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一）爱国名门走来坚定的爱国者
2016-08-26 09:21:18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全民族的八年全面抗战结束45年后，1990年，有个书生站了起来，他进行了长达25年的独自抗战，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二战”中的受害幸存者得到心灵上的慰藉。他就是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童增先生，黄宇宙将军称他是 “当代民族英雄”。
2015年春天，中国到处呈现一派和平气象，亿万人民快乐地享受和平。
4月的北京，桃李怒放并且轻盈地飘香，天空点缀了那些花样儿飞翔的和平鸽，还有那阵阵优美的鸽哨。
在这样祥和的背景下，我要走近一个25年来全身心致力于伟大和平事业的人，并向他表达我和我的同胞们对他共同的敬意。
在春天深处的一座大厦里，有间会客厅，装饰简朴，气氛宁静。我坐定以后，就开始努力猜想即将出现的英雄童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当童增终于含笑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第一直觉是：“一个文弱书生。”可我的第二直觉飞快刷新了这个直觉：“一个战士！一个将军！一个元帅！”就是他，就是他一个人，对日本英勇抗击了25年，而且，他还将抗击下去。
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不期然地想起一个画面—半个世纪之前，一个只有6岁的男娃，他被邻居绑在条凳上面，命他求饶。可是，他就是不求饶。
这个男娃，就是当年的童增。他现在年近60岁了。
在201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的建议中，第一次透露了童增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
消息，长了翅膀飞遍神州，全国人民为之振奋。
然而，日本网民却说出如下言论—
1.去申请孔子和平奖好了。
2.又不是曾经受到过伤害。
3.为什么现在才提名呢？
4.战争都已经结束70年了才说这事儿。
5.任由受害人索取当年的受害赔偿吗？
6.如何界定受害者呢？如果是侵华战争的话，整个中国都是受害者。
7.抗日电视剧看多了吧？
8.当年中国已经放弃了对日索赔。
9.中国人可以贿赂诺贝尔委员会来使之获奖。
10.民间索赔破坏了中日友好关系，实在是不值得。中国人现在对诺贝尔奖有一种神化的倾向。
11.诺贝尔和平奖全然没有存在意义。
12.怎么没有中国人向中国政府要损害赔偿啊？
日本网民以上言论，也应该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动意之一。这就是日本，这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交心的日本，尽管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让童增的形象再度以特写镜头的方式推到我们中国人的眼前。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传奇的英雄形象。
童增，中等身材，方方正正的一张脸，目光炯炯，须眉浓郁。他常态的表情是平静的，偶尔会温和地一笑。但细心的人，与他交谈片刻，似乎就能听到他血管里奔腾的热血，还有那随时可能会脱口而出的呐喊。紧接着，你会感到他声色不动的强大的内心力量。
他，1956年出生于抗日名都重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0年发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因此，他名闻天下。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他提出和发表的观点与建议，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
童增是当代伟大的传奇，三言两语说不完他的故事，请接着往下看他的故事—
一个小男孩儿，面对家族里一张张严肃的面孔，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忽闪着，聆听那些族训—“你是中国人，你要爱我们的国家。”即使飞走了半个世纪，到了今天，童增的眼前还会经常浮现出这样一幕。
童增的一腔爱国热血源远流长，童增所以是童增，出自神奇的必然。换句话来说，童增只能是童增。
童增，出身爱国名门之家。曾祖父那一辈有好多人参加了辛亥革命，其中三人直接参加了武昌起义。童云程，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少将参军。童苍皋，是董必武的老师和革命引路人。童增的曾祖童伯超，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举人，辛亥革命后，当选湖北首届议会议员。
童增的爷爷童传钧，是湖北黄陂人，武汉商科学校毕业。与王明和翦伯赞是同学，当年，翦伯赞去美国时，爷爷还给他资助了盘缠。
爷爷在武汉中学时书法竞赛第一名，他熟读历史。当时武汉仅有两套二十四史：一套由国家保管，另一套就是由爷爷家族拥有，分别装在12个半身高的小书柜里。
当时，蒋介石秘书杨永泰推荐爷爷去行政院工作，在财政部审计署任主任，行政级别为简任八级，相当于武官少将军衔。那时候，蒋经国是财政部的秘书。
1948年，爷爷为蒋经国在南京的“打老虎”事件提供名单，所以得罪了一些权贵。特别是蒋经国将财政部主任秘书枪毙之后，爷爷遭到更多人的忌恨；后来蒋经国打老虎打不下去了，爷爷在国民党政府里的处境就更困难了。有一次，在重庆饭店吃饭时，爷爷被国民党的同僚追打，童增的大伯和爸爸很勇敢，他们用餐具狠狠回击。
爷爷是个廉洁的清官，不喜欢国民党的腐败作风，他担心被报复，1949年，他就没有去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被安排在军政府工作，爷爷多次要求参加审计工作。可是，当时的南下干部认为，共产党不需要审计工作。爷爷就给自己的弟弟童陆生写信，这封信被转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得到的批复是没有历史问题。收到回复信件时，爷爷就把信件上交军管会，于是，他得到一份重庆商业局会计的工作，一直到退休。
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因为得到周恩来的高看，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童增10岁以前，基本上是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的。那时候，每到夜晚，他都要和邻居的大人小孩儿一起围坐在祖父身旁，听老人家讲历史，讲岳飞、文天祥、顾炎武那些爱国的故事。星光下的大院子里，豪情向四周荡漾开去。
这是个不同凡响的优秀家族。
有个爷爷自己的故事，给童增的印象特别深。20世纪50年代，当时是国家困难时期。爷爷响应号召买了好多的国债，到了60年代，当爷爷兑换国债的时候，面对童增瞪大的双眼，老人家对他讲：“国家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出力，这国家是我们的。”年幼的童增若有所思地点头，家国意识悄悄地在心底萌动起来，就像青草的尖儿悄悄钻出地面那样。
童增的父亲童强蒙，早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后来在重庆通用机器厂做高级工程师。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爱国主义家教是童家孩子们的必修课。大约在童增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对他说：“我永远忘不了1938年、1939年日本飞机对中国的狂轰滥炸。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们家从湖北逃到了衡阳，然后又逃到了桂林、南京，最后一路辗转才来到重庆。记得在武汉的时候，飞机来了，我和家人跑散了，我抱着头躲在小坑里，才没被炸死。站起来一看，旁边是两个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次大轰炸后，又来了几次大的轰炸，我家的房子都被炸了，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那时在重庆，防空警报很多，拉响时我们就躲进防空洞，不晓得怎么回事，日本人对每个防空洞口都很熟悉，我和家人躲日本的飞机时间久了，就积累出一些经验来了，后来就往山上跑，这样才避开了大隧道里的那次惨案。儿子，你一定要做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强大了，我们中国就强大了。”
为了让孩子们对日军的罪行有深刻的记忆，父亲经常带领童增和他的兄弟去凭吊重庆大轰炸的遗址，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那些地方，小童增看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页码。
罪证—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11月12日，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随后陷入危机。8天以后，国民党政府从11月20日这一天开始，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日军穷追不舍，1938年10月4日，他们的空军正式轰炸重庆市区。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陷了武汉。12月2日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向重庆实施“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命令是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宣告，目的是要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垮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1939年5月3日到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同时，他们还大量使用燃烧弹。
重庆市中心大火烧了整整两天，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人们的五脏被炸得挂在了树上，电线杆上。
1940年5月，日本发动“101号作战”，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最为激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炸毁。
到1941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这年年初，日军首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从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5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名叫大隧道的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风口被炸塌了，导致洞内通风不足，洞里的市民因为呼吸困难，纷纷挤向洞口。人们互相踩踏，最后造成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这次轰炸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国军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一昼夜。士兵们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然后，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那里去草草掩埋。
每次凭吊结束，父亲的脸上都浸满了悲愤的泪水。那时，父亲已经被划为“右派”。起因是他在《重庆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讽刺官僚主义的打油诗。但是，父亲拳拳的爱国心丝毫没有改变。
有一次，面对儿子两眼的泪光，父亲语气凝重地说：“日本鬼子，他们是世间少见的野兽。你要记住，一个人之所以称为人，就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江河与大地，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这种感情不能动摇。你们长大了，要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那，你们一定要有本事，一定要学有所成，知识报国……”童增擦擦眼泪，说：“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让日本人赔我们？”爸爸听了，一愣，半晌才说：“也许，你长大了就明白了。”那一刻，四川小男孩儿的拳头攥得紧紧的。
叔祖父童陆生、童邱龙都是我军高级将领。
抗战当中，童陆生任中共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党的七大后，经彭德怀推荐，作为军事组长随周恩来到重庆和南京谈判。1955年，授衔少将，任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童陆生一生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曾为全党全军学习的楷模。
童邱龙为济南军区炮兵副政委，1955年的大校，视祖国为最高生命。晚年，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古今名人百幅字画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董其昌、郑板桥、徐悲鸿、潘天寿等大家的真迹。
童增每次到这两位爷爷家去，都会看到他们的院子里高挂着的国旗，并不时地听到他们高唱低吟国歌。这样的言传身教，童增必然成长为爱国者。
童增是从一个雄阔的爱国主义背景里走来。
童增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正好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停课闹革命，学校和家里的书都被撕掉了。
10岁的童增因为喜欢看书，就偷偷将那些撕坏的书藏到褥子下面保留起来。晚上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看。当时，童增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晗的那些杂文评论集，吴晗那种敢问天地的精神在他身上悄悄扎根。
中学毕业后，重庆的学校不愿收留“右派”的儿子。表姐在农村教书，他只好去农村，插班上了初三。
读了半年，母亲觉得这里的教学质量太差了，就又把他转到附近的丰禾镇复盛中学。父亲是“右派”，人家不愿意收他。就在母亲快绝望的时候，机灵的童增忽然说：“我乒乓球打得好哇，你们可以试试。”校长听了，让他与学校最好的选手打三局，童增赢了三局。于是，当场录取。当时，他15岁。
复盛中学是县办中学，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十分强大，基本都是地主家和资本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了。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童增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高中毕业以后，童增到重庆附近的木洞村插队。
一年半后，有位老师推荐童增去一个公社的学校代课，同时教小学、初中、高中。这好歹也算是份工作，他教小学的语文，初中的农业基础知识，高中的政史地。沉重的教学负担，逼迫他不断给自己充电。那时的童增非常刻苦，他每天都要买蜡烛，一根一毛钱，还是很贵的。一根蜡烛能燃两个小时，童增就在烛光下阅读《水浒传》等名著，除此之外，每天还要写几行诗。他那时是个文学青年，梦想是成为一个诗人。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童增想起父亲给他讲过知识报国的话。于是，决定参加高考。1977年底，他考中了。当时童增所在的公社有三个参加体检的，很有些轰动。准备录取童增的是重庆师范学校和重庆第一师范学校，但童增对这两个学校不感兴趣，他和父亲都不想读中专。过了几个月，童增又参加了1978届的高考。
1978年，童增成功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
童增认识到自己和同龄人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时，学业被荒废得太厉害，基础十分薄弱，要想将来服务于国家，那就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童增特别用功。中午的时候，别人都休息了，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学习。从大二到大四，童增就经常泡在图书馆里面，如饥似渴地读历史和文学书籍。他的聪明和刻苦，使他的成绩遥遥领先。在整个大学期间，老师同学们都公认童增是班里的尖子。
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为了陶冶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操，他经常去游览成都的一些名胜古迹，比如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王建墓，他在那些地方深深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自幼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童增养成了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的习惯。上大学后，他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训练，他的家国意识和使命感也逐渐成熟起来。
由于毕业成绩优异，1982年，童增被分配到北京化工干部进修学院，这是隶属于化工部的一所高校。
童增在这里讲授《国际法》。正是这个教学，让他的思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4年讲课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战争赔偿问题。这让他心头一亮，那个时候，他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觉得中国对日放弃赔偿是有点亏，觉得这是个问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授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课堂上，学生们瞪大了眼睛。
童增越讲越来劲，教学双方互动热烈，效果特别的好。后来，只要讲法学概念，他就要讲国际法，讲国际法主题，讲战争赔偿问题。这时，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知识有限。
1986年，童增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系，攻读硕士。他要在这里充实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
他专门选了国际法，这个学科研究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法律问题。他忽然觉得，这对研究向日本追讨战争赔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盯上了这门课。
那个时候，祖国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爱国者童增欣喜地看到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他随时准备报效自己深爱的祖国。
在校期间，他曾提出“新时期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还主编并与人合著了《经济法实用教程》《世界何处去》等著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上，他的四个文明的提法——“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环境文明”“制度文明”，首次把环境保护提到了文明的高度，引起了与会外国学者的广泛兴趣。
1989年，童增研究生毕业，他又回到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当教师，这回他主讲《法学概论》和《经济法》。一年后，他在学习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从此，他走上了一条悲壮而艰辛的长征路。
1990年4月17日下午，下课回来的童增偶然在报摊上买了份中国名报《解放日报》办的《报刊文摘》，一个名为“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标题强烈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扶了扶眼镜，认真地研读了起来。
这篇文章说：“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昂纳克还将一枚勋章别在犹太人世界代表大会主席布朗夫曼的胸前，并允诺为困难情况提供象征性的1亿马克。这一下为新的要求开了大门。
“现在阿尔巴尼亚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亿美元的赔款要求。芬兰也想要德国赔偿德军1944年撤退时打死的2.4万头驯鹿。华沙政府1987年允许成立‘第三帝国剥削的波兰人协会’，这个协会提出的赔偿总数达到5370亿马克，并打算在不得已的时候，向联合国起诉。
“同时，上万名纳粹受害者也在南斯拉夫红十字会登记。南政府强调，随着德国的统一，它提出‘新的索赔问题’。不言而喻，未来的德国，将为既没完没了又无法解决的战争赔偿问题伤透脑筋。”
这篇文章还说，东欧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都已经开始酝酿要求民主、联邦德国合并后的德国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同时，民主、联邦德国过去也陆续付出了3000多亿马克的赔偿。
读到这里，童增的目光闪闪发亮，这位青年学者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到学校，童增对他的学生们说：“既然东欧国家可以要求德国进行战争赔偿，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为什么不可以要求赔偿呢？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日军伤害的家庭。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日本的债权人。中国受害者不能再沉默。我要向东欧人学习，从现在起向日本人追讨民间赔偿。我知道这很艰难，但是，我决定了。”他的两个学生陈健、杨毅凝视了他许久，动情地说：“老师，我们支持您。”
这一夜，童增没有睡好，他一直在苦苦思考这些问题。
第二天，童增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日军罪证。他听人说四楼存放着一些史料档案。那个特藏部要拿工做证才可以进，所以平时很少有人去。
童增的心怦怦地跳，他填了阅档表，耐心地等待。终于，工作人员给他调出一大批日军侵华的史料，都是从全国各个县征集上来的。这里的资料太丰富了，一天半天看不完。童增与他的学生陈健、杨毅等人，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每个休息日，他们都早早地来到国家图书馆四楼，成为这里的第一批读者。
在这里，童增看到了日军杀人、放火、强奸等一系列罪行，日本军人之所以被中国百姓称为“日本鬼子”，是因为他们毫无人性，他们吃人肉，割人头，他们奸污襁褓中的婴儿。“九一八”事变、潘家峪惨案、细菌战、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辽宁省抚顺市平顶山惨案纪念馆
罪证— 1932年9月16日，日本侵略军200多人全副武装，为了报复抗日义勇军，将辽宁省抚顺市平顶山村的3000多人驱赶到草坪上集合，说是要给大伙儿“照相”，可接下来的是机关枪扫射和刺刀挑刺，3000多人仅幸存一人。
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恶魔
罪证—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对南京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惨案”，在6个星期内，被枪击、刀刺、砍劈、剖腹、水溺、活埋、火烧致死的中国人，就有30多万。日军还进行杀人比赛，“冠军”连杀了106个中国人。被日军投入到长江中灭尸的，有19万人。
…………
那些记录着放火、活体试验、砍头、挖心、强奸的历史图片，让童增毛骨悚然。过去，他只是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看到日军的暴行，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记录，这让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单薄了。那些真实的记录，让他触目惊心。
正是那些毛骨悚然的阅读，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间对日索赔之路。
从此以后，他开始对战争赔款问题进行更深的研究。渐渐地，他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或者说，他有了惊人的发现。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6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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