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二）震惊世界的对日索赔万言书
2016-08-27 10:04:16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原来，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是“政府赔款”，它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并不包括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所应得的那一笔赔偿。“二战”后，美国、苏联、英国、韩国都放弃了对日国家赔款。唯独中国签署的是放弃政府赔偿要求，把民间赔偿保留了下来。
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的规定，“二战”之后，日本也向部分亚太国家支付了10多亿美元的政府和民间两项赔偿。其中，缅甸2亿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韩国3亿美元；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泰国150亿日元；蒙古50亿日元；菲律宾8亿美元。只有对中国是0元。
这本来理应理解为中华民族的宽容与大度，理解为中华民族从良好的友好愿望出发做出的高风亮节的选择。然而，我们把博爱献给了撒旦，我们把善良献给了无良。回顾中日战争史，比较日本人古往今来的做法，我们看到的就是善良的自己，和一个不可理喻的邪恶邻邦。
在历史上，日本共有3次向中国索要战争赔款，他们却从来都是分文不少。
1871年的琉球事件，本来是台湾高山族人、琉球人发生的冲突，50名琉球人被杀。这与日本毫无关系，但它却说琉球受它“保护”，派遣日军3000人于1874年5月在台湾南部登陆，发动侵台战争。最后，竟无理要求清政府赔偿它白银50万两。面对这明显的敲诈，清政府竟然同意了。 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军费150万两、赎辽费3000万两（这些赔款相当于当时日本政府年收入的4.5倍）。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清政府投降妥协，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赔偿日本3150万两白银。
这是历史，那么，现实呢？
童增痛心地看到，随着新生代的上台，日本政府对战争的反省意识越来越淡化，新民族主义思潮泛滥。首相和阁僚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失言”，右翼势力猖獗，和平主义势力沉寂了下去。他们做出了篡改教科书、美化战争历史、修改和平宪法、侵占我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险恶无耻的行径。
在课堂上，童增的讲授如一声声警钟敲起来。他说：“当年，我们出于高度的人道主义，放弃了战争赔款。然而，日本政府不但不领情，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公开挑战中国的忍让底线。这充分证明这是个心怀狼子野心的民族，这是个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的国家。最不可以相信的就是这个国家。”
有一天，童增找到学院的几位专家，对日本对我国的赔偿额度进行了科学的计算。他和专家们根据战后国际惯例的计算方法反复计算，最后得出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的结论。这其中政府赔偿约1200亿美元，民间赔偿约1800亿美元。
全部研究结束后，童增写了一篇《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对中国的启示》，慷慨激昂，一万多字。他在万言书中，义正词严地提出了日本应给予中国民间受害赔偿的范围—
对被日军疯狂屠杀而死去或受到伤害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对在日军的皮鞭和刺刀下服苦役的中国人进行赔偿；对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女性们进行赔偿；对被当作试验品的中国人和死在细菌武器下的中国人进行赔偿；对被日机狂轰滥炸不设防的中国大、中、小城市而受到严重伤亡的中国人及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对由于日本在中国种植和贩卖鸦片而使中国人民蒙受严重损失进行赔偿；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文物进行赔偿和归还；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公私财产进行赔偿和归还。
童增一吐胸中块垒，畅快淋漓。文章写好了之后，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曾经发表过他文章的《北京青年报》，编辑们看了他的文章，纷纷赞叹说写得好。可是，他们赞叹完了，又纷纷叹息，表示至少目前不能发表这篇文章。
童增叹了口气，从那家报社出来，又跑了几家杂志社，然而，没有一家愿意刊发他的这篇文章。
童增有着童家人百折不挠的秉性，他一点也没有气馁。晚上的时候，他给自己泡一杯茶，思考着下一步的打法。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一个打法，那就是继续前进。
在那一年，只要到了休息日，童增就依旧骑着那辆叮当三响的自行车，满京城地转，一家接一家地去敲那些媒体的大门。然而，大门开了又关上，不过是吱呀呀地响了几声而已。
转眼半年过去了，到了1990年的10月份，童增听说期刊界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期刊的年会。他乐了，觉得又来了一线希望。
开会那天，童增打听到了可靠的消息，说是全国期刊的老总都来了。执着的童增提着装那篇文章的袋子，一个一个地去拜访，他相信一定会有人被这篇文章吸引。
可是，老总们看了一眼标题，就都摇头了，表示没有勇气发表这样的文章。连纯学术的大学的内部刊物，居然也不敢发表。好不容易有个某某研究会办的一家杂志的老总，答应可以试试。童增欣喜若狂地交上了稿子，他在家里等啊等啊，终于在等了好久以后，得到了明确答复，两个字：“不发！”
童增看了看桌子上摆的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双手一掀桌面，“哗”的一声，那些杂志都落到了地面。他大叫道：“什么铁肩担道义？在哪儿？是谁？”
在反复劝慰自己要心平气和之后，他内心的智慧又给他闪出一道亮光，特别像是一道门。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叔爷童陆生将军。
那一天，他又来到叔爷的家，一走进大院，他就听到了叔爷在哼唱国歌。
尽管童增面带微笑，但身经百战的将军还是看出了他眉宇间隐藏的焦躁。90岁的老人笑了，让他坐下，童增不敢，童家的规矩，在长者面前，必须站着。老人也就不再让他。童增如实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老人家听了，微微一笑，说道：“孩子，这不算什么。世界的事，只要涉及人，就特别地艰难。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于是，老将军给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军有位战将叫李明瑞，是童陆生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是红七军的军长，广西北流县人，曾同邓小平、贺昌、陈豪人、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八两军总指挥。1930年加入共产党，他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兴国与一方面军主力会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功卓著。1931年10月，在“肃反”扩大化中，李明瑞被以 “假革命”、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军阀”等莫须有的罪名抓捕，最后，杀害于江西省雩都县，年仅35岁。邓小平曾经说过：“……红七军打仗很勇敢。广西了不起，特别是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李明瑞是个艰苦奋斗的人！”小平同志还说，“不要宣传我，要多宣传李明瑞！”
童陆生起初就认为这是一起旷世冤案，他太了解自己的老同学了。于是，从1931年到1945年，他一直坚持为李明瑞鸣冤。在党的七大之前，他找到了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在窑洞里请他吃饭，两人就李明瑞的奇冤谈了好多次。最后，胡耀邦对他说：“我实在是太忙了，过去我们长期受‘左’的路线影响，堆积了很多冤假错案，关于李军长，你要尽快提供详细书面材料，然后，拿到七大会议上。”童陆生回去后，就写好了一份详细的材料，然后，让红七军的同志签字。大家一致证明，李明瑞不但是无辜的，而且是对革命立了大功的。胡耀邦接到他的提案后，领导军委组织部同志经过大量调查和核实。最后，七大代表童陆生的提案出现在七大会议上，引起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重视。最终，党中央做出了《红军第七军历史的决定》，为李明瑞恢复了名誉，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载入中央组织部编写的《烈士英名录》。
讲到这里，童老将军对他说：“为了李明瑞，我努力了15年，抗争了15年，这是在国内，是在我们中国人中间。你现在是与日本人交手，那难度就更大了。我预料10年不够，20年也不够，你要挺住。”童增瞪大眼睛看着叔爷，这时，老人站了起来。这位在沂口战役痛打日本人的老英雄，这位在鲁南英勇杀敌的抗日义勇总队总指挥，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深沉勇毅了起来。
童陆生将军以沉重的语气对童增说：“对日本人，就是要狠揍，绝不能手软，打狠了，他就服了。你一手软，他就要上脸。当英雄难，可是，我们童家人必须当英雄。孩子，你要打一场持久战了。你不是喜欢打乒乓球吗？乒乓球是最典型的意志较量，谁最后坚持不住，谁就输了。反过来，谁坚持苦斗到最后，谁就是胜者。”
说到这里，将军提笔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位领导写了一封推荐信。他对童增说：“等一段时间吧，时机成熟了，可以请他们把你的万言书发表出来。”
从叔爷的家里回来，童增就觉得自己又增长了好多的力量。
5个月后，大地回春。
1991年3月初的一天，童增看一眼新生的太阳，忽然觉得从内向外有种昂扬的力量，那是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他对即将要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充满信心。这天早上，他把这篇文章更名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索赔刻不容缓”，然后，吃了一块面包，推着那辆自行车又出门了。
童增最先去的是位于北京南城皇城根儿的全国人大信访局。他刚走到门口，工作人员就把他请到了办公室。
一位瘦瘦的、高高的中年妇女接待了他。“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对方客客气气地问，童增赶紧回答说：“我有一份议案，是关于向日本索赔的。”那位女同志看了看他说，说：“好吧，我可以帮你转上去。”童增高兴极了，“太谢谢您了。”童增一边道谢，一边走出了那个办公室。他一边蹬着脚踏板，一边扭动车铃爽快地响。他以为这回有希望了。结果，没有任何消息。
4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童增把那篇文章提前打印了200份，他全部拿到人大代表的驻地京西宾馆。那天，是他的学生陈健陪着他去的。
怎么办呢，直接进去哨兵肯定是不允许的。童增想了想，决定在外面等候代表们出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晚饭后6点多钟的时候，代表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了大门，他们开始散步了。
童增最先看到的是安徽团的许学受教授，他直奔了过去，“许老师，我有个议案，您给看看呗。”他说罢，把万言书递了上去。许先生认真看完了这篇文章，问：“为什么要求日本赔偿呢？”童增赶紧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当时放弃的是战争赔偿，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民间赔偿是完全可以的。国际上，有很多先例。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日本知道战争的痛苦和代价，让它感受到和平的可贵，从而激发出守护和平的力量。”许先生说：“这很好哇，我拿回去好好看看。”说罢，他给童增留下了宾馆的房间电话。
那天晚上，童增同时把“万言书”给了北京团的黄顺兴，甘肃团的女代表倪安平，还有两位江西的代表，他们都把“万言书”拿回去了。
这时，童增又选中了一个人，此人气宇轩昂，一望而知，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敢担当的精神。他就是贵州团的王录生，当时是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后来是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那天，童增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王录生发言的介绍，他发现这位先生的发言观点独到，富于激情。
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童增径直走进王录生的房间。不巧的是，王录生当时外出了，童增就把文件给了同屋的另一个人。回去后，他守在电话机旁，耐心等候。
王录生回来后看了万言书，十分激动，他觉得这是一份很好的议案。当即打电话给童增，“童先生，请过来一下，我是王录生。”童增放下电话，骑上自行车，飞速赶到宾馆这边，进了大门，他噔噔地往楼上跑，那扇门开了，王录生含笑在门口等他。两人见了面。王录生对他说： “童先生，您的建议非常好，我也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我小的时候，母亲带我逃难，是父亲把我扔到船上的，当时如果我母亲接不住就完了。我的家乡被日本人烧成一片焦土。我的记忆非常深刻。请你放心，我就是不要乌纱，也要为您的建议进言。”
第二天，正好召开的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会议，王录生、许学受等在会上就把童增致全国人大办公厅的一封信和万言书同时亮了出来。代表们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这样写道：
全国人大办公厅：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将代表人民, 为了人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工作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责任。我虽然不是人大代表，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公民，心情一样激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腾飞的90年代里，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传统，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奉献自己的一切。在这次人大开会之际，我拟将自己近来的研究成果及建议书献给全国人大代表，以表达为国建言献计的微薄之心。
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已经60年了，为了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牢记那一段不幸的历史，教育后代居安思危,勿忘国难，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振奋民族精神，扬我中华魂，特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中国红十字会，对在1931—1945年间，遭受日本侵略者无辜杀害的中国人民和受迫害者进行调查和登记，对财产损失进行统计；根据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拟订受害赔偿方案；并允许中国红十字会俟机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国寻求受害赔偿，为力争在20世纪内了结这桩历史遗留下来的受害赔偿问题而共同努力。
建议人：北京公民童增
于1991年3月25日
众多代表同时看了童增的万言书的简要内容—
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1972年中国政府深明大义，宽大为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也就是放弃了其中12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但是，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的赔偿要求，也就是其中的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正是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历史又一次赋予了我们中华民族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这是一个强音。
当时就在人大会上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一个名叫王工的代表在散会后，给童增打来电话说：“你这个万言书好哇，我们以后多联系。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童增说：“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我要谢谢你们哪。”
很快，香港《明报》记者找到了童增，那个聪明的记者在全面了解了童增的意图后，回去发了篇100字左右的消息，题目是“北京市民童增要求日本赔偿”，虽然只是一篇豆腐块，但总算把这件事发布了出去。这是媒体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童增的对日索赔行动。这是报春的第一枝，万紫千红就飞快地将童增紧紧围住了。
童增火了，香港的记者就把他当成了一个热点，他们围上了他。童增看到希望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他索性将万言书给了他们，香港一家报纸全文刊登了。
香港，一时轰动起来。
这个时候，日本的记者也闻风而动了。他们打电话给童增，采访了相关的问题。很快，日本的报纸登出来了，他们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民间提出赔偿。政府的1200亿美元赔偿放弃了，但是民间向日本提出了1800亿美元赔偿。”紧接着，新华社的《大参考》也发表了。童增高兴极了，他发现，对日索赔的大门打开了，他分明看到了大门外明朗的阳光。
可是，由于议案截止日期已经到达，所以这个议案在1991年的人大会议上，最终没有列入正式议案里面。王录生特别给童增打来个电话，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们明年再提。”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当年曾经做过记者梦的童增继续大做舆论宣传。1991年5月初，他找到了《法制日报》编辑部，想当年，他曾是这家报纸的获奖作者。进了办公室，刚一坐下，他就对曾编发过他稿子的编辑说：“能不能把我的万言书发表了？”编辑看完那篇文章后，当即表态，“好，童老师，您写得太好了，我们就发在学术版上面。”
5月20日，这家报纸的学术版发出一篇头题文章，名字是“国际法中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很快，国家大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相继转载。这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人们从理论上把国际法中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分开了，原来，当年放弃政府赔偿，但并没放弃民间赔偿。
乘胜追击，这年10月，童增又发表一篇名为“国际法中的新概念受害赔偿”的文章，全国人大主办的《人民代表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聪明的童增认为这是下一个年度人民代表大会做提案的绝好机会，他想了一下，就把这张报纸寄给了远在贵州的王录生。
王录生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行动起来，他一一地去找人大代表们签字。王工得知后，也找人大代表签字。很快，王工签了38个代表，王录生请32位代表签名。
1992年3月中旬，“两会”召开的前几天，日本记者闻到了风声。他们想扩大势态，从而达到阻止王录生和王工议案的上交与通过的目的。
有一天，日本共同社的记者打来电话，假装关心地问道：“童增先生，这次人大会是不是要提出对日索赔的议案？”童增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他回答道：“我没有听说有这回事。”然而，这个记者还是写了一篇报道，说：“中国人大可能会提出要求日本赔偿1800亿美元的民间赔偿议案。”童增看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给王录生挂了长途电话，说明了这一情况。王录生说：“童先生请放心，我到北京报到后，马上递交。”
1992年3月20日到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兵贵神速，在代表们报到刚刚结束的时候，王录生、王工等70名代表就交上联名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王录生交了议案之后，心里有点不踏实，他担心大会不接受，甚至害怕被取消。思来想去，终于坐不住了，他就去找贵州代表团的秘书长，他想看看预备会的传达文件。秘书长看了看他，问道：“你为什么要看这个文件呢？”王录生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秘书长笑了，说：“文件在团长那里。你快去吧。”他刚要转身去找团长，秘书长又悄悄对他说：“放心吧，没有问题，这个议案就应该提！这是为我们中国人争脸提气的大事情。”果然，大会很快宣布接受了他和许学受的两个议案。
两个议案就这样亮相了，立刻引起巨大的震动。
台湾代表刘彩品打电话告诉王录生，他说：“日本驻华大使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两会’通过索赔议案，中日将处于战争状态。这是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是对中国人民的挑衅！”王录生回答说：“别理他们！”童增说：“对，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他们现在这样说，就是害怕了。我们要以行动告诉日本，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开始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这个议案公布了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了童增的大名，他成了被新闻包围的新闻人物。
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跑到他的家里来采访他，这位记者说：“你们提出的赔偿，在我们日本国民都感觉很惊讶。”童增冷冷一笑，他回答道：“这可能是因为你们习惯了我们的放弃赔偿，那么深重的伤害，几千万人的家破人亡，然后，就什么话都没有了，连道歉的话也没有了，现在甚至连入侵的事实也不承认了，您觉得这合适吗，难道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文明吗？”那个记者沉默了一会儿，悄悄告退，回国后，他在那份世界名报上发表了采访文章。如实发表，还算守住了一个新闻人的良心。
国内的《中国青年报》发现这篇文章后，立即在旗下的报纸《青年参考》的头版转载了，其他各大报纸也都相继转载。《中国经营报》的记者李佩钰认为童增是个影响越来越大的人物，她来到童增家里做了精心的采访，后来写了长篇报道《民间索赔潮—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发表，《羊城晚报》12月18日全文转载。
正如李佩钰所预料，童增和他从事的事业开始呈现如火如荼的势头。
1995年夏，在总参的一次红二代举行的纪念抗战的大会上，童增被请到主席台上。一位前领导人也到了，他的秘书就坐童增旁边。童增的事迹赢得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掌声。“童增，我们国家的大英雄！”人们称呼他。
童增是个清贫的学者，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住的也不宽敞，就连复印文件、资料的费用都要从生活费中支出。他的伙食基本上是煮挂面，加点酱油和盐。
然而，他没有接受同学们的推荐去做官、做生意。他只竭尽全力咬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不放。
1992年10月，童增把工作从学院调到了中国老年科研中心。他这样选择的用意是，在做老人研究的时候，可以和老年人进行广泛的沟通。
这时候，童增发动了一个请亿万人签名要求日本赔偿的活动。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下被他点燃了，大家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赶到童增这里签名， 王定国、蒋光化、王定烈、陈履安等老革命、老将军都过来签名，有人主动提出要做童增的顾问。签名由一两千发展到5万、10万、30万……
远在重庆老家的父亲有点担心童增的安全，最担心的就是日本的右翼分子。老人家打电话对他说：“我就是怕日本特务会伤害你。”童增笑着对老人家说：“老爸，放心吧，我身后是13亿中国人，他们不敢。”父亲听了这话，大声鼓励他：“好儿子，雄起，我们中国一定要雄起。”妈妈在一旁说，“我儿子做的是正义的大事业，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支持他呢。”
就在1992年“两会”期间，童增在自己家大张旗鼓地开了一个境外新闻发布会。
有一天，香港《明报》的记者黄汉军来访，童增对这家报纸有感情。一年前，在各大媒体前瞻后顾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是《明报》率先把他的对日索赔发了出去，应该说，那篇小稿具有号角的意义。那天的天气也好，童增的心情也是一片晴朗。
谈着谈着，童增忽然想起了张学良。他对黄汉军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周总理当年称他是千古功臣，如果他老人家能给我们的活动签个名，那就更有号召力了。您想想办法吧。”黄汉军一听，马上说道：“好哇，我来帮你。”说罢，就拿了一份《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说他要亲自送到张将军手中。黄汉军办事讲究高效率，第二天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童增盼张学良签名”的消息。
新闻一出来，人们就都在等待好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当时，在国内的一些东北军将士，比如黄宇宙等前辈，都对这件事充满信心。黄将军对童增说：“放心吧，没有问题，张将军一定会签名，因为日军不仅蹂躏了东北，还暗杀了他的父亲，抢走他们张家不知多少箱黄金。”
张学良住在夏威夷，平时深居简出，想见到他，一般来说，比较困难。黄汉军先生神通广大，他在夏威夷转来转去，终于把童增的万言书送到了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手里。
张学森（1920—1995），张作霖的第五子。他早年到美国，在一家航空公司任职。张学良和赵一荻赴美之后，他的全部事务，都由张学森照顾。1990年曾被邓小平接见，于1995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5岁。黄汉军把文件交给张学森是对的，因为他当时就在张学良身边。
张学良看了看那份“万言书”，出乎意料地说出了下面一句话—“我今年已经92岁，现在所关心的就是一心侍奉主。转给我的信我知道了，但我不会签名！”这是多么令人失望的回答，张将军内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思想感情？没有人揣测得出，也没有人能够理解。“爱国的张将军，你怎么啦？”这是当时好多人心中的疑问。
很快，台湾的“中国时报”上发出一条题为“大陆学者发起向日追讨战争赔偿张学良通过家属婉拒签响应”的报道。文章说—大陆民间发起向日本追讨受害赔偿1800亿美元运动，发起人童增日前辗转将索赔请愿书送至张学良手中，希望张学良代表旧日东北军领导者签名参加索赔行动。但是，张学良已通过家人间接婉拒……
消息传回国内，童增大失所望。人们一时议论纷纷，有对张学良表达不满的，也有责备童增自讨没趣的。面对这些，童增只是说：“这不算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张将军可能有他自己的难处。但是，我是选择一如既往地爱国，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人们听了这话，不由得肃然起敬，大家深情地瞩目这个普通的青年人，琢磨他如此坚定的原因。
1992年11月的一天上午，一位高大魁梧的老人敲响了童增的门。
这是一次英雄会。
童增一开门，愣了。这位老人家他在电视上见过，人称中国的斯巴达克斯。老人紧紧地地握住他的手，说：“小童，你干得好哇，你是英雄。”童增马上说：“耿老，哪里的话，您是闻名世界的大英雄啊。”老人家摆摆手，说：“不说那些，我是从老家襄城来北京，特地来看你的，大伯告诉你，我是来支持你的。”
来人叫耿淳，大名鼎鼎，有学者称他是“当今世界上坚持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时间最长、最顽强的人。”他出生于1914年，是河南襄城人。1944年5月，已是国民党军十五军六十四师连长的耿淳，在洛阳与日军决战，受重伤昏迷被俘。两个月后，日军把他连同300名中国人押上了船，去日本花冈作业所做劳工。
中国劳工代表向童增赠送“民族英雄”锦旗，他坚辞不受，说功劳应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老人家握住童增的手不放，他讲出了自己做劳工的血泪史。
“童老师啊，我跟你说，小日本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你看他们表面点头哈腰，一旦得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是人类当中的变种，没有一点人性啊。那个花冈中山寮，我们都叫它是活地狱。我们900多人，在那里做修改河道，那根本不是人的日子。每天要干16个小时的重活儿，他们，那些鹿岛组监工，只给我们吃橡子面、苹果渣，别的一概没有哇，有的人饿得挺不住，只好偷吃死老鼠和火化时死人身上被烧焦的肉。住的房子是木片搭成的，到了冬天冷极了，根本不发棉衣，还要蹚着冰水去做工。又冻又饿，没有办法忍受，有的劳工把水泥包装纸缠裹在身上，却遭监工毒打。劳工刘泽玉偷偷溜到后山拔一点野草吃，监工发现后用木棒打，用火烧……每天都有多名劳工被殴打、虐杀致死，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有200多人被迫害送命。他娘的，受不了，我们要反抗。大家伙纷纷找我，研究暴动的事。一年以后，1946年6月30日白天的时候，我们一个难友名字叫薛同道，他是八路军，只有23岁。那天他病了，饿昏在工地上，有个朝鲜老妈妈送他个饭团，他刚要吃，就被监工发现了。七八个监工把他拉进木板屋里，他们用木棍、铁棍、皮靴、皮鞭轮番毒打他，薛同道被打昏死了过去。这是导火索。当天夜里11点，我和王敏带领700名中国劳工暴动了，一开始，我们的突击队员冲进监工房，打死最坏的一个监工。窗户没关好，剩下的5个监工跑了。这时，一片大乱，警报响了，我们向狮子山跑去。但我们不行啊，大家都饿着肚子，而日本发动了两万军警抓我们，我们想集体自杀，但我们连搬石头的力气都没有。我总算把自己吊在了树上，但这时敌人来了。我们全部被抓，当时正是7月，大夏天，我们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严刑毒打。4天过去后，广场上的尸体遍地……这样非法的绑架拘禁，非人的奴役，本来是他们的罪恶，他们却要审判我们。因为我是暴动的头儿，我就全揽了下来，日本人就判我死刑。我不服罪，我对他们说，老子是不怕死的，老子是打日本的军人，死，老子早准备好了。后来，他们又改判我无期。我本来准备死在狱里头的。但没等我死，他们投降了。1946年5月，我走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我成了控诉的证人。这年11月，我回到了祖国，我回到了老家种地。可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我的抗日战争。一年以后，1947年9月我重返日本，在法庭上，控诉监工们残暴地虐待劳工的犯罪事实。
“最后，法庭的审判判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无期徒刑，判处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绞刑。1985年，我开始向鹿岛建设索赔，我提出三项要求，一、必须郑重地向中国劳工谢罪；二、要在中国的北京、日本的大使馆各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牢记这桩惨案，永远不再发动战争；三、鹿岛建设必须付以经济赔偿，花冈作业所986名中国劳工，每人500万日元。童老师，您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我国政府虽然在1972年与日本政府签订《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但这种‘放弃’不包括中日双方间的战争索赔。所以呢，中国劳工有权向日本政府追讨当年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他们拒绝了我。1995年12月20日，我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起诉。他们判我败诉。我不服，我还是要告下去。”
童增听到这里，深深为老英雄的传奇打动。他说：“耿大伯，我们是不能服输，我支持您，这官司，我们一定要打到底。”
耿淳爽朗地大笑，他拿出笔来，说道：“我们互相支持，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来，大爷我给你签名。”童增热泪盈眶，“大伯……”耿淳说：“张学良不签，大伯我签，爱国咱们就是同事，众志成城啊！”
希望，还是大踏步地向童增走过来了。
耿淳走后不久，在一次东北军后代集会上，童增见到了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他是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阎宝航的儿子。阎先生仔细端详童增，目光里充满了赏识。在整个会议期间，他始终在阅读童增的万言书。
耿淳与其劳工战友(前两排)以及日本律师们(第三排)合影
第一排中间为耿淳先生
在这次会议上，童增结识了张学良的挚友著名革命家爱国者高崇民的儿子，炮兵副司令高存信将军。
炮兵的一位副师长段家成，在这之前先找到了童增，向他讲述了父亲被日本鬼子砍头的经过，从此，段家成也成了童增对日索赔的好战友。也巧，高存信与段家成住在一个大院里，两人很是要好。这样，段家成在那次会议上就将童增介绍给了高将军。
从那以后，高存信就经常邀请童增到他的家里谈论对日索赔的事情。将军的夫人白竟凡，为了支持童增的爱国大业，经常为他遇到的困难去四处奔波。
在北京东四的一个茶馆里，童增有幸见到了国民党抗日将领陈诚的儿子陈履安。
陈诚，在抗战中，曾指挥著名的鄂西石碑战役，此役后来被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大战”。决战在三峡东出口的西陵峡进行，中国军队以15万精兵英勇抗击10余万的日本顽寇，最后大获全胜，彻底粉碎了日寇从三峡直插重庆最后全面占领中国的痴心妄想。陈诚，因此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上名声赫赫。
陈履安在美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纽约大学电机系的硕士，并获得数学系博士学位。曾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1970年，他返回台湾，任明智工专校长，以及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第一任校长。而后出任“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司长” “国防部长”“监察院长”，后来，他全心皈依了佛教。
尽管他心已向佛，但是看了童增的“万言书”，他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他双拳紧握，大声叫好，“太好啦，太好啦！”说罢，拿起笔来，在童增的签名单上签上了“陈履安”三个大字。签完了名，他又激动地说，“对于日本人，他们只有低头谢罪，才能让他们走到和平的道路上来。”
哈尔滨南岗区光芒街17号，一位光芒四射的大人物在阅读童增的“万言书”，这就是黄宇宙将军。
黄宇宙，出生于河南省新野县城关。1922年，他在唐河县苍台镇小学任教；1923年弃教到汉口投奔北洋军，后来由伙夫晋升为排长；1926年反戈转投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担任炮兵连长，并在前沿阵地上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宇宙加入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久，他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带着张学良的手书来组建辽东义勇军，任副总司令，是日寇和国民党通缉的抗日要犯，被迫于 1932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执教华北大学。
七七事变爆发后，黄宇宙响应共产党号召，奔赴抗战前线，组建河北游击队，大量杀伤敌伪有生力量。1938年9月10日，毛主席高度评价道：“黄宇宙一个人顶十万大军，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消灭这么多日伪高级将领。”1945年春，黄宇宙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高参。
1962年，黄宇宙将军因病来到哈尔滨养老院， 1976年当选为黑龙江省政协常委，任省文史馆名誉馆长。范长江先生多次写黄宇宙将军，1938年在四川出版社出版了《民族英雄黄宇宙》。
童增委托黑龙江老龄委的朋友著名记者冯万钧到黄老将军家送去了“万言书”和签名单。
黄老将军用放大镜看那些材料，他身体微颤，双手发抖，最后终于看完了。将军没有说话，一把拽住冯万钧，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半晌，他大声说：“我一直就想做这个，一直想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华侨们见了我就说，黄老咱们国家那么穷，日本欠咱们那么多钱，你能不能利用你的影响力，把这些事情说一下。我说我年龄大了，我也做不了。没想到童增那么做了，你说你让我做什么吧，我这余生就交给你们了。”冯万钧说：“童增说，就请黄老签个名。”黄宇宙连连说：“我签，我签，这不算什么。我还要做更多。”
第二天，黄宇宙将军拿着童增的“万言书”和冯万钧写好的稿件《日本政府必须履行1800亿美金赔偿的义务》，来到《黑龙江日报》找到一位姓冯的编辑，请他帮忙。冯编辑说：“我义不容辞，我是抗联的后人。”
果然，两天后，文章发表了。
1995年7月，在黑龙江省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大会上，90岁高龄的黄宇宙将军说：“童增是个民族英雄，我们大家都要敬重他。”也是在这一年，黄老将军在北京见到了童增，竖起大拇指，高声说：“童增，你是英雄啊！”童增连忙说：“哪里，您才是英雄啊。”黄宇宙说：“我是过去的，你是现在的英雄，你是大英雄啊！”那一刻，童增热泪盈眶。黄老将军也是泪光闪闪。
1998年夏，黄宇宙逝世。享年98岁。冯万钧代表童增前去哀悼。将军的夫人朗姗说，“谢谢你们，谢谢童增。我们没有什么事了，但你们只要有事就来找我，如果童增遇到了麻烦，尽管来找我。将军对我说过遗嘱，如果童增有一天坐牢了，你就给他做饭送饭。放心，我会按照将军的话去做的。”
签名仍在继续。
一位老太太在签名后，随即拿出对日索赔的委托书，她说：“我3个长辈和两个未满7岁的孩子都是被日军七三一部队杀害的。这仇不报，我死不瞑目！”
让童增痛心的是，还有一个受害者则在签名后的第四天，就过世了。
紧接着，胡耀邦的夫人李昭、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于若琳、大作家萧乾和舒乙，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后来，童增和一位姓宋的干部子弟专程去拜访胡耀邦夫人李昭，对她老人家的签名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7 10: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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