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吉林亲历记
2019-07-30 14:29:46  来源：江城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无条件投降，敌伪政权倾覆，东北各地一时出现了政治真空。面对这样的形势，政治上敏感的有志青年学生不甘沉寂，要有所作为，便自发组织起来，要为复兴祖国、建设光复了的东北，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在长春市的各个伪满大学的大学生们，以伪满建国大学学生为中心，包括军官学校、法政大学和女子师道大学等校的大学生，联合组织起了“东北青年同盟”。据说在商量做些什么的问题上，由于对时局认识上的分歧，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内部发生了分裂。由于很多人受到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蒙蔽，与国民党领导的“爱国团”(即后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合并，在大经路、二马路另觅地址，成立了“东北青年联盟”;另一部分人则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影响下，在七马路原“日本桥”北侧成立了作为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新青年同盟”，参加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其中有高佩明(即原吉林省委书记高狄)、何庆林(即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可人)、苗崇元(改名苗真、一名田真，1946年牺牲)等三名建国大学八期生。由于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亲自到长春市坐镇指挥国民政府接收长春市，力量比较薄弱的“新青年同盟”便转移到吉林市。

　　长春大学生以这一次分化为起点，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许多人想要上国民党政府的大学继续读书，于是纷纷南下，与在东北南半部的伪满大学生汇合，请求国民党政府接收，并安排复学。国民党政府先在锦州设立了“东北大学先修班”(通称“锦州大学先修班”)予以接纳，随后迁到沈阳(通称“东北大学先修班”)。后来，这部分大学生进入了迁回沈阳的原东北大学。1946年5月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后，留在长春的部分大学生，成立了“长春市大学生联合会”(简称“长大学联”)。国民党政府开办“国立长春大学”后，经过“甄审”，接收了“长大学联”的伪满大学生(还吸收了一些伪满中学生，特别是插入了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复员军人)进入了长春大学。在吉林市的伪满吉林师道大学和“新京女子师道大学”的部分大学生，由国民党政府在吉林市设立的长白师范学院接收复学。以上是当年在东北国统区伪满大学生的三个主要集群。

　　到吉林去的“新青年同盟”成员，通过同学、同乡联系吉林当地的和到吉林的外地伪满大学生以及一些中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正式成立了“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市支部”。这是当年东北青年学生中的一个主要的左翼集群。

　　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初到东北时，先取得了辽南一些地方，吸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当国民党军侵占辽南时，辽南各地的少数伪满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跟随部队撤到本溪，在这里又有一些知识青年参加革命队伍。1946年4月，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后，国民党军大举向北进犯，辽南和本溪那些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跟随东北民主联军部队撤到长春，在长春以东北大学的名义招收了一些中学生。这是当年东北青年中又一个左翼集群。

　　1946年5月，国民党军侵占长春、吉林，东北民主联军北撤，以上两部分青年学生随军北撤，最后到了佳木斯。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文件，指示成立东北大学，作为培训干部的教育机构，校址在佳木斯。与此同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迁来东北解放区后，也设在佳木斯，称为东北军政大学。随军北撤的那些青年学生分别编入了这两所学校，成为最早的学员和东北最早的知识分子革命者。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吸收的最初一批知识分子的由来。

　　东北青年大分化也表现在一起逃难回来的我们几个吉林市的建国大学同学当中。最初，郭雅宽、李松乔和阎希顺都曾经跟那几位建立国民党临时党部的伪建大同学合作过。那个党部被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查封以后，他们去了外地。到10月间阎希顺回来时，穿上了米黄色制服来看我。我问他：这一个多月都在哪里，做些什么?他说：我去了磐石，情况挺复杂、微妙，刚去和后来不大一样，你还不大懂，一时间也讲不明白，反正挺开眼界的。松乔先回来了，我和雅宽都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还是个秘密，往后看你就会逐渐明白的。李松乔没有再跟他俩一起活动。程家胤和我虽然没有再同国民党方面接触，也参加过共产党方面的活动，但在政治上还处在“盲目正统观念”的懵懂状态，一心要在国民政府接收后，继续念大学。

　　在苦闷中与进步同学的接触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百姓盼望着苏联红军尽快撤兵，祖国有人来接收，社会快点步入正轨，大学快点开学上课，我还做着念大学的梦。那时候的市面乱糟糟的，人们的心态都很动荡，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可能自己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书。说实在的，最主要的是还不明白到底应当读什么书才有用，今后上什么样的大学，念完大学做什么?从回到家里以来，半个多月都是这样游游荡荡度过的，时局一时看不到头绪，前途想不准方向，没有出路，心情很苦闷。

　　不久，得到一个消息，原来给我补习过功课的伪满同文商业学校的严石老师，在城里后鱼行胡同成立了名为“峻山文理学院”的补习学校，招收伪满“国高”学生，我和三哥徐德泽会同小学同学赵春仁很快去报了名。这个学院开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四个班，我们都报了国文班和英文班，每周去上四次课。原同文商业学校的国文教员张孝贤老师教国文，严石老师教英文。

　　在这里我又开始接触到进步同学，他们关怀我的前途，纷纷到家里来看望我，帮助我认识时局，解脱苦闷，启发我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家住东关的徐玉福，是我在吉林“二高”同班学品兼优的同学，人特别诚实可靠，四年里一直当班长，1944年考入伪满建国大学第七期，是我在建国大学的上一级学生。他最先来我家，知道我还想念书，一时没出路，心情很苦闷，就劝我说：何必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样苦闷，可以到外面去接触新世界。他告诉我，有几个伪建大的同学，在东关大马路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有人讲课，还有图书室，有不少进步书籍看，都是咱们认识的同学，有时间可以去那里参加活动，接触新思想，开开眼界。

　　刘凤翔家住西关迎恩街，家里开了一个跟我同名的“德源香坊”。他是1944年吉林“三高”毕业的优秀生，1945年入伪建大，是我在伪建大的同期生，在建大同学半年，彼此很要好。他也到家里来看我，不仅跟徐玉福几乎讲出同样意思的话，还更具体地告诉我，我们同期的建大同学高佩明、关镒(曲程)、苗崇元都参加了东关那个文化补习班。他们希望我也去参加学习，跟他们一起参加进步活动。

　　王振淮和程家胤也知道了徐玉福和刘凤翔说的事情，他俩都来跟我商量。我们确定先去看一看，是不是参加，看情况再说。就在刘凤翔第二次来家里动员我的时候，我俩一起去找了王振淮。王振淮推说有事没有同行，然后我俩去城里找程家胤，三人一起去东关大马路的文化补习班。

　　这个补习班设在从小东门到大东门之间的大马路的路东一所外罩白色瓷砖的三层大楼里，原来是伪满的一个日本什么机关，光复后空下来。整所大楼里人很少，刘凤翔领我们进了二楼一个宽敞的大房间。室内是教室的摆设，前面是讲台和黑板。高佩明正站在讲桌后面讲课，教室里有上百个课桌，只稀稀拉拉地坐了不到十个人听课。跟高佩明虽然是光复后初次见面，因为他正在上课，只是彼此点头打个招呼，就坐下来听课。听得出来，讲的是中国近代史。后来在街里书店买到了一本小三十二开本的书——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看了看，跟高佩明讲的差不多。

　　下了课，高佩明很庄重地跟我们见面，他讲的话都是跟一般同学不同的新鲜观点，主要是不要盼中央来接收，我们自己建设自己的东北。那一次没有见到关镒和苗崇元。几天后，我自己又去过一次，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讲社会发展史。因为以前没有读过共产党的书，那些新观点我听不大懂。

　　那时候，我感觉到从这些进步同学那里听到的话，跟共产党说的一个样，判定他们肯定跟共产党有关系。那时我政治觉悟还不高，从跟这些进步同学的接触中，我开始思索一个问题：共产党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吉林市?

　　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人

　　10月初的一天，治安维持会来了通知：10号在北山下旧炮兵营操场开“双十节”庆祝大会，要市民们踊跃参加。那时候，刚刚知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孙中山的革命党推翻清朝的开始，是中华民国国庆日。

　　这次大会跟上一次欢迎接收大员的大会场面差不多，先是治安维持会的人讲话，接着是一位苏联红军少将讲话，讲了一些苏联红军是东北人民的解放者，苏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之类的话。最后主持人宣布请中国共产党代表讲话。因为这个宣布突如其来，会场上一片骚动，加上麦克风不大好使，这位共产党代表的话听不大清，主持人没有介绍是本地人士，还是从哪里来的。后来研究这段历史，据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信息，当年在那次大会上讲话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刚刚成立的中共吉林特别支部书记李维民同志。张玉珩在《中共吉林特别支部的重建及活动》一文中说：“1945年10月10日，吉林省地方治安维持会在北山体育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光复大会’，在苏军政治部的支持下，李维民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史以来首次在公开场合与吉林市民见面……” 张文所说有数万人参加大会，不确，实际参加的吉林市民众是几千人。

　　“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

　　大约是11月初，阎希顺来找我，要我去参加在原吉林市公会堂召开的一个会议。我当时对政治活动不怎么了解，没有多少兴致，只是为了同学关系前去参加。那是正式成立“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的大会，参加者都是同龄青年，有五六十人。其中有建国大学七期的徐玉福、阎希顺和八期的刘凤翔、关镒、程家胤等。会议先由一位负责人做吉林市青年工作和筹备工作报告，然后有几个人做讨论发言。接着宣布和讨论选举办法，然后选举产生了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我只参加了成立大会，但没参加投票选举，以后也没有再参加其他活动。

　　第一次看见八路军

　　11月间，我去市场在后鱼行胡同道边，看见了一个穿着浅黄色长棉袄(俗称“二尺半”)、戴无毛皮护耳的棉帽子、打着绑腿、脚穿民间棉布鞋、手持步枪站岗的军人，枪口上还揷着一面彩色纸的小三角旗。多次路过都看见那里站着这样的军人，既不跟人们搭话，也不移动，只是成稍息姿势站在固定位置。我有些好奇，想知道是什么军队的。

　　看见附近的人跟这个岗哨的军人低声说过话，我就过去问那人：“这个大兵站在这里做什么?”答说：“是从山东过来的十一支队的，在这里扩兵。”我明白了，既然是从山东来的，肯定是八路军。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往后，在城里粮米行和河南街，在西关柴草市等地也都看见这样站岗的军人，再跟我那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学、“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等等联系起来，我判定共产党、八路军早已到了吉林市。

　　政治舆论的转向

　　刚刚光复那一两个月，伪满后期开播的吉林放送局(市广播电台)一直没有恢复播音，收音机里只能收听到长春的广播，汉语新闻节目播送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消息，也转播北平的新闻节目。记得曾经连续播送过一篇劝告平汉线一带民众停止拆毁铁路的文告(后来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国民党及其政府运兵进攻解放区，组织平汉线一带的军民共同拆毁铁路，报纸上刊登过新闻照片)，还播送过国民党军将领李宗仁、傅作义、孙连仲等到北平和北平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等新闻，以及被国民党当局收编的汪伪政权伪军孙殿英、庞炳勋部进攻解放区、八路军的消息等等。特别是每天多次播送俄语节目，每次半小时。

　　大约是11月间，忽然听到吉林广播电台的呼叫，开始恢复播音，每天和每次播音的时间都不长。虽然也播报一些国民党方面的消息，但也播送一些对时局的评论，跟长春台播送的口径不完全一样，也广播治安维持会和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文告。过了些日子，反复多次播送过吉林市公安局的文告，是关于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盗匪、收缴私藏武器的，署名是局长王效明、副局长段大吉。从那跟国民党官方文告不同的用语和口气来看，人们觉得好像不属于国民党方面的。与此同时，原来作为治安维持会机关报的《吉林日报》刊登的新闻和消息也发生了跟广播电台一样的变化。于是有人说共产党、八路军到吉林了。

　　形势越来越明朗。吉林广播电台再也不播送国民党方面的消息，而是批评国民党及其政府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只自己接受各地日军投降和接收敌伪政权，不准抗日民主政府这样做，压制民主，限制民主人士的活动等等。从那以后，播报的重要新闻记得有1945年11月以来发生的国共斗争的一系列事件：国民党特务在哈尔滨水道街暗杀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张寿钱(即东北抗日联军李兆麟将军);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血腥屠杀西南联大学生;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同时发布停战令;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特务在重庆野蛮殴打郭沫若、李公仆等民主人士;为了制止内战成立了国(张治中)、共(周恩来)、美(马歇尔)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等。一时间似乎看见了停止内战的转机。但为时不久，电台和报纸都传出了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大量向东北调集美式装备的军队，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新解放区等一系列消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市支部

　　1945年深秋，有消息说在吉林已经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支部”，领导人叫高景芝(女)。消息很快传到我家，二姐徐韵琴在原伪满“女高”的同学来跟她说，他们在伪满“女高”的同期同学龚连娣(已改名龚谛)，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支部”。

　　从成立“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到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支部”，是共产党领导吉林市青年运动的发展标志。我只跟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里的老同学有一些接触，仅仅参加过那一次成立大会，没有跟青年团支部的人联系过，不知道这两个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从新青年同盟转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这个团支部跟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一样注重团结青年。过了些天，龚谛捎信要二姐到她那里去玩儿，二姐开始跟这个团支部发生联系。到1946年春季，经过几次联系后，龚谛动员二姐出来参加工作，介绍二姐到吉林市青年干部训练班去学习。二姐在那里新结识了一位共产党女干部，曾经求二姐给她做过一双带带儿的黑布面夹鞋。

　　我知道的那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吉林青年运动的一件大事是1946年纪念“五四运动”的学生游行。那时候一些原有的学校业已复课，共产党还在吉林建立了新的学校——中苏公学，我幼时家里房户小学教师关万鹏(字扶九)的大儿子关晓东入了这所公学。

　　吉辽边区纵队及“边币”

　　就在我在街上看见站岗的八路军以后一些日子，街面上张贴出了新的布告：《吉辽边区纵队告吉林市民书》。记得布告大意是说：抗日战争胜利，本军进驻吉林市，接收主权，建立吉辽边区政府，发行边区货币，与现有货币等价流通……并且宣布了一些政策。布告落款是吉辽边区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署名有好几个人，记得有周保中、吕正操、滕代远、张学思、袁任远、曹里怀、王效明等。因为此后吉辽边区纵队多次发布告示，所以我记得一些边区纵队领导人的名字。

　　“边币”上市后，流通量逐渐增大，红军票逐渐减少，到1946年春季，基本上不见了红军票。

　　徐德源(作者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已93岁高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8-05 11: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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