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十四） 世界奇案四代诉讼悬而未决
2016-09-05 10:01:54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11月16日下午，陈世如被强行邀请走进壁垒森严的日本驻北平大使馆内。日本商人小林孝知宣布：“大东亚战争方兴未艾，运输机关极重要，应立即实行严格的船舶管制。现决定按公司法组织联营社，以期发展。今备有发起人书、誓约书，望大家合作……”见船主没有表态，日本军代表上村发话：“军方盼积极协力，如有反对者，当以军律处置！”话音刚落，日本军人上前，把东洋刀架在陈世如等人的脖子上。

从那以后，北航公司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侵华日军将包括“北安”等轮船在内的商船全部更换成日本军旗，并安放了木头做的假炮，并涂上黑漆，用帆布遮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虚张声势吓唬美军。结果，“北安”等四艘轮船真的被美国人当成军舰了，有的被炸沉，有的失踪了。就这样，北航公司彻底毁了。

1945年8月16日，抗战胜利的第二天，陈世如找到了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那个日商人小林孝知已经升为经济第三局局长。这回没有了东洋刀，小林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日军强抢海船的事实，并且出具了估价和认证证明文件，这些文件成了日后北航公司对日索赔的重要依据。

在1945年9月29日、1946年1月12日、1947年5至8月之间，陈世如多次上书国民政府交通部等部门，要求敦促日本赔偿，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尚在洽商中”“听候办理”等。

1948年，陈世如给孔祥熙直接写了信。很快，奇葩的事就来了。有一天，家里走进一个国民党交通部姓白的官员。白官员对陈世如说： “‘北航’四船灭失，确有其事。但索赔需要一大笔费用。孔部长的意思，叫你先拿300根金条，余下的事我们去办。” 陈世如说：“我可以先给你一半。我卖房子卖地凑上一半，剩下的我再想办法，行不行？”白官员手一挥，断然否决：“不行，必须一次性交齐！”

两人没有谈拢。姓白的拂袖而去，从此以后，国民党政府再也没来过人……

在1952年2月28日，陈世如将“船案”呈请天津港务局备案，并恳请代向日本索赔。 同年3月2日，天津港务局以津港字第488号文报请交通部核办。交通部以交航(51)第439号文送达天津港务局，内称：“为将来便于向日本索取赔偿，可由该公司照法律程序推定清算人，以便将来出面请求。目前对日合约尚未签订，该公司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船只一节，已转请外交部查办。”

1953年10月，陈世如经向天津市公安局申报，交通部批准，到香港去查找“北安”轮下落。他查遍了香港附近海域，没有“北安”的踪影。泰国、缅甸，他也去了，也同样是没有。1954年12月返回天津，陈世如将查找结果上交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备案。

1964年，陈世如参加了天津市政协的会议，副主席王光英还用车接着他，从那以后，陈世如就是政协委员了。他写下了《北方航业公司被掠纪实》《北方航业公司的兴衰》两文，发表在政协刊物上。

“文革”后期，80岁高龄的陈世如老人感到来日不多了。于是，他将索赔的事情交给了陈延福、陈英等下一代人。

1979年5月，85岁的陈世如毅然上书我国外交部。

在这封信中，陈世如这样说，“我自前北航倒闭，失业至今已三十余年，今已85岁，风中残烛，日薄西山，几十年幸亲友周济，免流浪街头。岁月迁巨，沧海桑田，对此事本已无念……庆逢一举粉碎‘四人帮’，9亿欢腾，我虽死亦欣然瞑目. 故对‘归业’亦死灰复燃……幼怀实业救国之心，一心钻研航运业务，苦心惨淡，多年经营，横遭欺凌，一世心血毁于一旦。历尽沧桑，沉暮之年，视身外之物如粪土，能免冻馁愿已足矣。唯此项总归我中华民族之财产，争之有理，索之无愧，受之应当。如蒙政府协助，或有所得，愿献之政府，为四化略尽薄绵，对祖国亦不无贡献，爱国之心人皆有之!耿耿于怀，无时可释者，唯此而矣”！

7个月后，1980年1月13日，陈世如去世。

陈英从邯郸火速赶到天津，那时陈世如还没有闭眼，嘴是张着的，虽然没有声音，但陈英似乎听得清，父亲在说两个字：“赔偿……”陈英看着父亲不肯合上的双眼，心如刀绞。

办完老人的丧事之后，陈氏兄弟9人立即召开了家庭会议，大家一致推举陈延福、陈英等人为“北航”船案当事人代表，继续向日本索赔。

仍然是持久战，日本人仍然在无耻地考验陈家的意志。 1992年，已经跟随父亲干了35年的陈世如的长子陈延福自知年纪已经大了，他决定退居二线。于是，全家人公推陈世如的五子陈英上阵，陈氏家族要继续与日本决战。

陈英，1947年出生，在邯郸市国棉三厂当工人。他勇敢地挑起了重担。厂里人问起这个案件，他流着热泪说：“为了向日本索赔4艘轮船，我父亲死不能瞑目，我们也都倾家荡产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仅仅索赔几条船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对得起国家、民族的问题。正像我父亲说的，这是中华民族的血产，一定要将对日索赔进行到底。”厂长听了陈英的这番话，特批他带薪休长假去进行对日索赔，车间的工人兄弟也纷纷捐款支持他。 陈英感到了同胞的强大后盾力量。

陈英在童增和律师的陪同下，先后12次进入日本驻华大使馆讨债。

1995年8月8日，陈英第一次去日本大使馆。日本外交官和田充广很傲慢，眼皮抬也不抬一下。律师看了一眼陈英，目光十分坚定。

陈英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平静地说：“和田先生，我是来讨债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童增和律师将法律文件和证据放在和田的桌子上。和田充广看了看那些东西，很快把目光移向了天花板，半晌才慢悠悠地说：“三天以后再来吧。”

三天后，童增就又带着陈英去大使馆，和田充广还是应付。此后的10次，大致如此。到第六次，即是1997年1月22日，和田充广明确表示赔不起，不能赔了。“赔不起了。赔了你们一家，都来找我们要，我们怎么办呢？ ”他说完，还连连鞠躬。

第七次去，是杉山明出来应付。

陈英说：“我来好多趟了，你们什么时候给我答复？”杉山明说：“上面还没通知，我们接到通知就给你答复。”陈英问：“具体要等多长时间？”杉山明回答说：“具体多长时间我们也不好说。”这时候，杉山明突然站起来，对陈英很不耐烦，说，“行了，就谈到这吧。不要再谈了”。陈英急了，一拍桌子，大声地说：“什么不要谈。我是要债来的。”杉山明说：“你们家事情早解决了。1972年的联合声明就已经解决了。”陈英站起身，大声说：“是你解决的吗？我今天告诉你，我说要债都是客气的，你们其实是掠夺知道吗？翻译给他翻译过去。”翻译给翻译完了。陈英又说：“对不起，以后你这样的领导，我不见。换个人给我见面，好好谈。”这时，和田充广说：“不见就不见，我爷爷还死在中国战争了呢。”陈英说：“活该，谁让他来的？”和田充广愣了一下，说：“不客气地跟你说，1972年中国已经放弃战争赔偿，包括各种赔偿。”陈英说：“你现在给我指出来，你说的是第五条吗?那是国家跟你签订的 ，我跟你签了吗？我是找你要债的。我再问你，你的财产代表国家吗？”杉山明说：“不代表。”陈英说：“那就是啊，你的不代表，为什么我的要代表呢？”和田充广张口结舌。

从那以后，陈英再去日本使馆，这两个人就不说话了，只有一个叫伊藤康怡的人出面来搪塞。他躲闪着陈英直视的目光，假装理直气壮地说：“你多次来，你的资料我在楼上已经看完了。我现在给你说下，你提出的赔偿问题，我们已经给外务省说了，外务省给我们什么指示，我们就按照什么指示来做，你这个成功不了，中国已经放弃了。”陈英反问道：“当初小林知孝出具的文件，还有你日本大使馆当初给我们的证明，写得清清楚楚，讲明了每条船价值多少钱，你们开完证明就不承认，这上面写着不属于战争事故，你还有什么辩解的？你总说战争事故，我们到你们国家来一次这样的事故可以吗？你们来我们中国来干吗，我们的东西被你们拿走了，我就要你们偿还，欠债还钱你们就得还，我要定了，我的一生就找你要债。不行我去你们门口闹去，我给你们造影响。” 伊藤康怡听了陈英这话，只是呆坐在椅子上，两眼看窗外，一句话也不说了。

童增领着陈英再来，伊藤康怡仍然是这个态度。

童增想了想，想出了一招，他让陈英给日本的首相们写信，陈英就分别数次致函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结果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是成心在拖延这个案子。

已经成为工薪阶层的陈氏兄妹9人，年龄最长的已到80岁，最小的也近50岁。他们为了“北航船案”四处举债，已欠下近百万元欠款。但是他们没有灰心，仍在继续扎扎实实地工作。

陈英现在已经是 68岁的老人了。

童增看了陈家的全部材料，给陈英谈了几点方针。

童增说：“在接下来的索赔中，要按照这几条方针去做。第一我判断海事法院是可能立案。因为日本政府每次说我们放弃了各种赔偿，中国政府外交部都反驳说日本这种说法是非法无效的。这说明国家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第二以索赔联合会的名义，我们可以筹到款，钟惠明先生已经同意给50万元支持我们的办公会议、发布会和律师、受害者的费用。受害人生活太苦，他们个人筹款不好筹，我们虽然好些，但还是要政府支持。陈春那边就是这样，在经济上有些保障才可以甩开了做。第三要从个体走向群体，我们这里还有劳工、‘慰安妇’、大屠杀、财产损失等的。 这样我们就走到一条道路了。”

陈英听了，说：“童老师，您真是给我指明了道路，我现在看清了，更有信心了。我不能在洗脸盆子里游泳，我要到大海里来。我要到你们的索赔联合会里来，我现在找到了组织。”童增说：“你说得对，我们目前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现在的大环境好。地利是我在北京，各个方面都方便。人和，是我从1991年到现在做了这么多年，经验积累了不少，有些事情还是好办一些的。”

陈英说：“您发表的《对日索赔刻不容缓》是在哪个报纸？那篇文章很好，是历史性的结论。”童增想了一下，说：“是1991年发的，最早在《法制日报》，后来《工人日报》转，又被转到《人民日报》。我主要是讲了战争法，讲了要把战争赔偿和个人赔偿分开。”陈英说：“您这个做得很好，日本政府不应该忘记侵略我们的历史，他欠我们的债他就应该还，他就有赔偿的义务。我现在又起诉了，再难也要往前走。这次立案的可能大些。我们陈家为索赔耗尽了全部财产，我现在就靠几百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的案子胜了，我愿意将此次赔偿中自己全部所得捐出，用于我国的慈善和公益事业。”

童增听了陈英的话，觉得这是个有高尚追求人，他喜欢这样的人。于是，他敞开心扉亮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考虑尽快把民间对日索赔官司拿到中国来打。从理论上讲，这个打法没有问题。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在中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裁定的权利。根据国际法原则，‘二战’期间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追讨战争侵害赔偿不受时效的限制。德国在‘二战’后，一直在向犹太人提供赔偿。因此，中国的受害者，并非是像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所说已经错过诉讼时限。 现在，好多‘二战’受害者已在中国大陆内地和中国香港、美国、日本等地向日本政府全面提起索赔诉讼。在上海和天津法院里，中威船案和你们这个北航船案已立案审理。2004年11月2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学者松村俊夫等侵害名誉权案，已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这样的形势，有利于把中日战争的遗留问题纳入我国的司法框架内来解决。我们只要努力去做，索赔就一定会成功。更重要的意义是，用铁证教育后人，不忘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用不懈的努力证明日本军国主义不向世界人民低头认罪的事实！”

陈英听了，不由得击掌赞叹：“太好了，就到国内来打，在我们的国家起诉他们。”

针对北航船案，著名国际法权威高宗泽给出了这样的意见。

他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政府出面将‘北航’四船转给日本航运公司运营，属强行占有。后来4艘船灭失，日本政府必须返还和赔偿这4条船。这件事应该说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都很明确，证据齐全。日本方面不还钱，不赔偿，这都属于赖债。日本政府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这个问题上，一向表现不好。凡在日本起诉的，中方无一例真正获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就不能在严重侵害他人的权利之后，利用时间的推移来淡化侵权的罪行和赔偿。日本法院号称三权分立，其实是虚假的。日本法院实际上还是要服从日本政府的意志。所以，我们在日本打官司，总也打不赢。 ‘北航船案’既是日本的政府行为，又是一起商业纠纷。同劳工案、毒气弹案不一样。有实物，有财产标的，有合同协议，甚至有日本方面答应赔偿的证据。但日本就是不认账。他不认账也不要紧，我们现在具有‘不断主张、不停主张’的权利。我们要不断地讲，‘是日本欠我们的’。陈世如老先生去世了，你们接过来，这很好，就是永远不能放弃我们的权利。从日本政府的一贯表现来看，这个索赔会是漫长的。对日索赔是一个没有说完的话题。民族气节，中华民族的血性，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才是你们这个索赔事件的精神基础。有了这种精神，我想，总会有胜利的一天。”

陈家的老大陈延福1991年与童增结识，双方就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童增在做陈春家的“中威船案”，可是，同时他对北航船案一点也没有怠慢，一直在关注，并且竭尽全力帮忙。

2006年4月初，童增和他所领导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接受了陈英的委托，就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虏天津北方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船只，并造成该公司3艘轮船被炸沉、1艘失踪，共折合人民币25亿元损失一案进行索赔。

童增在对外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们说：“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中数额最高的个案。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对一个民办航运企业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令人震惊。我们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会尽快针对此案启动相关工作程序。”

那天，陈英再次对中外记者表态。

陈英说：“十四年来，我多次往返于南京、北京，搜集这次诉讼所需要的证据，与日方进行12次交涉。我还要继续搜集、补充大量证据。现在，我的手里拥有了包括当时日本海军省和驻北京使馆分别就遭难被炸沉、失踪的4艘轮船出具的认证、估价证明文件。我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抱有最大的希望，我希望借助他们的强大影响力讨回我们北航的公道，讨回我们中国人的公道。我非常赞成童增会长准备将诉讼地点变更到国内的想法，并且对此充满期待。我坚信，我一定会胜诉。”

中外记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个和约，既无道，也无耻，它叫《旧金山和约》，也叫《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英文：《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日语：《日本国との平和条约》），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所签订的条约，并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这个合约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

《旧金山和约》是身为战败国的日本确立战后再次崛起和确立国家走向的决定性合约。因为《旧金山和约》签订时，身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被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排除在外，所以，中国政府自和约签订至今都没有承认过《旧金山和约》。

这个和约，等于给身为“国际战犯”的日本解开了镣铐。也可以说，这个和约把日本这个魔鬼从潘多拉盒子里放了出来。

日本在签完旧金山和约5年后，于1956年加入了联合国。

当时，日本没有经济实力，一开始只是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小马仔的角色。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起飞，日本逐步开始在联合国各个部门之间搞起了小动作。鬼子的鬼点子就是多。

1971年，台湾国民党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但是作为联合国的开创国应享用的权利，并没有完全移到中国。日本倒是占有了一部分，比如教科文组织等。这种权利虽然是有实际的利益，但是日本没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这让这个胸怀异志的国家心里总是痒痒的。

到了1989年，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大打经济牌，企图重新划分联合国的势力范围。从那时开始，日本一直要求联合国改革，要充分反映出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大大超出日本的预计，经济实力的增强使日本作为亚洲代表的梦想破灭。

从2001年起，日本又想出了新点子，提出要求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以达到自己进入的梦想。但是，亚洲的中国和韩国都强烈反对，日本的梦想再度飘落。

到了2005年的年初，日本又去四处运动。俗话说，没有泡不倒的墙。这个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态度和立场上有些动摇了。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5 1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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