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远：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与七七事变
2019-02-25 11:31:36  来源：《前线》，作者 李宗远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事变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七七事变对中日两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时至今日，仍有人对七七事变的性质认识不清，尤其是日本一些学者拘泥于谁开 “第一枪”的问题争论不休，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性”事件，甚至推卸日本挑起事变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责任。

　　七七事变是日本以侵略中国为核心内容的“大陆政策”的必然性结果。所谓的“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即作为岛国的日本，“不甘处岛国之境”，妄图向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进行武力扩张，进而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扩张的主要思想来源。因此，要理解七七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必然性，必须深入了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及实施过程。

　　日本理论界对”大陆政策“形成的影响

　　日本“大陆政策”的出笼，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基础。幕末时期，日本一批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殖民扩张、弱肉强食的强权理论。日本许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对外扩张主义思想，将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这些思想主张概括为“海外雄飞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山县有朋和福泽谕吉。

　　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是“大陆政策”理论的奠基者。二者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面临西方殖民势力咄咄逼人、强势入侵之时，国家该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他们希望日本通过进攻中国、朝鲜来扭转国运，走上强国之路。

　　佐藤信渊(1769~1850)，日本德川幕府后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以“经世家”著称，是日本早期提倡西化之人。面对日本当时所处的内外危机，他向幕府和地方强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他的主张最大特点不是内向发展，而是外侵扩张。他提出“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1823年著《宇内混同秘策》)。佐藤信渊是日本最早提出侵略中国和朝鲜、解决日本危机的理论家之一。

　　继佐藤之后的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理论奠基人。1854年他在狱中著《幽囚录》，他提出：“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控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他就日俄、日美修好条约评论说：“吾方决不毁约，失信于戎狄”，“而应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将在贸易上失之于欧美的，取偿于鲜、满之土地”。吉田松阴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对外侵略逻辑，与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扩张政策如出一辙，并被不断丰富，进而演化出一整套对外侵略扩张理论。

　　另外，吉田松阴还创办松下村塾，培养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木户孝允、高杉晋作等一批日本倒幕维新的杰出领导人，特别是山县有朋承袭了吉田的思想，将他的理论总结归纳，由下自上，成为日本皇室、元老等决策集团中的共识。

　　山县有朋(1838~1922)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是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被称为明治维新以来“军阀王国的始祖”。1874年时任陆军卿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出以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外征三策》，主张对中国开战，狂妄宣称愿率“三万余兵蹂躏江苏，乘机北上取直隶……直捣天津，以订城下之盟”。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受命组阁，担任首相。1890年3月，他在《外交政论略》中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也。大凡为国不可没有主权线，也不可没有利益线，而外交及军备之要诀，则专以此二线为基础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际，要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业已不足，必须进而防护利益线，不可不经常立于有利之地位。而如何防护利益线焉?也即各国之所为，如有对我不利者，我当有责任排除之，在不得已时，则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同年12月6日，他在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再次提出：“大凡为国，不能保护主权线和利益线，则不能为国。”在山县有朋眼中，日本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因此，随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日本保护所谓“利益线”的实际行动。

　　在吉田松阴之后，日本又出现了一位近代化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2)。福泽将“大陆政策”的对外侵略扩张核心思想内渗于所谓的“文明论”和“脱亚论”，以“文明开化”和“国民启蒙”之名，从上自下灌输给全体国民。

　　福泽以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为阵地，向日本社会鼓吹蔑视亚洲邻国的民族主义的“文明论”和“脱亚论”，主张对外侵略扩张，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鼓手和帮凶，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

　　明治维新前夕，福泽谕吉曾多次赴欧美国家考察学习，回国后开展欧美文明的启蒙宣传教育，批判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虽然他在明治维新时期对于开启民智、实行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但他一生所积极鼓吹侵略战争合理的“文明论”和蔑视亚洲邻国、带有强烈种族主义的“脱亚论”，却给亚洲邻国带来了灾难，也将日本错误地引上了一条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

　　1860年至1867年，福泽谕吉曾被幕府派遣或跟随出访使节三次赴欧美国家考察学习。他认为：“在世界各国相互对峙，呈弱肉强食之势，若吃者是文明国家，被吃者是非文明国家，那么我日本要加入吃的国家行列，与文明国家一起寻求美味佳肴。”日本1874年第一次侵略中国台湾，获得清政府50万两白银赔偿后，他得意之形跃于《征台议和演讲》一文中：“此次对支那的胜利使我国民风为之一振，国民开始明白内外之别，巩固了我国国体。”

　　1875年，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认为日本已经是文明国家，中国和朝鲜都是文明未开化的国度，因此，日本有权迫使两国文明开化。他打着“文明论”的旗号，鼓吹侵略扩张有理，污蔑积贫积弱的中国尚未文明开化，保卫东亚是日本的责任。在甲午战争前后更加露骨，他甚至撕掉“文明论”的外衣，直接鼓吹“我陆军可挥兵蹂躏支那四百余州县”。

　　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天前，他叫嚣“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的进步势力和妨碍进步的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决非两国间的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继续鼓吹这场战争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日本是为世界文明而战。因此，在福泽谕吉眼中，没有侵略与被侵略之分、强权与正义之分，只有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之分，作为亚洲文明的先行者的日本，负有促进亚洲各国文明开化的责任，最好的手段是战争。

　　福泽谕吉影响近代日本最为深远的文章是1885年3月1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脱亚论》。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日本不幸的是有近邻国家，一曰支那，一曰朝鲜。……譬如支那、朝鲜政府古板专制，无法可依，因此西洋人亦怀疑日本为无法度之国，……故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再有等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细亚之犹豫，应摆脱与其为伍，与西洋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不应因其为邻国而有特别眷顾，宜按西洋对其方式对之。亲恶友者难避恶名。我们内心应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用种族主义理论评判近邻的中国与朝鲜，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鼓吹歧视和奴役其他民族。发表《脱亚论》文章之前，他就认为：中国人不知晓近代文明，朝鲜人是未开化的蛮民。 因此，对这样的“恶邻”，只能按西方列强的方式挑起战争，夺取权益。中法战争爆发后，福泽认为，要像法国那样，占领中国台湾和福建。

　　福泽鼓吹种族主义为日本挑起对华战争，作舆论上的配合。意在鼓动政府扩军备战，鼓舞日本民众战胜中国的信心。在甲午战争前，他极力污蔑中国，认为中国人是不顾廉耻之徒，是甘愿做奴隶之辈。

　　总之，福泽的“文明论”和“脱亚论”为日本侵华整体战略指明了方向，是日本“大陆政策”之所以能够自上而下、自内到外蛊惑国民参与战争、煽动国民极端民族情绪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日本政界对“大陆政策”实施的影响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其后盛传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提出“惟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对外侵略的步骤。

　　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已上升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根本战略。

　　到九一八事变前，石原莞尔为“大陆政策”的全面实施提供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策略方针，一再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石原莞尔(1889~1949)，是一名军国主义鼓吹者，是日本军界的理论家，他一再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为了“以战养战”“持久作战”，必须占领中国东北作为日本攻占全中国和称霸世界的战略资源供应基地。而北一辉(1883~1937)和大川周明(1886~1957)这两位疯狂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更是鼓吹侵略扩张合理和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煽动军队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极力推行日本的“大陆政策”。在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下，1936年2月，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兵变虽然失败，但日本最终确立了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自此，日本完成了从统治阶级到社会全体的“建设国防国家”的要求，统治阶级将整个国家绑上了狂热推进侵略战争的战车。

　　历史证明，以侵占中国为核心内容的“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这一国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也是日本军事侵略中国的过程。

　　七七事变爆发绝非偶然

　　日本在近代历史上曾经发动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10次将矛头直指中国，尤其是1901年，日本通过《辛丑条约》获得在中国驻军权。这支部队称为“清国驻屯军”，后改为“中国驻屯军”，因部队设立在华北，又称“华北驻屯军”，其总部设在天津。就是这支部队成为了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为准备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36年4月，日本将华北驻屯军升格，司令官由少将级别升为中将级别，改由天皇亲授。同时扩大驻军规模，部队人数由2000人扩充到5000多人。士兵由轮换制改为永久驻防制。同年8月，日本召开五相会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通过了《国策基准》。这是日本首次明确规定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具体规定了侵华同时，伺机南进的侵略方案。《国策基准》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与“南进政策”双管齐下。

　　因此，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有步骤和准备的，并不是什么偶然性事件，更不是被逼无奈。

　　日本“大陆政策”经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之手“打造”而雏形显现;为山县有朋、福泽谕吉大肆鼓吹而国民尽谙;借田中义一之势而上升为“国家百年大计”;被石原莞尔、北一辉、大川周明之流“包装推销”而“一亿骚动”。可以说，“大陆政策”形成、实施的全过程与日本理论界休戚相关，在不同时期，其特点也不尽相同。

　　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看，日本的理论界提供了理论武装，由政界共识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说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之路，是日本理论界鼓吹军国主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日本理论界的疯狂造就了日本国家的疯狂。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9-02-25 11: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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