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抗战——记罗青长的抗战传奇：“于无形处建奇功”
2017-04-16 14:49:50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罗援  点击：  复制链接

　　记罗青长的抗战传奇：“于无形处建奇功”

　　我的父亲罗青长，16岁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18岁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情报工作结缘，此后就没离开隐蔽战线，后来担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作为历史见证者，他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从他生前留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37年到1945年，我党领导的隐蔽战线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共产党是侧着身子抗战

　　父亲长征到达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7月从党校高级班毕业后，就被选调至枣园情报保卫工作训练班学习，这是我党情报系统的第一个训练班，他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当年11月培训结束后，他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机要秘书的身份，负责办事处的情报保卫工作。过了不久，根据任务需要，他就从地上转为地下，直属于西安的吴德峰情报系统，所以吴德峰就是他走入情报战线的领路人。

　　吴德峰情报系统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安全，应对国民党限共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在吴德峰直接领导下，父亲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下属情报关系，比如后来被周恩来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负责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当时我父亲的掩护身份是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后来又是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因为胡宗南起家的底子就是三青团，像陈忠经、申健都是陕西省三青团的书记，是西京分团的党部书记，和胡宗南几乎是拜把兄弟。熊向晖当时在胡宗南身边，是随身侍从和机要秘书。他们三人各自利用自己的才华和社会关系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董必武等同志指示他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办法影响、争取胡宗南抗日到底”。所以说，从一开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就带有自卫性质和预警性质。

　　当时国民党虽然和我们合作，但是仍然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派出许多小特务就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旁边，有的扮成修鞋匠，有的扮成摆地摊的，借此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举一动。当时为了保护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就想了很有智慧的一招，他和他的小伙伴像张耀祠、颜泰隆等，拿着照相机追着小特务照相，吓得小特务抱头鼠窜，因为他怕你给他曝光出去，说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其实，他们照相机里没胶卷，因为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非常紧张，根本买不起胶卷。

　　可以说，当时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侧着身子抗战，我们一方面要打日本人，一方面还要提防国民党，还要对付伪军顽军皇协军。 >>

　　参与三大战略情报贡献

　　结束西安的“潜伏”，1941年4月，父亲调回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先是给副部长李克农当秘书，后来担任情报指导科科长。抗战中我党的三大情报贡献他都参与指导和见证。

　　抗战时期，我们有潘汉年和阎宝航两大情报系统，其中阎宝航情报系统准确地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阎宝航归周恩来直接领导，他算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心腹。1941年6月初，他在参加一个社交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在议论德国人要攻打苏联了，阎宝航就问这个情报准确不准确，当时于右任默认了，后来得知这是德国驻华的武官说出来的，所以国民党高层内部在议论。

　　这个消息阎宝航获取了，然后报给党中央，说的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德军将袭击苏联，毛主席以党中央的名义把这个情报报给了苏联。 >>

　　把国民党偷袭阴谋变阳谋

　　除了以上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战略情报外，抗战中我党获取的战役战术方面的情报，也是非常出色的，对抗战的胜利帮助也很大。比如，当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扫荡”时，粟裕的军队能够跳出日伪军的“篱笆墙”战术，贺龙的指挥部能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都是因为我们及时掌握了可靠的情报。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熊向晖，他在关键时刻掌握了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为保卫党中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偷袭延安中共首脑部门。安排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获取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迅速报告了党中央。当时，我在延安的兵力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所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于7月4日和6日分别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7月9日召开3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各党派、各报纸，呼吁停止内战。7月12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和材料，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用《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我军的事实。本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要采取所谓的“闪击战”，“攻其不备”。现在事实都被公开了，无“奇”可言，把阴谋变成了阳谋，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

　　在谍报一线收获爱情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西安潜伏了3年，在这中间也有一些非常惊险的经历。有一次由于形势所迫，父亲需要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密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密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成了他的“护身符”，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这段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生涯中，除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父亲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我的母亲杜希健经延安社会部的报务大队培训，被派往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当时，我们党派了很多优秀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不同，那些女青年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这些女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

　　那段时光，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40年“双十节”，日军空袭西安造成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往防空洞里跑。当时父亲就担心我们的机密文件和电台的安全，所以他和群众是反向跑，他是往密点去跑。到了密点他非常吃惊，我的母亲那个时候还是不到20岁的姑娘，神情自若地坐在那里守候在电台旁边。这一下就让父亲平时对我母亲的那种爱慕之情，升华为一种崇高的革命爱情。也就是在这种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我的父亲向母亲倾吐了心声。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4-16 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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