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七）中国最悲惨的“慰安妇”袁竹林
2016-08-31 09:29:12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有一天，袁竹林找到个逃跑的机会，她就与一个被日本人叫作“留美子”的女子逃出了慰安所。但是，她们俩人很快被日本兵抓了回去。凶狠的日本兵抓住袁竹林的头，拼死命地往墙上撞，她被撞得血肉模糊。等她醒来，被迫吃红药堕胎，她肚里的孩子打掉了。从此，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袁竹林伤好不久，一个名叫藤村的军官看中了她，命令慰安所老板把她送到自己住所。她变成藤村私人的性奴后，更加没有了自由，说要陪酒，马上就得跑过去，她白天在食堂上班，陪酒去晚了点，藤村就要毒打她，大皮靴把她的腰骨头都踢脱臼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藤村把袁竹林像礼物一样送给了一个名叫西山的军官。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西山要袁竹林跟他回日本，或者去石灰窑(今黄石市)投奔新四军。袁竹林摇摇头，说：“我要回家找妈妈。”这时，西山也不敢强迫她。袁竹林回到了武汉附近的乡下，她找到了母亲。从此，母女二人靠做临时工糊口。
一年以后，袁竹林从朋友家抱养了一个才出生70天的女孩儿做养女，这就是现在的程菲。1949年，袁竹林回到了武汉，住在吉祥里2号。她本来应有个平静的生活，可是，母亲在忆苦思甜大会上，禁不住再三诱导，她讲出了女儿被日本人强逼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于是，苦难再次降临，巷子里的小孩子常追在她后面骂她是“日本婊子”。1958年，袁竹林被居委会逼着去黑龙江北大荒劳动。
苦命的袁竹林在北大荒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待了17年，她种苞米、割大豆。那地方天气奇寒，每个月只有6斤豆饼做口粮，程菲饿得抓泥巴吃。
袁竹林常常泪如雨下，她更加痛恨日本人，都是他们害得她一生不得安生。那时，她天天做噩梦，梦见日本人毒打她。当年鬼子撞她的头，给她留下了头痛的毛病，夜里常常失眠，大把大把地吃安眠药，大半夜就醒了睡不着，就只好坐着，一直坐到天亮。1975年，农场有个叫王万楼的干部见她实在太可怜，帮助她办理了手续，这样，她总算回到了武汉。
回到武汉后，袁竹林和养女完全靠打工为生……
童增读完这血泪的控诉，当即回信，给程菲介绍了索赔的一些基本事项。一年后，袁竹林到北京来找童增，这时候正好韩国和我们国家建交，童增就带着程菲去了韩国大使馆，把袁竹林的指控材料交给了大使。当时有很多来自韩国的“慰安妇”给童增写信，童增希望通过韩国大使发表这些不堪回首的悲惨历史。
1998年8月，应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邀请，童增带着袁竹林和养女程菲以旅游者身份参加了香港“九一八”研讨会。在童增的鼓励下，袁竹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她含泪把自己隐藏了50年的被迫当“慰安妇”的经历全部公开。
香港轰动了。文明社会里的人，没有谁能相信人间竟会有那样地狱般的悲惨。
在香港，童增介绍著名女作家李碧华采访了她，李碧华写过人们熟知的《霸王别姬》《胭脂扣》等作品。采访了袁竹林后，她写出了轰动性作品《烟花三月》一书。
从那以后，袁竹林代表“慰安妇”去了加拿大很多国家，童增和香港做索赔的志愿者联系，给了她好多资助，她的生活才好转些。她把童增当成了恩人，逢人便说：“是童老师救了我，让我在晚年看到了亮光。就是死了，我也不后悔了。”
2006年2月，袁竹林接到香港朋友的电话，说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要给她一笔数额达2万美元的抚恤金。这个基金会是1996年由日本多个企业财团捐资10亿美元成立的，由前首相村山富市担任会长。
2万美金对生活困难的袁竹林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这位沧桑老人拒绝了这笔钱。她要的不是抚恤，她要的是赔偿与谢罪。
一个月后，2006年3月29日，84岁的袁竹林因脑溢血去世。
童增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悲痛，他连夜写了悼词。第二天早上飞到了武汉，在圣约翰大教堂参加了袁竹林的追悼会。他凝视着老人的遗像许久，然后，他拿出了悼词，沉痛地说：“袁竹林老妈妈走了，她是我的好战友，是她勇敢地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无耻行径，让他们罪责难逃。她老人家是我们对日索赔的功臣。我们怀念她，感谢她。”说罢，他向老人家深深鞠躬。
1993年，童增在日本《每日新闻》公布了广岛“原爆”中幸存的中国人张文彬的消息。
1991年6月，湖南长沙的老人张文彬看到了一个特别吸引他的新闻，这就是关于童增发起对日索赔的报道。老人连连说：“太好了，早该有个这样的中国人站起来说话了。”长子张一运说：“爸，你也要站出来，公开日本人的罪恶行径，让世人看看一个受原子弹迫害的中国劳工的命运。”老人摇摇头，说：“我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过上了平静生活，我不想再让人说三道四了……”张一运说：“爸，我不这么看……”
张一运见不能说服父亲，就与弟弟张一宪商议决定召开家庭会议。在家庭会议上，全体家庭成员举手表决，赞同张一运的意见，请老人公开抗战时期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历史。
于是，张一运以父亲张文彬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童增。童增那天收到后，启开一看，只见里面写道：“童先生，您好。我是长沙湘潭财政局退休职工张文彬，我是当年被抓到日本的劳工，我亲眼看到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就在离我两公里的地方，我要公开当年日本在我身上和我的工友身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罪证—
1944年4月4日至15日清晨，在河北省曲周县四合寨村，随队突围的八路军县银行主任张文彬不幸被捕。同时，被日军抓获的还有干部群众，共20人。这年9月，张文彬和难友们被押到了日本。
上岸的第一件事是检疫。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让穿着白大褂的日本人从头到脚喷一遍药水。脱下的衣服送到一个大蒸笼去加热消毒。检疫完毕，穿好衣服，我们由一位商人模样的人带着往火车站走。我不记得曾穿过市区，依稀记得经过一座过街桥，就到了车站。三个队的中国人同时上车后，火车把张文彬等人拉到了新潟华工管理所。
灰蒙蒙的天底下，一片孤零零的木房。东北方5华里外，是新潟海港。日本军队每天都要把从中国抢来的煤炭运到这里。张文彬他们的工作，就是卸煤装车，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
天亮的时候到海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才让他们返回。一天三顿饭，每顿饭都是一个干馒头。
气候渐渐冷了，来日本之前发的一套单衣，已抵不住刺骨的严寒。第一场大雪之后，穿着单薄的工人，许多人手脚都冻得失去知觉。
越来越多的劳工病倒，日本方面不给治疗，任凭劳工一个接一个死去。起初死的劳工，都可以装殓到木盒子等待火化。后来死的劳工多了，木盒子不够用，有些还未断气的劳工就自己先爬到盒子里等死……
劳工们不想死，他们一次次地逃跑。
有一次，一名趁外出做工机会逃走的劳工被抓了回来。日本人把所有被关押的中国人召集到院子中央，他们把那名劳工捆绑着带到大家面前。一名日军军官背着手，踱着步指着那人说：“他逃跑，让我们抓回来，今天请你们看一看，逃跑的人是什么下场！”说罢，他手一挥，
两名日本兵端着刺刀站出来，像进行刺杀表演一样，对着那人的头部、胸部、腿部一通狂刺。那人发出一阵阵惨叫，脸被刺得血肉模糊，脑袋、胸口、大腿血流如注……几分钟后，那个人身子一歪，瘫在地上，死了。日本军官和士兵哈哈大笑。
日本军官并没有就此放手，他的手又一挥，一条大狼狗冲过去，把那个人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扯下来，一口一口地吞掉……
张文彬的牙咯咯响，这就是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的地位。他一生都不能忘记。
1945年3月的一天，3个日本警察把张文彬抓走了，罪名是他组织了一次暴动。在新潟警察署，日本警方和军方一起审问，张文彬没有承认这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警察把他绑在凳子上，一壶接一壶灌凉水，他没有动摇。3天以后，张文彬被押到了广岛市西北的加计警察署。
又是惨无人道的拷问，这个燕赵硬汉纹丝不动。
主审官脸气成了铁青色，他突然抽出腰刀，举过头顶，命令张文彬把手伸出来，张文彬从容伸出左手，主审官 “叭嘎呀噜！”大骂一声，挥刀直劈向那只手，但，张文彬铁塔一样地立着，主审官的刀偏向了一方，他原来是要试一试张文彬的胆量。
没有口供，日本也还是要判。广岛市法院最后以顶撞工头的罪名，判张文彬5年。此后，还是做劳工，只不过地点改在监狱。
童增在二战受害幸存者援助活动启动仪式上发言
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正在监狱做苦工的张文彬忽然感到有些异样，窗外闪过一道白光。顿时，屋里黑了，房子轰的一下全都倒了。大家都以为是飞机轰炸，挣扎着跑到外面去。人们看到地上焦黑了，成片成片的树林也都烧焦了。再看看人，全部变成了黑人。监狱里的警察不见了， 只有10多米高3尺厚的监狱围墙没有完全倒，大门也还在，但门外面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哭喊声一片。
张文彬和两个难友都觉奇怪，怎么一个警察也看不到呢？张文彬迟疑了一会儿，他跑出大门一看，整个广岛变成了一片焦土。 日本人作恶太多，张文彬想，这是老天打雷在劈他们吧。
其实，这正是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日子。广岛监狱，离原子弹爆炸中心只有两公里。大家钻进了防空洞。
天快黑了的时候，3个人从防空洞走出来，张文彬从废墟里找到一个大南瓜，他和大家一起吃了。然后，谁也不说话，就睡在了荒凉的废墟上面。
第二天早上，监狱的警察来了，表情再不是凶狠，而是满脸的沮丧。这时，警察看了他们半天，说：“美国投了原子弹。”说罢，警察把300多名劳工转移到山口县关押。关了不到一个月，又带张文彬等3人和一个朝鲜人再回到广岛中国监狱。又过了几天，几个警察把他们4个人叫出来，说：“现在和平了，你们回家吧！”
1945年10月，张文彬自广岛乘火车到下关，又辗转乘船去了朝鲜的汉城，最后，回到中国沧州，由沧州再步行回到鸡泽县家乡。走到村口，最先见到了正在玩耍的小弟弟，弟弟惊奇得说不出话。有邻居在一旁说：“你哥回来了呀！”弟弟这才缓过神来，拉住他的手，哭着往家跑。全家人见到他，抱在一起大哭。
3个月后，张文彬离开老家，找到党组织，继续参加革命。1949年，张文彬随部队来到湖南，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湘潭市财政局副局长。 由于他的肺功能受到极大影响。早些时候，老人一个月要吸两三瓶氧，后来增加到每月四五瓶。1979年，他离休了。
张文彬作为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也是为数不多的经历这次核灾难的中国人……
童增收到信后，即向新闻界公布。世界各大新闻社纷纷转发这条惊人的新闻，日本的《每日新闻》这样报道：广岛“原爆”下有幸存的中国劳工。其中一位当时化名叫高清珍，现已从湖南湘潭财政局离休，定居长沙。他的真实姓名叫张文彬。
全世界为之震惊。
1993年5月14日，张文彬由次子张一宪陪同，在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了飞赴日本广岛的飞机。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广岛，欢迎他们的场面比张文彬预想得热烈。张文彬很冷静，对方再热情，可他还是要履行三项责任和义务，一、向日本政府申诉“原爆”受害经过，提出受害赔偿；二、到新潟做过苦役的华工管理所凭吊难友；三、组织报告会讲述当年的经历，宣传和平，反对侵略。
在广岛，张文彬拖着病体，坐在轮椅上，由儿子一宪陪同，参观了为纪念“原爆”死难者而建的和平公园。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公园建在“原爆”中心的遗址上。
这公园不是娱乐场所，日本人说，这是祈祷和平，反对战争的教育基地。那么，这样的基地是自省，还是自欺呢？
停车场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各式车辆，看到一队队来自日本各地的参观者。导游告诉他，每年的8月6日，“原爆”纪念日整个广岛都举行纪念活动。向死难者献花圈或鲜花，市民宣誓，平时，这里也有国人来参观……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31 09: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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