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
2016-08-17 10:17:32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作者：步平  点击：  复制链接

中日历史问题[1]长期以来是障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之一。战后几十年来，中日两国间围绕历史认识的争论，特别是围绕当年战争历史认识的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因此，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揭露侵略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暴行，始终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内容。

不过，从2002年起，中、日、韩三国学者就开始了共同编写东亚近现代史的努力，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中日间也在2006年开始了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并于2014年出版了共同研究的报告书。这些跨国共同历史研究基本发生在近10年间，这也告诉人们：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思考似乎还存在着不同的空间。但不同的空间究竟表现在哪里？笔者参加了上述两个不同层面的共同研究，在这里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一、中日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感情与学术三个不同层面

至今仍有许多人不了解也不理解中日学者间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所以有人鼓励我们在研究中“痛斥”日本方面的观点，但也有人批评我们与日本学者坐在一起讨论历史问题就是丧失原则与立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没有厘清两个重要的概念。 

首先，在共同研究中，中国学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日本学者？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了解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斗争与争论。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掩盖日本的侵略责任，所以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战争责任”的认识。但是通过战后审判，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后，开始接受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提出的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的主张。而了解历史真实的知识分子开始悔恨自己曾经盲目或迫于压力支持战争的行为。当然，大多数日本民众此时还仅认为自己是军部欺骗宣传的牺牲品，其战争受害者的意识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战后强烈的厌战情绪和反战运动，都是从被害者的立场进行的，没有对那一战争的赎罪意识。[2]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大规模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的兴起，一些经历过战争而有觉悟的日本人开始从单纯记忆自己战争受害的意识中跳出来，克服一国和平主义的狭隘视野，与亚洲邻国的民众一起思考战争责任与和平问题。[3]这是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飞跃。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两国往来的活跃，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暴行为更多的日本人所了解，“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概念开始在日本社会流行。如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所说：“我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之一，一直把解决日本的战后责任问题看做能够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恢复信任的大好时机。这是因为如能做到认真对待受害者的追究，把在半个世纪前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的话，就可以重新恢复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失去的邻邦的信赖关系；才能以此为出发点，使日本同永久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成为睦邻，在东亚和平共处。正是这些想法一直驱使着我要在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问题上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而，遗憾的是纵观日本社会这十年来的动向，情况并没有按照我的愿望发展。”[4]

高桥哲哉的历史认识代表了一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态度，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能够开展的前提。

其次，中日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感情与学术三个不同层面，而不仅仅是政治这一个层面。政治层面关于东亚历史问题的对话，要求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加以明确的政治判断，即向遭受其侵略的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其实，日本在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在政治层面触及战争责任问题，表示了“深刻的反省”。但由于部分日本政治家经常发出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坚持战争时期历史认识的“妄言”，在国际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所谓‘误解’总是不能消除，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们的言行。”[5]反省与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两种声音同时经媒体暴露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零和博弈”的效应，让人们感到战后的日本社会似乎没有发生变化，从而使中日两国在政治层面的对话呈现复杂的状况。日本从政治层面反省战争责任的政治任务并未完全结束。政治层面的问题固然相当重要，但并不是东亚历史问题的唯一层面。值得关注的还有反映在民众感情层面的和学术研究层面的历史问题。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对话，是解决东亚历史问题的重要环节。

感情层面的对话主要针对东亚民众关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对于中日两国民众来说，关于战争历史集体记忆的最深刻的侧面都是战争中的被害。例如，在中国，关于战争的记忆有“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而在日本，主要的战争记忆有“广岛（Hiroshima）长崎（Nagasaki）的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冲绳（Okinawa）作战”等。两国民众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毫无疑问都是事实，但是并不对称。同时具有战争中被害与战争加害双重角色的日本国民，如果被局限于“本国内部的狭隘的视野”[6]中，就会导致“加害意识的缺失”。日本人在对加害责任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被害体验”，不可能得到被害国中国民众的广泛理解，[7]也不可能了解同一历史过程战争被害国国民的体验。所以，中日两国民众的感情层面的对话主要应当是深入交往与加强相互理解。

学术层面的对话主要解决东亚各国历史学研究中因资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历史体验的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差异问题。中国历史学界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研究时，比较关注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力图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的现象背后的东西，如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发展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所反映出的日本的大陆政策。而日本的历史学者即使承认战争的侵略性，更注重研究的则是诸多事件发生时具体的主客观原因，如“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军部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态度，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偶然因素等。

从具体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国家关系走向的必然性的角度，从个性与共性的历史哲学的层面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是历史学追求的理想的模式。不同国家的学者虽然各自强调的侧面并不相同，但是，只要注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差异是可以通过学术交流和深入交换意见逐渐消除的。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对侧重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事实而忽视描述发展趋势的问题有所意识，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论证日本侵华的计划性与一贯性需要对证据资料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上述东亚历史问题的三个层面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三个层面的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过，对于解决历史问题来说，从学术研究层面入手进行对话是最现实和最具操作性的，学术层面的对话可以成为其他两个层面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建立相对冷静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安静的对话环境，避免极端政治的干预和极端感情的影响。而历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资料与历史事实的学术传统为东亚学者间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基本保障。处于学术研究层面第一线的中日两国历史学者长期以来已经建立了相对密切的交流关系，能够创立共同研究的局面。

二、中日历史学者共同研究与对话的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日两国学者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学术层面的对话活跃起来。日本一些大学分别组织了由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和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8]中、日、韩三国学者还围绕日本社会出现的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向进行学术交流，以东亚各国民众间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为目标进行活跃的讨论，提出了东亚的共生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9]，并分别取得了以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10]。

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历史学者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共同研究与编写历史书籍和教材的努力上，并且产生了新的成果。2006年，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共同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出版了研究性的专著《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11]。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深入程度不一，但通过历史对话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叙述的比重；二是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问题。 

在东亚历史学者的对话中，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民间团体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努力，是在历史认识上实现“超越”的积极的尝试。

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动议从2002年提出，开始是针对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具有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但是三国学者也意识到如果能够共同编写历史教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历史事实的共有，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突破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局限。所以三国学者将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第一阶段的历史问题对话目标。

从提出编写动议到完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用了3年多的时间。它主要记述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到二战后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并涉及日本战后遗留问题，如靖国神社、民间赔偿等。全书结构确定后，由三国学者分工执笔，提出初稿后一起讨论。编写过程中，发现其复杂程度大大超出预想：正式讨论的初稿有6稿，每一部分初稿都要翻译成三种文字进行对照，每个观点甚至每句话都要反复推敲，以至正式会议在3个国家召开过11次，还不包括会议之外几乎每天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交流、交涉、讨论。

2005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12]在中、日、韩三国同时出版，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首先，书的发行量大大超过预期，也大大超过此类书的平均发行量，在中国达13万册，在日本超过6万册，在韩国也达到5万册。其次，三国都有部分学校用该书作为历史教材的补充，在学生中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后也收到一些批评意见。主要的意见是本国学者撰写本国历史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方面仍有缺陷；叙述内容偏重于战争历史，缺少对社会变化的全面观察与分析。

针对这些批评，三国学者认为应将修订《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第二阶段历史问题对话的目标。在对东亚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共同研究基础上，力图在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寻求东亚的视角。从2006年起，三国学者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历史问题对话，即共同编写新的东亚史。新的东亚史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主要从国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对东亚近现代史进行叙述，下卷则讲述三国社会变迁与民众的生活与交流。

之所以分上下卷讲述东亚的近现代史，是基于下述原因：

第一，近代以来东亚国际政治的演变固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今天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但国际关系的变动并不能构成东亚近现代史的全部。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看，近代东亚地区的人的交流与移动是这一地区最有活力、最积极的因素，也是历史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第二，与国际政治学侧重于从国家这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层面出发思考问题，注重研究国家基于利益的冲突与合作的研究方法相比，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基本点是人，更关注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在2世纪就提出的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

第三，如果说不同国家的学者在国际政治层面的研究中可能存在比较多分歧点的话，那么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共性和一致的地方。而由此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获得基本的历史认识的共识。

为使获得历史共识成为现实，必须突破本国学者撰写本国历史的局限。在此次编写中，要求执笔者在写作中务必体现东亚的视角，不仅介绍本国的情况，而且要介绍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要求执笔者突破“本国视角”观察与分析历史现象。所以，第二阶段的历史问题对话比第一阶段更深入，也更困难，编写时间大大超过了预计的3年。到2013年出版中文名为《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13]一书，事实上用了6年时间。

第二阶段仍遗留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下卷第8章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中文本和日文本在韩国学者执笔的这一章后面附上了各自的不同见解。不过，这一现象恰好证明：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是需要经历曲折过程的。目前，第二阶段的这一成果正在被翻译成英文，计划于2015年出版。而三国学者正在思考进入第三阶段的历史问题的对话。

东亚地区关于历史问题的对话要求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意义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哪怕这种关联共同性十分微弱，也需要认真研究，才能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通过历史问题的对话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对稳固东亚各国间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而且是基于各自国家的外交战略的互惠要求，更重要的是实现东亚乃至亚洲及世界范围内的包含社会、文化层次相互理解的基本条件。虽然这一过程不能期待一朝一夕完成，但是必须扎扎实实地努力。

三、中日政府层面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

经过3年的努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终于在2010年1月发表了。尽管中日两国都有人对共同研究的结果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反应是冷静的，说明大多数人对学者进行的研究采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态度。可以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推动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么，究竟应如何客观、冷静地评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呢？

首先，此次共同历史研究确实推动了两国学者间的相互理解，开创了不同国家间的历史学者进行深入交流的新局面。

古代史组的两国学者始终本着谦虚的态度，就历史认识进行坦率与公正的对话。两国学者都认为不能把古代与中世纪的中日两国关系简单地定位于和平相处，而把近代中日关系简单地定位于战争与冲突。但并不排除双方学者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处理方法。对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发展，日方学者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而中方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给予充分的评价，从而能够共同关注两国文化相互影响与相互激励的历史进程。

近代史组的双方学者对中日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明确指出：自1931年开始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阐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中方委员会认为：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是中日之间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首先达成共识，然后才能开始学术研究。日方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造成大量中国平民的牺牲，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他们的论文还认为，近年关于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刻伤痕的表现。

在研究中，双方学者有着共同的一点体会，那就是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历史的叙述和认识也存在差异。对于这一差异，需要通过加强两国学术界及民间的交流来解决。而保持安静与冷静的学术气氛，可使双方在历史认识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理解，获得更多的趋同，从而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丰富历史内涵得以实现。

其次，共同历史研究为民众间实行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建立提供了样板。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双方有关具体历史过程的描述、认识与判断，还存在相当多的分歧。不过，这些基本属于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结论。如果没有分歧和差异，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实证研究不充分或者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不同认识是可以理解的。具体来说，在对侵略战争性质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对具体过程的认识与判断，如战争原因的分析、侵略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与具体事件的偶然性等问题，双方观察历史问题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在搞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就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交流。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差异是很正常的。

但是，包括部分媒体在内，民众关于学术研究的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和重视实证研究的方式，在理解上还需要时间，如果媒体能够从积极的角度对共同研究的成果加以介绍，肯定能够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缩小认识的差距，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再次，共同历史研究为从政治层面定位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根据。

中日历史认识中的分歧，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例如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问题，必须形成基本的共识，否则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础。二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由于各自掌握资料不同而有差异。但对这样的分歧，通过资料的交换与交流，可以本着一切皆以史料为依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逐渐接近。三是对历史进程或历史事件的宏观的分析，受各种因素影响，双方的研究方法可能在历史观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我们对这样的分歧以交换意见、促进相互理解为目标，不强求取得共识。

比如，中国民众普遍认为1931年至1945年期间中国一直是以日本军国主义为对手进行反侵略的抗日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的战争对手有中国、美国与苏联，因此，对作战对象不同的各个时期的战争性质，日本学术界与民间有种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日本对外的“十五年战争”，也有的认为应将对华、对美、对苏的战争性质区分，因此存在许多争议。根据近年来多次舆论调查的结果，大多数人（一般认为在70%左右）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对同美国、苏联战争性质的认识，则相对复杂。中方学者也了解了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复杂状况。

中方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在共同研究中明确近代日本向中国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同时应指出部分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是导致中日历史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日本学者理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有痛苦的战争受害经历，所以非常关注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并且明确承认了侵略战争的性质，同时提出双方因战争期间历史体验不同而产生有差异历史认识的现实问题。

按照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时日本方面政治家的主张：今后政治家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表态应当根据历史学家的结论。那么，此次共同研究的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后日本政治家政治表态应遵循的原则。国际社会在关注着安倍首相战后70周年的谈话是否能够接受这一学术研究的成果。

[1]这里所说的中日历史问题，指存在于中日两国间就近代历史认识领域的问题，而不包括与历史有关，至今仍悬而未决或正在解决的中日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如处理遗弃化学武器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领土资源问题。

[2]梅靖三『戦争は悪』東京：昭和出版、1994、192頁。

[3]石田雄「反戦平和思想と運動の歴史認識」高橋哲哉編『「歴史認識」論争』東京：作品社、2002、79頁。

[4]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序言第1页。

[5]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吴寄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6]大沼保昭『東京裁判、戦争責任、戦後責任』東京：東信堂、2007、144頁。

[7]吉田裕『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東京：青木書店、1997、183－188頁。

[8]山室信一編『日本·中国·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討議集』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上越教育大学東アジア研究会編『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新しい歴史表象をめざして―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との対話』大阪：清文堂、2002；二谷贞夫編『21世紀の歴史認識と国際理解－韓国·中国·日本からの提言』東京：明石書店、2004。

[9]历史学研究会編『歴史教科書をめぐる日韓対話－日韓合同歴史研究シンポジウム』東京：大月書店、2004。

[10]君岛和彦『教科書の思想―日本と韓国の近現代史』東京：すずさわ書店、1996；郑在贞『韓国と日本歴史教育の思想』東京：すずさわ書店、1998。

[11]《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日文版由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出版。

[12]《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日文书名为《未来を開く歴史》(明石书店、2005)，韩文书名与日文相同。三种文字内容完全一致：序章开港前中日韩三国的状况；第一章开港与近代化；第二章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中韩两国的反抗；第三章侵略战争和民众的受害；第四章战后的东亚；终章谋求东亚的和平。

[13]《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上卷为《国际秩序的变迁》：第一章西方冲击与东亚传统秩序动摇；第二章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传统秩序的解体；第三章列强争夺东亚霸权与日俄战争；第四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华盛顿体系；第五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东亚；第六章冷战体制的形成与东亚的裂变；第七章冷战体制在东亚的演变；第八章冷战体制瓦解后的东亚。下卷为《制度·人·社会》：第一章宪法—国家的构造与民众；第二章东亚的城市化——上海·横滨·釜山；第三章铁路—现代化与殖民地统治、民众生活；第四章移民和留学——人员流动和人员交流；第五章家庭与两性——男女关系、亲子关系；第六章学校教育—国民塑造；第七章传媒——被制造的大众意识与感情；第八章战争与民众；第九章克服过去，面向未来。日文与韩文的书名为《新东亚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17 17: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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