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
2019-03-12 10:45:43  来源：黄道炫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成功达成持久抵抗的目标，完成自身的生存发展。中共的敌后持久抵抗，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构成互为作用的“三驾马车”，而党政军民一体化形成的总体战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影响中，持久抵抗的链条得以形成、运转。中共在抗战中的成功，是实践中不断摸索的产物，得来不易，展现了领导者战略和政略上非同一般的高度。

　　1938年5月，毛泽东接连以论著和讲演的方式推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个文本，系统阐述持久战、游击战理论。多年来，我们惯于以领会的态度面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很少会进一步追问，毛为什么会在这一时间节点集中推出代表其抗战战略思想的文本，这一战略思想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又如何在抗战的具体过程中逐渐磨合、发展?中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社会，理论性、思辨性远远强于一般的社会政治理论，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是其突出的思考路径。抗战时期中共的游击战战略，就是一个辩证思维下的系统工程。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构成中共持久抗战互为作用的“三驾马车”，所有这些，又和总体战的思路息息相关，持久抵抗的链条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咬合中形成、运转。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共的持久大战略都具有相当的超前性，之所以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共产革命理念中必然包含的群众路线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兼具抗战老兵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冯契回忆读《论持久战》的感受：“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1]共产党人的理论高度，与毛泽东政治上的老练和军事上的天才结合，使其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准确找到生存发展的方向，而这相当程度上又决定了中共抗战时期乃至后来国共争战中的成功。

　　一、游击之路

　　游击战并不是抗战时期中国所独有。国外早有游击战的成功案例，国内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共也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抗战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军事政治形势，游击战获得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战略和政略高度，成为战争史上独特的案例。

　　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奠定，是中共在战争指导中不断摸索的结果。战争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提出并竭力强调游击战的方针。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的指示要求：“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2]平津相继陷落后，中日间一场大战已不可免，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等，要求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如下：“(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3]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中告诫彭与各方接洽时，“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4]这些看法，毛在洛川会议时做了集中表述：红军的基本方针是持久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则是基本任务之一。[5]在持久战之下，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八路军)构成的三驾马车此时已具雏形。

　　游击战是中共持久战的核心内容，尽管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中共作战必须是游击战，但游击战的内涵却不断变化、丰富。中共最初提出游击战时，华北战场还有大批国军正规军存在，此时强调游击战，更多在于突出中共武装的独立性，将中共武装的战场功能定位于侧翼配合。8月18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训令中申明：“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6]稍后，毛泽东致彭德怀电中又一再强调中共部队行动的自由：“(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7]

　　随着战争的进行，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华北战场正面抵抗势难持久，游击战将有可能成为中共在华北持久抵抗的不二法门，对游击战的判断已经逐渐向着战略方向提升：“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8]从上述指令可以看到，就毛泽东的思考方向言，游击战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战斗行动，而是整个的党、整个的军的中心任务;游击战不仅仅是群众性的战斗行动，更需要正规军的投入;游击战不仅仅限于军事意义，还具有政略意义。

　　虽然毛泽东要求把游击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但对把八路军主力投入到华北前方，多少还存在一些担忧。洛川会议时，毛泽东强调要在有利条件下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但重点是山地，具体而言，即“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9]杨奎松注意到，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虽然一些与会者批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法不好，反对将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而毛泽东却只同意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说明，仍旧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应当是对日作战的基本军事战略方针。[10]联系此前他强调要巩固黄河河防，以确保黄河东岸八路军“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11]，显然，毛泽东还没有做好把大部队投入华北进行游击战的准备，也没有找到一条能在华北平原地区坚持抗战的道路。而且，1938年初毛泽东一直担忧日军会对西北有大动作，判断“敌之企图在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12]，对西北一直持高度警戒，相应地对华北也无法放手。这时，他的决心最大限度的表达是：“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13]山西山地纵横，符合毛泽东实施山地游击战的要求，而其背靠陕甘，进可攻退可守，也让中共部队在局面全面恶化时，可有退路，这是此时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战略展开地区的主要考量。

　　不过，尽管毛泽东对主力部队的使用心存谨慎，却并不排斥部队向华北平原发展，而且一直在查探时机，这是老练的战略指挥者不可能不想到的一步大棋。尤其八路军在晋察冀站稳脚跟，获得战略支点后，毛泽东出河北平原的态度更加开放。1938年2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在华北大兵团作战的设想，估计：“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以此为背景，毛设想了三步棋：“甲、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丙、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这是一个具有很强战略含义的行动，只是它还不是一个长期坚持游击战的计划，更像是一个大规模的扫荡出击，而且毛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14]

　　比起上述大兵团作战的想法，1938年4月前，毛的谨慎态度更引人注目。与发出上封电报几乎同时，毛提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可以看出，毛设想中的这六个战略支点不包括华北平原地区。根据这一判断，他计划，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15]这一计划以陕甘为中心，两个触角分别向东北和东南方向伸展，主力若远若近瞰制华北平原，显然不是大胆出击的部署。2月23日毛又循着上述思路提出：“假设潼关、武胜关均危险，则应抽出两个师南下，一个位于平汉以东，一个位于平汉以西，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非至某种必要时期，不撤回来。”[16] 1938年3月前后，毛泽东仍然不断致电前方，反复提醒要保持八路军前后方的纽带关系，同时观察游击战作为一种战略的可能性，还没有下定决心投入主力开展大规模敌后游击战。3月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强调：“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17] 9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如果八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从战争长期性出发，必须如此，方为有利。”[18]毛担心的关键问题，稍后他在电文中说得更清楚：“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去干，对此不应有任何猜疑。但不要把此事看得很容易，不要以为数十万正规军能在华北一隅长期作战。”[19]

　　不得已时将红军主力撤回黄河以西的想法在3月底仍然没有改变。24日，毛泽东提出：“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20]，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29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更明确指示：“依此时敌我情况，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敌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之计划。因此，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民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贺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21]显然，这是一个收缩防御的计划。

　　然而，正是在毛泽东不断提醒要保住后路，准备西撤时，中共试探性进入华北平原的武装力量出现出人意料的大发展局面，如火如荼的华北大发展，给了中共空前的机会。此时，毛泽东对后路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却也有失去战略机遇的可能。形势比人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抉择。

　　二、从山地到平原

　　1938年前后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中共造就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22]

　　苏维埃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建立主要依靠国民党统治的缝隙，中共利用国民党内部争战在省际交界的边缘地带迅猛发展。抗战初期，尽管方式和对象不一样，这样的良机却再次出现。战前华北多控制在地方实力派手中，中日全面开战后，各政治军事力量剧烈洗牌。河北的宋哲元因为二十九军迅速溃败失去原有地位，山东的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华北平原两个大省出现政治塌陷。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缺乏在华北坚强防御的信心，兵力和准备不足，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正因此，日军在华北推进迅速，随着其兵锋越过华北平原南下，华北出现短暂的控制真空局面。

　　中共出动后，主力置于山西，毛泽东也一直把山地游击战作为开展重点，平原地区不是中共武装的主要行动方向。但由于毛泽东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共应坚持游击战的方针，而游击战必然是多点开花，因此，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另方面将主力部队分散作战，尽可能多地建立根据地、巩固自己、袭扰对手是中共一直努力的方向。1937年10月，周恩来设想，华北应划为9个战略区，具体是：“(一)绥西;(二)绥察边;(三)晋西北;(四)晋南;(五)冀察晋(以阜平、五台为中心);(六)直南;(七)直中;(八)冀东(平津在内);(九)山东。”[23]本着遍地开花的原则，毛泽东在坚持把部队主力抑留山西，保持前方主力和陕甘后方联系，确保退路的同时，也分兵派出小股部队向冀中、冀东、冀南、豫北等地挺进，试探寻找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的机会。此着既在窥探形势，也是给主战略区山西建立环形的前出防护基地，即邓小平所谓“侦察式的活动”。[24]

　　然而，八路军向河北试探性的进军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分兵发展成功的典型案例。1938年1月，陈再道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但八路军既有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又有严密的组织宣传，在冀南几乎没有其他正规武装背景下，东进纵队可谓独树一帜，对其他民间武装形成威慑和虹吸效应。很快吸收、改编金庆江、李景隆、邱庆福、刘磨头等大股民团、会匪武装，短短几个月，在二十几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由原来六个老连，发展至三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两万余人，并组建了五个军分区”。[25]更让中共中央振奋的还有山东，日军进攻山东后，中共山东省委估计到山东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决定积极准备武装力量，适时打出自己的旗帜：“武装起义的时机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及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全省行动，揭竿而起。”[26]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伹徕山建立武装，是为中共在山东发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中心一环。在此前后，中共在沂蒙山、鲁西北、胶东地区相继展开一系列武装活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逐渐蓬勃兴起。山东“民气素来强悍，地方武装又多(鲁南滕县有十万支，菏泽有一万二千，临沂有一万八千)，都是开展游击战争之有利条件。”[27]由于中共山东党抓住时机，迅速拉起武装，加之韩复榘被处决后山东政治的群龙无首，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约4万人，统编为7个支队和两个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

　　如果说东进纵队偏师入冀的快速发展令人鼓舞，山东完全靠地方党自身就独立成军的事实，更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感觉到在平原地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的可能。思虑细密、见缝插针的毛泽东当时就乐观指出：“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赴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力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28] 1938年4月，华北中共部队发展到“实有人数十二万以上”[29]，这让一直坚持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大大增强了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中共文件曾谈到，历史发展常常有一些不多见的历史先机，“当着历史先机已经出现，或许是很短的(一月甚至一周)，但它能给予我们的，往往能使我们完成多年所不能完成的事业。”[30]用这个判断观察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平原获得的机遇，异常贴切。短短几个月内，用极少的人力、物力，在河北、山东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发展，这样的机会空前绝后，是中共日后得以在华北持续坚持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共取得成功迈出的最初却又至关重要的一步。对这段历史，中共后来曾总结道：“我们可以把敌后抗战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敌军向我正面猛烈进攻，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以坚决果敢的行动，长驱直入，纵横于晋、冀、鲁、豫、苏、皖的广大地区，领导敌后人民，创造了许多大块根据地和生长壮大了主力部队。这一整个时期，敌人正面进攻，敌后兵力分散，统治不稳。这一整个时期，我军处于主动有利地位，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猛烈发展的阶段。”[31]

　　然而，中共获得的这些成果，由于来得太快、太轻松，基础并不十分扎实。可以预估得到，日军在正面战场进攻告一段落后，必然会返身巩固后方，这对中共将形成巨大压力。同时，国民党方面经历初期的溃退后，受中共方面刺激，也准备重返河北等地，不可避免对中共继续发展构成挑战。要保持既有果实，让初期获得的机遇真正转化为继续发展的基础，亟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时制宜，对既有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38年4月上中旬，八路军出动以来一直和前方保持联系，不断发出指令的毛泽东出现罕见的长时间沉默。[32]期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阻击日军成功，这场战役无论具体战绩如何，但当时对士气民心的振奋难以小视，也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中共方面对国民党中央走向投降的担忧。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关系，正如彭德怀坦率指出的：“华北战争不是孤立的，有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全国二百几十万友军的配合，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专对华北。”[33]正面战场的顽强坚持，对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持久和投入当然影响至巨，就全局而言，“共产党在全国算来还是少数，统一战线里是小股东”[34]，中央政府坚持作战，敌后战场的空间才有可能打开;就华北局部看，华东的抵抗使日本“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35] 4月21日，默察形势半个多月的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打破沉默，与张闻天、刘少奇一起，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宣布：“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指示号召全党和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36]平原游击战的思路，可谓战略方向上的革命性变化，将中共的战略重心由山西一隅推向整个华北，使得中共持久抵抗的活动空间大为增加，而八路军主力的大规模投入，又大大推动游击战的展开和根据地的建立，后来中共在华北之所以能够扎住脚跟，成大气候，这一决策是决定性的。也正是从此时起，中共和毛泽东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不再像之前那样戚戚于前方到陕甘宁边区的后路问题，将主力推向华北大平原的决策本身，已经是断绝后路之举，根据地的后路就是根据地自身。[37]

　　22日，根据毛泽东等的电文，八路军总部做出具体部署，调派一二九、一一五、一二〇师各部东进，兵锋直指日本控制的冀南、冀东、冀鲁边地区。[38]4月下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进到平汉路西侧的冀豫边地区;6月进入豫北;5月初，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到达冀南;五六月间，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挺进平西，与在平西活动的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三八六旅政委王新亭率七七一团进至平汉路东;6月，一二〇师七一五团主力组成的大青山支队进入雁北，向绥远发展。稍后，八路军又调一二〇师到冀中，并组成东进部队进入山东。中共武装开始向敌后全面挺进。

　　做出主力推向华北大平原决策不久，1938年5月，酝酿已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持久战》两个文本终于出炉。平原游击战的提出，可谓打通了中共持久抗战理论的最后一关，从此持久抵抗的天地豁然开朗。毛泽东恰逢其时推出这两个文本，既有解决难题后的舒心与轻松，也是在为全面游击战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持。毛泽东此后没有再就战略问题提出新的文本，充分显示出对这两个文本的足够自信，而平原游击战问题的解决，无疑在这种自信上添上了重重的一道砝码。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强调：“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39]所谓“异乎寻常”，所谓“向战略敲门”，平原游击战都是关键中的关键。平原游击战极大拓展了游击战的思路，打开了中共全面向敌后寻求生存发展之门，从此，中共只能绝境求生，在持久抵抗日军的较量中，争取自身的生存发展。消极看，日军侵略是严峻的挑战;积极看，未必不是迎难而上的机会。全民族抗日的号召、统一战线的旗帜、公开活动的条件以及华北真空局面的形成，都是抗战以来出现的新局面，在此形势下，主动出击，利用中共武装已经取得的先机，在华北大平原与日军乃至国民党敌后部队争夺生存空间，虽然前路多艰，仍值得放手一搏。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纵谈新四军的敌后生存问题，其实也就是阐述中共整个武装的敌后生存发展之道：“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40]

　　后来，中共在敌后生存实践中发现，平原游击战不像想象的那样艰难，时人谈道：“过去我们总以为平原和山地比，平原斗争一定尖锐，实际上今天山东的情形，还是铁道线最严重(包括平原地区和山地)。这里就可看出地理条件并不是主要的。从这里更看到下面几种地区不同的情况。因之我之政治攻势也就不能机械。(一)我对敌威胁较小，分散隐蔽、政治攻势方法，一般使用得对，就一般可以麻痹敌人。(二)在各方面——特别是四周尖锐斗争之下，敌力量不能即时集中或机动的地区，如×××(原文如此——引者注)，就会缓和一点。(三)处在两三省间之结合部，敌虽注意改善，但其伪化治安统制是薄弱的，我有很大空隙可乘。(四)敌‘扫荡’友军与友军的继续坚持抗战，也减轻了敌对我之压力，我之对敌斗争形势取得有利条件。”[41]在国际战争的背景下，国共日连环斗中的敌后生存，既是战略，更是政略，只有从这一层面予以全面理解，才能对敌后游击战做出更准确地把握。

　　三、游击战和根据地

　　平原游击战的决策是大手笔，决胜千里之外，需要统帅的运筹帷幄。作出大规模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决策时，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初期抗战中八路军在华北平原获得的机遇不可能一直存在，日军正面战场大规模行动告一段落后，返身巩固后方是题中必有之义。如何在日军进攻下，坚持华北敌后的抵抗与生存，是平原游击战决策必须解决的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个文本中，毛泽东站在总体战的高度，从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几个角度对此作了富有辩证色彩的回答。尽管这两个文本论述范围远远不止于平原游击战，但这一问题的解决，无论在1938年的当下还是整个抗日游击战争中，都牵一发而动全身，绝对不可小视。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和上述两个文本的发表，在时间上连贯、集中，应该绝非偶然。

　　了解战争、熟悉战争的指挥者思考对日方针时，双方的优劣和力量对比须臾不会忽略。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42]对此，彭德怀的分析更为具体：“敌兵力不够分配，只能对我分区围攻清剿，不能在全华北向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同时进攻，即对我某一战略区扫荡，其清剿亦须再分区进行。这是因为敌在华北的军事实力与我比较并非绝对优势”;“敌虽对一定地区可以进行极疯狂的扫荡，却在另一区，兵力又感不足，顾此失彼，成为敌人长期苦恼的事。我应灵活的掌握敌人这一缺点，相互密切配合，成为坚持华北，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43]日军兵力的不足及异族入侵的事实，带来了控制的困难，使中国有了可乘之机，游击战的展开和坚持，这一点绝对不可忽略。不过，日军毕竟拥有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老百姓说：“日本人机枪大炮，八路军步枪汉阳造;日本枪声是‘不怕、不怕’，八路军枪声‘怕、怕’。”[44]这种从连发和独发中听出的“不怕”和“怕”，形象显示了二者在装备上的真实差距。当日军军事优势非常明显时，要让其兵力不足的软肋充分暴露，不仅要坚持敌后抵抗，而且要持续有效，这需要高明的战略指导，中共和毛泽东为敌后找到的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三驾马车，就是克敌持久的抵抗链条。

　　作为“向战略敲门”的游击战，毛泽东的规划有许多独创性，游击战和根据地的联结就堪称巧妙。应该说，苏维埃时期的根据地常常就和游击战联系在一起，但此时的根据地实际即为中共的割据区域，是中共生存的命脉，中共要进行武装革命，除此一途别无选择。而且苏维埃时期根据地几乎都位于山区，且多处数省交界之地，统治力量薄弱，又利用着国民党内部冲突的弱点，游击战的进行和根据地的发展相对简单得多。即便如此，如中共自己总结的：“过去在苏维埃运动时代，我们学会了创造根据地，但那时重大缺点是没有长期打算的明确观念，因此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就不免迅速枯竭了。”[45]最终在国民党军进攻下，南部地区的苏维埃根据地无一例外遭到挫败。

　　苏维埃时期根据地的建立尽管未能使中共避免挫败，但对中共发展壮大仍然起了无法低估的作用。鉴于此，抗战伊始，和游击战提出几乎同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即被强调。洛川会议时，毛泽东提出红军当前第一位的基本任务即创造根据地。随后，毛泽东又一再指出：“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46]此时，和苏维埃时期不完全一样，中共已经拥有陕甘宁边区这一总后方，全国也处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共根据地的创建不是为了自身的单纯存活，而有抵抗和生存发展的双重功能，但是，这样的生存发展又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地域占据原则上，否则就有可能形成对日的阵地战，这是中共武装不可能也无力进行的。抗战根据地尤其是平原根据地前出到对手后方，它既是中共武装的前进阵地，又是游击战争的后方，还是贯彻中共党政军民总体战的基地，一身而担数任，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

　　一般的理解中，游击战和根据地两个概念多少有点冲突，游击战强调“游”，不以占取地域为原则，战斗目标往往通过游动实现;根据地则重在“据”，所谓“依靠一地区之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战者”[47]，需要通过对某一地区的占领、管理和控制予以实现，要求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两者一动一静，各具特点。当然，这样表面的冲突对已经钻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对矛盾的斗争统一颇有心得的毛泽东自然不是难题。抗战时期，鉴于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和中日两国多种因素较量下形成的战争持久性质，战争形态犬牙交错，此即毛泽东所言：“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48]在这里，整个的敌后战场以广大的大后方区域为内线，中共的根据地以陕甘宁后方为内线，各个根据地又相互为内线。在这种背景下看待游击战和根据地，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游击战和根据地都是对日抵抗系列链条中的一环，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内线，但游击战依靠的根据地并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和其他根据地以及更广大的对日抵抗后方相互协助、支撑。从战略层面言，根据地本身就是游击战略的一环。朱德曾经谈道：“我们怎样争取抗日战争的主动呢?前面已经说过，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49]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建设多点开花的根据地、战略区，使之成为撒播在敌后广大地区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应援的大网，每一块根据地的存在都是其他根据地的支持，此起彼伏，此落彼起，这样，根据地某种程度又是游击战略区。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甚至提出根据地也是可以游动的：“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50]也就是说，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根据地不应一成不变，必须随着力量的转换而转换，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说的这种整块的根据地的游动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根据地内的游动及相邻根据地间的相互支持，确实成为中共根据地存活的重要内容。同时，根据地的性质随着敌我力量的变化也相应发生改变，可以分为稳固的根据地、游击根据地、隐蔽根据地等多种，目的是在尊重现实力量的前提下，尽可能保住根据地的火种。

　　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既是后方，又没有后方。毛泽东谈道：“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51]当中共决心把主力投入敌后方游击战时，即需面对华北游击战场同陕甘宁边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总后方脱离、进行无后方作战这一可能，在这种总体上无后方的状态下，根据地可以帮助中共获得局部后方，杨尚昆曾细数根据地的作用：“(一)坚持长期战争，驱逐敌人，消灭敌人的依托;(二)生息与壮大革命武装的源泉;(三)发扬与培植民力，进行各种有利战争的建设，保证最后胜利的基地;(四)与敌伪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堡垒;(五)维系敌后民心，提高全国人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灯塔。”[52]杨说到的这五点，恰切道出了根据地的后方和支撑作用。有了根据地，游击队才能在物资、人力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才有持久的条件;开辟、坚持和发展根据地，中共的政策才能得到施展，控制才能发挥效力，党、军队和民众的结合才有基础，这就是彭德怀说到的：“游击战争必须要有根据地，否则即脆弱无力，且难持久。……游击战争必须与群众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密切的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群众拥护，才能坚强有力支持，才能持久与发展，才能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53]

　　根据地从战略上说，其实是插入对手后方的楔子，既滋养、巩固自身，又破坏、扰乱对手，根据地的存在，不仅是中共力量伸展的触角，还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对其形成威胁。当时的文件说得很清楚：“民众失去了政府，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就象丧失了父母的孤儿，只好随人摆布。焚烧打杀，奸淫抢掠，任敌人硬来软去，随心所欲。但是，有游击队活跃的时候，民众不但有了行动的方向，而且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即使占领一片地方，但它想要建立这一个地方的政权却是非常困难的。”[54]相比之下，国民党敌后游击基本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缺乏党政军民的配合，缺乏坚固的根据地的建设，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当时中共判断：“友党友军最大与很难克服之困难，即政治之继续落后，与群众脱离，坚持敌后抗战一般办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设根据地。”[55]点出了国共两党敌后生存处境各异的要害。实事求是地说，当年中共的政治和理论高度及战略和政略结合下体现出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国民党均难望项背。

　　四、游击战和正规军

　　中共的游击战，理论上当然应该是群众性的，事实上中共也一直向这一方向努力，但是，发动和武装民众，让民众具有游击的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李雪峰回忆，抗战初期，“习惯于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的党员，转到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确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转变，思想上的大转变，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在1937年秋冬季还处在被动的过程中。因此，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发动组织民众，但效果并不突出”。[56]战争中，机会常常转瞬而逝，八路军出动后，要迅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指望刚刚着手建设的群众性游击队并不现实，以正规军分散投入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正规军的加入是作为战略的游击战能够成立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运作具体状况看，所有重要根据地的建立，都离不开正规军的帮助，大部分根据地更是由正规军直接缔造。

　　正规军打游击战，是基于抗战的持久性质，基于开拓和坚持敌后根据地的需要。强大正规武装的进入，可以迅速实现区域的占领和控制，所谓“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57]根据地初步形成后，正规军仍然是中流砥柱，需要承担保卫根据地的重任，帮助建立、发展地方武装，开展群众运动，此即毛泽东所言：“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58]

　　游击战可以以动补拙，以巧击强，战术的灵活相对可以弥补部队的弱点，但游击队本身的素质仍然是游击战成功的要素，不少中共将领都对游击部队提出要求，彭雪枫将之总结为：“(一)指挥员机动性强，果敢决断，富有大无畏精神。(二)部队行军力强。(三)能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困苦饥寒。(四)能冒一般人所不能冒的危险艰难。(五)迅速、坚决、秘密。”[59]战争史上，很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部队，恰为优中选优的精兵强将，因为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言，这样的任务都是超常的考验，参加过游击战的中共干部在日记中写道：“一连多天的夜行军，为了迎接‘红五月’，打完灵石车站，紧接着在黎明之前，我们又转移直到离平川四五十里的山里才休息。第二天黄昏又走，到天亮才驻扎下来，过了两天，又转移。不要说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就连我们战士，也是事后才知道我们的具体行动的。”[60]长距离、高强度的游击行动，对战斗员提出很高的要求，战术层面上的游击战的开展，离开了正规军的坚强支持，很难想象。其实，即便到抗战中期，地方武装的素质仍然不容乐观：“区县武装政治认识模糊，不但没有为党为革命为群众利益而牺牲的奋斗目标，就是对日寇的仇视民族观念也很差。……违犯政策破坏群众纪律，如架票、劫路、打骂村长等现象，群众中间有‘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的说法。”[61]所谓“老八路”“新八路”，实际分别指的就是正规军和地方部队。

　　正由于此，抗战开始后，中共和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就把八路军出动的任务规定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1937年9月3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令知三省省政府转令各县县政府，同时令知各县及其附近之县驻军，说明红军之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之任务。因为如不明白规定红军之区域及任务，并用通令下达友军及地方，势必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62]对八路军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游击战和创造根据地上，毛泽东有自己的解释：“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63]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大规模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后，八路军调派徐向前往冀南、一一五师一部往山东、一二〇师往冀中，走的仍然是以正规军为主力开拓根据地的路子。即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山东根据地，中共武装也迅速整编为山东纵队，向正规化方向发展。正规军在游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得很清楚：“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64]

　　客观看，毛泽东的解释有其战略上的前瞻性。由于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人数有限，仅三个师，这些有限的兵力如投入正面战场进行阵地抵抗，很可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就已被消耗。况且，中共参战还牵涉到对国民党的信任问题，包括能力和诚意的信任，而游击战和发动群众是中共素来的强项，八路军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比投入正面战场效能远为充分。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的确也是这样，由于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华北广泛开辟根据地，有效坚持了华北抗战，对中共的生存发展、相应地也对中国整体的抗战持久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对此，毛泽东体会最为深切：“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65]

　　游击战的发动和坚持离不开正规军，抗战之初，中共部队经过了“由正规军分散成许多游击军”[66]的阶段;随着战争的进行，游击队也要逐渐转化为正规军，“这是游击队最光荣的前途”。[67]但是，正规军的加入并不是要其打大仗，抗战开始之初，正规军主要任务是开辟根据地，为持久抗战培植基础，三五九旅政治干部王恩茂日记载，他率部到广灵、浑源开辟根据地时，具体任务有：(1)打击伪军，肃清汉奸，消灭土匪;(2)争取群众、宣传和教育群众;(3)扩大部队;(4)收集资财、筹款;(5)发展党的组织，恢复政权;(6)破坏敌人交通。[68]壮大部队和筹集资财是核心任务。抗战持久阶段，正规军进可袭扰和威慑日军，退可使游击队的党和政权、群众有武力依恃，有效支持根据地的控制。另外，正规军可以培植武装力量，充当游击部队的基干队伍，按照刘伯承的解释：“野战军和军分区兵团，原为军区和军分区的干队，现分在下层，系去帮助组成和强化游击集团者，是因地方武装太弱不得已而采用的办法，在游击集团组成和有力时，则仍收回作本级干队机动或整训”;“在军事上，分队起侦察、防谍、箝制、疲敌、耗敌作用，干队起袭弱、机动、突击作用，实行合量的游击运动战。”[69]可以说，终整个抗战，正规军都是敌后游击战的核心力量，只是在不同的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应该指出的是，上文中刘伯承提到的游击运动战，不见于毛泽东的文本。游击战和运动战两者，既互补又冲突，把握极其不易，一般而言，毛泽东强调的是游击战，前方将领则常从实战出发，不排斥运动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抗战初中期，毛泽东和前方间常常不无龃龉，其间的是非很难简单判定，如果把其放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考察，或许理解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在公开的文本中，毛泽东一直主张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结合，甚至公开辟谣道：“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他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70]不过，在内部掌握的致前方电文中，毛泽东确实更加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甚至常常遏制前方的运动战冲动，毛的这种做法有指导上的顾虑，即作为后方的指挥者，更能盱衡全局，把握军事上的有利和不利;更重要的则是，对毛泽东而言，游击战既是战略，还是政略，游击战不仅仅是战，还是开辟和保护根据地的方式，还是对日坚持的手段、对外宣传的阵地、应付国民党批评的箭垛。由于对日战争不可避免陷入持久，坚持、发展是中共的首要任务，游击战进可攻，退可隐，隐是常态，攻是变态，最适合这样的要求。

　　当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和政略高度时，身处战场第一线的前方将领思考的则可能是另一方向。由于正规军成为游击战争的一员，尤其根据地成为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游击战不再完全是骚扰和小规模的袭击，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不但可能而且必要。这一点，亲身指挥作战或根据地建设的前线指挥者体会尤为深刻：“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鸿沟，而是相互连贯着的。就游击战向正规的运动战发展的过程及其连贯性来看，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干队，就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干支队，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在战术上说，这些基干支队和县区干队辗转会合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进行突击，就等于正规战的突击队，而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则等于它的箝制队，游击队袭击驻止之敌，是向正规战的进攻战斗发展的;伏击运动中之敌，是向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敌我都在运动之中，而我急袭敌人，这又是向非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71]正因此，战争初期，即便像聂荣臻这样坚定执行毛泽东战略方针的前方指挥者也曾经强调要开展运动战：“今天我们的部队已经不是小的游击队，因此指挥的方法也已经不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争。今天需要提高战术，进行正规战的运动战。不仅要在游击战中破坏、骚扰敌人，而且还要有决战的意义。要谨慎地分析敌我的力量而采取英勇顽强的运动战。要在战斗中去锻炼部队，使它能够进行运动战。”[72]在他们看来，既然游击战成为战略，那么运动战作为帮助游击的必要手段，也可纳入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内，百团大战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敌后生存环境的日渐艰苦，加之毛泽东的坚持，中共越来越强调坚定执行游击战的方针，百团大战后尤其如此。1942年，萧克曾经谈道：“要认识今天在敌后主要的战争形式是分散的广泛的游击战争，运动战的可能已大大的减少了;游击战是广泛的分散的，既不能取得轰轰烈烈的大胜利，故必须争取多数的小胜利，由于敌人高度的分散配备，打小仗的机会是很多的(但不是否认在敌人不分散的情况下也有打小仗的机会)。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只想打大仗，总是想把部队集中训练，以便一有机会，就大干一场;这种想法是不适合于今天的斗争环境的。”[73]这大体代表了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正规军的作战冲动，应该服务于游击战的战略和政略需要，这是中日对峙环境下，毛泽东计划的正规军和游击战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

　　五、游击战和总体战

　　抗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等弱点，高举生存智慧的大旗，赋予游击战以战略和政略的双重意义，主要不以战争，而以我之顽强生存，破坏、抑制对手的控制，达到对敌持久、削弱对手的目标。生存追求看起来不是积极的举措，但要在深入敌后的背景下做到，亦非易事，在日军优势兵力包围下，如不具备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超常的生存能力，很可能就是以羊饲虎。真正让毛泽东放手一搏，将正规军投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除了拥有帮助持久的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这“三驾马车”外，还在于他对中共军队的自信，中共武装具有将游击战打成政治经济社会总体战的能力，离开了这种能力，所有的战略战术思考都不免纸上谈兵。

　　游击战应为总体战，有这样的认识并不足为奇，当时一般舆论人士就谈道：“游击战术，不只有其军事的性质，而且有其社会的性质，不只是一种奇兵战，而且是一种社会战。简单的说，游击战术是一种以奇袭制胜敌人的一种全民的社会战。”[74]1936年，毛泽东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以此指导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战争的复杂性、多因素特征可谓如数家珍，总体战对他而言不是太大的理论难题。[75]当然，问题的关键常常不在是不是知，而在能不能行。总体战对武装力量、民众、社会有着极高的要求，并不是所有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完成的。1939年，聂荣臻曾坦率指出：“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由零可化为无)，如甚易，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76]聂荣臻此语，道出了抗战时期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关键，游击战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轻松，游龙戏水、来去自如的背后，支撑着的是中共一整套政治、军事和社会运作机制。

　　中共坚强的政治工作是游击战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彭雪枫谈道：“常遇到一些敌后抗战的朋友们说：‘我们的队伍化整为零倒容易，要是化零为整就不可能了。’那原故就在于不懂或者不愿进行政治工作。有一次某地方部队派出一个连，向敌人游击侦察时，全部一哄而散，不知所终了。这还不足以证明游击部队没有政治工作必会土崩瓦解的血的教训吗?”[77]恰切道出了中共部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关键性区别。抗战之初，为适应国共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共曾于短期内对部队结构做了一些调整，但政治委员制度很快恢复[78]，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从未放松，王恩茂日记记有在部队中开展学习动员的程序：首先是会议动员，经过党支部大会、小组会、支委会、军人大会，传达到每一个人。接着发起竞赛运动，提出一个半月的竞赛条约，大家比着学，期间党员要领导、帮助学习，做学习模范。再是开展反对不愿学习的斗争，鼓励和斗争并进。为检验学习效果，还要有经常性的个别谈话和鉴定、测验。[79]这样成体系的教育、灌输、检查、促进制度，环环相扣，起码在程序上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对于分散的部队，中共尤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规定：“坚决保证每个战斗班排经常有1/3的党员”[80];“小部队党的数量比一般的部队应该增加，最少要达到30%，最好能达到50%至80%。”[81]持续的党的建设和政治训练，风行草偃，的确使中共部队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军事力量，毛泽东曾经在报告中谈道：“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82]毛的这一说法，在王恩茂日记中得到验证，1939年1月在部队开展的一次测验中，战士平均得分92.5分，炊事员57分，党员90.6分，党的干部90分，测验结果，战士成绩最好，素质本应较高的党员干部反而不如一般战士。[83]战士水准的大幅度提高，弥补了一般军队的所谓短板，极大有助于部队整体政治水平的提升，而部队政治教育的核心，又在于造成共产党内部的凝聚力，毛泽东说得很明确：“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此外，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而统一战线倒可放到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内教。”[84]通过政治教育，中共部队多了军人服从天性之外的自觉追随，尽管不是说每个个体都能达到其所期望的政治觉悟，但团体意识、纪律观念、信仰追求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灌输、提升，这是中共武装常可在困境中生存的关键，也是八路军分而不散的关键。

　　下面一段关于游击队组织的总结很能反映中共建军、治军的模式，这些步骤分开看也许没有过于特殊之处，但合在一起就能造就特殊的力量，它们相互联结，构成有机的整体，比较能够反映辩证思维下中共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故引文虽然较长，还是全盘照录：“首先，要从抗日保家来启发阶级觉悟;建立党支部，加强对共产党的认识教育。以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斗争历史说明革命的过程和前途，使部队了解游击队有走向正规军的必要。其次，在部队发展到相当数量时，应加以整理，进行巩固工作。经过洗刷整理后，再求得发展。再次，要慎重处理原有干部，切忌由外面派干部去替换，应培养提拔原有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对因犯大错误已撤职的干部不宜长期留在部队中。派去的干部要能说会干，能文能武，工作踏实，埋头苦干，生活简朴，刻苦耐劳，有英勇牺牲和自我批评精神。干部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与部队同甘共苦，无论是生活、工作和战斗处处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因为部队的模仿性很大。再次(原文如此——引者注)，应充分发扬民主，提高部队的积极性。对集中领导和指挥，要经过民主方式以实例说明只有集中才能提高部队纪律，而纪律的执行也应尽可能采取民主办法。领导干部应不隐瞒缺点，充分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检讨和承认错误。如违反纪律，应请公众给予制裁。”[85]引文最后说到的请公众制裁，不是空口虚言，中共对此有很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冀鲁豫军区的文件写道：“发现坏分子的方法，必须在当地群众中去考查，从战士中去考查很不容易。要经过地方党、群众团体、地方机关，在地方武装中适当地提出口号，发动其内部斗争。对坏分子不要轻易处理。处理要公开地进行战士中的教育，使战士认识坏分子的政治面目，经过相当的准备工作，发动战士中的斗争。”[86]

　　党是军队的灵魂，军队是党的支持力量。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87]八路军进军华北，不仅造就了根据地，造就了武装，还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所谓游击战争的政略，所谓总体战，和这一点都密切相关。

　　除了需要坚强的党和军队外，要和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展开游击战，民众的支持不可或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88]由于抗战的民族自卫战争性质，抗战的群众基础空前良好，朱德分析道：“过去的国内游击战争，我国的人民不是全体都同情的，那时游击队的队员，也只包括工人、农民的成分。现在的抗日游击队，则得到我国无论哪一个阶级的同情与拥护，它的成分包含着各阶层不愿当亡国奴的分子，虽然其中主要的成分还是工农。”[89]游击战要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民众的支持很大程度又来源于游击战争的成效：“游击战争是民众抗日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民众唯一的要求是积极的打击敌人，反对敌之野蛮的侵略来保卫自己，才能成群结队的去参加游击队。如果领导游击战争者忽视了这个要求，便失掉了游击战争的意义，便丧失了自己在民众中的信仰。我们记得发动的最初几天还没有打上敌人的时候，一般的民众终是采取疑心〔信〕参半、敬而远之的神情。一旦壮烈的战斗明朗了，民众不但变疑惧而亲近，且自动的携带武器蜂拥的来参加。”[90]

　　游击战中民众的作用，在平原地区尤为明显。平原地区没有地形的怙恃，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生存困难大大增加。八路军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坚持生存，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获得另外一种依靠，此即前方将领所归纳、总结的“人山”。徐向前到河北不久即发现：“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91]事实上，冀中的成长和人山的帮助就大有关联：“象冀中清河的平原上，敌人只要用重机枪，便可封锁我们的一切活动。可是那里的群众是结成了武装的集团，他们不断的进行惊人的“百连大破袭”;“‘囗囗大破袭’，所以我们在敌人的据点里也能开会。一个地区群众性武装斗争的尺度，就是这一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坚持的尺度。”[92]正是有了民众的掩护，中共才获得活动的广大空间，关向应写道：“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事件：敌人有过两次在我兵团前二三里五六里的前面通过，没有发觉到我们，曾有一个团在敌人两个行进纵队中间行进，亦未被敌人发现，这是说明民族战争在平原上，在广大群众掩护下的特点。”[93]民众潜在的支持、人山造成的事实及中共对自身民众工作的重视和自信，在毛泽东作出展开全面游击战的决策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军的统治状况也是中共可以开展总体战的重要背景。日军兵力不足造成了其后方的广大活动空间，保有交通线完成资源攫取成为日军最低限度的战略目标，游击战和根据地针对的正是日军这一特点，无论是强调“游”的游击战和强调“据”的根据地都不主张正面撄日军之锋，而主张因势利导，灵活机动，保存力量，是战略和政略的结合。对此，黄敬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道出了在敌后游击、持久、生存的不二法门：“当敌要向我大‘扫荡’时，我要报复，使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次我反‘扫荡’即成功在此。使其将来组织‘扫荡’要在外线，减少对我腹地‘扫荡’的严重性。如你长期来找，我就根据地搬家，到你处再开辟。……我不要过分夸张我之力量，使敌觉得坐不稳，使其再增加力(量)来。使敌觉得可以维持下去，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敌斗争至此就很好搞了。”[94]当然，保存自身，不是单纯地避战，不是游而不击，既要谨慎将事，又要针锋相对，这是游击战评判中困惑而又敏感的问题。必须承认，游击战常常体现为小部队的出击，部队分散，指挥员的决心十分重要，不是所有指挥员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准，各地报告都提到：“积极行动打击敌人，这是在群众中建立威信的唯一办法，自卫大队及独立大队成立以来，虽然有几次的同敌人战斗，但积极行动上是特别不够的。有的人便说，友军打仗，我们只游不击”[95];“怕与敌人作武装斗争，避免与敌作武装斗争，不加强注意武装之发展与掌握，苟安满足现状的现象很严重”[96]。因此，要真正发挥游击战争的作用，在持久消耗中不至流于苟安避战，必须“反对逃跑主义。游是走路，击是打仗，游而且击，击而且游，才是游击队的正当动作”。[97]最佳的状态应如晋察冀军区提出的：“在斗争上，应是积极进攻的，但以不过分刺激敌人，不过分消耗自己力量(武装、地方为原则)。既要善于使用自己力量，积极打击敌人，又要善于积蓄与隐蔽自己力量。军事上不可过于突出，也不应单纯躲避。”[98]但这种允执厥中的要求固然无懈可击，付诸实施却不免山重水复，在“游”和“击”之间，由于前方和后方、上级和下级、战略与战术、军事和政治[99]之间的复杂纠葛，存在难以完全消弭的种种紧张关系，这在探讨敌后游击战时不应回避。

　　抗战时期，中共以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为基础，通过党政军民的总体战，成功完成持久作战的目标。无论山地还是平原，中共都顽强坚持，打破了日军完全占领的梦想，使其始终处于敌后军民的抵抗和威胁之下，而中共则在战略和政略结合指导下的持久坚持中不断壮大发展。中共的成功，正如时论指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巩固根据地最重要的一环，没有这种团结，就休想持久坚持根据地。固然没有军队则根据地不能存在，但如没有地方党政民的领导与配合，则根据地也无法存在。”[100]没有军队就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又难以有游击战的坚持，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看起来不无扞格，经过中共系统运作，却能相互咬合，互动互补，而党政军民的一体化又是基础中的基础。中共的这条道路不是一蹴而就，中间有不断摸索的过程，期间机遇的出现、把握及运用、创造，最能体现历史的生动和复杂。中共在持久生存中表现的智慧和能力，既源自一个革命党的积极进取要求，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高度和政党属性相关，还和毛泽东作为政党领袖的军政才能和实用指导密不可分。当中共在抗战中窥察形势、把握机遇、克服困难、一路曲折走向胜利的终点时，离夺取政权的另一个终点，已经并不遥远了。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2] 《中央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原则致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4] 《毛泽东关于与各方接洽中应注意事项及红军改编等问题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17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6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4页。

　　[7]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28页。

　　[8]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转见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10]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42页;杨奎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1] 毛泽东：《巩固河防为目前紧迫任务》(1937年11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21页。

　　[12] 《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巩固河防部署致朱德等电》(1938年3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148页。

　　[13]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的任务及部署致朱德等电》(1937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101页。

　　[14] 《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58页。

　　[15] 《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0页。

　　[16] 《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17] 《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1938年3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77页。

　　[18] 《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1938年3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3页。

　　[19] 《与国民党谈华北军事时注意分两个阶段》(1938年3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7—198页。

　　[20] 《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7页。

　　[21] 《刘伯承师徐海东旅宜位于同蒲路东侧》(1938年3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12页。

　　[22] 关于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发展状况，可参见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3] 《为发展游击战拟划华北为九个战略区》(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4]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1月26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25] 陈再道：《东进冀南》，《冀南党史资料》第2辑，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235页。

　　[26] 黎玉：《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27] 《张金吾关于山东情形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11月26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28] 《毛泽东关于在徐州失守后我军应准备深入豫皖苏鲁四省敌后活动致朱德等电》(1938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29] 《朱德、彭德怀关于解决财经困难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177页。

　　[30] 《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31] 《敌后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1941年11月)，《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32] 从《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可以看出，自从八路军出发到前线后，毛不断向前方发出指令，1938年5月前，只有1938年1月和4月相对大幅减少。1月是农历春节，前线平稳，比较容易理解。4月，毛泽东开始写作并经常到各学校讲课，这也恰恰是他酝酿重大战略转型的日子。

　　[33] 彭德怀：《财政经济政策——摘自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0年9月25日)，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4] 毛泽东：《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8页。

　　[35]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506页。

　　[36] 《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页。

　　[37] 应该指出的是，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中共军队向敌后的拓展，当然还是会考虑后方问题，尽可能保持与自身后方的联系，建立与后方的联络通道，仍是军事上的思虑方向之一。不过，和初期以山西为中心的根据地比，此时的后方联络已经难以完全保障，尤其是山东根据地，相当长时间实际处于无后方状态。后方在此时是可能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38] 《朱德、彭德怀关于解决财经困难问题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177—178页。

　　[39]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页。

　　[40] 《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5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7页。

　　[41] 《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军政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317—318页。

　　[42]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0页。

　　[43] 彭德怀：《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1942年7月15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202页。

　　[44] 《武乡党的简史》，山西省档案馆馆藏，B3—50，第18页，转见赵永强《抗战时期武乡农村社会变动》，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历史系，2006年，第6页。

　　[45] 《集总关于鲁西军队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24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46] 《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4页。

　　[47] 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9年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48]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页。

　　[49] 《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1938年1月)，《朱德军事文选》，第306页。

　　[50]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0页。

　　[51]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52] 杨尚昆：《巩固抗日根据地及其各种基本政策(节选)》(1940年8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83—384页。

　　[53] 彭德怀：《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1942年7月15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03页。

　　[54] 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军事文选》，第372页。

　　[55] 《五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3年8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56]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57]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的任务及部署致朱德等电》(1937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101页。

　　[58]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4页。

　　[59] 《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1938年7月7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2页。

　　[60] 理京、理红整理：《高鲁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61] 《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张文杰、孙建岭主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62] 《毛泽东关于与阎锡山交涉八路军活动地区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26—27页。

　　[63]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1937年9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文献选编》，“抗日战争时期”(1)，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64]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65]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1页。

　　[66]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干会议上报告的摘录》(1940年9月2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8页。

　　[67] 《邓小平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2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68] 王恩茂：《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1938年7月5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69] 刘伯承：《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1941年6月3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

　　[70] 毛泽东：《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0页。

　　[71] 刘伯承：《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年4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卷，第208页。

　　[72] 聂荣臻：《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1938年4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115页。

　　[73] 萧克：《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上的军事报告》(1942年9月12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36页。

　　[74] 丁三：《民众怎样参加游击战》，广州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第26页。

　　[75] 总体战最早为德国人鲁登道夫撰写的《总体战》一书提出。1937年1月，张君劢将《总体战》译成中文出版。总体战的核心含义为：“全体性战争中，为达到民族之最高效率计，其所谓政治，务求以民族生存为唯一目的，而对于国民应责以各方面之任务，亦以民族生存为唯一目的。此各方面之中，当然不可忽视精神力。”(鲁登道夫著，张君劢译：《总体战》，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总体战的概念对应的是现代战争巨大的覆盖性，举凡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乃至精神文化都可纳入对战双方较量的范围，这和中共游击战的思路恰相契合。《总体战》出版后，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37年12月，毛致函郭化若，要其阅读一批军事战略著作，包括：“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其中提到的鲁登道夫《全体性战争论》即《总体战》。1943年，邓小平曾谈道：“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天敌我双方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说明了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1月26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这基本可以代表中共总体战的思路。

　　[76] 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9年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第227页。

　　[77] 《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1939年5月31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142页。

　　[78]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出动后不久，朱德等致电张闻天提出：“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地从组织上得到适当地解决。”参见《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意见》(1937年10月19日)，《朱德军事文选》，第290页。朱提议设立党代表制，全面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原有制度。22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参见《张闻天、毛泽东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致朱德等电》(1937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78页。24日，朱德、彭德怀转发中共中央命令，决定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师政训处立即改为政治部”。参见《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在军队中领导的决定的命令》(1937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80页。

　　[79] 王恩茂：《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1938年6月27日，第196页。

　　[80] 《中共晋冀豫区委军事部关于武装工作的决定与指示》(1938年9月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81] 《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82]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78页。

　　[83] 王恩茂：《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1939年3月2日，第426页。

　　[84] 《毛泽东等关于抗大分校的教育问题致朱德等电》(1939年3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312页。

　　[85] 《关于第九旅的工作》(1942年1月27日)，《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页。

　　[86] 《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张文杰、孙建岭主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二，第64页。

　　[87]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88]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89] 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军事文选》，第343页。

　　[90] 黎玉：《抗战两年的山东纵队》，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第201—202页。

　　[91]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21日)，《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92] 《结束一九四一年，迎接一九四二年——朱瑞政委在干部会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93] 关向应：《论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17页。

　　[94] 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第12—13页。

　　[95] 《五个月的工作报告》(1940年3月1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165页。

　　[96] 《景晓村日记》，1943年12月16日，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渤海分会2012年编印，第411页。

　　[97] 《游击队政治工作概论》(1937年10月16日)，《彭雪枫军事文选》，第48页。

　　[98]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冀中部队各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指示》(1944年1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99] 战争后期，战后中国的争夺成为国共两党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中共有关文件明确写道：“必须使县级以上干部懂得，目前发展隐蔽的武装是与国民党力量的比赛问题，是将来我们与友军争取豫北的决定问题。”(《晋豫区党委对第三地委工作的指示》(1942年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太岳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100] 《集总关于鲁西军队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24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322页。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3-12 10: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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