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十） 毛骨悚然细菌部队累累罪行
2016-09-02 14:12:58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最残忍的是活体解剖，原七三一部队成员森冈宽介回忆，“由军医来进行解剖，我们伸不上手。解剖时，是从脖子一直把肚子剖开，内脏全部露了出来。” 当时精神深受刺激的原七三一部队老兵镰田信雄说：“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在‘马路大’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实行解剖，最初传入耳鼓的是‘马路大’极其凄厉的惨叫，随后声音戛然而止。他们取出了他的内脏，在同健康的器官做了比较之后，这个‘马路大’的内脏也被拿去做了标本。”

七三一部队的试验者们，还在女“木头”身上进行梅毒试验。他们用马血等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

冯万钧找到了敬兰芝后，就安排童增在北京与她见面。同时，将她的诉讼案交给中国律师康健去做了。康律师安排她去日本。这个很重要，因为敬兰芝在日本有资料。证据特别有力量。

从那以后，敬兰芝去了二十几个国家，对日军罪恶进行揭露。与此同时，小野寺利孝也在相关档案里查到了朱之盈和敬兰芝的全部材料，并把这些材料交给康健。

一切都办理得妥当了，敬兰芝的女儿专门来到北京拜见童增，对他表示感谢。“童老师呀，您是我们全家的救星，妈妈一生的憋闷，现在终于可以吐出来了。”童增听了她的话，目光熠熠生辉，他说：“不要说谢，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我不过是先挑起来而已。您老人家要保重身体，我们的官司可能是要打一段时间，时间长啊。”敬兰芝说：“童老师，放心吧，我的身体好着呢。”

1995年，敬兰芝和其他一些受害者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谢罪、赔偿。1997年，法庭调查时，敬兰芝去了。

那个法官，据日本律师跟敬兰芝讲，还是有点良知的，因为他询问的多一点。康律师说，有的法官从开庭到最后，根本就一声不吱。

4年以后，1999年宣判时，敬兰芝又去了。当时，她坐在法官对面。整个审理只进行了不到两分钟时间，就叫大家起立，要宣判。

康律师说：“坏了，坏了。”法官说：“审理结果都在判决书上，自己拿回去看吧！”态度非常地轻慢。

判决书挺厚的一本，敬兰芝用了很久才看明白，他们承认我们的被害事实，但驳回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要求。在童增的鼓励下，敬兰芝继续上诉。2014年4月19日，日本法院又宣判，敬兰芝败诉了。

敬兰芝说：“这两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官司还要打下去。”

几乎是要调查敬兰芝的同时，童增收到了一封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信。

罪证—

控诉日寇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在浙赣路沿线进行残酷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鼠疫。我的故乡义乌深受其害，不几个月就死亡200余人。我那天真活泼的妹妹楼筱芳也被鼠疫夺走了她幼小的生命，年仅7岁。

我老家住在浙江省义乌县稠城镇北门街5号。1941年秋天，17岁的我，在离义乌县城15华里的殿口商村上海君毅中学高一班念书（该校从上海迁入内地）。听说义乌县城发鼠疫，我惊恐之余就离校回家去探望在县城家中的妈妈和妹妹。到了家里，见妹妹还是天真如故，有说有笑，指手画脚地对我诉说邻居家中死了谁，还有谁。

吃完中饭，我和妈妈谈起了鼠疫传染很快，家中死了老鼠，邻居家又接连死人，应该尽快离开此地。征得妈妈同意，下午我就带了妈妈和妹妹到东门外（驿勘下）的外公家去。妹妹是那么高兴，见了外公外婆和舅舅舅母，很有礼貌，一会儿就和小朋友们玩得很熟很开心。

晚上我们睡在客房里，妹妹还是好好的。半夜里，妈妈点灯起床悄悄唤醒了我，愁容满面，凄惨地告诉我：“妹妹发烧了！”我一跃而起，奔向妹妹身边，用脸亲了亲妹妹的前额，果然，妹妹确实是发热了，我的心便冷了一半。

我和妈妈商议，不可张扬出去，明天一早就仍回家去。一晚上，我和妈都心惊胆战地不曾合眼。心想，家中为什么这样不幸，妹妹竟这样……

第二天清早，我们趁外公家左邻右舍都还未起床，就又悄悄地离开了外公的家。外公外婆忧愁满腹地送走我们，祝愿妹妹不会发生什么不幸，吉人天相，哪能啊！

从外公家回来的路上，我背着妹妹。妹妹发着高烧，软绵绵地像一团面，头低垂在我的肩上，妈妈一前一后地扶住妹妹歪歪斜斜的上半身。

回到家里，鉴于老屋里前段时间老鼠接连死亡，近日老鼠纷纷搬迁，往别处逃命，我和妈妈决定住到自家菜园旁边那两间新屋里去，那里床凳一应家具都有。

那时我家已成疫区，幸好还未封锁。我们吃的东西都从外买来，但也食不下咽。妈妈只是泪水涟涟，束手无策。我则东奔西跑，请医生前来就诊。可是医生们知道是鼠疫，一怕传染，二无特效药物，都谢绝出诊，只开给我一些消炎和退热药丸，敷衍了事。

妹妹服了些无关痛痒的药丸，病势有增无减，两颊通红，嘴唇发裂，沉睡不醒，不断发出呓语：“我要去……我要去……”迷信的妈妈似乎觉察有鬼来呼唤妹妹。妈妈摸摸妹妹的大腿边，发现有两颗很大的淋巴核。

晚上，夜渐渐深了，妈妈忽然听见屋外弄里有鬼叫声，妈妈叫我听，我仔细听着，也听见屋外一阵阵“嗨，嗨”的声音，也觉毛骨悚然。

夜半，妹妹突然要茶喝。我连忙把温凉的开水送过去，妹妹贪婪地喝呀喝呀，喝了大半杯，看似平静一些，但不一会儿，开始痉挛起来，十分痛苦的样子，约过几分钟，妹妹两脚一伸，急喘的呼吸猝然停止，像琴弦中断，眼珠往上翻去，睁大眼睛，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亲爱的妈妈和我。

妈妈怕惊动邻舍，欲哭无声，只是紧紧抱住妹妹不放。妹妹毕竟是走了，过早地走了，日本鬼子的细菌战夺走了她幼小的生命。妈妈抱得再紧也挽回不了。最后，我劝妈妈放手，把妹妹放平地上，用一张草席垫起。

接下去便是如何安葬妹妹的问题。妈妈痛不欲生，呆若木鸡，不住地捶着胸口。我们无法把妹妹的死讯传出去，因为我们附近街口已经封锁。县防疫站要把疫区内死者的家属强行送去隔离。被隔离的人是红脸黑脸一起抓，腺鼠疫有一星期的潜伏期，有些未被传染上的人一到隔离病院，也可能被传染上。我们不相信自己也被传染，为了逃离这一鬼门关，我急中生智，锯掉床板，拔起家中墙壁上所有的大小洋钉，草草赶制出一具小棺材，把妹妹入殓，掘开菜园里的菜畦，把棺材安放下去，盖上泥，仍然照旧做好菜畦，并且种上了菜秧，伪装得天衣无缝。

安葬完毕，已近正午，我们带了些随穿的衣服，悄悄地从后门溜出。我带了妈妈撇下妹妹乘上西去的火车向数百里外的建德而去，到爸工作的地方去避难。

路过金华，我们为了证实自己有否染上鼠疫，我带了妈到金华防疫站去检验身体，可回答是：检查不出来。

第二天我们又乘火车到兰溪，转船到了建德。爸爸已在报上闻悉义乌发生鼠疫的消息，意外地见到妈妈和我而不见妹妹，爸爸心中有数。可是妈妈见着爸爸，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足足哭了一个多钟头。

我在爸爸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幸好我和妈妈都侥幸没有发病，我才放心回到家乡，回到我的学校。

这时，我的行李衣物都被放到一间石灰屋里，周围堆满了石灰。许多同学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楼秋星（人名章）浙江省义乌县人，现年68岁

现住：浙江省金华市中山路十四号

金华市工商银行退休干部

童增把这封信放在了有关日军在中国细菌战的罪证档案里面，准备起诉时使用，同时，他积极与楼秋星联系，请求他来日做出庭的证人。在1997年，楼秋星的控诉信，成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请求诉讼”一审的证据。他是180名原告之一。

顺便说一句，这次诉讼中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团团长、童增的好战友王选针对这次诉讼调查，搜集了日军更多的罪大恶极的罪证。

罪证—

松本博，曾在中国某地任看守，时年17岁。他回忆：“6个中国人为一组，在每人身上注射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把他们关在一米见方的木笼子里。食物和粪便都从笼子下面的洞塞入排出。一个多月后，将他们拖出来，检查身体，化验细菌，最后残忍地杀死。残忍的意思是：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再把含有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让这个人失血而死。”“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是当时长官的命令。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筱冢良雄回忆：“1942年11月开始做试验。把鼠疫菌注入人体，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尸体被特别班运到焚尸炉烧毁(特别班班长是石井四郎他哥)。当我活活解剖了3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森风宽介，曾在七三一部队负责运送脏器。他说：“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军医把一个中国人从脖子到肚子用刀剖开了。”

鼠疫流行期间，在北门口太祖庙，湖东亭太保殿设立了隔离所。隔离所收容38人，仅4人活着出来。我在隔离所服药半个月后脱离该所。嵩山村日军设立过活体解剖场，诱骗嵩山村妇女注射预防针，开膛剖肚、锯腿、掏出五脏做标本试验。

—朱菊花

掺有霍乱菌的食物，有的直接递到村民手中，也有的盛在菜篮子里，放在树下或家门口。我的一个外甥两个外甥女都死于霍乱。

—薛培泽

1941年9月，我祖母感染鼠疫，却不敢声张，偷偷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祖母在床上抓头发、捶胸。得了这种病，口渴厉害，有人渴极了就喝小便、脏沟里的水。许多人家的灶台上有死老鼠(注：灶台上有盛水器皿)。祖母刚死，母亲也重复着祖母的症状悲惨死去。临终，她对我们兄弟姐妹喊：“逃！逃！逃！……”母亲死后，8岁的妹妹也死了。

—金祖池

 

1942年11月18日：“那天日军火烧了嵩山村。八十六连队的100多日本兵包围了村子，墙上架着机关枪。他们叫大家都去山背后集中，说皇军给大家消毒，消了毒就不死人了。他们共点了9个火头，顷刻间，村子一片火海。有人回家抢东西，日军就开枪。王荣森、王荣祺身上都挨了枪子。宋凤珠丈夫、孩子染病床上，被活活烧死。大火烧了一天，420多间房子没了，1300多人无家可归……”

—王培根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四至次年正月初八，3个月，我家死了8个亲人。祖父楼贻永(1942年1月)、祖母吴金玉(1942年1月)……邻居被传染致死者4人。吴兰凤(1941年12月)、楼贻起(1941年1月)、陈珠莲(1942年1月27)。楼绣玲看望女儿陈珠莲后，1942年1月29日感染致死。

—楼谋渭1999年5月8日

1942年4月上旬，我母亲在家打扫房间时碰到一只死老鼠，两天后，她面红耳赤，烦躁不安。颈部、腋下、腹股沟淋巴肿大，第四天死亡。出嫁堂姐赵瑞云回家奔丧，两天后死亡。

—赵汝良1999年5月8日

吴小奶，18岁，因患鼠疫被日军拖进林山寺，隔壁是童金兰。日军拖吴小奶时，小奶哀求：“先生我会好的，会好的……”后来据收尸的王焕本说：“小奶的心、肝、淋巴结等内脏装在药水瓶里被日军拿走了。童金兰想法逃出了林山寺，回家后在发炎的淋巴上用针刺，流出紫黑的血。童金兰常来我家磨豆腐，多次对我说起这事。”

—许朝棋1995年10月18日

王选女士，是全中国人民都应向她致敬的人。

王选，1952年8月6日出生，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生于上海。1973年，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学习英语，1976年毕业，回到义乌中学当英语教师。1984年调到杭州外语学校任教。1987年留学日本，两年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1995年的时候，王选偶然在一份英文报纸上看到：第一届有关七三一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七三一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她的心一怔，义乌崇山村，那是她的老家呀，也是她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讲述13岁的小叔叔被鼠疫夺去生命临死前的悲惨情景。

血性女儿王选毅然放弃了留学美国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工作，对日本进行诉讼索赔。1995年，王选带着两名日本学者一年数趟前往义乌崇山村调查取证。就这样从一个村开始，挨家挨户调查当年日本细菌战受害的农民，进而发展到整个义乌，然后是宁波，再就是江西、湖南……从1995年到1999年，王选多次辗转在这些地方。

1997年8月11日，王选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率领180名原告赴日诉讼。

2002年，王选被评为 “CCTV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其颁奖辞是：“她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她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她用坚毅和执着还原历史的真相。她奔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诉讼之路上，和她相伴的是一群满身历史创伤的老人。她不仅仅是在为日本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告诉世界该如何面对伤害，面对耻辱，面对谎言，面对罪恶，为人类如何继承和延续历史提供了注解。”

1990年，童增正式发起民间对日索赔伟大运动的时候，王选女士是第一个站出来呼应的人，她签了名，并且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对她的壮举大为赞赏，他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走上诉讼，是日本政府对童增的“逼上梁山”。这本来不是童增的首选，但是现在他不得不选了。

从1991年到1994年，童增旗下的民间索赔活动主要是通过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希望在大使馆解决这些问题，但日方从来不予理睬，就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

在这种情形下，万般无奈的童增转而寻求律师代表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刚开始的时候，童增委托朋友试图找几位中国律师帮忙，但没有一位律师愿意要打这种官司。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有一位律师听说要与日本打官司索要战争赔偿，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张口就要10万律师费。张双兵也对童增说：“我开始找过中国律师，觉得还是花自己的钱体面。但很遗憾，没找到。”写到这里，笔者也感到了悲哀。中国人起诉日本人，却只能靠日本律师来代理。这太丢份了。好在后来有一位中国女律师康健站了出来，总算给我们拉回了一分。

早在1992年的春天，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先生到北京来采访童增，河野一句话，让童增对他刮目相看，他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我过去在日本了解很少，但现在到中国访问时发现，百姓的受害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为此，我愿帮你打这官司。”童增说：“太好了，河野先生，谢谢您，我替那些受害人谢谢您，您不愧是正直的新闻人，那就请您帮我在日本请个大律师吧。”河野说：“好，你等我。”

1994年的一天，河野先生对童增说：“我认识一位法学家小野寺利孝，这是个大律师，为人正派。我想请他来帮你们打官司。你看可以吗？”童增说：“太可以了，我要见他，请安排个机会。”河野说：“好，再给我点时间。”

这个时候，童增的路走得太艰难了。与日大使馆交涉，人家就是不理不睬。给日本政府写信，人家无动于衷。正常的调查、寻找工作常常由于没有经费而无法进行。他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支持和援助，让他把民间对日索赔的工作坚持下去。他多么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受害者，让他们在有生之年把自己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组织道歉、赔偿的愿望表达出来。可是，他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他的那一点钱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了。

天无绝人之路，恰好，在这危难的时刻日本著名大律师小野寺利孝出现了。

1994年5月3日，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我认为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捏造出来的。”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童增对联合会的战友们说：“你们听见了吧，所以，我们不能停下我们的抗争啊，我们必须战斗下去。”李定国说：“是的，我们必须干到底。小日本，他们这是在公开挑衅，谁说他们不理我们？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回答。”

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事务局长小野寺利孝，正好在这个时候随“中国司法制度调查团”访问中国。18位学者和律师到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5月5日，他们的飞机落在北京机场，小野寺利孝就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了永野茂门的言论。5月6日一大早上，小野寺利孝就来到日本驻华使馆，向大使提出罢免永野茂门的强烈要求。

小野寺利孝从大使馆出来，他的老朋友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的车子就在门口等他呢，“走，我请你喝茶！”河野微笑着说出自己的邀请。小野寺利孝也不推辞，上了车就跟他走了。

在一个日式茶馆，两人对坐了下来。好久没有见面了，他们关切地看着对方。

寒暄一会儿之后，河野突然问道：“您听说过中国的童增先生吗？”小野寺利孝答道：“当然听说过，他大名鼎鼎啊，他的文章《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刻不容缓》轰动全世界，我看过，很有道理。他讲，在国际法上，战争受害者有权利向日本要求赔偿，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这是对的呀。”河野听到这里，放下茶杯，忽然收敛了笑容，表情严肃起来，他说： “日本，包括你，有那么多人权律师，为什么对受到日本伤害的国际人权事件，没有人去关注呢？”小野寺利孝受不了这样的质问，他说：“河野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河野的回答直奔主题，“你要站出来呀，想当年，我们国家害了人家那么多无辜的人，现在应该是讲道理的时候，人家宽容，可我们不能以怨报德啊。那么多百姓，被我们的军人屠杀、奴役、强奸……”小野寺利孝听了，表情出现了内疚的痛苦。他说：“河野，你别讲了。”河野并不作罢，他继续说道：“真理没有国界，我们知识人属于全人类，而不是仅属于一个日本。小野，你能给朝鲜劳工打官司，你也应该为中国受害人打官司。我相信你。”小野寺利孝定定地看了河野一会儿，突然大声说：“请您马上给我联系童增先生。”河野说：“好，我正等着你这句话呢。”

童增和李定国在河野的带领下，走进北京的长富宫与小野寺利孝会面，会面的主题是，探讨由日本律师来中国调查中国受害者，帮助中国受害者将日本告上法庭的可行性。

长富宫饭店，是建国门大街上的日式酒店服务的五星级酒店，它的对面是外交大使馆区，正对外交公寓。不知为什么，竟起了个故宫内廷的名字。

小野寺利孝 (Onodera Toshitaka)坐在大厅里正等着童增。这是一个清瘦的日本男人，目光坚定，充满对真理崇拜和对法律的忠诚。他1941年生，1965年，从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曾任日本青年律师协会干事长、会长、日本民主律师协会干事长，现任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诉讼日本律师辩护团干事长。认识童增以来，他积极代理中国民间对日赔偿诉讼案件，全部免费。

在见面之前，童增觉得委托一个日本律师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总有点不放心。通过这次长富宫直接对话，他才对小野寺利孝律师产生了高度的信任。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2 14: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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