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 跋
2016-09-09 10:12:00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认识童增已久。最近，各大媒体和网络纷纷报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获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闻知此事，颇有些欣喜和不敢相信，但事实终究是事实。童增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虽经百折千难，亦无私无怨，令人感动由衷。现在他欣获诺奖提名，细细想来，无非实至名归而已。
童增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奠基人。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的理论和推动都源于这个名叫童增的年轻人。
在曾经是“二战”亚洲主要战场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惨遭屠戮、身受磨难，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冤屈成为“不能提及”的隐情。更何况要跨国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这是一般中国普通民众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们只能把苦痛留在心里，暗自啜泣。这时候，童增成了为他们打开心灵之窗的人。
1990年，童增受一则《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消息启发，率先提出并发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他援引《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充分论证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日战争索赔的全新概念，并根据国际惯例，比照其他一些国家的赔偿数额计算出来，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约3000亿美元。其中民间受害赔偿约为1800亿美元。
童增认为，1972年，我国同日本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指放弃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和约支付的赔款，它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只能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战败国政府应支付的款项。
童增说，二次大战后，美国、英国、苏联、韩国与日本签订的和约，都是宣布放弃了国家和个人的赔偿要求，唯独中国于1972年签署的《中日友好联合声明》，只是放弃了国家赔偿，而保留了民间个人对日受害索赔的权利。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开辟了通道，为民间对日索赔预留了空间。它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
童增以此为课题进行研究，写成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后被人称为“万言书”）。他在文中，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从理论上提出并解决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他的神来之笔，“偷”来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火种，照亮了那些一直默默自我舔舐伤痛，却不知如何伸张权益的“二战”受害者们快要终老的心路前程，亦让今天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声威浩大，势成燎原。
童增是和平时期的民族英雄。“原来我们还有对日索赔的权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理论的提出，让那些一直求索无门的“二战”受害者，看到了久违的光明。很多老人瞬时情感决堤，喜不自胜，泪湿衣襟。
“童增，我要找到他”，一时间，那些“二战”受害者不顾年迈体弱，千里跋涉，远上北京，就为见童增一面，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而一些不能成行的就写信。雪花般的信件从全国飞向北京，其中很多没有收信地址，只写着“北京童增收”。童增这个名字，一时成了众多“二战”中国受害老人的精神寄托。
同胞们那些活生生的受害事实，强烈地震撼着童增的心灵。为了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得到政府的支持，童增找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希望他们联名提出议案。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被正式列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七号议案。2014年，20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全国人大立法支持民间对日诉讼。这一年，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提案要求“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
1995年，为了正式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诉讼，童增与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签署协议，拉开了“二战”中国受害者在日诉讼的序幕。
2005年，由于日本政府否认侵略历史和从中设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屡屡败诉，童增开始寻求将对日索赔诉讼转移国内；2006年，童增在北京成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以期整合全国的对日索赔力量，并推动国内诉讼。2014年，“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重要转折。
今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童增表示一定要让日本为他们的战争罪恶付出应有的代价。
25年来，童增毁家纾难，青春耗光，花甲将近，历尽风霜雨雪，遍尝世间磨难。好多“二战”受害老人感恩于他的无私付出，尊称他“民族英雄”，童增不接受这样的尊称，笑答：“和平时期，还是不要这样称呼。”但他“民族英雄”的称谓却不胫而走。
童增是“时刻不忘战争”的和平卫士。推动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一路走来，童增如今已是一个“二战”中国史的专家。有人说，他天天想的、说的都是战争、受害、赔偿，看到他，就能让人想起那些血淋淋的战争杀戮。这样一个“时刻不忘战争的人”，怎么就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了呢？
其实，童增早就有中国“新时期和平卫士”的称号，甚至有人说他是中国的西蒙·维森塔尔。
“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这是“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的名言。童增认为，这句话的中文简译就是：只有牢记历史，才会珍爱和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意义正是如此。
他说，“如果我们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日本篡改历史”。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尽管屡诉屡败，但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诉讼和宣传，让更多的中日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正确认知历史，只有了解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才有长久的和平。
“日本应向德国学习”，童增经常对来采访他的日本记者说，“德国总理跪下了，但德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德国在对待侵略历史上的诚恳态度，让其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屡次做出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伤害中国乃至亚洲人民情感的事情。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煽动和反宣传下，广大日本民众不能了解历史真相，对华好感越来越少，历史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友好的羁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的屡屡败诉，就是日本政府对“二战”所犯战争罪行没有正确认识，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法庭不能公正判决的结果。
面对日本右翼的不断叫嚣、挑衅和军国主义的公然复活，童增表示，“日本今天的张狂，缘于当年的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应该时刻警醒，有所行为，否则，就会再受甲午之辱，南京之痛”。而日本政府，也只有正确对待侵略历史，合理解决民间对日索赔问题，才能获得中日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亦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童增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要求“二战”加害国和加害企业，承担应有的罪责，以惩为戒，永息干戈，长享和平。今日想来，他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理论及行动，无不透着追求和平之宗旨和要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童增从未想当什么“英雄”，他却成了千百万人景仰尊崇的“民族英雄”；童增更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行的控诉，却震聩了全球。在军国主义正蠢蠢欲动、战火仍时时缭绕的今天，我们难道不正需要更多像童增这样敢于向“恶魔”抗争的人吗？这或许是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童增的缘由和意义吧！
吴竞韬 2015年4月18日夜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9 10: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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