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应跨越哪些误区？
2016-09-03 10:32:10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微信公众号 作者：步平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五届两岸抗战史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台北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先生本是此次研讨会中方代表团的领队，但由于身体原因未能成行，现摘录其书面发言，以飨读者。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两岸抗战史研讨会第五届会议在台北召开，是特别有意义的大事。海峡两岸学者济济一堂，共同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抗日战争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角度，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促进中国的发展与统一的重要动作之一。尤其是在最近的两岸领导人会面中，习近平总书记提议就“抗日战争胜利”开展共同研究，马英九先生也积极响应，称“这是开放的态度”，这就更加凸显了这次会议的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考验，甚至使我们发生了凤凰涅槃式的转变。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的复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但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则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总体的胜利，共同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应深化

经历了抗战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感到和平的意义，民族团结的意义，社会发展的意义。尽管在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对和平、团结与发展的追求，已经越来越成为海峡两岸民众的共识。我们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的会议肇始于10年前，正是两岸民众心心相印、血浓于水的反映。

此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野”，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的确抓住了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的核心问题。

抗战是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的局面下进行的，在抗日战争中，虽然存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区分，尽管也发生过国内不同意见与主张的争论，但都是以中国为一方和以日本为另一方的涉及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既然是这样的决战，就需要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思考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意义。我的亲人中有许多人是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和自身的感受参加了抗战的，虽然他们加入了不同党派的部队，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在台湾也曾见到过许多抗战老战士，每次与他们谈话，我总是充满了感动和敬佩的心情。

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自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一度不能站在同一立场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不能利用对方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不能了解对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特别是不能接受不同的研究范式。我还记得1999年，两岸的学者是在日本学者卫藤沈吉和山田辰雄的努力下，在日本的东京一起参加了军事史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与陈鹏仁先生、刘维开先生和现在已经过世的刘凤翰先生见面。虽然我们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是那时大陆学者的飞机在成田机场着陆，台湾学者的飞机则在羽田机场着陆，人为地扩大了两岸的距离。今天，两岸实现了直飞，学者的交往无比地密切，两岸学术界在资料的交流交换及共同使用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我们的共同研究会议也已经经历了10年，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今天，两岸领导人也实现了直接见面，更促使我们把共同研究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更符合两岸民众的愿望。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意义自不待言。作为真正的历史学者，绝不应当提出没有史料根据的结论，也更不应当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而应当将学术问题纳入规范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当然，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并不等于学术问题与政治没有关系。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对学者的考验。

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来说，台湾所保存的史料的确是巨大的宝库。这些年来，大陆学者欣喜地看到，台湾的“国史馆”、“党史会”以及我们的兄弟单位“中研院”近史所和许多单位在开放档案资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所以，每年有大量来自大陆的学者前往台湾搜集资料，许多地方出现大陆利用者多于台湾利用者的现象。这样的频繁往来，肯定会对两岸共同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大陆这些年来的档案开放和出版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心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对此也是有目共睹的。坦率地说，比起台湾的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大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与大陆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有关，大陆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更多开放档案资料的意见与建议。最近制定的深入开展抗日战争的中长期规划中，大陆把资料的整理、数字化和对外开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相信会对两岸的共同深入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抗战史研究的新视野

记得在2010年，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所长在致辞时提到：大陆方面的学者已经同日本学者进行了共同历史研究，我们两岸是不是也能够进行共同研究呢？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完全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两岸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之际，就已经发现在抗战史的研究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我第一次在台湾“近史所”做学术报告，介绍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化学战。报告结束时，张玉法先生在总结时明确地说：步先生的观点，台湾学术界可以说是完全同意。当然，不可否认，两岸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仍存在分歧，但是我们的分歧是否如中日之间那样的尖锐和难以弥合？其实，在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许多的不同的意见，我自己也收到许多来信。那里面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支持中方代表团与日方斗争到底，一是认为与日本人坐在一起谈论就是绝大的错误。

我认为，上述两种认识最大的误区在于没有厘清历史问题其实是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上，那就是政治层面、感情层面和学术层面。我们作为学者，面对的是对方的学者，而不是政治家，特别不是右翼的政治家。尽管学者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我们之间的对话遵循的是学术规范，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政治口号。学者的共同研究主要的障碍可能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史料利用的不均衡，二是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即史料的共享已经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现在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今后更不会产生障碍。但观察视角的不同，则是影响研究结果的主要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每个人对历史问题的观察视角都是独特的，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区域、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让自己治下的所有人保持完全同一的观察视角，而不同的观察视角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才是重要的。只有将不同视角的观察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才能对你的观察对象有相对完整、全面的，接近客观准确的理解。所以，我认为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最大的任务不仅是自己把观点表达清楚，而且需要了解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对不同的认识进行分析鉴别，从而得出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观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是对于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认识，也应当倾听和尊重。逐渐披露的历史史料和冷静科学的态度，一定会逐渐缩短不同认识的差距。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应当首先追求的不是“同一的历史认识”，而是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那么，对于海峡两岸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学者具有“跨越”的意识呢？

两岸抗战史研讨会已经到了第五届，五届会议的宗旨已经证明：“只要诚实面对历史，就能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打造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两岸领导人刚刚实现历史性见面的今天，相信我们的会议定能在两岸学术界交流中作出表率。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风波，两岸抗战史学术界的交往将永远坚持下去，并将开出更加灿烂的果实。

（作者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3 10: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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