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谈中日韩三国历史共同读本
2016-08-18 10:49:46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步平研究员就《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有关的问题发表谈话。

问：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本书？是不是针对日本右翼的历史教科书呢？

答：我想说的是：针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的歪曲，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但还不是全部。

编写这本书的动议，是从２００２年提出来的，当时，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民间团体针对２００１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批判，召开了“东亚和平论坛”。在论坛上，有的学者提出了编写共同历史读本的倡议，日本和韩国将其称为“副教材”，即参考教材。当时大家认为，不仅要批判右翼的教科书，更重要的是应有对学生进行正确历史教育的教材。既然缺少这样的教材，我们应当编写。

问：如果仅仅是针对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一国学者编写也是可以的，没有必要由三国的学者共同进行，据说共同编写的工作相当艰巨。

答：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的目的。我们知道，三国间的历史认识是有相当大的分歧的，历史认识甚至成为一个时期影响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障碍。其实，即使在一国之中，历史认识的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同国家间解决历史认识差异的最重要方法仍然是沟通与相互理解，而前提是历史事实的共有。各国的教科书，一般来说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难以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问题，所以由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历史事实的共有，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

问：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历史读本真的能够促进历史认识的相互了解吗？因为有人怀疑与日本的右翼是否能有共同的历史认识。

答：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教科书制度是“审定制”，而不是战前只允许有一种的“国定制”。现在日本中学校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包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在内共８种，而扶桑社的这种从２００１年才开始通过审定，被学校采用的极少，那本书中反映的历史观还不能代表日本大多数人的历史认识。其它的７种历史教科书虽然也有问题，但与扶桑社的那本有本质区别。关于这个问题，媒体一直没有很准确的介绍。我们不是同扶桑社的教科书讨论共同的历史认识，而是针对大多数战后出生，对战争历史很不了解但是又希望了解历史的真实的人来说的，也包括了中国、韩国的年轻一代。所以我们说这本书是面向未来，面向国际，是以建设和平的东亚为目的的。

问：您谈到大多数人的历史认识的概念，那么，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他们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是什么样的呢？

答：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日本，应当说多数人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也批评与反对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这一点尽管有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但也是事实。不过，他们一般是站在日本人是战争被害者的立场反对那场战争，因为战争也确实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多数日本人一提到战争，首先想到的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是东京的空袭等等，至于对日本人是加害者的认识，对许多人来说则比较浅薄。这是日本的历史教育的缺陷，也是与我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主要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与他们之间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而不是批判。原子弹爆炸与空袭确实是事实，问题是如何分析与理解。如果充分认识了日本带给亚洲人民的伤害与灾难，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受害的原因了。至于完全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必须批判，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

问：促进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的意义确实是那么重要吗？

答：很重要。我们知道，２１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优秀。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２１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呢？

问：人们很关心三国的学者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是如何工作的。

答：首先要说明，我们三国的学者并不是因为编写这本书才走到一起的，以前就有比较多的学术交往。我们对当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的认定上没有根本的分歧，这是能够走到一起来的基本点。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让三国的人民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建立对历史的共同的认识，共同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共同维护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我们之间，也有相当多的不同的历史认识。所以，我们从事这项工作，也是在谋求共同的历史认识的过程，不仅仅是针对读者的。

问：您说同日本的学者间在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上没有分歧，但又说有不同的历史认识，应当如何理解？

答：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例如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媒体经常告诉人们一种绝对化的结果：要么就是完全一致，要么就是根本对立，其实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三国的学者对侵略战争的性质认定没有分歧，不等于在所有的问题上完全一致。事实上，我们之间有许多的讨论与争论，有时，争论还相当的激烈。

日本的学者是那一社会的进步力量，他们是战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批学者，是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的一批学者。在日本社会越来越右倾化的今天，有许多人已经发生了“转向”，而他们坚持到现在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与他们毕竟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与教育背景是不同的，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是很正常的。我们与编写共同历史读本的日本的学者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多数可以通过交流与讨论达到共识，少数也可能要保留一段时间。我认为这种分歧与同右翼的历史认识的分歧有根本的不同，不希望媒体夸张地描述这种分歧，而希望媒体积极促进这些分歧的解决。我经常想：如果我们与他们之间都不能达成共同的历史认识，就更不可能考虑与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力量的日本人在历史认识上的沟通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认为编写共同读本的过程并不亚于结果。

问：是不是可以把日本关于战争问题的历史认识分成进步的、中间的和右翼的三种情况？而共同的历史读本是与进步的历史认识的合作的结果？

答：我已经说过，历史认识其实是有许多不同情况的，为了表述方便，大致分成三种情况是可以的，至少比过去非黑即白的判断客观了许多。我们确实是与进步的历史认识合作的，但是应说明：第一是这种认识在日本并不是凤毛麟角的极少数，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的，只要方法得当，这种认识可以取得大多数日本人的理解；第二是即使这样的历史认识，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传统的历史认识，我们与这种历史认识的交流确实是双向交流，互相都是有收获的。所以，我们并不满足于目前的结果，而是希望在三国间将谋求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共同研究历史认识的活动开展起来，推而广之。

问：我们希望知道在编写的过程中，你们的分歧在哪里？又是如何解决的？ 

答：我已经说过，关于侵略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没有分歧的，这与一般人从简单的逻辑产生的想象可能是不同的。但是，对于如何表现侵略战争，我们确实有许多的讨论甚至争论。

例如，关于战争对中国及韩国的伤害的证据的准确性问题，关于战争对日本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现到什么样的程度的问题，我们在每一个具体的照片和事例的使用上都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甚至争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更深刻地意识到，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的认识的差异有多么大，这就是所谓的“语境”的差异吧。其实，对于我们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在别的国家的人看来有的却感到不可思议，相反，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有那样的疑问。这种差异不是根本的对立，只要有相互的理解愿望就可以解决。我们平时谈到的历史认识的问题，有许多是在这一层面上的。

又比如，在表现方法上，差异也是很大的。日本的学者比较重视社会变化的情况，比较关注在微观问题上的表现，而我们则比较注意大的方向，而对细微问题的表现则不是很关注。这是不同的国情造成的。在日本，右翼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本书，哪怕是一个细节被他们抓住，都会大做文章，进而全盘否定。日本的学者比我们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对细节也不肯放过。我们在细节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而在大的方面要十分注意。

问：许多人想了解在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这本书是如何表现的。

答：许多人问我这一问题。我不知道究竟是针对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人数问题，还是是否存在大屠杀的事实的问题。我想先介绍一个情况。在日本，有人把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者分为“大屠杀派”、“虚构派”和“少数派”。参加这本书编写的日本方面的学者笠原十九司先生是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著名的学者，是日本右翼的主要的进攻目标，被称为“大屠杀派”的“参谋长”，而被称为“前总司令”和“总司令”的洞富雄先生和藤原彰先生已经去世了，所以笠原十九司先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学者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他的研究著作中一直使用２０万这一数字，也就是东京审判中的数字。

日本右翼是所谓的“虚构派”，他们不承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而我们认为是证据确凿的事实。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与日本方面的学者立场是相同的。至于确切的人数，至今仍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研究，有差异并不奇怪。所以，我们的书中列举了战后在南京对制造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的谷寿夫审判时提出的数字和东京审判时提出的数字。

我仍然想强调，历史现象是复杂的，需要从多角度，多维度观察。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确实用大字写着“３０万”的数字，那是日本侵略者残暴行为的象征，但不能仅仅从是否确认３０万的数字来判断是否承认侵略。

问：如果说数字的差别不能说明根本的问题，那么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

答：不仅是数字的差别不奇怪，就是在对个别的事实的确认上有差别也是正常的。而我一直强调要关注历史观的问题。

比如，许多人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的批判，始终是关心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南京大屠杀问题啦、从军慰安妇问题啦，等等。有的还在努力找出那本书有几处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方，有的说１０处，有的说８处，等等。我觉得这种做法说轻了是很幼稚，其实是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培养。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是它的完全错误的历史观，即根本错误的指导思想。这本书建立在日本是神的国家的基础上，在古代史部分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充分的铺垫，所以到了近代，日本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亚洲最优秀的国家，成了亚洲的领袖，所以它所进行的战争就是领导亚洲与西方作战的解放亚洲的战争。既然是这样的战争，就没有罪恶，即使有牺牲也是正常的。相反，对侵略行径的正义抵抗倒成了应当被镇压的反日活动。在这样的体系下进行的历史叙述，当然有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而更成问题的是把历史事实用错误的理论组合起来，这是别有用心的。针对这样的教科书，不看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即史观，而只看个别事实的描述，怎么能行呢？

因此，对我们编写的共同历史读本，也需要首先看历史观，看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

问：那么，共同的历史读本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区别是什么呢？

答：不是历史观的区别，而是叙述角度的区别。我们希望突破本国为中心的叙述角度而展示更宽的视角。同时叙述三国的历史本身就是比较宽的视角了，而将三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结合部客观科学地描述出来，就更需要站得高，看得准确。

我们没有奢望将着本书作为教科书，而是希望能够作为教科书的补充。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的国家已经远离了百多年前积贫积弱受人宰割的时代，也摆脱了冷战时期帝国主义的封锁，总体国力比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而且是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国。无论是大国的地位还是全球化的趋势，都要求我们的人民应当有大国的风度与风采，有与国家地位相符合的精神面貌和素质，包括开放与开阔的历史认识。不仅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也要了解周边国家及世界的历史，了解我们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历史。

问：除了视角以外，共同历史读本的其他特点是什么？

答：东亚的近现代史是从１９世纪的中期到现在，时间跨度比较长，涉及的面很宽。但是篇幅有限，文字有不能太多，一共才十几万字。所以我们力图用极其简练的文字描绘复杂的历史过程，使用了大量的图片照片作为辅助，因为图片照片容纳更多的信息，又不需多用笔墨。我们将全部历史分为４章，每章下面有节，节的下面是目，每一目严格地占用２页，而每一节增加２页篇幅的小栏目。为了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需要，我们在文字与表述方式上也下了比较大的工夫，力求通俗易懂，但是又引人思考。每一目都是以提出问题开始。

问：这样复杂的结构一定需要精心的设计，花费了许多精力吧。

答：从提出编写的动议到完成，用了３年多的时间，编写过程的复杂程度是大大超出预想的。正式的会议在３个国家就开了１１次，正式讨论的初稿有６稿，每一部分初稿都要有三种文字进行对照，每一句话都要翻译成其它两国的语言。每一稿都要在文字上反反复复地翻译、推敲。这还不包括会议之外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交流、交涉、讨论。１１次会议，６遍初稿，３种文字，这３个数字相乘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每次开会都十分的紧张：只有早饭比较正常，然后几乎是从早到晚的会议，中午饭和晚饭都是把盒饭端到桌上，边吃边讨论，有时讨论到第二天清晨。没有办法，因为会议总的时间有限，财力有限，不可能无尽无休地讨论，只好利用休息时间。由于这是在民间层面进行的工作，参加的人员完全是自觉自愿，不仅没有任何报酬，而且所有的活动都要自己出资参加。从这个意义上，我对参加这一工作的同事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我也想对曾经在困难中支持过这项工作的部门与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18 11:10:4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步平：面向未来的东亚视角

下一篇：日本战争责任论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