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战胜日本的决定性力量
2016-08-09 15:52:56  来源：察网 作者：张宏志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环境及其特点

这一问题毛泽东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么，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被赶出，或虽时间较长，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

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共中央依据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确定了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将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军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军游击战争;在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去积蓄发展力量，再将自己造成为正规军正规战战争，从而形成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最后实现驱敌出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三大根本特点

其一，中国抗日游击战争，是由正规军的分遣去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的，是在战略的外线上独立作战，即在敌人后方开辟战场。

而一般游击战争是没有独立的战略任务的，仅仅是从属于正规军、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

其二，从这一特点出发，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正规战的成份。

一方面执行游击战争任务的正规军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导部分;另一方面新发展起来的游击队又是在正规军帮助下建立的，它的领导骨干是由正规军派出的。这两方面的条件造成了抗日游击军的特殊素质：即可分散使用于游击战争，又可集中使用于运动战。其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一般游击战争则没有自身的战役作战的任务。

其三，是向运动战发展。

鉴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抗日游击军要求得生存和发展，除使自身不断扩大外，还必须不断提高。即将自身造就成为正规军，能够胜任正规战争。最后担负起实行战略反攻，驱敌出国。而一般游击战争没有向运动战发展的任务，从而也就无力胜任战略反攻。

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特点，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总之，中国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战略形态，是半殖民地的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二、 抗日游击战争的两个战略转变及其历史地位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是将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军游击战争，经由长期斗争的锻炼，在由游击军游击战争上升为正规军正规战争。前一过程是积蓄和发展力量的过程;后一过程，是实行反攻，夺取抗战胜利的过程。这两个战略转变，经历了3个历史阶段，6个战略步骤。每一历史阶段每一战略步骤，对整个抗战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1、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正规军的分遣 1937年9月初，八路军出师抗日开赴山西前线时，总兵力为3个师6个旅12个师团，共计4万余人，除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外，进入抗日前线的兵力计3万余人。同年10月留在南方的红色游击队，开始集中整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全军编为4个支队9个团，约万余人。11月间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即在山西实行分兵，一支一支的游击支队从正规军中分遣出去，在广阔的战线上实施战略展开。

迄1938年底，已经展开于北至长城内外，南抵黄河(故道)两岸，东瀕大海之辽、热、察、绥、晋、冀、鲁、豫八个省区。1938年5月，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在苏、皖、豫3个省区展开游击战争。迄武汉失守，日军占领中国大陆约120万平方公里土地，600余县，八路军、新四军在约100万平方公里，450余县，发动群众，组建群众抗日武装，从而迫使敌人不得不分出大量兵力保守占领地。其保守兵力的递增，就是进攻兵力的逆减。这里的一增一减，不是小学算术的1+1等于2,2-1等于1，这是量的机械变化。

军事辩证法告诉人们，兵力的增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飞跃，发生新质。迄武汉失守，日军总兵力为27.5个师团，其中9.5个师团打武汉，3个师团打广州，进攻兵力为12.5个师团，占总兵力的45%，担任守备的兵力为15个师团，占总兵力55%，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况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枯竭，进攻终点的出现。故而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地。战略相持阶段出现了。

新兵团的产生日军转入保守占领地后，抗日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主要任务是保守已占领地区，而不是攻夺新的地方;整个形式表明，战争重心已由国民党军正面战场，转向了敌后战场。毛泽东在1938年5月曾预言：“大抵挡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年11月——1939年9月，日军侵华总兵力为38个师团，华北部署了23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将侵华日军的70%即26个师团吸引在自己的当面;1939年10月——1940年末，日军总兵力为35个师团，投入敌后战场的兵力为70%(弱)即23个师团。在这两年内，敌后战场出现了及其严酷的斗争。日本军阀原企图以其重兵的连续进攻，迅速地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种企图失败后，转而采取了分散部署兵力的堡垒主义，即“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

日军战略上的这一转变，意味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已把日本侵略者逼上了军力、国力的持久消耗的逆境。在新的战争环境锻炼下，广泛发展的群众武装、民兵和游击队，迅速脱出初期武装的原始形态，一批一批地上升为正式的军队和主力兵团。到了1940年末，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也发展到10万人，全国共50万人，和抗日出师时相比，扩大了10倍。这一时期，华南游击队也进入了发展的时期，约有数千人。

1937、1938两年间，我们乘日军大举南侵的战略时机，将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军转化为抗日游击军，从而发展了广大的群众武装，在百余万平方公里地区，1亿以上的人民中，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39/1940两年，在频繁激烈的战争环境中，造就了大批新兵团，在战胜日军的进攻中，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4年间(1937-1940)抗日游击军经历了两个战略步骤：由集中走向分散——正规军的分遣;由分散走向集中——新兵团的组建。从而胜利地实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个战略转变，即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军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军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如果只有前一个战略步骤，即正规军的分遣，而没有后一个战略步骤，即大批新兵团的组建，那么前两年的大发展便不能巩固，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2、两个战略转变之间的过渡形态

集中和分散两种形式的融会 1941、1942两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华中占领区政权系统逐步完善，伪军也发展起来，华北伪军多达40余万人，华中伪军20余万人，日本的统治基础加强了。再加上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疯狂对日本军阀的刺激，使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狂热升到了极点。

这两年日军侵华总兵力为34个师团，日本军阀使用了其总兵力的72%即24.5个师团，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在敌后战场的“‘扫荡’战争”，以极端分散部署兵力为军事总方针;以“囚笼”政策为战略指导原则;以“蚕食”政策为战术手段;以“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摧毁为目的。日本军阀称这种“‘扫荡’战争”为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略。

4年(1939-1942)来，日军在敌后战场建立起严密的军事系统和庞大的军事设施。以华北为例，日军据点不少于1.5万个，堡垒不少于15万个;挖掘遮断壕(深、宽各10米)约2.5万公里，相当于中国古长城的6倍，如果把所挖掘之土垒成高、宽各1米的土堰，可绕地球60圈。修筑隔断墙(宽2米高5米的长墙)和寨堡约1500公里。原有和新建的铁路7000余公里。原有和新建公路、应急道路约14万公里。原有和新开凿水路约4000公里。由铁路、公路、水路所构成的封锁线约3万公里。

在冀中地区的3万平方公里土地，8000个村庄，日军据点共计1753个，密如蛛网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线，和星罗棋布的据点、堡垒，将8万个村庄分割成2700个碎块。这种形势，造成了敌后斗争的严重困难局面：一方面平原地区根据地在敌人的分割、封锁和“蚕食”下，失去了运动战的作战条件;一方面山区根据由于失掉了平原地区的经济支援，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1、1942年出现的形势，与1937-1940年间的形势不同了，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战争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们的”三光“政策。假如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中敌人的奸计。假如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减，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更加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根据毛泽东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制定了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军事斗争上的意义，是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组织形式的改变，是以一部分主力军划为地方军;一部分地方军化为游击军;一部分游击军化为群众武装。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根据地巩固区域，为二比一，边沿区为一比一。同时大力发展民兵(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民兵在全人口中占百分之二或三(冀中地区则达到百分之八)。这一变化的要领是：扩大民兵，缩小军队;军队，扩大地方军，减少主力军。

在斗争方式上，则强调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有利条件下的主力军的运动战不可偏废。这一变化的根本点，是在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不是组织正规军的拼死抵抗。而是使主力军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使抗日游击战争更加群众化。由于我们这样做了，一则使军队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一则加强了群众的组织基础和武装基础，促进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广泛发展。群众武装之广泛，主力兵团之坚强，是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为抗日游击军游击战争向正规军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准备好了质(正规化素质很强的主力军)和量(经过残酷斗争洗礼的广大群众武装)两个方面的条件。

这一时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形态，融会了集中与分散两种形式，以相对的分散，保证了必要的集中，从而使我们保持了巩固的抗日阵地。抗日游击战争正是从这个阵地上出发，去迎接1943年以后新形势。

集中使用兵力 历史进入1943年，日本侵略者对华、对美、对苏各条战线兵力不敷，整个战线千疮百孔;国库亦已耗空，国力难以支撑。9月，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从太平洋到中国大陆全线转入防御，中国抗战形势出现了转机。这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共计45万人，其中主力军和地方军各20余万人。虽然整个形势已经好转，但前一时期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并无根本好转，目前，军队还不宜扩大。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扩大解放区，改善经济条件，为军队的发展创造物资基础。扩大解放区，改善经济条件，是这一时期斗争的根本特点。

这个扩大解放区的任务，给军队作战提出了新的要求。1941、1942年，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下，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根据地;战争主要地是在根据地内部进行;主要作战形式是广泛地群众游击战争。而1943年的任务，是扩大解放区;作战地区转向了边沿区和敌占区;向日军据点的攻击和向敌占区进攻，其作战特点，是集中使用兵力。

这样做是可能的吗?回答是肯定的。

其一，在长期斗争的锻炼中，抗日游击军已经成长为一支正规化素质很强的军队(主力军和地方军)。

不过，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敌人后方这个特殊环境下进行的，军队只有小后方，没有大后方，尤其没有工业，抗日军队的装备几乎全部取之于敌。装备问题是抗日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中的最大问题。一旦获得了它，我们的军队俨然就是一支正规军。就我军素质而言，已经具备了集中兵力作战的条件。

其二，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使我军集中兵力作战亦具有了可能性。

1943年，日军向华北解放区13个战区先后发动1000人以上的“扫荡”87次，累计984天，出动兵力44.5万人，就“扫荡”次数而言，比1941、1942两年平均“扫荡”次数增加了0.5倍。但每次“扫荡”出动兵力和作战时间则大幅度下降了。如北岳区，“扫荡”次数12次，出动兵力6.7万人，作战时间257天，平均每次“扫荡”为5591人每次作战时间为212.4天;而1941年秋(8.13-10.17)大“扫荡”，出兵数为10万人，作战时间65天。

就是说，1943年全年“扫荡”的出兵数比1941年1次“扫荡”的出兵数还少3.29万人，作战时间减少了43.6天。又如鲁中区“扫荡”次数3次，出动兵力2.76万人，作战时间14天，平均每次“扫荡”9200人，作战时间4.7天;而1941年冬(11.5——12.28)大“扫荡”出动兵力10万人，作战时间54天。就是说，1943年全年“扫荡”的出兵数比1941年1次“扫荡”的出兵数还少7.24万人，作战时间减少了49.3天。

再如太行区，“扫荡”次数6次，出动兵力3.35万人，作战时间21天，平均每次“扫荡”为5700人，作战时间3.5天;而1942年夏(5.15-7.20)大“扫荡”出兵数为3.5万人，作战时间76天，就是说，1943年全年“扫荡”出兵数与1942年1次“扫荡”的出兵数大体相当，而作战时间则减少了72.5天。其他各区，敌军也都在衰落。

从“扫荡”持续的时间看，1943年我军反“扫荡”作战时间平均为76天(984天13个战略区的平均数)，就是说，我们尚有289天的时间休整部队和向敌人进攻。而在1941年、1942两年中，每年差不多有300天的时间处于反“扫荡”中，部队几乎得不到休整。

总之，1943年的战争，一方面是敌人向我们的进攻，一方面是我们向敌人的进攻;我们尚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而敌人也无力组织我们的进攻;敌人打进来，我们杀出去，而新的形势正在于我们杀出去。脆弱的敌军战线挨到了我军具有相当规模的游击兵团的攻击，一批一批的堡垒据点为我克服，敌人的封锁网、交通网、堡垒群，被打的支离破碎。1941、1942年，敌人是何等的猖獗，高大的炮楼，一串连一串。而现在则成了我们的攻击目标。

这种冀中使用兵力于进攻战斗的作战，虽仍然是游击战，但却是具有运动战、正规战成份的游击战。游击战和正规战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别表现在兵力使用上：集中使用兵力打大仗，是正规战;而分散使用兵力于广大地区则是游击战。1943年抗日游击战的历史特点，正在于集中使用用兵力，这是正规战的胚胎。

3、抗日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

正规兵团的建立 随着日军的转入战略防御，1944年春，华北解放区发动了攻势作战。起迄1——5月，攻克或一度袭入县城共有24座。这种游击战争的攻势作战，标志着敌我之间的“扫荡”与反“扫荡”长期反复的僵持局面已经打破，解放区军民已将作战线推进到日军占领区。

1944年夏、秋，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都转入了攻势作战。主要作战方向有3个：其一，指向残留在解放区内部的日军据点;其二，打通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其三，攻占日军守备薄弱的县城和重要据点。从而结束了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局面，各战略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我们的反攻作战，仍然是游击战争的反攻，这是中国抗战敌后战场的历史特点。世界战争史上的游击战争没有、也不能担负战略反攻的任务，战略反攻只有正规军正规战争才能实行。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则不同于一般游击战争，这在前面已经做了论述。

再以敌方情况而论，1939年以后，日军在战略上经历了一个转变，即将正规军分散使用，实行“极端分散的部署兵力”，这在前面亦已作了分析。总之，我军作战的游击性，日军兵力的分散性，这两方面的因素带来了敌后战场的特定历史环境，和战略反攻的特定战争样式——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假如抗日游击战争所遇到的不是日本在广大的地域上的庞大、分散、松懈，没有后备力量的作战线，而是日军的野战兵团，那么，当然也就没有游击战争的战略反攻。

1945年，解放区各战略单位，相继发动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日军被驱赶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整个作战线陷于瓦解。

经过1944年1年和1945年上半年的反攻作战，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过去那种经济困难的情形已根本好转;军队的装备亦有很大的改善。抗日武装大发展的两个方面条件：经济力、战斗力，同时具备。全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主力军和地方军的比例为二比一，主力军70余万人，地方军30余万人。主力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再则，经过一年半的攻势作战，过去游击战争的那种分散性、独立性、灵活性、流动性，逐渐为集中性、统一性、计划性所代替;同时随着军队装备的不断改善及作战规模的不断扩大，步兵、骑兵、工兵、炮兵个兵种的协同;参谋工作的加强;后勤工作的提高，政治工作的改进等等，也都在战争实践中逐步获至解决。总之，抗日游击军游击战争向正规军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瓜熟蒂落，收获的季节到来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第95节中曾指出：“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

又说：“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中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这就是说：抗日游击军游击战向正军战正规战的转变，和抗日战争战略反攻，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整个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没有反攻形势的出现，就没有向运动战的转变;而没有向运动战的提高，则不能促进反攻形势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相依相辅，互为发展。而正规兵团的组成，并形成为全军的主体部分，则意味着质的飞跃，即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战略转变的完成。这一转变一经实现，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时刻就到来了。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立即动员布置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地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游击部队和民兵占领小城市，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形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以便在解决日、伪军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

至此，抗日游击军游击战争向正规军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最终获至实现。

正规军的分散使用 8月中旬，中国抗战形势骤然发生变化，8月10日，蒋介石连续发布三道命令：命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 ，“不得擅自行动”;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

日本虽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大本营却于8月16日、8月18日发出大陆命第1382、第1385命令，命令中国派遣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抵抗，等待国民党政府受降。8月15日，蒋介石致电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他维护占领区秩序，等待国民党军受降。不准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缴械和交出物资。美国政府又采取了怎样的政策呢?

杜鲁门分析当时的形势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1)所以杜鲁门要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令在中国的日军，守住占领地，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受降。

在这种情势下，不但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的计划难以实现，而且必须从国民党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发动全国内战这个基点上审慎地考虑自己的方针。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区党委、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23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市局和任务的指示》指出：原定夺取大城市的方针，随着形式的变化，则应予改变，今后一个时期应着重于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夺取。

这样一来，8月10日以后所组成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没有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与日军举行主力军的决战，而是继续使用于广大地域上分散作战，广占小城市和乡村。

总括前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八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历程，完成了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军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军、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和抗日游击军游击战向抗日正规军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在为实现这两个战略转变的长期斗争中，由抗日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成为127万人的强大正规部队，从而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1 17:52:09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我所知道的段培东

下一篇：战略与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