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双文：在第五届海峡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闭会式上的与谈发言
2016-08-25 14:46: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 作者：左双文  点击：  复制链接

 

各位前辈，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昨天上午的首场报告会，讨论的是“卢沟桥事变”的问题，主持人吕芳上馆长说，是打响了抗战史讨论会的“第一枪”，这么说来，我今天的发言，差不多是要打最后一枪了，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在此，我想谈三点：

一、积极交流，百家争鸣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正文教基金会主办“海峡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坐在一起开会、一起交流，已经是第五届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对于台湾主办方、台湾学者的诚意，我想我们来自大陆的学者肯定是感受到了。前不久，在大陆，我刚参加了一个完全由村民小组来承办的纪念抗日名将李汉魂将军的学术研讨会，是一个具有乡村特色的会，前天当我来到气势恢弘、金碧辉煌的圆山大饭店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用“震撼”来形容，真是太豪华、太气派了。而且，台湾方面，这么多资深的、一流的学者参与，包括一些抗日将帅的后人、一些老先生的参与，感到十分难得。

从台湾学者的研究，完全能感受到台湾学者希望尊重史实、还原史实的本意。例如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对大陆抗战史的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大陆近年在抗战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确实，大陆的抗战史研究，比较具有学术意义的，大致是从1985年开始的，近30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其中也包括台湾学术界、档案机构的大力支持，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而这些进展，也为政治家们对抗战评价的演进和改变，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撑。

中正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邵铭煌先生对《苦干》影片重见天日的翔实考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一位外国友人为了中国的抗战宣传千辛万苦的奋斗。拜读之下，邵先生丰厚的民国史知识和超凡的历史细节考证功夫，展现无遗。他文中谈到，影片对广州沦陷和华南游击队的记录，尤其使我感到兴趣。

辅仁大学林桶法教授的战时捐献运动研究，指出除了苏、美等大国的援助，海外华侨、国内同胞的捐献也极重要，强调人民对于抗战的贡献，大家都很认同。“国史馆”高纯淑女士对战后东北人事问题的研究，“国史馆”廖文硕女士对战时吴铁城南洋之行的研究，政治大学杨善尧博士关于《生活》杂志中国报道的研究等等，都颇有价值。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大陆学者的态度也是很积极的，在座的各位，应当也能感受到大陆学者力求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感受到大陆不少同行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勇气。我的文章不够好，但我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坦率地说，有的学者的文章，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了。这里我想举南开大学江沛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洪小夏教授为例，他们虽然批评了我，我还是要表扬他们，因为蒋先生说过，要“以德报怨”啊。江沛教授关于1942年河南旱灾的文章，对蒋介石、一战区蒋鼎文部官兵，以及河南省当局的重新评价，表现了相当的探索精神。洪小夏教授关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文章也是如此，洪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可能不是都清楚，过去大陆只知道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从未听说过国民党还有游击战，是洪教授等人的研究，才使大家有了这方面的认识。

而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蓉研究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庭华研究员谈两个战场互相配合的文章，其实也很有善意，他们是说，你看，从历史上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是互相配合和支持的啊。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理解与肯定。李蓉研究员关于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百团大战的配合的文章也是颇有新意的，过去讲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是从大的全局的范围来讲，这个是一个个案的、实证的研究，过去大陆学者很少。李是讲支持与“配合”，台湾学者可能有不同看法，认为是向二战区，向蒋委员长，向阎长官、卫长官报告，他们是领导机关。但大家都知道，第18集团军与国民革命军其他集团军有区别，18集团军的百团大战带有更为主动、更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也得承认。

我说这些，不是想表白什么，也不是要证明什么，只是想说，只要大家都展示充分的善意和诚意，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我们的共同语言会更多，我们的共识会越来越多。

二、取长补短，共同推进

现在，两岸学者有共同研究，中日学者也有共同研究，都是希望有更为客观、真实的抗战史，中日关系史。中日共同研究是为了缔造和保障和平，两岸共同研究，则是为了寻求和解、理解和双赢。两岸一家，两岸抗战史学术界更是一家。

我们这次会议，既有站在“陆”与“台”的角度，讨论“国”与“共”的问题，讨论国与共的抗战历史。也有讨论“中”与“日”、或者“中”与“外”的重要成果，台湾政治大学周惠民教授从德国档案的角度，上海交通大学程兆奇教授从战后东京审判的角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萍研究员从战争罪行调查的角度，南京大学张生教授从琉球和钓鱼岛归属的角度的研究，都很有新意，令人印象深刻。

我想，我们今后既不必回避“国”与“共”的视角，但也可以更多的从“中”与“日”、或“中”与“外”的视角，有更宏观的视野和关怀。

昨天，台湾的冯沪祥先生指出，在抗战史的研究上，也要警惕日本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阴谋和挑唆，我非常赞同，抗日，要“一致对外”，抗日战争研究，我们也要“团结一心”！

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

坦率地说，对一些问题，两岸学者存在不同的认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完全没有分歧，反而不正常了，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台湾有蓝、绿之分，大陆学术界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对抗战史，也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见解。顺便说一句，刘维开老师文章的取样也不是完全准确啊。

学术研究本不须是只有一种看法，一个结论，弄成千人一面，定于一尊。也不可能搞一言堂、或一元化。但又希望这是基于学术本身的性质和规律，而不是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外在压力。对于政治利益和政治得失的考量，是政治人物的职责，他们可能会因之选择和剪裁历史（蒋介石的日记也有选择和剪裁嘛）。但作为历史的研究者，我们只能尽可能如实的呈现和还原史实。

我们曾经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今后还将继续为此而各尽其力。

2015年11月28日，台北，圆山大饭店（因时间关系，发言时有省略）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5 14: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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