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概述
2024-08-21 15:27:18  来源：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是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了这个根据地的工人运动。第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边区工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建设边区，支援抗战，为夺取抗日救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边区工人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1935年到 1949年，14年来，陕甘宁边区各级工会干部积极带领边区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创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积累了在人民民主政权下，开展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为陕甘宁边区的党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它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是中国西北边陲的穷乡僻壤。这里“地瘠民贫”，没有大工业，连手工业也非常落后。生活在这里的工农群众，祖祖辈辈终年劳作而不得温饱。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陕西的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等工农起义，点燃了西北高原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开始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1931年以后，先后建立了陕甘边(包括关中)，陕北(包括神府)的两个苏维埃政府。从此开始，在政治上推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了分配土地、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在文化上开始了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在军事上普遍地组织和武装人民，坚持开展了革命的游击战争。

　　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方军阀的极大恐慌。1934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陕北红军、游击队和工农群众团结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1935年2月，陕北和陕甘边两个特委在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根据地。工委书记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曾任照金根据地修械所所长)担任。在惠未到职前，由雇农出身的崔田夫代理。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总指挥部，谢子长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任军委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这两个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

　　1935年春天，蒋介石又对这两块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我主力红军与游击队两万余人，在反对敌人的这次“围剿”中，转战八百余里，解放了许多城镇，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红色区域扩大到北迄长城，南抵北山南缘，东临黄河之滨，西接环江之岸，共13个县。

　　1937年7月间，蒋介石再次纠集了十多万人马，分五路向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企图消灭西北这块红色区域。刘忠丹率领工农主力在清涧、绥德、横山一带给敌人迎头痛击，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正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和程子华同志的率领下，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冲破敌人重重围攻，转战数千里，经陕南、关中、陇东等地，于9月 15日到达延川，与陕北红军会合。9月17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并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两支红军合编后，在甘泉的劳山和鄜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漂亮仗，消灭敌人一个师和四个营。

　　正在节节胜利声中，边区又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摧残，发生了“肃反”扩大化事件。这次肃反，他们将刘志丹、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等一百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扣押起来，其他营以上的军队干部和县以上地方干部许多人也被逮捕。使党政军的领导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突破敌人无数次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红十五团会师，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仗，歼敌一个整师和两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使边区的形势为之一新。接着，毛泽东同志又着手解决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给刘志丹、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刘景范和马文瑞等同志一律平反，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为了统一和加强对西北苏维埃的领导，使各省苏维埃运动更快的发展，遂于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重新把西北革命根据地划为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等5个行政区域，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加深，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

　　1936年12月，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西北军，同意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遭到蒋的拒绝。12日，他们便联合行动，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我们党正确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共同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被迫停止。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抗日，1937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改变苏维埃制度为人民民主制度，将苏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列入国民政府统一管辖的行政区划之内，并停止没收和分配土地。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为了进一步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中共中央决定，9月6日将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时，边区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的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自西至东约八百里，自北至南约九百里;面积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约为二百万人。以后，由于蒋介石连搞了几次反共磨擦，又侵占去了几个县，人口减少到一百五十万人。

　　在边区政府成立的同时，陕北工农红军和留在南方几省的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八路军先后进入五台山，太行山和晋西北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晋东南和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以后又分兵东进，先后建立了冀鲁豫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挺进华中、华东敌后，先后建立了苏南、淮北、苏中、苏北、豫皖苏、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根据地。从此，陕甘宁边区就成为我们党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在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努力把这个过去在政治上黑暗、经济上落后的陕北，建设成为全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最进步的地区，成为新中国的雏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陕北工人运动

　　1924年以前，整个陕北没有工人群众组织，只是在榆林有几个封建行会的组织。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绥德建立了秘密组织，开始组织和发动陕北工人、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5年，在震撼世界的“五卅”反帝革命风暴影响下，陕西工人、学生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积极的斗争。九月间，西安工人捣毁官坤包办的省工会，成立了西安总工会。这一时期，在绥德也成立了木器业、铁匠业、石匠业、砖瓦业、泥木匠业和担水业等几个工会。到了第二年秋季，职工会在陕北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了。盐滩、炭窑、私人工厂和作坊的工人，也建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从此，陕北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驻陕的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①也走上了追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道路。他配合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陕西。国民联军中的共产党人被押送出境;农村的“农民协会”被解散;城镇的各业工会被封闭，大批的党群干部遭到了逮捕和屠杀。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以后，党的活动转入农村，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陕北保存下来的工会干部，也都转入乡村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在城镇组织“工人之友社”，在农村组织“农民之友社”，在军阀的部队里组织“士兵之友社”等半公开的革命组织。他们发动工人和雇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利用农村的古庙会和鲁班会，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和反动军阀的罪行，抵制苛捐杂税;他们派工人(共产党员)到军阀部队里搞兵变，拉出队伍来壮大我军的武装力量。在关中地区的工人，也有不少人深入到陕甘边的农村参加游击战争。如桂生方、惠子俊等人，到耀县照金根据地去创建红军修械所，为刘志丹的部队修理枪支，复装弹药，生产地雷和手榴弹。以上这些都是为后采在陕北、陕甘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反动军阀和地主豪绅的残暴统治，也由于我们有些同志认为陕北和陕甘边的工人数量少，不能组织工会，组织起来也没有多大作用。因此，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工会组织一直没有恢复起来。

　　1935年3月，陕北和陕甘边两个革命根据地合并为统一的红色区域以后，恢复工会组织的时机日趋成熟。7月间，中共陕北特委把重新筹备工会工作的任务，交给特委委员高长久同志，并且从党校和团委调来几个同志，共同做陕甘晋省工会的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主任是高长久，组织部长马汉三，福利部长刘俊杰，青工部长惠云伍，女工部长王秀卿，秘书兼文教部部长肖彩峰，

　　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地处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封建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地理环境影响，自然灾害频繁。革命前，这里的人民又长期遭受着封建军阀和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本来就很落后的农业经济更加衰退，在这种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这里根本谈不上近代工业，仅有的一些家庭纺织业及小手工业作坊、盐池、炭窑等也日趋停滞、凋敝。工人阶级队伍主要由雇农、店员、手工业工人及交通运输工人组成。

　　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成立以后，首先抓的第一件事，是着手研究在苏区如何组建工会的问题。经过认真学习和调查研究，还是初步弄清了苏区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制定了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会和苦力运输工会章程。这几个章程发下去不久，各县、区、乡都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1935年10月发展会员达一万余人。

　　大约在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的第五天，刘少奇同志就召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的同志开会。会上经过讨论，成立了“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刘少奇担任执行局委员长，高长久担任组织部长(兼陕甘晋省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长，朱学辉任国家企业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福利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长。为了交流工会工作的经验，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问题。11月初，又在瓦窑堡召开了第二次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全总西北执行局的全体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讨论和修改了工会的章程，起草了“工会选举法”，决定了把“陕甘晋省工会筹备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委员会”。全总西北执行局和陕北省工会筹委会合署办公。从此，陕甘宁根据地的工人运动开始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1936年2月20日，在瓦窑堡召开陕北省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陕北省工会，高长久被选为委员长，管瑞才为国家企业部长，王秀卿为女工部长，刘呈云为秘书长。

　　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成立以后，他们抓的第二件事，是动员工人努力生产，参加红军，支援前线。红军到达陕北后，正值隆冬季节，红军战士和干部都还穿着薄不禁风的破单衣。工会就发动全体工人和所有城镇的妇女，组织缝纫队，赶制棉衣、棉鞋。就这样，不到一个月，使红军战士全部穿上了棉衣和棉鞋，党政军一部分高级干部，还穿上了羊羔皮大衣。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中共中央早就提出为创建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的口号。1936年初，中共陕北省委提出了在3个月内完成扩大四千红军的计划。同年2月5日，陕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向清涧、延川、子长、延安、靖边、绥德、延长等地发出通知，提出动员六百多名工人参加扩红的任务。要求各县工会要保证完成和超过。陕北省工会还派出干部深入各县区做扩大红军的工作，迅速掀起了工人参加红军的高潮，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的动人景象，胜利地完成了省委给予的扩红的任务。

　　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成立以后，他们抓的第三件事，是组织成立黄河水手工会。1935年11月初，在陕北省第二次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其中提出在边区成立黄河水手工会的任务。他强调，成立这个工人群众组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陕北省工会筹委会立即向沿黄河(从绥德枣林坪到宜川)各县工会发出通知，要求迅速清查统计黄河水手数目和组织状况。不久，他们便在瓦窑堡召开了黄河水手工人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黄河水手工会委员会，下设若干分会。当时黄河水手工会有会员约五、六百人，组成若干小组，每组9至14人，摆渡一只大船;还组织若干支武装游击队，配合河防部队巡逻沿河岸线，防御敌人的侵袭与破坏，并向河东境内进行地下工作，黄河水手工会是陕北省工会的一个部，也称水手工人部，它是陕北一个很坚强的工人组织。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后，为了推动全国人民武装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红军人民抗日先锋军，准备渡河东征，开赴华北与日直接作战，1936年元月，党把造船和船工的征调选拔任务，交给了黄河水手工会。周恩来同志亲自作计划和安排;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浩同志亲临河沿检查造船的情况，掌握造船的进度。1936年2月，黄河水手工人先后造出大船20多只，提前完成了任务。2月20日晚，陕北的工农红军主力在20多里长的黄河水面上强渡;英勇的黄河水手利用简陋的木船、羊皮筏子，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两万多红军，安全地运抵黄河东岸。

　　蒋介石闻讯十分恐慌，急调重兵十几个师约三十万人，入山西堵截红军。我党为了团结抗日，同年四月又命令东征的工农红军回师河西。四百多名黄河水手不停地摆渡了七天七夜。把他们又接回陕北根据地。

　　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成立以后，他们抓的第四件事，是集中力量研究和制定苏区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作用。陕北省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中共中央和陕北省委非常重视。李维汉②林伯渠③邓振询④郭洪涛⑤马明方⑥等同志参加大会，并且就目前形势与职工任务;工会与苏维埃政权和农村贫农会的工作关系;动员工人努力生产，支援战争;改善人民生活福利事业，巩固扩大工会组织;加强教育工人等问题分别作了重要报告。

　　1935年11月27日，刘少奇同志在《斗争》第15期上发表了《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一文，论述了根据地工会工作的正确方针。12月13日，全总西北执行局和陕北省工会筹备会向全体会员发出号召，提出八条任务，要求会员用全力来实现。同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其中对工人运动又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了“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不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求“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争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193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作了《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要求苏区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督促和帮助工会完成工作任务。1936年3月27日，陕北省工会作出了关于苏维埃国家企业工会工作的决议。1936年春，刘少奇同志调中共北方局工作，由刘长胜同志担任全总西北执行局主任。×月，全总西北执行局提出了《职工运动的原则》(草案)，具体的规定了职工运动的路线、斗争目标、组织任务、斗争方法和斗争纲领等等。1936年9月，全总西北执行局给省县工会的信，提出工会在实现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必须注意的问题。1937年3月3日，全总西北执行局又作出了“关于改善目前工会工作的决议”。

　　在这些讲话，文章和决议中所阐述的边区工运方针和任务，都有不少新的提法，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是：第一，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性质任务与作用。刘少奇同志在文章中说：“在苏维埃区域，工会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是党的路线在农村中最可靠的传达者。”并且明确地指出：党在乡村中进行的工作，应该首先领导与教育雇农与工人。这是“党在乡村中的基础，是党的基本工作，因此，必须组织他们的工会，在工会中团结、组织与教育他们。”陕北省工会一成立，就全力着手自下而上的建立各级工会组织，吸引每一个苏区工人和雇农加入工会。第二，要为巩固与发展苏维埃企业而斗争。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工会“应教育工人以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工会要号召工人为国有企业增加生产，增加工作速度，改善工作技术，节省工厂的材料。”第三，坚决贯彻根据地的总方针，在边区以至全国范围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骨干。工会一切工作都要根据和适合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都要为胜利完成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而斗争。第四，要贯彻执行正确的劳动政策，维护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但必须注意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上，在民族抗战的利益下面，谋得工人生活的改善。第五，把训练工会干部当作经常的任务。同时，也要协助党和政府提拔最好的工人，去参加国有工厂的管理，要与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及工人中的坏分子作斗争。

　　1936年6月，蒋介石再次下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进攻陕北工农红军。为了团结张学良一致抗日，我党于6月21日主动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陕北省工会撤退到安塞县谭家营，由惠子俊担任陕北省工会主任，随中央在安塞、保安(后改为志丹县)一带开展工人运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13日，全总西北执行局和陕北省工会随党中央迁到延安。这时，陕北省工会由高长久担任委员长，刘泽西任组织部长，李子厚任劳动保护部长，乔鼎铭任秘书长。同年3月，我党为了坚持国内和平，与国民党团结抗日，自动将陕甘宁苏区改为特区，服从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6月19日，全总西北执行局举行干部(包括陕北省工会干部)联席会议，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委会。主任由全总西北执行局主任刘长胜兼任，组织部长刘群仙，劳动保护部长廖似光，文教部长刘呈云，秘书长王惠民。原下设的省工会都改为分区工会。陇东分区先后由管瑞才、肖彩峰、张文辉、杨岐山等同志任主任。关中分区工会由高长久同志兼任主任。东地区工会由刘泽西任主任。延安市总工会由田茂华、陈惠民、师光生、肖洪启任主任。

　　总之，陕北省工会的恢复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成立以后，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以后，边区总工会又发挥了其中最宝贵的经验，来动员边区工人参加抗战和边区工业建设，来赞助全国工人统一的运动，使之成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支柱，为动员和组织边区工人群众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作了准备。

　　①在中共党员邓小平、刘伯坚等同志的帮助下，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于“五原誓师”兵分两路进入陕西。同年 12月初，刘镇华的军阀部队全部被赶出陕西。广大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②李维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③林伯渠：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

　　④邓振询：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劳动部长。

　　⑤郭洪涛：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⑥马明方：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

　　⑦《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

　　边区总工会的成立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3日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根据国共协议，九月六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在此期间，刘长胜、刘群仙、廖似光等同志先后调往江苏、湖北等地工作，全总西北执行局名存实亡。

　　1937年8月，边区党委为了加强边区工会工作，派毛齐华同志任边区总工会临委会主任，管瑞才任副主任。刘呈云任组织部长，李子厚任劳动保护部部长，卢正义任文教部长，高长久任抗战动员部部长，刘子载任秘书长。1937年11月26日，边区总工会召开临时执委会议，成立了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毛齐华同志任筹委会主任，抓紧进行筹备工作。1938年4月17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毛齐华同志作了题为《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工作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就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边区总工会章程和战时工作纲领，并且发表了大会宣言，正式宣布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边区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工人群众组织的统一，从而使边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次大会上，通过选举产生了37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执委：毛齐华、正义、管瑞才、高长久、刘子载、施光生、廖似光、白文生、高树林、刘群仙、刘呈云、张如洲、徐金林、李子厚、刘遐令、张文辉、肖彩峰、安玉英、冯如珍、李世臣、杨岐山、旷坚、田茂华、高玉林、易清元、张有福、刘泽西、鱼涌泉、纪志林、祝志澄、高风山、林仲丹、沈镇衍、方占库、张学文、蔡寿彬、刘德林。候补执委：白彦臣、袁海根、孟宪荣、杨生辉、任仲标、杨万清、王化纯、薜兰彬、罗代周。

　　24月，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齐华、管瑞才、正义、刘呈云、刘子载、高长久、李子厚、白文生、张如洲等为常务委员。推选毛齐华为主任，管瑞才为副主任，刘呈云为组织部长，卢正义为文教部长，李子厚为劳动保护部长，高长久为抗战动员部长，刘子载为秘书长，白文生为巡视团团长。

　　1938年10月，党中央为了加强全国，特别是对各根据地工运的领导，以张浩(即林仲丹)为主，成立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筹委会。1939年4月24日，中央职委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成立，由康生任书记(1939年12月为邓发)，张浩任副书记(1942年3月逝世)，刘少奇、陈云、孔原、朱宝庭、刘大超、李卓然、乐少华、高长久，1942年后增加了李颉伯、马纯古等任委员。中央职委经常直接指导边区总工会的工作。

　　边区总工会一成立，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民族解放斗争的使命，把“一切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和巩固边区民主政权”，当作边区工人运动的根本出发点。边区工人在各条战线上，都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为保卫边区、建设边区，支援抗战而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创造了许多英雄业绩给全国人民作楷模。

　　边区总工会在筹备过程中，首先，把边区的工人群众全部组织起来。在边区所有城乡和乡村，都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工会，对工人进行政治、军事和文化技术的教育，培养出一支有觉悟的坚强的工人阶级队伍。据1937年12月统计，全边区已经成立的县工会20个，区工会116个，乡工会546个，加入工会的手工业工人、农业雇工和商业店员共四万八千余人。1938年，公营厂矿企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也成立了10个工会，加入工会的产业工人五百多人，他们在抗战动员的各项活动中，都起着先锋作用。如在农村中，雇工积极地交付救国公粮，带动了各个乡村的农民群众。本来政府预计1937年征收一万担谷子，结果收了一万五千多担糜子，超过了原定计划的一半以上。边区各业工人也自动参加自卫军，他们一面坚持生产，一面参加锄奸剿匪活动。1937年底，一次就有五百六十多名自卫军优秀指战员，主动参加八路军和警备部队，开往前线作战。

　　边区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以后，在政治上取得了主人翁的民主权利，有权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和管理边区的大事。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参议会召开时，在145名参议员中，就有不少优秀工人。工人参议员的产生，完全是由工会主持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到第二次参议会改选时，有更多的工人被选为参议员。据统计，边区一级的有23名，县一级的有 49名，乡一级的有1470名。也有不少工人参加了政权工作。在边区政府各厅、局和县政府中，都有各级工会委员担任重要职务。在工厂里也有不少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任是由工人当中提拔上来的。如乐少华、郝希英、周鉴祥、杨长春、吴生秀、祝志澄、栾佩章、金直夫、彭光伟、李平、邵井蛙、林超、沈信祥、王保华、徐宏文、吴金柱等。在边区公营工厂中的行政、党支部和工会，共同组成三人委员会(或叫“三人团”)，共同决定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工厂的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工人讨论，然后采纳工人好的意见，从而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边区总工会成立以后，便积极开展工会组织建设工作。边区工人运动是1937年才开始发展，工会组织大多数是在极短时间内自下而上“搭架子”组成的，组织庞大而松散。发展会员采取登记式，组织不够纯洁，群众基础薄弱。边区总工会从1938年4月后，就着手整理和巩固工会组织。其组织形式是按照产业、职业和地域来组织，如印刷厂、机器厂、摩托修理厂、油厂和泥水、木匠、铁匠、店员、雇农等都分别成立工会。产业和职业工会各有自己系统的联合组织。不论是产业、职业和地域的工会组织，最后均统一于边区总工会领导之下。各级工会成立后，1938年9至12月，便对会员清查与统计。有的区、县工会派干部下农村一个一个的进行登记。

　　1939年3月10日至15日，边区总工会在安塞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据统计：这时边区总工会有县工会20个，区工会120个，乡工会648个，工厂工会11个。

　　1940年4月22日，边区总工会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由于边区总工会因为清洗了部分成份不纯的会员，会员有所减少，但工会各级组织有所增加。当时有县工会20个，区工会128个，乡工会678个，工厂工会16个。由于毛齐华、管瑞才等同志调离，会上推选高长久为主任，肖彩峰为副主任。调章萍、张力克、郗占元等同志任劳保部长、文教部长和秘书长。

　　1941年4月11日至21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四次执委 (扩大)会议。自上届执委(扩大)会召开一年来，由于在反摩擦斗争中建立了10个县的工会组织，旧地区也吸收了不少新的工人入会，加之边区工厂的大发展，这时会员总数达到54，969人。县工会发展到30个，区(联保)工会196个，乡(保)工会1，223个，工厂工会61个。

　　1942年5月5日至9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据统计，这时有会员56，954人。有分区工会4个，县工会30个，区工会合并为61个，乡工会合并为1，112个，工厂工会70个。

　　1943年5月17日，边区总工会精兵减政，与青救会、妇联会合署办公，成立抗联会。农村各级工会亦并入抗联会，主要由抗联会领导。边区总工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工会转入工厂工会。这时边区总工会原主任高长久因调建设厅工作，改选崔田夫为主任兼抗联会主任。

　　1944年5月1日至25日，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共同在延安召开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由于工厂职工的增加及原有执委的减少，大会于24日补选沈鸿、陈振夏、赵占魁，崔田夫、李颉伯、马纯古、章萍、郗占元、吴生秀、金直夫、张健、刘考生、孙云龙、曹国兴、李凤莲、袁广发、刘安治、郝作明等18人为边区总工会执委，使执委总人数达到49人，候补执委7人。会上还推选7名常委负责日常工作，主任崔田夫，副主任肖彩峰。这时，边区总工会已拥有会员60，956人(其中产业工人达12，538人)。有分区工会4个，县工会30个，乡工会1，057个，工厂工会68个。

　　边区总工会从开始筹备就注意了培养工人干部和培训工人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摧毁了我国许多工业中心和铁路干线。战区的工人至少有百万人以上失去了工作，陷于流离颠沛和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他们之中不甘做亡国奴，强烈要求参加抗战，驱逐日寇。可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顾广大工人的要求，对失业工人的生活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拯救这些失业工人，培养工人干部，吸引工人群众参加革命队伍，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党中央派曹瑛、章萍、张健生等同志到武汉、西安等地招工。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筹委会负责人张浩领导，先后在陕西泾阳安吴堡、延安柳树甸，桥儿沟等地举办了工人学校，即安吴青训班职工大队、抗大二大队、延安工人学校，中央党校职工班等。工人学校吸引了大批的全国和海外华侨职工，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在这所学校里，造就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和工人运动的人材。这对当时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边区的经济建设乃至建国后全国的工人运动、工业建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战争，1937年11月，边区总工会筹委会就发起组织边区工人合作社。从1989年3月边区总工会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工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手工业工人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工场和作坊，大量吸收外来的失业工人和边区内不劳动的人(主要是吸大烟的)参加生产。在这次会上还作出了《关于农村雇工工会的决定》和《关于工人合作社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雇工工会和发展合作社事业的方针任务。

　　边区原来没有合作社，只有个别的“合伙生意”的组织。边区的合作事业，从1935年底才开始创建，当时在许多区乡都建立合作社，但基础不巩固，曾经一度处乎停滞状态。1938年春，边区政府开始提倡发展生产合作社。边区总工会成立后便进行艰苦的工作，使边区的合作社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据1938年统计，边区共有生产合作社45个，消费合作社171个，还有医药和信用合作社130多个，运输合作社也相继成立。这些合作社在边区充分显示了它们的重要作用，成了边区人民出产、交换和分配的一个中心，沟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经济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区军民必需品的供应。据在抗战初期统计，纺织合作社组织手工业工人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农村纺妇所生产的大布，要比公营纺织厂所生产的布匹高出一倍以上。由于边区手工业和合作事业的发展，为以后发展公营和军需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善工人生活，巩固工人既得利益，也是边区工会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村的雇工都分得了土地，但耕牛、农具和粮食都十分缺乏，生活还很艰难。1936年“双十二”事变以后，我党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陕北的统战工作正在开始，地主豪绅逐渐回来，又收回土地，追还旧债，雇工处境更加困难。外地手工业工人流向边区，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也成了重要的问题。1937年7月17日，中共边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明确地强调：“我们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一方面动员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在改良技术，增加生产中，改善工人生活，其他方面要利用政治法纪保护工人既得利益”。各级工会都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边区党委的指示，想了好多办法解决工人吃的问题。如组织雇工和失业工人种早粮和瓜菜，调剂春荒;以组织人力耕耘的办法，解决春播缺乏耕牛的问题;神府地区水手失业，工会便募捐粮食给救济。蟠龙镇有四五家铁匠没办法开炉，工会多方交涉，向政府和修械所借钱，帮助他们开了工。在巩固工人既得利益方面，工会主要是根据边区政府的法令，发动工人群众，反对地主、豪绅索偿土地和旧债。仅固临县经重新要回的土地就有2300余亩。工会过去要求私方给雇工的工资、生活福利待遇过高，如有不实行便批判斗争，甚至罚款，使一些私人作坊亏损而停办，工人失业。边区总工会成立，便逐步克服这些过“左”的作法，坚持从抗战的大局出发，既希望雇主相当让步，也说服雇工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在这个时期，由于合理解决劳资纠纷，雇主办作坊积极性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高了，作坊办好了，雇主收入多了，工人的工资也都提高了。与1935年相比较，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泥木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

　　同时，边区总工会成立以后，还重视了战时工人文化教育工作。如在工人集中的地方(城镇和工厂)成立了夜校，农村雇工比较分散，就成立识字组。由于广泛的组织学习，便逐步地改变了边区工人文化落后的面貌。据1939年3月的统计，产业工人有四分之三能识字，有些区、乡干部能写简单的报告，乡村工人识字的也比以前多了一半。此外，各地还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到1939年3月，不少乡工会都有一个俱乐部。据延安县统计，共有俱乐部37处，办得好的是印刷厂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边区战时工人文化教育是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广大工人群众克服了一切困难，为神圣的抗日事业、为中国革命和边区的建设，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和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总之，边区总工会成立的前后，坚持了“一切为了支援抗战和巩固边区政权”的方针，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不仅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赞扬，而且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高度评价。

　　大生产运动中的工会工作

　　边区的工业原来没有基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党制定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积极发展边区工业。1938年筹建了难民纺织厂，接着建立了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八路军制药厂，扩大了石油厂及印刷厂。同年2月，上海工业家沈鸿带车、铣、刨、钻等十部机器到延安，与原有的修械所等合并，筹建了工艺实习工厂。由于军事工业局局长李强和总工程师沈鸿、钱志道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军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边区机器工业开始供应各种机器，其它小规模生产的公营企业，如纺织、造纸、煤矿、硝皮、制灯、制皂、面粉等工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边区公营企业的诞生和发展，对边区工业起着倡导和示范作用，帮助和促进了边区民营工业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及矿场工会数已达10个，会员500余人。由于党和边区政府实行了正确的发展政策，奖励手工业生产，使手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边区有群众合股小规模人力开采的私营煤矿共20余处;定边、盐池两县有群众合股经营的盐矿五六处;制鞋、制袜、纺织等合作社6处，社员1000余名;铁匠坊、木匠坊、毡坊、油坊、烧木炭等小规模手工业作坊更是遍于全边区，交通运输(包括黄河水手)及城镇工人都有较快的发展。

　　这样，在边区一支以产业工人为骨干的、有广泛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成长起来，为发展边区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华的策略，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前途，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以数十万军队，进攻、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使边区的军事弄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被盖。

　　为此，党中央就采取了应急的措施，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并于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次大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是，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动员大会以后，边区军民掀起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高潮。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带头参加种菜、纺线和纺毛，为边区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会工作非常活跃。运动一开始，边区总工会就成立了生产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既管上面机关单位的生产，又管下面厂矿企业的工业和农副业生产。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分为两套人马，其中一套是专门组织农副业生产的，把所有能够参加劳动的人，都组织起来挖地、种粮、种菜、打柴、纺织、缝衣、做生意，把工农商学兵“聚之于一身”。边区总工会工作人员除了组织工人群众参加大生产外，自己也种粮、种菜、烧木炭、纺毛线，做到了全部自给，减少了政府的负担。1939年3月10日边区总工会在安塞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发动各级工会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生产，做到当年秋收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要求动员全体职工参加大生产运动，多开荒地，增加收成。边区总工会还把改善公营企业工人的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战时生产作为最重要的经常任务。各县、区工会主要是发动农村雇工和农民在一起，扎工、变工开荒，增加农副产品，并且整顿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搞了两次反共摩擦。并且在边区周围修建堡垒，加紧对边区的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更大的困难。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1940年2月×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中国工人》(创刊号)上发表了《发挥边区工人力量》的重要文章，提出：现在摆在边区工人前面的任务，是更加巩固自己的组织，加强自己的教育，保证完成边区的生产计划，克服经济的困难，增加抗战力量，来准备对敌人的反攻。1940年4月，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以全力来加强抗战动员工作，以巩固与保卫边区，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1月26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工会工作方向》、《组织工作方向》和《文教工作方向》等三个重要文件。其中主要是号召边区全体职工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在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拥护中央西北局给边区工会1941年的政治任务。要求各级工会领导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保证完全实现边区政府当年经济计划;要求各厂工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和生产技术，发起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要求农村工会要响应政府开荒60万亩的号召，动员工人开荒、改善种植法;动员工人家属与女工参加当地纺织合作事业。并且明确规定：“工会领导方面应着重于产业工会”，指出：“只依靠乡村中的工人是不把工会工作活跃起来的”要“把我们的力量依托在工厂、矿场和工人集中的地区方面来”，要求各县、区工会必须派专人加强这方面的领导。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质量，激发劳动热忱，发挥边区工人创造性，边区总工会于1941年3月颁发了《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和《奖励模范劳动者的办法》。并且成立了竞赛评判委员会，委员中有朱德、李富春、邓发、林伯渠、高自立和叶季壮等。党中央对边区总工会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边区工人群众也是极大的鼓舞。延安附近几十个工厂参加了这次生产大竞赛，而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选出274位劳动英雄，在“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奖励;朱德同志亲自给劳动英雄们颁奖。1941年4月，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由于边区厂矿企业的发展(会员总数达五万四千多人)，会上决定增设边区总工会产业部，进一步加强对边区厂矿企业群众生产工作的领导。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集结几十万军队，企图“闪击延安”。7月7日炮击关中军分区，准备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7月9日，延安举行三万民众大会，动员边区人民行动起来，为保卫边区而奋斗。会后，各工厂工会又分别组织工集会，提出了“加紧生产，准备战斗”的紧急口号。广大职工一致提议每天除10小时工作外，增加义务工一小时，星期天只休息半天。有的提出愿—个人担任三个人的工作;有的提出以十倍的效率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有的全厂职工捐出七月份全月工资，献给党中央作为保卫边区的作战基金等。

　　由于我党在各方面又作了充分准备，蒋介石亲自策划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就被迫停止了。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边区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由于广大职工群众坚持不懈的努力，带动了广大农民群众，使边区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全边区耕地约860万亩，粮食产量约110万石，到1942年，全区耕地面积扩大到1，248万亩，粮食产量增加到148万石。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又都分别增加到181万石，除消费外尚余22万石。

　　边区的公营工业、私营工业和合作社营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44年统计，公营工厂发展到97个，职工6，170人。民营工、商、交通运输等事业单位的职工，共有6，364人，全边区有产业职工12，583人。这时，边区能够炼铁、制造强酸、修造机械、生产军需品，玻璃和陶瓷等;边区的煤炭、石油已经达到全部自给，纸张和布匹达到了半自给或接近于半自给。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已完全克服，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边区军民的生活，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特别是边区工人阶级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搞起了边区的工业。这些工业虽然规模还很小，但它的作用确是很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曾经说过的：“边区的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然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重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从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边区工会为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下，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动员职工进行工业建设，发展生产，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整风运动中总结边区工运的基本经验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春，党中央在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指示中，要求根据地工会以整风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问题，研究改进工会工作。根据这个指示，同年5月5日，边区总工会召开了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布置和讨论了工会干部参加整风运动的工作问题。会后边区工会的整风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由于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边区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被统治的阶级变为执政的统治阶级。这个划时代的变革，必然引起工人运动方针和工会的性质、任务与作用的变化。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下，工会的任务与作用是什么?早在1935年11月，刘少奇同志就指出：目前工会在陕甘宁边区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二)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三)发动与引导广大工人群众来积极参加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1937年7月17日，边区党委在“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当前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在发扬工人在过去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性与工会的组织力量，而能在政治生活中经济建设中起坚强的先锋作用，并使工会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工具——以达到工会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政权之有力支柱，工人群众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公民。”在讲到发展生产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关系时说：“我们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一方面动员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在改良生产技术、增加生产中，改善工人生活。其他方面要利用政府法律保护工人既得利益。”

　　根据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要求，边区各级工会在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在组织上将原来按省和特区系统组织工会，改变为分区工会和直属县工会，把过去按行政系统建立工会改为以工人集中的地方为原则来组建工会。在工作方法和内容上也进行了改革。一切工作都以“抗日高于一切”为原则，健全工会领导机构，确立各部门的工作制度;建立与健全民主制度，经常检查各级工会的工作;积极地与外地工运组织联系，加强全国工运统战工作，共同进行抗战。特别是各级干部深入基层，面向群众，帮助群众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调动了他们参加边区各项建设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工友们有事都来找工会，有的工人说：“只要工会讲怎样就怎样，工会就是我们的家。”

　　但是，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对于如何在人民自己的政权下面开展工人运动，各级工会的干部都没有经验，都是在探索中前进。加之有些工会干部从白区和中央苏区带来一些“左”的影响，使边区工人运动也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具体表现在：工会组织摊子铺得过大;一些干部忽视了边区特殊的环境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片面的和过分的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一些私营业主负担过重，被迫停止经营，造成工人失业。在一些公营工厂(如振华总厂、光华印刷厂和延安农具厂)的个别工会干部，把新政权下的工会当作向自己工厂的行政领导进行斗争的工具，甚至发动工人怠工和罢工，致使部分工会和行政的关系紧张，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边区工会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上述错误倾向，一开始就引起了党中央和边区党委的重视。早在1939年3月中旬，边区党委就发出指示，批评边区工会工作有形式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要求边区工会认真研究解决。当时边区总工会有的干部想不通，后来还是接受了批评，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同年3月16日，在边区总工会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决定，指出：在今后工作过程中，逐步克服与纠正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缺点，并且明确地提出了目前抗战运动中，一般的中心工作是“努力生产、加紧学习”。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后，汪精卫傀儡中央袍笏登场，抗战营垒中的倒退势力，准备妥协投降的危机日益增长。在这种形势下，1939年8月15日，边区党委又发布了关于开展职工运动的决议，指出：“边区工会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去加紧进行对农村工人，城市手工业工人以及工厂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要求边区工会在这个中心任务下，去抓紧当前的每一个实际任务，去发扬边区工人阶级优良的传统，去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发动边区工人更加热烈地起来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实现最后胜利的总任务而坚持抗战到底。1940年4月，边区总工会召开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贯彻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在通过的“一般的决定”中指出，工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发扬民主、深入下层的原则下，巩固与扩大组织，加强阶级与民族教育，保护工人的利益，并以全力来加强抗战动员工作，以巩固和保卫边区。”还明确的提出：“组织、教育、保护工人的利益”，是工会工作中有机的三位一体，领导上应时刻注意三者的联系。针对当时工会工作的具体问题，会议还通过其它方面的五项决定。

　　由于日寇对各个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搞反共摩擦，实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1941年提出：要使边区由半自给的地位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地位，以供应抗战和民生的需要。边区总工会在1941年4月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大会总的决定”，提出了“组织领导工人积极参加各种经济建设，发扬工人的劳动热忱，加强工人的技术教育，提高生产效率，完成边区政府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计划，打破敌人想以经济物质的封锁来窒死边区军民的阴谋，这是边区目前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从此，边区工会工作开始走上了新的阶段。不过，整个边区工会工作方针任务的比较彻底的解决，还是在1942年5月边区总工会开始整风以后的事。这个过程，同样是边区工会变革的又一个新的开端。

　　边区总工会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把“领导工人努力生产”，作为工会“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并把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参加各种动员工作，当作是边区工运坚定不移的政治任务。但是，一部分工会干部思想不通，因为他们还坚持原来的“组织、教育、保护工人利益”三位一体的方针。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就不能贯彻执行。为了贯彻党的整风精神，办好公营工厂，1942年5月5日，边区总工会召开了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布置整风，以便发动职工群众深入检查工会工作，改进工会的领导作风。当时工厂内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即有些干部和工人对公营工厂的经济性质和劳动性质弄不清，争论不决。这个问题又恰恰是涉及到工会工作方针任务的问题。因此，会议着重就公营工厂的经济性质和公营工厂中工人的劳动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以便从根本上弄清工会工作方针任务变化的基础。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邓发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和职工会任务》的重要报告。在讨论中，大家对公营工厂劳动性质进行了分析，对职工会的方针任务也进行了讨论。最后由高长久同志作了大会总结，对公营工厂职工会提出了四项任务：(1)进行职工教育，提高文化技术与政治认识，向每一工友解释公营工厂劳动的性质及意义;(2)维持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率，爱护工厂;(3)团结全厂职工，保证工厂的生产计划完成;(4)与工厂共同协商，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这次会议是边区各级工会开展整风运动的开始，也是部分工会干部和部分职工群众纠正错误倾向的开始。会后，即组织基层工会干部对工会方针任务进行了学习讨论;组织工人学习有关文件，帮助和教育他们认清自己劳动的目的和性质;表扬了那些以新的劳动态度来对待公营工厂的劳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埋头苦干，爱厂如家的先进工人;批评了某些错误思想，处分了个别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在这次群众自我教育的运动中，边区工会干部，特别是大量农民出身的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懂得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运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认识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是把边区的群众组织起来，把边区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劳动大军，来扩大生产运动，来克服一切困难，来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它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主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混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这个报告，全面地总结了党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也总结了根据地工会工作的经验，明确了根据地工会工作的方向，从原则上解决了在革命政权下面，公营企业中党委、行政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工人运动指导思想的重要发展，为根据地工会在整风运动中改进工会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43年3月1日到4月21日，边区政府召开了直属各公营工厂会议。这是一次贯彻边区高干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指示，开创边区工业生产新局面的会议，也是边区工会工作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和中央职委许多领导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了如何加强公营工厂的管理问题，也讨论了如何加强公营工厂内党的支部和职工会的工作。在工厂的管理方面，会议强调“我们的公营工厂是抗战的革命政府的工厂”，“是革命政权物质基础的一个组织部分。”为了供给战时的军需民用，发展边区经济，必须实行“工厂管理一元化”。即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内部一切，凡有关生产上的一切问题，他均有最后决定之权。“工厂内党的支部与工会工作，也必须以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的唯一的内容。一切党内的、工会内的教育与活动，只有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与劳动纪律有帮助时，才有意义，一切违反这个方针的教育与活动，都是有害的，应该停止的。”工厂管理的一元化决定了工厂内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会议决定：公营工厂党支部及职工会的基本方针与基本任务，应当是“同工厂行政取得一致合作来完成生产任务”，为“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而努力。工厂会议以后，在邓发同志带领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干部深入工厂第一线，认真贯彻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工会工作方针，检查会员的生产情况和劳动纪律，组织职工讨论生产计划;向行政、党支部反映工人的生产情况和意见。在职工教育上克服了过去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走上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在群众生活工作中，工会发动职工组织经济互助，民主管理伙食，开展储蓄活动，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1944年5月，边区政府和边区总工会召开了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在会上全面检查了公营工厂会议以来的工作，肯定了一年来所获得的成绩，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和已有的基础，确定了三年以内为达到边区工业全面自给和捉高质量的工业建设的任务和方向。这次大会，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会工作，肯定了工厂会议以来工会工作的成绩，同时对工厂工会在贯彻工会方针任务的方式方法上，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大会要求公营工厂的工会，应在一元化领导之下建立自己本身独立的群众工作。一方面不要在一元化之下把职工会本身独立工作取消了，不要一切用行政命令代替了职工会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职工会不要同工厂行政对立，或把责任都推到厂长一个人身上。职工会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厂长的领导，从下而上的去把一个工厂的生产搞好。这样，使得工厂工会和行政上的关系更加明确，工会和行政的步调更趋一致。但是，在工会执行这个新的方针和工厂实行领导一元化后，对工会怎样保持群众组织的特点;怎样在新形势下建立与自己的组织特点相适应的独立工作体系等等。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研究，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例如：公营工厂职工会的活动与工厂行政工作往往分不清，不是工厂行政包办一切，就是工会在事务方面代替了行政。有一些工厂，工会变成了工厂的附庸，甚至厂长把工会主任当通讯员用，挫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也无形中助长了行政上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终归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会工作整个是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工会的方针任务基本上是随着党的工作中心和边区的环境实际变化而转移的，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工会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干部不能迅速摆脱旧有的“左”的影响，认识上出现一定距离，这仅仅是抗战时期整个边区工会工作中的交流。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正常过程，并不影响边区工会所制定和执行其方针任务的基本正确性。在整风运动中总结边区工会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以后边区的工会工作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在整风运动以后，尽管由于边区精兵简政，精减了大批干部去充实基层，加强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力量，边区各级工会组织的领导工作有所削弱，而基层工会工作仍然开展得很活跃。从边区总工会第六次执委扩大会(1946年8月召开)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基层工会组织整风以后，工作都有了新的转变。各工厂广泛深入地开展赵占魁运动，充分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在生产战线上涌现了不少的英雄模范人物;各厂矿企业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人生活也得到适当的改善。

　　边区工人运动的新方向——赵占魁运动

　　1942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这是一个在新政权下“教育工人、推动生产”的新劳动者运动。它是中国工运史上一个重要创举，在根据地建设中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39年—1941年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会就开展了生产竞赛，奖励劳模，激发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在生产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那时的竞赛是突击性的，竞赛过后往往有一段时间，工人情绪低落，劳动纪律松懈，生产效率下降。特别是1942年5月以后，某些公营工厂中由于个别工会干部闹经济主义，造成工人思想混乱，影响了生产。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延安农具厂工人赵占魁和那些只图高额工资，要求优厚待遇而不安心工作、不努力生产的懒汉是完全不相同的;和那些只顾眼前私利、只顾个人需要、甚至与工厂对立，采取怠工行为、破坏生产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的确是新劳动者的典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决定树立赵占魁为边区工人的旗帜。1942年9月11日，《界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同年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全边区工人开展新劳动者运动，即赵占魁运动。

　　运动初期，由于有些工厂重视不够，使运动进展缓慢。其中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工作方法问题。1942年12月中职委和边区总工会检查了这段工作，下决心把这个运动普遍、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首先，抓住赵占魁这面旗帜广泛地宣传。运动刚开始不久，有些工人说：“赵占魁有什么了不起呢?走红运罢了。”赵占魁同志是在我们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劳动英雄，是边区工人阶级翻身解放和政治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解放日报》就整版地介绍赵占魁的事迹。赵占魁在旧社会受了半辈子苦，1938年7月，他42岁的时候，才辗转到延安，进入抗大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他开始认识到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懂得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工厂中，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积极苦干。报纸重点介绍了他以厂为家，艰苦奋斗和爱护工厂的财产，关心群众的利益;他任劳任怨，急公好义、认真负责、大公无私;他在工作上不怕艰苦劳累，始终站在最前面，而且又做的最好;他从不夸耀自己、不贪功，每遇论劫行赏的事，他总是让开，认为那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他把为革命多做工作，看成是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与人民需要而增加生产，看作是应尽的义务。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专心一意克己奉公。他团结同志，乐于助人，把自己的钱借给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技术无私的传授给学徒。他当了劳动模范和参议员以后，在执行各种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更是证实了他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总之，报纸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赵占魁一贯以新的劳动者姿态，站在建议边区的前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模范事迹，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这样赵占魁式的人物。

　　其次，制定模范工人的标准，使工人学习有榜样，奋斗有目标。1942年12月22日，高长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对于今后各工厂应该怎样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还为每个职工参加赵占魁运动制订了奋斗的目标：(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爱惜工具、节省材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要求各工厂工会根据上面的模范工人标准，认真组织会员检查自己的劳动态度;希望大家以工人阶级的顽强性来深入开展这个运动。

　　第三，指出开展运动的方向和方法。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说：“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并指出“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1943年11月和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两次英雄模范大会，毛泽东同志都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组织起来”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号召，指出了英雄模范人物的三个作用(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1943年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讲了今后开展赵占魁运动应注意的问题外，同日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边区发展赵占魁运动的可能条件，与今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方向和方法。同年三四月间，边区政府召开直属公营工厂厂长联席会议，邓发同志又在会上发表了对公营工厂党与职工会今后工作的意见;会后，各厂都分别检查工作，深入开展赵占魁运动。

　　同年5月7日，邓发同志又根据运动进展的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文章。他还亲自找中央印刷厂和农具工厂的党政和工会干部谈话，交换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意见，并具体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工作，帮助积极分子订个人计划。从此边区各工厂的赵占魁运动，日益向着更深入、更广泛，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变成了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运动，变成了克服少数工人中存在经济主义，不安心工作的政治运动，变成了一个在提高工人政治觉悟前提下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前所未有的生产竞赛高潮。它不仅掀起了全边区公营工厂的生产热潮，而且私营炭窑与作坊也热烈响应;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将赵占魁运动作为新的劳动者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了。如晋冀鲁豫有甄荣典、晋绥有张秋风等劳动英雄运动。他们就象赵占魁那样，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赵占魁运动在边区普遍开展起来以后，大大推进了边区自给工业的建设，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加了产量，节省了成本。同时改进了工厂企业领导作风，改变了职工们的劳动态度，许多工人对于自己的工厂有了正确认识，树立起工人阶级主人翁责任感，不安心工作的安心了，对工具、原料和一切革命财产爱惜了，对劳动纪律能自觉遵守了，对损坏工具、浪费原料不再熟视无睹了。各个工厂都涌现了一大批以新的态度对待新劳动的先进典型，不少处于落后状态的工人，也有显著的进步。各个工厂、矿场产量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1944年5月，在边区工厂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争取今后两年内达到主要工业必需品的全面自给”的奋斗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会上提出了提高公营企业赵占魁运动的水平，并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劳动英雄运动。明确地提出：过去赵占魁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新的劳动态度，培养新型工人的品质，而且已获得显著成绩。今后，为了适应边区工业的向前发展，赵运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提高一步，应该是劳动品质与劳动技术并重，德才的统一。从此，以群众性的英雄的形式出现，又把赵占魁运动引向新的阶段。在所有的工厂作坊都创造出自己的劳动英雄，作为运动的旗帜，相互学习的榜样。如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在工厂管理人员中开展袁广发运动，在技师中开展沈鸿运动，在工人中开展赵占魁运动，并且又把这三个运动结合起来，向模范单位目标努力。1944年5月18日，邓发同志在《边区工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劳动英雄要做火车头”的号召。他强调说：“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劳动英雄再提高一步，使之成为坚持运动的有力骨干。首先要注意使他们的先锋不要脱离群众，劳动英雄要做火车头，后面就一定要有一大串车厢。”

　　到1944年5月，边区已经有了一些善于管理工厂的干部和二三百个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如难民工厂劳动英雄袁广发;兵工厂劳动英雄孙云龙、范明谦;工艺实习厂劳动英雄黄海霖、王河海;中央印刷厂的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和青工劳动英雄曹国兴等。并涌现了一批学习赵占魁的模范工厂，如中央印刷厂、新华化学厂、难民纺织厂等。1944年5月召开了边区工厂代表大会。这次会上，发表了宣言，号召边区全体职工学习所有的劳动英雄，展开革命竞赛，把赵占魁运动提高一步，创造模范部门，模范工厂和培养无数的赵占魁式的英雄。

　　在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与鼓励下，赵占魁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边区的工人群众以加紧生产，英勇参战的实际行动和劳作精神，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它也成为边区和各根据地公营企业中长期开展群众生产运动的一个确定的形式，为工会领导群众生产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办法，使根据地的工会工作和企业管理跨出了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这个运动不仅在抗战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仍然有很大的影响。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边区总工会和各个解放区工会，热烈拥护党的“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伟大决策，迅速地动员边区和各个解放区全体职工紧急行动起来，“积极生产，武装自卫，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的完全胜利”。1947年3月，蒋胡匪军进犯边区以后，边区生产工作大多受阻，赵占魁运动被迫停止开展。但是，许多劳模在战争中，仍然发挥他们的“三大作用”，都能够很好地适应战争局势的发展，展开他们的工作。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准备反攻力量，1947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解放区工人开展新英雄主义的竞赛，为加强解放区各方面的力量而立功。边区总工会和各个解放区工会又动员全体职工群众热烈地开展增产立功运动。这个运动是在赵占魁运动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是在新形势下新劳动者运动的新发展。比如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是这个运动的目的;它不仅要求在生产的数量、质量和成本等各方面都有提高，而且要求在企业的经营管理、领导方法、干群关系和职工思想、职工生活等方面都要求改进和提高。在思想发动方面，它采取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在提高运动的标准方面，它采取发动职工自觉地订计划;在运动开始以后，它有意识的去组织群众互相挑战，互教互学，避免采用拼体力和搞突击性的生产。在运动中，各级领导特别注意职工的身体健康。帮助职工在思想上、技术上和生产组织上求得逐步改进，以达到既不延长劳动时间又能提高生产的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增产立功运动是在赵占魁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它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历次开展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运动等，还是强调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的三大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边区工人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

　　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全面地反攻阶段。苏联红军把战场推进到苏联国境以外;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反攻也步步逼近日本的国土。侵略中国的日军处境十分困难，但仍要垂死挣扎。当日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从华北到华南的敌后根据地全面出击。先后对日、伪进行大小战斗两万多次，毙伤敌人二十二万余人，俘敌六万余人，收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千二百多万人。这就把敌人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完全孤立和割断，置敌于我战略包围之中。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1944年5月1日至24日，边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检阅边区职工战斗力量和自给工业，确定了为达到边区工业全面自给和提高质量的工业建设的任务和方向，讨论了关于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原则;关于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工厂企业化等等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问题。会后发表大会宣言，号召全体职工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号召，充分发挥边区工人的力量，完成两年内工业品完全自给和改善质量的任务，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6月间，全边区各工厂开展了以改进质量，提高产量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竞赛。《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工业生产大竞赛》的社论，对这次竞赛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次由12，000职工参加的竞赛，是完成工业品自给的关键，1944年12月22日至次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共有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大会。朱德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举世称道。对于这一奇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决定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他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过去起了带头、骨头和桥梁作用，鼓励他们今后要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提出了边区和整个解放区在两三年内要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任务。全边区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贯彻和实施了边区制定的各项方针，从而，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对敌进行大反攻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

　　边区总工会在积极组织工人群众，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努力增加生产，准备反攻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又利用日、伪军处境困难的有利形势，再次致力于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活动。

　　早在1938年，边区总工会就发表了“二七”十五周年纪念的宣言，呼吁“中国工人组织统一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斗”。但是，国民党拒绝这种合理的要求。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知，借口“未经合法登记”，强令解散“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3月5日，在朱学范的倡议下，中国劳动协会等团体在武汉发起建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边区总工会筹备会立即电贺该会筹备会的成立，表示“期望全国工运统一，集中力量，一致御侮。”并派刘群仙、廖似光到武汉参加筹备工作。由于国民党统治当局阻挠和破坏，迫使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于同年5月2日宣布解散，抗战初期统一全国工运的尝试宣告流产。但是，边区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了促进全国工人运动统一的斗争。

　　1945年2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为独立与民主而战》的社论，提出了准备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2月10日，边区总工会做出了发起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决定，并致电各解放区职工会，邀请代表来延安，商讨与筹备联合会成立事宜。同时发动边区各工会组织，讨论同年《解放日报》“二七”社论及本决定，提出意见。

　　不久，晋察冀、晋绥、晋冀豫边区和山东总工会都先后复电，表示：我们完全拥护《解放日报》纪念“二七”社论的精神，以及边区总工会关于发起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决定。并推选代表前来延安参加筹备。

　　5月22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会在延安正式成立。会上一致推选邓发、崔田夫、朱宝庭、李颉伯、赵国强、王志远、李砥平、张修竹、康永和等九人为常务委员，邓发为主任、崔田夫为副主任，李颉伯为秘书长。

　　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敌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第二天，解放区对敌展开了全面进攻。延安各兵工厂工人们大为振奋，继续努力生产，为支援前线日夜修制武器。边区的新中国工厂等厂矿职工，为支援前线胜利反攻，开展生产突击，工作时间由每天十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并修改了奖励条件，以适合突击运动的开展，以提前完成任务，支援前方，保卫边区。

　　8月15日以后，边区大部分工人和工会干部随解放区军队向沦陷区大进军、去开辟新的解放区，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边区总工会的肖彩峰、章萍、张力克和郗占元同志相继调往新解放区和边区兵工厂工作。

　　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共一百零五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当然也有国内外其它各种原因)，才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胜利结束，其余的都是以我国丧权辱国而告终。中国抗战的胜利，是我国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极大地锻炼了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也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和边区的职工队伍。

　　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工人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就是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独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政策。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1945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及时的分析了战后的国内形势。针对美蒋反动派正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反革命策略，他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这个方针基本点是“争取和，准备打”，不管是“和”还是“打”，都应当自力更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敢于和善于同美蒋反动派作斗争，从此，边区工人阶级和各个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个时期边区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动员边区工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组织自卫武装力量，准备痛击国民党挑起新的内战。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1945年9月13日，邓发同志在重庆中国劳协招待会上，指出“今后我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方向，即为创建和平、进步、繁荣、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

　　9月×日，邓发同志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发言，代表解放区工会宣布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八项主张。同时，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也制定了纲领，要求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工会，扩大与巩固解放区职工组织，促进全国职工运动的团结与统一，共同争取国内和平，力促民主联合政府的实现;动员解放区职工积极参加恢复和扩大解放区工业建设;提高解放区职工劳动热忱，组织劳动竞赛，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发展职工政治、技术、文化教育等。

　　1946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社论，又明确地提出现阶段解放区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用最大的努力来恢复与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以实现保卫解放区和争取全国和平与民主的伟大任务。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边区总工会热烈拥护我们党的“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伟大决策，迅速地动员边区全体职工紧急行动起来，“积极生产，武装自卫，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的完全胜利”。8月16日，边区总工会召开了第六届执委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1944年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以来边区工会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检讨了缺点;通过了边区工会今后的工作方案，要求各级工会进一步团结与动员全边区职工配合自卫战争，发展边区工业，保卫边区。为了贯彻执行以上任务，会上决定：边区总工会必须经常直接领导边区各公营工厂的工作;了解各级工会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协助生产主管机关进行动员与调整生产中各项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准备反攻力量。1947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社沦，号召解放区工人开展新英雄主义的竞赛，为加强解放区各方面的力量而立功。边区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热烈地开展增产立功运动。

　　由于边区的大批干部和工人中的骨干力量，在“八一五”前派往各个新的解放区工作，各级工会组织面临着重新调整组织的任务。边区总工会要求各个工厂以及各业工人较集中的地方，按需要与自愿组织工会，并依照不同的行业和地区，分别组织工会小组或分会。在新的斗争形式下，边区总工会派出干部加强基层，使组织机构更加精干，任务更加具体，党、政、工的关系更加紧密。9月间，边区又召开了各工厂联席会议，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查和讨论。采取了一些适应战争环境的措施。如党政工领导机关合一办公，在人员、经济和器材上统筹调用。当国民党匪军胡宗南部向延安进攻时，各厂得到上级撤出延安的命令，在十天内就把机器，物资，全部坚壁和转移。等到敌人进占延安时，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

　　从延安城附近撤出来的职工们，一手拿工具，一手拿枪，坚持开展战时生产和武装斗争活动。如兵工们撤出延安，一部分人组成修械队，将笨重的机器改成轻机床，用人背和马驮随军活动，一有空就修抢，复装子弹、制造地雷和手榴弹;年轻力壮的职工就组成工人游击队。当时转战陕北，有正式番号的工人游击队，就有四纵队独立二支队，支队长吴生秀、政委白士俊、参谋雷思俊。下辖三个大队。第十一大队队长刘子谋、政委章信白、参谋许磨，下辖五个中队，共543人，有机枪9挺、步枪147支、手榴弹420枚。第十三大队队长李颉伯、副队长武肃、参谋长陈希文。下辖8个中队，共432人，配备有小炮8门、步枪228支、机枪4挺、手榴弹954枚。子横游击大队队长刘思俊、副队长袁广发、政指刘邦彦，郝耀亭。下辖5个中队，共279人;配备有机枪10挺、步枪200支、小炮5门、手榴弹414枚。他们的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护送物资、修理枪支、生产弹药(包括地雷、手榴弹)，供应军需给养、转移家属等。同时，也配合解放军对胡匪展开游击战。他们经常在敌人据点周围活动，扰乱和监视敌人;阻击敌人的出动;掩护老乡收割麦子，把敌人困在城中，人无菜吃，马无草料。

　　西北战场，蒋、胡匪倾剿出犯，兵力达四十三个旅，约二十三万多人，我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独立第十三大队(全是兵工)在敌人占领延安后，便撤出安塞，到五十里外的唐家河、杨桥川一带继续生产。二中队生产手榴弹，三中队修理步枪和机关枪。一中队负责警戒和偷袭敌人，或护送转运物资到安全地带。为了完成任务，他们经常和敌人打遭遇战。但他们对地理情况熟悉，每次都机动灵活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并且安全地转移。有一次，敌军一个营的兵力，距二中队和三中队生产场地仅二十里远。为了保护物资不受损失，工人游击队，配合地方兵团包围打击敌人，将敌一部分消灭，另一部分逃窜，而我工人游击队没有一人伤亡。独立第十一大队全是轻工业系统的工人。他们的一个中队(被服厂工人)，从1947年 3月到9月，袭击敌人二十多次，俘敌三十多名，缴获步枪十七支，冲锋枪一支，轻机枪三挺，子弹二千多发，毛驴六匹，面粉五百余斤，自己无一伤亡。子横游击大队曾配合正规部队打波罗镇，歼灭敌人二个营以上，使敌人不敢出横山城增援。麦子熟了，在瓦窑堡城内的敌人打了几百把镰刀，准备到城外的农村抢割麦子。但在子横游击大队多次的袭击下，把敌人打回城去，再也不敢出来了，保护了城外农民的麦子。

　　黄河水手工人及其游击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1936年，他们在红军东征、西征中，曾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次自卫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日夜摆渡部队，搬渡枪炮弹药、转送伤病员到后方，押送敌人被俘的官兵，搬运各种战时物资等。在摆渡过程中，有不少人被胡匪打死打伤，也有一些船只被打翻的，但他们毫不畏惧，勇敢的坚持搬渡岗位。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人民战争，消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共一百一十二万多人，敌人成了强弩之末。为了抓住这个有力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我军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8月12日，边区总工会派人到黄河沿岸组织黄河水手工人，把后方机关、学校和伤员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转移到河东去。从佳县大会坪至延川县延水关的七百多华里内，七百多名水手工人，不分昼夜地抢时间转运人员和物资。当最后一船正在装好待发时，敌人赶到就疯狂地打枪开炮，水手工人冒着弹雨划船，把全部人员和物资运到东岸。但水手工人张候本、王区回光荣牺牲了。为此，毛泽东同志亲自会见了桃花渡的水手工人，并且同他们照像留念。

　　工人游击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号召下，都强烈的要求参加战斗。但是，边区政府和解放军司令部很少给予任务，要求他们保护技术工人，继续开展战时生产活动，保证前线的需要。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在说服干部不要组织技术工人参加大的战斗时指出：“技术工人是我们的宝贝，你们把人拼光了，将来接收大城市，建设新中国怎么办?”

　　从1947年3月到8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边区人民的支援下，经过五个月的连续作战，歼敌两万五千多人，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减弱。8月20日，我军又于沙家店歼敌六千余，使西北战场也由内线防御转入向外线反攻。8月23日，我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不得不从陕北抽调主力南下应急，在陕北战场只好采取防御的态势。1948年以后，我主力兵团挥军南下，直捣关中。1948年4月西府战役打响了，陇海铁路已经为我军所控制，宝鸡已处于我军包围之中。此时，延安守敌弃城南逃。4月21日，延安宣告光复。8月，西北局决定恢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并指定马汉三，杜延庆，荐举干部，重搭班子，筹备西北总工会，以配合西北野战部队对敌进行最后的大决战。

　　1949年5月1日，由边区总工会发起，邀请晋东南总工会，晋西北总工会，兵工部总工会，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工会代表会议，成立了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会上选出贾拓夫等29人为委员。5月5日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贾拓夫等11人为常委，贾拓夫为主任，杜延庆为第一副主任，吴子渝为第二副主任。至此，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3年解放战争中不论在战争的准备阶段、防御和进攻阶段，边区全体职工同边区人民一道，在增加生产，参军参战，运输物资，缝衣制鞋，拥军优属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如西北军政委会在致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贺电中所说：“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英勇奋斗，艰苦卓绝，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西北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十分伟大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总工会筹委会于六月中旬从延安迁至西安。边区大批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随军挺进西南和西北，去接收大城市，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从1935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边区各级工会组织，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十年多的摸索，创造了在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的作用。为了创造这些经验，有多少工运干部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有些同志献出了生命。

　　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这些经验，目的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继承发扬革命传统，更好地完成工人阶级面临的新的伟大历史任务。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当时情况了解很少，收集资料也不全。这篇概述的历史事实，我们的分析判断，差错很难避免，恳请当年战斗在边区工运战线上的领导同志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把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史弄清楚，搞准确。(王建楼执笔)

责任编辑：周琳 最后更新：2024-08-21 1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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