会与俄国达成协议，以便腾出手来更加自由地行动。尽管苏联政府本身并不热心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但苏联、日本和德国这三国还是很有可能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交易的。但是，如果苏联感到它在中国还有其他选择的话，它是不会倾向于和日本联手的。因此，如果英国政府在远东采取“绥靖”政策的话，那将产生最不幸的结果。哈利法克斯重申，英国对华政策不会改变。郭强调，一个友好的独立的强大的中国对于英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英国及其盟国在欧洲取得了胜利，而中国被削弱到很软弱的地步，任务便只完成了一半。 ④
蒋介石需要探明苏联对欧洲战争的态度。9月10日，杨杰奉命拜会莫洛托夫。杨杰指出，英法已因波兰事件与德国开战，此事关系世界大局极为重大。他询问“苏联对此英、法、波、德之战争态度与方针如何”，“欧战恐非短期间所可结束，英、法封锁海岸，德国长期作战，在物质方面必不能支持，必向贵国求助，贵国想已计及，未悉能否予以援助？”莫洛托夫对欧战表示了中立的态度，他称：“我国此次对英、法、波、德之战，不愿援助德以反对英、法、波，亦不愿助英、法、波以反德。此种政策在第四届高院大会上业已声明，直至今日亦未变更。”对于中国所关心的物资援助问题，莫洛托夫表示“苏联助华为已定政策，在可能范围内必竭力协助中国，以往如此，将来亦必如此。”但对杨杰提出的加强援华的要求，莫洛托夫表示，这要视苏联自身的处境如何而定。现德、波战争已逐渐推进到苏联边境，苏联政府必须有充实边防的计划。将来进展如何现在尚未可知。①
9月11日，蒋介石致电孙科说，现在英、法、美都已表示其对远东政策不变，但美国“惟对苏俄政策不能捉摸为虑，彼愿深知苏俄对远东政策究竟如何，是否能与美、英、法共同一致，因之并得知苏俄对欧战是否严守中立到底”，中方甚望苏方能密告中国。中国对欧战态度也不得不有所表明，“一般倾向，我国皆同情被侵略之波兰，并坚守国联会员国之立场，但不主参加欧战”，但中国在表示态度前，甚愿了解苏俄对欧战及对波兰的态度如何，尤其希望搞清楚苏联在远东是否愿与英美法合作。②
同日，蒋介石会见潘友新，讨论了欧洲战争问题。潘友新再次批评英法，认为他们应对德国军队的迅速东进负相当大的责任。蒋介石要求潘友新：“ 1、我请您给斯大林同志发电报问清波兰形势。苏联对该国取何立场？? 2、请斯大林同志给以回答：苏联是否会参加欧洲的战争？”蒋介石在解释何以提出波兰问题时说，中国应当就波兰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中国不能总是沉默，“中国政府还没有就此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但是舆论的同情是在受到侵略的波兰方面”。中国不会派遣军队到欧洲，但是中国应当对侵略者和被侵略的国家表明自己的立场。蒋介石在谈话过程中询问了苏联正在进行的局部动员一事。潘友新的回答是：“苏联奉行和平政策，但时时应当拥有强大的实力，以震慑冒险者，使之不敢侵犯我们的利益。我们同波兰的关系是由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的”。蒋介石推测说：“由此观之，苏联在对待受侵略的波兰关系上将遵守善意的中立”，潘友新表示同意。③
不久，孙科向国内发来报告说，苏联当局表示：一、苏联政府对欧战态度，依据一贯政策及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当严守中立，决不参战；二、增加援助中国抗敌，始终如一，决不因欧局变化而有所影响。三、对日本仍随时准备予以迎头痛击，苏日商定互不侵犯条约之谣言，或另有作用，绝无其事。孙科认为，远东的主要关键在英美法。“如英美法能事实上执行援华制日政策，苏方当可一致。”苏联对美国仍不断向日本出售军需器材不满，“此时美国若能毅然对倭经济绝交，停止对倭物资接济，则远东和平不难恢复。”④
9月17日，孙科来电主张暂不推动苏联与英法美的合作。他说，苏联在远东对英法美也严密提防，若在远东“望其与美、英、法合作，彼必疑必虑美、英目的，在挑起苏倭战争，以解美、英、法在远东所受之威胁。必美、英先有对倭积极制裁之行动表示，苏方始能相信而乐于合作，否则，彼将疑我信赖美、英，怪彼援我不力，或疑我暗代美、英刺探彼中秘密，反于合作前途有损无益。”⑤
9月15日, 苏联与日本就结束诺门坎战事达成停战协定。这也引起国民政府的疑虑，认为这是“苏日妥协之先声”。接下来发生的苏军入波事件，王世杰形容为“举世惊骇”。⑥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记下了他的感受：“昨晨俄军侵占波兰领土，系借保护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少数民族为名，但其声明中，对德、波战事仍严守中立，岂非滑稽。前日方与日本妥协，昨又侵波，其国家信义及国际道德，均已荡然无余，思之能不寒心？”①
苏军入波的当天，苏方对外贸易部长米高杨约见了孙科，表示苏军开入波境，是为了保护人民，安定边境，而并非参战。苏军所占地方将来是独立，还是归并苏联，尚未决定。对于此后苏联与英法之间的关系，米高扬表示“亦视英、法今后对苏态度而定，苏无敌对英、法意，但若英、法不谅解苏出兵境遇为保护同族立场，有敌对行为，则苏亦已准备一切以为应付”。对于中方积极推动的苏美协调，米高扬反应消极，他表示，美国已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但它仍旧供给日本以军需原料，实在令人不解，“在此情况下，苏在远东，无与美一致必要”。 米高扬还向孙科保证，“苏联援助中国抗战，自当继续以事实表现，决不稍变初衷”。孙科认为，苏联出兵，虽号称中立，实际上等于助德灭波。今后对于欧战漩涡，苏联或不能避免参加，那时在远东它就不得不与日本妥协。②
9月20日，潘友新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立场，称他已经接获斯大林的来电，确认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一如既往没有改变。蒋介石在谈话中提出了苏联停止对日贸易的问题。蒋介石称，目前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日趋活跃，明年开始它就不向日本供应军用物资和原料了，这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非常有利的。如果苏联向日本出售原料，那就会违背中国的利益。因此，请转告苏联政府不要同日本进行任何贸易。如果苏联同日本进行贸易，那就很难迫使美国不同日本进行贸易。美国可以说，既然苏联同日本进行贸易，那美国也要同日本进行贸易。潘友新问，苏联如果继续同日本进行贸易，难道能根本上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吗？蒋介石明确表示：“是的，毫无疑问，甚至会产生严重影响。”潘友新同意将中方的要求转告苏联政府。③
9月28日，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对波兰领土进行了瓜分。苏德同时发表联合宣言，宣称波兰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东欧永久和平的坚固基础。因此，两国共同声明：“结束德国与英法目前之战争，实与所有各国之利益一致。因此，如属必要，苏德政府即将共同努力，与其他友邦一致行动，以便尽可能从早达到此目的。然如苏德两国政府之努力依然无效，则继续战争之责任自当由英法负之；倘继续战争，苏德两国政府即将互相商议必要之步骤。”合众社电就此报道：“若干方面认为，苏德会谈公报之措辞，足以表示两国军事同盟，业已签就。”④徐永昌对此评论说，苏德宣言“较军事同盟尚要密切”，“此种宣言无异示威的强迫接受和议”。⑤
此后，苏德接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0月3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届临时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被认为是支持德国反对英美法诸国的演说。莫洛托夫称，旧波兰已经不能死灰复燃，在复兴前波兰国家的旗帜下继续进行战争极为愚蠢可笑，英法政府深知此点，但仍不愿停战言和。英法宣布战争的目的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而使这场战争带有意识战争的性质，这不禁使人回想起古代的宗教战争，英法统治阶级难道要使世界倒退到中世纪，倒退到宗教战争、迷信异端、文化毁灭的时代吗？最近欧洲政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以往所使用的概念已不复适用于今日。例如侵略和侵略国这样的概念，已具有新的含义了。现在，德国主张立刻结束战争恢复和平，而昨天还高喊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却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宣称现在的战争是拥护民主主义的斗争，实为一种罪恶。莫洛托夫还报告说，苏日停战协定的订立，为改善日苏关系的第一步，苏日商务条约的谈判，有进行的可能。①
王世杰感到，“此等言词，不独使英美人士闻而齿冷，吾国今后如何自处亦大成问题。”他对苏联与日本的妥协颇感担心，因为莫洛托夫的报告“词中无一语涉及中国，并表示愿与日本谋国交之彻底改善。苏联对日外交政策或有大变。”② 蒋介石也对莫洛托夫的报告大加指责，“观乎莫洛托夫之演说中，对日企图妥协，对英、法认其为侵略者，对美表示不满，对德表示友好，对共产国际袒护，其外交政策已甚为明显，且计诱日本使之共同合作，则其左日右德，以为辅翼，遂其称霸欧亚两洲之企图”。鉴于苏联的不可依靠，蒋表示“吾人于此，仍本独立自主之宗旨，贯彻到底，深信自助天助，必可获胜利也。”③
与苏联日渐疏远的同时，国民政府与美英的关系日益接近。正如王世杰在致胡适电中所说：“中苏关系诚然日趋艰险，惟依杰观察，介公重视英、美友谊过于一切。政府重视英、美过于其他友邦，惟不可公开表示而已。”④ 蒋介石在11月8日会见卡尔时表示，中国希望英苏国交不破裂，万一破裂，中国决不放弃英国友谊。 此即表明，万一英苏之间发生冲突，中国将会站在英国一边。
中苏关系的疏远由于11月底苏芬战争的爆发而进一步发展。苏军入侵芬兰，芬兰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使中国面临两难处境。虽然，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在政策上对各国均不便开罪，自宜妥慎应付”，但最后还是被逼到非表明立场不可的地步。⑤ 因为，国联在12月7日将开除苏联的提案付诸表决。鉴于苏联所给予中国的巨大援助，中国当然不能对此投赞成票。但是，中国又不能违背多数国家的意愿而公然支持苏联的侵芬行为。由于国联行政院在通过决议时须采取一致原则，如果由于中国的反对票而使多数国家赞成的该案不能通过，中国不仅将承担巨大的道义压力，而且担心会被其他国家所孤立，使中国所指望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更难获得。无可奈何之中，中国选择投弃权票，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谅解。
但中国的立场并未得到苏联的谅解。苏联对中国在国联未能明确地站在苏联一边大为不满。1940年1月9日，莫洛托夫在会见杨杰时带有指责的意味说，“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他还抱怨“苏芬问题，中国舆论毫无表示”，完全不理解苏联在芬兰问题上的忍让立场。⑥ 此时，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正访苏，他与伏罗希洛夫的会见被两次改期。在他与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的会见中，苏方都避而不谈对华援助问题。苏方表示，今后苏联援华的程度将取决于中国对苏联的态度。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1940年中，苏联对华援助大为减少，直到年底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欧战爆发之前，“苦撑待变”的国民政府并非一直期望“天下大乱”的到来，它更愿意看到欧洲局势的稳定，希望欧美列强更多地关注远东局势，甚至幻想将远东也纳入集体安全体制中。苏德的突然妥协，打乱了世界格局。欧洲战争带着不确定的因素而到来，苏联态度不明，令局势发展充满变数。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其对德宣战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竟两次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其讨论的充分与作出决定的谨慎亦由此可见一斑。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欧战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在短时期内，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风险。化解这些风险，便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欧战爆发后，中苏关系由于中国所不能左右的因素而进入了一个比较冷淡的时期。两年后，一个为中国所真正欢迎的世局巨变才真正到来。
① 对于战时外交，以对各双边关系的研究最为充分。战时中苏、中美、中英、中德、中日关系都分别有数部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专著面世。稍感不足的是，对于多边关系的综合研究仍不充分。如关于欧战爆发前后中国对欧局的外交因应，其意义不可谓不重要，但各著述甚少涉及，至今仍缺少专题研究。当然，这与史料条件的限制有很大关系。本文试图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这一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研究，其有关结论尚须接受日后新出现史料的检验和修正，自不待言。
② 《蒋介石与卢干滋的谈话》，1938年5月29日，C．Л．齐赫文斯基院士主编，B．C．米亚斯尼科夫院士、A．M．列多夫斯基、P．A．米罗维茨卡娅合编《俄中关系》第四卷，《中苏关系（1937-1945）》，莫斯科，2000版, 第250-253页。本文所引该书收录的苏联外交档案，皆由李玉贞女士翻译并慷慨提供，特此致谢。
① 《蒋介石与卢干滋的谈话》，1938年9月17日，《中苏关系（1937-1945）》，第173--176页。
② 《蒋介石与卢干滋的谈话》，1938年9月30日，《中苏关系（1937-1945）》，第331-334页。《蒋介石致杨杰》，1938年 10月1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二册，台北1981版，第343页。
③ 《张冲致蒋介石》， 1939年4月21日；《蒋介石致孙科》，1939年4月；《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01、409页。
④ 《蒋介石致斯大林》，1939年4月25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11页。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台北1976年版，第350页。
②《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366页。
③ 《孙科致蒋介石》，1939年7月3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24页。
④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1939年7月9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25页。
⑤ 《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1939年8月3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26页。
⑥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 12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8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影印：《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一册，台北1995版，第448页。
⑦《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台北1990年版，第138-139页。
⑧《徐永昌日记》第四册，台北1991年版，第117页。
①《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396页。
②《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22页。
③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4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8月3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一册，第503页。
④《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396—397页。
⑤ 《蒋介石致杨杰、孙科》，1939年8月25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345页。
⑥《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20页。
⑦ 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等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3版，第37页。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9卷，台北1984年版，第194-195页。
②“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4版，第482—483页。
③ Halifax to Kerr, Aug.28, 1939, Ann Trotter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Two,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48, China, June 1939-December 1939,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7，pp.105-106.
① 《蒋介石致郭泰祺》，1939年8月29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105页。
② 《外交部致胡适》，1939年8月27日；《翁文灏致胡适》，1939年8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 第22-23页。
③ 《蒋介石致胡适》，1939年8月29日，《战时外交》第一册，第86—87页。
④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23页。
① Prideaux-brune to Halifax, Sept.8, 1939,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Two,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48, pp.109-110.
②《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143页。
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06页。
④《王世杰日记（手稿本）》 第二册，第147页。
⑤ 《战时外交》中并未收入召回陈介的电报，加之陈介驻德直至1941年，所以，外交部曾发出召回电一事少为人知。
① 《谭伯羽致蒋介石》，1939年9月2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690页。
② 《杨杰致蒋介石》，1939年9月2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345页。
③ 《蒋介石致杨杰、孙科》，1939年9月4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28页。
④ 《外交部致胡适》，1939年9月5日，9月6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3页。
⑤《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33页。
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07页。
⑦《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08页。
①《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40页。
②《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42页。
③ 《孙科致蒋介石》，1939年9月13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30页。
④ 《谭伯羽致蒋介石》，1939年9月2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690页。
⑤ 《陈介致蒋介石》， 1939年9月9日；《谭伯羽致蒋介石》，1939年9月11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691页。
⑥ 《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51页。
⑦ Kerr to Halifax, Sept.11,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Two,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48, p.116.
① Halifax to Kerr, Sept.21, 1939,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Two,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48 p.120
②《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10页。
③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4日，9月18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33-34页。
④ Halifax to Kerr, Sept.8, 1939,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Two,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48, pp.110-111.
① 《杨杰与莫洛托夫谈话记录》，1939年9月10日，转印自杨德慧：《杨杰将军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94-295页。
② 《蒋介石致孙科》，1938年9月11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28-429页。
③ 《潘友新同蒋介石的谈话—关于苏波关系、苏联参加欧战和美国法国同苏联在远东的合作》，1939年9月 11日，《中苏关系（1937-1945）》，第504-505页。
④ 《外交部致胡适》，1939年9月14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4-25页。孙科致蒋介石，1939年9月13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30页。
⑤ 《孙科致蒋介石》，1939年9月17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31-2页。
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151页。
①《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13页
② 《孙科致蒋介石》，1939年9月18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32-433页。
③ 《潘友新就中苏关系问题与蒋介石的谈话》，1939年9月20日，《中苏关系（1937-1945）》，第535-536页。
④《中央日报》，1939年10月1日。
⑤《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172页
①《中央日报》，1939年11月3日。
②《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176页、178页。
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上册，第435页。
④ 《王世杰致胡适、颜惠庆》，1939年11月7日，11月8日电。《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26页。
⑤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21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1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一册，第689-690页。
⑥ 《杨杰致蒋介石》，1940年1月9日，《战时外交》第二册， 第363页。
由此可见，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同纳粹德国的关系其实并不融洽。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1 17: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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