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十九）诺奖提名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2016-09-08 09:24:36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
正如国内的评论家们所说—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不只是童增个人的荣誉，也不只是中国的荣誉，它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表达了全人类对于和平的热爱与尊重。这是诺奖评委对日本在中国所犯罪行的有力认证，这是诺奖评委对日本歪曲“二战”历史的强烈鞭挞。它嘉奖的是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童增，但这个举动，同时也正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在日本，长期以来，从政府到民间，不少人把日军侵略中国说成帮助中国赶走欧洲侵略者，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把原来教科书上写的“侵略”中国改成“进入”中国。童增的这次诺奖提名，表明作为第三方的欧洲人对那段历史客观公正的宣判。
这是诺奖评委对恶化中日关系责任的明确表态。诺贝尔奖虽然只是一个学术学问奖项，但在世界上有很强的权威性，在民间有很高的认可度，对官方也有极强的影响力。
童增被提名，说明中国对中日“二战”历史，对中日关系的观点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日本的歪曲狡辩被彻底否定，诺奖评委把中日关系恶化的渊源是非，以独特的方式昭告世界这是诺奖评委对混淆中日是非国际言论的高调澄清。有些国家，有些政客，有些與论，受利益、偏见、无知和阴谋驱使，弱化美化日本的侵略，日本的罪行，日本政府的谬论。诺奖提名童增，客观上把这类人这种论调放在了真理和道德的审判台上。
童增对中国和世界和平的贡献，在当下，价值重大，在未来，意义深远。
首先，他进行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对日索赔，具有启蒙意义，启蒙民生自主，让每一个平民百姓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大声向世界喊话，向侵略者声讨。其次，在国际上为我们中国人争回了尊严。日本“二战”之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表达过悔罪，甚至尊重也没有。他们从参拜靖国神社开始，他们在教科书上把全部侵华罪恶删得干干净净。他们纪念原子弹爆炸，把自己弄成了受害者。从来不提及中国3000万人的牺牲和巨额损失。他们做出了一系列挑衅行为，气焰特别嚣张，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童增对日索赔，是为了妥善和合理解决“二战”遗留问题，帮助抚慰受害者的心灵，追求正义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和解与和平。索赔显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向世界揭示真相。对日索赔最大的意义，是让日本人知道他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的罪恶。同时，它也提醒中国人，在自己的东方有一条随时准备吃人的白眼狼。
我们这样的认识，和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观点是一致的，请听他们的说法—“童增先生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诺奖提名之后,美国旧金山华侨们，专门为童增制作的一个网站正在收官阶段。
美国旧金山湾区多位华侨筹建的一个专题网站已经进入尾声，建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为协助和支持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童增。
童增从1992年发起对日索赔运动到现在，共收到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的上万封控诉信件。旧金山华侨们知道这件事以后，特别地高兴。前新泽西州含德市(Holmdel)市长柴大定先生打电话给童增，他说：“童先生，祝贺您。您是我们华人最伟大的骄傲。可是，这么多信，万一闹火灾烧掉了怎么办？书面内容也难以建档搜寻，不如影印、扫描出复本，再成立网站将资料存入，既能保存原件、方便流传，也能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动手脚。”童增问：“那您有什么好办法吗？”柴大定先生说：“建立网站。我们将把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英文，公布在网上，以最真实的证词，控诉日军侵华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童增说：“那好哇，我同意！”
主持翻译团队工作的，除了柴大定先生之外，还有以美国新泽西州史维会会长曹赞文先生为首的众多旧金山湾区华人。这些爱国者得知童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奔走相告。他们最近专门为童增筹组了非营利组织，并在美国设立了网站。柴大定邀请多位专家加盟，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
经过紧张的整理、扫描、录入、分类保存等工作，中、美各方团队的工作目前已近尾声，翻译团队也在加紧工作。
曹赞文先生说：“今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成立这个网站意在让美国民众更深入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因为时间和人力有限，所以，先从这上万封信件中选出500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件进行翻译，把信的内容完整打印出来，并附原文扫描件。网站提供中文繁体、简体以及英文3种文字选项。未来如果有更充裕的资金和时间，我们不仅要将所有信件都译成英文，还有可能翻译成日文，以让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
旧金山世界抗战事实维护联合会前任会长张培说：“童增获得诺奖提名，表面上看起来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我们要学习犹太人百折不挠地揭露和控诉纳粹暴行的精神。1986年，由于整个犹太民族的支持和呼吁，集中营幸存者埃利·维赛尔撰写的《夜》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一刻，全世界都在谴责纳粹暴行，同情犹太人遭遇到的苦难经历。正义往往迟到，但不能旷课。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
听了两位先生的讲话，童增内心激动不已。25年的顽强跋涉，现在终于看到了辉煌鲜艳的黎明。
柴大定非常希望挪威的诺贝尔奖评委也能访问这个网站，了解当年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如果能够这样，这也是为世界和平所尽到的国际义务，同时，也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正视历史的机遇。
对于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个飞来的荣誉，童增的态度很高端，他说： “我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思想，穿长袍，啃大饼，非常传统的。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很多人支持。获得什么，不获得什么，不重要。我有一种信念，就是我的国家被凌辱了，我的民族被侵害了，我不能视而不见，我必须发声，我必须行动。最后获不获奖不重要，关键是让国际上听到中国受害者的声音。另外在对日索赔的历史进程中，我不过是个带头人，还有好多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史进程中 ,王选、康健、苏智良、林伯耀、王工、王录生、刘连仁 、李秀英、耿淳、王启桢、张一波、高熊飞、苏向祥、陈玉芳、李良杰、陈春、吴祖康、孙靖 、罗丽娟、管建强、李定国、陈宗舜、张正德、王仲伦、何天义、张双兵、班忠义、陈英、王留柱、张山、王小伏、戎忠义、戴秉信、张全有、张福来、鲁堂锁、赵忠仁、刘宝辰、赵树信 、孟兆德、刘涌、林刚、楼献、刘安元、甄国田、林汉青、张立昆、冯锦华、马燕、卢云飞、张连红、杜学魁（中国香港）、吴溢兴 （中国香港）、吴天威（美国）、丁元（美国）、吕建琳（美国）、林翠玉（美国）、张培（美国）、小野寺利孝（日本）、尾山宏（日本）、新美隆（日本）、田中宏（日本）、土屋公献（日本）、一赖敬一郎（日本）等，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对日索赔的事业才能走到今天。是的，正义往往会迟到，但从不会旷课。”
这些年，童增像个坚守哨位上的英雄士兵，他端着一杆长枪，严密地注视东边那个贼心不死的国家，只要日本人一露头，他上去就是一枪。
进入2015年的6月，童增在新闻里面看到，在6月28日到7月8日期间，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德国波恩召开。在7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讨论是否通过“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成为世界遗产。
日本人又露头了。
他与联合会的战友们开会商议决定，“必须狠狠打击！”于是，打开电脑，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写了一封信，并且公开发表了出去。
尊敬的潘基文先生：
近闻日本政府力争今年将“明治工业革命遗址”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申遗成功，我很愤慨，日本申遗之事极其荒谬。我在20世纪90年代收到大量控诉日本侵华罪行来信，其中有247封为我国公民被强征到日本九州做劳工并受害之事。日本申遗没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将是中韩等国对其日益增长的反对声。
为何要反对“明治工业革命遗址”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申遗？理由如下：
一、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有违伦理、人权。
“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全称为“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分布在岩手、静冈、山口、福冈 、佐贺、长崎、熊本、鹿儿岛8个县，其中就包括了长崎县的长崎造船厂、福冈县的三井三池煤矿和福冈县的八幡制铁厂。“二战”中许多企业、工厂有违伦理的到中国掠夺矿物资源来制造武器以便进一步侵略，更有违人权的抓捕中国平民到日本并在及其艰苦的条件下无偿劳动。
我收到的万封控诉日军侵华罪行信件中，很多曾经被强征到福冈、熊本、鹿儿岛等地的劳工向我倾诉着他们牛马不如的劳工经历。衣不暖、食不饱、钱不给、病不医、下苦力、挨打骂对于他们是家常便饭。一旦生病就会被扔进活人坑，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因此，日本不能声称该地方显著的道德属性，试问如此残暴的地方还怎能成为世界遗产！
二、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有违《联合国宪章》、有悖国际法准则。
《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准则表达了使人类不再遭受战祸的决心，并且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建立起一套完整、可行的运作机制。《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等。日本此次申遗是对其战争暴行的宣传，是支持战争的表现，有悖于维护世界和平友好。
三、日本不正视侵华罪行、不反悔道歉。
主要法西斯国家之一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他国领土，屠戮他国人民。现如今竟然堂而皇之地称“战争罪行的遗迹”为“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并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申遗，这是多么滑稽。如果一个以发动战争并奴役他国人民，践踏他国尊严来提高本国水平的地方还能成为世界遗产，这岂不是在向世人宣称支持发动战争，这让战争受害国情何以堪。更何况日本现在不但没有反思、道歉，其公职人员还公然参拜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这表明日本不但不以发动战争为耻反以其为荣。如果在日本不正视罪行、不道歉、不珍爱和平的情况下，将“战争罪行的遗迹”作为世界遗产，就是在帮助日本宣传战争。
四、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只是表象，实为掩盖“二战”罪行。
日本宣传明治工业革命遗址体现了日本发展的轨迹，而对其强抓劳工，恶劣的生活环境和非人待遇下使得成千上万人枉死的丑恶一面却只字未提。其申遗背后的阴谋是为了掩盖其发动战争的罪行，是日本政府为了美化侵略，把一个战争犯罪地正名为世界遗产，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隐瞒罪行，歪曲侵略，美化侵略历史。
五、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侵犯了“二战”受害国的权益。
《世界遗产公约》规定，把一项财产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时需要争得有关国家的同意，《世界遗产目录》不得损害争端各方的权益。在拒绝对“二战”中罪行反省道歉的前提下，日本此次申遗不但违背了教科文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也侵害了包括中、韩在内的所有“二战”中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利益。在发动侵略、蹂躏人民之后，还把奴役劳动之地荣称为世界遗产，并以此为荣，这是对战争受害国极大的侮辱，是对战争受害国的不公。
六、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肯定“不能展现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舞台”；相反，随着不计其数的中国平民奴工在矿山中囚禁，这的确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黑暗舞台”。
当然，反对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的理由远不止以上几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尤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国的一名公民，写信给您的原因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不愿意看到战争再次发生。希望您明白，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是法西斯战争的罪证，如果将其作为世界遗产会激起多国民愤，这将不利于世界和平。
祝愿世界和平！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 童增
2015年6月30日
公开信一经发出，新华通讯社所办的新华网立即发表题为《中国聚焦:中国民间索赔组织致函联合国反对日本申遗》表示对他的大力支持。
2015的7月24日早上，童增看到了一条胜利的消息。
这是日本共同社发表的，消息说，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二战”期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受害者及遗属代表要在8月 15日之前在北京签署和解协议。这个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三菱表示“道歉”，并以基金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10万元，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这3765名受害者中。三菱现阶段掌握受害者本人或其遗属信息的大约1500人，其余受害者下落不明。如果最终寻获所有受害劳工信息，三菱支付的费用将接近80亿日元(4亿人民币)。这也是日本企业首次主动向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要求的中国受害者提出道歉，并提供全面的经济补偿。在7月19日那天，在美国洛杉矶，日本三菱材料高管木村光站起来向美军战俘劳工代表詹姆斯·墨菲道歉。
20世纪90年代，童增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代表刘连仁等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索赔，到现在20多年了。今天，终于有了胜利的消息。
童增高兴极了，他当然知道这个新闻的幕后情形的。刘连仁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焕新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对日进行索赔的事业，成了童增的得力战友。成为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童增的索赔事业露出了光明。
大的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18日，这一天，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正式受理了37名北京籍劳工(及其遗属)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案，这也是我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对日索赔案。随后，劳工对日企在中国多地的诉讼被立案。
在此之前，劳工代表在与三菱公司谈判的时候，对方态度并不配合。然而随着国内多个法院受理劳工团体对日企的诉讼，日方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劳工群体在中国用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这给三菱带去了很大压力，倒逼他们谈判。
在去年8月，刘焕新率劳工代表到日本与三菱材料公司谈判。经历过多次磨合，谈判进展缓慢。而其中的一个争议点就在于中方认为“谢罪”条款不应放在协议的附件之中，而应放在靠前位置，凸显其重要性。
到了2015年6月底，刘焕新等人再度赴日本与三菱谈判。经过多次磋商协调，7月19日，三菱已提出和解意向，愿诚意谢罪，并向每名受害劳工支付10万元，在日本设立受害劳工纪念碑，支付纪念碑建设费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2万元)，以及用于调查失踪劳工的调查费2亿日元。
看到共同社的消息，童增与刘焕新共同决定，马上把这一消息传出去，于是，就在7月24日当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长童增公开了一份三菱公司给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征求意见的“谢罪文”。这篇天下奇文是这样写的—
三菱谢罪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日本政府内阁《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约39000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敝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包括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子公司的承包公司)接受其中一部分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最终解决。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敝公司坦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各位中国劳工远离祖国及家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承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对此，敝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地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诚挚的哀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敝公司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任，并且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做出贡献的角度，向为最终整体解决本问题而设立的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基金支付款项。为了不重蹈覆辙，敝公司协助设立纪念碑，并承诺将这一事实世代相传。
公布完三菱公司的“谢罪文”之后，从事劳工诉讼25年、现今已经70多岁的刘焕新说： “劳工去世的太多了，1995年我们进行了摸底调查，全国有 38953名被掳劳工，有线索的26000人，能得到资料的有17000人。当时，全国的幸存者有2400人，而今只剩下不足700人。在这其中，能表述的，也是寥寥无几。这次和解为今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日中友好从民间开始，日方需要诚恳谢罪，不要把历史鸿沟一次次地延续下去。”
童增在发言中说：“中日两国关系友好的基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侵略历史和加害事实。三菱能够承认奴役劳工的历史、向受害者谢罪，是值得积极评价的，希望日本政府和日本其他加害企业能像三菱一样，承认加害事实，向中国广大受害者谢罪。这将是日本企业战后补偿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日本企业首次向中国‘二战’受害者谢罪，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一个实质性进展。”
接下来，是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向三菱谈判的代理人朱春立发言。他说：“劳工受害的事实被承认、受害历史被记述，这是受害劳工最大的要求。从三菱明确表态道歉以来，我们没有对补偿金的数量有过多的纠缠，因为生命无价，10万元只是谢罪的一种表示。”
童增就是这样一个枕戈待旦的战士，一个伟大的战士。每天早上，推开窗子，成片成片的阳光就映照在他的脸上。那时，他只要想到身后那些被他保护的人，被他誓死捍卫的人，走了的，健在的，那些在天上和人间对他充满期待的目光，光荣与自豪就会涌上他的心头。“为祖国为民族而战，是我的终生信仰！”他这样悄悄地对自己说。
他抚摸着那数万封来信，那些浸满血泪的来信，抚摸那数十万人的签名，那些勇敢而辉煌的名字。这个时候，他的光荣与自豪又将在瞬间转换成巨大的责任，那是神圣的责任。童增微笑着，他挺起身来，把那副重任承担得更稳当一些，更结实一些。然后，他走出家门，走向属于他的哨位。瀑布一般的金色阳光，把他的影子投给了大地。
我们在为童增鼓掌的同时，和他同样对正义的到来充满热烈的期待。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8 09: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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