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安南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发展、安全和人权而奋斗”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南说:“日本有望在扩大后的安理会中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日本人听了这一消息,得意极了,他们迅速举起小巴掌,对安南的改革计划热烈地拍起手来,手都拍疼了,同时,再三敦促联合国在今年9月前,就安理会扩大问题通过决议。
奇怪的是,美、英、法、俄4个常任理事国对此都不反对,美、法、英竟然还特别表示了支持。可见,日本人用功之深,投资之大。日本入常最受伤的无疑是中国,童增想,不能听之任之。
2005年3月22日的下午,童增和冯锦华、张立昆、卢云飞、周文波几位同仁在西三环金玉大厦一楼咖啡厅开会,主要议题是如何在反对日本入常的事情上做出强烈反应。
咖啡的香气在屋子弥散,童增一一浏览战友们激动的面孔,倾听他们的意见。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童增集思广益,最后设计出了一个方案。他刚一说出来,大家都拍手叫好。
行动开始了。
卢云飞连夜写出了一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入常。文章写好后,迅速传给上海的志愿者吴祖康,兵贵神速,吴祖康立即联系到“美国史实维护会”(这个组织是“二战”史实维护会),很快,维护会就发表了一个反对日本入常的声明。
童增的设计成功了,人民网看到这个声明后,马上转发了。像烈火烧起来一样,各大网站纷纷转发。新浪等各大网站还搞起了签名活动,最后有几千万人的签名。“美国史实维护会”心领神会,趁势就把这个签名送给了联合国。
接着,童增不失时机地搞起了网下签名活动,人们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一张大红布上面。
到了这时候,童增认为火候成熟了,于是,他就给安南写了一封信公开发表在3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上面,是中英两种文字写的。童增这样写道—
尊敬的科菲·安南先生:
近闻先生发表“日本国有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谈话,作为“二战”遭受日本国侵略的中国的一名公民,我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十分不解。短短几天之内,世界各地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者达近千万人之多。但愿您能听得到这些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对声浪潮。
为什么要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由如下:
一、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悖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主张,“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法西斯国家之一,是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罪魁祸首。现在日本仍然拒绝向中国及其他受害国谢罪和赔偿;日本首相连年参拜供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还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的这些所作所为,使深受侵略之害的广大亚太地区人民不得不认为,日本目前仍然是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潜在的战争危险因素,因此这个国家没有资格参与全世界的安全决策。
二、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联合国是“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而建立的。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虽然在战后50年期间已有了很大变化,但日本国内对“二战”的认识远未得到澄清。诸多事实表明,日本并没有真正确立一个有保障的和平体制,而且现在正修改宪法,朝着军事大国的方向迈进。
三、日本没有对其在“二战”中给亚洲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和损失进行谢罪,日本至今没有做到以下几点:1.向一切遭受其侵略的亚太国家和遭受其蹂躏的亚太人民表达真诚的忏悔和永不再犯的决心;2.明确承诺给予对亚太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财产损失以无条件的、彻底的赔偿;3.纠正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一切丑恶之举;4.无条件地立即停止公职人员参拜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的挑衅行为;5.无条件地彻底放弃有历史资料证明或经战后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应归还的、其通过侵略手段攫取的亚太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的要求;6.明确地宣布永久放弃核武装化。
四、日本没有代表性。由于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存在历史、领土和经济等诸多争端,日本在安理会根本不能代表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况且从世界范围看:广大的非洲、拉美、大洋洲、西亚、南亚地区都没有自己的安理会常任代表。增加常任理事国,当然应当首先选择这些地区的代表。
五、一个政治不独立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战后至今,日本在国际政治与外交上一直唯他国马首是瞻。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明显跟随他国。一个缺乏独立政治观点甚至说话都要看人家脸色的国家,绝不适合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六、安理会不是富国俱乐部,安理会席位不是商品。安理会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协调区域稳定的政治机构,不是“富国俱乐部”。况且,日本经济十年低迷,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它的贡献不如飞速增长的印度、巴西。不可否认,日本的确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事情上花了不少钱,也争取到部分国家的支持。但安理会席位不是商品,金钱换不来全世界的信任。
七、日本的政治作风不适合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与多个国家有领土纠纷,同时,还有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劣迹。日本的这些行为表明它根本不能履行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反对日本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理由还有很多,但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写信给您,其出发点是基于维护世界和平,不愿看到法西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重演;也希望您既要看到日本的现在,也要了解日本的过去,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准确预测日本的将来,真正为人类和平和世界美好的未来奠定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基础。反对日本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祝愿
世界和平!
中国公民:童增
2005年3月27 日。
与这封信配套的,童增还写了一篇《否决日本入常的世界意义》的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他在文章中说—
日本目前取得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好像势在必得。
“二战”后60年,由于我们在世界媒体上宣传日本当年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暴行不够,西方国家并不了解亚洲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痛苦回忆。作为“二战”亚洲的主要受害国,中国、韩国等国有义务把客观事实告诉全世界。
这次,如果谁否决了日本入常,全世界都会问为什么?这样否决者就可以向全世界交代:日本作为“二战”的轴心国之一,策动和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战后由于日本政府长期奉行掩盖历史欺骗民众的教育方针,日本对国民教育不择手段美化侵略战争,长期被欺骗的日本民众不能了解真正的侵略历史。归根结底,日本并不甘心二次大战的失败,随时做好卷土重来的准备。
因此,在这次常任理事国表决过程中,中国投了否决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会理解和支持。
同时,《中国青年报》登载了童增提供的安南个人邮箱和联合国总部邮箱。他在邮箱下面,这样写道:“各位同胞,请花几分钟发一封邮件向安南和联合国总部直接表达我们的反对立场吧!”中国青年报社的网站和新浪搜狐都转载了他的文章,而且都是在首页。
飞快,安南的3个信箱都爆了,抗议信发得太多了。声势太浩大了,安南不得不在无奈中放弃了自己的糊涂念头。这样日本入常的梦,再次流产。
文物,是一个国家精神特质的强大文化基础。如果文物大批量地流失,会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不可弥合的裂痕,甚至是断链。
然而,中国竟然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
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于世界47个国家。也有说法认为,其中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是最多的。
当年日军所到之处,除了烧杀,再就是抢掠,他们采矿、采煤,疯狂劫持国宝。那些故宫里面的珍宝如善本书籍、古代字画、玉石瓷器太多太多都东渡日本“付诸东流”了。至今,在日本皇室、博物馆、图书馆、各个大学,以及不少人的私藏馆,到处都可以看见我们那些价值连城的国宝。有专家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武装了日本的文物宝库,这话是准确的。
那么,日本在侵华的8年时间里,到底掠夺了我们中国多少的文物呢?这也是童增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
1992年春天的一天,童增看到《文史博览》上有一篇名为“日本侵华时期抢走了多少中国文物?”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则是掠夺中国文物最贪婪的国家,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
1934年3月,在日本政府和侵华日本关东军策划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为“满洲国”的“康德帝”。
在这之前,溥仪曾从北京故宫运走1200多件珍贵的字画、古籍,存放在天津静园。1932年,溥仪潜逃至长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天津静园的这批文物运到长春的“满洲帝国”皇宫内。
据溥仪回忆,这其中就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怀素、欧阳询、宋高宗和米芾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阎立本和宋徽宗的作品;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溥仪说:“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落了。”
1945年8月,日军迅速溃败,伪满洲国遂作鸟兽散,溥仪和关东军首脑准备乘军用飞机逃往日本。临走时,带上100多件字画、古籍等。
没来得及带走的1000多件字画古籍,遭到破门而入的伪军官士兵哄抢,部分珍品在哄抢中被损毁,其中,北宋四大书画家之一米芾的《笤溪诗》,被撕扯成碎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对我国开始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的文物掠夺。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都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
北平故宫博物院所存大量珍贵文物虽于七七事变前避敌南迁,但仍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1937年8月17日,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1942年8月,日伪当局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1944年,博物院所藏珍贵古籍又遭到日军洗劫。随后,日军又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后,残暴而又贪婪的日军在展开疯狂大屠杀的同时,也对保存于城内各公私机构内的文物大肆洗劫与破坏。据粗略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其中包括殷墟发掘团所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诸多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579册。
1941年12月,发生了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事件。
1929年,青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一直保存在由美国人掌管的北京协和医院B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为避免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落入日本人之手,院方决定将北京人头盖骨运往美国暂时保管。
1941年12月5日清晨,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向秦皇岛驶去。按计划,它们将在秦皇岛被装上“哈里逊总统”号邮轮,驶往美国。但是,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哈里逊总统”号也没有按期抵达。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关于这些珍贵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数十年来一直流传多种版本的传说。无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这些珍贵异常的北京人头盖骨是绝对不会丢失的。2003年6月,童增提出“失踪了近半个世纪的北京人头盖骨在韩国”的推论。
2002年8月7日,童增看到韩国联合通讯社发出的一篇报道,这个报道声称:“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曾在韩国釜山港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鱼雷生产工厂。日本投降前,原打算将从中国掠夺的450吨黄金、36尊金铜佛像及一些国宝级文物,经由釜山港运回日本,却因美国海军封锁海上航路,而把这批宝藏储藏在此。”
童增从这则新闻里看到了秘密,即“北京人就在这批宝藏里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娉舒的采访时,明确说出了自己的思路。他说:“首先,从史料看,裕仁天皇就‘北京人头盖骨’曾专门批示: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日军曾多次派人盯紧‘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由协和医院‘模型大师’胡承志移交给美国人后,转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几乎全被日军抓获,难保不会交代出‘北京人头盖骨’转移的秘密线路。当时日本还指派了一个名叫锭者的大侦探,负责搜寻‘北京人头盖骨’。大约在两个月后,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头盖骨’。据传,当时还特地叫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人类学家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此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日本人突然停止追查,这可能是因其已经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否则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旁证──20世纪40年代时比利时驻华公使的儿子,曾在1994年对到访的陕西学者说,其父当年亲见‘北京人头盖骨’运走时被日本抢去。日军夺到‘北京人头盖骨’之后,不可能再让它流到民间。因为日本人深知它的重大价值,日军保管和运输肯定极其秘密,再加上日军当时占领的中国北方地区,没有什么大战役,‘北京人头盖骨’不可能在激烈交战中遗失。日军当年的侵华政策有一条是,掠夺中国的财产来维持日军在中国的开支。‘北京人头盖骨’极有可能随其他掠得的财宝,都集中到日军在华的两个司令部。侵华战争快结束时,日本军队集中了一大批黄金和文物由上海运往釜山,等待机会运往日本,其中可能就包括‘北京人头盖骨’。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由南京送到日军最后一个集散地沈阳,然后与关东军在东北掠夺来的黄金和文物集中起来运往韩国釜山,等待机会运往日本。
“后来,由于战争态势突变,日本人考虑把在釜山的‘北京人头盖骨’运往日本,但由于海上封锁,无法成行,只好与其他宝藏一起暂留于釜山。至于埋藏宝藏的釜山军事设施,是日本19世纪末侵占韩国后,为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于20世纪30年代所建造,其中包括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鱼雷生产工厂。目前,韩国民间正在探寻这批宝藏,并声称已经发现了通往这批宝藏的秘密通道,美国的一家专业地下勘探公司也介入其中,宣布勘探结果证明了这条通道的存在。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此不能等闲视之。日本政府应承担当年战争责任,有义务提供这些宝藏的各种线索和有关档案资料,协助寻找这批宝藏,并早日揭开失踪60多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谜底。”
童增的推断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星博士认为,“这确实是一种新的线索和思路”。
著名的“真迹008”失踪事件,充分证明日本人的疯狂。
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罗亚洲国家珍贵文物的“东方史馆”。明代著名画家唐寅(唐伯虎)的名作《金山胜迹图》被编号为“真迹008”,成为日军抢劫中国文物的第八号特别目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化特务随军大批量潜入中国,他们天南地北四处打探“真迹008”的踪迹。
终于,在1939年末,日本情报部二处的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得到了可靠的情报,说这幅画在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手里。原来,在辛亥革命后,隆裕太后将这幅画送了汪精卫。酷爱古玩的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把这幅名画藏到了天津蓟县独乐寺愚山法师的密室里,准备在天下太平之后再取出来。山本四太郎认为这个情报准确无误,于是,他开始精心策划抢劫。
1940年1月25日上午,听到了风声的陈璧君火速赶到天津,她假扮一个上香贵妇人,到独乐寺悄悄取走了《金山胜迹图》。
1月26日夜,陈璧君搭乘的“海鸥”号在渤海海面上被山本四太郎率领的几十个日本人拦截,残暴的特务把船上5名中国雇员和19名客商全部抛入大海。可是,陈璧君和《金山胜迹图》却踪影皆无。原来,陈璧君深谙孙子兵法,她知道日本特务盯上了自己,于是,假装上了“海鸥”号,可是,很快,她又化装下了船,登上了一艘名叫“富士丸”的船,已从塘沽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南京。
陈璧君回到南京后,不敢将这幅名画放到家里,而是秘密转存在大汉奸周佛海的家里。也就是南京城里有名的西流湾8号。
周佛海,一个现当代中国史上,最有名的“吕布”式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死于狱中。关于他的身份,人们最终的记忆是仍然是大汉奸。
一年过后,山本太郎终于获得了新的情报。
1941年1月11日的夜晚,大雨如注,借着风雨,特务开始作案了。
那天晚上,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民族败类会见日本文部省、大藏省的官员。
山本四太郎认为一个好机会来到了。
他带上10多名特务,偷偷潜入周佛海的家。布好了警卫暗哨,用随身携带来的切割机打开了地下室的钢关铁门。门打开了,山本四太郎手持电筒,四下探照,一步步向前走,终于,那束鬼火一样的光照在了一轴画上,他走过去打开一看,正是《金山胜迹图》。他大喜过望,一把将那轴画抱在怀里。然后,率人逃跑。他放火烧了周家的房子,为的是销毁罪证。
山本四太郎兴致勃勃地将《金山胜迹图》运到日本的“东方史馆”。窃贼们内心都无比激动,从1931年到现在,整整十年的谋划呀,现在终于得逞了。那轴画一点点展开,“东方史馆”的馆长加滕佐木却皱起了眉头。最后,加滕佐木终于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从墨色和纸质来看,这是一件高仿真的赝品。”山本四太郎听了这句话,大惊失色。日本情报部二处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最终,山本四太郎跳海自杀。
看起来,汪精卫与陈璧君好像是唱了一出“狸猫换太子”。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他们藏在周家的画是经过高人仿过的,而真迹早转移到了别处。也有一种传说这样说,“据传,陈璧君欲藏之于周府前,尝请汪精卫之师俞某鉴定。俞先生临摹古画有以假乱真之能。先生为防国宝流入汉奸之手,连夜赶制赝品一幅,令顾姓装裱师助己装裱,成则还赝品于汪精卫。周佛海的家失火之后,俞先生携画远遁,从此,画与人皆不知所终。”说法很多,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足以证明日本对中国文化掠夺的极端疯狂。
童增继续往下阅读,他看到了新华社的一则报道—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后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各地代表和工作人员满怀爱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认真清查文物损失情况。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委员会统计得出结论,在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的历史文化古迹741处,掠走的文化财产1879箱、360万件,其中书画类1.5万多件,古器物类1.6万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文件类60多万件。
1945年12月27日,中国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美三国外长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远东委员会,负责战后对日索赔及战后有关对日政策的决策。
关于归还被劫物品的政策,远东委员会竟然制定出了这样的规定:被劫文物“经所有国证明确属原物时,得向盟总申请归还。申请时须由劫掠所在地之盟国代表团代办申请手续,填具表格,并出具劫物详细说明、产权证明文件、被劫情形如地点、日期之叙述。然后,送交盟总民间物资保管组,以备审核归还,如尚未发现原物,亦得申请转日本政府调查具报”。
这样的条件太苛刻了,基本上等于是拒绝我们的追讨,感觉我们曾经的盟军,已经变成了日本人的盟军。从后来美日关系的发展上看,也确实如此。我们被抢的文物,就这样毫无道理地留在了日本。
然而,童增还看到1954年联合国在海牙通过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这两份文件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向先前被占领领土主管当局返还处于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
令人痛心不已呀。血性男儿童增的拳头砸在桌子上,他对战友们说:“不能就这么完了,凭什么?必须向他们讨要哇。”李定国说:“我听人说,现在有私人老板在往回买。”童增听了,更加激愤,他说:“糊涂呀,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早就说过,侵略战争时期掠夺走的文物要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追讨,私人高价购买容易被对方误认为是放弃了法律追讨的权利。不行,我这就给天皇写信!”于是,他拿起了笔。
1992年5月,童增致信日本天皇,要求返还当年被日军掠夺、后来藏于日本皇室的中国文物。但是,天皇和日本政府对此装傻充愣,没有任何回音。
顽强的童增在等待机会。
童增在相关资料里看到,文物被抢夺也属于战争遗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就规定,“残害人类战争罪,不论其犯罪日期,不适用法定时效,可以永远追究其责任”。这个发现,让他特别兴奋。爱国者童增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他费尽了心思。
童增还看到,追讨文物国际已有了成功的先例
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这一年,日本在多次抵赖无效之后,终于将这个碑归还了韩国。
公元1592年后,朝鲜在中国明朝军队的支援下,战胜了丰臣秀吉率领的日军入侵,朝鲜当时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这块碑抢到日本。从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到了2005年,他们终于胜利了。
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它是东北地区仅有的一块唐碑,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它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唐鸿胪井刻石是目前已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掠到海外分量最重、体积最大的文物,无愧于中国流失海外第一国宝。
历代学者仁人志士都没有停止对唐鸿胪井刻石的追讨。
1908年,定居旅顺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将刻石制作成拓片,作为纪念。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要求日本归还文物唐鸿胪井刻石。日本没有理会。上世纪80年代,学者瀛云萍希望日本归还唐朝国宝。日本假装没有听见。
1994年,专注研究唐鸿胪井刻石20年的学者王仁富,成立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
2005年7月4日,“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两名副会长张永年、王维明远赴日本东京,探访唐鸿胪井刻石的现状。日方没有勇气让他们看到实物,一再搪塞拖延。最后,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日本皇室宫内厅委托中日友好协会,将5张“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照片转交给了张永年和王维明。
2011年,对这块刻石有开创性研究的学者王仁富给日本地震捐款,同时写信给日本皇宫询问“唐鸿胪井刻石的安危”,对方回函说,唐鸿胪井碑安全无恙。这也是百年来,日本皇宫首次就唐鸿胪井碑现状予以公开回应。
2014年正值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童增选择这样的历史时刻,要求日本国迅速归还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6月15日,是国宝1300年纪念日。王锦思在北京召开会议,他提出与日本“接火”、直接向日本追讨。他以个人名义给日本致信要求归。信寄出去半个月过去了,日方一点反应也没有。7月下旬,王锦思与童增协商追讨唐鸿胪井刻石的具体事项。童增说:“时不我待,以团体名义进行追讨,马上成立文物追讨部。找个适当的机会,我们以联合会的名义给天皇直接写一封信。”
会后,童增与王锦思一道着手追讨工作。他感觉自己行动晚了。
在中外记者提问时,他回答说:“我其实是很遗憾的,早就应该让日本归还的,但现在才要求。我们以前多关注‘慰安妇’、劳工,对文物被抢不是很了解,但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要站出来向他们追讨。这块碑反映了当年日军在甲午海战后对中国的暴行,属于强盗行径。如果我们不提,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自己没有暴行。日本从中国抢走的文物必须归还,我们这次追讨文物不仅仅是索赔联合会的行动,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表达捍卫国家尊严的决心,是向日本皇室传达全体中国人民的诉求和主张。”
童增决定,马上派对日索赔联合会组织专家,去日本考察这块唐鸿胪井碑。
日本方面似乎闻到了风声,马上耍无赖地说:“唐鸿胪井碑已被列为日本国家专有财产,不允许随便进入参观。”这样的逻辑,既是小偷的,也是强盗的。
对此,童增立即通过媒体针锋相对地反驳。他发表声明说:“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唐鸿胪井碑比韩国的那个北关大捷碑意义更重大。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联合会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如果中国不要求,日本可能就会遗忘了,认为文物真是自己的了。文物这笔账是迟早会算的,我们只是开了个头。要求日本皇室归还唐鸿胪井碑,这也是中国民间首次公开向日本追讨文物。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必须成功。对于被抢文物,我们必须拿起伸张正义的武器去要求归还。”
童增的设计是,大造舆论,通过国内外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对他们施加压力,只要压力足够大,呼声足够高,日本人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耍赖下去,就像对待韩国索要北关大捷碑那样处理。
2014年8月7日,童增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于1908年从中国掠走的唐代鸿胪井碑。全文内容如下—
日本国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转日皇明仁先生并日本国政府:
今年正值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周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之际,我们会正式要求日本国迅速归还“唐鸿胪井刻石”被掠中国文物。
唐鸿胪井刻石文物,重9吨半,10多立方米,上刻29个字。这个文物诞生在公元714年,当时唐朝鸿胪卿崔忻册封渤海国成功,在旅顺竖立以示纪念。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幸的是,1908年,日军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掠走,存放在日本皇宫已经106年的时间。
我也会注意到,公元1592年后,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了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积极努力向日本国讨还。2005年5月,韩国政府也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而与北关大捷碑几乎同时期被掠夺到日本的唐鸿胪井刻石,建立时间更早、分量更重,至今还在日本皇宫存放。本会认为,日本应以史为鉴,知错必纠,解决中日遗留历史问题,遵守国际法准则,沿用国际先例,尽早归还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
1992年日皇明仁访问中国前,我会会长童增先生曾公开要求日皇归还存放于日本皇宫内的被掠中国文物。今天我会正式函告日皇并日本国政府,要求迅速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被掠中国文物!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
会长
2014年8月7日
北京日本使馆签收了这封信,但日本皇宫收到后,却以此碑是“国有财产”为理由,拒不提及交还问题。
童增已经习惯了日本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他继续向前追讨。
3天以后,2014年8月9日,童增领导的对日索赔联合会特别成立了文物追讨部。当时,这个机构是比较松散的几十个人,骨干就两三个人,他们准备团结一些专家学者和日语翻译,组建一个团队,对文物进行研究,做准备工作,然后,再去日本。消息传出去后,很多人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这个组织,和童增一起向日本追讨中华国宝。
唐鸿胪井碑,是我们国家珍贵的文物。它原本是一块重逾9吨,单体10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但是,唐朝大臣崔忻在上面刻上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友谊故事,它就成了一个扬名中外的丰碑了。
公元713年,唐玄宗派外交官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大祚荣(?―719年),粟末靺鞨人,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的儿子,渤海国的建立者,698年至719年在位。
崔忻,字伯悦,博陵安平人。安平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安平县。历史记载这个人有济世才干,从鸿胪卿一直做到尚书左丞,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公元714年的夏天,崔忻奉唐玄宗册封渤海国的使命完成之后,他按原路回返长安,路经都里镇(今大连旅顺)的时候,海风劲吹,让他的心情特别清爽。他想纪念这次册封的盛事。这样,他就命人在旅顺口东侧的黄金山下凿出了两口井,史称“鸿胪井”。鸿胪,本为大声传赞,引导仪节之意,大鸿胪主外宾之事务。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崔忻在挖好井之后,又刻了一块石碑立在那里。
刻石文字共有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它的内容是:“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作为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历史见证,这块刻石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史学界称之为“唐鸿胪井刻石”。
1895年,清朝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石亭来护卫刻石,名为唐碑亭。他还在崔忻题刻左侧加刻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1182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这是一个有文化追求的将军。
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吸引了他们贪婪的目光。
很快,日本派来了大批的特务到旅顺来考察这块碑刻。1906年,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结论是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于是,日本军人就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1908年4月30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
到这里,耻辱仍然没有结束,仍然往下进行。
1911年,嚣张的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功碑”,也就是今天我们到旅顺黄金山可以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骑在你头上屙屎,还要唱一首歌以和之。抢了,还要公开树个碑纪念。这对他们是无耻,对我们是极端的耻辱。同胞们,请铭记我们的记忆。
8月25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反日运动的新借口?》的报道,文章说,向日本索要战争赔偿的中国民间团体,现在又开始要求日本返还日俄战争后从中国移至日本东京皇居内的唐代石碑鸿胪井碑。这个团体本身到底有没有资格要求返还石碑呢?日本中日关系研究者已经提出质疑:“比起偿还的要求,更多是想抹黑日本的形象。”
日俄战争中占领旅顺的日本军队将石碑运出,作为战利品献给了明治天皇。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认为鸿胪井碑被日军掠夺,于8月上旬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致函天皇和日本政府,要求返还石碑。宫内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石碑是日本的国有财产,尚未公开展示”,此外还就返还要求表示“目前无法发表评论”。
因战争等原因将某国的文化财产转移至他国并在战后被要求返还的例子在国际社会并不鲜见。经当事国协商,有些得到返还,有些未予返还,这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据日本中日关系研究者介绍,此次石碑返还行动很可能成为中国对日情绪的新形式,这位研究者认为“日本必须慎重应对”。
报道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已写明中方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此次要求返还的石碑,是以民间赔偿的名义。由于石碑是在日中战争爆发前就已经移送至日本的,所以,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与放弃赔偿权的日中联合声明并不矛盾”。
报道说,日方质疑者称,有消息证明索赔石碑人士是在两个月前才知道有石碑存在的,他们此次行动的目的,更多还是希望在国内外宣扬“日本从中国掠夺文物”。
北京的一位日本问题专家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超过40年,从未发生过要求返还石碑这样的事情。此次由一个民间团体提出返还要求着实奇怪。”
谁说日本政府没有态度呢?在沉寂了半个多月之久,他们探头探脑地出来探风头来了,通过这张《产经新闻》。
童增毫不客气,立即进行反击。两天以后,以中国新闻网为首的各大网站发表了他的题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回击日本皇室言论的严正声明》的文章,全文如下—
自从8月7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从中国掠夺的唐鸿胪井刻石之后,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各界人士反响强烈,龙翔战略社区签名声援追讨文物的行动也在积极进行,中国正在掀起一股追讨文物的热潮。但是,令人遗憾且愤怒的是,日本驻华大使馆一言不发,日本驻美国纽约的联合国使团给本会来信也表示不便发表观点,日本皇室甚至发表荒谬观点声称“石碑是日本的国有财产”,并且就返还要求含糊其辞,拒不正面回答。对此,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在中国北京发出严正声明。
我们注意到,日本《产经新闻》等媒体说日俄战争中占领旅顺的日本军队将石碑“运出”,作为战利品献给了明治天皇,完全无视掠夺这一本来行径的实质。本会不禁想起早在1982年日本修改教科书时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30多年了,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的手法还是这么低级和拙劣,竟然用所谓“运出”一词来粉饰掠夺行径,显得多么可笑和下作。
令人气愤的是,日本皇宫宫内厅还表示“石碑是日本的国有财产”。这一观点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将本属于中国的文物窃为己有后妄图合法化、正当化,绝不可能得逞。众所周知,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碑文记载了中国唐朝中央政府册封东北地方政权,从公元714年起就矗立在旅顺,最后在1908年被日军掠走。从书写的文字、原先存放的地点,以及根据相关国际法准则,均属于中国文物,掠夺改变不了其国家属性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基因。
日本《产经新闻》等媒体还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已写明中方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此次要求返还的石碑,是以民间赔偿的名义。实际上,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民间赔偿,也没有放弃对文物的追索权利。本会也没有谈到追讨文物是对日索赔,望日本媒体仔细理解后再做解读。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还借用某个中国学者的言论称中国民间团体没有资格要求返还石碑。追讨流失文物是每个中国人和每个中国团体的共同权利和神圣职责。以前没有追讨不证明我们懦弱,更不表明此事会永远沉寂下去。中国民间的力量从没有如此强大,决心从没有如此坚定。没有人做,我们来做;没有人追讨,我们来追讨,更何况我们身后是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
日本媒体还说此次追讨“更多是想抹黑日本的形象”。日本的形象不是我们抹黑的,是自己抹黑的。我们倒要问,难道日本掠夺文物不是事实?日本拒不归还文物不是事实?日本形象是黑是白不取决于我们,完全取决于自己。黑,就是抵赖下去、拒不归还;白,就是反省历史,归还文物。
曾经,日本军人和日本国民在盲目叫喊“天皇万岁”的过程中投入到侵华战争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一天不承认历史错误,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斗争!日本一天不归还掠夺的文物,我们就一天不停止追讨!早一天归还,日本形象就早一天好转;早一天归还,日本未来就早一天光明。 反省历史,归还文物,有利于中日友好,也是日本的正确出路。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
2014年8月27日 于北京
针对日本政府和天皇的态度,童增的追讨加快了步伐。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6 09: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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