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华南抗战（中）
2016-09-12 10:18:32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左双文  点击：  复制链接

三、 应对日军大举侵粤的指导与善后

1938年9月29日，日军21军司令部从日本门司出港，10月2日到达澎湖列岛之马公。各师团分别从上海（第18师团）、青岛（第5师团）、大连（第104师团）各港登船，于10月7日秘密至马公集结，护卫舰队也在此前到达马公。登陆前，日军先派了一支部队占领三门岛，断绝从珠江口通向粤东的海面交通，封锁消息，拦截过往船只，将船拖至焚船角（现名）烧毁，把船上的人全部拉到杀人崖（现名）杀掉推入海中。

一切准备就绪，敌华南派遣军第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率领“波”集团主力船团，满载着3个师团的基干人员、武器、军需品等的106艘大船，在第5舰队的护卫下，成两列纵队按其预定航路行进，未受任何阻碍于10月11日（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双十国庆日）黄昏到达大亚湾海面。接着，在驱逐舰施放的烟幕中进入湾内。日军的先头舰艇已于前一天进抵大亚湾附近海面。为确保顺利登陆，日军在汕头方面实行了佯攻。日军此次侵粤投入部队总数约7万余人，大小舰船500余艘，飞机200余架。

蒋介石在此以前对敌情判断错误，以为日军因对英国有所顾忌，可能不敢过分威胁香港，短期内不会大举入侵华南，因而对华南防务实际上重视不够。10月2日，在很明确的得到敌军从上海、青岛等地南调攻粤的情报后，蒋介石仍然十分大意，视若等闲：“敌军昨自上海、青岛二地向南运输，有大舰五十艘之多，约可装兵五万人，声张攻粤，无论其虚实如何，此时仅运五万攻粤，毫不足动摇余之大计也。”蒋还认为敌人如果进攻华南，其目的只不过在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敌人主力必然使用在虎门要塞地带，而在大亚湾只是一种佯攻以牵制我军兵力而已。所以蒋的战略是以确保广九线为主旨。根据这样的判断，守军就更加忽略了大亚湾地区的防务。当时戍守惠州、平山、淡水和大亚湾沿海地带的国民党151师下辖两个旅，温淑海旅驻龙岗、深圳和广九线上；何联芳旅守备惠、平、淡、澳。该旅罗懋勋团团部和两个营驻淡水一带；澳头驻1个营，营部驻亚妈庙；土湾驻步兵第8连；黄鱼涌的禾里巴驻1个步兵连；禾堂头驻机炮第3连。以这样的兵力与几万日军对抗，实力相差悬殊。

敌开始进攻后，蒋介石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电报因为翻译错误，竟将大亚湾误为大鹏湾，蒋介石对余汉谋的应战指令也因此张冠李戴：“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惟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既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着应战，予寇痛创也。”在敌已经大举发动进攻后，对敌进攻的方向、兵力、意图等具体敌情判断，仍沿袭此前的看法，而存在严重失误。至于对敌战略意图的判断，蒋介石则认为：“一、倭在粤登陆之目的：甲、表示其非达到中国屈服不可之目的；乙、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丙、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故其声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暴寇之愚拙，自陷绝境，不败何待；丁、至其截断广九路之目的犹在其次。若谓占领广州有利于其战略，则更非主因，可说为恫吓我政府而不惜冒此覆灭之险，实上帝授余以良机矣。”这个判断也不尽准确，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占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切断由港粤进入内地的通道。敌大本营的指示，还要求作战不要损及第三国，引起对英美的纠纷。说明至少在作战期间，日军不愿节外生枝，故此次具体作战，日军并无“对英示威”的涵义。当然，日军进入华南后，与英美的冲突将无法避免地日益加剧，从这个意义言，蒋介石的判断也非毫无依据。鉴于认为日本进攻广东是向英美的挑战，蒋介石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和在港的宋子文，让他们分别与美英方面接触，促成他们共同出面对日本的侵略加以干预。

10月13日，蒋介石考虑，日军在粤登陆后，对武汉会战的战略做出调整，认为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敌持久，一面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并考虑派何应钦赴广东指挥，以及令驻港机构速将存港武器运出。

14日，蒋致电香港宋子良，令其“存港各货，望速全部北运”。同日，蒋介石令孔祥熙拨给广东临时军费300万元。并通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侨务委员会就日军侵粤向海外侨胞发出呼吁，号召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

16日前后，蒋介石致电各中常委及省主席，就日军侵粤征询“对于以后军事外交之战略与政略之运用”的见解，各大员对此均有回复。

不过，由于蒋介石此前在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加上对敌情判断上认为日军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华南，抽调了粤省约一半部队出省作战，华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受到削弱，故开战后的10月16日，蒋介石即获悉：“一、惠州昨日被陷；二、广东兵力不足。”

更严重的是广东地方当局及军队本身存在的问题。盖广东军队多陈济棠旧部，陈对其部属“多以金钱为羁縻，并为置产广州，以安其心”。两广事变时，其部下因“为身家所累，不愿参战，致其不战而溃”。余汉谋继起后，“对此旧僚难为整理，以迄今日”。余汉谋本人也一直心存私念，未能尽忠职守。余曾数次对其部下表示：“同蒋阿拉做伙计，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念念不忘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为了应付环境，免触蒋介石的猜忌，他表面上唯唯诺诺，凡事请示遵办”。而余部之中高级军官“钱多无心练兵，无意打仗”，军队平日“运私包税”，腐败不堪。余汉谋“本身在当军长时就是贩卖大量钨矿出口资敌而发财的；当总司令后，更强制减缩官兵薪饷，美其名曰‘公积金’，实际是占为己有；当司令长官时，竟不惜毒害人民，贩卖重庆财政部抵销的大批鸦片烟毒。冒称是外销沦陷区，实是在广东内地发卖，以遂其发财致富目的。”当日军运兵南下之际，相关消息“六七号已喧传，港西报少（按上下文意，此字应为“多”——引者）有刊载，而粤当局毫不为备，且发表谈话，谓倭绝无此能力。十一日晚七时《民族日报》（四路军机关报）犹接余命令，通知各报，纠正登载寇兵准备登陆新闻。……故此次广州市民之疏散极为狼狈。”“余近因要造成嫡系势力”，将邓龙光等将领皆排挤出去，由一些粤军宿将牵头的所谓“统率委员会”办理自卫团，但“余实未尝假以权力……且至今一年多尚不发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余汉谋部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我军原称将于广州近郊顽抗，实则毫未抵抗”。旬日之间，广州即告沦陷。外电、外人甚至传闻余汉谋已经投降，“认华军有总崩溃之势”。

余汉谋弃守广州的消息一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驻美大使胡适称：“今日广州崩溃，敌人入城。我与光甫皆十分悲愤。两次见面，皆甚难过。”“广州事引起的国外感想极坏。”胡致电蒋介石，谓“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粤战起后，正在向美争取借款的陈光甫等向罗斯福“大吹”，谓我在粤有30万大军、百万民团，足以歼灭敌人，但几小时后，即得到广州失陷的报告，极为难堪。驻法大使顾维钧称，得到报告后，“我对日军推进迅速和中国军队抵抗不力感到惊异和沮丧。这时，我对余汉谋将军是否真心抗战产生了怀疑。”陈诚对广东当局也很有看法，认为广州丢失得这样快，虽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其实并不稀奇”，广东“一般高级将领之自私自利与钱多，及平时享乐惯了的，那能经得起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呢”？失不失守是另一问题，但失得如此之快，影响太大了。“原中央本拟请敬公（何应钦）前往主持，因幄奇无表示，及广州大势已去，敬公不愿去送终，故未前往。我以为送终确不必，但善后实不能无人。如仍以广东现在的一群东西在胡闹，那前途真不堪问矣。”

10月下旬，正值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渝开会之际，与会参政员“群主惩办余汉谋以肃纪纲”，有参政员提交了惩办余汉谋的提案。邹鲁等在渝粤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负责当局，既不能预防于前，又不能抵抗于后，旅渝同乡无不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员，联名电广东所有在籍军人，即刻起来策动民众共保家乡，以期亡羊补牢。”因此事反响甚大，故24日蒋介石专门复电邹鲁、孙科等人，称广东失守应由他负责：“广州失陷，以粤省精良部队全调长江前方应战，故粤中空虚，敌军趁我不备，直窜广州，此为弟指导无方，顾虑不周之所致。顾此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但对粤籍人士的反应，蒋介石内心是甚为不满的，其在当日日记中称“广州失陷，粤中落伍军阀与政客勾结，大有乘火打劫之象”。

而广州弃守时，广东当局为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命令广州警备司令部在撤退时对工厂和重要建筑作彻底破坏，警备司令部人员部分执行了这一计划，加上汉奸流氓趁火打劫，人民损失惨重。如西堤大新公司和永汉路繁华街市的火灾，就是地痞流氓乘机抢劫纵火引起的。一些公司内鬼趁乱盗抢大量货物，然后付之一炬，浑水摸鱼。事后，10月29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认为今后对焦土抗战政策应加慎重考量：“此次广州放弃时，纵火焚烧，除军事设备外，民居商店亦一律被毁。虽云不以资敌，然民怨已深，将来沦陷区内之工作，必受影响。利害相权，利少害多，告国民书中焦土一段，应否注意及此，稍加分别。谨陈管见，以备裁夺。”从不久之后的长沙大火看，蒋对汪的这个意见当时似乎并未认真考虑。

但蒋介石的反应，也有一个颇值得肯定之处，那就是并未因日军侵粤而惊慌失措，沮丧动摇，而是仍然信心十足，坚持抗战立场。10月12日，他给汪精卫、孔祥熙及外长王宠惠的电报，除指示他们注意对英美运用，更注意展示其对抗战的自信：“此时请对英美尽量设法运用，弟以为此乃敌军之绝境已到，实为我军胜利之转机，政略战略皆于我有利，至于交通，最近运输将毕，无大关碍。”14日，蒋日记称：“敌在粤登陆，实与我以最后胜利之基点，增加我胜心，协助我抗力非鲜。常谓‘可胜在敌’，与‘胜可为’之二语，其形相反，而其意实同也。”

而实际上，眼看武汉、广州已是不保，我国沿海的重要口岸尽陷敌手，抗战到此阶段，国民党内颇有一些人对大局悲观失望，主张对日议和。10月24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汪精卫、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10月25日，吴颂皋来见周佛海，“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27日，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周佛海，“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29日，“少伦来，谈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余亦谓然”。11月29日，王世杰约蒋廷黻、罗家伦、张忠绂等餐叙，谈及战局前途，蒋廷黻极表悲观，“至谓国民政府幸存之可能，不过百分之五”。12月1日，杭立武报告王世杰，“近日国民党中倾向于和议者渐多”。到12月18日，主和最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干脆逃离重庆，其两点理由之一，就是“中央不愿考虑和议”。

在此情形之下，面对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悲观心理和主和空气，蒋介石“对继续抗战方针，持之极坚”。12月12日，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再次强调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可以答复，日本是失败定了，尤其是他攻占武汉、广州以后，日本已经失败到卢沟桥以前的地步了。他再要穷兵，就非连东四省一齐退出去不可。”蒋介石说，敌人的进攻已是精疲力竭，中国与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作战，已达一年半之久，还保存有一半的主力，敌人再深入内地，会更加困难。我军经过整训，将进入第二期作战，那时国际环境也会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只要我们树立信心，奋发努力，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

在和战问题上，与蒋立场较接近的，一个是孙科，“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孔祥熙报告财政，“极为悲观”，“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孙科之为政、行事，有时或为人所轻，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要不要奋起抵抗、要不要坚持抵抗、战后要不要彻底清算日本等问题上，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可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比那些表面上似乎精明的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以及几次倾向主和的孔祥熙等，实际上都要明白、清醒得多。

而在日军发动侵粤后，对此事同样持较乐观态度的，还有军令部长徐永昌。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做此判断的，认为日军的意图无非是牵制我兵力与遮断我国际交通，但从政略与战略上看，敌人此时由此方向发动，于我“无甚不利”，“一、英国受其刺激；二、我粤军七师两旅，已至不好再调出使用之限度，是即以我不用之师对敌到处需用之兵；三、敌南犯果为既定之策，于其实现于武汉会战以后，无宁实现于武汉会战之时，因得延长我现局势也。”徐的分析不无道理，只是广东当局太不可恃，于局部、于全局，均呈最为劣等之表现，使各方的相关预期尽付东流。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12 10: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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