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是如何惩处日本战犯的（下）
2016-08-25 11:15: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 作者：左双文  点击：  复制链接

上期讲到：抗战尚未结束，国民政府已着手调查日军的战争罪行，并确定战犯名单，定下“南京及其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战犯，应从严处理”之基调。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又是如何“惩处”的呢？

从“从严处理”到“宽而不纵”

1946年10月25日上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国防部召开了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国防部长白崇禧首先在致词中强调，蒋主席在对日广播中，已揭示了我国战后的对日政策，是本着“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故现在制定战犯处理政策，也“宜循主席意旨”，“厘定方针，务期宽而不纵，使正义公理与民族情谊兼筹并顾”。

接着，各部门报告了相关业务侦办情况。国防部第二厅张炎元副厅长报告，我国除提出本庄繁等主要战犯名单二批33名循外交途径转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外，经战犯处理委员会颁发之战犯名单15批，共列战犯1575名；10所战犯拘留所拘留的战犯1111名，包括已列入名单的战犯82名，人民控诉经军事法庭受理之战犯1029名，拘留的战罪嫌疑犯2104名，共计3215名，其中除日籍外，计朝鲜41名，台湾52名，琉球1名，德意7名。

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报告，到1946年10月，该部审查敌人罪行工作，共收到敌人罪行案件171152件，已办理107040案，其余部分移送到远东分会、战罪处理委员会等机构，有2364宗是罪行人无法查明或战犯罪不能成立的无法办理案件，有待审查罪行案件64112宗。而已办案件中又有2/3强为无罪行人姓名案件（这必然导致许多案件无法办理，与前述外交部、军委会政治部等单位在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相似）。

会议的讨论事项，主要是国防部第二厅准备的提案，该案提出，“为确立中日两国将来永久和平，昭示我国以德报怨之精神，对国际国内最重要之日战犯，应予依法审处，以为惩一戒百外，其普通战犯，宜从宽处理，以示我宽大之态度。”会议基本采纳了这个提案，决定除对“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战犯，应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会议还决定，“对于此次受降，日军负责执行命令之尽职人员而有战罪者之处理，俟东京战犯审判告一段落后，再行决定。”这实际上是为其后开脱冈村宁次等人埋下伏笔。

多方开脱冈村宁次

其实，对于战败后将受到严厉制裁，日军官兵并非没有思想准备。冈村宁次亦自称，“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但在实际上，国民政府却对他们实行了最宽大的方针。冈村宁次回忆，1946年2月17日，国民政府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私下对其透露：“根据蒋介石主席方针，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其后，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都曾向蒋介石建议，冈村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这一建议基本上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但要求此事在手续上应尽可能合法化：“此事可准，但对国际及法庭是否应另办手续，须待查明后方可发表。”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有可能审处冈村宁次，国民政府也极力使之流产，不让将他押回东京出庭作证，担心其被扣押。为了敷衍舆论，国民政府一直拖到1948年8月才将冈村宁次移交军事法庭，“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开审之前，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又到冈村居室探问病情并密告：“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还授意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8月23日第一次公审，中间还休息三小时，“午餐是丰盛的中国菜。证人们对此大为满意，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在旁边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证人”是指几名日军军团长，并不是中国人。这对于之前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的“以德报怨”，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情况，台湾出版的现有几种有关战犯审判的资料只字未提，倒是“受惠者”冈村事后洋洋得意的回忆记载甚详，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记录）。

1948年11月28日，冈村又获悉，在各方召集的讨论对其判决的会议上，何应钦、曹士澂（国防部二厅副厅长）等主张无罪，“但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参照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适宜。”1949年1月3日，汤恩伯再上呈蒋介石，“拟请准将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遣放回国”，蒋介石“批复许之”。就这样，1月26日二审时，终于将之判为无罪，一时间，在场的记者一片哗然。这时，“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乘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关于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七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这样，表面上也好，实际上因有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几等于零。今天判决无罪我想主要是以何应钦国防部长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宣判无罪的作用。”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还得将其余在押的战犯送回去，放出来：“汤恩伯将军曾屡次对我说：蒋主席内定伺机将与中国有关的战犯全部释放回国。”“我也为此积极活动，终于达到目的。于1949年1月30日，上海监狱在押战犯全部乘船归国。”“战犯被转到日本国内之后，中国政府曾一再要求仍由中国处理”，但被麦克阿瑟拒绝，“而中国方面仍维持签订和约时全部释放的内定方针”。1952年4月28日，和约签字，8月5日正式生效，“于是现存88名中国关系战犯全部出狱。……6日出狱战犯代表8人，由我陪同前往中国大使馆拜访正来日本访问的国民政府特使张群，表示谢意。”

“以德报怨”的深层原因

国民政府在战后推行所谓“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并对部分日本战犯曲予优容的主要原因，其一，是为安抚与顺利接收一百多万尚处于优势的日军，使之不致异动，这有其可以理解之处。曾参与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回忆说：“当时中国方面对日军仍抱有相当不安的心情，尽管日军战败，日本政府本身已向盟国投降，但驻华百万日军，就大陆范围来说，还是一支堪称不败的精锐部队。他们对日军的动向一时难以预测，何况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不满分子和越轨部队，违反本国政府及上级司令部的命令，很难估计会发生什么行动。”国民政府到南京受降，是靠了美军飞机运送几千人到南京，勉强压住阵脚：“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今日在南京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受降典礼……我国血战八年，至此告一段落。但以我国之获胜，得力于盟国之援助……即此受降典礼，亦系美之空运队，将以前装备较优之驻印军运往数千，乃得以维持秩序。南京附近尚有待缴械之日军十万人”（《王子壮日记》，第10册，1945年9月9日）。

其二是对冈村等人帮助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对付中共，坚持完全向国民党方面投降的一种回报。冈村发布了只向国民政府军投降的命令，要求部下断然以武力拒绝中共的受降；亲撰《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极密文稿面呈何应钦，为对付中共军队出谋划策。这些，正是国民政府最需要的。蒋介石在9月9日的日记中就曾写道：“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能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要；否则，敌械未缴，西陲起衅，反为俄共与敌寇所利用，使中国纷乱不可收拾，则革命乃真整个失败矣。”

其三是为了换取日本方面的合作与支持，尤其是在国共内战后期处于竞争劣势的情况下，能争取到一批亲国民党势力，以阻止日本倒向中共，而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合法地位。1949年6月25日、7月26日，被无罪释放的冈村一再上书蒋介石，称“甚信钧座必能挽狂澜于既倒”，“表示对于世界情势之感想及反共愿望”。

其四，不可否认，这也是国民党军中部分人的亲日情结，对日军的钦佩，甚至敬畏心理的一种流露与反应，包括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王俊、曹士澂、王丕成、陈昭凯、国防部二厅部分参与受降与处置战犯的军官。今井武夫去芷江洽降，中国方面为使日方代表没有压迫感，最初布置成圆桌会议的形式，“但临开会前，想不到美军插手干涉，急忙改成长方桌面对面的对谈方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对此表示不满，以美国人不理解东洋道义而表示愤慨”。“他们告诉我们说，在会谈结束后，他们为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高兴，认为我们虽然是战败军的使节，并未曾有损于他们曾经留过学的国度的日本军人的体面，他们本身也觉得光彩，并互相拥抱流泪呢！”

笔者很难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在1945年9月8日的日记中，冈村称：“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1935年11月中国反日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何还出人意料地在南京秘密约他吃晚饭，“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在另一处日记中，冈村说：“时常与我接触的中国方面的参谋们，均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亲日派，近来过从甚密，不时向我透露中国方面的内部情况。”因此，冈村本人对国民政府历次讨论关于他的处理办法的会议情况了如指掌，甚至会上每个人的发言，他都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出。1953年，冈村宁次与何应钦在东京再次见面，二人相谈甚欢，冈村表示：“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冈村问：“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何答：“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何：“一连轰炸一整天，叫人无法工作。”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何：“多谢多谢！（笑）”冈村：“府上受过炸么？”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作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冈村宁次将军会谈记》，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3期，1965年9月）。

当然，国民政府内也有一些坚持正义立场、在办理过程中不赞成过分宽大的人士，如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还有京沪医院朱院长，军事法庭要他以健康原因为冈村申请保释，就被他拒绝了；最后把冈村判成无罪也并非石美瑜的本意。“中国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虽以曹士澂少将为首，其委员会成员除军事系统外，尚有内政、外交、司法等方面委员，这些人一般主张从严处理战犯。”只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占据上风。即在冈村被释放后，“李宗仁代总统为争取和平，已下令对我重新逮捕，而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将命令扣压不发，而令我乘船归国。此外，日后在东京，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亲口告我，李宗仁也曾命令商震将我逮捕归案，经与美军当局协商结果，予以拒绝。”汤、商等人的行为，自然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的结果。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5 11: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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