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曹子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合作抗战是中国的制胜法宝
2016-08-25 15:38:45  来源：光明理论微信公众号 作者：蒋建农、曹子洋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国共合作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分别主导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又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出现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既相区别又互为依存，形成共同对敌的态势，首先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由中日的国情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其次，国共两党的因势利导和主观努力不可或缺，特别是中共方面的积极倡导和艰苦实践。此外，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在国共双方政治军事力量较量中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也对两个战场的出现和共存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两个战场互为依存的关系，毛泽东当年就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27页）。1943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进一步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大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正是由于两个战场都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所以才能共撑抗战大局，才能保证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两个战场共同抗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克敌制胜的最佳形式，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成就。

第一，正面战场进行的会战、战役和大小战斗，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民党掌握着中央政权，有几百万正规军，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自然居于抗战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看到正面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作为主力军的英勇抵抗，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不仅为经营西南、西北大后方争取了时间，而且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看到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主战场地位已逐渐被敌后战场替代，但是其在抗击和牵制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继续给予敌后战场以战略支持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必须看到在1943年以前战斗在敌后战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配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全面开辟敌后战场、牵制和抗击日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看到正面战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两度派遣主力军队深入缅甸对日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整个全民族抗战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将士英勇杀敌，甚至壮烈牺牲，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著名的抗日英烈和“八百壮士守四行”那样的英雄群体。1939年1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如果“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第二，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无法独立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任务。必须看到国共两党除了一致抗日的共性外，由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在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在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即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游击战、运动战，还是正规战、阵地战？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国民党在政治民主、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缺陷，影响了对抗战力量的发动和组织；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限制、打击，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封锁、围困，对国内其他进步民主势力的束缚、压制，削弱和制约了抗日力量的发展；国民党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军队组织指挥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阵地战、防御战的战术和后期消极避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战略方针，阻碍了抗日战争胜利进程的早日到来。1944年春在敌后战场已经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阶段后，在正面战场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一些高级将领的消极颓废，遭受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就是明证。

第三，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极其广阔的地域逐渐开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战场，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八路军主力勇敢地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开辟了晋察冀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与正面战场相互依存共同抗敌的战略格局，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和正面战场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发生时刻存在的而不是间歇性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的而不是战役的，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出动兵力千人以上的“扫荡”69次，万人到7万人的大“扫荡”9次，1942年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7次，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5次。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初步统计数据，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华北各敌后根据地遭受“扫荡”的时间合计为2430日，平均每两天有三块根据地遭受“扫荡”，日军每次“扫荡”一块根据地投入兵力的总平均数为9800人。单就双方投入的兵力而言，可能没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进行的22次会战多，但就战争的强度、密度和艰苦性、残酷性，以及其辐射面、人员的伤亡、物资的损耗同战果、影响等的性价比来说，丝毫也不逊色于前者。

第四，1938年10月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要承担者。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对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使中国熬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敌后建立起拥有近1亿人口的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50万正规军。据刘庭华等学者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敌后战场抗击的日军数一直占到侵华日军总数的一半以上（刘庭华编著：《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修订本），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在中国抗战处于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八路军组织105个团（20多万兵力）于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发动百团大战，以伤亡17000多人的代价，共进行1824次大小战斗，毙伤日军20645人（日军承认伤亡数17842人），伪军死伤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有力地回击了国外的绥靖阴谋和国内的投降分裂势力，扼制了日军进攻西安和分割中国西南、西北的企图，给予正面战场重要支持，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充分显示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五，国共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既表现在战略上，也表现在同一个战场的直接配合。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参加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如忻口战役和太原会战。八路军从出师到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以不足45000人的兵力（整个太原会战中国参战军队总数为580000）和劣势装备，作战100余次，歼灭日军1万多人。国民党军队也参加了敌后战场的作战，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还特别在敌后划定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有13个师参战。为加强敌后的作战，国民党曾专门在衡山举办了4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薛子正、边章伍、李涛等30多名共产党员担任军事、政治教官等工作。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把用兵的重点压在敌后战场。战争初期滞留和后来陆续开赴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抗日武装一起抗击着日寇的“扫荡”“清乡”，分担着敌后抗战的重任。但是，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相比，他们在思想觉悟、政治素质和游击战战略战术素养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生存维艰。到1943年，在敌后战场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存在。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的强力“扫荡”下虽然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并实行正规军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终于在敌后战场站稳脚跟，并且很快得到恢复发展。在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在1944年一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就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抗日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这场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放弃前嫌携手并肩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军队中数百万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都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牺牲将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3页、第140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牺牲奋斗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共同谱写的辉煌篇章。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取得全面胜利的成功范例，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5 15: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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