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之嬗变
2017-09-27 11:23:56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简介：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嬗变，不同历史时期特征各异。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主要由政府组织主导，纪念话语围绕“亲苏反美”展开，纪念也是应政权建设的需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几近于停滞。改革开放后，中国面对比较平稳的国际国内环境，社会越来越多的参与抗战胜利纪念，纪念话语也逐渐回归理性，开始注重历史事实，纪念转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世纪，抗战胜利纪念也越来越凸显出民众性，地方和一般年份的纪念增多，纪念也越发体现出民众的愿望。

　　纪念活动作为政治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而受到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设置了国庆、建党、建军、七七抗战、九三抗战胜利等纪念日，并举行相应纪念活动表达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我国一度将“八一五”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久后，遵循历史事实将日期改定为“九月三日”。①随着时代变迁，应各方面需要，抗战胜利纪念在活动目标、形式、主旨等方面亦发生变化。学界多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②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动态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话语、目的之变化，分析抗战胜利纪念呈现的面目，把握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以展示纪念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建国前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方式延伸到政权建设，革命理念和思想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抗战胜利纪念的相关活动也能明显感受到革命政治动员的延续。

　　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略显单调，且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组织安排纪念大会。如，1951年9月2日下午3时，首都各界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大会，出席者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郭沫若、陈叔通、彭真、李济深等。③1965年9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大会，罗瑞卿发表讲话。④虽说是首都“各界”庆祝会，但显然是高规格政治性大会，有当时政界重要人士参加。国家部门、机关召开座谈会，回顾历史，弘扬革命精神，以示纪念和庆祝。再如，1951年9月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举行扩大座谈会。其他如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也分别于不同时间举行座谈会。⑤各地方政府也组织召开纪念会或座谈会以纪念抗战胜利。又如，1960年9月3日上午，东北三省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旅大市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分别举行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苏军解放东北十五周年。⑥1965年9月4日晚，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等负责人出席。⑦这些纪念会或座谈会能形成比较凝聚的纪念空间，塑造浓烈的纪念氛围，但多属官方行为，由政府主导。

　　同时，官方媒体也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人民日报》分别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1952年)、《亚洲人民的光明前途》(1953年)、《伟大的十年》(1955年)、《美帝国主义照样是可以打败的》(1965年)。《解放日报》也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1952年)。还会发表一些理论性纪念文章。《解放日报》1952年发表金学成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9月3日);1965年发表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9月3日);1965年发表徐仑的《革命战争是伟大的学校——从抗日战争看革命战争的伟大改造作用》(9月5日)。《人民日报》1951年发表李济深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9月3日)。诸如此类文章具有典型政治色彩，宣扬政治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政党意志的体现。

　　纪念话语偏重于政治内容，不大关注历史事实或真相，属于意识形态宣传。该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即“亲苏反美”，抗战胜利纪念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主，同时则亲近苏联。此不仅体现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也表现出一定历史性。《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一系列行动都显露出“侵略野心，严重地破坏着和威胁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完全违反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了”。⑧美国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帮凶，干涉亚洲事务。⑨罗瑞卿在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后也还要靠人民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可能对我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美国当年也是积极抗击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今将曾经的中国同盟美国置于反对位置，显然出于政治需要而确定的宣传策略。罗瑞卿认为“德、日、意法西斯一垮台，美帝国主义就立即取代了它们的地位，走上了它们的老路，积极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妄图独霸世界”。⑩此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实现“反美”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纪念话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则倒向了苏联，极力宣扬中苏亲善。1951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即强调，中国人民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团结起来，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长期支援和最后出兵解放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伟大援助”。与“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不同，“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11)自1951年始，中苏领导人为抗战胜利纪念经常互致问候。如，1951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称：“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政府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的正义事业中的伟大友谊万岁!”(12)同时，斯大林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也电贺毛泽东主席。(13)1952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也有毛泽东与斯大林互致贺电。(14)1954年为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互相致电。(15)195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许多文化界名人的文章，其中有《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高度强调苏联贡献。该时期抗战胜利纪念由于政治需要，在政府主持下纪念话语侧重于反美亲苏，避而不谈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表现等，受政治局势影响对纪念内容和主旨具有明显选择性。

　　纪念目的具有明确政治性，可以将之视作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延续，此时抗战胜利纪念是为政权建设需要。中国通过抗日战争胜利才赢得应有国际地位和权利，但这种胜利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16)中国人民正是在抗击灾难和承受痛苦基础上建立起新中国。政权建设需要革命烈士的付出和英勇牺牲，缅怀革命烈士成为纪念重要内容。1951年“九三”抗战胜利日前夕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的儿子左山写信给全国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们，以示哀悼和纪念，认为“伟大可爱的祖国是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17)因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特殊，纪念苏联烈士也能为政权建设添砖加瓦。1955年，旅大市各界代表和苏联侨民向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以怀念和感谢苏军解放东北。(18)1957年，为纪念抗战胜利，沈阳各界代表祭扫苏军烈士墓和苏军阵亡烈士纪念碑，旅大市各界则给在斯大林广场上的苏军烈士塔敬献花圈，纪念为解放东北、击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苏军烈士。(19)该种属“革命性”动员的纪念具有很强针对性，新中国建立在烈士们英雄牺牲的基础上，以此追寻政权合法性基础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后除《人民日报》等上发表有社论纪念抗战胜利外，其他纪念活动几近停滞，抗战胜利纪念日似乎被遗忘。改革开放后，抗战胜利纪念逐渐被当作社会动员重要媒介，吸收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除政府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外，社会团体组织的纪念会较多出现。1985年9月2日，上海晋元中学在沪西工人影剧院举行纪念大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举行座谈会，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20)1995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二十位抗战时期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老国际友人及其亲属，同中国抗日老战士、著名人士和学者共同回顾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走过的艰苦而光辉的历程，决心加强各国人民间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努力。(21)报刊上除社论或理论性纪念文章外，还出现较多文艺性纪念文章。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石肖岩与阎立宏的《抗日怀壮志 杀敌岂顾身》(8月21日);1995年刘为华的《陈嘉庚与华侨抗战》(7月30日)等。《解放日报》1985年9月3日也发表有张祺的《上海职工同新四军的战斗情谊》、刘人寿的《“移花接木”营救李白》、陆诒的《徐州会战中访李宗仁将军》、李直峰的《抗战期间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等。此类文章不再停留于政治说教和宣传，而是丰富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了解，提供不少历史真实故事，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感同身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开始举办文艺演出，丰富抗战胜利纪念活动。1995年9月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晚会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旋律，艺术地表现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22)因国家带动，文艺演出开始成为重要纪念形式。一些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也举办文艺演出。1985年9月3日，“上海市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文艺演出在文化广场隆重举行。节目有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交响乐《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等。(23)艺术作品的创作在该时期也逐渐成为重要纪念活动。1985年，我国电影工作者摄制大型纪录片《抗日烽火》，摄制《流亡大学》、《雷北利号沉没在印度洋》、《死证》三部新故事片。(24)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25)还有展览会，相对系统的将某个主题的艺术品放置到一起，观众容易形成比较直观的感知，展出丰富多样的书法、图片等。1995年8月12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题书介展览”在香港举行，集中展出内地和台、港、澳地区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300多种书籍、图册和音像制品。(26)此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联合主办“抗日战争历史知识竞赛活动”，(27)通过知识竞赛传播抗战历史。社会纪念活动的丰富多彩成为相比于建国初的典型特点，抗战胜利纪念开始渐渐的走入社会。

　　纪念话语为适应社会参与纪念的需要逐渐回归理性，开始注重历史事实，官方话语也在宣传社会认可的历史真相。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自应得到肯定。1985年，彭真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抗日战争过程中“一些有见识的爱国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和高级军政官员，以他们的特殊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正面战场，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的官兵，爱国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也为保卫祖国、抵抗敌人克尽了自己的努力，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卢沟桥战斗和淞沪、忻口、台儿庄等战役中英勇作战，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打破了敌人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神话。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冲破重重阻力，多次掀起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的运动。人们不顾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奋力支援前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28)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非常大贡献，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和强调。同年8月16日，原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人士的亲属，在参观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后座谈，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决心为国家统一和四化大业贡献力量。(29)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因抗战胜利纪念而得以改善。

　　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份取得最终胜利，与国际社会帮助有着紧密关系，此时对国际社会的评价更为理性和客观。1995年，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给德国法西斯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同盟军一起夺得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胜利;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志愿援华行动，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和宝贵援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30)洪学智也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给予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原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和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31)由此，抗战胜利纪念在客观评价国际社会、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支援的同时，也肯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世界性抗战。中国始终牵制了日本大部分军力，支持和配合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念目的也发生了变化，由之前单纯的政权合法性追寻转变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被用来动员人民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王淇认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那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一定将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不断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新胜利。”(32)论者主张将抗战时期的精神发扬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取得新收获。同时也需要全国人民都能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抗日战争历史说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中华民族几代人向往和追求的伟大目标，使中国真正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33)为了独立和解放，抗日战争中不计其数的革命先烈血战疆场、英勇牺牲而视死如归，亿万中华优秀儿女毁家纾难、无私奉献而义无反顾。刘华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说：“这种牺牲奉献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在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崇高精神境界依然是极可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巨大的道德力量;只要我们结合今天的实际加以倡导和发扬，就可以在广大群众中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34)改革开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需要不断扩大深化，此皆需要全国人民积极参与。

　　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成效日益显著，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的巩固，抗战胜利纪念越来越淡化其政治性，更多的追求人类和平与中华民族复兴，关注民众的内在需要，凸显出纪念活动的民众性这一本质特点。

　　该时期延续了纪念会或座谈会作为主要的纪念形式，但地方性纪念日益增多，且不再侧重于逢五逢十纪念，一般年份也会有纪念活动，由此能够让更多民众参与其中，将纪念“日常化”和普通化而凸显民众性。2006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40多位有关专家和学者与会。(35)2007年8月15日，来自辽宁各地的抗日老战士、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以及历史学者50多人，在沈阳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二周年座谈会，呼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36)2013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八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代表全国部分抗战类纪念馆宣读《正视历史 面向未来》共同声明。与会抗战老兵、抗战将领后代、专家学者、抗战类纪念馆代表围绕“维护二战史实，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批驳日本右翼错误言行”主题发言。(37)其他各式纪念形式不断涌现，文艺演出、艺术作品创作、展览会开办等更是层出不穷。另外，学术化活动也越来越频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学术研讨会促兴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不仅成为专家学者们成果发表、观点交锋平台，也能为国家政策的制定献言献策，受到国家领导人重视，有的研讨会即有国家领导人出席。更有利用网络进行纪念者，2005年4月1日，共青团中央等单位指导，民族魂、血铸中华、中华网等千家网站共同发起“全国青少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吸引数百万网友积极参与。(38)随着互联网发展，网络纪念也流行起来。2014年抗战胜利纪念六十九周年，长沙市近两千所中小学校百万学生佩戴“胜利花”，用“手工花弘扬抗战精神，传播抗战文化”。(39)纪念形式逐渐民众化，普通百姓也能参与，走进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此也是未来纪念的重要趋势。

　　纪念话语也在淡化政治色彩。抗战胜利纪念依然会肯定国民党的抗战贡献，客观评价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帮助，但同时也越来越多承载着普通人的情感和希望。抗战胜利纪念开始强调历史本身的意义与作用，希求通过铭记与纪念历史，有益于未来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建设。“历史”与“未来”成为抗战胜利纪念的关键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肩负起历史重任，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40)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强调：“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41)2005年抗战胜利纪念日，《人民日报》社论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题，望能“深刻汲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2)强调历史对未来的启示，强调历史的经验，不忘过去，面向未来成为新世纪以来抗战胜利纪念的主调。

　　抗日战争胜利不仅是重要的史事，也是一笔伟大的精神财富。胡振民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民族团结精神、自强不息精神。(43)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锤炼和升华。这种精神，来自中华儿女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无比热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抗战精神包括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44)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中发展，是中国人民抗暴御侮的力量源泉”。(45)以抗战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我国各民族人民能够在风雨同舟中开拓进取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团结奋斗，大大提升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和荣誉感。

　　纪念越来越符合民众需求，追求和平是普通民众的美好愿望，成为该时期纪念的主要目的。中国军民为抗战胜利而奋争，归根结底是追求和平。2005年9月2日下午，200多名外国二战老兵和100余名中国著名抗战将领和老战士，在北京朝阳公园签署《北京和平宣言》，同时北京和平墙揭幕。他们一起发出“热爱生活，珍惜和平”的声音。(46)和平成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主题。正因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付出了沉重代价，才使人们意识到和平的重要和可贵。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欺凌、侵略过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靠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道路绝对行不通。只有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是最终出路。“历史这位伟大的老师在60年前就告诉我们，惟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是人类前进的主流。”(47)抗战胜利纪念恰恰就是为了纪念和平的到来，纪念和平的可贵，纪念遍地硝烟中那“和平”的火星。同时，国家面对世界挑战，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此也是民众普遍心理。抗日战争是中国取得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本身即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回顾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研究总结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于新形势下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48)抗战精神正是实现民族复兴需要的精神支持和动力，可将抗战精神实现转化。“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缅怀英烈，就是要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之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9)《人民日报》评论员直截了当的提出，要将抗战精神转化为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伟大的抗战精神始终是激励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奋勇前进、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50)纪念抗战胜利需要运用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经由政府主导纪念转向社会更多的参与纪念，更多的展示民众的普通化纪念。此亦政权建设需要，国家发展历程普遍规律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抗战胜利纪念显然需要为巩固国家政权，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服务。改革开放后，更多的希望社会能够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抗战胜利纪念自然成为宣传载体。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个人参与国家活动机会越来越多，个人价值也更多的表现于抗战胜利纪念。

　　注释：

　　①《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的通告》，本书编写组：《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92页。

　　②陈金龙：《试论国庆纪念的社会功能——以新中国国庆纪念为中心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0期;陈金龙：《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的社会功能——以新中国“七一”纪念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陈金龙：《纪念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纪念活动为视角》，《思想政治研究》2008年第8期;董小彪：《“七一”纪念资源的当代建构——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5期;孙泽学：《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纪念原因及历史作用探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等。

　　③《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 首都各界举行庆祝大会》，《解放日报》1951年9月4日。

　　④《首都万人隆重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解放日报》1965年9月4日。

　　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 各民主党派纷纷展开宣传活动》，《人民日报》1951年9月2日。

　　⑥《纪念抗战胜利和苏军解放东北十五周年》，《解放日报》1960年9月4日。

　　⑦《上海盛会庆祝伟大抗日战争胜利廿周年》，《解放日报》1965年9月5日。

　　⑧社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解放日报》1952年9月3日。

　　⑨社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人民日报》1952年9月3日。

　　⑩罗瑞卿：《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解放日报》1965年9月4日。

　　(11)《抗美援朝总会通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日报》1951年9月1日。

　　(12)《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解放日报》1951年9月3日。

　　(13)《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解放日报》1951年9月4日。

　　(1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解放日报》1952年9月3日;《祝贺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斯大林大元帅覆电毛主席》，《解放日报》1952年9月4日。

　　(15)《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致电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解放日报》1954年9月3日;《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 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致电毛主席和周总理》，《解放日报》1954年9月4日。

　　(16)社评：《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坚决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世界知识》1951年第8期。

　　(17)《左权将军之子写信给全国烈军属 号召加强抗美援朝巩固国防 坚决粉碎美国武装日本阴谋》，《人民日报》1951年9月1日。

　　(18)《旅大市各界代表和苏联侨民向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解放日报》1955年9月4日。

　　(19)《纪念抗战胜利纪念日 沈阳、旅大等地举行祭扫仪式》，《解放日报》1957年9月4日。

　　(20)《发扬抗战精神 携手振兴中华》，《解放日报》1985年9月3日。

　　(21)蒋千红：《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日老战士在京座谈》，《人民日报》1995年9月6日。

　　(22)《首都举行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解放日报》1995年9月3日。

　　(23)《上海纪念抗战胜利文艺演出动人心弦》，《解放日报》1985年9月4日。

　　(24)朱云：《纪念抗战胜利上映三部新故事片》，《人民日报》1985年8月17日。

　　(25)陈新：《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花山社推出长篇小说丛书》，《人民日报》1995年4月15日。

　　(26)孙承斌：《香港举办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书展》，《人民日报》1995年8月13日。

　　(27)孙明辉：《抗战历史知识竞赛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

　　(28)彭真：《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9月4日。

　　(29)《原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人士的亲属参观军博抗战馆后座谈》，《人民日报》1985年8月16日。

　　(30)《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

　　(31)洪学智：《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9月1日。

　　(32)王淇：《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人民日报》1990年9月3日。

　　(33)刘华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95年8月1日。

　　(34)刘华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8月31日。

　　(35)刘畅：《纪念抗战胜利61周年座谈会举行》，《人民日报》2006年9月3日。

　　(36)徐扬：《辽宁抗日老战士与历史学者纪念抗战胜利62周年》，《人民日报》2007年8月16日。

　　(37)魏薇、张蜀君：《抗战胜利68周年座谈会召开》，《人民日报》2013年9月4日。

　　(38)李亚杰：《缅怀抗战英烈 弘扬民族精神 全国数百万青少年网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人民日报》2005年8月15日。

　　(39)《满城佩戴“胜利花”》，《长沙晚报》2014年9月2日。

　　(40)《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

　　(41)《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

　　(42)社论：《牢记历史 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人民日报》2005年9月3日。

　　(43)胡振民：《继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05年9月6日。

　　(44)本报特约评论员：《论伟大的抗战精神》，《人民日报》2005年8月25日。

　　(45)本报特约评论员：《把伟大抗战精神化为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人民日报》2005年8月28日。

　　(46)《〈北京和平宣言〉签署暨“北京和平墙”揭幕仪式举行》，《人民日报》2005年9月3日。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史的启示》，《人民日报》2005年9月2日。

　　(48)胡振民：《继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05年9月6日。

　　(49)本报特约评论员：《论伟大的抗战精神》，《人民日报》2005年8月25日。

　　(50)本报特约评论员：《把伟大抗战精神化为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人民日报》2005年8月28日。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9-27 11: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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